田小野：桔子爸爸（闻捷）及其他

李筱薇

（一）

　　小学的时候，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

　　那时在大女孩的指导下，我刻苦练过一个独舞——《天鹅之死》，每天放
学后，下腰、压腿，钩脚尖，反复琢磨、推敲每一个动作，也常会招来周围其
他小伙伴的观望和模仿。一直到小学毕业，每逢班级联欢会或是大家聚在一起
相互献艺，都会有人说：“小野，跳个《天鹅之死》！”我即刻就会翩翩起舞
，陶醉在浪漫的旋律中。

　　那时候我最好的朋友叫桔子，她是诗人闻捷的女儿。我们既在和平里住同
一栋楼又是同班同学。记得她从兰州搬来并转到我们班后，第一次邀请我去她
家，她给我唱歌，并跳了几个舞蹈，很简陋，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
儿跑……我终于没有耐心了，打断了她：

　　“你会跳〈天鹅之死〉吗？”

　　“不会。”她脸一红，就势坐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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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桔子脾气极好，回想我小学时代的许多朋友，唯一没吵过架的，也就是她
了。

　　以后我就每天都去她家做功课，她秀丽的母亲过来时，只是温柔地看我们
一眼，从不多说什么；而她豪爽的父亲过来时，就要把我上下打量一番，然后
从爸爸妈妈问到老师同学，没完没了。

　　有一年暑假，妈妈下班从文联大楼带回家一位年轻的女士。女士从上海来
北京写批判文章，因原以为这批从全国调来写作的都是男士，公家没有做好准
备，热情的妈妈就把她带回我家暂住几天。妈妈说，这是戴厚英阿姨。

　　戴厚英一见面就亲热的拉着我的手，她戴着一副深框眼睛，牙齿向外凸，
长得虽然不漂亮，但文雅而有朝气，她说：“不要叫阿姨，叫我大姐姐好了，
我刚刚大学毕业。”她又问我是不是自己洗手绢、洗袜子？会唱什么歌？我临
走时她一再说：“你到我这里来玩啊！你到我这里来玩啊！”

　　第二天我就带了两个小伙伴去戴厚英住的房间找她玩，一进屋我就对戴厚
英说：“我会跳《天鹅之死》。”没想到她板着面孔冷冷地说：“以后你们不
要进到我的房间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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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进就不进！有什么了不起！不过这一前一后，一热一冷，特别是出尔反
尔，很伤了我的自尊心。我决定专挑戴厚英在家的时间，带人在属于我的那间
屋里折腾。那天来了八九个小伙伴，我们捉迷藏，演双簧，朗诵李尔王的独白
，唱《夜半歌声》，压轴戏自然是我的芭蕾舞《天鹅之死》。

　　戴厚英敲门进来，一脸的惊诧。

　　“你们干什么呢？”

　　“跳《天鹅之死》呗！”

　　“天鹅之死？”

　　她不再说什么就出去了。

　　妈妈下班回来对我大发雷霆，严令在戴厚英住宿期间不许带人进家，不许
在屋里唱歌跳舞，不许高声讲话。我从此牢牢记住了这个普通女人的名字，直
到她后来成为一个不普通的女人。

　　小学毕业前，桔子举家迁往上海，我们通信保持友谊。我至今还能准确记
得她家的地址：上海南京西路５８７号２０４室。小学升中学，我写信告诉她
我考上了女一中，她写信告诉我她考上了育才中学，并在信附了照片，桔子的
样子大变，她咧嘴笑着，只有这笑容是桔子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串联的第一站我到了上海。上海是我的出生地，走在
上海街头，我怎样也无法将朦胧记忆中和童年照片上的那个温馨的摇篮与眼前
这个城市重叠起来，心里充满迷失和怅惘。

　　徘徊了一个星期后，我决定去找桔子。

　　这是一座相当豪华气派的旧式大洋楼，里面是宽大的厅式走廊。我敲开了
２０４室的门，站在我面前的是诗人闻捷，桔子的爸爸。虽然时过境迁，但在
当年的孩子眼中，大人又能有多少变化呢！看到他一点也不认识我的样子，我
只好装作也不认识他。

　　四目相持。

　　“你找谁？”

　　“我找桔子。”

　　“桔子去外地串联了，不在家。”

　　我转身就走，忽听背后一声：

　　“你回来！”

　　我不情愿地停转过身。

　　“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田小野。”

　　“小野？小黑丫头？你变漂亮了！你长高了！我都认不出你了？你也不认
识我了吗？刚才为什么不叫我？”

　　闻捷几乎是冲过来，高大又热情，拍着我的头，把我拉进了他的家。还是
小时候的那个桔子爸爸！

　　“没吃饭吧？我马上给你煮面条。”

　　他把我领进一间大屋子，三张单人床靠墙摆了一圈，我想这是桔子三姐妹
的卧室。打蜡的地板能照得见人，屋里端坐着一个小姑娘。

　　“小妹在家。你认识小妹吗？”

　　我们相互看了一眼。

　　桔子爸爸转身去厨房了。这时候他家里恰好还有一个客人，是个瘦高秃顶
的男人，那人进来看一下就走开了，满脸的阴云。

　　面条很快就端上来了。

　　“怎么样？”

　　“很好吃。”

　　桔子爸爸接连问几个了似乎不等回答的问题：

　　北京怎么样？李季怎么样？你爸爸怎么样？……

　　看我只顾吃面条，他转身对小妹说：

　　“小妹你陪小野，我们那边还有事。”

　　小妹友好而无言的坐在床边，她离开北京到上海时还不到５岁，我印象中
的小妹，不过是个会睁眼闭眼的洋娃娃，平日寄宿在幼儿园，所以我们不熟识
。

　　“小妹，你还记得我吗？”

　　她摇摇头又点点头。

　　“你还会说北京话吗？”

　　她摇摇头。语言不通，这个上海小丫头！

　　隔壁房间断断续续传过来紧张亢奋的嘀咕声，瞬间将我从遥远的过去拉回
到眼下这个混乱的世界中，在动荡的波涛之上，我们各自的家庭之舟，随时都
可能翻沉，想着自己的心思，我们默默无言相对。

　　不久我终于在北京见到桔子。

　　那天我正午睡得迷迷糊糊，有人推门进来，一个高高的女孩，眼睛又大又
圆，皮肤白里透红娃娃头，厚厚的刘海儿。

　　“都不认识我了？！”她喃喃地说着，脸上绽开羞涩的笑容。

　　“都不认识我了？！”她不断重复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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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桔子！”我从床上蹦起来，这笑容我太熟悉了！

　　后来我们一起去找了住同楼的李甜甜，这年是１９６７年，此后我与桔子
一别三十年至今不曾见面。

　　（二）

　　戴厚英的《人啊！人！》我硬着头皮也没能把它读下来，可她的《诗人之
死》却让我泪流满面，彻夜难眠，因为它太贴近我所熟悉的现实生活了。

　　桔子！桔子！

　　先是桔子妈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自杀身亡。

　　后来，也是在文革中，作为审查对象的桔子爸爸与他的专案组长戴厚英恋
爱，未获准结婚，自杀身亡。

　　父母双亡！

　　我因为小时候对戴厚英的怨怼，因为对桔子爸爸妈妈的美好印象，从感情
上，不愿意将闻捷与戴厚英联结起来，从道理上，不明白桔子爸爸何以付出如
此沉重的生命的代价。

　　《诗人之死》使我靠近了戴厚英，我为那真挚的、压抑的、铭心刻骨的爱
情所震撼，为那坦诚的灵魂剖白所感动。

　　桔子爸爸的遗书是一首李商隐的《夜雨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巴山夜雨时

　　这首诗，历来的诗论家都认为是以哀景写乐情，以乐景写哀情的典范，但
是今天，当我面对诗人之死，绝无心去顾念它更增一倍哀乐的艺术境界，唯一
的问题是：诗人在视死如归的最后时刻，是否熄灭掉心中的“西窗烛”——这
暗淡生命尽头的微弱的爱情之光？

　　多年来，我一直把这首诗当作是桔子爸爸的绝笔，并由此进一步认定：爱
情的烛光，在茫茫的夜海中，是决定诗人生命之舟触礁翻沉或是脱险遇救的最
后的航标灯。

　　我从小敬佩桔子爸爸的为人和为文，然而他之所以让我对他怀有终生的崇
敬，又不完全在于他的为人和为文，而在于他是一位敢于自杀的诗人。

　　生命的意义何在？诗人用自杀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他是真诚的：他不欺
骗别人，更不欺骗自己！

　　在人的世界变成了蹂躏同胞的地狱时，诗人被政治放逐，被社会放逐，被
历史放逐！放逐，令诗人忧心愁瘁，思无所依。但诗人毕竟是诗人，他竟在没
有意义的世界里找到了意义——爱情！审查对象闻捷竟然爱上了审查他的专案
组长戴厚英！这真是诗人才会有的超级浪漫！这时刻，爱情成了他的信念，成
了他整个生命的唯一根基。一旦再意识到这爱情的不牢靠和虚假，一旦最后被
爱情所放逐！生命必然投向绝望的深渊！

　　桔子爸爸死了！诗人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关于诗人之死，请听戴厚英颤抖的灵魂独白：“要是我早就变成今天这个
样子，他就不会死了，在风狂雨暴的时候，两只小船紧紧系在一起，就不会翻
沉，可是我先松了手……这是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

　　桔子爸爸死了！诗人死了！他死于屈原式的怀疑精神！他死于怀疑导致的
绝望！他最终死于爱情烛光的熄灭！

　　戴厚英在复杂的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中是个同样复杂的人物。她从大学时代
起就是上海海高校有名的反右积极分子；在六十年代批判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
级文学的人道主义时，她一马当先，享有“小钢炮”的盛名；文革中，戴厚英
成为令人瞩目造反派小头目。然而在诗人死后，戴厚英变了！人们看到她在反
思！她在忏悔！她在流泪！

　　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戴厚英这门无产阶级“小钢炮”，从对人道主义口诛笔伐，转变为高张人
道主义的旗帜，转变为新时期敢怒敢言、忧国忧民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更难能可贵的是，戴厚英在这一重大转变过程中，并没有对自己的过去遮
遮掩掩，涂脂抹粉，而是沉痛的自责。这正是她的最辉煌处，是她生命最亮的
闪光处。因为在我们这块热土上，每当灾难过后，到处可见控诉的野草疯长，
却少见忏悔的黑玫瑰开放。

　　死亡的悲剧有两种：一种是主动选择死亡，如闻捷之死；另一种是为歹人
所害，不容选择的被动死亡，戴厚英之死就是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噩耗！

　　说来真是不可思议，在得到戴厚英在她的上海住所遇害的消息的前几天，
我７３岁的母亲在北京和平里的住所梦见了戴厚英，当时家人只是奇怪她为什
么会突然梦见几十年都不曾想起的人物，并不在意。接着噩耗传来，且时间如
附契之合，于是有人说：那一定是戴厚英不死的灵魂旧地重游……

　　我也早就不再跳《天鹅之死》了。那时候，只道“天鹅”的死是假装的，
刹那间会还回来一个鲜活乱蹦的我，今天才懂得，这死！是真的！

　　美丽的天鹅真的死了！

　　让我们每一个幸存者，在天鹅所蒙受的苦难面前，低下头颅吧！

　　（原载《华人文化世界》１９９７年第５期）
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2/swan_death.htm

李筱薇

　   1996年7月25日，上海。

　　晚上7时15分许，戴厚泉夫妇逛完大街后高兴地满载而归，然而门久敲不开，他们便来到前楼的复旦大学教授吴中杰家取钥匙。戴厚泉夫妇从吴家取来钥匙，打开门一看，立时惊呆了，只见姐姐戴厚英倒在血泊中。夫妻俩顿时慌了手脚，戴厚泉惊慌失措地跑到吴教授家告急：“吴老师，不好了，我二姐被杀害了!”

　　吴教授听罢大吃一惊，立即让妻子拨打110报警，自己则匆匆赶至戴家，他第一个念头就是搭戴厚英的脉搏，看是否还有救，然而，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的心脏已经永远停止了跳动。

　　著名女作家寓中被害震惊全国

　　忙乱中，门外有人提醒道：“快出来，保护好现场。”房内的人都退至邻居家等候刑警，吴教授蓦地想起小戴惠，急切地问戴厚泉：“你的女儿呢？”他哭着道：“也在里面啊。”吴教授焦急万分地说：“那还不赶快进去啊，看还有救否？”老实巴交的戴厚泉无奈地说：“现在不让进去啊!”吴教授对他说：“那你快去叫公安局的人进去看看啊！”

　　一个才华横溢、正直善良的女作家的生命就这样被轻易地毁灭了，令人扼腕叹息。

　　戴厚英遇害的消息，立刻见诸全国各家报纸，震惊了社会各界人士，甚至连美、英、法等诸多国家的新闻机构也争相报道了这起凶案。

　　戴厚英出生于江淮大地一个叫颍上县南照镇的戴氏家庭，她排行老二。因家境贫寒生存都成了问题，读书更成了奢望，然而，戴厚英有幸读了几年私塾，便考上了临泉一中，她刻苦好读。加上天资聪颖，学习成绩名列前茅。1956年，这个戴氏家族中第一个读书人幸运地考上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后，她幸运地分配在上海文学研究所，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戴厚英与中学时代的同学结了婚，丈夫在芜湖工作，生有一女。戴厚英视爱情神圣如生命，当她偶然发现分居的丈夫对爱情不贞时，断然决定离开他，倔犟地带着4岁的女儿过起了孤儿寡母的艰难日子。

　　婚姻的失败，使她一度消沉失落，但性格倔犟的她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事业中，很快走出了失落的阴影。她连续发表的几篇见解独到、文笔犀利的文艺评论，在上海文坛初露头角，成为当年上海“四大青年文艺评论家”之一。

　　“文革”伊始，血气方刚的戴厚英参加了偏激狂热的“造反派”，成了大批判中闻名的“小钢炮”，甚至当了上海作协“造反派”的小头头。上海作协诗人闻捷的妻子杜梅芳受迫害自杀，戴厚英受上峰委派，前往关押闻捷的管教所，向他通知了其妻子“自绝于人民”的死讯，闻捷听罢，悲怆至极。闻捷失去亲人后的坚强表现给戴厚英带来了灵魂深处的震动，她对“革命”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1969年，刚解放的闻捷和戴厚英都下放至郊区奉贤县“文化系统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在人心叵测、充满陷阱的环境中，已47岁的闻捷还是像孩子那么天真单纯，依然保持诗人的坦诚和率真，对谁都信任，与他朝夕相处的戴厚英被他的才情和童真所吸引，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与诗人坠入情网。此时，戴厚英才32岁，比闻捷小15岁。

　　当时主管文艺的市委书记徐景贤得知此事后，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典型，明确表态这是资产阶级拉拢腐蚀革命小将，必须彻底批判，并要求戴厚英站稳阶级立场，积极革命的戴厚英这次却一反常态的反叛和执迷不悟。单纯而又执著的闻捷面对一次次挂牌批判的困境，悲愤郁闷，他为自己的爱情受挫悲痛万分，他在悲愤中毅然选择了自尽，保持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尊严和骨气。

　　狂热中的戴厚英从这件事中受到了震撼，她突然感觉到了良心的颤动，听到了灵魂的呻吟。猛然间，她感到了心中的神圣在摇晃，精神支柱终于顷刻倒塌。绝望之余，她想一死了之，追随心上人而去，她的好友高云陪了她7天7夜，才使她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她从此一蹶不振，开始感到茫然，常常一人坐在屋里发呆、痛哭、失望。她又一次扎进书海里泅渡，以此来抚慰那颗泣血的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她开始怀疑起“文革”，怀疑起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她终于发觉自己是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憎、有七情六欲和思维能力的人，而非“驯服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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