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棣：造假轶事

李筱薇

我说不清的是，规则一旦紊乱，人们是该选择利益还是操守？是动荡的社会和无常的秩序造就了我们，还是未能守住道德底线的我们败坏了风气？

诚实曾经是我们崇尚的品德，可是不知从哪一天起，我们开始选择造假和欺骗。

1969年我去内蒙古边疆时，“组织”承诺的是“每年有12天探亲假”，不过最流行的“毛主席语录”是：“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每年有12天探亲假”在1970年的某天忽然变为“3年后每年有12天探亲假”。加强战备、反修防修需要那样，谁都无话可说。改变规定的文件宣布后，“父病危，速回”、“母病危，速回”的电报就与日俱增，其中的水分不言而喻，大家心知肚明却都大言不惭起来。

“红色公主”肖力一张“大字报”强加给赵易亚将军莫须有的罪名，将军温馨的家便在1968年某天顷刻坍塌。1972年夏天，已家徒四壁的将军之女小冬从插队的地方——遥远的呼伦贝尔回到北京，被专案组告之母亲在一年前由于精神分裂死于北京半步桥狱中，衣物都撕毁，什么遗物也没有。将军仍关押在秦城监狱。

小冬为食宿四处游击，有时就住在我家。聊天时她给我讲了使用假火车票的事。在生活异常艰苦的呼伦贝尔，知青收入太低，又不享受探亲假，落难的干部子女断绝了经济后盾，使用假火车票乘车就被默认为是正当的行为。

假火车票是经过涂改的过期车票或改变了到站地点的车票。小冬推荐了一位叫王XX的造假技术高手，住在和平里一区，母亲是“文革”初著名的“赤帮分子”。王X有些自制工具和药水，能做各种巧妙的涂改，，他无偿满足朋友改票造假的需求，也为别人涂改的假票把关，王X看不出破绽的假票就一定不会有麻烦了。

小冬在京处理完她的事就弄了张假票回呼伦贝尔，王X过目把关让她放心。在齐齐哈尔，小冬给我们来了电文“平安”的电报，到达后又来信细说了乘警验票那一刻她心惊胆战的感受。使用假票回去不久，她被提拔为莫里达瓦旗的共青团团委书记。我们认为假电报、假车票顺理成章，哪怕是堂堂的团委书记，说起这些都非常公开，谁也不觉得羞耻。

1974年开始，军队干部子女陆续参军，改变了知青身份，掌握实权的干部也纷纷把孩子调离农村、边疆。在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工作中，也悄悄渗进了私下的交易，没有门路的人忽然意识到得为自己的权益抗争，造假一时间成为更加天经地义的事。

我所在的团有一位“大侠”，他自己早就办好了“病退”回北京的合法手续，却乐意留守在8连马号那狗窝似的宿舍里，迟迟不回北京，专门帮助搞不到诊断书的倒霉蛋儿。我当时不开窍儿，明知同学们得的五花八门的病是假的，可站在大夫面前仍然“主诉”不出要命的病情。已经“病退”回北京的一个好友就写信把我托付给了大侠。

那一天我去拜见大侠。宿舍里光线昏暗，他披着破棉衣蜷缩在床铺的一角，我捏着好友的“介绍信”吃力地说明来意，他瞟了我一眼，信都不看就答应次日陪我去乌拉特前旗师部医院看病。我说着“谢谢”诺诺告退，大侠就倒下继续睡觉了。

次日我才看清大侠，他是个清瘦的大高个儿，长发遮住半边脸，表情冷漠，脸色苍白，带点痞气，和与我常常来往的同学气质很不同。去乌拉特前旗我们一路坐车一路沉默，他连看也不看我一眼。到了乌拉特前旗，他带我直奔一片家属住宅区。“记着，你不理亏，这也不是求人。”在敲门前他这么教导了我一下。

他轻车熟路地叫门，称开门的中年妇女“云大夫”。云大夫开门后还在分辩来人，大侠已经盘腿坐在了铺着毛毡的热炕上。云大夫脸色很难看，不像和大侠有什么交情。我尴尬地站在一旁。

大侠自己点了支烟悠悠地吸起来。吐了几口烟雾，他脸色阴沉沉地开门见山：“云大夫，她是我妹妹，得了高血压，肾性的，您给看看。”不穿白大衣的云大夫看上去像是河套的农村妇女，但是她确实是大夫，拉开小抽屉就有盖好章的诊断书。她厌恶地看了大侠一眼，没有二话，问了我的姓名，提笔就开了“肾性高血压”的诊断书。我发愁一年多的事瞬间有了进展。

拿到诊断书，大侠马上告退。我拙笨地把15斤粉尘（极细的河套白面粉）放在云大夫的桌子上。粉尘装在一个我用旧衣服拼的小口袋里，像个可怜巴巴的小枕头。云大夫只当没有看见它，又给了我一张空白化验单，对我说，诊断书必须与一个当天的化验结果匹配才有意义。大侠听见了就讽刺：“您不帮人帮到底了？”云大夫正要解释，大侠却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她的小院。

当日的化验结果到哪去弄？大侠带我在家属转了两圈，一时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来到医院化验室前，在长椅上坐着。我想和大侠聊天消愁，他昏昏欲睡不给我机会。我问：“我留尿吗？”他翻了翻眼皮简练地说：“真病？”两个字让我无地自容，只好又老实坐着。

化验室不断有人进进出出，在我们面前经过。有个穿白大衣的知青衣袂飘飘地经过时，大侠忽然睁开半闭的眼睛起身拦住他，阴阳怪气地问：“哥们儿，你过得还滋润吧？”那化验员愣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大侠把我的化验单递过去：“你看，她得的肾性高血压。”化验员看了大侠一眼说：“留尿！”大侠冷笑：“是吗？我怎么听说没这规矩！”化验员迟疑着不接化验单，身材高大的大侠逼近他严厉地压低声音说：“哥位儿帮忙！”

不附尿样的化验单进了化验室，递出来时，各项指标都高得可怕，一个假的化验单原来是这样来的。我不禁问：“你怎么都办者成？”大侠冷冷地说：“我不理亏。”

大侠的脸色、语气、目光确实不一般，我觉得他看透了什么，他俯瞰着我难以断然抛弃的正派和斯文。我又问：“我怎么谢你？”他回答：“别傻，别把下面的事（手续）办砸。”这是在鼓励我设法伪造日期为1969年9月以前的病史材料，写好不适应内蒙古高原生活的“病退”申请报告。

我“病退”的所有假材料终于一应俱全。报送北京方面等待批准时，竟遇到了意外的障碍。我妈妈去世几年了，北京知青办公室知道我在京没有法定抚养人的事。批准我回京就意味着街道办事处要多一个社会救济的对象。他们向我办理“病退”的代理人——我的好朋友说明，将会由于这一点拒绝批准我回北京。

我的好朋友一听就急了：“你们这样可没有道理，她也是北京知青！”她忽然急中生智：“她是我未来的嫂子，我哥哥的未婚妻，她回来就结婚，不用救济！”知青办公室的干部笑了：“空口无凭不行，你哥哥的单位得出证明，你哥哥也得写保证书”。，

好朋友的哥哥是工艺美院毕业的玩具设计师，当时确实还没有未婚妻。好朋友把事情和她家里说了，当即口授保证书，让玩具设计师笔录。她的爸爸妈妈面面相觑，问：“是真的未婚妻不是”，好朋友干脆地回答：“假的，不必你们真管！”玩具设计师在任性的妹妹面前无可奈何地写好保证书，保证在“未婚妻”被安排工作前，生活和医疗他有能力负责。次日他的工会主席签署了“情况属实”的字样，又加盖了工作单位的公章。有了这份材料备案，我才在1977年底以患“肾性高血压”和“高度近视1300度”的名义“病退”回到北京。

制造和使用过假电报、假车票、假诊断书、假材料的小冬，王X、大侠、云大夫、化验员、好友、玩具设计师和我不计其数，正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们已经从满头青丝变得两鬓苍苍。那个时代塑了我们，就像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一样。我们带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我们是受益了还是受害了？

社会已经由于失去诚信而乌烟瘴气，让人追悔莫及。当我看见过街地道肮脏的墙壁上制造假证件的联系电话，当兜售假发票的贩子迎面而来，有时我会刻薄地问自己，造假行为之间有没有本质的区别；当我教育为逃避责罚而伪造家长签字的学生，当我为自己的孩子涂改分数而疾言厉色，有时我会由于突然怀疑自己的资格而黯然神伤；当我踌躇不决地在柜台前艰难地分辨真伪，或为买了假货而痛心疾首时，有时我又明白造假的国民只配生活在假货充斥的国度。

世间万事万物的运动自有法则，人类社会更是如此。道德或许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我说不清是，规则一旦紊乱，人们是该选择利益还是操守？是动荡的社会和无常的秩序造就了我们，还是未能守住道德底线的我们败坏了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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