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鼎盛讲述“文革”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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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1976] “推翻‘四人帮’，我不是高兴是震动”
发布时间：2007-04-16 00:00:00
红线女之子马鼎盛讲述“文革”经历，称其‘文革’结束后才发现是‘不由自主地被运动了’

　　讲述背景


马鼎盛的家庭照(右起马鼎盛、马鼎盛的外婆、母亲红线女、马鼎盛的哥哥)


文革中马鼎盛和同学在颐和园的合照


　　三十年后，研究历史的马鼎盛对母亲红线女在“文革”中的遭遇这么评价：“文化人嘛，很容易被利用。你站错了线，就拿出来斗一下，折腾完了，该干嘛干嘛。”


　　1955年，6岁的马鼎盛随父母－－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马师曾、红线女从香港来到广州。


　　作为文化名人之后，马鼎盛在“文革”十年中，也随着母亲的命运起落而起落。


　　母亲被斗成“黑线女”，他在北京没资格当红卫兵，在“知青办”连一本《毛主席语录》也领不到；


　　母亲被发配到干校劳动，没戏唱时，他在东莞农村排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


　　母亲重新恢复演出的权利，却不主张在粤北山区当工人的儿子回城，叫他好好建设共产主义。


　　“四人帮”倒台后，母亲再次受到审查，他因此在高考政审时，差点上不了大学。


　　一直到1978年，他才回到广州，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学习。


马鼎盛说，在“文革”中他是个热血青年，思想比较“革命”。直到“文革”结束了，他才发现自己是“不由自主地被运动了”。


讲述人：马鼎盛


　　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马师曾、红线女之子。1949年出生在香港，1955年随父母从香港回到广州。1957年到1968年在北京读小学、中学。1968年到1972年在东莞农村插队当知青。1972年到1977年在韶关山区当工人。1977年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1982年进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到1989年。1989年后返港定居。现为凤凰卫视军事评论员、主持人，也是多年的报刊专栏作家。




　　有人觉得，到了1976年，“文革”的氛围淡了很多。我不这么看。1976年，革命还是很火热的，那一年发生了那么多大事，是够折腾的，折腾得人不知所措，甚至是有点麻木。


　　我活了20多年，哪听说领袖是可以变的。主席就一个姓毛的，总理就一个姓周的。小农经济基本是停滞不变的。国内邮票一张就8分钱，布料一人一年能分到的就一丈三尺六。我在北京读了12年书，从北京到广州，火车票学生半价一直就是14.9元。


　　1976年，毛主席逝世时，我在韶关的省煤矿机械厂，当时参加工人阶级理论队伍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没想到，这篇文章，再加上“文革”结束后，全国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我母亲红线女也受到审查，我还差点上不了大学。


　　哥们义气闹武斗


　　“我是莫名其妙挨了打，带着去报仇的那种心态。”


　　1966年，文革开始，我在北京钢铁学院附中读高二。我们本来就是书生，忽然停课闹革命，全国兴起斗老师，红卫兵学生打人杀人。


　　在北京王府井的一个天主堂里，有几个修女被说成是“美蒋特务”。革命小将就把她们活活斗死。这种行为很残忍，但是在当时，却是被认可的、被鼓励的。这是我第一次看红卫兵杀人，不是亲眼所见，是当时看到教堂外的照片。


　　学校的“黑帮”斗得差不多了，革命小将打得还不过瘾，跑到社会上去找，到处嚷着：“你们这有没有黑帮，有没有牛鬼蛇神，拉我们那斗去。”城里斗完了，他们又到农村去找地主斗。天天就干这种事。


　　文化大革命是把人最卑劣、残暴，最不人性的东西激发出来，而且告诉你：这是革命的，这是好的东西。


　　学校武斗的时候分为两派，有一派是学校排球队的，我也在排球队，出于哥们义气加入这个派。这不是说什么观点相同，那个年纪哪有什么观点。武斗时，我是莫名其妙挨了打，带着去报仇的那种心态，并不是说我有“捍卫毛主席路线”这样的觉悟。


　　母亲被剃“阴阳头”


　　“我妈取下帽子让我看她的头发，从前额用理发剪一直推光到头顶。我愕然，说不出话来。”


　　我母亲红线女“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我也成了“黑五类”，当时根本没资格当红卫兵。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逍遥派”。


　　1966年秋天，母亲是广东重点批斗对象，在省粤剧院被监督劳动。我获准去探望，她看上去还健康，精神还好。


　　我听说她被剃了个“阴阳头”。我妈取下帽子让我看她的头发，从前额用理发剪一直推光到头顶。我愕然，说不出话来。


　　我妈平静地说：“我相信群众，相信党，我没有事。你不用老是跑回家来看我。在学校，要好好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家在华侨新村，大门是日夜敞开着。粤剧院的红卫兵搬走戏服戏箱，包括毛主席写给我母亲的亲笔信。批斗“牛鬼蛇神黑线女”的大字报，贴满了每个房间。斗大的黑字、红字标语刷在墙上，连厕所都不放过。


　　回到广州，我天天看大字报，从省粤剧院，看到省委大院，专挑有关我母亲的看，赤裸裸的人身攻击，无所不用其极。


　　揭发人包括朝夕相处的同事、学生、甚至亲生女儿。我一份一份看过去，脖子仰酸了，眼睛看痛了，脑子也看木了。我顺便看了一些省、市委领导干部，文化战线的社会名流的大字报，写得好像一个比一个坏。我当时的想法是：既然有这么多妖魔鬼怪窃取了国家领导权，文化大革命真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全国各地串联的红卫兵络绎不绝到我家。北京101中学红卫兵到我家找不到我妈，就拿我外婆出气。那些高干子弟，一口咬定我家有金银珠宝，我外婆本来就听不懂几句普通话，凶神恶煞似的革命小将，将皮带抡起来，瘦小的老人两下子就给抽蒙了，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革命小将们却哄堂大笑。


　　红卫兵还从我家翻出一块黄油，胡乱涂在我外婆头上，划着火柴，一根一根的朝我外婆头上扔去，把我外婆吓得心惊胆战。这些是听我外婆说的。


　　我在破碎的家里睡了一夜，外婆在我窗前站了一夜。她不停地合十念叨：“毛主席，求求您，救救我女儿。”


　　投亲靠友到东莞插队


　　东莞是个“鱼米之乡”，吃饱饭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日子也挺苦。


　　我妈后来就被发配到干校，去养鸡养鸭。1968年底，我灰溜溜地离开了呆了12年的北京。走之前一天，去“知青办”领路费，人人都能领到一本《毛主席语录》，偏偏我没份，这可是关系到政治待遇问题。我自己心里明白，我是“受群众专政”的对象。


　　我同校的哥们被分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当知青。1967年，我大串联时去过那，天寒地冻的。我不愿意再去，所以选择“投亲靠友”，跟着我哥到东莞县长安公社去插队，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东莞是个“鱼米之乡”，吃饱饭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日子也挺苦。我身体还不错，插秧，除草，收割，农活能弄得下来。那时号召要过“革命化春节”，冬天也要干水利。水都淹到裤腰带了，小腿完全扎在泥泞里边，我一天干几个小时，晚上在水库旁边搭个小铺，漏雨，垫子又湿，到天亮浑身还是冰凉的。我苦熬了一礼拜，结果发烧40℃。


　　贫农诉苦大骂“大跃进”


　　“插秧的时候还让我们唱革命歌，我们在干活呢，弯着腰怎么唱？”


　　在东莞插队的很多知青都偷渡到香港去了。我非常好的朋友也走了。我虽然是香港出生的永久居民，但那时我的思想还是很“革命”，根本没想走。偷渡香港，叫“叛国投敌”，是有罪的，要坐牢。


　　记得1972年初，有一个文件，凡是珠江三角洲水边的地方都不能再留知青，就是为了防知青偷渡。在东莞农村，文化也是极其匮乏，生活很枯燥。有一回，一个知青不知从哪借到一本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单行本，大家都当成是“宝贝”。我们六个人，把那书拆开，分为6份。你看这几页，我看那几页，看完了就换。没头没尾的，还是看得还津津有味。


　　后来，我被挑上来当公社宣传员。别人干活，我在那采访，到处问产量，回来写稿，吹牛瞎扯呗，照报纸抄，也是大放政治卫星。


　　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贫农跟我们诉苦，说着说着就骂起“大跃进”。他们还骂上级工作队的，“插秧的时候还让我们唱革命歌，我们在干活呢，弯着腰怎么唱？”老百姓对那种瞎指挥很反感。


　　各生产大队要排演革命样板戏，因为我在北京呆过，普通话没问题，就教他们唱京剧。一天到太平镇看八场电影《红灯记》，回去还要教大伙上台表演，这都是记工分的，总比干活好玩。


　　我们到各公社去巡演，我演李玉和，我哥演日本兵。这是我唯一一次上台演戏经历。别人还说我演得好(笑)。


　　总理让母亲恢复演出


　　“组织上马上找裁缝，赶工给她做一件衣服，让她上台清唱。”


　　1970年4月，周总理到广州，祝贺在广州举行的三国四方(越南、越南南方、柬埔寨、老挝)首脑会议成功，并举行盛大宴会。


　　总理听说我母亲从五七干校回来，剧团仍不让她演出，在团里干杂务。他便提出，让我母亲在文艺晚会上演出节目。我知道，周总理是借这个由头，让我母亲重新出来演出。通知发得很突然，跨过好几级、连下了好几条指示。我母亲很多年没唱粤剧了，忽然接到任务，她身上一件见人的衣服、一双好鞋也没有，家里的衣服都被抄光了。组织上马上找裁缝，赶工给她做一件衣服，让她上台清唱。从此，我母亲恢复了演出的权利。


　　一篇广播稿差点惹祸


　　“他们说我有‘天线’，不然在‘四人帮’倒台前，怎么就会知道‘有人搞分裂’。”


　　在东莞当了四年农民，之后我到韶关一个煤矿机械厂当工人。那个厂距离韶关市区非常远，从“河边厂”火车站再往山里走一公里才能到厂区。在粤北的生活，确实非常清苦。一个月从头到尾，吃的不是苦麦菜，就是萝卜、椰菜，吃几片肉就两三回。


　　我到韶关第一天起，就希望回广州。我跟母亲说了，她却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你都当上领导阶级了，还想怎样？”身为广东省文化局副局长的她却叫我呆在韶关，好好建设共产主义。一听这话，我绝望了。


　　那时户口是死的，想把一个边远地方的户口转成广州市户口，那比登天还难。农村那四年，我有过女朋友。在工厂那6年，我不敢交女朋友。一看别人成家了，完了，一辈子就在这了。我始终抱着一线希望，试一试有什么办法能脱离这里。


　　我在车间当统计员，还参加了工厂工人阶级理论队伍，主要是组织工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常要写些理论文章在广播上读。1976年，一会儿批林批孔，一会儿批水浒、反投降派，后来又是批邓。事情还真不少。　


　　我是厂篮球队的专职裁判，还是女子篮球队的教练，跟着球队到处去比赛。1976年全国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那阵，正好全国有个青年篮球大赛在韶关举行分区赛，我还作为裁判组的发言人上台批邓。写批判稿不就是抄吗？我从报纸上抄得像模象样的。(笑)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我写了很多广播稿，其中有一篇差点惹祸。我是这么写的：“现在全国全党全军面临一个重大的时刻，那就是主席去世了。我们得防止有人搞分裂。如果不警惕的话，国家可能会陷入一个动荡的状态。”没过几天，“四人帮”倒台。1977年初，全国开始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


　　厂里保卫组政工组下令我不准上班，亮出我写的那篇广播稿的照片，叫我老实交代与“四人帮”有何关系。他们说我有“天线”，不然在“四人帮”倒台前，怎么就会知道“主席去世，有人搞分裂”这么机密的事情。


　　我赶紧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这两报一刊找来，把那原话翻出来。给保卫组的一看，我那话基本是中央的意思。这事才不了了之。


　　学历史才开始质疑“文革”


　　“我想从历史中去找答案，为什么要革命斗争、为什么要搞知青上山下乡。”


　　可能是觉得冤枉我了，后来1977年第一次恢复全国高考的时候，厂里对我特殊照顾，让我可以只上半天班，其他时间都用来复习，准备考试。


　　我们厂里有60多人报考。那一年高考，地理、历史合算一门，语文、数学、政治合算一门、物理、化学算一门。满分是400分，280分上线，就能去参加体检了。我报了两志愿，中山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专业都是历史系和中文系。


　　体检回来后，我们厂里陆续有两个人接到录取通知书。我一看急了。我一直觉得自己考得还不错啊。我赶紧给我母亲写信说这事。她给我回信，叫我去查查分数。


　　拿着厂里开的介绍信，我到韶关考试中心一查，334分。当年中大录取分是325分。我上中大，肯定是没有问题。再一看，我的名字前面有个红色的符号。我想，这符号八成是和我母亲有关系，因为她那时卷入了“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还挂着呢，不能恢复工作。我因此也受到了“株连”。


　　1977年底、1978年初，“四人帮”倒台后，政治气氛还是很浓厚，高考还要政审。让一个和江青随时能见面的人的孩子上大学，可能上头有人觉得这样不妥。


　　但我不服气，决心要讨个说法。我当了十年农民、工人，想争取的就是两样东西：一是读书的权利，第二是做回城里人的权利。考上大学，我才能争取回这些权利。


　　那时候已经是1978年春节后，考上大学的已经开始上学了。我母亲给我出了个主意，叫我找杨康华。


　　杨老是个老革命，当年是管文教的副省长，和我们家交情不错。他给中大和华师都写了封信，说我是“粤剧名演员马师曾的儿子”，不说是红线女的。呵，这还挺有政治斗争艺术的。


　　如果不是杨康华的信，我肯定就上不了大学。去报到的时候，已经晚了三个月，因祸得福，不用军训了。我进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历史是一个很热门的学科。我想从历史中去找答案，为什么要革命斗争、为什么要搞知青上山下乡。


　　在那十年的革命风暴中，我看到一些跟我们家交情还不错的领导被批斗，比如陶铸，心里也觉得莫名其妙、不可理解。但是当时对毛主席的那种崇敬，是绝对的，谁反他，都不行。再说，“文革”时也不允许任何人有独立的思考。那时流行一个口号叫“狠斗私自一闪念”。我还没到质疑这场革命的超前境界。


　　“文革”时，我读“毛选”，是怀着一种近乎读圣经、读神话的崇拜心态。从我懂事开始，毛主席就是一个神，神怎么会错？毛主席死后，把“四人帮”揪出来，我说不上是高兴，应该说是震动。我是下了工夫去学习文化革命的文章，推翻他们那是把原来的那套理论给否定了。


　　一直到1979年，我才开始思考。我在大学里写了一篇论文，谈太平天国的“天京事变”。从这个时候起，我对个人崇拜心态才开始转变。


　　有人说文革是“群众运动”，其实呢，就是“运动群众”。我们这些人就是被运动的，不由自主地卷进去了。


　　记录人：本报记者　许黎娜　实习生刘美婷　程建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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