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延复 耋龄忆往：在清华校史组的日子

Gowest

耋龄忆往——校史小史
2009-09-29 14:27:33栏目：默认栏目46 3 0
校史小史

——由几幅老照片所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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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校史编写组”三元老


照片上的这三个穿着上“土”得有些“掉渣”的人，是当年粉碎“四蟹”拨乱反正后恢复“校史编写组”（即今天的“校史研究室”的前身）的真正的“元老”级人物，中间一人是孙敦恒教授——他是一位真正“科班出身”（专攻历史专业）的学者，是现在国内外都很有名气的学生运动史专家、中共清华党史研究专家、清华国学研究院历史及王国维本人事迹的研究专家，他当时的行政职位是这个编写组的组长），左侧是黄延复，右是田彩凤；当时这个组属于校党委宣传部领导，宣传部长是它的当然上司（那期间的宣传部长先后是曲方明、刘述礼），校史组的组长照例参加宣传部的“核心会议”，所以按级折算他可能是个“正科级”或副处级干部；党委办公室主任（当时是何介人同志）非明文规定地也有责任指导校史组的工作。……

别看当时人员稀少，但却切切实实地干了些事：三个人各有所司，而且成果显著。有名的庋藏丰富的校史研究室资料室就是这几个人从“无”到有合力建造起来的，而且利用它们研究出了不少可观的成果；别看当时的校史编写组从隶属到领导人都和“党”字分不开，但它当时不论是人员组成上和“”业务开展上”上都有可贵的自由度，而且视学术成果为第一“生命”。有人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但他可以“自由”（当然要向组长请示或曰“打招呼）开展自认为有价值的课题研究，如可以选定当时尚属“准反面人物”的前校长梅贻琦先生；访问对象也可自由选定（如另几幅照片所示）。不像后来，这个机构逐渐嬗变趋向于功利化、“美言化”和“官话化”，清规戒律也逐渐多起来。《花丛小语》作者黄万里先生的后人想来看看刊登该文的校刊竟被拒绝！说是要开个证明方可！许多原本应该放在校图书馆（原属图书馆财产）向读者开放的珍贵资料（如老清华出版的一套年刊）多年来被以“内部研究”为借口垄断起来（实际上变为少数个人所有）。还有，不知出于何种标准，眼下存在一个纯由学校指定的校史编委会，许多与校史研究毫不相干（实际上对校史知识也知之甚少）的人常年被忝列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每有成果付印，都要把这个委员会的人员名单赫然全部列于其扉页之首，高高在上，而且一层一层：先列主任（一般都是由退下来的校党委书记担任）下面再列副主任、委员；然后再列“主审”、“主编”……等等，真正的作者（或曰“执行编辑”）反而被列于十分不起眼的位置！更为蹊跷的是，上面提到的那位开组元勋孙敦恒教授却一直被排斥于这个委员会之外。另外，这个“机构”经费不可谓不丰足，人员不可谓不众多，资料比起当年当然是有增无减，但多年以来，除了少数几种还算客观公正受到好评的成果如《九十年大事记》和《清华大学校志》等外，没听说有什么像样（真正公允、客观）的成果。听说有一个写作班子（已存在了好多年）正在试图在百周年校庆以前赶制出一种与“第一流大学”相配称的“清华大学通史”，是否能如期付梓，质量又如何？我们有理由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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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耋龄忆往——校史编写组
2009-10-18 16:20:36栏目：默认栏目39 8 0
二、我与清华校史



   很多人知道我有一个绰号（仅仅是绰号）——“清华校史专家”。这是有的媒体来采访我后，为了给他们的播出稿上我的名字下面安个合适的头衔，又不想照实说的一种“障眼法”。可能在他们看来，照实安上“副教授”、“副研究员”之类的称号不但有“伤”我的“体面”，也有损他们的规格（他们采访的人总应该有个像样的头衔）。不过我从来未以未得到清华给我个“正职称”为耻，有时反而以此为荣。反正在正式的场合——例如前些年为中学母校写小传和前不久学着启功先生的文体自撰墓志铭时，我一直老实承认我的真实身份——“流浪丁，副教授；学无精，识有透；高不成，低不就，行虽端，派却右……”。顺便说说，最近有人想以此为“武器”攻击我冒充清华教授，那是放了空炮了！

   但虽然如此，如果认真审视一下我与清华校史发生关系的过程和眼下清华校史“研究”的现状，这个称呼对于我，却也反映了一定的真实。因为像我这样的“校史专家”，在眼下的清华园，借用孔乙己的一句话说，倒真真是“多乎哉，不多也。”

   在我看来，称不称得上清华校史专家，或曰懂不懂清华校史，应该有一个“综合标准”，即不但了解清华历史上发生的种种史实（包括某些看来“不重要”，实则非常重要，需要具有正常的眼力予以辨别），还要通过这些事实，弄懂清华近百年来所创造并流传下来的积极精神。从这一标准出发，当然不能轻易地把“清华校史专家”这个称号轻易地赋予哪个人（包括我在内）。而从这个标准的前一半讲，像我这样的“校史专家”是很多的。198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校史稿》，十分清楚地记述了1949年以后清华校史的研究和编写过程：一九五九年（3月），成立了以第一副校长刘仙洲同志为主任的校史编辑委员会（按：初成立时，曾以陈舜瑶、李辑祥为副主任，约一年后，因陈舜瑶离校，由何东昌代替副主任职，并增补了7位委员）。编委会成立后，为了进行资料搜集整理和编写工作。曾经物色了一批园内才俊，组成过一个规模不小的写作班子，而且经过几年数易其稿，于1981年校庆70周年前夕由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清华大学校史稿》，这是这个编写组建立后的第一个重要成果。最初参加这个成果制作的人员有：贾观、唐纪明、周寿昌、郭道晖、朱声绂、钱逊、杨树先、孙敦恒、刘桂生、杨德溥、陈慧芳、金少卿、廉慧珍等10余人。从一定的意义上讲，这些人都是“校史专家”；但十年动乱期间，编写工作一度被打乱。1978年，校史编写工作重又恢复，但人员大大减少，参加修订工作的只有唐纪明、郭道晖、刘桂生、孙敦恒、杨德溥、陈慧芳、金少卿等几个人。而到最后付稿前参加修订工作的，只有孙敦恒、郭道晖、钱逊、杨德溥等数人。最后4人是我在清华校史方面业务上的真正“老前辈”。

   我来校史组大约是1978年底或1979年初，我来时，《校史稿》的修订工作基本结束，人员所剩无几，剩下的人正忙于清华学生运动史（“一二九”、“一二一”、“三一八”等）的整理、编撰工作），我也参加了部分工作，记得在一种“成果”上，我的名字也被列在上面。但我很快发现，真正的清华历史研究（即学生运动史以外的历史重大事件和人物的研究，特别是对于真正的清华传统精神的研究和评价，反而被忽略、而且不能不说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歪曲了。记得在当时流行着一个“权威”说法：清华有两种历史传统，一种是以蒋南翔校长为代表的革命传统，应该予以继承；一种是以梅贻琦前校长为代表的买办传统，应该予以批判或扬弃。很抱歉，由于“大环境”造成的种种原因，我的上列“前辈”们也只能有意无意地接受这种“正统”观念。证据之一是，在上述出版的《清华大学校史稿》中，虽然经过了一再修订，这种说法的痕迹仍较严重地存在着。

   记得在1979年4月召开清华工会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时，作为基层代表，我到大礼堂开会时总会看到大礼堂正面掩盖了原来校徽、校训所在地的那个大红五星，曾提了一个正式提案，建议恢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传统校训，遭拒绝，提案退给我时，上面的“批语”竟是（大意）：作为一所大学，不应该再有“校训”一类的东西……！但后来，那个大红五星确实是被去掉了，校训也不声不响地被恢复了，但那显然不是由于我的建议。

   所以我觉得，即便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也可以忝列为一个能够较全面地理解清华校史——特别是她的传统精神的人。而后来不论是从研究方向上还是从所谓“成果”上看，都可以证实这一点。还在1976年，我就在湖南教育出版社编纂的教育家传丛书上发表了梅贻琦、周诒春……等数篇记述清华老教育家的传记；1994年，我又应辽宁教育出版社之约，出版了专著之一——《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最近“老来无事”，我把我关于清华校史的作品整理了一下（略见附表），发现虽然质量上不见得怎样，数量上可以说是相当可观。所以我觉得，在眼下为数不多的较全面熟悉清华校史的人中，我还勉强可以算是其中的一个（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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