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延复 耋龄忆往（四）——清华园里的“三家村”

Gowest

“清华园里的‘三家村’”

——写在校园山桃花又开的时候



眼下，又值山桃花盛开季节。不久前，《北京晚报》搞“五十周年纪念征文”活动，使我想起一件也与《北京晚报》有一定“瓜葛”的往事，原想也写篇东西寄去凑凑热闹，但考虑到在当前情势下，这样的东西颇牵涉到了一些“敏感”的话题，肯定不会让登“大雅之堂”，故而作罢。但又觉弃之可惜，故决定在自己的博克上“自我”一番，使其留在《忆往》里。

我1957年被戴上“右派”帽子后，经济上（降去三级工资）、“政治”上（被划为“三类”右派）乃至行政上（“开除公职，留用察看”）的“处分”都无所不用其极。但我并没被彻底击垮。我常对一些知近的朋友说，我有三件“护身法宝”，可以保护我渡过任何“难关”：一是我从小过惯了苦日子，物质生活上的任何艰难困苦也难以彻底击垮我；二是政治上压根儿就没有什么贪求，之所以有一阵也有过加入共产党、团的想法乃至行动，那纯粹是一时被“革命热情”冲昏了头脑，即为了找个机会直接参加“革命事业”，或者是为了“为人民服务”得更好。现在人家既然拒绝给你这样的机会，那就“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算了；三是我的头脑中还具有某种类似“阿Q精神”式的东西，即所谓“精神胜利法”，这在后面还将提到。

当了右派以后，领导上可能考虑到我在“文化”（确切说是文字功力）上还有某种可利用之处，所以在使用上尽可能做到“人尽其材”。所以先后被安排在图书馆等与文化有关的场合。稍后颇有几年，我被安排在“校报”（先是《学报》，后是《新清华》）做校对。在《学报》期间曾和已故周寿昌兄一起工作过一阵，他在运动中也“堕落”为“右派分子”，一下子从显赫的党委常委、校长办公室主任、基础课党总支书记的位置上跌下来，和我一起作《学报》的文字校对！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政治”上、业务上、工作能力上都很强的人，但他的性格内向，可能对“犯错误”、受处分都有自己的想法，但平时绝不露于言表（后来和我相处比较融洽，偶尔也和我放一放心声）。他后来得癌症郁郁死去，可能也与此有关。我认为归根结底，他性格中还“残留”有一些还没有被清洗干净的旧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特质（正义感、实事求是……等），他的“犯错误”，肯定与这些有关系。他后来被安排在电子工程系去搞计算机系统的研发工作，听说工作得也相当出色。我后来被安排在半导体车间（校办工厂之一）打杂时又和他有过接触。可惜他生不逢时，英年早逝。听说他过去还是上海交通大学（？）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工作得也很出色，也称得上是为党做过贡献的人，为此，在如今的该校校园里，还为他树立了纪念像。——他逝去总有二三十年了罢，在此顺便提一提他，也算是对这位老相识的一种缅怀！

后来（大约是从“双反运动”开始），我被调到《新清华》编辑部。那里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都是从政治课教研组调过来的，我曾和他们较长期共过事，彼此都相当了解。在这里，包括我在内，人们的职位是根据各个在运动中的表现来安排的，大体上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负责干部。须是运动中与“左”字沾边儿的人：如总编辑（俗称“大编”）是已故原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Zh.君，他在政治课资历较浅，“业务”上也不算很强，但头脑好使，看问题比较拿得准。我们本来关系不错，平时喜欢一起找几个情趣相投的伙伴们（他们在运动中也大都“堕落”为“右派分子”）一起打打球、夏天骑车到颐和园昆明湖游游泳，颇形成组内的一支颇有朝气的“少壮”力量，也可以说是经常给组内的业余生活带来某种生气。我和Zh大编在“公私合营”运动中还曾被安排成“一组”派到城里出去参加“竹藤柳草”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顺便接受“社会锻炼”等等，俨然可称得上是“相知”了。但经过“反右”的大风大浪一考验，泾渭分明了。记得把我定为“右派”、责令我做检查的最初的口头通知，还是他代表党支部（或者说是“反右领导小组”）到我家来“下达”的。他不无“惋惜”之情地对我说：“老黄，你给我的印象是，有时很正确，有时又很不正确”……。他迄今在我的印象中，仍保持着做朋友时期的良好印象。因为他总起来称得上是一个正派的人，不投机，不取巧，更不假公济私或“形公实私”，他在运动中之获得“左”字称号，是“归功”于自己的“政治敏感”和“正确”的判断。他后来在“大编”的岗位上和再后来被派去主持新建的“文史系”的种种表现，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后来由于工作劳累，更忽略了对自己的健康的维护，猝死于工作岗位上了，可以说为他的党做到了“鞠躬尽瘁”！副总编L君是全校级的“大左派”，他是运动中名噪一时的“自家论坛”的主人公，化名“过于执”，与当时全校闻名的某大右派（学生）做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功勋显赫”。但他之成为全校知名的大左派，靠的是自己的立场和信念，极少投机取巧成分。说也奇怪，后来在《新清华》工作期间，他也曾经是我的“相知”（至少是谈得来的人）之一。一直到“八九风波”以前，他一直政运良佳，一度被擢拔到教育部机关报——《教育报》去做领导工作。但不知为何，“八九”过后他的命运却“每下愈况”，似乎也不得志。他长期患肝病，又来也郁郁死去，也称得上是英年逝！第二类、也是数目较多的一类是一般编辑，他们虽然未必与“左”字派沾边，有的在运动中甚至还“站错了队”，但他（她）们都被划在“人民内部”，不但可以当编辑，而且还可“独当”一面——即“负责某个方面如文娱、体育、青年团……等方面的对外联系。他们大都不是“科班出身，大都“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但《新清华》是“党委喉舌”，“党性强”、“把住政治关”（每期大样须送全体校党委书记和有关单位党的领导审查）就行，“文采”方面反而需要少些讲究，以免惹事生非；第三类是做具体工作（包括文字校对）的人，我是其中的一个，另外还有几名“有问题的人”，其中包括原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兼《新清华》总编辑、后来也“堕落”为“右派分子”G 君。

在这里工作期间，我总的说来（特别是一开始）是“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地工作并一心一意地接受“改造”的，但这可能是一种“职业道德”或曰“职业本分”使然。但私下里常常产生类似“我们从前比你阔多了”的“阿Q情绪”，因为前面说过，周围都是原单位的人，对他们的方方面面都有所了解，觉得要是论工作能力、水平，他们未必比我“强”到哪儿去，但由于“政治”原因，我却要加倍小心地“伺候”他（她）们，他们发来的哪怕很“蹩脚”的文字，我也要“忠于原稿”地为他们校对，错了虽然也可以提出意见，但决不能擅自修改，不然就得挨批评。时间长了，思想上就有些“翘尾巴”了。总想找机会表现一下自己。于是就开始提心吊胆地为外面的报刊写稿。当时的报刊“政治审查”是很厉害的，一旦查出我的政治身份（摘帽右派）而反映到单位来，结果将是严重的。所幸这种结果一直未曾发生过，我的投稿看来还很受欢迎。写其他方面的稿子风险更大，觉得写些戏评方面的文字比较更安全些，于是先后向《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广播爱好者》等报章杂志刊投稿，不但经常被采用，有的还得了“重”奖（一等奖）。如《评周信芳剧团演出的〈乌龙院〉》等。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各方面的政策都围绕“休养生息”的综防制定，各方面环境都变得宽松了许多。其时分管《新清华》的党委宣传部领导（部长？）是后来在“八九风波”中出了问题的 L 君。他是我中学时代的低班同学。他显然是发觉了我思想上的“毛病”（想表现自己），但没有采取打压、而是采取了疏导乃至“牵就”的方针。记得他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要参加工会组织的文艺社，是不是想发表作品而找不到“场地”？并表示：“你要是有作品就向《新清华》上投好了，不必有什么顾虑。”与此同时，他还通过Zh大编，把我从常驻印刷厂搞校对的“岗位”上调回到编辑部并安排我分管并处理“读者来信”。顺便一提：当时的《新清华》是很重视读者来信的。于是我就开始一方面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一方面为《新清华》副刊写稿，而且连续被刊用，其中包括涉及校园文明方面的小言论、诗品、散文、小小说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那篇散文——《小小山桃花》（以下简称《小文》）。

明眼人一看便知，《小文》是模仿《燕山夜话》的体裁，即所谓“讽喻”体。当时为了偕同全国人民一起渡过物质生活的严重困难，包括《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在内的各类报刊上，这类文字很盛行，当然，最有代表性的要数《北京晚报》上的《燕山夜话》。我很欣赏这类文字，并也试图模仿写一写。正如所说，那年（1962）春天，气候有些特别，春节前就已立春了，惊蛰前后果然也暖和了一阵，但随着一场疏疏的雨雪，气候又骤然变冷了。一连几天刮着五六级的大风，气温回降到零度以下。有一天（似是1962年3月24日），早晨上班后就下起了“雪雨”，我中午下班回家的时候，看到了我家对门的那株山桃花绽放的景象，顿觉精神振奋。进家吃过母亲做好的饭后，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睡午觉，便坐下来提笔一口气写成了这篇文字（全文我前不久又在我的博克上重发过）。文章刊出后，颇得到一些好评，听说当时的建筑系有人评论说：“这是《新清华》有史以来刊登的最好的文章。”但后来在“文革”中，它却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过来人都知道，“文革”乍起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来势凶猛，打人斗人之风甚嚣尘上。我因为是“经过风浪”的人，虽属“黑五类”，但属“死老虎”一类，不是重点批斗对象（当时“批斗”重点是“走资派”）。所以一开始并没有什么太紧张情绪，但有的编辑同事，虽然不属“走资派”，平时倒也踌躇满志，十分“自我感觉良好”，但由于在“红卫兵”闹得最凶的单位（如清华技校）兼着课，所以一下子陷入“风口浪尖”，一连几天“惶惶然不可终日”，我好几次见他躺在工资厅的廊凳上，咳声叹气，头冒虚汗，面色铁青，煞是可怜！

《新清华》当时被视作“为黑党委抬轿子、吹喇叭”的单位，人们（编辑们）担心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被“揪斗”，所以整个编辑部经常被惶惶然的氛围笼罩着。但很快，聪明的编辑们便想出了一个“金蝉脱壳”或“长虫大脱皮”的计策：把单位里的几条“死狗”抛出去做替罪羊，以“保护”自己过关。于是包括我在内的单位内几个“有问题”的人一下子成了他们的捕猎对象。我的总的问题当然是“摘帽右派”、“黑五类”、“牛鬼蛇神”，但并不是所有有这类问题的人”都受到同等对待。当时在《新清华》工作的另外两个“摘帽右派”，由于表现比较“老实”就相对地受到了“保护”。关于我在“文革”中的种种经历，我在今后的《忆往》文字中可能还要提到。本篇且重点谈谈围绕《小文》所发生的种种“趣事”。

上面说过，人们纯属以达到保护自身“过关”为目的（当然也不排除个别人怀着更不可告人的目的），“文革”一开始（《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后），工字厅（当时《新清华》编辑部设在此院内）大门外很快就贴出了矛头直指我的大字报，题目似乎就是“揪出暗藏在《新清华》里的‘三家村’分子”！ 重点罪状是《小文》，其中也包括我那阵子在校内外报刊上发表的那些文字。跟着，便“安排”了几次专为我的“批判会”。重点对《小文》、也对其他文字进行了细致而有“有力”的“批判”。有的编辑平时文章写得平平常常，甚至还不乏不谙文理者，“口才”也一般，甚至还有口吃、结巴者，但到了这舍人保己的关键时刻，个个争先恐后，而且表现出惊人的“创造力”。诸如：我的那篇“获奖作品”《周信芳剧团演出的京剧〈乌龙院〉》被批为“吹捧戏霸周信芳”；刊登在《新清华》上的一篇带有调侃性的“小诗”中有句曰“师生同台舞，冬里觅春风”被批为：“把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称为‘春风’而到处寻觅，居心不良”；我的另一篇刊登在《新清华》上的文字中有套用京剧《法门寺》中的戏词评论《拾玉镯》中刘媒婆曰：“一片心肠，反落个‘老不正经’”被批为：“为自己被打成右派而鸣冤叫屈，认为自己的用心是好的”。……至于那篇《小文》，逐字逐句被批的“体无完肤”了。例如：

▽《小文》语句：“我原不喜欢山桃花，觉得它缺点太多……。”被批为：本来就不喜欢党，认为党的缺点太多。

▽《小文》语句：“今年春天，气候有些特别……。”被批”为：污蔑革命形势，盼望变天。

▽《小文》语句：“瞥一瞥百木枝头，尚自一片灰黄，未动声色。大部分固然是在孕育着一场总“爆发，但有的或许也在庆幸自己的老成持重，未曾轻举妄动。”被批为：幸灾乐祸，煽动反革命暴动。

▽《小文》语句： “迎面现出那株已经盛开的山桃花，迎风戴雨，跳跳跃跃，别有一番欢乐气度。”被批为：为反革命分子“得势”而高兴……。

▽《小文》语句：“……我对山桃花的感情起了变化……。被批为：对党的不满情绪……。

▽《小文》语句：“乍暖还寒，……全身心地证明春天的存在……笑渡还寒乍暖时。”被批为：梦想变天，和大右派费孝通唱一个调子。

▽《小文》语句： “别家子都在潜居未出，它却能挺身露面，……这也应该算是一种‘祛私’的风格呢！”被批为：标榜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和狂妄性。

▽《小文》语句：“不能看见树皮就下结论，…… 当我们判断事物时，善于从比较容易看到的缺点之中发现不大容易发现的优点，像对待百花园里的小小山桃花那样，是很重要的。”被批为：认为党给他的右派帽子戴错了，严重的翻案情绪。

……

普希金诗句（大意）：“……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便会成为甜蜜的回忆……”。我现在想想和写写这些，虽然不至于产生“甜蜜”感，但也不乏足以愉悦性情的好玩和有趣。当然，其中也包含着对我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某些悲悯之情。较长时期以来，他们原就匮乏独立和自由的自我精神，在历次所谓“政治运动”中，尤其是在牵涉到自身利害的时候，他们的面貌和心态就更加暴露无遗。现在，我对当年这些对我口诛笔伐者们已无了任何芥蒂，偶尔见面时还以此“谈资”而彼此调侃一番，均无恶意。但我们的这些肩负着“国家兴亡”之责的“民族精英”乃至“民族良心”们，何时才能从根本上成熟起来啊！



附《小小山桃花》全文：

在我们的校园里，每年都是山桃花最早开放。

我原不大喜欢山桃花，觉得它缺点太多：一有适当气候就曝面而出，花开得单薄、稀松，色、香皆不浓郁，给人以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印象。记得有一年仲春时候，我和一位朋友信步校园，其时正当百花争艳，我们一路上欣赏着白丁香、紫荆、黄寿丹、红海棠……，当经过几株山桃时，那朋友指着悬在枝头飘飘欲坠的花瓣儿对我说：“这种花！抢风赶浪，不色不香，终无大用！”我当时听了绝口称是，佩服他批评得淋漓尽致。

今年春天，气候有些特别，春节前就已立春了，惊蛰前后果然也暖和了一阵，但随着一场疏疏的雪雨，气候又骤然变冷了。每天刮着五六级的大风，气温回降到零度以下。瞥一瞥百木枝头，尚自一片灰黄，未动声色，大部分固然是在孕育着一场总“爆发，但有的或许也在庆幸自己的老成持重，未曾轻举妄动。只有我门前的那株山桃，没注意什么时候枝条已憋得赤红赤红，抢着前几天的阳春气节，匆匆笃豆，匆匆含苞，当寒气重来时，它已是蓓蕾满枝，花开半树了！下雪雨的那天，凉风凛冽，中午下班，我把脖子缩进衣领，急急地往家里走，一心想着那只尚未撤除的煤火炉。看看到家时，迎面现出那株已经盛开的山桃花，迎风戴雨，跳跳跃跃，别有一番欢乐气度。我一下子忘了寒冷，忘了火炉，抖了抖身上的潮湿，站在它的面前良久良久。就从这个时候起，我对山桃花的感情起了变化。我想：缺点当然还是有的。但当春早还寒，别家子都在潜居未出，它却能挺身露面，全身心地证明春天确已到来，这也应该算是一种“祛私”的风格呢！于是信口诌“诗”一首，以表敬意。“诗”曰：“素面芳心信季舒，园容先点第一枝；披风戴雨伴春早，笑渡还寒乍暖时”。

偶翻辞书，其注云：“毛桃（按即山桃——笔者），小而多毛，味苦不堪食，其仁充满，可入药。”山桃之有可取处，又其一例。

民谚云，“不能看见树皮就下结论”。这话很对。当我们判断事物时，善于从比较容易看到的缺点之中发现不大容易发现的优点，像对待百花园里的小小山桃花那样，是很重要的。（《新清华》（原载1962年 第631期《新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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