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延复 祭徐葆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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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徐葆耕（上）
祭徐葆耕

祭徐葆耕（上）


最近葆耕发病和匆匆离去的消息，我都是较早得知的：我从医院一回来，殷望等来探视，便迫不及待地告诉我葆耕患胰腺癌已送医院的消息； 3月15日一大早，又是殷望打来电话，说葆耕已于3月14日晚6时05离去了！并说他有遗嘱留在电脑里了：丧事从简，不做遗体告别，有一篇作品尚未来得及写完……。

他走了，——结束了他那充满赞誉、不谓不风光、但又不谓不坎坷的一生，带着他踌躇未竟之志。

我和葆耕基本上属于同一代人，而且总起来说还属于彼此相知者中的一个，虽然我比他整整年长十岁，虽然在情趣、接人待物、人生历程方面都有不少的差别。但从某种角度来讲，我和他又属“隔代”人：熟悉清华上个世纪中后期历史的人都知道，1957年，我所在的老政治课教研组彻底“翻车”，当时的校领导试图从中汲取教训，认为“老政治课”是不可靠的一帮人，基本应该彻底否定，至少须向那里大量输送“新鲜血液”，以便辅同自己“既占领思想阵地，又占领业务阵地”。于是就从各系物色政治上、业务上都“强”（统称“又红又专”）的分子来作中坚和骨干。葆耕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从水利系择选来到政治课的。但事实证明，这些“新鲜血液”们也是“良窳不齐”，时间一久，有的口碑也是相当糟糕。所以我曾在“话聊”时当着他们（基本上都是新老政治课的朋友）的面对“新鲜血液”中一位朋友戏言曰：我们“老一代”当中基本上都是“呆子”，你们“新一代”当中基本上都是“痞子”。这当然是一种玩笑话，但如果顺着这句玩笑话继续说下去，则我在前者当中，是属于“呆气”较少一个，而葆耕在后者当中，是绝少“痞气”的一个；我把他引为“相知”，其基础就在这里了。

据葆耕自己叙述，他是1955年考入清华的，来到政治课后，分配在革命史教研组，于1960年9月“第一次登上讲台”……。

“翻车”后的老政治课原来一帮人，调出的调出，“下放”的“下放”，因我所犯的“错误”严重，处理上属于最后一种——哪儿“需要”就到那里去，是没有固定岗位的。“文革”前夕，我被安排在校报《新清华》作校对，葆耕则由于爱好“文墨”——文革前常代表个人或由组织安排在《新清华》上投稿，于是初步知道了他的文名；再后来，由于很多人都知道的原因，葆耕开始了我前面所说的“坎坷”，被“下放”到《新清华》编辑部来了。这时虽然同属一个部门（党委宣传部），但由于工作上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心情都不是太好，仍很少一起共事。

葆耕是个聪明人，又有超人的才华，以其自身的努力，很快就摆脱了困境。“拨乱反正”以后，学校决定适当地对学生加强文科教育，为此，成立了文史教研组，葆耕被调去独当一面——也是按他自己的记述，从1978年开始教“西方文学”，1982年开始教“基础写作”，此外还有人文学院的入门课“清华人文精神”等，效果斐然。再后来，他就理所当然地襄同另一学校得力中层干部（已故）去创办（也可以说是恢复）中文系了。从此学途与“仕”途都很顺利：1981年晋升文学副教授，1990年晋升教授。1981年创作电影剧本《邻居》 ，1994年因西方文学课程获北京市教学优秀一等奖，后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等。

我和葆耕共事（或者说在他的“麾下”服务），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80年代初，清华外事部门开始办对外汉语教学业务，我被邀参加教学；稍后，这项事业由中文系接管，系中则先后安排丁夏、彭迎喜等同志具体领导这项工作。我因为参加这项工作较早，“资格”较老，所以各方面颇得教师们的尊重，大家合作得很好。作为系主任，葆耕是这项工作的（系里的）“最高当局”，常亲自下来指导工作；期间，我还较多参与了与系里对外汉语相关联的某些事务，-这才开始了我们真正共事的时期，——换句话说，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他都是我的顶头上司了。共事多年，所以彼此算是有了些了解。他给我的印象是：1、为人聪明能干。他不是个“科班出身”的人，在当时，清华中文系虽然刚刚复系，但也“藏龙卧虎”，新聘学者、外调专家（包括一些相当有名望的资深学者）比比皆是，但作为“外行”，他担任起上述各个职务来，却显得从容不迫，乃至绰绰有余，其领导能力（毋宁说是领导艺术）令我叹服。2、能根据当时具体情况（主要是师资和学生状况），因时因地制宜（主要是调整办系方向和多开选修课和讲座等），取得良好效果。3、基本上做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使全系上下各层各面人人若有所得。4、他为人平和，群众关系颇好，使得全系上下同德同心，基本上跻身于全国高校同类系科之林。在系务开展方面 他很具眼力和创造性，在顺利完成教学的同时，还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工作，完成了一系列的成果，如当时在学术界很有分量的关于清华国学院、陈寅恪、吴宓、李济……等研究成果，都是那个时期出现的。他个人在教学和科研中，也取得可观成绩：1998年，台湾暨南大学邀请他去担任客座教授，他开的研究生课程是“中国现代学术史”。给本科生开设的课程是“影视创作论”，因他曾于1981年创作了电影剧本《邻居》(合作)，拍成影片后获1982年“金鸡奖”和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后又参与电影《普通人家》《孤帆远影》《峡岭的风》《闷问题，热的星星》等剧本创作……。

（接上）

且不说作为一名学校得力中层骨干（我当然无此资格）我望尘莫及，即在文化修养、个人才智……诸方面，他也高我许多。但他对我一向无此“优越感”，一直平等相待，虽然在“大面上”他也不可能一点界线也不讲.例如有一两件事（远非“细事”），表面看来是他们“言而无信”（说话不算话），但很显然，那是“胳膊扭不过大腿”使然，我一直就未责怪过他们。总起来讲，共事期间，他不论是在精神上、物质上，都给了我必要的支持。精神上的支持，当然莫过于对我的学术活动的支持。例子之一是：我的那本颇得读者好评的《二三十年代的清华校园文化》（2000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他牵线（把我介绍给主编先生）写成问世的；又例如有一次，我的一部作品出版碰到了荆棘（那些年我的作品在校内出版一直布满荆棘，几乎是不可能被通过，校外朋友谑称之曰“墙外开花墙外香”），我没法，写了个申请给中文系求援，葆耕见后，觉得该作品对校内校外都还有一定价值，立即发给我一份表格，建议我申请一种叫做“清华大学学术专著出版基金”，谁知这个申请连同作品到了出版社，很快就被一位“权威”审委给“否”了。表面理由是“不够学术水准”，实际上却另有文章，时过境迁，这里没有必要多去说它，但葆耕这份心意，我是感激的。在物质（说白了就是“财路”）方面，我在前不久一篇小文里，曾谈到我被一位“上层领导”恃权肆疟给我穿“小鞋”，“事业”上和生活上几乎把我逼到了“绝路，……。这绝不是耸闻之谈。请想，我当时拉家带口，是校内有名的“拮据户”，要不是以徐葆耕、孙殷望他们主持的中文系（让我仍在对外汉语教课）给我一碗饭吃，把我从精神、物质双层夹击下缓解出来，“前途”确是不堪设想的。所以我常半开玩笑地说他们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待到双方都退下来以后，这种人为的界线亦愈来愈不起作用了。据我所知，葆耕退下来最初几年，仍然不甘浪掷光阴，非但“一有时间便关起门来写作”（孙殷望语），而且经常应聘到各地（如深圳）作长期或短期讲座。但最近一两年，可能因为身体关系（他很早便被去掉了一只肾），他不常外出了，因而在校园里（我们一直是“君子之交”，极少过从）常常碰见他骑着电动三轮匆匆来去的身影。他一见到我，总是停下车来，有时站着寒暄几句，有时干脆拉我到一旁坐下来，聊些过去彼此感兴趣但无暇探讨的、多属学术方面的问题，诸如清华的传统精神和学术精神（我们都有这方面的作品）、陈寅恪的志节（如陈寅恪先生是否有”“两难”问题，陈在《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中所说的“俗谛”究竟指什么……），以及校史上某些文人、轶事等等。从最近的谈话里，他常常就我过去和他交流或请教的问题流露出某些“自我检讨”乃至“自责”性的话语……。孔子曰：“过则无殚改”——这就是葆耕！。

葆耕读书特别细致，不但讲起中国文人（特别是清华校史上的文人）、即讲起外国某些主要作家来也是“如数家珍”；他善于概括，往往有很丰富的理解和体会。例如不久前我读到他的一篇题为《漫话中文系的失宠》的文章，就足见其这方面的功力。再如他读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发现：

“比如讲安娜下火车后，发现丈夫的耳朵有些不对劲。你仔细琢磨，夫妻生活8年了，此前从没发现丈夫什么毛病。但是去了一趟莫斯科，就发现他的耳朵不正常了。这就预示着发生了变化。因为她遇到了沃伦斯基。即便她在火车上一再告诫自己忘记沃伦斯基，回到家庭和孩子身边。但是从她下火车第一眼看到丈夫，她就发现自己回不去了。这些细节就是我自己在阅读中的感受。安娜的感觉是一种很普遍的心理学现象。比如某位同学被班主任批评了一顿，他觉得不满，但是只能闷在心里呀。当同学见他闷闷不乐，便问他怎么啦，他不好说或者觉得也不该说，于是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咱们老师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他把对老师不满的情绪转移到对老师容貌的评价上了。所以，阅读讲课的时候一定要自己感受，在研究之后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由于“同道”和基本素质“性相近”关系，他应该是我的学友乃至诤友之一，我们之间的切磋和交流是常有的事。譬如，我们曾谈到过我前面提到我们在治学情趣和风格方面的差异。总起来讲，我对自己的评价甞谓“学无精，识有透，……性颇顽，运常谬……鞋常小，衫常旧……”；我对人对事，比较注重志节（或气节）问题，以致常常被指责所谓“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容易惹人不高兴；我读书比较崇尚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换句话说，就是做出自己的“解释”，常常满足自己的某些一得之见，对人对事容易发生“片面性”或“偏激性”（这是好多朋友曾向我指出过的）；而葆耕则比较过分热中他们的所谓“艺术性”、“权威性”，往往“抓不着要领”、瑕瑜莫辨，乃至常被某些“事宜”乃至权势蒙住眼睛，看不见某些现象背后所掩饰着的实质。我们各自有过的不同类型的“坎坷”，可能这也是它们的原因之一。

现在他走了，我将永远失去他这样的学友和诤友！只有把他给我的一些重要印象写出来，以资缅怀。

“人生自古谁无死”！对于生命的结束，我想我和你都不会看得太重，但想不到你却走在了我的前头！虽然谈不到是“白发人反送了黑发人”，但总使人产生无限的遗憾与怅惘。你安息吧！待到我也“诸事已万事休”时，我一定去找你，我们换一个更清净的地方再切磋学问，到那时我们将真正，“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使真理得以发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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