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太史：对陶铸问题的最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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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向失败的第一步
　　
　　众所周知，由伟大领袖毛 亲自发动并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活动在老人家去世后不久， 亲自任命的党中央第一副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便在军方的支持下发动了政变，并将江青、张春桥等文革干将一网打尽，从而宣告了文革实践的彻底失败。文革的理论也在不久以后在中央全会上遭到了彻底清算，并且至今仍然被当局“彻底否定”。文革失败的标志性事件无疑是“九一三”事件，这意味着以毛 为首、林副 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暴发了严重的内讧。冰冻三尺，决非一日之寒，那么文革走向失败的第一步究竟在哪里呢？潘太史认为，陶铸同志在1967年1月的意外垮台很有可能就是文革最终走向失败的第一步。
　　
　　陶铸同志的生平经历极具传奇色彩，他是黄浦五期的，虽然并不是创建井冈山的元老，但是作为福州中心市委书记，早在1932年便在赣州与率领红军作战的毛泽东、林彪打过交道，说来也算得上是故人之交了。陶铸在我党可谓是军政双全，在延安时期担任过军委秘书长（当时的秘书长职位不高，大约相当于后来的军委办公厅主任），在东北期间则担任过省委书记兼纵队政委，后来随同四野大军南下并担任政治部副主任，从此便在中南生根，长期主持广东省的工作，在中央恢复大区建制以后得以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广州部队第一政委，并在1958年召开的八届五中与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65年开始兼任国务院副总理。更为重要的是，陶铸的妻子曾志同志很早就上了井冈山，堪称元老，与毛 、贺子珍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情，因此陶铸在 心目总也可以算做是党内嫡系了。
　　
　　由于陶铸性格直爽，在历史上曾经得罪过不少人，其中与刘少奇之间产生过三次冲突。第一次发生在延安时期，陶铸曾经为遭受审查的柯庆施同志抱打不平，公开顶撞了负责柯案的刘少奇；第二次是由于高饶事件，陶铸追随自己的老首长高岗同志曾向刘少奇公开放过炮；第三次则是在1959年，毛 在表示不再担任国家 的时候，陶铸对刘少奇的当选公开表示过异议。

虽然刘少奇在中共党内堪称“整人专家 、运动健将”，但是他对陶铸似乎多少有些网开一面。个中原因其实并不复杂，正是因为刘少奇顾及到了陶铸与 之间的历史渊源而不便动手而已，而且为了表示出政治家的风范还要显得自己大度能容。不过就陶铸而言，对于刘少奇的所谓善意应该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即自己真正的恩人应该是毛 而不是刘少奇。但是事后看来陶铸显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而在文革中酿成了一幕千古悲剧。
　　
　　 在正式发动文革之初，首先在军队里做文章，不但罢黜了总长罗瑞卿，军委第二副 贺龙也被解除了主持日常工作的权力，军委第一副 林彪重新出山问政，叶剑英则被任命为军委副 兼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不久以后，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这三位元帅也被统统加封为军委副 。
　　
　　“五一六”通知的下发意味着文革的正式开始，陶铸同志在五月二十三日上调中央，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宣传部长，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先彭真在中央的地位，可谓是常委之下，万万人之上了。五月二十八日，中央文革改组，直接隶属于政治局常委，组长为陈伯达、江青为第一副组长，陶铸、康生则担任顾问。从事后来看， 当时的意图是要让中央文革小组来取代原先书记处的工作，虽然当时并没有明确地公布这一点，但是对于作为一名经久宦海沉浮高级干部来说，品位出毛 的这个意图应该是轻而易举的。尤其是在七月中旬 结束在外地的视察回到北京以后，对刘邓主持之下的中央各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对中央文革小组却予以大力表扬，以文革小组取代书记处的意图应该说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了。而陶铸对此显然缺乏足够的认识，仍然企图恢复书记处的正常工作，这当然不是一个明智之举。江青同志起初对陶铸是抱有极大期望的，希望他能利用自己的资历和地位为中央文革保驾护航，不料这却触动了陶铸异常敏感的自尊心，说自己在中南是“西瓜”而到了北京则变成了“芝麻”。当然，京官难做是古今公认的道理，发发牢骚还不至于动摇陶铸在中央的地位。
　　
　　问题起初发生在八月召开的十一中全会全会上，江青同志事先曾向陶铸交底，鼓励他积极批判刘邓路线，但是陶铸却在政治局生活会上故做矜持，反倒是公安部长谢富治同志冲锋在前。 潘太史认为，对于权延赤的许多文章虽然不可尽信，但是其中披露的个别史料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按照他的说法：陶铸不愿意积极批判刘少奇的原因有二，首先是不愿意落井下石，其次是在政治上与刘邓产生了共鸣。其中的第一个原因可以不妨理解为陶铸对刘少奇对自己的“宽容”感错了恩，第二个原因探究起来似乎也并不复杂，他们之间在维护官僚体制上具有共同的政治理念。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河南省省长吴芝圃在斗倒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同志以后便率先提出了全省水利化的目标，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则出现在信阳地区，从而成为了大跃进运动中的急先锋。在1960-1962年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河南可谓是饿殍遍地，地委书记路宪文主政下的信阳几乎成了人间地狱，据说非正常死亡者高达百万人以上。不仅群众受到了干部们的无情摧残，甚至还发生了县委书记打死县长的恶性事件，这就是骇人听闻、古今罕见的“信阳事件”。
　　
　　河南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人间惨祸，按理说吴芝圃、路宪文等人其罪当诛，毛 在听到信阳事件的报告以后勃然大怒，他甚至认为掌握信阳政权的人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但是以陶铸同志为第一书记、中央委员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为第二书记的中南局却对吴芝圃做出了这样的处理，解除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之职，改任中南局书记，负责文教。而信阳事件的罪魁祸首路宪文则仅仅被判黜了三年徒刑，吴芝圃在河南的许多死党非但没有受到任何处理，相反在文革以前仍然继续掌权，兴风作浪。陶铸、王任重在我党都堪称是干练之材，而且他们与吴芝圃在历史上并无渊源，之所以对其进行袒护无非是为了维护党内官僚“唇齿相依”的共同利益。或许这就是他们在文革初期能够与刘邓在政治上产生共鸣的思想基础。
　　
　　历史已经证明，伟大领袖毛 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整肃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老人家当时对于陶铸的思想动态显然并不知情，依然把他作为自己的嫡系以及刘少奇的对立面来破格提拔、放手使用。因此，陶铸虽然在政治局生活会上对于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并没有去做，但是 仍然坚持做着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即任命陶铸为政治局常委，排名在周总理之后、陈伯达、康生之前，成为了当时中国政坛炙手可热的第四号人物。如果陶铸的错误仅此而已的话，还不至于造成他在四个月后便彻底垮台，问题的关键在于他还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情。

毛 、林副 虽然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正副统帅，但是 向来只抓大政方针。林总出于对帝王术悉心钻研，一贯是 画圈我画圈，非但对地方上的事情不闻不问，而且对于军队中的事务也是能不管就尽量不管，除了涉及到国家安危并关系到他个人声誉的战备问题以外。因此，周总理、陶铸副总理就成为了实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而总理的政治手腕在当代政治家中可谓是炉火纯青，他把许多棘手的事情总是有意无意地叫给陶铸去处理。而陶铸在党内斗争方面明显缺乏必要的城府，很快就把自己置身于风口浪尖之上，其中有两件事情特别值得一提。首先是关于1966年的国庆节报导，陶铸依然按照过去的惯例，命令报刊发表了毛刘二位 在一起的照片；鉴于 邓小平没有合适的照片可供选用，陶铸竟然下令将陈毅在照片上抹去而换上了邓小平，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换头术”。不论陶铸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这样做显然并不妥当，而且对于陈毅元帅非常失敬。另外一件事情则是与江青同志暴发了激烈争吵，结果使江青当场痛哭落泪。据说陶铸是第一个与江青发生正面冲突的高级干部，他没有把矛头指向刘邓反而彻底得罪了原先对其寄予厚望的中央文革， 对此当然不会完全无动于衷。
　　
　　其实，毛 早在由他审定的国庆社论中就半公开地表达了对总理以及陶铸的不满，当时刘邓等当权派虽然尚未明确打倒，但至少已经靠边站了，此时还要强调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矛头显然是针对当时正在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而陶铸同志对自己日趋不利的处境缺乏足够的认识，在工作中仍然偏于保守，而且丝毫不懂什么叫韬光养晦。王任重从湖北上调中央以后，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颇受重用。但是他显然没有理解文革的目的是为了整肃党内走资派，而是错误地将其当作为又一次反右运动，非但在中央积极贯彻刘邓路线，而且还遥控湖北的文革运动。 通过半年来的观察，发现出自中南局系统的这两员大将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了文革的绊脚石，因此肯定要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在王任重的垮台已成定局的情况下， 还是让康老对陶铸做了必要的工作，告戒他不要东保西保，否则的话必将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一向抽身事外的林总当面告戒他，一定要“被动被动再被动”，而且是立即就“被动”。而陶铸同志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仍然一如既往地死保王任重，结果在1967年的一月初被江青、陈伯达公开打倒，这个行动肯定在暗中得到了 的支持。

陶铸的倒台虽然不乏咎由自取的成分，但是他当时毕竟是中国政坛的第四号人物，而且文革的主要斗争对象刘少奇当时还没有彻底完蛋，这显然是文革派内部的一次严重内讧。更为糟糕的是，身为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书记处常务书记、文革小组顾问的陶铸，其垮台竟然没有经过任何手续，只凭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的一句话就被彻底打倒了，这等于是对现行体制的一次巨大冲击，而林彪元帅作为副统帅无疑首当其冲。
　　
　　如果文革的目的仅仅限于打倒刘少奇的话，根本不会遇到太大的阻力，军方高级将领几乎都会站在自己的最高统帅一边。刘少奇在军队系统中毕竟根基很浅，在地方上的势力范围不过是他当年先后担任北方局书记、中原局书记时所建立的班底，建国以后则主要集中在华北局、西北局以及北京市。刘派的真正优势在于党务系统，不过充其量也仅限于由安子文把持的中组部等少数几个部门而已。但是自从1966年八月改组中央以来， 却首先把斗争的矛头转向了原先一直为自己所欣赏和信任的中南诸侯陶铸与王任重，虽然这样做的确事出有因，但是局外人却很难理解，尤其是对地方事务很少过问的林副统帅则更是如此。林总作为毛 的接班人，假如 在数年后逝世的话，林总便会成为党中央 、军委 ；如果总理还健在的话，林总当然不便对于自己的老上级发号施令，按照他一贯的治国理念，势必会让周恩来出任国家 以便发挥其外交专长，而总理的人选极有可能便是陶铸。林总的身体情况一向不好，所谓接班人云云很有可能是一张空头支票，但是如果 确有诚意的话，那么作为部下自然还是非常感激这种知遇之恩的。而陶铸的意外垮台则以铁的事实证明， 对林总这种笼络不过是权宜之计而已。第四号人物无须任何手续即可打倒，那么第二号、第三号人物的地位何以见得就稳固呢？刘邓在中央至少经营了十年之久，说他们推行错误路线、与 分庭抗礼大家并无疑义。陶铸的情况与刘邓完全不同，到中央工作的时间充其量不过半年，而且他上受命于总理，下受制于中央文革，现在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显然无法服众。 对此当然也是有所考虑的，曾有让他回中南工作的打算，但是在权衡利弊之后仍然决定冒险一搏，其目的是在为此后一系列的组合拳扫清障碍。

　1967年2月，以陈丕显同志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彻底土崩瓦解，陈毅、谭震林都曾经主持过华东局的工作，他们在历史上与 的渊源很深，而对刘少奇一伙则历来抱有相当的成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饶事件中的饶漱石就是由刘少奇一手提拔起来的，并且在自己返回延安以后任命他担任新四军政委的要职，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压制老资格的陈毅，这笔帐华东诸侯都是心中有数的，他们在毛刘的争斗当中自然不会倾向于刘少奇，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固然为人圆滑，但充其量也不过是采取两不得罪、明哲保身的态度而已。因此，不论毛 是出于什么考虑，在刘少奇的问题尚未彻底解决以前就对中南以及华东诸侯下手应该说是得不偿失的，而且违背了自己“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一贯指导思想。由于上海发生的“一月风暴”严重侵害了华东诸侯的切身利益，所以陈毅、谭震林当然会想方设法进行回击，于是便暴发了震惊全国的“二月逆流”。
　　
　　关于“二月逆流”的发动者历来有“三副四帅”之说，具体是指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以及李富春（政治局常委）、李先念、谭震林三位副总理，其中陈毅、聂荣臻既是元帅又是副总理，李先念、谭震林在军队中也是树大根深，真正的文官只有李富春一人而已。这些人当时都是政治局委员，而陈毅则堪称倡首，谭震林则是名副其实的急先锋。谭震林之所以有这个资格和胆量，多半是自恃井冈山元老的特殊身份，他是古田会议后所产生的红四军前委委员之一，其他委员则分别是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虽然陈毅的资格及地位都略高于谭震林，但是他在红四军的时候曾经利用党内民主的手段一度把毛 赶下了台，这个历史包袱是无论如何推卸不掉的，所以只好由谭震林来打头阵，2月16日，他在总理主持的政治局碰头会（史称“怀仁堂会议”）上怒斥张春桥，随后便是众炮齐鸣，矛头直指中央文革，实际上则是在发泄对 的不满，总理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是对他们的激烈言论未做丝毫干涉，这显然可以认作为默许。
　　
　　诸侯选择这个时机发难并非巧合，其主要原因是想借 的东风来清算中央文革。根据《王力反思录》的说法：二月十日， 又召开了一个常委扩大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会。参加者有常委有 、林彪、总理、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六名常委，此外还有叶剑英（军委秘书长）、江青（中央文革副组长）、王力。 发火了，先骂陈伯达：“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指陶铸），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这是最重要的几句。然后骂江青：“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查了记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说话。只有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
　　
　　然后， 骂林彪，别人没觉得，王力注意到 是面对着林彪讲的：“我看现在还同过去（指文革前‘分一、二线’刘邓搞‘独立王国’）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 对林彪的“批评”是针对不久前由总理提议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鉴于政府基本上已处于瘫痪状态，因此他迫切希望军队干部能挑起地方工作的担子，于是在向林总通气以后便执行了，并未向 汇报。江青曾为此事责怪过总理，说为什么（指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的事）不先在文革小组讨论？总理说是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文革小组会议上提出议定的。江青又说：开军以上干部会议，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报告 ？总理说是报告了林彪的，林彪准备以后，就召开的。总理只好向 作了检讨，但也把经过的情况说了一下，总理当时说，不解决这个问题不得了，生产没人搞，饭都没得吃了，什么事情都办不成了。 也表示应当召开这个会议，没有责备总理。

表面上批评江青、陈伯达，暗中对林总进行训诫的做法显然是对林、江冲突的一次调停。
　　林总未向 汇报或许与他一贯的工作作风有关，战争年代他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建国以后则是尽量回避日常性事务，实在无法推脱的时候充其量也不过是个甩手掌柜，而且总理也完全有权直接向 汇报。 这样做还有一个目的，这就是要林总接受陶铸已然被打倒的现实；而对江青等人的“错误”他已经当众责备，并且让他们二人在中央文革小组上做检讨，而在别的地方则一概不准谈。但是这件事情很快就由叶剑英、李富春透露给了诸位老帅和副总理们，于是他们才会乘机发难，这就是“二月逆流”发生的前因。陈毅在会上说：“斯大林搞出了一个赫鲁晓夫，以后又怎么样？延安整风搞出来一个刘少奇，现在又怎么样？”有人认为这是陈总对 和林总的批评，意思是说现在又搞出来一个林彪当接班人，又会怎么样？并由此断定陈毅有先见之明，对林彪不曾抱有幻想。潘太史认为这句话好象并无影射林总的意思，上半句是在陈述斯大林在接班人的问题上犯了错误，下半句则是说 当年在刘少奇的问题上也有失算，现在果然应验了。陈老总的这句话之所以会牵扯到林总，起初是 想以此来笼络林总并挑拨林帅与陈毅等其他老帅之间的关系，告诉他自己的地位也并未巩固，后来自然是出于与“林彪反党集团”做斗争的现实需要。
　　
　　“二月逆流”的结果可谓是家喻户晓， 凭借自己的个人权威对“三副四帅”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虽然在权衡利弊后仅仅揪出了谭震林这一员“黑干将”，但是参与“二月逆流”的其他六名成员基本上都处于停职反省的状态，加之陶铸在不久以前已经倒台，总理在政治局几乎沦为了光杆司令，于是在 的授意下，中央文革碰头会便名正言顺地取代了政治局而成为了当时中国的最高决策机构。谭震林的意外垮台，只是因为他做了 认为不该做的事情。
　　
　　谭震林曾在会后给林总写信，痛斥江青为当代武则天，显然是希望林总能为自己主持公道。林总当时并未表态，在事发以后则说谭震林糊涂堕落，自己始终料不及，这显然是一种抽身事外的中立态度。 又要江青、王力一起向林总通报“怀仁堂会议”的经过。根据王力的回忆，林总只是听，没讲多少话。一句话是针对徐向前，说“他不能代表解放军”；还说了一句：“陈伯达不过是个书生”。王力汇报结束以后，江青又单独留了下来，至于她与林总、叶群都说了一些什么，外人不得而知，估计是毛林之间在陶铸以及“二月逆流”的问题上达成了某种程度的谅解。林总所说的这两句话虽然并无褒奖徐帅以及陈老夫子的意思，但是矛头所指却显然是针对江青的。首先是说，陈老夫子不过是个书生，他虽然名为中央文革组长，但实际权力远远比不上你这个中央文革的第一副组长，不要总是推过揽功，更不要把陈伯达当作替罪羊；其次是说，不要狐假虎威，即使你能够忽悠住老实巴交的徐帅也无济于事，因为他本人作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尚且无法代表解放军，何况你这个顾问呢！徐帅很快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尴尬处境，再次称病不出，于是林总便有意识地让全军文革小组无疾而终，江青这个顾问自然也就什么也不必顾、不必问了。
　　
　　随后就是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调整了军委领导班子，恢复粟裕军委常委之职，并增补代总长杨成武、总政主任萧华、公安部长谢富治同志为军委常委，同时解除了贺龙元帅的军委副 职务。会议还做出了“三支两军”的决定，即“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 自从一月初打倒陶铸开始，花费了整整三个月时间总算基本上平息了内部的纷争，文革终于又朝着既定方向前进了一步，其标志性事件就是在四月初公开发表了戚本禹同志的长篇文章，批判刘少奇为反革命、中国“赫鲁晓夫”。
　　
　　随后中国政坛上又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首先是武汉发生的“七二零”事件，军区司令陈再道上将被造反派称为“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他的罪行是解散了工人总部而支持百万雄师，而百万雄师的前身又恰恰是陶铸、王任重先前的“御用工会”。 在“七二零”事件中非常狼狈，为了平息军方的怨气只得牺牲了中央文革小组中的王力、关锋以及戚本禹，紧接着又在1968年3月打倒了代总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以及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而萧华早在半年以前就已经被彻底打倒， 手中可用的牌已经不是很多了，而刘少奇的问题还没有最终解决。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整肃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官僚系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基本上已经运转失灵，但是新兴的造反派即使在抓革命上有所作为，但是在促生产上往往无能为力。 一生中固然善于斗争，但是搞团结的手段也同样出色，为了换取林总的全力效忠以及元老们的冲天怨气，他不仅大度地对“二月逆流”进行冷处理，而且在用人方面打破历来“五湖四海”的传统、竟然在军队的中枢系统中玩了一把“清一色”，这就是任命黄永胜上将出任总长并担任军委办事组组长，让他与小组其他成员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形成合力，勇挑重担。他们非但是红一军团的老班底，同时也是四野中的得力干将，这个举动明显是在向林总示好。但是从整体上看，林总在1967年以后的表现并不积极，除了在“七二零”事件不久发表过一个“八九讲话”并且提出了文革的目的就是“革革过了命以外”，很少公开发表讲话。或许林总始终对陶铸下场有些耿耿于怀，因而对 产生了明显的不信任感。
　　
　　由于“三支两军”运动已经走向深入，军委办事组的实际权力日益扩大，加之总理在中央文革与军委办事组之间自然有所取舍，因此在客观上形成了中央文革与军委办事组两个并立的新山头。二者之间虽然有些矛盾，但是客观地说，它们都是文革的受益者，是 所倚重的左膀右臂，不过其成员在仕途上的发展进程却存在很大的差别。从军委办事组的成员来看，资历最低的人（叶群除外）也是中将军衔、六级高干，是货真价实的老干部。虽然他们在军委中掌握了相当大的实权，但只不过在原先的基础上提了两级而已，这与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存在着根本的差异。随着陶铸、王任重的垮台，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除了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以外，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文革新贵，其中戚本禹同志的行政级别只有区区十七级。因此，军委办事组成员看不起中央文革是很好理解的。但是就当时的大势而言，中央文革是 所倚重的根本力量，并在1967年2月以后在事实上取代了书记处，中央文革碰头会也取代了政治局会议而成为了当时中国的最高决策机构；而军委办事组的根本使命不过是为中央文革保驾护航而已，但那些军功卓著的将军们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毛 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有些曲高和寡，而中央文革早已经成为了众矢之的。于是他开始主动采取让步政策，把九大的组织人事工作交由总理、康生以及黄永胜负责，并且还提名让永胜担任常委。据黄永胜将军的长子黄春光同志透露，当年黄总长对这个建议完全无动于衷，他认为这实际上是一场交易，其目的在于换取江青也当选常委，而且黄将军对于自己在党内军内的实际分量也是一清二楚，所以断然拒绝了 的不次推恩。
　　
　　由于当时中苏关系紧张，战备任务异常繁重，毛 根据形势的发展做出了明智的裁决，在召开九大的时候让中央文革及军委办事组的成员全部进入政治局，但是在组织上却撤消了中央文革而保留了军委办事组，也可以说是为了争取军方而做了极大的让步。但是军方的主要领导人林副 对毛 的这个行动却并没有做出积极的响应，在军委办事组人选问题上采取了关门主义，没有为中央文革的人安排一个应有的职位，总政治部主任在肖华倒台以后长期空缺的现象非常耐人寻味，直到1970年四月才由军委办事组组员李德生将军接任，此人后来在“十大”上一鸣惊人，竟然当选为中央副 同时还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但是他很快就被迫辞去了中央副 、常委的职务，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与陈锡联上将对调而担任了沈阳军区司令。

1974年年底，周总理抱病前往长沙与毛 商讨党内高层的人事布局，当他提到总政治部主任人选的时候， 竟然说是罗荣桓，后来的公开任命则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由此可见， 当年是多么希望林总能够主动地提名江青或张春桥出任总政主任的职务啊！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断定，林总的垮台是因为 认为他该做的事情死活也不做！不过后来 好象也理解到了林总当年的苦衷，经历过枪林弹雨洗礼的开国将帅们自有他们的价值观，只要那一代人还掌权，按照过去的军功来论资排辈的潜规则就不可能改变。 曾经无奈地说：“我在，解放军跟我走；我不在了，解放军跟老帅走。”老人家煞费苦心地提拔王洪文为中央副 ，让他和春桥都担任军委常委，而且还名正言顺地让春桥当上了总政治部主任，但是即便如此也无法为他们在军方树立任何根基。同样，林总当年假如力排众议扶持江青、张春桥的话，非但会结怨于所有的党内元老以及军方高级将领，恐怕黄永胜便会率领军委办事组首先造了自己的反！虽然林总在对待中央文革的问题上的确有些过于强硬，但是他自身恐怕也是有苦难言。更重要的是，由于陶铸事件的阴影，他对 并不放心，难保 在利用他把江青、张春桥扶上台以后再把一切责任推卸过来，以至毁掉自己的一世英名！
　　
　　综上所述，文革走向失败的第一步很有可能就是陶铸的意外垮台。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毛 关于“走资派就在共产党内”这一科学论断的无比正确性，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究竟应该如何斗争走资派、扶持“走社派”这个关键问题上 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他舍弃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正确战法而是采取了“四面出击”的错误战术。潘太史认为，假如文革能在1966年8月暂告收兵，工厂照旧生产，学校正常复课，对于深受刘少奇影响的某些中央部委、某些省份继续深入抓革命，而对于华东局、中南局等与刘派素无瓜葛、而且又是经济发达地区的诸侯则应采取维持现状、以促生产为主的方针！对于刘少奇的叛徒定性问题也大可不必在全国传达，只要将相关材料下发到县团级即可，这样才不至于把事情彻底做绝！而且也符合我党“给出路”的一贯做法。
　　
　　毛 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文革的理论却是不容否认的，潘太史断言，随着国际局势的恶化以及国内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共产党为了维持自己的法统地位，就必须重新发动一场新时期的文革大革命才能实现国家及执政党的中兴！否则的话，中华民族或许会陷入一场空前的浩劫之中！
　　
　　2008年7月25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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