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元 也谈刘澜涛的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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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刘澜涛的人情味

　　景元

　　2002年，吴江在《炎黄春秋》第九期上以“刘澜涛晚年的人情味”为题发表文章。
　　吴江是老前辈，是我等思想解放的老师， 但“我爱老师，我更爱真理”。谈到刘澜涛的人情昧，我只能说，吴江老师太善良了。
　　首先要指出，刘澜涛的整人决不只是吴江老师提到的在他任职西北局期间这两件事。刘澜涛整人也决非是因“中央交办的都一丝不苟的去办”产生的。从大的问题讲，1959年庐山会议，刘突击编印《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用机关枪和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的 ‘右派朋友’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就是他自己“发大热心，起大志愿弄出来的。”庐山会议初期刘澜涛并不在会上，看到彭德怀元帅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信他也没看出什么，但他一摸清庐山会议变成要整彭德怀，立即连夜突击，搞出这样的材料，这不是“中央交办”。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刘澜涛紧跟康生，对习仲勋无端猖狂攻击，也不是“与‘立’此案无关系” ，他率先将 “彭、高、习” 联系起来 ，将西北地区大跃进的错误归之于“彭、高、习反党集团” ，给彭德怀、习仲勋抹黒，可是积极到“很（狠）”。因为胡耀邦到西北局对其整人作法抵制，刘澜涛等整起胡耀邦那可是“往死里整”，胡耀邦做了八次检讨都不行，整的胡耀邦心脏病犯了、甚至己回到北京还不放过，这都不是“中央交办”。\n　　就说“中央交办”，林彪在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奉命追究“军事俱乐部”，也没有在工作关系，历史关系上搞“株连”， 如刘澜涛那样搞什么“西北集团”， 在这类问题上任何公正的人都应承认林彪比刘澜涛“厚道”的多。至于李克农在中央交办的潘汉年案中能举出“六条反证”，为以后潘案的平反提出依据，与刘澜涛相比那更有天壤之区别。李克农才真是对“中央交办的都一丝不苟地去办”。刘澜涛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西北局第一书记，不是一般的低级别管管文件收发的“秘书”，他对上对下，更应实事求是，实话实说，对上级负责，同时、同样也要对下级负责，更是对自已负责，像他这样级别的干部出了错，归之为“中央交办的都一丝不苟地去办” ，戓者似某些人物传记所写的那样归之于“由于对领袖的无比崇敬和信任，坚定的站在领袖一边。”那不仅于理不通，更使人们在评价政治人物、历史人物时失去了最基夲的标准。
　　不错，“文革”后刘澜涛确实“道过歉”，可当时西北的老干部都知道，刘的“道歉”是在胡耀邦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做的。对庐山会议上他攻击彭德怀，制造人祸，他做过检讨吗？他的检讨在那里呢？至于他当政时伤害过的“下级” ，也从未听说他主动认错、主动去道谦戓帮助解决一点遗留问题的。由于刘的这种态度，当年紧跟刘澜涛制造冤案的个别人至今仍一口咬定他们是在“反左”呢。
　　至于刘澜涛与他人的私交人情，我也有一例，赵寿山将军的女儿与刘的夫人曾是同学（延安女子大学），因而同刘家相熟，可说是曾长期交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内大饥荒，某天刘突然打电话要请赵将军之女到饭店吃饭。赵将军之女说：现在群众生活这样困难，我等去饭店吃饭，怎吃得下去，对你影响也不好，还是别去吧。于以谢绝。但令赵将军之女没想倒的是夲以为是熟人之间的一件合乎情理的小事，不想却引起刘的不满，过了一段时间在某个会议上赵将军之女见到刘，主动向刘打招乎，刘却拉下脸来根夲不理，自此两家形同阡陌，刘的人情味如何也见一斑吧。
　　坦率讲，似刘这种，战争年代无战功，和平时期少良策，从延安整风、华北座谈会开始，造神，整人，职务得以快升，对下级拉个脸以示深沉之人，有权门庭若市，无权门可罗雀，是很正常现象，当然，如果有人能告诉我，上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受委屈时刘澜涛坚定的站在胡耀邦一边（就似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那样），论私是恩将恩报，论公是为国为民，那晚年刘澜涛是真觉悟了，是真有人情味了，那我列举上述事例真是我“小心眼” ，是我对人“耿耿于怀”，我应对自巳的无知和鲁莽向刘澜涛前辈道谦，否则，免谈，胡耀邦的善良换来的是什么？！吴江老师对此应比我更清楚。

　　附；

　　刘澜涛晚年的人情味
　　吴江　文
　　
　　　　　　马克思名言
　　　　人的生活离不开友谊，但要得到真正的友谊是不容易的。友谊需要忠诚去播种，用热情去灌溉，用原则去培养，用谅解去护理。
　　　　以此赠与吴江同志共勉
　　　　以上所录马克思名言，是刘澜涛离世前三年赠送给我的。此外，他还赠我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并精制的洮砚一方，从刻工看，至少是清代之物，上刻他曾书赠给我的《红楼梦》中的两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一个人，尤其是曾做过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人，当他行将走完一生艰难路程、结束凶险难测的战斗生活之际，渴望在同志间找到一种“真正的友谊”，把这种友谊看得非常重要，并要求彼此“共勉”，这在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这里透露出一个在特殊环境中奋斗过来的人在回顾往事时所蕴蓄的心声。
　　　　1948年5月，我调华北局工作，接手协助编华北局党刊《建设》周刊。当时华北局的日常工作由刘澜涛主持。我逐渐了解刘澜涛是这样一位领导人：他对上绝对服从，说一不二；工作上小心谨慎，严肃认真，绝不擅权，华北局的大政方针都取决于薄一波或请示党中央，他决不自作主张。对下，则是只顾使唤，只谈工作，督促完成，严格要求，从无个人之间的交流。我在他身边工作六七年，除工作外，从无一次个人性交谈，或问一问你的生活、经历或碰到什么问题等。举例说，我是有家室的人，离开组织部时交出了住房，到他那里编刊物却有一段时间没有住房，勉强挤在他秘书的一间办公室里，他也不加过问，这件事我的妻子至今提起来还埋怨我。他对他的秘书班子也约束很严，一切循规蹈矩，无任何特殊照顾。
　　　　文革中，刘澜涛属于“六十一人集团”冤案重要人物之一受到迫害，他的夫人因不堪折磨被迫害致死。
　　　　刘澜涛从1979年重返政坛，并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然后，又由邓小平提议，出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此时我因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而同他又有些工作上的接触。这段接触中深感他的工作态度认真如旧，但特别的是：他对干部的谦逊态度大大增加了。后来他任两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而后离休。我和刘澜涛的长期贴身秘书接触较多，他告诉我刘离休后的生活和心情：刘是一个放不下政治和国事的人，他离休初期常到外地各处看看，留心种种新问题，既有欣慰也有忧虑。后来身体不好，不常下去了，就希望能从别人口中听到一些情况。但是，他发觉，愿意跟他接触和倾谈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他又没有其他任何嗜好，因此孤寂感越来越困扰着他。
　　　　后来我了解到，刘在晚年对他的一生进行反思时，总是不能摆脱一种内疚心情：他在“左倾”猖獗时期也曾整过人，时间都在他任职西北局期间。两次整人的情况不同：一次是在中央确定了“有人利用写《刘志丹》小说反党”的事件后，立了一个大案进行审查，其实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这个案子涉及到西北地区的许多老革命家。中央确定这个审查小组的负责人本来另有其人，刘不在内，但刘恰于此时出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因此中央就把这案子的具体审查任务交到他的手中。虽然刘与“立”此案无关系，但他仍按老习惯：凡是中央交办的都一丝不苟地去办。他接手这件案子开了多次批判会，因此伤害了一批西北地区的老同志。第二次是在“四清”初期，那时他完全接受并执行所谓“桃园经验”那套东西，而另一位西北局负责人则对当时的做法表示不同意，两人的分歧后来在刘澜涛的主持下演变成一场批判，这一次又伤害了西北局的一些同志。
　　　　我们党在进入50年代之后，党内政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整人的政治运动不断，有整人的，有被整的；被整的也曾整人，整人的也会被整。“文化大革命”中刘澜涛自己也身遭大难，被整得死去活来，家破人亡。“文革”的严重教训使他不能不反思自己的过去。他向过去被自己错误批判过的同志做了诚恳的由衷的检讨并表示道歉，有的不止一次。多数同志表示谅解，但有的同志仍不免耿耿于怀，刘为此深感痛苦。
　　　　过去，他可能从未重视过个人之间的友谊，甚至连“个人”在他的观念中恐怕也没有地位。在他的头脑中，“组织”和“铁的纪律”是同一概念，而“个人”则和“个人主义”是同一个概念。而如今，他却在寻求个人之间的友谊，认识到人和人之间离不开友谊，并直接鼓励他身边的人要多交朋友。这在他来说是多么大的变化啊！这个变化究竟说明了什么呢？

（《炎黄春秋》2002年第9期）
　　
　　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
　　毛泽东
　　来源：人民网（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昨天上午我说，以《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为题的那一个文件，“不知是哪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这个疑问，昨天晚上就弄清楚了，不是庐山的秀才同志，而是北京的刘澜涛同志和他的两位助手，发大热心，起大志愿，弄出来的。〔2〕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须要时间，并且须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一九五三年高、饶问题〔3〕，现在的彭、黄、张、周问题〔4〕，就有许多人感觉惊奇。这种惊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隐到显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别是有一些党内斗争，例如高饶、彭黄这一类斗争，具有复杂和曲折的性质。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讲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再则，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样，是否有危险呢？可能有。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们的错误，无非是两个可能性：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过来的条件是充分的。首先，他们有两面性。一面，革命性，另一面，反动性。直到现在，他们与叛徒陈独秀、罗章龙、张国洲、高岗是有区别的，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可能不转化为敌我矛盾，而能始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予以彻底的解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矛盾及时适当地加以解决的话。下面的这些条件是重要的。全党全民的监督。中央和地方大多数干部的政治水平，比较一九五三年高饶事件时期大为提高了，懂事多了。庐山会议上这一场成功的斗争，不就是证据吗？还有，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和政策，一定要是适合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政策，而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态度和政策。改不过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那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向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的队伍里增加几个成员，何损于我们伟大的党和我们伟大的民族呢？但是，我们相信，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除陈、罗、张、高一类极少数人以外，在一定的条件下，积以时日，总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坚定的信心。我党三十八年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
　　 毛泽东
　　　 　八月十六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 这是对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和他身边的两位工作人员摘编的小册子《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写的第二个批语，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2〕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在一份《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铅印件上给毛泽东等写了一封短信说：“那个文件系刘澜涛同志和其他两个同志选集的，印时把北京来信漏掉了，没有把刘澜涛同志的信一道印上去。观送上给你看。”刘澜涛来信，指刘澜涛八月二日为送审《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小册子给彭真的信。后来印发《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的批语时，毛泽东批示将彭真和刘澜涛的信都附印在后面，并将彭真的信抄改了一遍。
　　 〔3〕 指高岗、饶漱石。一九五三年，他们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一九五四年二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对他们进行了揭发和批判。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他们的党籍。
　　 〔4〕 指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一九五九年八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他们被错误地定为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