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红彦同志历史报告（摘要）1942年8月

Gowest · 发表于 2020-7-8 14:13:49

1924至1925年，因赌博输钱，被父责骂，负气当兵，（在井岳秀的石拐子部）。1925年4月，在宜川集义镇经连长（党员）介绍我入党，我说：“你们都加入，我也就加入”，遂入党。那时认识到打土豪、组织农民协会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有很多人跑到我们连里来。我们连长已升营长。井岳秀要石拐子把谢子长及李象九送到师部及撤职。石不肯，被井暗杀，换另一个营长当旅长，准备解决我们。我们也积极准备。西安派来政治主任，教军事课。8月初的一个夜里，我连大捉士绅捐款，由清涧出发到宜川起义，将新换旅长赶跑，我们连长当了旅长，我当了班长。井派高包围我们，连夜冲出城时，因驮子跑散及士兵乘机携款跑走，队伍垮了。只谢子长带出三四百人，跑到黄龙山中。给养困难，乃投到韩城杨虎城的旅长处。我们被编为一个旅。西安党派人检查起义失败问题，处罚了很多人，并由唐东元整训队伍。操练很严，大家吃不消，旅长也不满，请假休息。我们卫队也被带去。

第二次暴动，称“工农革命军”，是唐澍领导的，我们旅长不知道（带领部队脱离王保明）。阎揆要、谢子长等打宜川，被打垮，几十个人跑掉了。我们旅长只带我们几十个“护兵”住韩城，我升了“护目”。王保明把我们旅长扣押，卫队缴械。我们由城墙跳下，带枪逃跑了。

我们三个人带枪跑过黄河，找到张汉民。将枪存在张家，我们想抢些钱当路费到北平。在绛城附近抢了杨虎城的参谋长。因通缉很严，跑到运城。一个月后又回到张汉民家，把烟土卖了，得很多钱。后又抢过一次，跑到太原，结过婚。在其他二人及张汉民的劝导下，乃过河回陕北来。与党有了关系，党叫我们搞游击队，乃在清涧搞。因与一个同志搞不来，乃与雷鸣俊跑到绛州。恰遇李象九由北平来找张汉民，要酝酿反冯（李受蒋委为“讨逆二路司令”），我随李去，当李的随从副官。在黄龙山收了两千多土匪。因纪律坏，李无能力管束，不敢干了，与我们在北平。我离开黄龙山到“后九天”去，找到组织，商量如何改造土匪？想另招一些人。这时土匪队伍中的营长周维祺是我的哥哥，他同意我的作法，乃出外活动些人来。我这时当了连长，连里多是我们的同志。这时党指示把后九天的土匪队伍及司令杨庚武带到谢子长那里去。杨动摇。乃叫周维祺努力活动扩充队伍。我们四人带了谢子长的护照离开后九天，想打一个土豪。走到延长被军队查扣，送到韩城，因带“共产党宣言”等书籍，更被诬为奸细，留难几天。因牵涉到苏雨生护照关系，被送到延安的高双成司令部。有人认识了我，被押在监狱里。三四天后高双成找我谈话，要我收后九天土匪，把我们放了。派个副官跟我们走到七里铺，我坚持不去，遂与他们分路。我跑到瓦窑堡，找人写信告诉周维祺不要投降。周把队伍带到瓦窑堡附近。党虽努力争取杨庚武无效，杨投降了高双成。周也动摇。我们在瓦窑堡附近绑票，百姓吓跑了，军队也来围剿。我力主不投降（谢子长来见我们，正赶上这次事变），与周维祺吵闹，强把周和队伍拉走，与老谢同到保安与志丹等会合（刘志丹给张廷芝当团附），招兵买马，努力活动，改造周维祺的部队。党派我到瓦窑堡去招些人，到周维祺的部队来。以后到预旺找高岗、张秀山，他们不与我合起来干，我把张廷芝队伍接回来。张拉我到安边去，想解决我。给我钱花，我又嫖得很凶，张乘机下了我的枪，将我扣押（夜间跑掉）。同时张即派兵把周维祺包围，周动摇交枪。志丹、老谢都跑了，我也回瓦窑堡。以后与老谢见了面，想继续搞游击队。由老谢设法从安定县府弄到300元钱，我卖马并从家里弄到些钱，共约四百余元，买到两支盒子，动员了五个学生，劫了三千多两烟土，跑回镇川隐蔽起来。过几天，除给特委留点钱外，又回到瓦窑堡。

山西特委派人找我并指示两个任务：一是搞游击队，一是要钱。我到平遥找到师芝桂，我鼓动他好久，他不干。与白希林去找附近的一个过去相认的土匪头，干了些日子，搞失败了。山西党派来四五个人，都是空手的。一次乘机缴了土匪的四五枝盒子，一条轻机枪及两支步枪，并枪毙了土匪头。师芝桂来与我们合作，师带来十余人，恢复了师的党籍并由师当队长，我与白希林当班长。后来一个班长同志与我们意见不合，擅自放走了我们绑的两个票子，并带人走掉。师芝桂把我们的枪缴了。经努力争取，给了两支枪，跑到汾阳，见到山西省委书记，他派人找到师芝桂，又与我们合作。山西省委派我到太原计划绑架吴梦有（农矿厂长兼山西省银行行长）的父亲和弟弟，成功了，搞到三万多元。在太原买了几支盒子枪、两支手提机枪，设法运回汾阳交游击队。

过些日子，省委又调我秘密去参加吴梦有主持的反商震的大会，窃听知道晋军将大规模“剿共”。省委派我赶紧回去布置反围剿。我在汾阳搞兵运，省委书记刘天章不赞成，我决心继续干，结果拉出四五十人。在西公岭休息时被追兵赶到，打散二十余人。拉到根据地内，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山西第一游击大队。由拓荒任大队长，我任大队副兼支书。在那里打土豪，组织农民斗争。这时“围剿”甚严重。我们打了几次胜仗，但还无整个办法。这时党内发生争论：1、埋枪转到太原隐蔽；2、拼死算了；3、拉到陕北或拉到晋南。我主张第三种意见。黄子文（政委）主张到绵山去。队长主张埋枪，大家不赞成。我与白希林等坚决主张回陕北。结果只剩三十余人（兵变出来的除一班长外，其余都资遣回家）。一次渡河不成，有些人动摇；二次又渡，水手要挟我们，要留几支枪。我假意允许，等渡过河后，把水手捉住，又要回了留下的枪。

渡过河后有些人还动摇，队长想回家休息，我们主张开展游击战争。一天路遇井岳秀部下解款的四人，大家想动手，队长不许干。大家不满，将队长降为队副，我升为队长。我带领队伍到处打，很短时间内打了十四仗，都打了胜仗。到安塞被高双成部包围。政委、支书、吴岱峰等多人主张走，我反对，与政委吵，打。我带几十个人向包围之敌袭击，将敌打垮。政委、副队长、支书从沟中跑，被敌将支书打死。政委跑到北平，杨仲远当政委。我们回到瓦窑堡，与两股土匪在南沟岔会合，成立总指挥部，由杨仲远当参谋长，师祝杰当总指挥，我当第二大队长。我们计议要打清涧，叫官兵把他们抄了，以坚定他们干的决心。我们把崇团长部的30余人及崇的侄子打死，接着打瓦窑堡，冲进城内，但城寨未攻下，撒出城。以后又打延川、延安，打高双成。（我们从山西回来，卷了红旗，无红军名义。特委派人来，有党的领导，但成份多系土匪。）

我们的队伍到吴起的南梁堡子，刘志丹知道了，找来，于是会合。由刘号召了20多人。刘编一个队，我编第二队。老谢、高岗由西安来。检讨工作，部队很多人不满意我，党的会议上批评我军阀主义，横行霸道，不听人意见。有些人主张枪毙我，高岗等不同意，最后撤职。我服从了党的处罚。老谢说服了我，叫我当兵。有些人反对，叫我带些人（十人十枪）当土匪扩大队伍。我在环县、曲子、庆阳等处活动。陇东民团总司令谭世林收编我们为机枪连。不久将其代表杀死，又出去活动，遇见一帮土匪，与之会合，有了一百多人。老谢派人叫我回去。当时着手改编队伍，并与刘宝堂搞关系。想搞死刘保堂，刘知道跑了。我们将其队伍带走。我任第一营营长。到了关中。旬邑一带是张汉民（杨虎城团长）驻防，张写信叫我去，老谢同意我去。到旬邑由张处要到一箱子弹，以后同高岗同去西安，与张汉民谈判休战，并搞到三千元，盒子枪几支及子弹药品等。我回去受到省委军委的批评，说不应与军阀勾结。

土匪队伍纪律不好，抢妇女。（那时队伍已改编为反帝同盟军，老谢任总指挥，我任第一大队长。）想解决土匪部队，志丹还犹豫。老谢与我商量先解决志丹的队伍。出发前老谢宣布十大纪律，并要我为执法队长带警卫队。老谢讲话后把部队解决。然后对刘志丹说明原意，志丹不很高兴。师祝杰那个支队跑了。给我编了好队伍带。决定打土豪，这时另组陕甘游击队支队，由老谢负军事责任。打张汉民部，缴了几百支枪，把俘虏的几百人与伤兵送回去了。

第二次又派我打旬邑城，将城打开。政委李维翰，主张拿我的名义给张汉民的营长写信（中心意思是揭露张汉民与我的关系）。我本不赞成，但因政委主张，也是得照办。结果弄得张汉民非常的伤心。但张总还对我党我军照样帮助。这时部队扩大了，打了宜君、中部等地。打三合时因攻城不下，将老谢撤职，将队伍改编为两个支队。决定我兼一个支队，白希林担任一个支队。第二天省委书记杜衡因白希林之弟逃跑带了两支枪，要捆白希林，我不同意，队伍中也有许多人反对，拒绝逮捕。白自己请求离职到西安去。由刘志丹担任第三支队长。全军出发打杨虎城，杨跑到西安派大兵打我们。这时由志丹代理总指挥，我任五支队长。由龙坊出发途中，我任后卫。志丹因我吃饭贻误时间，后派我任前卫。在吉子岘与杨虎城部队打了一个战斗，双方伤亡千余人。我军仓惶由山上跳崖，很狼狈，志丹批评我。后打燕窝（英旺）消灭高双城两团。部队到韩城，地方党动员红枪会二三千欢迎我们。我们有些大意，被吴勉之部队袭击，我带了五六十人被包围。志丹到庆阳去，我们到黄龙山。以后找到志丹。

“南北分家”——党内发生分歧，志丹为首的主张钻陕北的大山，省委一些人主张南下到三原去。黄子文主张分家。结果因“分家”对立起来，互相瓦解，几乎火拼。我这时赶到，双方都争取我。我“三足鼎立”，主张开会解决。我主张不南不北，仍在原地。双方分家后已经后悔了，都怕对党不起。我召集开会对高维翰、黄子文骂了一顿。双方都接受了我的意见，推我任总指挥。

部队又扩大到七、八百人，在旬邑一带活动。省委派李艮来斗争我，批评我游击主义、调和主义。我最后屈服了。

这时提出建立寺村原根据地，20天分完土地，建立革命委员会。攻城碰了钉子。我说这个办法不成，李艮对我大加批评。他决定继续攻城。部队刚出发不远，后方即被白军打乱了。李仍坚决主张在原地区活动。被白军袭击一下，只逃走我们13人。（我过去认识——觉得省委不来人，部队还有办法，来了就糟。当然这个认识是不对的）以后回来二三百人，大家不满意李艮，有的骂李为奸细，我当即制止了。（这时李艮组织秘密队委，想解决我）。

我们在马栏川活动，又打了大胜仗，捉了民团总指挥。不久老谢来，他任总指挥，我与志丹任队长。老谢派我带骑兵下平原抢些财物，给省委送去一些作经费。又派我带骑兵到陕北抢了30多匹马。以后又到平原活动，队伍又扩大到五六百人。

杜衡来到，要改编部队，改称红26军，斗争我与老谢、志丹、杨仲远。我有些忍不住，要求送去上海学习。杜衡给我们四个人“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送上海受训。老谢、志丹接受处分，我不接受，杜即取消对我的处罚。我们四人都主张留下一二人照顾部队，但留谁，谁都不干，结果留下刘志丹给王世泰当参谋长。我于1932年底到沪（张汉民给些钱和护照）。

这段工作——我在几个关键上起了很大作用（如“南北分家”时），这时思想上骄傲骂人。吉子岘战斗的损失，我应负责。

33年春，我们到沪。中央叫作“打狗团”工作，我不干，派到察哈尔工作。柯庆施派我与老谢到热河老北风八千岁部队工作。不久又派我们到孙殿英处当兵。察哈尔事变，我部被缴械送到包头。不久我回到张家口，正值冯玉祥下野，部队混乱。我主张把部队带到陕北去，党不同意。

包头兵变，老柯派我去接，在武川迎到了。我见到刘志远（已当团长）说明来意。部队带到商都，刘要休息。我主张快到同盟军去，刘很动摇。阎锡山派张历生来收编刘部（这时我已当了特务连连长），并派师长来点验。我布置好，解决了师长，缴了枪，催刘快拉部队去。到了察哈尔与同盟军会合。吉鸿昌批评我不应该杀师长。我当前卫，打了一个教堂，捆了教士。吉鸿昌骂我一顿，我不满意。当时部队行动，我主张到陕北，党总批评我。部队决定打北平，我不同意，说不应取消抗日。政治部主任批评我不对。有一次派我警戒他们开会，我说是“保护汉奸开会”。政治主任夜间找我谈话，批评我，我不接受，以致互骂，撤了我的职。这时抗日同盟军称“讨逆军”。

老柯又派我与老谢作兵运工作。老谢哭了，觉得党的领导很奇怪。我不满意，老谢劝我，仍然出发。经过通州，到了北平。老柯也回来了。很奇怪的是，老柯把我们这些能打仗的人都打发走了。很快抗日同盟军就垮了。我与老谢隐居店内。福建事变，党派我回陕北，我不愿意。去孙殿英处作兵运工作，任兵委书记。我向南汉宸提议派一团兵到陕北来，孙不愿意。这时我们能掌握四千多人，准备三天后兵变。这时孙殿英部一个亲信的旅长叛变投降宁夏。南派人告我孙已逃跑了，要我同走，我不愿，但部队已溃不成军，我们也无法掌握部队。部队大部分缴枪，我们退到百里无人烟的地区，部队非常困难，又很混乱，部队全部缴枪。我回到北平，找到我的老婆（小毛的娘），搞点路费到天津去报告工作，派我作军委工作。为了掩护，到北平接人。到天津吉鸿昌处找王再兴，找不到。马路上巧遇葛际云、南汉宸，拿到钱，找到党的关系。党派我回平接尤祥斋同志来津，即结了婚，上海党调我去，派赴苏联。到莫斯科见着康生、王明，决定我住列宁学院，上一二次课又派到军事学校去学军事。很短时间，王明叫我回国，到四川找红军送密电本，并要一批军事干部来学习。到边境（新疆）李立三处设法偷过边境，经过新疆秘密机关，乔装商人经肃州、凉州、兰州到北平，又到汾阳，被查扣，经熟人保释。到西安，找到周维祺、李象九及杨虎城军法处长的庞子杰，由庞设法到乾州阎揆要处。由阎设法，由县府派人把我当作侦探送到边境。跑到苏区，正值肃反，把我捆起来，我说是四方面军派来的，才把我送到边德荣的司令部来。又送到关中鲁贲处。正是他们搞张邦英同志的时候。我在莫斯科时曾听过康生三次报告关于中国肃反的错误。我对鲁贲讲康生的意见及中央苏区的纠正肃反错误，并嘱鲁不可再捉人杀人。这时朱理治来信说：“这次肃反，某些地方有错误，要注意。”关中肃反暂停了。1935年底找到中央，交代任务。

这时期思想——对红26军做些工作，但也有些小错误，离开后个性有些磨练，有些改进，才使我有以后的进步。能使我参加革命及百折不回的原因：一是我个人英雄主义支持；一是我非常信仰老谢。

35年底回到瓦窑堡不久，周副主席派我去搞张庭芝部队，不成回来。准备东征，派我为沿河司令，准备了一个多月即东渡。我们在后方打了几个小仗。部队是各县调的游击队，过河后派来蔡树藩当政委。在河东打土豪的东西完全交上去了。蔡树藩调走后，宋时轮当军长，我当政委。我参加中央会议及太相寺会议，对我影响不大。会后部队调绥德，这时我当军长，蔡重回来当政委。我提意见要打一下，蔡不听。瓦窑堡失守后，我们调回来牵制瓦窑堡之敌。接周副主席指示信，我主张部队不撤，蔡主张撤，以后上级不满我们部队撤退。蔡调走，我兼政委，杜平任政治部主任，参谋长李富春。

西安事变发生，毛主席派我去西安。见了副主席，派我到杨虎城处活动，刚有点眉目，遇“二二事变”，副主席催我速走。我又回到30军工作，调到庆阳接袁国平的防，编为留守处。接收袁国平移交的物资时未很好清点，也未向上级报告，并给部队增加了伙食钱，（但发饷时扣了），无法报销。以后因接收物品，毛主席、周副主席都来电查问。弄得我无法，只好找袁，袁即向我身上推脱，最后袁被调回延安斗争了一下。

留守处成立后，任第三团团长，担任河防，因为抢阎锡山的兵站，闹了乱子。我回来后押起发洋财的营长、教导员，把所有的东西都交出去。

调马列学院学习，当党建班班主任。

河防吃紧时调回三团。

后到一旅任政委。

对高岗同志的态度——一是我受了郭洪涛挑拨。郭告诉我：刘景范给中央写材料，说解决刘志丹的部队是我的阴谋。我当面质问高岗，他很坦白的向我解释，我不信。从此高岗的话对我不起什么作用了。一是我受了肖主任的挑拨。肖说高岗对我有意见，高不愿叫我当保安司令。我很气愤。一是西北局的问题。陈正人一次找我，对我说：西北局委员有你（阎）一个，但中央未批准，请你原谅。我很不高兴。我认为不必要解释。一是七大代表问题，高要减少我一年党龄。我总觉得高对我不诚恳，我不满意。高也感觉对我无法说清，很难对付。一般陕北同志猜疑我与高岗关系不好：“是我与高岗争地位，还是高岗排斥我呢？”这些传说是对陕北干部团结有影响的，且与西北局的领导上有了影响。

我到党校学习后，高岗找我来谈了一夜，解决了我与高岗很多的关系问题，以后在西北局开会已解决了。

我的个性强，英雄主义、个人主义从过去到现在都存在的。我受人挑拨是立场不稳。我自觉我的历史很光荣。我的英雄主义到去年已成系统了。……

对肖、高的态度问题，今天才认识到他的严重性。陕北部队另成系统事，主要是王世泰的意见。贺晋年自己与王世泰也谈了。贺对我说，我也同意。但我未对别人谈过。我感觉陕北人受外来干部的气。贺的思想也受我的影响。我不如高岗那样老实的完全按照中央指示办事。

陕北党在高干会前的混乱，我的思想是有些作用的。

思想根源：一是看重自己的历史；一是政治水平不高，阶级立场不稳；一是过去看小说的影响，如三国关云长“傲上怜下”的思想影响；一是过去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人干的，未受别人干涉过的，还不是把党的利益看成高于一切。

（此材料是从记录稿中摘录的）

（编者注：本文原件存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资料馆。）

http://www.htqly.org/index/info/wenzi/id/986.shtml

Gowest · 发表于 2020-7-8 14:22:40

阎红彦同志历史报告（摘要)

1942年8月25日

1924至1925年，因赌博输钱，被父责骂，负气当兵，（在井岳秀的石拐子部）。1925年4月，在宜川集义镇经连长（党员）介绍我入党，我说：“你们都加入，我也就加入”，遂入党。那时认识到打土豪、组织农民协会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有很多人跑到我们连里来。我们连长已升营长。井岳秀要石拐子把谢子长及李象九送到师部及撤职。石不肯，被井暗杀，换另一个营长当旅长，准备解决我们。我们也积极准备。西安派来政治主任，教军事课。8月初的一个夜里，我连大捉士绅捐款，由清涧出发到宜川起义，将新换旅长赶跑，我们连长当了旅长，我当了班长。井派高包围我们，连夜冲出城时，因驮子跑散及士兵乘机携款跑走，队伍垮了。只谢子长带出三四百人，跑到黄龙山中。给养困难，乃投到韩城杨虎城的旅长处。我们被编为一个旅。西安党派人检查起义失败问题，处罚了很多人，并由唐东元整训队伍。操练很严，大家吃不消，旅长也不满，请假休息。我们卫队也被带去。

第二次暴动，称“工农革命军”，是唐澍领导的，我们旅长不知道（带领部队脱离王保明）。阎揆要、谢子长等打宜川，被打垮，几十个人跑掉了。我们旅长只带我们几十个“护兵”住韩城，我升了“护目”。王保明把我们旅长扣押，卫队缴械。我们由城墙跳下，带枪逃跑了。

我们三个人带枪跑过黄河，找到张汉民。将枪存在张家，我们想抢些钱当路费到北平。在绛城附近抢了杨虎城的参谋长。因通缉很严，跑到运城。一个月后又回到张汉民家，把烟土卖了，得很多钱。后又抢过一次，跑到太原，结过婚。在其他二人及张汉民的劝导下，乃过河回陕北来。与党有了关系，党叫我们搞游击队，乃在清涧搞。因与一个同志搞不来，乃与雷鸣俊跑到绛州。恰遇李象九由北平来找张汉民，要酝酿反冯（李受蒋委为“讨逆二路司令”），我随李去，当李的随从副官。在黄龙山收了两千多土匪。因纪律坏，李无能力管束，不敢干了，与我们在北平。我离开黄龙山到“后九天”去，找到组织，商量如何改造土匪？想另招一些人。这时土匪队伍中的营长周维祺是我的哥哥，他同意我的作法，乃出外活动些人来。我这时当了连长，连里多是我们的同志。这时党指示把后九天的土匪队伍及司令杨庚武带到谢子长那里去。杨动摇。乃叫周维祺努力活动扩充队伍。我们四人带了谢子长的护照离开后九天，想打一个土豪。走到延长被军队查扣，送到韩城，因带“共产党宣言”等书籍，更被诬为奸细，留难几天。因牵涉到苏雨生护照关系，被送到延安的高双成司令部。有人认识了我，被押在监狱里。三四天后高双成找我谈话，要我收后九天土匪，把我们放了。派个副官跟我们走到七里铺，我坚持不去，遂与他们分路。我跑到瓦窑堡，找人写信告诉周维祺不要投降。周把队伍带到瓦窑堡附近。党虽努力争取杨庚武无效，杨投降了高双成，周也动摇。

我们在瓦窑堡附近绑票，百姓吓跑了，军队也来围剿。我力主不投降（谢子长来见我们，正赶上这次事变），与周维祺吵闹，强把周和队伍拉走，与老谢同到保安与志丹等会合（刘志丹给张廷芝当团附），招兵买马，努力活动，改造周维祺的部队。党派我到瓦窑堡去招些人，到周维祺的部队来。以后到预旺找高岗、张秀山，他们不与我合起来干，我把张廷芝队伍接回来。张拉我到安边去，想解决我。给我钱花，我又嫖得很凶，张乘机下了我的枪，将我扣押（夜间跑掉）。同时张即派兵把周维祺包围，周动摇交枪。志丹、老谢都跑了，我也回瓦窑堡。以后与老谢见了面，想继续搞游击队。由老谢设法从安定县府弄到300元钱，我卖马并从家里弄到些钱，共约四百余元，买到两支盒子，动员了五个学生，劫了三千多两烟土，跑回镇川隐蔽起来。过几天，除给特委留点钱外，又回到瓦窑堡。

山西特委派人找我并指示两个任务：一是搞游击队，一是要钱。我到平遥找到师芝桂，我鼓动他好久，他不干。与白希林去找附近的一个过去相认的土匪头，干了些日子，搞失败了。山西党派来四五个人，都是空手的。一次乘机缴了土匪的四五枝盒子，一条轻机枪及两支步枪，并枪毙了土匪头。师芝桂来与我们合作，师带来十余人，恢复了师的党籍并由师当队长，我与白希林当班长。后来一个班长同志与我们意见不合，擅自放走了我们绑的两个票子，并带人走掉。师芝桂把我们的枪缴了。经努力争取，给了两支枪，跑到汾阳，见到山西省委书记，他派人找到师芝桂，又与我们合作。山西省委派我到太原计划绑架吴梦有（农矿厂长兼山西省银行行长）的父亲和弟弟，成功了，搞到三万多元。在太原买了几支盒子枪、两支手提机枪，设法运回汾阳交游击队。

过些日子，省委又调我秘密去参加吴梦有主持的反商震的大会，窃听知道晋军将大规模“剿共”。省委派我赶紧回去布置反围剿。我在汾阳搞兵运，省委书记刘天章不赞成，我决心继续干，结果拉出四五十人。在西公岭休息时被追兵赶到，打散二十余人。拉到根据池内，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山西第一游击大队。由拓荒任大队长，我任大队副兼支书。在那里打土豪，组织农民斗争。这时“围剿”甚严重。我们打了几次胜仗，但还无整个办法。这时党内发生争论：1.埋枪转到太原隐蔽；2.拼死算了；3.拉到陕北或拉到晋南。我主张第三种意见。黄子文（政委）主张到绵山去。队长主张埋枪，大家不赞成。我与白希林等坚决主张回陕北。结果只剩三十余人（兵变出来的除一班长外，其余都资遣回家）。一次渡河不成，有些人动摇；二次又渡，水手要挟我们，要留几支枪。我假意允许，等渡过河后，把水手捉住，又要回了留下的枪。

渡过河后有些人还动摇，队长想回家休息，我们主张开展游击战争。一天路遇并岳秀部下解款的四人，大家想动手，队长不许干。大家不满，将队长降为队副，我升为队长。我带领队伍到处打，很短时间内打了十四仗，都打了胜仗。到安塞被高双成部包围。政委、支书、吴岱峰等多人主张走，我反对，与政委吵、打。我带几十个人向包围之敌袭击，将敌打垮。政委、副队长、支书从沟中跑，被敌将支书打死。政委跑到北平，杨仲远当政委。我们回到瓦窑堡，与两股土匪在南沟岔会合，成立总指挥部，由杨仲远当参谋长，师祝杰当总指挥，我当第二大队长。我们计议要打清涧，叫官兵把他们抄了，以坚定他们干的决心。我们把崇团长部的30余人及崇的侄子打死，接着打瓦窑堡，冲进城内，但城寨未攻下，撒出城。以后又打延川、延安，打高双成。（我们从山西回来，卷了红旗，无红军名义。特委派人来，有党的领导，但成份多系土匪。）

我们的队伍到吴起的南梁堡子，刘志丹知道了，找来，于是会合。由刘号召了20多人。刘编一个队，我编第二队。老谢、高岗由西安来。检讨工作，部队很多人不满意我，党的会议上批评我军阀主义，横行霸道，不听人意见。有些人主张枪毙我，高岗等不同意，最后撤职。我服从了党的处罚。老谢说服了我，叫我当兵。有些人反对，叫我带些人（十人十枪）当土匪扩大队伍。我在环县、曲子、庆阳等处活动。陇东民团总司令谭世林收编我们为机枪连。不久将其代表杀死，又出去活动，遇见一帮土匪，与之会合，有了一百多人。老谢派人叫我回去。当时着手改编队伍，并与刘宝堂搞关系。想搞死刘宝堂，刘知道跑了。我们将其队伍带走。我任第一营营长。到了关中。旬邑一带是张汉民（杨虎城团长）驻防，张写信叫我去，老谢同意我去。到旬邑由张处要到一箱子弹，以后同高岗同去西安，与张汉民谈判休战，并搞到三千元，盒子枪几支及子弹药品等。我回去受到省委军委的批评，说不应与军阀勾结。

土匪队伍纪律不好，抢妇女。（那时队伍已改编为反帝同盟军，老谢任总指挥，我任第一大队长。）想解决土匪部队，志丹还犹豫。老谢与我商量先解决志丹的队伍。出发前老谢宣布十大纪律，并要我为执法队长带警卫队。老谢讲话后把部队解决。然后对刘志丹说明原意，志丹很不高兴。师祝杰那个支队跑了。给我编了好队伍带。决定打土豪，这时另组陕甘游击队支队，由老谢负军事责任。打张汉民部，缴了几百支枪，把俘虏的几百人与伤兵送回去了。

第二次又派我打旬邑城，将城打开。政委李维翰，主张拿我的名义给张汉民的营长写信（中心意思是揭露张汉民与我的关系）。我本不赞成，但因政委主张，也是得照办。结果弄得张汉民非常的伤心。但张总还对我党我军照样帮助。这时部队扩大了，打了宜君、中部等地。打三合时因攻城不下，将老谢撤职，将队伍改编为两个支队。决定我兼一个支队，白希林担任一个支队。第二天省委书记杜衡因白希林之弟逃跑带了两支枪，要捆白希林，我不同意，队伍中也有许多人反对，拒绝逮捕。白自己请求离职到西安去。由刘志丹担任第三支队长。全军出发打杨虎城，杨跑到西安派大兵打我们。这时由志丹代理总指挥，我任五支队长。由龙坊出发途中，我任后卫。志丹因我吃饭贻误时间，后派我任前卫。在吉子岘与杨虎城部队打了一个战斗，双方伤亡千余人。我军仓惶由山上跳崖，很狼狈，志丹批评我。后打燕窝(英旺）消灭高双城两团。部队到韩城，地方党动员红枪会二三千欢迎我们。我们有些大意，被吴勉之部队袭击，我带了五六十人被包围。志丹到庆阳去，我们到黄龙山。以后找到志丹。

“南北分家”——党内发生分歧，志丹为首的主张钻陕北的大山，省委一些人主张南下到三原去。黄子文主张分家。结果因“分家”对立起来，互相瓦解，几乎火拼。我这时赶到，双方都争取我。我“三足鼎立”，主张开会解决。我主张不南不北，仍在原地。双方分家后已经后悔了，都怕对不起党。我召集开会对高维翰、黄子文骂了一顿。双方都接受了我的意见，推我任总指挥。

部队又扩大到七、八百人，在旬邑一带活动。省委派李艮来斗争我，批评我游击主义、调和主义。我最后屈服了。

这时提出建立寺村原根据地，20天分完土地，建立革命委员会。攻城碰了钉子。我说这个办法不成，李艮对我大加批评。他决定继续攻城。部队刚出发不远，后方即被白军打乱了。李仍坚决主张在原地区活动。被白军袭击一下，只逃走我们13人。（我过去认识——觉得省委不来人，部队还有办法，来了就糟。当然这个认识是不对的）以后回来二三百人，大家不满意李艮，有的骂李为奸细，我当即制止了。（这时李艮组织秘密队委，想解决我）。

我们在马栏川活动，又打了大胜仗，捉了民团总指挥。不久老谢来，他任总指挥，我与志丹任队长。老谢派我带骑兵下平原抢些财物，给省委送去一些作经费。又派我带骑兵到陕北抢了30多匹马。以后又到平原活动，队伍又扩大到五六百人。

杜衡来到，要改编部队，改称红26军，斗争我与老谢、志丹、杨仲远。我有些忍不住，要求送去上海学习。杜衡给我们四个人“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送上海受训。老谢、志丹接受处分，我不接受，杜即取消对我的处罚。我们四人都主张留下一二人照顾部队，但留谁，谁都不干，结果留下刘志丹给王世泰当参谋长。我于1932年底到沪（张汉民给些钱和护照)。

这段工作——我在几个关键上起了很大作用（如“南北分家”时），这时思想上骄傲骂人。吉子岘战斗的损失，我应负责。

33年春，我们到沪。中央叫作“打狗团”工作，我不干，派到察哈尔工作。柯庆施派我与老谢到热河老北风八千岁部队工作。不久又派我们到孙殿英处当兵。察哈尔事变，我部被缴械送到包头。不久我回到张家口，正值冯玉祥下野，部队混乱。我主张把部队带到陕北去，党不同意。

包头兵变，老柯派我去接，在武川迎到了。我见到刘志远（已当团长）说明来意。部队带到商都，刘要休息。我主张快到同盟军去，刘很动摇。阎锡山派张历生来收编刘部（这时我已当了特务连连长），并派师长来点验。我布置好，解决了师长，缴了枪，催刘快拉部队去。到了察哈尔与同盟军会合。吉鸿昌批评我不应该杀师长。我当前卫，打了一个教堂，捆了教士。吉鸿昌骂我一顿，我不满意。当时部队行动，我主张到陕北，党总批评我。部队决定打北平，我不同意，说不应取消抗日。政治部主任批评我不对。有一次派我警戒他们开会，我说是“保护汉奸开会”。政治主任夜间找我谈话，批评我，我不接受，以致互骂，撤了我的职。这时抗日同盟军称“讨逆军”。

老柯又派我与老谢作兵运工作。老谢哭了，觉得党的领导很奇怪。我不满意，老谢劝我，仍然出发。经过通州，到了北平。老柯也回来了。很奇怪的是，老柯把我们这些能打仗的人都打发走了。很快抗日同盟军就垮了。我与老谢隐居店内。福建事变，党派我回陕北，我不愿意。去孙殿英处作兵运工作，任兵委书记。我向南汉宸提议派一团兵到陕北来，孙不愿意。这时我们能掌握四千多人，准备三天后兵变。这时孙殿英部一个亲信的旅长叛变投降宁夏。南派人告我孙已逃跑了，要我同走，我不愿，但部队已溃不成军，我们也无法掌握部队。部队大部分缴枪，我们退到百里无人烟的地区，部队非常困难，又很混乱，部队全部缴枪。我回到北平，找到我的老婆（小毛的娘），搞点路费到天津去报告工作，派我作军委工作。为了掩护，到北平接人。

到天津吉鸿昌处找王再兴，找不到。马路上巧遇葛际云、南汉宸，拿到钱，找到党的关系。党派我回平接尤祥斋同志来津，即结了婚，上海党调我去，派赴苏联。到莫斯科见着康生、王明，决定我住列宁学院，上一二次课又派到军事学校去学军事。很短时间，王明叫我回国，到四川找红军送密电本，并要一批军事干部来学习。到边境（新疆）李立三处设法偷过边境,经过新疆秘密机关，乔装商人经肃州、凉州、兰州到北平，又到汾阳，被查扣，经熟人保释。到西安，找到周维祺、李象九及杨虎城军法处长的庞子杰，由庞设法到乾州阎揆要处。由阎设法，由县府派人把我当作侦探送到边境。跑到苏区，正值肃反，把我捆起来，我说是四方面军派来的，才把我送到边德荣的司令部来。又送到关中鲁贲处。正是他们搞张邦英同志的时候。我在莫斯科时曾听过康生三次报告关于中国肃反的错误。我对鲁贲讲康生的意见及中央苏区的纠正肃反错误，并嘱鲁不可再捉人杀人。这时朱理治来信说：“这次肃反，某些地方有错误，要注意。”关中肃反暂停了。1935年底找到中央，交代任务。

这时期思想——对红26军做些工作，但也有些小错误，离开后个性有些磨练，有些改进，才使我有以后的进步。能使我参加革命及百折不回的原因：一是我个人英雄主义支持；一是我非常信仰老谢。

35年底回到瓦窑堡不久，周副主席派我去搞张庭芝部队，不成回来。准备东征，派我为沿河司令，准备了一个多月即东渡。我们在后方打了几个小仗。部队是各县调的游击队，过河后派来蔡树藩当政委。在河东打土豪的东西完全交上去了。蔡树藩调走后，宋时轮当军长，我当政委。我参加中央会议及太相寺会议，对我影响不太。会后部队调绥德，这时我当军长，蔡重回来当政委。我提意见要打一下，蔡不听。瓦窑堡失守后，我们调回来牵制瓦窑堡之敌。接周副主席指示信，我主张部队不撤，蔡主张撤，以后上级不满我们部队撤退。蔡调走，我兼政委，杜平任政治部主任，参谋长李富春。

西安事变发生，毛主席派我去西安。见了副主席，派我到杨虎城处活动，刚有点眉目，遇“二二事变”，副主席催我速走。我又回到30军工作，调到庆阳接袁国平的防，编为留守处。接收袁国平移交的物资时未很好清点，也未向上级报告，并给部队增加了伙食钱，（但发饷时扣了），无法报销。以后因接收物品，毛主席、周副主席都来电查问。弄得我无法，只好找袁，袁即向我身上推脱，最后袁被调回延安斗争了一下。
留守处成立后，任第三团团长，担任河防，因为抢阎锡山的兵站，闹了乱子。我回来后押起发洋财的营长、教导员，把所有的东西都交出去。

调马列学院学习，当党建班班主任。

河防吃紧时调回三团。

后到一旅任政委。

对高岗同志的态度——是我受了郭洪涛挑拨。郭告诉我：刘景范给中央写材料，说解决刘志丹的部队是我的阴谋。我当面质问高岗，他很坦白的向我解释，我不信。从此高岗的话对我不起什么作用了。一是我受了肖主任的挑拨。肖说高岗对我有意见，高不愿叫我当保安司令。我很气愤。一是西北局的问题。陈正人一次找我，对我说：西北局委员有你（阎）一个，但中央未批准，请你原谅。我很不高兴。我认为不必要解释。一是七大代表问题，高要减少我一年党龄。我总觉得高对我不诚恳，我不满意。高也感觉对我无法说清，很难对付。一般陕北同志猜疑我与高岗关系不好：“是我与高岗争地位，还是高岗排斥我呢？”这些传说是对陕北干部团结有影响的，且与西北局的领导上有了影响。

我到党校学习后，高岗找我来谈了一夜，解决了我与高岗很多的关系问题，以后在西北局开会已解决了。

我的个性强，英雄主义、个人主义从过去到现在都存在的。我受人挑拨是立场不稳。我自觉我的历史很光荣。我的英雄主义到去年已成系统了。

对肖、高的态度问题，今天才认识到他的严重性。陕北部队另成系统事，主要是王世泰的意见。贺晋年自己与王世泰也谈了。贺对我说，我也同意。但我未对别人谈过。我感觉陕北人受外来干部的气。贺的思想也受我的影响。我不如高岗那样老实的完全按照中央指示办事。

陕北党在高干会前的混乱，我的思想是有些作用的。

思想根源：一是看重自己的历史；一是政治水平不高，阶级立场不稳；一是过去看小说的影响，如三国关云长“傲上怜下”的思想影响；一是过去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人干的，未受别人干涉过的，还不是把党的利益看成高于一切。

（此材料是从记录稿中摘录的）
（本文原件存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资料馆。）

周国祥辑著
编辑：郭冬莹

审核：王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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