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红彦同志谈西北红军战史（1965年8月25日、9月7日）

Gowest

阎红彦同志对西北红军战史


1965年8月25日、9月7日

战史（草稿）抽时间看了一下，因为忙，看的很粗，要说意见很勉强。总的印象是：搜集了很多资料，可能因为文字的关系没有展开来写，只是按年、月、日叙述了一下，方针、路线看不清。也提不出系统的意见，就按历史顺序提一些。要系统的谈，以后再找时间慢慢抠。

第一章

一、西北情况。着重讲的武装斗争，政治情况写的太简单了。不能受文字的限制，材料要多一些，要能说明问题。要写清楚，也不一定非增加篇幅不可。党的建立和群众斗争情况也写得不够。建党的年、月、日就没写清楚，是不是在1927年2月以前西北就没有党的县级组织？四师在1925年以前就建立了党。我就是25年在李象九连入党的。高岗的品质不好，在45年历史座谈会上就说：我是26年入党的，你怎么25年就入了党呢？当时有史唯然等同志证明才查清了这一段历史，才算了事。25年以前，魏野畴、李子洲都是党员，而且也有了组织。你们写的1927年才建的党，是否准确？因为这时大革命已接近失败了。我25年就看过《响导》和《西北评论》。26年陕西就闹的很凶。这段历史写准确一些好。

二、关于清涧起义。当时部队驻地，王有才连驻在安定，起义时才到清涧集合的。延川没有部队。驻部队的地方是清涧、延长、安定、宜川。延长驻的是齐梅卿的队伍。我过去写过一个材料。

清涧起义当时的主要口号是给石拐子报仇，李象九是个旗帜。他当时是营长。当时有六个连长是党员：谢子长、杨重远、王有才、韩启用、白润泽、雷进才。真正够党员资格的就是谢子长和杨重远、白润泽，其它虽是党员，但不够格。李象九当时能统帅起来。唐澍和白乐亭是石拐子死后才来的，来后唐澍就负责，人都叫他为“唐先生”。他懂得军事，肯骂人，人都怕他。大革命失败后，清涧起义是由党组织发动的。李象九和谢子长连的党员多，李当营长后，白润泽当了连长。王有才连好一点，王年轻，是石拐子的干儿子。失败的原因是没有经验的，部队不纯。部队不纯是个很大的原因。写李象九右倾也对，但唐澍有个人主义，想当总指挥。到宜川后，整顿部队时大家推选李象九当旅长，他就走了。渭华起义也是一样，他领导的清涧暴动和渭华暴动是一个规格，有很大的盲目性；对原来的旧领导都采取了否定的办法。这个人后来牺牲了，应该说还是好的。

李象九的右倾没有那么严重，他基本上听唐澍的话，不是不能说服的人。后来一直和党有关系，解放后还恢复党籍。但他很懦弱，是个“老好人”。当时只有他能维系这个部队，唐澍当总指挥维系不了这个部队。到宜川后，李象九当旅长还是合适的，唐澍从宜川走，是唐自己不对。

部队到韩城后，王保民是个旅长，李象九也是个旅长，旅长收旅长，当时谁也搞不清，谁叫旅长。唐澍等回来后，开斗争会，总结宜川失败的经验。这时部队跑的不少，天天练兵，准备再回陕北，唐澍等走的时候没有让李象九知道，当时留下的人有的提出要追，说一打枪很多人就会回来的，李象九坚持不追；有的人就主张跟上走，李也没跟，李并说：“人家不要咱革命了，就让人家去吧，能搞起来也好”。走了的人像王保民是个大烟鬼，十二点才起床，李去了几次也没叫，直到下午才报告了，王责李为什么不及时报告。已经来不及了，如果李象九要及时报告，是会追上的。这是李象九有意拖延了时间。

三、渭华暴动我说不来，一点不知道。只听说唐澍和谢子长是一块派到许权中部队的，谢当的大队长，他们是化装回到省委，以后又到许部的。刘志丹是什么时候去的？不知道。那是另一回事。

四、建立陕甘游击队，政治形势你们说的不确切，不仅是军阀之间矛盾，主要是“九一八”以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很高涨。游击队的行动，你们写的都是些情况，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没什么议论。“九一八”的作用也写的够，提不出什么来。

五、交刘志丹同志部队枪的问题，你们写得太简单了，没什么议论，对不对，也就不好说了。

六、在临镇战斗中，高岗带的是二大队，他代理大队长。这个队伍是杨丁和杨琪的部队，成分确实不纯。两种可能都有。不过在紧要关头上，他带队逃跑，对战斗影响很大，大家很生气，情况没弄清楚，就开除了他的党籍。以后他回来了，大家批评了一下，也就拉倒了，叫他下连当战士，那时刘志丹是代理总指挥。他说他是被绑架的，部队又不纯，为什么不杀他。不杀也可以说通，因为部队叛变，威胁他，他又有些动摇，就跟上走吧，但为什么又不下他的枪。高岗的盒子枪，他一直带着，直到部队被保安的民团打散，他才把枪寄在保安县一个哥老会的郑大爷家里，他才跑到庆阳去。这是他从庆阳回来后报告的。我们和他一起取回来的。取枪时我也去了。不杀、不下枪，也可能，部队又是始终归他指挥。如果不临阵逃跑，这三点怎么说的通呢？如果真是被绑架，高岗又坚决的话，是会把他打死的，又怎么能始终归他指挥呢？

七、南北分家问题你们写的刘志丹是对的，这与事实不符。当时刘志舟主张北上南梁、保安是错误的。李杰夫、黄子文提出到武字区也是错误的。争持不下时，黄子文又提出愿北上者北上，愿南下者南下。刘志丹同志是代理总指挥，同意了黄子文的错误意见，造成了部队的南北分家，这是错误的。我认为当时刘、李、黄是一样的，政治上动摇，我们处理时才撤了他的职。因为麻子掌一带敌人的力量并不强，不是不能立足的，事实证明以后也坚持下来了。刘志丹的那一次错误，高岗在四二年高干会上总结时也没敢否认这个事实。

八、陕甘游击队的秘密队委是李艮组织的，高岗是参加了，但当时他不在。记得当时秘密队委有九个人，除李艮外，还有金田花、杨森、阎润平、高岗等。

第二章

一、第二章的标题和内容都应该考虑。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杜衡夺了陕甘游击队的党，造成了失败，遭受了挫折。当时骨干都走了，只剩下二百来人了，不是发展时期，应不应该成立二十六军还可以考虑。那次杨家店会议是错误的，就是杜衡篡党篡军的会议。那时排以上干部不仅没有被选举权，也没有选举权。那次会议种下了以后走向失败的根子，造成了一系列的失败。你们对第二章这样写是错误的，给人的印象不合历史事实。不但标题，内容也是一样。你们写扩大了军队，创造了根据地。我认为根据地没有形成，照金根据地后来也没有形成，还是串来串去的，打仗也没解决问题（高朗亭同志讲话：当时是有群众的），每个错误时期都有群众，路线是路线，错误还是错误。杜衡恶劣到哪种程度，在政治上，组织上都不顾革命利益，都是非法的东西。他把比较实事求是的人都排挤走了。

在32页上，你们写被打击和被污蔑的刘志丹、谢子长、杨重远三个人，事实上在那次会议上斗争了我们四个，被送走的是我和谢子长两个。这样写法，显然我是应该被打击的。因为别人都知道我是被斗争后和谢子长一块被送走的。

二、34页上，打庙湾，我没参加。你们写的刘志丹反对打庙湾，杜衡要打他反对，还要他当参谋长，这事实我不相信。杜衡不会把反对他的人提起来的。要不，就是刘不反对，是否这样？杜衡那个品质，谁反对他，就不可能存在，你反对他，他还可以杀你的。这样写法，不可想象。

三、36页上关于习仲勋的叙述，好像是硬卡进去的。是否是篡党阴谋？是否是混入？

四、红二团南下失败，应该把它和杜衡、杨家店会议联系起来看。

五、陈家坡会议，我觉得看了不顺眼。高岗和习仲勋当时是不是篡党？是不是篡夺领导权？还可以考虑。当时我不在，具体情况不了解。既然有正确的东西，还可以肯定恢复游击队是对的。高岗冒充省委员是错的。在结束语中，你们说发展了，和高岗四二年的口气是一样的。陈家坡会议要适当的估计。开展游击战争是有原来的基础的。当时究竟有什么工作，怎样做群众工作，不能估计过高。你们又要批评错误，又要说从陈家坡会议后才有了红军游击队。对高岗，习仲勋批判的很牵强。以后的发展我不清楚，但应有个总的评价，不能过高。高岗在四二年时就是从宣扬陈家坡会议起家的。我看陈家坡会议只是成立了临时总指挥部，统一了指挥。讨论了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问题，没讨论群众工作问题，也没讨论根据地的建设问题，没有讨论人民军队的建设问题。

高岗不是省委委员，完全可能。因为当时虽是教条主义，但教条主义还是有教条主义的原则的。我只知道他当时是交通，他几次到游击队都是交通。此人品质不好，在游击队影响不好，省委对他的印象也不好。临镇战斗后，我们要送他回省，省委也同意。省委了解他的品质，不会叫他做省委员。他冒充省委委员，可能是个人主义，篡夺领导权。但是，在那时候就搞政治阴谋，恐怕不可能。

高岗之所以敢反党，就是在1942年利用了陕北的错误，也利用了全国的错误肃反。又加上陕北保存下这么一块根据地，他就打出“正确”的招牌进行投机，组织新宗派，篡改了历史，向党伸手，搞阴谋活动。他把刘志丹作为招牌来宣扬自己；高岗死后，习仲勋又利用刘志丹来抬高自已，为高岗翻案，把他们都说成是一贯正确的。要写，就实事求是的把历史写清楚。

60页上的这一段小结，1932年冬到1934年的估价应考虑。杜衡应该是造成二团失败的主要问题。

第三章

一、64页上，对南梁的议论，南梁不是不能建立根据地，但与照金比，只是地形的问题。只说地形，南梁是比较好一些，作后方可以的；但建立根据地不仅仅是地形，主要是人口。南梁只有几户人家。根据地的条件，除地形和敌人以外，最基本的还是群众条件。高岗强调南梁，李建彤小说也宣扬南梁。晋西游击队和陕甘游击队是因为人口少没饭吃才走了。韩城失败后，又提这个问题。当时那样好的条件，不做群众工作，光强调山区。陕西省委只批评梢山路线，但没有解决如何做群众工作，建立根据地问题。南梁是可以的，但不是唯一适合的。说照金不能建立根据地是不对的。根据地的问题主要还是群众基础问题。

二、阎家洼子会议，应该指出谢子长传达北方中代的指示是错误的。这个指示是错误的指示，如果按中代的指示办，肯定要失败的。谢子长信任中代是事实，但是他有实事求是的作风，能按实际情况办事，但他讲不出什么道理，他虽然传达了北方局的错误指示，但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贯彻。如果没有谢子长的正确方面，陕北就发展不起来。可是他不传达也不行，不传达怎么能做特派员呢？有错误就指出，不能回避，不能扭捏。

撤高岗的职是否是因为品质恶劣？没有事实你们按上他干什么？

三、96页小结上，说郭宝珊的部队是“非法武装”，谁合法？当时共产党的军队也是“非法武装”。

四、97页上，关于南梁根据地的议论，是否学习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从10行“事实证明”起到13行止，议论是否恰当？高了吧！这样议论我不同意。

五、小结中说高岗在1945年历史座谈会上，打出刘志丹的招牌，说他们正确，是马克思主义的，我觉得他是利用了刘志丹歪曲了历史。另一方面，刘志丹和高岗、习仲勋有共同的思想基础，高、习利用错误肃反组成一个宗派集团，刘志丹本身不打红旗，强调南梁的作用，不认真做群众工作等等，以后习仲勋、刘景范等也标榜南梁。高岗为什么利用他？因为他们在思想上是一致的。当然，这个你们没法写清楚，我过去写过一个东西，说在三甲塬，刘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有错误，政治上就是阶级立场、意识上有问题，组织上是不执行省委指示，这个问题在历史上一直争论着。高岗为什么伪造历史，把错误的说成正确的，完全是利用？还是共同之处？你们这上面把刘志丹写成是正确的，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不相信。刘志丹一九二八年到陕北，整整三年，搞军队干什么？搞了些什么军队？他没有什么基础，他没有培养出干部，也不接受失败的教训，他一直对红军没信心，一直到三甲塬交枪。

到此，高朗亭同志插话：这里，我汇报一下我们对刘志丹的看法。刘在初期是有缺点，甚至有错误。但是到了以后，特别是在红二团南下失败后，经第一次和第二次反“围剿”及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初期，确实是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学习与逐渐地运用了毛泽东思想，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刘志丹同志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也是在认识后改正了的。如打红旗问题，他到省委受了批评并做了检讨。据白坚，张达志等接近志丹较多的同志反映，他以后从没和别人再说过这个问题，更没表示过不满。在肃反中刘志丹的表现也是好的，路线的斗争在陕甘是存在的。在前段，还有谢子长等同志，但到后期，子长死了，谁来做正确路线的代表呢？

阎红彦同志继续说：刘志丹作为一个烈士我同意，但不能做正确路线的代表者。宣传刘志丹，我不反对，但要谈历史，就要说清楚。

第五章

一、在146页上说中央来后，澄清了西北党内两条路战斗争的是非。这是不对的，中央没有澄清这个问题。

到此，高朗亭同志又讲话：这的确是个问题。我的认识是，1945年的历史座谈会肯定是完全错误的，但1942年的高干会，也肯定有高岗篡改历史的错误的东西，但也有1942年12月12曰《中共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1954年高岗反党阴谋被揭穿后没有否定它；1945年，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又肯定了它；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揭穿习仲勋的反党事实时也没有否定它。在1964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第1000页注释（10）里说：“1935年秋，犯“左”倾错误的朱理治同志，以中央代表名义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同原在那里犯“左”倾错误的郭洪涛同志结合，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中去，并排斥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等同志，接着又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极端错误地逮捕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11冃，党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纠正了这个“左”倾错误，将刘志丹同志，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因而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险局面”。

阎红彦同志看了毛选合订本1000页的注释后继续谈：“说起这来，就是问题了。必需注意，42年的决定是高岗的观点，中央听信了高岗的片面意见作出的”。

关于刘志丹的问题，有机会的话，我想系统的谈清楚，必需把刘志丹的问题揭破。有人说人死了就算了，不是这个问题，如果现在党内没有什么争论，刘志丹同志已经牺牲了，也可以算了。但是高岗在刘志丹死后，利用了刘志丹，歪曲、篡改了历史，把他们说是一贯正确的马列主义者，创造了陕甘边区；后来揭露了高岗反党集团以后，习仲勋、刘景范又把刘志丹装扮成一个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来进行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活动，为高岗翻案。现在还有一部分同志对这个问题不了解，所以必须把它谈清楚，免得以后还有人再来利用。

至此，高朗亭同志插话说：我们肯定42年高干会，反对45年历史座谈会，因为45年的会议中央不知道，根本不应该开。

阎红彦同志继续谈：1945年的历史座谈会，不能说中央不知道。当时，中央还有几个同志参加了，在座谈会后高岗还在中央党校作过报告。45年高岗敢那样，基础是42年高干会打下的。42年高岗歪曲历史，不光是斗郭洪涛、朱理治，那里是利用了“左”倾错误；不光是利用了陕北，而且利用了中央，因为当时全国对错误肃反的愤慨情绪错误。在这个问题上，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人的恶劣品质都暴露出来了，他们就把这个东西拿过来了。四二年的会打好基础，四五年就必然要开会，非开不可。因为当时有人讲了他很多流言蜚语。他四二年吹的牛被揭发了，为了解决问题，怕人不承认，怕人不服气，四五年不开会没办法，因为四二年高干会组成了反党集团，组成了宗派。为了巩固他在四二年吹牛的信用，继续巩固他们既得的东西，巩固四二年高干会的基础，就得开会。中央支持他也对的，因为高岗有些事也确实支持中央，但他品质不好，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利用了这个问题。你们要冲破四二年高干会结论的框框，因为你们对高、习没有什么批判，有些批评也是没气力的，高岗要是不犯错误，谁来写历史？还不是高岗写？高岗那时还是听中央的话，但他是为了蒙蔽中央，歪曲历史。

中央我是拥护的，中央决定宣传刘志丹我不反对，你们怎么写我没意见，但要谈历史，我还是谈我的看法。中央结论我服从。如果有意见，我还可以保留，你们要实事求是，不一定按一个人的意见，但也不能没有根据地否定一个人的意见。我说你们套也不一定对，当然你们不敢冲破，或者没材料也不能冲破，对高、习反党集团有些批评也是不关痛庠的。

中央现在对有些问题还是等待，但我想中央决不能承认四二年高干会的结论是对的。就靠你们历史的作结论，将来可能有人提出你们是按高岗的结论写的，和高岗是一个腔调（高朗亭同志说：我们有些人确实有些怕，大家也很紧张）。你们的问题不大，组织上也没问题，完全是合法的，顶多是写的好不好。不要怕，越怕转向倒霉。你们不是高岗反党集团，没人给你戴高岗反党集团的帽子。怕了就不能理直气壮的写历史。要用毛泽东思想写，但不要用毛泽东思想套。说的轻一点是问题不通，说的重一点，你们这也是毛泽东思想了。

毛泽东思想是科学，有理论有实际，它是完整的，不能说凡是做对一件事都是毛泽东思想。既没理论，也没根据。这不能证明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用阶级观点，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看问题，决不能套，也不能凑。不能把当时做对的一些事，说成我们当时就是毛泽东思想。

二、151页里你们把大发展和危机划成一个阶段，这不合理，把大发展划到错误路线方面去了。

关于中央红军来后，写的太简单了，你不要强调陕北，可以大大的写一写中央挽救了陕北，高水平来很好的写一下。李建彤的小说材料不错，我就赞成她的材料。她也访问过我，我也照样谈了。《刘志丹》小说的问题是捏造了一些事情，并且把一些真实的材料加上他们的错误观点，加以歪曲，用来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

三、红25军来陕北写不写？不写好不好？“肃反”问题与红25军到陕北有重要关系。既要写历史，就要如实地反映，要写。

访问人：高朗亭、王晓一、程治鑫

访问地点：昆明

记录：高剑夫

（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省档A、B—45—12）

http://www.htqly.org/index/info/wenzi/id/404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