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瑞琪： 一九八一年中国主教秘密祝圣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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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中国主教秘密祝圣的历史意义

来源：鼎 2011年 冬季号 第31卷 总第163期 秘密祝圣主教三十年回顾

距今三十年的一九八一年，在中国天主教会内，一些经历了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宗教迫害而幸存的老主教，作出了一次惊天动地的行动，在很艰难的情况下，秘密地祝圣了一批神职人员为主教，这一典礼举行，直接掀动了整个中国教会的变化，对日后教会的发展，无论的是公开的一面，抑或地下的一面，都有深远的影响。

事隔三十年，我们相信，二零一一年的今天，是一个很理想的时间，对整个秘密祝圣事件作一全面的回顾。

一九七八年传信部的“权力下放”

至一九七八年，宣道部（即传信部）发出“将以下权力及特权颁给居留在中国大陆之神父及教友”(SACRA CONGREGATIO PRO GENTIUM EVANGELIZATIONE SEU DE PROPAGANDA FIDE FACULTATES ET PRIVILEGIA SACERDOTIBUS FIDELIBUSQUE IN TERRITORIO SINARUM DEGENTIBUS CONCESSA HIS PERDURANTIBUS CIRCUMSTANTIIS　档案编号：Prot. N. 3242/78) 内容包括圣事规程的宽免，举例说：

（三）圣体圣事
１•如有迫切需要，神父举行弥撒可以不穿祭衣，不点火，不用圣石，用玻璃杯或其他普通杯子，用面饼（小麦造的）即使发过酵的亦可，用葡萄酒，或在不得已时，用“葡萄原汁”。
（四）告解圣事
１•与教会相通功的神父，可以在任何教区听任何教友的告解。
（五）病人傅油（终傅）
１•如教区首长不在时，神父可以用任何植物油作祝圣病人的圣油。

不过，“权力下放”声明中更值得我们在三十多年后注视的，在于其第七节“圣秩圣事”。

（七）圣秩圣事
１•今日教会中的圣秩有：主教品、司铎品及六品（执事）。圣职有：读经员及辅祭员。
２•主教可以选择明智而有爱德的、信仰坚强而忠于伯铎并对教义有正确认识――即使未有正式的神学教育――，有德行而愿守独身的男姓教友，让他们领受司铎职，使能为教会和教友服务。
３•主教可选择明智而守教规的男性教友做诵经员和辅祭员，使他们宣报福音，领导基督徒团体，付洗并证婚，为垂死的人送临终圣体，并设法使教友有教会的葬礼。

这是教宗保禄六世授命由传信部部长罗西枢机（后译罗慈枢机）签发，并由秘书长卢杜梅总主教负责，一九七八年六月廿七日发自圣城传信部发出。由当时的香港教区秘书长彭慎灵神父负责策划中译。并在香港印刷。

基于上述的“权力下放”声明，主教有权祝圣未完成神学课程的男性教友为神父。但耐人寻味的是，声明中第七项“圣秩圣事”的第一点，却是“今日教会中的圣秩有：主教品、司铎品及六品（执事）。圣职有：读经员及辅祭员。”文告中首先提到了主教，但下文却没有讲述可否祝圣主教。

范学淹主教与秘密祝圣主教

出人意表的结果却是，一位主教决定冒险举行祝圣礼，这就是河北省保定教区的范学淹主教。而这一祝圣者，也促使他成为与地下教会关系最密切的人物。

范主教经于二十多年的劳改生涯之后，于一九七九年获释后返回了保定。由于当时全国许多与教宗共融的主教已逝世，而范主教自己亦已年迈，他遂做了一个破天荒的决定，准备在一九八一年秘密地祝圣了三位神父为主教。(林瑞琪，1999，页20-21)

范主教曾就这一举动向陕西省凤翔教区周维道主教征询意见。周维道主教认为在未有教宗指示之前，不宜莽自行动。但范主教经过再三考虑后，仍是决定秘密祝圣。他对周主教作出这样的答覆，表示目前中国教会处于非常时期，相信教宗是会谅解他的决定。根据“师范”君的写法，“（范主教）于是在一九八一年先后祝圣了正定教区贾治国主教、甘肃天水教区王弥禄主教、易县教区周善夫主教，并命令贾主教代表他祝圣了赵县教区的闵多默神父为主教。”（师范，1994C）

“师范君”文中所提的周善夫主教，也许是周尚傅主教的音译之误。闵主教相信就是指闵多默主教。(林瑞琪，1999，页20-21)在此，“师范”君亦转述了范主教的心声，

事后范主教如释重负地说：我算没缺本分――为中国祝圣了几位主教，但是未经圣座批准（琪按：原文如此，应为“批准”。）就先行祝圣，是不合法典规定、我已向圣座呈报请罪，愿意接受处分。（师范，1994C）

结果，范主教秘密祝圣主教的消息辗转传到罗马。教廷当时的意见是倾向承认这些主教。据台北《教友生活周刊》一九九四年一月十六日师范君一篇题为“深切缅怀范学淹大主教”的文章中指出，教宗本人亦同意范主教的决定。(林瑞琪，1999，页20-21)

秘密祝圣成了交托给老主教的权力

师范君的原文转述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说话这样写道，“英明的教宗至圣圣父给范主教的覆谕却是：亲爱的伯多禄若瑟弟兄，你的此举完全合乎我的意思，为此我给予你宗座遐福、并给予你特权，在一切事上，你可先行裁决处理，而后再向我汇报。”  (师范，1994C)

得到这些宗座的认同的及来自罗马方面的精神上声援，范主教及他所祝圣的主教团队，继续祝圣了更多的主教，直至一九八三年他第三度被捕入狱为止。不过，其后他所祝圣的主教，又在全中国各地祝圣了一些神父为主教。同时，其他教区的几位由教宗庇护十二世在一九四九或五零年代初期委任的老主教，都有私下祝圣了一些出众的神父为主教，当中有几位后来更在公开教会就职。从一九八零年至一九九三年止，外界估计全中国共有秘密祝圣的主教八十多位。事实上，这些主教的行动并不秘密。海外有些教会观察家称他们为“地下主教”，实际上他们大部份是公开活动的，只不过他们没有参与政府认可的公开教会组织而已。（林瑞琪，1999，页20-21）

截至一九九三年底为止，减除已逝世及转为公开的主教，仍未被政府承认的主教约有六十多人。（林瑞琪，1999，页20-21）

教宗保禄六世于一九七六年致信给尚在狱中的范学淹主教，以祝贺他晋牧银庆，也许更能说明一九八一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同意颁授特权的背景。这封信也由“师范”君首先透过《教友生活周刊》于一九九四年一月二日向外公布。该信全文如下：（师范，1994A）

亲爱可敬的神昆阁下：
    查时代的流转更替，莫不尊上主无比远见的旨意，由此旨意，我又忆念及阁下，因为阁下自荣膺牧职以来，即将满二十五周年。“天主比我们的心大，他原知道一切”。（若壹3: 20）唯他能洞悉与权衡，我愿以何等倾心的情意，借衷心的祷祝，使阁下在如此幸福的日子到来之际，弥漫的饴乐的芬芳馥郁。为此我特致书，明示此拳拳之意。

    但阁下可爱的保定教区的牧职既被剥夺，我不知此时此刻阁下在中国身居何处，阁下诚属忠心耿耿，无愧于倍受尊敬的人物，是我和普世教会最可爱的教区领袖和司牧。无论发生任何情况，我都要祈求向我们传言的天使为阁下带来美好和慰借的寄语（参匝1: 13）。兹我公开声明：使阁下遭受屈辱的，不是罪行，而是德操，因为阁下是勇敢的、温良的、忠贞的。倘为耶稣圣名忍受犯法的折磨，心胸宽大，将树立无可比拟的崇高形象，而且按照宗徒之长圣伯铎的见解亦不外此意：“若你们为正义而受苦，才是有福的”。（伯前3: 13）

    所以不要向邪恶屈服，反之，要更加敢于一往无前，以最坚定的望德，相信阁下现在追随十字架的神圣奥?所忍受的一切，都将转变为阁下的以及天主神圣子民的更大利益。愿在阁下的一切作为中出人头地（参德33: 23），愿圣咏和谐的歌声成为阁下每天的欢愉，愿和天都的神交密往成为阁下超尘脱俗的心香，愿对玄妙神学的深究，为阁下倾注默想智慧的不竭甘饴。

    愿阁下热诚孝事的至圣童贞玛利亚、超性生命的闪闪明星、中华之后永远保佑阁下，救助阁下，并做为永久的慰人不倦者，对阁下教区的信众，慈爱有加、霭然含笑。

    愿以上最热烈的祝望得宗座遐福而如愿以偿。

    一九七六年在位第十三年六月三日
    发自梵蒂冈　教宗保禄六世

如果我们将教宗保禄六世一九七六年致范学淹主教这封信与一九七八年传信部的“权力下放”声明放在一九八一年的秘密祝圣事件的背景看，则可以清楚地看出，范主教应是很清楚了解到，在中国教会困难至此的阶段，教宗对他以及其他在苦难中努力奋斗的主教，是何等的信赖。这亦是日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给予了在中国的“老主教”特权的背后原因。

祝圣主教特权的适用范围

因应一九八一年保定教区主教率先以事态紧急为理由以祝圣了三位主教，而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审视当时的中国的实况在各位老主教的表现之后，给予了所有由教宗庇护十二世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五年所任命的老主教，有选任主教的特权，并许诺受祝圣者会得到教宗的认可。当时属这一界别的主教共有九位。

其中五位属于地下教会，（排名按任命日期）名单如下：（赵庆源，1980）

龚品梅，依纳爵    江苏苏州    一九四九年六月九日
张克兴，默尔爵    河北西湾子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日
周维道，安多尼    陕西凤翔    一九五零年五月三十一日
邓以明，多明我    广东广州    一九五零年十月一日
范学淹，伯铎．若瑟    河北保定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二日

另有四位名列在一九八零年公开教会的主教团名单上，（排名按任命日期）：

段荫明，玛弟亚    四川万县    一九四九年六月九日
邓及洲，保禄    四川乐山    一九四九年六月九日
韩廷弼，方济各    山西洪洞    一九五零年四月十八日
王学明，方济各    内蒙古绥远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陕西省周至教区李伯渔主教，圣名类斯，于一九八零年二月七日病逝。因此不在范围之内。

这项特权无疑为地下教会非常重要，但对公开教会亦同样意义深远，以段荫明主教及韩廷弼主教为例，他们祝圣主教之后，信众都会庆贺新主教得与宗座完全共融。而段荫明主教更于一九九八年获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邀请出席世界主教会议亚洲区大会。可见教宗是对地上地下一视同仁。以一九八一年特权生效起计，各位主教祝圣的记录大致如下：

龚品梅，依纳爵    未有运用特权   
张克兴，默尔爵    未有运用特权   
周维道，安多尼    两次运用特权   
邓以明，多明我    未有运用特权   
范学淹，伯铎．若瑟    四次运用特权   
段荫明，玛弟亚    十次运用特权   
邓及洲，保禄    未有运用特权   
韩廷弼，方济各    四次运用特权   
王学明，方济各    未有运用特权   

（注：以受祝圣者角度看，同一次典礼中有两位候任主教接受祝圣，作两次算。）

延伸的问题：秘密祝圣主教应否接受补礼

公开的主教有的举行公开主教祝圣礼，有的却举行秘密祝圣礼。

秘密地举行主教祝圣礼，以洪洞教区韩廷弼主教为主要例子。韩主教前后四次举行了秘密祝圣礼。然而，其中一位受祝圣者，即河北省永年教区的陈伯庐主教，为了可以公开主持教务，于是按政府的要求，由献县教区刘定汉主教主持补行祝圣礼。韩主教当时曾一度担心陈主教的补行祝圣礼是否合法。（1988-10-15，在洪洞访问韩主教）

陈伯庐主教的秘密祝圣礼举行于一九八二年；公开祝圣礼则举行在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的《中国天主教》杂志这样报导：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九日的黎明，通往邯郸教区总堂所在地――邯郸市丛台区中柳林村的马路上，车水马龙，人流不息，上千名教友来参加陈伯庐主教的祝圣典礼。……

八点钟，祝圣大典开始，主礼主教是河北省天主教“两会”副主任、沧县教区刘定汉主教，由省“两会”秘书长蒋陶然神父和省神哲学院讲师侯进德神父襄礼。（《中国天主教》，1988-8-10，页21）

对于秘密祝圣的主教在公开就职时应否补礼，韩主教希望得到教廷的指示，并托请一位教友向教会有关当局询问。当时的一位香港教友曾建议只举行就职弥撒，而不举行补礼，韩主教亦同意这是可行的办法。（1988-10-15，在洪洞访问韩主教）

此外，以陈伯庐主教的公开祝圣典礼来看，目前已没有足够证据可以确证当时的弥撒属于那一个类别，但以襄礼者只是两位神父来看，极有可能是一台普通的祝福弥撒，而非主教祝圣礼。再者，一九八八年的弥撒是用拉丁文举行，在场的政府官员对礼仪的内容也无甚了解，他们很多时也根本不留意礼仪的实质意义。因此，举行一场普通的祝福弥撒是极有可能的事。

总结而言，韩主教所秘密祝圣的四位主教，都在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公开就职，并未遇到任何执政当区的留难或教会内外的质疑。而他们都是忠心耿耿地服务教会，死而后已。

政府的打压及利用

祝圣主教的权力下放，对各人有不同影响。对范学淹主教的直接影响，就是致使他在一九八三年再度被当局拘禁入狱，在此，“师范”君有很细致的描述。

一九八三年七月，在保定市北关省监狱礼堂，举行审判大会，保定地区各市县的公安、宗教事务、统战部门以及北京、保定和石家庄省爱国会都参加旁听。

当庭上宣布主教的所谓罪状：里通外国，跟梵蒂冈汇报情报，以及私自“非法”祝圣主教神父。

范主教义正词严地答覆说：我是保定主教，我有本分向我们的教宗汇报教区情况，内容都是纯宗教性的，我不犯法。我是主教，我有权祝圣主教神父，这是我的职责，我没罪。

范主教即因上述所谓罪状被判处十年徒刑，押送石家庄省二监狱服劳役苦刑。（师范，1994E）

范主教在入狱多年后，于一九八七年底获释，其后接受当地教会的询问时，详答了十三项重要问题，其手抄本日后成为著名的范学淹主教《十三条》指引，对中国教会有很重要的影响。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打压之余，也懂得利用权力下放的灰色地带，去达成他们操控教会的政策。

一九八七年，获教宗认可的湖南省长沙教区候任总主教屈天锡神父，邀请其中一位老主教万县教区的段荫明主教前往长沙为他的祝圣礼担任襄礼主教。祝圣礼弥撒定于十二月八日举行，然而，湖南宗教管理当局于最后一刻钟才宣布一项“捆绑措施”，要求段荫明主教同场祝圣当时全国爱国会委员兼中国神哲学院副院长的王子澄神父为湖南省澧县教区主教。

在当时，大家都知道王子澄神父未得教宗认可，段荫明主教亦没有意向为他而运用特权。但碍于形势，段主教也许为了避免使得屈天锡总主教处于困难的境地，因此未有临时退出典礼。结果是祝圣礼如期举行，屈天锡成为长沙总主教，王子澄成为澧县主教。但究竟王子澄在这情况下是否算是合法主教，则成了无头公案。

天主的计划出乎人的意料之外。王子澄接受祝圣礼后不久返回北京，在中国神哲学院继续其副院长职务。大部份时间未有正式再返回澧县，基本上只保持一个主教衔头而已。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四日，王子澄在北京病逝，年仅七十二岁，在中国天主教会而言，这是令人意外的早逝。

更有趣的是，爱国会方面似乎不想再提起这次“捆绑”祝圣礼。在一九九五年第四期的《中国天主教》的〔炼灵通功〕栏有关“王子澄主教生平”的报导，却篡改了王的祝圣日期，该报导如下：

王子澄主教，圣名安多尼，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六日出生于湖北沔阳县，自幼在岳阳小修院学习，毕业于奥斯定修院，一九四六年晋铎之后一直在岳阳任本堂，……一九八五年四月七日被祝圣为澧县教区正权主教。（《中国天主教》，1995-9-10，页57）

然而，这些编辑忘记了在一九八八年第一期《中国天主教》杂志上，他们曾经在当期的“简讯”栏中报导过另一则有关王子澄的新闻，泄露了王子澄接受祝圣的真正日子。该报导如下：

湖南光澧县教区王子澄主教（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副院长）于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在长沙祝圣后回到了澧县天主堂，同时到达的还有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杨高坚主教和省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萧宏才教友。澧县县委、县政府的负责人接见了他们，对他们表示欢迎。王主教等视察了教区宗教活动情况，对政府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表示感谢。(《中国天主教》，1988 - 4 - 25，页61)

这篇报导称王子澄“于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在长沙祝圣后回到了澧县天主堂”，时间上与我们所得的资料完全?合。转换另一个角度看，官方认可的《中国天主教》在一九九五年篡改了王子澄的祝圣日期，亦反映出政府与爱国会尝试的“捆绑策略”，至此全面破产。

二零零七年宗座信函的意义及特权的撤消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教宗本笃十六世发表了“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教友牧函”（基于中文本翻译的需要，延至同年六月三十日才正式公布。）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信函中第十八点指出（按教廷二零零八年十月廿四日修订版）：

首先，因考虑到今日中国教会在某些方面已有了正面的发展；其次，因联络来往的机会不断增多和更为方便；最后，有不少主教和司铎所提出的要求，我乃决定以本函撤销鉴于艰难时期牧灵的特殊需要而赋与的『所有特权』。

至此，包括一九七八年的“权力下放”声明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祝圣主教特权”，都与其他从教廷向中国教会发出的权力，宣布告一个段落，完成了其历史的使命。

在教宗的信发表后不久，笔者即在《鼎》季刊（总第146期）的中文版“编者的话”发表题为“中梵关系前途来到了十字路口”的文章，谈到“特权和牧灵指南之撤销”一事的意义，现引述如下：

关于特权的撤销，有两点敬请读者注意。首先，特权撤销是基于“因考虑到今日中国教会在某些方面已有了正面的发展；其次，因联络来往的机会不断增加和更为方便，”（第十八项）而绝不是因为特权或牧灵指引曾经出错。因此之故，在未撤销特权之前，中国教会成员按照权力下放声明往昔所成种种措举，其法律效力依然存在。举例说，有些主教已按一九七八年的特权祝圣了神父，现在特权取消了，只表示今后不能再以这种标准选任司铎而已，但当年已祝圣者，其圣职依然有效。

另外，撤销特权或牧灵指引，绝不可以理解为教宗放弃地下教会。教宗说今天的情况不需要这些特权，是指整个中国的教会成员都不需要这些特权了，无论地下地上，从今天起，按新信函的牧灵指引行事好了。当然，在一般的情况下，《天主教法典》是常常适用的。（林瑞琪，2007，页3-4）

笔者运用了冗长的篇幅去解释中国天主教会中地下团体及公开团体各自运用“特权”的情况，相信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教宗的信函。

结论

总结而言，假如没有政府当局的制肘，则根本没有所谓“秘密”的必要。而祝圣主教典礼本身是纯粹宗教性的活动，本质上与政府没有关连。一九八一年起的秘密祝圣活动，可以反映出政府对民间宗教事务的介入，已在民间造成极大的不满，以致他们要冒政府的镇压，这作出明确的反应。

另一方面，范学淹主教的勇敢行为，为他的晚年带来更多的痛苦，也最终为此而献上他的生命，但这十多年因秘密祝圣主教所带给他的政治折磨，也为他确立了不朽的名誉。堪为当世的圣人。

范主教与韩廷弼主教、周维道主教及段荫明主教等等司牧的考虑观点截然不同，但基于对教会忠信的一致，对教宗的完全服从，致使他们之间显出极其令人惊讶的默契，以致能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复甦。

盼望在中国大陆的主教，都能以这些老主教的英勇壮举为榜样，敢于在不义的压力之前，勇敢地捍卫教会的正统性，则近年发生的小波澜，很快就会成为过去，中国教会生活将迅速回复正常。

参考书目：

林瑞琪，2007，“编者的话：中梵关系前途来到了十字路口”，收录于《鼎》季刊总第146期，2007年秋季号，香港，圣神研究中心出版。
师范，1994A，“深切缅怀范学淹大主教(一)”，台北，《教友生活周刊》，1994年1月2日，第三页。
师范，1994C，“深切缅怀范学淹大主教(三)”，台北，《教友生活周刊》，1994年1月16日，第三页。
师范，1994E，“深切缅怀范学淹大主教(五)”，台北，《教友生活周刊》，1994年2月27日，第八页。
林瑞琪，1999，《谁主沉浮：中国天主教当代历史反省》（第三版），香港，圣神研究中心出版。
《中国天主教》总第58期，“王子澄主教生平”(第57页)，1995年8月10出版。　
《中国天主教》总第23期，“为陈柏芦主教隆重举行祝圣典礼”(第21页)，1988年8月10出版。
《中国天主教》总第22期，“简讯”(第57-63页)，1988年4月25出版。
赵庆源（编著），1980，《中国天主教教区划分及其首长接替年表》，台南，“闻道出版社”。

https://hsstudyc.org.hk/big5/tripod_b5/b5_tripod_163_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