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汪晖的“海德格尔时刻”?

Gowest

摘要

他只需要提供直白的忠诚和一心一意的服务，他惟一可能遇到的交流障碍，是其刻意营造出来的晦涩修辞风格未必能让新时代的革命者立即心领神会。

海德格尔

　　导语：中国的“海德格尔时刻”远未终止，在哲学、信仰和道德已经失去了对知识人的最后约束作用之后，我们将会不断地见证知识人的堕落如何助长政治重新进入一个漫长的至暗时刻。
　　（作者：荣剑，独立学者）
　　拙作《革命者的胜利意味着什么?——评汪晖的“革命者人格和“胜利的哲学”》，在自媒体上发表后引发了广泛关注，其中一个版本的阅读量已突破了26万。这或许是因为我的批评对象是著名的汪晖教授，他在中国新左学者谱系中无疑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在此之前，对汪晖教授的批评时有发生，从“读书评奖”事件到对他的抄袭指控，都曾经在一个时间里激起了公众对于汪晖治学水平及其职业伦理的争议。而这一次他借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精心推出的文章——《革命者人格与胜利的哲学》，本来在国内纪念列宁几乎悄无声息的氛围中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之所以引发了我的关注，是因为在我看来，这不是汪晖的一次思想怀旧之旅，而是他以纪念列宁诞辰为名，力图在中国当下“怎么办”的彷徨时刻，为领袖提供一个关于革命者人格及其胜利的理论方案。历史上曾经有过各种劝进书或效忠信，但汪晖开创了一个新的颂圣版本，恕我直言，这个版本无异于重复了海德格尔在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时说过的那个话：“元首本人并只有元首本人才是当今乃至未来德国的现实以及现实的法则”。
　　汪晖的学术能力当然和海德格尔没法比，但学术能力的差异并不妨碍他们在各自国家以及不同的历史时期成为一名坚定的国家主义者，或者说，在面向他们各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时表现出一种相同态度和立场，并作出相应的理论反应。海德格尔作为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大师，被大多数哲学史编撰者公认为“是本世纪最有力量和影响力的哲学家”,他一生致力于“思”的绝对性和哲学的纯粹性，拒绝将自己的哲学纲领直接演变为社会变革的纲领;他甚至认为，为了保护思不至于在一年内被廉价抛售，有必要等待300年的时间再让思来发挥作用。但是，在1933年，海德格尔在接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时，似乎是完全背离了一个哲学家的应有立场以及“思”所要求的对现实的“沉默”和谨慎态度，他把希特勒这一年的上台视为德国“伟大和庄严的破晓”。
　　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海德格尔卷入纳粹运动不是一个偶然的失误，在我看来，这和德国哲学自黑格尔以来一直存在着的英雄崇拜情结和国家主义倾向有关。黑格尔始终认为，国家理性是理性发展的最高阶段，只有在国家的普遍性领域，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特殊性才能被克服并被超越。但国家理性的人格化是不是可以体现在普鲁士君主身上，黑格尔并不这么认为，相反，他基于“世界精神”和“世界历史”的发展，把1806年拿破仑指挥法国军队在耶拿一举击败普鲁士军队视为是“历史终结”的时刻，也就是他把法国和拿破仑视为是现代历史的开始，而他自己的祖国普鲁士只是在象征意义上代表着“日耳曼世界”——世界历史的最高阶段。就这一历史观而言，黑格尔和康德是一致的，他们是基于世界公民的身份来观察欧洲当时风起云涌的民族国家运动。黑格尔把拿破仑称之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一方面体现出他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历史视野，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他对于以实现国家理性和世界理性为使命的伟大人物的迫切期待。
　　可能也正是基于德国哲学的这一传统，阿伦特在战后为海德格尔所做的一个辩护是，她认为海德格尔参与纳粹政治活动的动机，类似于柏拉图旅行到锡拉库扎(Syracuse)去给暴君提供建议，目的在于通过改造暴君来拯救希腊城邦。但阿伦特也承认，柏拉图并没有实现这一目标，他在返回雅典后意识到了进一步把理论付诸行动的欲望是毫无意义的。她由此写道：“现在我们都知道，海德格尔曾经也屈服于改变‘住所’和参与人类事务的诱惑。”但海德格尔受到的待遇“在某种程度上不如柏拉图，因为暴君和他的受害者并不是位于海外，而是在自己的国家”。从柏拉图和海德格尔作为哲学家参与政治的相同命运中，阿伦特总结出来的看法是：哲学家介入到人类事务后分别转向了暴君和领导者，不仅要考虑时代环境，还应考虑法国人所谓的职业的畸变;暴君的吸引力可能在理论上被很多思想家所证明，惟独康德是最大的例外。
　　阿伦特为海德格尔的辩护是否说出了海德格尔的心里话?无从考证，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海德格尔在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时所发表的那个就职演讲《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并没有充斥着纳粹主义的主张，他特别强调的是大学的自治，认为自治意味着：“为了我们自己能够是我们应该是的，我们自己确立使命，并自己决定实现该使命的道路与方法”。他还表达了阿伦特可能据此认为的那个“柏拉图情结”——“从科学出发，并通过科学，来教育和培养德意志民族命运的领导者和守护者”。同时，海德格尔要求德国大学生承担起三项义务，即为国家提供劳动服务、国防服务和知识服务，“在精神使命中通过人民而关乎国家的命运”，这一段话被许多批评者认定是海德格尔在向国家社会主义呼吁。当然，在演讲中，海德格尔不会忘记宣示哲学的尊严，他特别强调要回到“精神—历史性此在的开端”，也就是希腊哲学的觉醒，“知识必须展开它自己的最高抗拒”，“希腊人所考虑的，不是要让实践与理论相符，恰恰相反，他们将理论自身理解为真正实践的最高实现。对希腊人来说，科学不是一种‘文化产业’，而是整个民族—国家的此在的最内在的决定性核心”。海德格尔以希腊哲学为指向，旨在为德意志民族塑造成“作为历史—精神性的民族”，他在演讲的最后引用了柏拉图的话：“所有伟大的事物都耸立在暴风雨中”。
　　从海德格尔的上述演讲中大致可以判断，在他的内心深处的确存在着阿伦特所说的以哲学的精神来改造元首思想的动机，他说过，因为夹在布尔什维克主义虚无论和资本主义唯物论之间，德国是遭遇危险最大的“纯哲学国家”，德国要拯救自我，纳粹主义具有返回朝气蓬勃的黄金时代以再次发掘真正的德国意识这一可能性。这个认识，海德格尔在纳粹帝国彻底崩溃之后20年，也没有完全放弃。1966年，在和德国《明镜周刊》的一个对话中(海德格尔要求这个采访必须在他死后10年才能发表)，海德格尔解释说，在32个政党各执己见和公共舆论乱作一团的情况下，很有必要寻找一种能够代表国家的首先是社会的纲领，他从纳粹主义中看到了“这里有出现新事物和新曙光”的可能性。但他也说了后悔在1933年劝告学生让元首成为德国现实和未来的“法则”。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历史教训，海德格尔对哲学的社会作用持悲观态度，不再像1933年那个时刻，深信哲学可以规训和教育元首或暴君。用他自己的话说：“思并非是不作为，而是基于思本身的作为，此一作为在于与世界命运的恳谈”。他坦承：“源出于形而上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区分及其互相转化的观念阻碍了我在思中理解到的敞开道路的视野”。“思的最大危险却在于，仅就我所看到的东西来说，当今的思想家还没有哪个人足够‘伟大’到能够把思直接地并且在造型中带到事物面前，并因此走上思的道路”。
　　海德格尔关于哲学纯粹性和思的作用的观念，或许构成了他在战后拒绝为其在1930年代与纳粹合作的历史进行深刻道歉的内在理由。海德格尔对这段历史有过自辩，他把向元首输诚说成是一种妥协，强调不这样做他就无法履行校长的使命。而能够支持海德格尔独立性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他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仅仅只有十个月时间，他是主动辞职并拒绝参加与纳粹党人新校长的交接典礼。1944年夏天，海德格尔被强迫送到莱茵河对岸去挖战壕，他是被征召的教师团体中年纪最老的一个，纳粹免除500个最著名的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战时劳役的名单上并不包括他。尽管如此，在许多严肃的思想史学者看来，这段历史无可置疑地成为海德格尔一生中最大的污点，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海德格尔和纳粹的关系并非这么纯洁。据雅斯贝尔斯回忆，海德格尔以前从未流露出纳粹思想，1933年春海德格尔突然对纳粹运动大感兴趣，当雅斯尔贝斯问到像希特勒这样一个没受过教育的粗人如何能领导德国的时候，海德格尔的回答是：“教育根本无关紧要，你就看看希特勒那双手，是一双多么了不起的手。”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的同事海因茨·博林格尔博士认为，海德格尔就是一个纳粹，“他就是坐在课堂上的希特勒”。
　　海德格尔和纳粹合作的历史，不管是基于何种原因，是海德格尔幻想用柏拉图式的“哲学王”来改造现实中的元首，还是因为他承担着领导一所大学的使命而不得不对纳粹政府做出必要的妥协，抑或这个合作的历史只有短短十个月时间，这些都不能为海德格尔在1933年所迈出的这一步提供免责的理由。更重要的是，1933年——这个“海德格尔时刻”，不仅成为海德格尔一生中最屈辱的时刻，而且也成为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对后世的启示意义在于：知识人，尤其是那些旨在塑造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的思想先驱们，在面对极权主义暴政时，究竟该如何安身立命?他们或许不能免于恐惧，也或许不能免于诱惑，但作为海德格尔一贯倡导的思的拥有者，至少应该按其内在要求对世间公然大肆作恶的不义之人保持沉默，而不是和他们同流合污。从这个意义上看，海德格尔和纳粹的合作，尽管时间短暂并具有某种特定历史合理性，但仍然突破了一个思者的学术和道德底线。
　　“海德格尔时刻”作为一个象征性的时间窗口，从中所看到的知识人和国家权力及其统治者的关系，显然并不限于德国，日本在二战期间也发生了一系列类似事件，一批在当时卓有影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几乎是集体性地转向和军部的合作，用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和思想资源参与到国家“总体战”中。最典型的案例是，1942年，京都学派的一些著名学者和左翼作家，举行了三次研讨会，主题分别是：“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东亚共荣圈的伦理性和历史性”、“总体战的哲学”，从这些主题就可看出，日本知识界在建构所谓“近代的超克”的历史观时，全面转向了对军国主义的支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哲学家西田几多郎，他在“二二六兵变”之后曾多次撰文呼吁日本国民警惕军国主义的危害性，但中日爆发全面战争之后，他还是不由自主地被卷入到“总体战哲学”的建设中，写下了《新世界秩序原理》这篇后来让他蒙受羞辱的文章。另一个人物就是被中国新左一直高度推崇的竹内好先生，这位鲁迅先生的大崇拜者在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撰文欢呼：“历史被创造出来。世界在一夜之间改变了面貌。感动的发颤，文明守望着彩虹一般飞翔的一道光芒的划过。我们感到了涌上心头而难以名状的某种感激之情。12月8日，宣布开战大诏之日，日本国民的快意凝聚燃烧起来。心情无比的爽快。”可见，在日本的“海德格尔时刻”，有远比德国更多的知识人自觉地投身到国家的战争机器中，成了军国主义的帮凶，也构成了他们个人历史中最可耻的一页。
　　中国当下是不是也进入了一个“海德格尔时刻”?从中国的思想和知识生产水准来看，那些致力于为国家主义大唱赞歌的学者，绝不可能拥有思的能力以及相应的哲学素养，他们大多数都是一些理论机会主义者。包括汪晖，从他的学术背景来看，他所标榜的新左立场和“批判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与他的实际理论主张大相径庭，他更多地表现出国家主义的政治和价值诉求。这次他提出的“革命者人格”和“胜利的哲学”完全是主动为领袖人物量身打造，是为中国当下的政治需要而重新书写革命者叙事，重新召唤新的革命者的到来，重新想象一个由革命者主导的新时代。从这些方面来看，汪晖完全超出了海德格尔试图以哲学重塑元首思想以及被动地适应纳粹政治的倾向，变成了一种积极的主动的思想参与，力图为一个至高无上的革命者的独断决策和行动提供新的合法性证明。
　　因此，完全可以设问，如果汪晖处在1933年的德国，他会怎么做?他难道还需要海德格尔那套哲学来费劲地向元首建议按照古希腊延续下来的哲学传统来建构德国的民族精神吗?或者是策略性地通过“三呼万岁”以谋求某种自治的权利来为自己治下的领域争取尽可能大的自由吗?恐怕都不需要吧!这一方面是因为汪晖绝无可能具有哲学的自觉和思的形而上学的能力，另一方面他也绝不敢和具有“革命者人格”的领袖人物去玩那些拐弯抹角的游戏，他只需要提供直白的忠诚和一心一意的服务，他惟一可能遇到的交流障碍，是其刻意营造出来的晦涩修辞风格未必能让新时代的革命者立即心领神会。如此看来，我宁愿相信海德格尔和纳粹的合作是基于一种策略性考虑或是一种不得不做的妥协，他最终退出弗莱堡大学校长这个职位，表明他并未丧失作为一个哲学家的基本良知和道德素养;而对汪晖来说，我宁愿相信他在当下这个“怎么办”的时刻所进行的一系列理论证明其实是他做出的一种政治决断，这个政治决断肯定是深思熟虑的，并且是“义”无反顾。
　　因为政治需要直接性，而不是像哲学那样，思辨的过程犹如迷宫那样经常让那些政治家们找不到北，比较于海德格尔那个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元首肯定更喜欢校长向学生们直截了当地说出，元首惟一地是德国现实和未来的法则。汪晖如果生活在1933年的德国，他的关于“革命者人格”和“胜利的哲学”的宏大叙事，一定能比海德格尔的那套哲学叙事更能打动元首的心。
　　首先，“革命者人格”这顶帽子就非常适合戴在元首的头上，汪晖关于“革命者人格”五个特性，即革命者就是革命者，革命者永远在斗争，革命者不仅掌握政治权力而且还掌握“精神和道德领导权”，革命者善于掌握先机的“第二天性”，以及革命者是永远的革命者和从不怕失败的革命者，这几乎就是对元首人格的一个完整准确的描述。元首就是这样一个革命的超人，充满着革命者的使命，具有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追求独断的权力和对一切思想的控制力，善于在“薄弱环节”创造革命的先机，以及至死也绝不承认失败的革命性格。这样的革命者不仅仅存在于红色政权，在任何领袖凌驾于政党之上而不受权力约束的制度条件下都会产生，从这个意义上看，汪晖的革命者叙事就是为这样的领袖人物专门定制的。
　　其次，汪晖提出的领袖—政党—人民之间紧密联系又互相促进的能动关系在德国纳粹主义运动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来看，德国纳粹运动显然比苏联时期和中国文革时期更好地避免了它们之间的张力关系陷于破裂的情况——这一关系的破裂被汪晖视为是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垮台或转型的动因。希特勒上台，建立纳粹政权以取代魏玛政权，从形式上看，是国家民主选举的结果，这个结果表明纳粹政党及其领袖具有民意支持的基础，也就是说有合法性基础。但是，纳粹政权最终还是演变成一个极权主义体制，元首成为独裁者，纳粹党成为元首的工具，而人民在政治和思想被双重控制的情况下完全丧失了对国家权力的决定作用。所以，提出领袖这个概念以及关于领袖—政党—人民的关系的论述，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极权主义叙事，它最终指向的是领袖对政党和人民的支配性关系。所谓“能动性的张力”，仅仅表现为人民和政党对领袖无条件的支持与服从。
　　第三，汪晖“胜利的哲学”是为那些从不怕失败的革命者提供终极性的精神动力，因为在最终一定会胜利的鼓舞下，革命进程中的所有失败都是暂时的，失败不过是下一个胜利的起点。这样的胜利哲学可以说从头到尾贯穿在纳粹的哲学中，由戈培尔亲自主导的宣传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堪称是其最经典的版本，而希特勒说的最多的词汇之一就是“胜利”，从德意志的胜利到雅利安人的胜利最后是征服全世界，这是元首为德国人民所描绘的胜利图景。即使在盟军攻克柏林的最后时刻，元首也没有放弃他最终必胜的信念，正是这个必胜的信念导致了第三帝国的崩溃，从而给德国和全世界造成了巨大灾难。由此可见，一个不承认失败的独裁者，一个始终坚持胜利哲学的战争疯子，是对人类文明的最大威胁。
　　汪晖关于“革命者人格”和“胜利的哲学”的宏大叙事，如果说是制造了他的“海德格尔时刻”，那是在最低限度上就他们面对领袖或元首所表现出来的大致相同的态度和立场来说的，就他们各自据此出发的思想境界而言，两人的差距就犹如云泥之别。海德格尔在向元首不得不俯首称臣时，内心依旧保持着思的尊严和哲学俯瞰政治的优越感，这也是他敢于在任职弗莱堡大学校长10个月后凛然去职的勇气所在。而汪晖则是基于中国当下的形势变化特别是他所谓的政党政治普遍陷入危机的情况，抛弃了他以往暧昧不清的、闪烁其词的和机会主义的政治话语，而主动选择一种明确的政治决断，即从列宁的“革命者人格”上汲取政治能量，重建将牺牲和悲剧置于制胜行动纲领的“胜利的哲学”，从而为重塑新时代的革命领袖注入了新的思想和道德资源。两相比较，可以发现，汪晖在“海德格尔时刻”走得比海德格尔更远。
　　面对国际共运史尤其是20世纪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作为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未必需要承担终极责任，但他的思想对于巴黎公社之后一波接着一波的革命者及其革命运动有重大启示，则是毫无疑问的;他所主张的革命史观，从阶级斗争到暴力革命再到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直至实现共产主义，鼓动起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参与和组织起一个又一个的革命运动。革命胜利了，革命失败了，不管是胜利的革命还是失败的革命，革命在世界各地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难道对人类还不具有警示意义吗?不去反思和检讨革命对于人类社会的巨大破坏作用以及人类社会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反而呼吁革命者人格和召唤新的革命者的到来，其真正用意何在?国际歌唱了快150年了，“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为何在21世纪的时代条件下，还有人出来公开主张一个由领袖或元首主导的“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我写作本文就是想提醒公众，“海德格尔时刻”远未终止，在哲学、信仰和道德已经失去了对知识人的最后约束作用之后，我们将会不断地见证知识人的堕落如何助长政治重新进入一个漫长的至暗时刻。
　　《明镜》杂志在1966年结束对海德格尔的采访之后，经反复考虑，最后确定的标题是：“只还有一个神能救我们”。这个神是谁?这个神对海德格尔是否有效?这个神对中国的知识人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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