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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姿多彩的人生与飞车圆梦的历程
——《飞车梦》序
何镇邦
饶力著的传记文学《飞车梦》的书稿送来好久了，嘱我为之作序。书稿付梓在即，遂重读一遍，写下以下一些读后感，权当序文，与作品一起献给读者。
这是一部关于被称为“磁浮列车之父”的科学家朱维衡的传记。作者通过深入采访掌握了大量生动的素材，展示了朱维衡从幸福的童年、聪颖的少年、多梦的青年到四十年代留学美国、五十年代回国参加建设、文革中受尽折磨、八十年代大展鸿图、九十年代移居海外、新世纪初圆了飞车梦这么一个多姿多彩的人生经历；尤其是生动地描述了朱维衡从初中学到的“真空管道高速车”和高中物理课所做的螺线管实验中产生的飞车梦，到在上海大同大学上学时在《大同电机》发表《飞车梦》的论文，再到2003年1月1日世界上第一条磁浮列车商用示范线在上海通车运行这么一个有梦与圆梦的历程。因此，这部传记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
朱维衡出生于1919年春“五四”运动爆发前夕。他的九十年人生经历恰好是我国从现代史到当代史的风风雨雨的经历。因此，作为一个追求科学与民主的爱国知识分子，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中国现当代史的缩影，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在这部传记作品中，关于朱维衡童年少年时代聪颖、好学、富于幻想、善于创造的学习生活片断的描写，还有关于他抗战时期从上海到重庆、途经印度到美国留学途中以及到达美国以后某些生活片断的描写，都是相当精彩的，也是很有文学性的。当然，八十年代朱维衡归队后关于磁浮列车的攻关性研究的描写，也是相当精彩的。
飞车梦的圆梦历程贯穿整部作品，形成一条鲜明的主线。有关飞车梦形成以及圆梦过程的片断描写，也是这部作品最精彩的部分。
作品语言简洁流畅，描写生动，结构严谨，是这部传记艺术上的特色
是为序。
2009年6月29日于北京
第一章 童年的记忆
（1）板桥路10号
1919年6月的一天，杭州城。静静的浣纱河边熙熙攘攘,人头攒动，一幢花园洋房正式落成，并迎来了它的主人。
只见一队穿红着绿的吹鼓手，吹吹打打在前面开道，接着是三乘褐红色的大轿，再后是十多个肩挑手提的男女佣人，浩浩荡荡喜气洋洋地涌进了这座高级的西式大院。两旁挤满了看热闹的人们。
这座花园洋房占地八亩，坐西朝东。一幢灰白色的二层楼大洋房，房前是很大一片花园。南面靠围墙的是大厨房和女佣房，厨房与大楼之间有封闭式走廊连通。北面靠围墙的是三间连在一起的平房，用作男佣房和储藏室，紧挨着的是有玻璃屋顶的花房，到冬天可以生上火，存放花卉过冬。东南角有一大片空地，建了相当大的两层楼蚕房。
建筑物以外，特别大的院子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正中间的大草坪，圆形的绿油油的。朝东的花园大门背对洋房中央，有双重门。大门左边是门房，右边是可以停放两辆包车的车库。从大门直到洋房，除中间被大草坪隔着要环绕着行走，两头的水泥路都有十来米宽、二三十米长。水泥路外边种满冬青树和书带草。再往外就是大片的花园，间或种有桂花树、李树、桔子树，左右还各种有一棵法国梧桐树；沿着南边围墙葡萄架前是一片翠绿的竹林，竹林前又连着一片桑树园，沿北边围墙是大片的桃树和竹林。
花园里茉莉花、象牙红、夜来香、鸡冠花、一丈红五彩缤纷、争奇斗艳；篱笆上牵牛花、箩松和紫藤花千姿百态、姹紫嫣红。
从第一乘大轿走出来的就是这座花园洋房的主人朱光焘,杭州城里鼎鼎有名的工商界魁首。
朱光焘朱老爷，站在了洋房大理石台阶上，回头望了望第二乘大轿走出的怀抱婴儿的太太关氏，以及第三乘大轿跳出来的两个聪明伶俐的女儿朱纯、朱绮，他开心地笑了。
其实，在得知太太关氏怀有身孕且很有可能是一个男孩时，老爷就一直乐呵着。自从关氏嫁到朱家，第二年就生下了一女朱纯。后来第二、第三生的也是女儿，但婴儿时就夭折了，第四个生的又是女儿叫朱绮。如果这次生下个男孩，无论对于朱家还是关氏都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朱老爷他要光宗耀祖，也要传宗接代！他手中蒸蒸日上的事业要有人来接续。因此他决定，要奖励太太，也要奖励自己，奖励朱家。于是他花了大价钱买下板桥路10号这块风水宝地，并且自己亲自规划和设计，还不惜重金专门从上海请来工匠师傅施工，这在当时的杭州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得到的。
就在花园洋房快要完工的时候，太太关氏真的生下了一个男婴，老爷万分高兴，亲自给他取名叫朱维衡，那天是1919年3月17日。四年后朱家第二个儿子朱维继出世。
朱维衡，朱家大少爷，一来到这个世上，就在这样一个富足的家庭，这样一个优越的环境下，仿佛掉进了金窝窝里，被朱家所有的人捧着、抱着、宠着、爱着，衣食无忧地生活。他在板桥路10号花园洋房度过了十六个春秋。后来他在记忆起那段生活时说道：那时候的感觉，家里的花园洋房真的很大，有二十间正房，四个厢房。中间大厅铺的是花砖地，红木家具有大董桌，大供桌，四个茶几，八只镶着天然山水花纹太湖石的大靠背椅，四壁上挂满名画与书法家名作，灯饰很高档。大厅正门是全开启式的，半透明雕花玻璃门，可打开与大走廊成一体的很大的大堂，在办喜事或做佛事时应用。在我记忆中，堂房大姐和孙家七表姐就是在此举行的婚礼。我父亲五十岁做大寿时，特别装饰得富丽堂皇。还有每年冬天“放焰口”，就有一班和尚摆起佛堂做佛事，午夜达到高潮，烧掉一些纸人、纸马、纸轿等，煞是好看！
大厅左门与饭厅相通，大饭桌是红木镶整块天然太湖石台面的圆桌，十只红木镶太湖石圆凳，另有一张放临时用餐具的红木长桌；饭厅后面是家庭饭厅，是一张普通红木方形八仙桌，八只红木长方凳，和放餐具的普通木长桌和碗柜等。
大厅右门通到我的房间，有大棕绷床，衣柜，红木长方凳，椅子二三只；我的房间后面是我弟弟的房间，配备与我的相同；我的房间右隔壁是我的两位姐姐的房间，面积比我的大一半，配备得比我的完备得多，而且后来杭州开始通自来水时，就在她们房间北面修建一间厕所和洗脸间，也同时在我弟弟房间西面建起一间同样的厕所和洗脸间，供我和弟弟合用。
姐姐们房间后面是一间小储藏室，专门储藏食品，我们小时最喜欢这间储藏室，特别在快到春节前，我母亲准备好许多包粽子的豆沙，我们三个小的，总是趁母亲开门进去时，跟着进去，争着讨豆沙吃。
大厅较大，因此它后面的房间成了一长条，用作“祖宗堂”，供奉历代祖宗牌位，有跪拜用的跪垫和香桌；祖宗堂右门通我弟弟房，左门通家庭饭厅；家庭饭厅左边是“外婆房”，我们的外婆偶尔会来住几天，但平时只是用作我母亲的梳头间，由佣人阿缪每天给她梳头。我和小姐姐最喜欢看母亲梳头时在外婆床上玩，有一次两人在床上玩床头的电开关，抢着开，关，开，关，正开心间，突然床头开关内冒出火来，吓得我们两个呆了，幸亏大姐姐及时赶到，拿起剪刀，将电线剪断，才免了大祸。其实大姐姐那当机立断的行动是非常危险的，剪刀是不带绝缘的，那剪断电线的一刹那，很可能她会触电！她还算运气。
那个正式饭厅的南边，就是外婆房东边的楼梯间，楼梯下边是个小储藏室，放杂物，这里还有洗手盆、电话、饭菜保温暖缸、茶水桌等等。
父亲的房间在大厅顶上的那一大间，床是洋式黄铜床架钢丝床，加弹簧床垫，洋式床上用品，房内布置也是洋式的；其后长条房间是箱子间，很多的老式大红羊皮木板箱存放在这里。
父亲房隔壁是母亲房，完全中式，不过比我们孩子们的要讲究；再隔壁是大餐间，可以布置十人就餐的大餐桌椅，洋餐具柜等等全套设备；其余房间是储藏室或备用空房；这二十间正房的东面，楼上楼下都是约六米宽的走廊，楼下南边通往大厨房，北边通往那个“三间头”；楼上南端是洗澡大浴缸，北端是抽水马桶和洗脸盆，走廊南端东面一楼是父亲书房，其楼上是家庭教师房间，也曾做过日本女技师的宿舍；走廊北端一楼是洋客厅，布置全套丝绒沙发，留声机，火炉，百科全书等。
（2）父亲和母亲
父亲朱光焘，字谋先，1881年农历1月19日生，是朱氏第十四世孙。
商朝末期（公元前1122年），祖先曹挟因为有功，赐授邾县（今山东邹县）。公元前370年时，邾县为楚宣王所占，先祖逃奔至沛国的相县（今安徽宿县），将邾改为朱，这是朱姓的由来。祖上正南公从宿县迁至浙江白洋里（今名安昌），是浙江朱姓的一世祖。明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被封为“沛国郡侯”，朱姓第四世由安昌迁杭州。第十二世昆泉公创办聚源昌颜料店。
1851年，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义，洪秀全自命为天王。次年，另立东南西北四个王加翼王石达开。1853年攻陷南京，改名为天京，二万五千满人被杀。当年十月打到离天津十里，未能攻进北京。太平天国统治了长江流域十年，直到1864年7月，曾国藩的湘军攻进南京，杀十万人，洪秀全自杀而破灭。在太平军攻进杭州之初，祖父家十一人被杀或自杀，祖父年轻的妻子抱着婴儿投井自杀，祖父被掳，后因识字而得以保全性命，留做文书工作。请得令旗插于家门前，自此朱氏家族才恢复平安。数年后，太平天国失败，祖父回到杭州，恢复祖传的聚源昌颜料商店，重新成家立业，生六子五女，这才兴旺起来。
在清末慈禧的愚昧统治下，丧权辱国，中国的惨状，实在令人难以想象。那时的中国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正当聚源昌生意蒸蒸日上之时，祖父作和公却不幸于五十五岁去世。那时，排行第五的儿子朱光焘才九岁。
作和公去世后，聚源昌就只好由大儿子朱光煦接手管理，朱光煦当时才十七岁，由于虚心好学经营有方，聚源昌颜料店不久便成为杭州城里的大商号。他因为自己早年失学，故特别重视和培养青年学生，先后送三弟和五弟朱光焘去日本留学。并且还在经济上资助蔡元培、周作人、周树人（鲁迅）、许潜夫（炳坤）、钱均夫（钱学森之父）等十余人留学，被当时传为佳话，只可惜大伯父英年早逝，四十一岁即肺病去世。聚源昌颜料店由父亲朱光焘接手并担起照顾朱姓大家庭的责任。
父亲朱光焘1909年从日本留学归来，不久与钱均夫同期参加“殿试”，朱光焘取得第一名，钱均夫取得第三名。朱光焘被授予“工科进士”，“翰林院检讨”，派任南洋劝业会染织审查官。后回杭州与同学许潜夫共同创办浙江甲种工业学校（今浙江大学前身），任染织科主任及教授。培养一批如吴七槐、锦生、施叔谋等中国第一代纺织业先驱。
1912年，朱光焘发起创办纬成公司，短短几年就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家现代纺织企业，杭州数一数二的大企业。当时中国出口的生丝就有四分之一是纬成公司的产品。由于纬成公司经营的成功，也带动了杭州许多丝厂，使杭州成为中国重要的丝绸基地，产品远销世界各地。在杭州城，说起纬成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早晨五点钟，纬成放汽笛上班，全杭州都听得到，下午五点再放汽笛放工，成为杭州城很多人平日生活作息的时间标准。雇用的大批年轻女工被称为“湖丝阿姐”，上下班时全杭州城到处都能看到。
随着纬成公司的事业发展，父亲朱光焘身上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重，他先后由杭州改良织物公会选为会长，继而任浙江丝绸联合会董事，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的商议员，杭州总商会会董，观成堂绸业会馆会董。
1922年，朱光焘以中国丝绸总代表的身份出席了美国纽约第二次丝绸博览会，并顺道赴欧洲考察丝绸业状况。后又担任杭州绸业会馆委员长，杭县商民协会委员，杭县商民协会绸业分会委员，西湖博览会常务委员兼丝绸馆馆长，还任蕙兰中学校董，沪光中学校董，上海爱国女校校董，北京道德学社理事，上海道德学社理事长。
朱光焘事业辉煌，再加上那么多头衔，到处开会，讲话，还因为有“进士”、“翰林”称号，许多大户人家婚事都请他去证婚，丧事请他去“点主”，忙得不得了，只能硬着头皮扛起来。其时，堂房二侄朱维谷才十二岁，朱光焘将他抚养成人后送往法国里昂丝织专门学校学习染织技术，后来成为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在此之前，朱光焘还资助严济慈等人出国留学（附“世纪老人”严济慈），对培养青年出国深造，乐于出力，积善积德，一时之间，在杭州赢得了很多的赞誉。
母亲关亭玉，出身在文官家庭，外祖父曾在宁波慈溪县当学台，就是每三年考一次秀才的监考官，住在供奉孔夫子的地方“观成堂”。外祖父五十岁退休，回到杭州，买下了皇皓儿巷有好几进的房子。母亲长相清秀，身材姣好，自幼学会工笔画，花卉画得极好。
嫁到朱家后，又深得器重。朱家当时住在老屋里，还没分家，大家庭的内部事务都由母亲管。通常每天下午母亲就会给每个小孩发两个铜板，小孩可以按自己心意，叫佣人出去买点心，什么方糕啊、条头糕啊、肉馒头啊等等。后来为了注意营养，母亲还安排买来花生、芝麻炒熟了，磨成花生酱、芝麻酱给大家吃。有时还买大捆甘蔗，一担一担的西瓜，在吃晚饭时，佣人刨甘蔗皮，切成一段一段给大家吃，或是将西瓜先泡在井里冰凉，然后再吃。
那时，颜料店和家里开销都是母亲安排，吃饭由店里大厨房送饭进来，与店里人一样饭菜，公平得很。店内开两桌，老师傅学徒一桌，店伙计内账房外账房一桌，东家开一桌。后来人口增加，东家也开两桌。
有一次，长时间不下雨，水缸里食用的天落水（雨水）不足了，家里的井水又是苦的不能食用，母亲便请店里师傅从远处挑水来，可是水挑进门，被朱家小叔伯拦住，说水要用来拖地板，这样就吵了起来，母亲一气之下，打起包袱带着女儿朱纯和朱绮回了娘家。于是父亲就忙坏了，两头跑。最后议定只好分家。搬出菜市桥老屋不多久，母亲居然生了男孩朱维衡。一家人开心不已。
（3）不像大少爷
朱维衡出生时，因为之前的二姐、三姐都是婴儿时就病逝了，现在生了他，怕再死了，所以要到一百户人家各讨一小块布，做成“百家衣”给穿上，戴上金冠，说这样可以保命、保平安，母亲就真这样做了。
朱维衡出生不到两个月，正是“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也正是李大钊创立中国第一个马列主义政治团体的年代。当时水旱天灾，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逃到上海，在福建、广西、云南部队击败陈以后，才回到广东，成立国民党总部，成为总裁。这时，北方争夺总统，军阀混战，孙中山策划北伐，困难重重。
从记事的时候起，朱维衡就知道朱家是一个大家族，有很多很多的人，父亲朱光焘有四位哥哥、四位姐姐，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都是一个母亲生的。逢年过节聚到一起，小维衡叫都叫不过来。但他记忆最深的还是他的大姐姐朱纯和小姐姐朱绮。
大姐姐比维衡大了九岁。她小时候不愿意跟弟弟妹妹玩，一天到晚就找堂房二哥朱维谷玩，可是堂哥觉得大姐姐比他小八岁，太小了，不想跟她玩，但大姐姐羡慕堂哥能干，能想出好多好多有趣的方法玩，就总缠着堂哥不放，堂哥讨厌她，嫌她爱哭，总叫她“哭足猫”。尽管经常吵架，他们仍旧是最好的玩伴。
小姐姐朱绮比维衡大两岁。她是儿时维衡的最亲近最快乐的玩伴。他们常在一起捉迷藏、跳绳子、抓棋子、丢沙包。有一次，她跟维衡一起捉蟋蟀，俩人共同翻起一块大石板，没找到，放回去时，维衡放手快了一点，大石板把小姐姐的右手压破了，鲜血直流，后来还留下了永久的疤痕。这事令维衡无限抱歉，一直不能忘记。
家里佣人最多的时候，算下来有十二个。女佣中阿缪是照顾维衡的一个。阿缪聪明能干，做事麻利，自己也每天整理得干干净净，她除了每天照顾维衡的起居生活，还有一项特别的任务，那就是每天早上给太太梳头，所以她与太太聊天的机会就比别人多，自然而然地她成了最得势的一个，她要是说了谁的坏话，那人就有可能被辞退。听说小姐姐的佣人阿赵，就是因为人老实不多说话，被阿缪在太太面前进了谗言而辞退的。那时小维衡自然完全听她摆布，六七岁了，连洗澡还在她们房里，别的佣人开玩笑说：“大少爷到了结婚那天，还要阿缪给他洗澡呢！”维衡听了不知道怎么的，就是心里很不舒服。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维衡和家里的花匠阿标成了好朋友。花匠阿标三十多岁，老实巴交，不多说话，一天到晚就知道干活，家里的花卉、树木还有农活，他能整理得井井有条。他对任何一种农活都非常精通。培养菊花是他的绝活，每年能培育近千盆菊花，各式各样，无奇不有，五彩缤纷。他会先从幼苗精心侍弄，一点一点看它成长，到一定阶段，采取某种措施，使花枝向某个方向弯曲，有些品种则要打尖，就是将刚长出的嫩芽摘去，这好像是摧残花枝，实际却是让它旁边长出更多的新芽，甚至还要第二次打尖，第三次打尖，以后每一支芽都开一朵花，然后用竹条扎成圆盘架，每朵花固定在圆盘一定位置上，到时候一起开花，就叫做“满天星斗”。那圆盘直径可达一米以上，开花上千朵，不过不是任何一种菊花都可以这样做，只有开小花的品种才行；开大花的，有雍荣华贵的“金背大红”，千姿百态的“金龙须”“白龙爪”等等，最名贵的是“绿牡丹”，花色淡绿，花形像牡丹花，可是很难成活，百里活一。
他教维衡如何稼接果树，如何种瓜、种豆、种白菜、种茄子，种多年生花草，如何种荷花，如何种竹，如何掘笋等等不同的技巧，维衡也像着了魔似的，满脑子都是这些农活，以至于后来在初中作文述志时要当一个农学家！
幼时的生活在朱维衡的记忆里俨然是一个十足的“大少爷”身份，但是他自己都从来没有觉得别人在特殊照顾自己。反倒觉得只有大姐姐是特殊的。因为她可以出去跟大人一起看戏、买东西。下面三个小孩子都没有资格。还有，父亲每天很晚回家，平时很少见着他，只是偶尔得闲，父亲才会陪几个小孩子，在洋房北边练习一下打飞镖。平时这地方是小孩子练习武术的地方。父亲请了武术教练教猴拳、剑术、梭镖等。维衡除了跟花匠阿标在地里干干活，再就是爬树，爬竹杆，爬大凉蓬架的钢管子，爬上去滑下来，“蛮”得很。或是独自趴在地上观察蚂蚁的生活，抓只苍蝇，看蚂蚁怎么先由一个“巡逻兵”找到大猎物，回去召唤大队“人马”来搬运的有趣过程。自己觉得很快活。有时候又觉得除了花匠外，没有谁喜欢他，关心他。怎么玩，玩什么都要自己想，自己靠自己，不能依靠别人，没有了大少爷的脾气。
第二章少年聪颖
（4）家庭教师
孙中山多次起义失败，终于在1911年革命成功，推翻满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可是顽固守旧势力不那么容易退出历史舞台，列强也不甘心放弃既得利益。于是有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灭亡中国的最后通碟，1919年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日本，北洋政府在出卖国家利益方面，与晚清无异。北京大学学生首先发起反对日本的不平等条约，称5月7日为“国耻日”，游行示威，捣毁财政部长曹汝霖官邸，北洋政府逮捕二十人，学生通电全国呼吁支援，全国各大城市响应，商业罢市，工人罢工。最后，政府不得不释放学生，处分几个官员，拒签凡尔赛和约。此为“五四运动”，显示了群众的威力。1921年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但蒋介石访问俄国回来，三个月后写出印象，认为共产党完全是俄国统治全世界的工具。1926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趁俄国顾问鲍罗廷不在，撤消了广东的俄国顾问，压制市区共产党员，两个月后，国民党中央通过决议，排除关键岗位的共产党员。1927年3月，北伐军攻克南京、上海，国民政府在武汉成立。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开始大杀共产党人，重建国民政府于南京，与武汉政府对立，从此执行反共政策，社会动荡不安。
在朱维衡记忆的幼年时代里，第一个印象深的就是逃难，因为军阀混战，打到接近杭州，朱维衡一家只好和堂房大姐、姐夫、姐夫的母亲、弟弟，堂房二哥，孙家三位表兄全家人逃到上海租界，一起住在苏州河边的一个大仓库楼上。朱维衡天天和孙家四表兄的儿子阿春，在那仓库的大批棉花包里捉迷藏，开心得很，那时他才八岁，天天疯跑，上气不接下气，满脸通红，大人们认为他有病，请有名的家庭医生看，说是心脏肥大，从此不许他再疯跑，真难受死了。第二件记得的事，小孩子们好像天天只唱一首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因为那时正在北伐，要打倒军阀，这种是北伐时代的儿歌。第三个不可磨灭的印象，就是浙江境内的军阀大战结束后，一家人回到杭州，朱维衡常到龙翔桥看杀人，跑得快时，能看到一队军人押着一个犯人，反绑着快步走去，背后还插上一块木牌写上“XXX犯某某某”的背影，但追到那里，往往已经晚了，人头已经落地，装进木笼，挂在树上，只能看到地上一大摊血。那情景真是惊心动魄！那被杀的，全都是共产党人，正是1927年蒋介石大规模反共的初期，声称“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过一个”。
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面，朱维衡开始了他的学习生活。
一天，朱维衡正在花园里玩耍，父亲朱光焘把他叫到二楼北厢房，面色宽厚而严肃地说：“明天开始，你就跟杨先生好好读书！”维衡搓了搓手上的泥土说：“是跟姐姐们一起读吗？”“是。”父亲回道。维衡看了看一旁的杨“先生”和两位姐姐，没有作声。其实杨“先生”是个女教师，可是父亲就一直称她为“杨先生”。
维衡知道自己要读书了，不能再光知道玩了。要像两个姐姐一样，每天早上就要到二楼北厢房去背书，大声的。听小姐姐说，背不好还要打手板心呢！这不好玩，哪有打玻璃弹子，抓蟋蟀好玩呢？难怪小姐姐有时一个下午都嘟着嘴不高兴，也不愿陪我一起玩，可见她是被杨“先生”打了手板心啦！这个杨先生，我不能让他打我的手板心。不过和两个姐姐一起上课，总比自己一个人玩要好。这样想着，维衡心里还是满惬意的。
可是第二天上课，维衡才知道读书不好玩。首先是坐不住，不能随便和两个姐姐讲话，还要听“先生”的提问，一不留神就不知道“先生”刚才说的是什么。
不过没多久，维衡就定下了心来，这位杨“先生”真有本事。
她不仅要同时教两个姐姐和维衡上课，她还同时教中文、英文、数学和音乐。啊，她真是了不起！她讲授的课朱维衡都能听懂，布置的作业也都能很快完成。最让维衡开心的是还经常安排一定的时间给他们讲故事，什么《西游记》啦，《三国演义》啦，《封神榜》啦，讲得活灵活现，出神入化。有时候讲到要吃饭了，都不想让她停下来。
也许杨“先生”是女性的缘故，她有时还同维衡姐弟几个一起在大草坪上玩抢位置、丢手绢的游戏，花园里充满了童真的笑声，那时真是非常快乐。
就在维衡在二楼北厢房读完了小学四年级的全部课程后，那位在小维衡心中可敬可亲的“杨先生”突然有一天不辞而别了。
1930年春天，朱维衡和大姐姐、小姐姐一起进了附近的杭州弘道女中读书。大姐朱纯、小姐姐朱绮分别上了高中和初中部，维衡应该上五年级，但是这是女子中学，附属小学的男生只收到四年级，所以，维衡只好进四年级读最后一学期，以后再换学校。
从花园洋房走出来，进到弘道中学附小读书，朱维衡仿佛出笼的小鸟，一切都是那么地新鲜，他拼命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享受着无比的自由。
学校里的课外活动比在家里要多多啦，有乒乓球、浪船、秋千、滑梯等等，一到下课时间，同学们就开始抢着玩。下课的铃声仿佛就是同学们赛跑的哨声，忽拉一下冲出教室，直奔操场。朱维衡个头瘦小，经常等跑到乒乓球桌前，别的同学已开始打球了，转头跑到秋千处，别的同学已荡起了好高。有一次，终于给朱维衡第一个抢到了浪船，他兴奋极了，拼命玩，在浪船上他感觉到了一种自由、快乐和自豪感。于是他越“浪”越高，越“浪”越来劲。不料再一用力，脚底一滑，肚子夹在了座椅与船底板之间，浪船被卡住了，周边的同学们也吓了一跳，虽然腰上有些痛，但朱维衡还是不让同学们看出来，拿出一点不在乎的样子，脸上充满胜利不败的表情。同学们夸奖他，说他“浪”得最高，似乎很羡慕他，朱维衡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啦！可是回到家里，却不敢对家人说。晚上吃饭时，朱维衡坐在凳子上怎么也不自在，母亲看到说，哪儿不舒服？朱维衡说没有不舒服。母亲又说，是不是与同学打架了？朱维衡说，没有。母亲又说，下午放学回家我看你就不自然，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也没看你和花匠阿标去花圃玩。朱维衡就是不说。第二天洗澡时，还是被女佣阿缪发现了，她报告给了母亲，说维衡腰上有一条红印子。
（5）去上海
有一天放学回家，维衡听小姐姐说，家里来了亲戚。晚饭过后，看到父亲和亲戚在客厅里谈话，谈了很久，像是很认真的样子。小姐姐咬着维衡的耳朵说，父亲要把维衡送到上海去读书，说是上海的学校好，水平比杭州高。维衡半信半疑，直到父亲叫他去客厅才知道这事是真的。
接下来是一连几天的准备，衣服、日用品都是母亲准备的，放在一个小皮箱里；大姐姐、小姐姐也精心准备了小笔记本、小书签什么的送给维衡。只有父亲几天来不怎么多讲话。一天吃晚饭，维衡看见母亲眼眶有些发红。
这回是真的离开花园洋房，离开家了。要去很远的地方，去上海，去一个既陌生而又神秘的地方。
到上海先住在堂房大姐家里，进了万竹小学，不过一个星期，说西区小学好，又换到西区小学。西区小学离堂姐家太远，只好住读，一个学期后，又换到育才中学附小。
育才附小教学更严格了。中文课完全是文言文，老师成天之乎者也，口若悬河，学生听起来可是费劲，好在维衡已学过不少，总还能跟上。老师还要求学生用毛笔抄书，若有书写不工整或者写了错别字，就要受罚，一个字打一下手板心。同桌的阿强经常挨打，有时一连打十几下，打得直哭，老师边打边摇头：“朽木不可雕也！”。维衡还好，总共才被打过一下。
刚到上海时，除了学习以外，也有许多不习惯的地方。特别是开始时听不懂上海话，上课回答问题时，满是杭州口音。同桌阿强就经常讥笑说：“伊拉是乡下人。”
不过有一天，邻桌的陆阿娣就帮维衡说话，她说，他不是乡下人，他的阿爹是沪光中学的校董呢！说得阿强睁大了眼睛。朱维衡很感激这位小个子女孩。当然没过多久，维衡就能把上海话说得很好了。
学校的集体生活，与在家里完全不同。同学很多，习惯也不同。朱维衡看见同学踢毽子，只是在一旁看，不敢借来玩。看见同学踢得很好，经常赢得一阵一阵的赞扬声，自己就在心里想，要是我去踢一定也会踢得很好。邻桌的陆阿娣看到了朱维衡的样子，就对他说，要不我的借给你玩，我自己再叫我姐姐做一个！朱维衡连忙推开陆阿娣递过来的毽子说，不用啦，你自己留着玩吧！我自己会买一个的。可是真要去买一个毽子要花两个铜板，朱维衡想来想去还是舍不得买。有几次看到同学下课吃酱芒果核干，朱维衡看着真是嘴谗，可是忍一忍就还是没买来吃。
有一天，下午的活动课结束后，朱维衡回到课室，准备收好书包回家。邻桌的女孩陆阿娣也在收拾课本放回书包里，突然间，陆阿娣惊叫了一声，课本扔在了地上。朱维衡不知是怎么回事，赶忙问陆阿娣怎么啦？陆阿娣指着课桌上的书包，只知道咽咽地哭，不说话。朱维衡赶紧帮陆阿娣拾起地上的课本，打开书包一看，原来书包里面放了两只蚂蚱，好大两只，还用棉线栓在了一起。朱维衡回头看了看同桌的阿强，从阿强幸灾乐祸的表情上，朱维衡就断定是他干的。于是问阿强，是不是你干的，阿强犟嘴说不是，朱维衡进一步说，就是你干的！你就会欺负女孩子，阿强红着脖子说，你凭什么说就是我干的，你有什么根据？朱维衡此时也扯大了嗓门说，我认定就是你，活动课以后，你最早跑回课室的。那又怎么样，又不是我一个人在课室！我还要说是你干的呢！说完阿强和几个同学朝朱维衡作怪相。朱维衡气愤不过，回头对陆阿娣说，走！找先生去，让先生评评理！陆阿娣感激地望了望朱维衡，又看了一眼阿强，小声说，算了吧，不理他就是啦。
“走喽，回家喽！”阿强与几个男同学起哄着，走出课室，一边走还一边唱着，“两只蚂蚱一线穿，一个上山一个下山……”。
这天放学，朱维衡回家很晚，急坏了堂姐一家人。他是将陆阿娣送回她家后，自己才回的家。
第二天下午，朱维衡的书包里有人放进了一个新做好的漂亮毽子。朱维衡偷看见陆阿娣朝他会心地一笑。
期末的一天，朱维衡得到一份奖状，还是用玻璃镜框装好了的，他十分高兴，这是对他学习优秀的最好证明。放学后拿着奖状乘上电车回堂姐家。一路上，朱维衡想象着回到家里，告诉家人时，家里人一定会高兴得不得了。想着想着车到站，下了车，这才发现奖状忘在车上了，此时车已开走了。朱维衡十二分的懊悔，这样大的事怎么就会忘记了呢？回家怎么跟堂姐说呢？一路走，一路想，最后朱维衡决定不讲这件事，免得被堂姐说我糊涂，手上拿着奖状会忘记在车上？弄不好还会说我瞎吹牛，明明没有得奖状，还要说自己得了奖状，奖状呢？在哪儿啊？于是就什么也不说，可朱维衡的心里好长时间都不舒服。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奉命不抵抗。朱维衡在一次作文中指责张学良为“不抵抗将军”，第一次懂得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的可恶，却不明白张学良将军为什么不抵抗。
寒假是回杭州过的，原本买好了1月28日回上海的车票，不料又遇上日本发动了“一二八”事变，沪杭铁路不通了。朱维衡只好留在了杭州，跳了半级进入杭州安定中学读初中一年级。
（6）探险
回到杭州读书，朱维衡如鱼得水，这是他最轻松的时刻。杭州当时初中才开始学英文，中文课只学白话文。对于自然课的植物和动物，朱维衡更是轻车熟路，无论是种花种地的经验，还是观察蚂蚁生活的知识都有益于他对自然课的学习，所以学来不费力，全班第一名。地理科也是第一名。
英文课则是与同班同学马家骙分享第一第二名。马家骙英文特别好，可是后来患了肺病不能继续上学，但他仍然自强不息，自己潜心研究“世界语”，写出了整套手稿。几年后在他病逝前将手稿交给同学们代他出版。因为手稿还不完善，不够出版水平，几个同学只好跑到他的坟上向他道歉。
朱维衡那时的数学，物理和化学的成绩就不那么称道了。大概是不够用功吧。有空也得抓紧时间玩一玩。有一段时间迷上了踢小橡皮球，能玩出不少花样呢！
有一天，几个同学正在玩小橡皮球。突然一脚又把皮球踢到了学校隔壁的空宅里，球拿不回来了。朱维衡仔细看了看，发现从二楼教室的气窗下去，就是一大堆小橡皮球躺在那里。心里想怎样下去拣些回来呢？于是想到从小爬树爬竿的本事。下课回家自己用绳子结了一副绳梯，第二天约了几个同学帮忙，从二楼教室气窗爬下去，拣回了不少小橡皮球。同学们高兴死了。幸好没被老师发现。回来说给小姐姐听，着实把她吓了一跳。
为了玩，朱维衡没少出许多“馊”主意。暑假的一天，晚饭过后，一家人坐在客厅里吃西瓜。小姐姐朱绮手中拿着一张当天的报纸，神秘地对大家说，玉皇山（杭州西湖南面）发现了紫来洞，里面洞中有洞，深邃幽奇，神秘莫测，听说里面还有一条飞龙，走起来像一股烟似的，有运气的人乘着它可以一直通到安徽呢！
母亲放下手中的西瓜揩揩嘴说，那是传说吧，说不定有大蟒蛇呢。说完看了维衡一眼。
维衡没作声，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第二天早晨，维衡说了声我去同学家玩去了，就骑车走了。他约了四五个同学，带上了绳子，手电筒，直奔玉皇山紫来洞。
玉皇山位于西湖南面，海拔二百多米，史称“万山之祖”。因山耸立在西湖与钱塘江之间，雄姿峻拔，风起云涌时但见湖山空阔、江天浩瀚、境界壮伟高远。玉皇山唐代取名玉柱峰，五代改名育王山。相传五代吴越国王钱曾迎明（今宁波）阿育王寺的舍利置放此山故名。宋代后又名玉龙山、龙山、天真山等。明代创建福星观开始供奉玉皇大帝始名玉皇山。山上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荟萃，有六十四景。山顶除福星观外，还有南宋的白玉蟾井、天一池、日月池；山腰有紫来洞、七星缸以及慈云洞、五代石刻等景点。
紫来洞位于玉皇山腰，原为小石洞，是清代福星观道长紫东用人工依势开辟而成，又名飞龙洞。特点是洞中有洞，深邃幽奇，湿润凉爽，斜壁上写有“紫气东来”四个大字，故名紫来洞。
紫来洞洞口不大，往下看去只觉一股湿凉的空气往外渗。朱维衡系好绳索，第一个下去，其他同学也一个一个往下去。下到大约二十几米处，有一块约二十来平方米的平地。四周的石壁陡峭湿滑，抬头看去，离地七八米高处，有一个约两米直径大小的洞，似乎可能通过去。可是没有梯子，也没有什么可以借助，无法上去继续前行，只能望“洞”兴叹。大家左顾右盼，十分扫兴，只得返回。
下洞时比较容易，只要一个接一个顺着绳索往下就行。上去时可要有点技术，要双手抓住绳索，用力向上，下面一个人用手向上托起，踩住绳索上的结，一步一步往上爬，直到洞口。维衡帮助其它同学上去后，自己才最后上，这时的维衡已经相当疲惫，费尽了吃奶的力气，抓住绳子爬到洞口，他对洞口外的同学说，总算到了，让我休息一会儿。不料石头上有水很滑，稍一松懈，手未抓紧，脚下一滑，跌了下去。
洞外的同学刚要与他说话，突然不见了人，大吃一惊，拼命朝洞下呼喊。
幸亏运气好，维衡跌到下面三米的地方正好有块大石头突出在外，他一屁股骑坐在上面，没有再往下掉。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上来以后，除了屁股有点疼痛以外，安然无恙。
夕阳西下的时候，维衡才回到家里。看见父亲从未有过的表情，维衡知道自己闯祸了。
事后小姐姐告诉他，因为一天没见着维衡，一家人心急火燎，是小姐姐立功赎罪，去他同学家找，才知道和同学去了紫来洞，不然早去警局报警了。
朱维衡却为这次“探险”大不以为然，甚至有点沾沾自喜。
（7）玻璃摩天楼
初中时的一个学期期末，语文老师给同学布置了一篇作文，希望同学们在假期充分准备，努力写好，开学进行评奖。
朱维衡平时作文历来是老师点评的对象，打分也最高。这次他一定要把这篇作文写好，他暗自下定决心。可是，一连几天，他都想不出写什么内容好。
这天，朱维衡忽然想起在父亲书房的办公桌上，那个纽约帝国大厦小模型。那是父亲1922年出席纽约第二届世界丝绸博览会时，带回来的纪念品，一直放在家里他的办公桌上。小的时候看着它老觉得好奇，可大人们总怕会弄坏，小心翼翼的不让靠近。
他蹑手蹑脚地走进父亲的书房，办公桌上那座帝国大厦模型仍旧静静地伫立在那里，窗外照进来夕阳的一抹余辉，使它更加晶莹透亮，充满了骄傲和神秘的感觉。
朱维衡抬头望了望窗外远处的宝叔塔，他顿时有了灵感，心头一热：“有啦！”
他在他的作文中，畅想要建一座世界最高的大楼，比纽约帝国大厦还要高，全用玻璃做，就建在西湖边，与宝叔塔比一比高低，凭他那一知半解的课本知识，认为用混凝土建会开裂和经不住风化，不如玻璃可以永久不变，连地下部分的水泥桩都要改用玻璃的；觉得钢铁会生锈，露在空气中的部份必须油漆，隔几年就需要重新油漆，不如用铝合金，不用油漆又比较轻，用它做大厦的骨架；楼层地板与隔墙用防火轻质材料，减轻重量，这样就可以建得比纽约帝国大厦更高而重量比它轻。又幻想造一种压路机，尾部装上高倍聚光镜将太阳光聚集到地面，用这样的高温融化地面的砂石，变成人造石，筑成比水泥和沥清更光泽漂亮的路面……
然而，没想到开学的第一堂作文课，老师不仅没有点评朱维衡的作文，甚至连分都不给打，课后把朱维衡叫到办公室，问究竟怎么回事，脑子出毛病啦？弄得朱维衡好一顿委屈。
……
更没想到的是，七十年以后，清华大学孙恒虎教授发明了“凝石”，就是以经过高温过程的固体废弃物或火山灰类物质为主要原料，模仿大地成岩过程，根据岩石矿物学原理，通过材料设计等工序制备而成。换言之，“凝石”的生产和使用过程是大地成岩过程的仿真。这是后话。
第三章青春狂想
（8）真空管道高速车
随着初中课程数理化知识的学习，加上年龄的增长，朱维衡的兴趣也在慢慢地发生变化。俗话说，十三四岁的年龄正是极富幻想的年龄。
特别是老师在物理、化学课上绘声绘色的演讲，逻辑严密的推导，使朱维衡对世界上那些发明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时间，他感觉那些电动机、蒸汽机、空气压缩机在不断地推动着他，推动着他的想象。
初中二年级时，有一天在完成作业以后，朱维衡在一本《科学画报》上看到一幅“真空管道高速车”设想图，他十分兴奋，看了又看。他仔细地根据所学过的知识，推想若要达到“真空高速”，整条管道要绝对密封，还要用非常大的抽空机，是否能达到？造价会不会太高？人坐在“高速车”里，速度太快能不能受得了？有没有别的办法来达到适当的高速呢？
满脑子的问题，满脑子的设想，加之满腔兴奋，朱维衡一头扎进了“高速车”里，简直达到了痴迷的状态。有时候连走路都感觉是在 “飞”。有一次差点踩在刚裁下的花苗上，着实把花匠阿标吓了一大跳。
月初的一个星期天，父亲的学生施先生和周先生来拜访，说是准备给父亲过生日的事，他们也都是杭州丝绸界的头面人物了。那年父亲朱光焘过50岁生日，也是施先生他们操办的，在花园洋房大草坪上搭起临时戏台，从大楼到戏台，大约二、三十米水泥路上，搭了“明瓦”（就是用竹片夹着半透明的蚌壳片）盖在顶上。入夜时分，挂起几盏汽灯，大棚下亮如白昼。特意请来杭州大戏院的名角钱麟童先生等来唱京戏和杭州地方的“滩簧”。宾客盈门，排场大极啦！
在客厅喝茶时，朱光焘说：“眼下时局不好，我看今年就不办了吧。”
“不行，还是办吧！”施先生说。“先生您是杭州丝绸业的领袖。目前遇上世界经济萧条，日本同行拼命压价，成丝价格一落千丈，现在出口运输也成了大问题，愈是如此，就愈是要您出来提振大家的士气啊！”施先生道出了此时的想法。
朱光焘没有再说什么，看来是默许了。在一旁低头看书的朱维衡心想，父亲在日本学习了纺织，回来创办了工业学校，致力于中国的民族工业和培养现代丝绸技术人才，又办起了中国第一家现代化丝绸工厂，同时还要应付外界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应该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榜样。
自此，朱维衡更加坚定了努力学习先进科学知识，科学报国的决心。
这以后，他就像小姐姐朱绮说的，好似一块太湖石，拼命吸着知识海洋里的水。他对《科学画报》里所有新奇的设想都发生了兴趣，特别是有关“高速车”的设想。
在朱维衡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会饶有兴致滔滔不绝地谈起，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车“Penydarren”号是英国人特里维欣科在1804年研制成功的；中国第一台自己制造的机车是1881年中国工程师金达利用废锅炉、卷扬机铁轮制造的，但清朝廷明令禁用，没有正式运行；还有中国自己设计的第一台机车，是由南京中央大学教援，路政司技正兼铁路技术标准委员会工程师应尚才先生设计的，叫KFI型机车，在上海到南京间试运行，性能良好，当时轰动了国内外，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如此等等。
难怪家人打趣说：“朱维衡你不做农学家啦？”
（9）躁动
1934年秋天，朱维衡进了上海光华大学附中，读高中，住校。次年，全家人从杭州搬到上海，住在兆丰别墅。
“九一八”事变之后，声名远扬的纬成公司生意一落千丈，无法维持，最终倒闭。父亲朱光焘二十年之心血全部付诸东流。本来常年的胃病，一下子突然发作，生命垂危，医生要做胃切除手术，由于母亲关氏的坚决反对，没有进行。后来经人介绍到道德学社练静坐气功，坚持锻炼，胃病居然好了。
此时，父亲交由堂兄朱维谷经营的上海大昌绸缎炼染厂尚能维持，堂兄为报父亲的养育之恩，毅然将父亲一家接到上海，住进兆丰别墅，并承担孩子们的全部学费、生活等费用。
上海光华附中高一班的学生，大部分是初中升上来的，新生很少。班长还是初中时的那个班长叫沈昌瑞，他一直是全班每门功课最好的一个。
开学不久，有一次发下作文卷子来，第一份不是他的，而是朱维衡的卷子，全班一阵惊奇。后来英文课朱维衡又比沈昌瑞好；当时数学、物理、化学和西洋史全部是原版书，朱的英文底子好，又占了便宜。语文学《左传》，这是朱维衡早就学过了的，一点不费劲。很快，班长沈昌瑞就主动接近朱维衡，跟他的一群同学也都全成了朱维衡的朋友，大家相安无事。
同宿舍的一个同学，名叫朱家俊，长相清秀，皮肤白白的，显然一个有钱人家的宝贝儿。虽然平时不怎么爱说话，但每次回家总要带很多零食来吃。
平常的学习是紧张有序的，住校的同学有时也在晚上安排一些活动。朱维衡住到兆丰别墅以后，就骑自行车上学，不再住校了。也不参加住校生晚上的活动。
高中二年级这年，学校组织学生参加集中军训，地点在苏州，全上海的高中学生都分批参加，一期共三个月。
训练营的基本功课是整理内务，每天早上要把自己的被褥折成方块，牙刷、牙缸、毛巾要摆放得整齐划一，经常检查评比，一切按军事化要求。
教官是一个东北人，家乡沦陷，仇恨日本人溢于言表。他教同学们唱《满江红》，调子激昂慷慨，有战斗性；连长像个知识分子，文绉绉的样子，妻子死了，哭得两眼通红。
三个月的军训，天天大会上讲的，全是日本侵略的危险和应该如何准备奋起抗战这方面的动员。特别是最后一次总指导员的训话，最具煽动性，讲得头头是道，不能不信。
军训结束后，暑假补课，那位总指导员突然来到学校，召集了朱维衡、沈昌瑞等五六个同学，说他选中了你们这些优秀青年，要为国家担当大事，因为现在共产党搞捣乱，干扰国家抗战计划。要同学们注意校内共产党的活动，及时报告，这是秘密的，不要向外公开。看着总指导员那真诚的面容，在场的同学似懂非懂，不置可否。
下学期开学不久，一个星期天，同宿舍的朱家俊约他们几个同学一起出去，到了南市上海公安局。班长沈昌瑞和朱维衡都觉得奇怪，来公安局干什么？回头问朱家俊，却找不到他了。
进到里面，已有二百来人坐在那里，不少人的脸上都充满了迟疑的神色，但都不敢说话。周围站着许多警察。不一会，一个人走上讲台，朱维衡一看，原来是那个总指导员。他说：“诸位都是从上海市挑选出来的最优秀青年，挑选你们为国家做一件大事，就是监视共产党的活动，以后还有更多的任务。”然后，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蔡劲军上台，他首先祝贺大家，说欢迎大家今天参加“复兴社”，从此，大家就是同志了。“复兴社”是蒋委员长亲自组建和领导的，目的就是为了复兴中华民国，现在准备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但是，“攘外必先安内”，现在共产党猖狂作乱，必须压制下去。
接下来是填表，签字。警察拿着印色盒走到面前逐个盖手印。这样朱维衡他们几个成了复兴社的成员。后来才知道朱家俊早就参加了复兴社，朱维衡他们是他发展的下一批。
这个平时不大说话的朱家俊，真没想到他对政治还很有兴趣。
这以后，同学之间似乎真的有了“两派”。在班级的壁报上唇枪舌箭。一边骂蒋介石只杀共产党不抗日，另一边说共产党破坏抗日大计，如此这般。更有甚者，班际足球赛，打得好好的，突然不知为什么，两帮同学打起架来。原因是“亲共”的一位同学踢到了一位“亲蒋”的同学，两边同学就边踢球边骂对方，最后打成了一团。
高三上学期快结束时，芦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光华附中的校舍也被日本飞机炸掉了。朱维衡一家从兆丰别墅搬到了静安寺路的房子里。过了几个星期学校在租界租到房子重新开学。全班同学差不多全到了。军训也好，“复兴社”也好，壁报也好，全没有了。同学们一心想好好上课，快快毕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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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15 13:0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