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汀•罗斯: 在巴黎之外，在1968年之后

fuqiangqiang

我本人對五月運動的政治語言的研究延伸到了阿蘭·施納普（Alain Schnapp）和皮耶·維達-納蓋（Pierre Vidal-Naquet）1969年最早的也是無比珍貴的文獻編篡範圍之外。我搜集到文獻記錄片的膠片，小冊子，各種運動團體的油印宣傳冊，發行時間很短的各類刊物，在運動白熱化時期寫下的各種說明——較之於所有闡釋性評論，它們要有意思有價值得多，那些闡釋性評論出自埃德加•莫林（Edgar Morin），克洛德•勒福（Claude Lefort）和米雪•德賽都（Michel de Certeau）還有其他一些作家之手，它們在運動之後已經被神聖化了。你只需要看看收於阿蘭·施納普和皮耶·維達-納蓋彙編的小冊子和宣傳冊就可以清楚地瞭解五月運動的意識形態靶子了。有三個靶子：資本主義，美帝國主義和戴高樂主義。既然如此，我們又怎能——在運動發生20多年後——與那種把68年看作是平和的，同情性理解的和詩性的「青年反抗」以及生活風格改造的觀點達成一致呢？

答案就在佔統治地位的敘事配置當中，這種配置方式就是：通過官方的敘述而進行修改，大規模的化簡並限定範圍。這類敘事配置的最初形式是時間上的縮減，這種形式的改編制定出了一個縮了水的時間表，它告訴我們「五月風暴」就是按其字面而言的1968年5月中所發生的事情。更明確地講，「五月風暴」開始於5月3日，既有秩序的員警部隊當日奉命進駐索邦，開始拘捕學生，隨後引發了持續幾週的群眾暴力示威活動，以至於擴大到拉丁區的各個大街之上。「五月風暴」終止於5月30日，當日戴高樂發表了講話，聲明他決不會從總統位置上退下來，並威脅說要使軍隊介入，宣佈解散國民議會。這麼一來，五月就是5月，甚至不包括6月，儘管6月當中全國各個地區，各行各業的群眾近9百萬人進行了罷工活動。這麼一來，法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總罷工，連同五月反抗的史前史（它至少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早期的阿爾及利亞戰爭結束時期）一道，都變成了隱而不彰的背景。這麼一來，迫使五月-六月事件終結的國家暴力鎮壓也就不用提及了，當然也不用再提一直延續到1970年代早期的左派暴力活動了。實際上，十五年到二十年間的激進政治文化都被剔除到了視線之外，這種政治文化的軌跡呈現在規模雖小但意義重大的對阿爾及利亞戰爭的反抗活動當中，呈現在反殖民革命風起雲湧並在各處取得勝利時許多法國人對全球政治南北劃分的「第三世界」分析方式的擁護當中。這種政治文化也體現在1960年代中期法國工廠內一再爆發的工人反抗當中，體現在反史達林主義的和批判的馬克思主義觀念的興起當中，這些觀點出現在195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勃然興起的數不清的刊物上面。實際上馬克思主義的勝利構成了間接的法國政治語境：馬克思主義在工人運動的多數分支當中取得了勝利，以阿圖塞主義的形式在大學當中取得了勝利，在毛派，托派和無政府主義戰鬥者的小團體中取得了勝利，也在二戰以後指導哲學和人文科學工作的主流參照框架當中取得了勝利。而所有這些進展都在那種敘事配置之中退居為背景，剩下的只是「自發的」五月運動「不知從何處一下子爆發」。對阿爾及利亞事務和五月事件的工人運動史前史的排除，還有對五月事件之後左派發展的排除，是將五月當作由解放了的「自由表達」構成的愉快的一月加以「搶救」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將「五月」限定為5月的做法成效卓著。活動範圍也在地理上被限定在巴黎，特別是拉丁區，時間上的縮短更利於這種地理上的縮減（同時也以地理縮減為基礎）。同樣，巴黎周邊以及遍佈全國的罷工工人都從影像上消失了；外省和其他地區工人，學生和農民之間成功的團結起來的實驗也被抹除。根據一些資料來看，5月和6月期間，較之於巴黎人，外省的法國人看上去似乎更為暴力，更支持示威，而這一點在官方的敘述中是看不到的。在工廠裡，在南特和卡昂以及巴黎之外的其他地方所發生的事情現在徹底從視線中消失了，而那些事件實際上構成了一個整體，構成了一個事關平等的實踐和觀念叢——這裡的平等，是決不能納入運動的前積極分子今日全心擁護的當代自由主義/自由意志論範式之中的。這樣一來——我們看一個生動的事例吧——拉爾紮克地區1970年代早期出現的反進步主義的農業運動就通過五月敘事配置而喪失了自身的重要性，這個運動本就是五月「死後之生」的一種形式，在「農事協會」（Conféderation Paysanne）的領導下抵抗麥當勞食品和轉基因食品，是一場平等主義的農村激進運動。\n
伊莉莎白•薩瓦雷絲（Elisabeth Salvaresi）等人就曾表示，源於68年的抵抗將遍地開花，這些抵抗也將在法國的農村，在遠離巴黎的地方，在遠離巴黎新企業家，新哲學家和新記者以及他們冷冰冰地兜售新東西的市場的地方持續下去。當今圍繞農業而出現的政治亂象似乎實現了薩爾瓦雷西等人的說法。實際上，薩瓦雷絲還說，68年在今天最為深刻的迴響更多見於法國的外省而不是巴黎。如果這個說法成立——當然這已經超出了本研究的範圍，本研究所必需的是調查而不是推測——，那麼就會為68年打開一種新的視界，從而使塞爾日•朱利（Serge July）或丹埃爾•科恩-邦迪（Daniel Cohn-Bandit）這類傳奇人物退居次要地位，而可能讓另一些人物在五月或之後所扮演的理論和政治角色更加清晰可辨。比如，從全球糧食政治這個當今焦點來看，彬納•藍伯（Bernard Lambert）——這位毛主義者和68年天主教背景的農業運動的被遺忘的鬥士，1970年還就農業商業對現代化了的農民進行的剝削進行過前瞻性研究，是「工人，農民和戰鬥」的作者——就會呈現新的意義。

為了掩蓋把五月運動封閉在拉丁區這一自戀式的和創傷性的化約方式，官方敘事還對某種國際主義的敘事版本做出了慷慨的姿態。然而，在這麼做的同時，卻犧牲了國際主義的一個維度，可以說這個維度在法國反抗運動之中起著最重要的作用，並使得這些反抗活動和發生在德國，日本，美國，義大利和其他地方的抗議聲浪聯成一體——這個維度就是對美帝國主義的批判和對美國越戰的抗議。顯而易見，越南在法國五月風暴的主流表述之中喪失其重要性（竟或徹底消失，比如，1980年代的一個電視紀念節目就大談性革命的主題，而隻字未提越南），作為對這種抹除的補償，官方敘事還建構起了一種新的「國際主義」維度：尚未定型而早熟的青年反抗，或青年追求個人自治的反抗這一所謂全球化「一代人」的廣闊維度，也就是塞爾日•朱利所說的「偉大的自由主義-自由意志論的文化革命」的維度。20周年的時候，五月風暴已經被化簡成了被權威化了的發言人所宣稱的一場爭取個人和精神自治的運動，此時，這些前學生領袖謀劃著讓整整「一代人」變成全球範圍內一隻整齊劃一的大軍，對這只隊伍來說，1980年代的口令「自由」確定無疑地（也是以時間倒錯的方式）取代了我要在本書中論述的1960年代對「平等」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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