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邢小群：从延安古装传统京剧到文革内参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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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明是熟人。他在延安插队十年，当过生产队长和大队党支书。编辑过《回首黄土地——北京知青延安纪实》，《我们忏悔》；写过专著《听见古代》，他从陕北方言中，探源中国的文化历史。他在母亲口述的基础上完成《我这九十年》一书。一读方知，王克明母亲家族实在不凡。今年8月，我们和王克明一起参加天津社科院举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解放区文学”学术研究讨会。王克明的论文“《讲话》前后的延安文艺”，严谨地还原了延安文化气象，这里不妨摘引一段原文：“延安时期中共系统的文艺社团演出古装戏，始自1940年。中央、毛泽东等拨款为鲁艺购成套衣盔杂把戏装行头后，改变了延安无法演传统戏的情况。1940年元旦，延安首次演出古装传统京剧《法门寺》，毛泽东连看四场。同时，他建议演出的话剧《日出》，他只看了一场。在中共和毛泽东的建议、推动、资助下，延安文艺一时进入了最繁荣阶段，开始大规模的‘古戏’演出。“大戏、洋戏”（如《雷雨》、《日出》、《钦差大臣》、《伪君子》等）也在那时登上延安舞台。

王克明的母亲是辛亥革命老人任芝铭的小女儿。任老是清末举人、老同盟会员，共和、讨逆、举义、兴兵、民主、办学，抗日、参政，一生忧国，出力甚多。王克明的大姨父，是民国有名的矿业家黄志烜。朱德与周恩来的好友孙炳文是王克明的二姨父。孙炳文与任锐的女儿是名导演孙维世，曾被周恩来认做养女，惨死于文革。哲学家冯友兰是王克明的三姨父，名作家宗璞是他的表姐。哲学史家张岱年、任继愈与他家也有亲戚关系。王克明的母亲任均曾由父亲任芝铭亲自送到延安，任老受高层礼遇。任均年轻时喜欢戏曲，得到过名家指点。延安鲁艺毕业后，去了延安平剧院。王克明父亲王一达在平剧院任导演、编剧。导演过《三打祝家庄》和《逼上梁山》。

《我这九十年》也围绕王克明父母的行迹展开了真实的延安文化气象。让我看到以往阅读中欠缺的细节。比如：延安京剧是怎么生成和一步步发展的，发展到什么程度，如何与当时领导层的偏好有关。

1940年到1948年，中共艺术社团共演出古装传统京剧200种。新编古装京剧35种，古装地方戏剧15种。1943年冬延安平剧院赴安塞、子长、延川、延长四县乡下为农民演出六七十场。带去了《打渔杀家》、《嘉兴府》、《四进士》、《巴骆和》、《古城会》、《清风寨》等一批传统戏，与秧歌剧同演。延安的重要晚会上，也多演出“古戏”。延安平剧研究院并在杨家岭小礼堂，单为中央首长演出有鬼戏情节的传统京剧。1947年毛泽东转战陕北驻米脂杨家沟期间，专门调陕甘晋绥军区平剧院从山西兴县过黄河去那里，为中央演出了《连环套》、《恶虎》、《樊江关》、《鸿鸾禧》等一批传统戏。”

王克明还说，毛泽东那时候不整肃古装传统戏曲，而是推动整风的同时，推动发展传统戏，除了他自己对古装戏有审美需求外，重要的是，比较起西方传入的话剧形式所承载的启蒙精神，传统戏里表现的传统政治文化价值和传统道德文化观念，更容易为现实服务。

王克明的研究让我想到，后来以批判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发轫引燃的文化大革命，几亿人十年间看不到传统戏剧，只能看革命样板戏，以为这就是延安精神。其实，就是文革年代，高层当政者的趣味，也有私下满足的途径，只是不让老百姓知道罢了。这和他们在延安的文化生活，倒是一以贯之的。

文革期间，中国八亿人只能看八个样板戏，文化生活十分匮乏。电影成了公众文化生活的稀缺品。造成这一局面与江青关系极大。江青在文革发动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举动，就是1966年初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这个座谈会规模很小，参加者只有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总政宣传部长李曼村、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几人。江青让他们陪着看了几十部电影和几出戏。她对大部分影片横挑鼻子竖挑眼，形成了一个座谈会纪要，把整个文艺界说成漆黑一团。这个纪要经过毛泽东精心修改，强调会议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以中央文件发出。这样，江青个人对电影的好恶，对文艺的好恶，就成为国家意志。此后，不论是国产电影，还是进口电影，几乎都被打入封资修行列，老百姓再无观看的权利。数年间，能和公众见面的故事影片，就剩下《地雷战》、《地道站》、《南征北站》、《英雄儿女》、《平原游击队》等有限的几部，以及引进的少量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故事片。当时流行的说法是， 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文革中后期，恢复了故事片创作，但江青把电影视为自己的地盘，居高临下，说三道四。故事片《创业》连王洪文都同意公映，江青仍然横加指责，让电影界无所适从。毛泽东不得出来说话：“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江青让老百姓几乎没有电影可看，她却不少看电影。在陈墨、启之主编的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中，电影资料馆专家戴光晰女士回忆了相关往事。“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刘庆棠等人负责选片小组。说是为毛主席为中央首长选内参片，又让上海电影译制片厂专门为他们译片。“四人帮”里看片的主要是江青和王洪文。那些尚未译制的影片，就让戴光晰等懂外语的专家现场口译。

“钓鱼台的人都是半夜看影片。但是他们手下的人要提早好几个小时准备。比如晚上八点就把你接进去，免得有差错。先到那里吃一顿晚饭，吃完饭就在客房里等着，一直要到凌晨快两点江青才来。这些人在钓鱼台都是一个人一个楼观看。王洪文跟江青一个是17号楼，一个是14号楼，楼下是服务人员呆的地方。江青看电影不带别人，自己一个小放映厅，沙发前还有一个脚凳，后面有两个护士随时测体温。她看《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时好多东西都没有看进去，倒是注意女兵洗澡。俄罗斯人洗澡都要用白桦树枝拍打身体，她看不惯，说：‘这是很下流的。’王洪文跟江青不一样，他是从上海的一名工人当上副主席的，我去他的楼里，听见他在楼上叫：‘再来一瓶茅台。’他在那里大吃大喝后，醉醺醺地下来看电影。他对严肃的影片不感兴趣，《悲惨世界》看了一半多点就不看了。他感兴趣的是美国三四十年代的歌舞娱乐片。姚文元是搞评论的，也不看这些东西，他热衷于耍笔杆子。张春桥看片子也不太多。”

江青、王洪文能看内参片，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能看。戴光晰回忆到翻译内参片时感受的微妙气氛：“70年代初，朱老总常把内参片调到‘中联部’礼堂与一些靠边站的老同志一起看，我非常愿意去为朱老总翻译影片，因为在那里我经常见到耿飚等老同志，复出的邓小平也常去那里。老同志们都默默地坐着，寡言少语的彼此相见知道都平安无事就够了。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前的两个星期还在中联部看片，有一天他没来，老同志们的心情都很沉重，似乎已预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叶帅经常把影片调到西山去看，经常请荣毅仁夫妇看内参片，利用这种场合彼此见面，因为这不是聚会，只是一起看影片而已，其实叶帅看片时经常打瞌睡，他调片常常是为了别人。宋庆龄最了不起，她在自己的寓所看任何语言的影片都不需要翻译，而且从下午四点一直看到午夜一两点，一口气看四、五部影片。陈毅同志到‘中影’公司来看片，一边走一边用四川话大声嚷嚷：‘什么《山本五十六》，什么《虎，虎，虎》，我怎么都不知道！’”

粉碎“四人帮”以后，电影开始了逐步解禁的过程。有关部门的节奏，远远满足不了各界人士的文化饥渴，于是，看参考片成为一时的风气。当时各部门召开全国性会议，都要找电影资料馆调几部尚未公映的电影，招待代表。电影资料馆也举办了日本、意大利、法国电影回顾展等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请外语专家现场配音放映。不论是电影圈里的人，还是电影圈外的人，纷纷通过各种门路，搞来票子观看。倒票的黄牛，也趁机小赚了一笔。当时中国电影资料馆，成了最风光的地方。

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看电影的门槛降得很低。有了网络、光盘等传播渠道，普通人不出门，不进电影院，只要有一台电脑，或一台电视加上小米盒子，成千上万部影片就可以自由选择。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看电影是高层特权的局面，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如今，普通公民已经不满足于拥有看电影的权利，还要拥有拍电影的权利。一些个人，手持家用摄像机，就尝试拍片子。独立电影制片人，已经拍出了不少让人刮目相看的作品。电影就其本来的特性而言，就是一种大众艺术。国家对电影制作、传播和欣赏的垄断，终究是不能持续的。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丁东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