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进选：重庆工人造反军的成立（2007年4月19日上午、24日上午重庆—北京电话访谈）

fuqiangqiang

　　我到重庆，是在1966年9月24日，那时我是北京航空学院有翼导弹控制与装置专业的二年级学生。我于23日晚上从贵阳乘火车到重庆，同行还有两个同学。24号到了以后，先住在重大。大约25号就到了六中。
　　本来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孟宪臣在那里联络工人造反派，我去了，他就把一摊子事交给了我。当时许多单位的工人已经起来了，不断有人来六中串连，有的已经成立了组织，有的叫工人造反军，有的叫革命造反军，有的叫战斗团……我就叫他们干脆统一起来，我给他们取了个名字，叫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这个名字是我取的。9月30号，因为考虑到10月1号国庆节要游行，决定把造反军的牌子打出去，我就在六中门口贴出了我写的工人造反军的牌子，是用红纸竖着写的，我还起草了《告全市人民书》，写好后交给六中的学生，他们用毛边纸印成传单。第一批胸章也是我给他们做的，我设计好，找六中学生用红纸油印的，贴在纸板上，一个纸牌牌，在背后我给他们写上“革字××号”，编上号发给他们。另外还做了纠察的牌牌，在背后印了个章：“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这些都是我设计做的。
　　我当时到过许多地方，到过一些工人家里去了解情况。像矿渣水泥厂的张廷贵，我就到他们厂里去过。厂里看到是北京的红卫兵来了，很客气，很尊重。杨家坪弹花社的黄万奇，一个很老实的转业军人，党员，是弹棉花合作社的支部书记，我还到他家去过，在杨家坪一个小山坡上。南岸我也去过。
　　那段时间里，重大八一五的吴庆举来找过我。他本来是一把手，后来好像被排挤了，有些失意。
　　国庆节后，工人组织开始发展。许多单位，重庆附近一些区县被迫害的工人都跑来了，江津的都来了，要求帮助他们解决平反等问题。到了10月10号，我们决定向市委提出要求，就进驻了市委的大饭厅，在那里静坐，要市委派人来解决问题。市委领导人当然不会出来，那时也不可能解决什么问题，只派了工作人员出来见面，说些推脱的话。在这期间，我给党中央、毛主席发了一封电报，反映重庆工人造反的情况。到13号，我们就撤出来了。准备上京告状。当天晚上我召集他们开会，编成了六个连，每个连由我指定了连长、指导员。比如第一连连长是朱登明，指导员是黄万奇。各连负责人的名单我本子上都有。还选了些人组成纠察队，负责保卫工作。我指定了叶祖禄总的负责。他是个络腮胡子，身体比较好。
　　15号一早，出发前，我在六中操场上给他们讲了话，宣布出发。然后我就到南边一幢教学楼上去取我的东西。等我取了东西出来，队伍已经走得看不见了。我没想到他们会走得那么快，赶紧乘车追，追到沙坪坝也没追上，只好回来，向市委反映，说工人上京告状去了，市委不关心一下，路上出了事谁负责？市委说已经派人去了。后来知道市委确实派了人追到璧山，又派了汽车把工人们送到永川去上了火车。
　　我们北航的三个同学，有个同学提前去了成都，另一个同学许叔兴跟着告状队伍走了。
　　告状队伍走后，还不断有工人来六中，我安排他们组织起来，按各区编成分部。总部也安排人留守。17号早上我又给党中央毛主席发了加急电报，报告重庆工人上京告状来了，希望能得到关照。但是我还得赶到北京去。他们走之前，一个长江航道段661指挥部的工人黄全达把自己戴的手表取下来交给我，因为一切都是我在安排，好让我掌握时间。那时手表是贵重物品，许多人都没有手表。他们走了，手表还在我这里。我就乘火车先到了成都，找到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当时与北航同属国防科委）的另一个同学，然后乘火车到了北京。在北京与告状的工人碰上了。他们住在化工招待所。
　　造反军的领导层在北京就发生了矛盾。朱登明他们拉出来成立了一支队。黄廉我始终没有什么交往。筹建造反军过程中他都没出面，我大概只见过他一次，穿件军大衣，说是转业军人，受了迫害，诉苦。他基本上不做什么具体事，也不会说什么，老是做得神秘兮兮的样子，只想走上层路线。我是个直性子，看不惯他那样，他大概也知道我的脾气，不敢找我说什么。其他那些工人都很正派，很纯朴，没有谁像他那种痞子样。
　　我回到北京后，生了一场病，在三院住院，重感冒。住到11月2号。11月中旬，上京告状的工人从北京回重庆后，我也回到重庆，大概是11月17号回来的，住在造反军司令部，蒋国志他们那里，一个小院子。我还是到处跑，綦江也去过，打通煤矿也去过。我还保存着当时跟一些聋哑工人对话的记录，因为他们不能说不能听，就用笔写，我也用笔写，跟他们进行笔谈。
　　“一二·四”事件发生那天，我们没去大田湾，听说打起来了，打死打伤了人，到底死没死人也搞不清楚，听说保守派要抓我，他们担心我出事，我们驻渝联络站的一个同学余业勋给我买好船票，硬把我送上船，让我撤离重庆。和另一个同学武金木一起送我走，坐的东方红多少号，据说是毛主席坐过的，我到武汉去在余业勋家住了三天。
　　我回到北航以后，就帮助搞军训。1967年5月初，造反军司令部的潘桂林来找到我，一定要我再到重庆去，帮助他们整顿组织。我又去了。离开北京，和一个同学王振江一起，先到成都，他母亲在四川石油管理局。在他家住了几天再到重庆。到重庆后，我听说黄全达被长寿公安局打成反革命关着还没放，我就到长寿去，对公安局说，黄全达是个好同志，一个老老实实的工人，不是反革命。要他们把人放了。黄全达是我上一次到重庆后认识的，我从重大出来，碰上他在沙坪坝正被人围攻，我去帮他解了围。后来他就一直跟着我。他是长江航道段661指挥部的临时工，我到他长寿家中去过。
　　我这次是呆到7月上旬离开的。17号回到北京。当时朱登明他们造反军一支队在小什字那个楼上。我还记得那天有一个工人被打死了，抬到一支队楼上来，那天晚上刘结挺也来了，我当时在楼上。
　　我回北京后，重大的徐光明来找过我。还有重庆师专的一个女生王育南也来找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