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张大字报

白海鸥

我的一张大字报

——《折腾岁月小记》之二十九

       “文革”开展好一阵子了，我们几个大中专毕业生还是没人写大字报，领导说，你们不能光给别人抄写大字报，自己也得积极参与。为此我们几个人合计了一下，认为领导说得有道理，否则运动后期自己的总结怎么写。最后大家推举我尽快写一篇，然后大家签名。
        我回去后憋出一篇，题目是：“谈我厂的文艺演出队”记得大意是说，我厂的业余文艺演出节目有不健康的内容，不点名批判安师傅的山东快书《家有二亩地》是宣扬农村资本主义的“包产到户”鼓励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宣扬修正主义。大家过目后都说行！就这样大字报当晚就贴了出去。
        那时大字报都挂在厂俱乐部两侧墙的铁丝上，第二天一看，由于地方不够用，另一张大字报就粘贴在我们这张的下面，把我们几个人的签名都盖上了。
        没成想大字报贴出后，起到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作用，紧随其后新的揭批内容的大字报，就蜂拥而至，有的指出某某独唱是宣传错误路线，是毒草；有的痛斥某某的“数来宝”是歌颂帝、王、将、相，是典型的“封、资、修文艺流毒”；更有的人说那些舞蹈软绵绵、轻飘飘的是“资产阶级靡靡之音”……总之当时社会上对文艺战线的时髦批判用词，全在这里展现了。大家好似在茫茫无尽的“四大”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海洋里，又发现了新大陆那样兴奋，纷纷向它游来。其中一张指出：“自安广杰到我厂担任业余文艺队长以来，台风不正，是与他整日无所事事，东扯西唠，散布‘封、资、修’那套生活方式有关，强烈要求他下基层改造。”云云。
        安广杰原来是我们路局文工团的老演员，最拿手的活就是说评书和山东快书，1965年文工团解散，他与几个演员被我厂工会要来，其他几个年轻演员，都挑选了自己喜爱的工作，安师傅因年龄大快要退休了，就暂时安排在厂工会兼任这个文艺队的队长，此后，我厂的业余文艺队，在他的领导下搞得非常活跃。由于这些大字报的出现，吓得工代会（工会改称）头头，赶忙把他下放到我们车间，由于没技术，车间就安排他当了个材料工。
        看到他每天吃力的用手推车，为车间运送各种机械加工所需的原材料，觉得很对不住他，这不都是因我那张大字报引起的吗？
休息时，他愿意到我们办公室坐坐，可能是与他所从事的职业有关，爱说爱唠性格豁达，什么话由他嘴说出都特逗，而且还会变魔术，有时他也发发牢骚：“我说的山东快书‘家有二亩地’，是歌唱土改时，翻身农民得到土地时的欢乐心情，你说他们硬给扯到现在的公社化以后来了……”听到这里我为自己的无知而羞愧。
        每周的星期三，算是安师傅的清闲日子，因这一天他必须要去文化宫，开批斗他们原团长的揭批会。有时还让我为其写发言稿。
        有次我见他在一个上坡路段推料时很吃力，就帮他推了一段路，他很感激地找话与我搭讪：“最近还拉琴吗？”“不拉了。”“为什么？”“咱厂那把破琴漏风，贝斯也坏了好几个，拉起来没劲，不玩了。”“哦！”他有所思地问我：“俄罗斯的‘巴杨’就是那个纽扣式键盘的手风琴玩过吗？”“太玩过了，当初我就是用它学的，怎么，你能借到。”我那被长时间压抑的琴情一下子上来了，他笑道：“咱们‘直属处’有一台，没人会拉，当初文工团解散时答应给咱们，但考虑到它占指标，将来再申请买新琴怕上级不批，所以我就没要。”“那你快问问这琴还在不？”我赶紧拉住他的胳臂央求道。“好好，我一会儿就打电话。”
        两天后这台‘巴杨’ 手风琴就真的到了我手中，是以安师傅个人借条形式借来的。每当我拉起它，那久违了的俄罗斯美妙歌曲旋律，荡漾在这枯涩的空气中时，心情真是另有一番洗涤，更觉得“知我者安师傅也”由此内心也对他更加愧疚，当初真不应给他写大字报，好在让另一张大字报将我们的名字都粘上了，安师傅肯定不知是我写的，要不他能这样对我吗？
在一次卸料时，安师傅被一根棒料将脚趾砸坏，休了工伤，从此他再也没上班，一直到两个月后正式退休。
        这年春节我与爱人回大连探亲归来，在火车行驶到开原时，突然看到安师傅与他老伴开门进到我们这节车厢，我赶忙站起与之打招呼，将对面刚倒出的空座让给他们，又向他俩介绍了我爱人，谈话中方知他这次是回老家看望老妈的。半年多没见了，安师傅苍老了许多，走起路来还一瘸一拐的，一问就是那次工伤，将右脚拇趾砸成粉碎性骨折所致。我们一路唠着不觉车将到四平站了，就见列车员们慌慌张张的鱼贯而过，一位认识安师傅的车长过来对他说：“上趟车我们路过这里与这里的‘井冈山’派打了起来，临开车时他们放了话，要等我们回来时算账，所以我们要提前躲躲。”
        我看看手表就问：“现在车已晚点三个多小时了，他们还会等吗？”“那也得提防。”说完车长匆匆而去。
        他们这一走，列车的小锅炉就没人烧了，车厢温度骤降，大家说话时呼出的团团白气清晰可见，人们纷纷打开自己的行李袋，将能穿的衣物都找出往身上套，但还是抵不住那从外向内的寒气，就听车厢内响起一片跺脚怯寒的声音，在这夜行车里尤显特别渗人。
        我与爱人也没有多余的衣服，俩人只好紧紧偎依在一起，但还是冷的两牙打架，只好闭上双眼苦熬吧，正在此时觉得身上多了什么，睁眼一看是安师傅，将他那件草绿色的军大衣披在我们身上，这可使不得，我赶忙将大衣拿下还给他，他说啥也不干：“我们这不是还有一件吗，俩人盖上正好，这大衣又长又暖和快回去盖上。”没法我只好从命，在这小羔羊皮军大衣的庇护下真暖和。
        车到四平时，我们也很紧张，担心那些造反派上来，能不能对旅客也不客气。谢天谢地那天这些人没出现，车出了四平后列车员陆续都出来了，车内渐渐有了温度，大家也进入了各自的梦乡。
        由于昨晚的折腾，第二天八点多大家才醒，这时的阳光已洒满车厢，洗漱后我将由家里带来的油炸鲅鱼丸子和一些食品拿出摆满了茶几，招呼安师傅老两口就餐，他也不客气地说“好，好，我这里还有一瓶好酒，说着就拿出，我爱人又打了瓶热水一烫，顿时酒香飘逸。
        男人间这小酒一捏，倦曲的神经就展伸、亢奋了；三盅下肚后，那情感的闸门就开启，放流了。
        “安师傅，我有件事最对不起你，你知道是啥事吗？”“不就是那张大字报吗？”“啊！谁告诉你的？”我睁大了眼睛疑虑地凝视着他“那漂亮的毛笔行书我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还有那上纲上线的犀利文笔，我就敢断定就是你小子干的，哈哈！没错吧？”“说实在的你恨不恨我？”
        安师傅笑眯眯的呷了口酒：拿出说书人的架势“哎呀，年轻人细听我说来， 1948年我进铁路到退休整整二十年，细细算下来，经历了大大小小50次政治运动，平均一年两个半，其中有搞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和阶级斗争的，它们都已融汇到咱们百姓生活中去了，你看，要提起某某事，人们记不住时间年代，若说‘三反’那年，‘公私合营’那阵，谁都想起来了……”随后他神秘的伏在我的耳边悄声说：“运动中我被别人整过，我也整过别人，后来就奸了，学会了怎么当好运动员，你看这次运动你批判了我，而我每周三再去批判我们的团长，他肯定再去批判他的头，关键不在这个形式，而在这颗心放正了，别抱私心整人，就一了百了，批判团长时，有时我得提前和他打个招呼，让他有个准备，别看你给我贴了大字报，但我不怪你，因为这是形式所迫。到车间后我发现你是个心眼好的人，记得宋工揪出后，老伴来给他送皮衣时，厂群专队不让，而你敢接下来再送，她走时你还敢送她到厂大门，我就认定你可交，是个爷们，我为啥要恨你呢？”
        听完他这一席话，我很动情，加之酒精的催化，眼窝湿润了，泪水出来道情了：“看到你今天这脚，怎能叫我安心呢？”“唉，这与你有何干，这是自己不小心砸的，你知道吗，当年与我一起参加工作的老同志，在历次运动中，所剩无几呀，我算幸运的，啊！到退休了，最后赶上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算是留点纪念吧。”说完拍拍我的肩膀：“来，一口焖了。”
        啊！好一个北大荒的纯老爷们，我服了。
        在我退休那年，决定举家迁回老家——大连，临行前我去看望了安师傅，那时他已93岁高龄，头脑仍很清晰，思维有序，分别时他对我说：“我统计过咱国家共搞了70次‘政治运动’，看来靠‘运动’建国是不行的。谁知以后还会不会再有了？”
        近来有学者从分析“二战”时期纳粹在许多国家疯狂肆虐地屠杀犹太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整个社会缺乏批判性思考，集体不抵抗，是支撑极权主义运动疯狂的基础。”这个结论应有利于总结反思“文革”的教训。

201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