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马秀珍：我曾是“二七公社”第二把手

阿陀

我曾是郑州铁路局“二七公社”第二把手

（口述历史）

讲述人： 马秀珍 郑州铁路卫校64级学生。自述67、68年曾任郑州铁路局 “二 七公社” 第二把手。

记录人： 阿陀

时间： 二零一零年三月五日

地点： 洛杉矶

一、 我为什么会成为造反派？

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对一些现象看不惯，对领导有意见；二是毛主席号召造反。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全国关停了许多学校，六四年又开始陆续恢复，我们铁路局卫校第一批开始招生，一千人考才收六十个，非常不容易！可是入学不久我们班来了一个插班生，是部队的官太太，走后门进来的，什么都不会，考试作弊，净会拍领导马屁，和校团委书记走得很近——团委书记也是省委干部子弟。我当时是班长兼团支书，还是校学生会学习委员。我很看不顺眼。毛主席支持聂元梓大字报，号召造当权派的反，我就起来造反了。那时很单纯，只是响应号召。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我们怎么能不紧跟？当时也搞不清什么造反派不造反派。（问：你们有没有辩论“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有没有“血统论”问题？）我们学校没有搞血统论。卫校旁边是郑州大学，那是造反派的发源地，党言川就在郑大，我们跟着他们走。

二、 关于造反派头头唐岐山等

六七年我成了郑州铁路局造反派的第二把手，第一把手是唐岐山。

唐岐山家庭出身是铁路工人，本人是司机长，劳动模范，曾参加过枪夺纪登奎并护送到北京的造反行动，人又非常老实，没事非，也没文化，如果有一个好的参谋在身边，可以做一些事。唐岐山四十多岁，我二十多岁。他开始是把我当成他的高参，但造反派内部争权夺利，他们故意推唐上去只是为了利用他这块招牌（插话：这是当时几乎所有造反派组织的普遍情况——推一个出身好背景过硬的人当头头，外可以堵对立派的口，内有利于招兵买马。王洪文就是这样上来的，有所不同的是他自己主动。论造反资历当时还轮不到王，但他毛遂自荐，凭出身好、党员、工人、干部，还当兵去过朝鲜）。他们把唐岐山当作傀儡，因为我正直，又太爱动脑筋，他们就排斥我，设法不让我接近唐岐山。唐身边出主意，提方案的是他们四个人。

唐岐山成了“九大代表”，但最后很惨，坐牢时他的妻子正被摩托车撞伤瘫痪在家。。。。。。

河南的干部问题，原来是吴芝圃集团整刘建勋，纪登奎实际上是刘建勋的接班人。造反起来以后，刘把纪推上中央，上下起了互相保护的作用。

（问：刘是原河南省委书记，吴整倒刘，把河南变成大跃进的发源地，最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很多人，河南民愤很大。我想知道，你觉得河南的造反，和这有直接关系吗？）

我个人感觉关系不密切。不过那时年轻，对历史也不清楚。

三、 河南造反群众组织头头的结局

河南一直都是造反派掌权。运动开始，保守派被打垮以后，造反派就彻底掌权了。中央支持刘建勋，纪登奎也上去当了副总理。河南的武斗打得很厉害，六七年整一年，还有六八年，一直都在打，郑州大学校园里就埋了几十个武斗“烈士”。六八年铁路多次闹罢工，只是为了一些人结合不进领导班子，这对全国的铁路运输，全国经济都有影响。周总理几次召开郑州铁路系统座谈会。六八年十二月那次北京接见谈判，我也去了（插话：最好能把过程回忆并写下来，我已经开始做关于周恩来广州接见的口述历史记录）。

六八年搞大联合，工宣队进驻，六九年成立革委会。我很早，六七年就看明白了，都是在争权夺利。武斗我不让我的人卷进去，我自己也主动表示做后勤。成立革委会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取代了我，结果她后来被整得很惨。

（问：河南的造反派最后怎么样？）

大联合是“八-二四”、“二七公社”和“逍遥派”三派联合，之后（运动）就明显落实到各系统、单位去了，社会联系少了。“清队”、“斗私批修”“清查5-16”。。。。。。经过这一过渡，群众组织不再存在，造反也不再形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九大”以后，唐岐山、纪登奎都上去了，清一色造反派，溜须拍马的全上去了（插话：和广州很不一样，广州表面上开始还是两派都上，实际上很快就成了保守派清算造反派）。我那同学特风光。基本上正直的人都当不了头。但邓小平上来以后，哗的全下来了，削职为民，入党的也全作废，还是原来保守派的人上去。

（问：保守派不是垮了吗？怎么上？）

一个个上。邓小平上来以后，恢复党组织，厂长，院长，校长。。。。。。原来的革委会就不存在了。干部重新上台，还是原来的系统，提拔原来的人。

四、 我还保留当年的“芒果”

我有两个当年毛主席的芒果，是原物的复制品。

（问：怎么可能？68年夏天毛泽东转送给清华大学工宣队的芒果，是外国人送的，好像一共就几个或十几个，你怎么可能有，还是两个？）

是外国元首送给毛主席的一个芒果，工宣队复制了，我的朋友是铁道部的，给我要了两套，每个芒果都有一个玻璃框罩着。我的被我侄女打扫卫生时摔了，另一套在我妈那儿，现在还保留着，听说可值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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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后揭批查运动和清理三种人资料（12）河南的"揭批查"运动


    一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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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算文革的"揭批查"运动中，曾经在河南搞左倾蛮干造成"信阳事件"者重新掌权，又挥起"极左"大棒，大搞派性清查，造成严重扩大化。这也是河南的一大特点。

    文革结束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清查文革中与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清查各派群众组织中的"三种人"的"揭批查"群众运动。河南省在这次"揭批查"运动中，采取"依靠一派、清查另一派"的土政策，实行以人划线，以时间划线，人人检查、层层过关。农村搞到生产队，工厂搞到车间班组，机关到公务员、炊事员，街道办事处也要揪出"帮毛羽"，有的地方竟提出"提浆糊桶的也不能放过"。从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８３年，历时七年，处理二七公社派和支持过二七公社派的干部五万多人，取消党员资格十万六千人，逮捕判刑１７００人，又"突击判刑"２４００人，（以上均为官方数字），加上亲属子女因受株连而被审查处理、不提工资、不评技术职称等不计其数。例如一个焦作市，判刑９６人，却抓了３１８人，劳教３７人，抓一两年放的１８５人，死亡１１人。一段时间内，全省各监狱中关押的"文革罪"犯近半数以上，使文革中参加"二七公社"派的人人自危。

    派性清查是河南省揭批查的突出特点。在清查中，按时间划线，把"７、２５"中央表态说成是刘建勋等人制造的大假案。把二七公社派和支持二七公社后参加"三结合"的老干部视为清查对象。而把"７、２５"以前在军区支持下掌权的省委造总、河造总、十大总部视为正确派，不仅不清查反而被重用，一些武斗指挥者，还掌握清查工作的大权。当时省委一位副书记在一次研究揭批查问题的会议上说："二七公社一派大小头头的错误和罪行，你们说这件事落实不了，那件事找不到证据，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要是这件事抓不住，就从另一件事抓住它，我不相信抓不住一条，抓住一条就可以定案处理。"这是派性清查和制造冤假案的自供词。

    派性清查在全省有着普遍性。例如确山县，文革期间，两派武斗，双方各自被打死打伤二十余人，但在清查中，只清查了一派，处理了一百多人，其中判刑２人，死刑１人。而另一派一个也没有处理，主要头头、武斗指挥者，反而被提拔为县委负责人。

    １９８４年，北京几家报社记者向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反映了在郑州发现的省委造总、十大总部文革期间夺省市委权、策划武斗的会议纪录（因为是埋藏后挖出来的，故称为"出土文物"）。这个"出土文物"记载的他们一些头面人物的活动情况，是他们策划、挑动、指挥河南大型武斗的铁证。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５日以前，郑州的几次大型武斗，如冲击二七派绝食会场，围攻火烧郑棉六厂大楼，挑动郑纺机武斗等，不仅当时群众有目共睹，而且如今"出土文物"铁证如山，而他们却把打砸抢的罪名都加在二七公社派头上，真正的打砸抢头头不仅不清查，还被提拔重用，甚至掌握揭批查大权。群众说：河南的揭批查是：一派升天，一派坐监。

    河南"揭批查"中，老干部被批判、审查、处理的很多，（包括红军时时代和抗日战争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这是河南揭批查的第二个特点。

    文革初期，由于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河南省站出来支持造反派并参加三结合的老干部比较多、比较早。揭批查中，以人划线，把文革中支持"河南造总"并代表河造总参加三结合、十年始终居省委主要领导岗位上的戴苏理封为一贯正确，并让他领导全省的揭批查。凡跟着他支持河造总和十大总部的干部都是正确的，支持二七公社的统统打下去。１９８３年１１月，省委付书记××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说："随着揭批查运动的开展，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较彻底的整顿和清理。""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多种错误的人，共立察审查４２４８名。截止目前（九月份）已处理４０２０名，其中判刑５１人，受各种处份的２０２５人（开除党籍３２３人，留党察看４９３人，警告、严重警告３４７人，开除公职２０人，开除留用１４０人，其它处份２５０人）；免于刑事处份的２０２０人，不结论不处份的１０７人。河南省共有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１３５人，立案审查和处理数量之大、之重是相当惊人的，而实际处份的数量远无不止此数。所谓"免于处份"的二千多人，是审查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份的处份。省委宣传部的李海英同志，１９５４年就调到宣传部工作，因文革中参加了二七公社受审查，１９８３年审查结束后，被告知她没有什么问题，免于处份，被下放到商丘县工作。当时，她身患重病，让儿子替她去报了到。后来商丘县以级别高、无法安排为理由将她的关系档案退回了省委，而省委组织部说没有收到。就这样，一个建国前就参加工作的老同志至今没有了单位，工资没人发，看病无人管，多次找省委反映也无人问津，９７年６月，她在省委住了几十年的房子也被扒掉，七十多岁疾病缠身的李海英同志只是希望别人住上宽敞的新房后，腾出的旧房能给她作为凄身之地，也就心满意足了。这就是一个"免于处份"的老同志真真实实的遭遇。

    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１４人，清查、批判、处理十人，占６７％，其中，判刑３人，留党察看１人，撤职１人，严重警告２人，在审查批判"监护"期间死亡１人，上报处份、未获批准、强令离休１人；原省委、省革委各部正副部长级干部３３人，清查、批判、处理２２人，占三分之二。其中判刑４人，开除党籍３人，留党察看２人，撤职６人，严重警告１人，批判后离休４人，降职安排２人；全省十八个地市委第一书记全部受到批判处份。地市委正副书记１１８人（缺焦作），批判处份９７人，占８２、３％。其中，审查批判期间死亡７人，判刑１７人，开除党籍４人，留党察看９人，撤职１８人，严重警告４人，批判后令其休息２８人，降职下放１０人，省直各厅、局委第一把手，除５人外，其余全部受到批判处理，分别给予撤职、警告、免职不用等处理；原县委第一把手中，大部份被审查批判处理，未受审查，保留原职的了了无几。

    原兰考县县委书记张钦礼同志，曾是焦裕禄生前战友，在兰考工作几十年，兢兢业业，廉洁奉公，为改变兰考面貌做过重大贡献，群众有口皆碑。揭批查中，竟以"策动"兰考县文化大革命、"编造"焦裕禄事迹、"扒开"黄河大堤（实为堤内生产堤）而判刑十三年。

    原洛阳地委书记孙腾芳，在洛阳地、市联合召开的十万人宣判大会上，以所谓"组织反革命政变，准备上山打游击"罪名判十年徒刑。以这样"莫须有"的罪名被处理的，仅洛阳地委领导就有六人，还有一批县委和基层干部。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就明确告诉纪登奎，"什么洛阳地委组织反革命政变，准备上山打游击的问题，是根本没有的"。但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到河南行不通，这批无辜的同志仍然饱受牢狱之苦，直到今天，问题仍未解决，孙腾芳刑满释放后没有了工作，且年老体衰，其爱人郝志华所在单位也破产了，孩子们因受牵连也没有按排好，造成生活极度困难，９８年初，郝志华病重无钱住院医治，孙腾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伴死在家里。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许多。

    河南省揭批查还有一个视法律为儿戏的典刑－－"突击判刑"。１９７９年底，河南省省委书记赵××等人，为避免《刑法》、《刑事拆讼法》于１９８０年元月１日生效后，他们的行动被束缚，就赶在新《刑法》生效前夕，紧急布置各级政法部门对揭批查中关押起来的人，不管有没有罪行，均以清理积案为名，大搞"突击判刑"。为了防止关押人员向最高法院上诉，把终审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把本应由高级法院审理的案子，强行压给地、市法院判决；把地、市法院审理的案子，强行压给县、区法院判决。"突击判刑"秘密进行，不准开庭，有的判三年，实际上已经关押了三年多了。平顶山市委副书记钮保华判刑８年，本人不服提出上诉，市委某主管领导大笔一挥，在"８"字前加个"１"字，改为１８年。这种做法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河南省的造反派头头，几乎都被判以重刑。开封师范学院学生陈红兵，在１９６７年２月，曾被抓进监狱，甚至欲判死刑。在中央解决河南问题时，周恩来指示要河南把陈红兵送到北京，并亲自接见。而在揭批查中，却把开封地区文革中武斗责任都加在他的头上，判处２０年徒刑，还剥夺政治权利５年。

    大量事实说明，河南省的派性清查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会像当年的"信阳事件"一样，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今天，文革已成为历史。对于以上河南文革这段历史的分析是否准确，还有待研究。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初稿，２０００年８月修改


      

阿陀

对照起来看很有意思。
文革的发生和大跃进及其后的大饥荒息息相关。河南又是造反派一派独大的典型案例。河南文革值得重点关注。
广州人是很有特点的南人。河南人也是有历史沿革的非常特别的中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