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讲座：海外文革学一瞥 （6）（2）（4）（5） (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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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海外文革学一瞥（6）

（200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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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个问题。
我大体上把海外文革研究的主要内容归结为五大问题：
1原因；2性质；3过程；4真相；5后果。

第1个问题是研究文革的原因,为什么会有文革；第2个问题是探讨文革的性质，文革是什么；第3问题是研究文革的过程，经过几个阶段，持续了几年；第4个问题是探究文革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实情或者真相如何；第5个问题是研究文革的后果，它导致了什么。

我先讲第一个问题，文革的原因。

十大原因说

关于文革的原因，为什么会爆发文革，海内外学者有多种说法。

研究文革起源的最著名著作，是麦克法夸尔的多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王若水有一篇《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影响挺大。此外，海外还有多个原因说。

大致上归纳一下，至少有以下十种（类）观点：

一是阶级斗争、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说；

二是群众反官僚主义说; 社会矛盾说；

三是权力斗争说；党内斗争说；接班人之争说；

四是毛泽东帝王思想说；毛想当世界共运领袖说；

五是制度说，“社会主义一党制”说；

六是传统文化说；东西方文化冲突说；封建影响说；封建复辟说；

七是“个人迷信”说；左”倾思想恶性发展说；

八是毛企图掩盖大跃进灾难、防止重评“斯大林晚年”说；“乌托邦”碰壁说；

九是“奸臣祸国”说；人性兽化论；

十是“领导人性格差异”说

讲文革原因，实际上是三个不同问题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上面的“十大原因”说，实际上讲的是三个不同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这是考察毛的主观原因，从他的认识，他的思想，他的立场、利益角度来看，他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文革；

第二个问题，是毛为什么能够发动文革？这是考察文革爆发的某些客观原因，包括党的体制，当时全党的认识水平，群众的认识与力量，社会矛盾等；

说到毛的权威，林彪当然起了很大作用，但客观地说，搞毛的个人崇拜，林彪不是第一个；此外，毛的威信也不是简单地宣传就能够搞起来的。毛死后，他的继任者也搞过，并不成功。

第三个问题，是文革为什么成为那个样子，文革中为什么会出现那些现象、那些错误？

这一点更具有普遍性。文革中的错误与社会现象，不仅仅中国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也不仅仅文革有，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也有，其他古今中外革命也有。

另外，文革既不是毛所希望的那样子，也不是造反派希望的那样子，也不是其他力量希望的那样子，文革是各种合力的结果。

文革的结果是各方力量都不满意的，从社会基层说，老干部不满意，军队干部也不满意；造反派不满意；保守派也不满意；从上层说，毛不满意，林彪、江青、刘少奇、邓小平都不满意。

从造反派说，文革早在68年就结束了，实际上是失败了；从老干部说，第一次失去权力，对文革造反是反感和怀恨的；军队干部的怨气更大；文革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原因实际上比前面的原因更值得研究。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这是一个很具魅力的问题。毛泽东以七十多岁高龄，搞那样大一个动静，对自己亲手建立的党和国家动大手术，这是为什么？对此，海外很多人是很不容易理解的。

西方学者对此主要有三种回答：

第一种观点认为，是因为毛泽东与他的同事思想路线不同，建国治国思想不同。

毛泽东认为自己代表人民的利益，而此时官僚主义者阶级与人民的矛盾（其中也包含毛所说的“干群矛盾”）成了社会主要矛盾，党内走资派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毛为了保持他的革命的纯洁性，培养革命接班人，使他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毅然发动文革；也有人认为，毛的极左路线受到党内稳健力量的挑战，毛为推行政治乌托邦而发动文革；

第二种观点认为，文革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因为害怕大权旁落。毛以帝王的权术和阴谋，操纵党内一派打一派，假公济私；同时，毛起先鼓噪群众造反，而利用群众运动打倒政敌之后，毛泽东又抛弃了他们；

第三种观点是前两种的综合，文革既有路线分歧，也有权力斗争。毛泽东的思想与别人有分歧，而要贯彻自己的思想，就必须有权，即思想分歧导致权力斗争。

这三种对于毛发动文革原因的不同看法，同时也就对应于文革的性质有不同的认识。


对为什么的解释再问一个为什么

这里简单地对比较流行的原因说，提一点质疑。当然，我提出质疑，不等于我完全否定它。我只是希望，我的质疑能够引导或者启发人们深入思考。对于文革研究，我始终强调的，就是不要简单化。

一、“权力斗争说”质疑

海内外最流行的文革原因解释之一，就是党内（或毛、刘）权力斗争说。

如果毛发动文革的目的，只是要从刘少奇手里夺取，只是要打倒刘少奇。那就不能解释最主要的文革现象。比如，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文革群众运动还没有开始，刘少奇就已经失去了权力。

安子文回忆说，毛对刘说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尽管这是一个孤证，未必可以确信，但其描述的却大体是事实。毛要打倒刘少奇，用不着闹那么大乱子和动静。实际上，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只是写了一张大字报，就让刘少奇靠边站了。刘少奇从党内第2位降到第8位，而且是什么也不分管的常委，实际上就是完全靠边站了。刘少奇除了检讨自己的错误，并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抵抗。需要强调指出：那时候，文革刚开始，作为文革标志的群众造反运动还没有开始。

我认为，文革当然包含权力斗争，但文革不仅仅是权力斗争。从常识来说，只要是政治领域，无论是中共党内还是党外，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权力斗争都是普遍的。无论你对一个政治人物怎样评价，无论你持肯定或否定态度，大体都是这样的。

我们看中共党史或者近代史，一个政治领袖要实行他的政治主张，都必须赢得权力。区别也许在于，是仅仅以谋取权力为目的，还是谋取权力来推行他的政见。唯一的例外是89年，……，他选择放弃权力。这是与文革时性质完全不同的情况。

二、“掩盖大跃进失败说”质疑

文革的起源，从大跃进到“四清”看来是个关键阶段。各家不同的说法都注意到这一点。

王若水、李慎之等人都认为毛为了掩盖大跃进的失败，害怕百年之后出赫鲁晓夫，即所谓“斯大林情结”，而对一线领导反击。这一观点影响极大。

与此不同，王力雄认为毛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是要斗私批修，改造人性，才提出毛泽东主义。王也重视大跃进对文革的意义，但立论显然不同于前者。

而左派萧喜东对“斯大林情结”的反驳也有一定理由，值得重视。

有一种现象，很多专家没有注意到。如果文革是为了掩盖大跃进的问题，按照这种逻辑，那么文革中的“毛派”（造反派）应该掩盖饿死人的问题，应该保那些“大跃进”的积极分子。但事实好像并不如此，甚至正好相反。

以四川和河南两个大跃进后果或者灾难最严重的省份为例。大跃进的“积极分子”，也可以说造成饿死人的第一责任人＊＊＊和＊＊＊，在文革中受到了造反派的揭露、批判与打击，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有力的揭露与批判（很遗憾地说，包括文革后）。

我们如果把这两个省搞浮夸风的人与其对立面在文革中的遭遇和文革后的遭遇作一详细对比，就会得到出乎意料之外的结论。

我来讲一点经验事实。当年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造反派朱成昭，是首都红三司的头，连毛泽东也曾经很欣赏他。他和叶剑英的女儿谈恋爱。但他在地质学院学生把彭德怀揪到北京之后，传说是与彭德怀谈了一次，立即改变了立场。

我在朱成昭思想转变的关键时刻见过他。那是67年3月中旬。

文革后据说中央要树两个反“四人帮”的典型，一个是张志新，另一个就是朱成昭。结果叶剑英以不要树活人为理由否定了。

不只是朱成昭，据我所知，地质学院造反派接触过这件事情的多数人对于大跃进中的浮夸和困难时期四川饿死人的事情，都是持坚决反对态度的。

道理相当简单：浮夸和饿死人的事情，摆到桌面上，任何时期都是站不住脚的。也完全不符合当年年轻人对共产党政策的理解。

负主要责任的＊＊＊在文革中受到造反派的批判，其中一大“罪状”就是四川饿死人的事情。最近有本书，《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旋涡》，是当事人写的，李锐写了序。书中公正地写出了历史真相。这一点，连李锐也感到意外。

不仅四川，另一个饿死人严重的省份河南，也是如此。当年河南造反派的头党＊＊，就因为对浮夸风和饿死人的揭露批判被省委和保守派打成反革命。我67年3月在北京见过河南造反派，并且恰巧见到当时被军区关押后来红极一时的纪登奎的儿子。我从河南造反派那儿知道他们对浮夸风和饿死人的批判与追究。他们反的就是那些应当对于饿死人要负责任的直接领导人。

但是历史就是如此吊诡。连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后来也成了“三种人”。今年张钦礼死的时候，兰考县数十万人自发地迎接灵柩。我在网上看到的报道，真是惊天地泣鬼神。一个地方官得民心到了如此程度，我看是史无前例。

对大跃进灾难特别是对饿死人的直接责任人的调查与追究，却是文革中的造反派。这样的与主流文革叙事完全不同的说法，对于文革原因和性质的探讨能否提供一点什么启发呢？

三、“社会主义一党专制说”质疑

这一类原因的探索，是有价值的有深度的。但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发生了文革，而在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发生文革和类文革的运动，任何所谓独裁国家也都没有发生过类似的运动；当然我指的是作为文革特点的文革群众运动而不是文革中的党内斗争。

特别值得思考的是，文革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得到反响，即使当时与中国友好的阿尔巴尼亚；反而是在西方有不少反响，比如法国的红卫兵，日本的红卫兵，西方左派如萨特，阿尔杜塞等，美国60年代的校园风潮。

68年的西方学潮是红卫兵的反响。法国学生是打着所谓3M（马克思马尔库塞毛泽东）旗帜闹学潮的。而且我还要指出，这个反响恰恰不是矛头向下的群众运动，所谓血统论红卫兵的榜样，而是矛头向上的造反红卫兵的反响。反等级制的，颠覆性的。在西方没有中国这么严重的血统论。80年代中国血统论的土崩瓦解，其实第一个冲击就是文革中的反血统论。

许多人往往从社会主义一党专制，斯大林主义等角度去看文革，但他们忽略了，文革是从对斯大林错误的批评开路的。因此，需要厘清这两者与文革的真实而复杂的关系。
如果毛泽东从水晶棺中出来，他会说，实践证明了他的担心。今天的现实正是当年他所预言的修正主义。现在网上有许多左派的文章说的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在那一套语言和思维框架中，他会说那就是证实。

事实上，在解释中国今天的严重腐败，严重的贫富差距，等等，就有不少人还在用毛的那套思维和语汇。

为什么毛能够说服或者迫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接受他那一套？有基础。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毛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毛的理论虽有发展，但却是直接源于毛和共产党的长期革命理论；第二，中国社会的矛盾。换句话说，毛当年点燃的是一堆“干柴”。无论是用干群矛盾，还是用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走资派的矛盾，还是用其他概念与理论来解释，那个客观的矛盾总是存在的。没有这个矛盾，根本不可能有文革群众运动。光是有毛的威信或者说对毛的迷信就可以吗？毛号召大家往黄河里跳，都会跟着跳吗？不会。为什么毛号召批走资派会有那么多人起劲，如果没有实际的矛盾是不可能的。这是个常识，但现在很多人宁愿相信当时的人瘋了，也不愿相信这个常识。

毛并不是仅仅靠权力，靠权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不能仅仅让毛来承担全部错误罪责。我觉得我们的反思要更加深入一些。毛一生干了两件事情。现在的说法是，第二件事情完全错了，第一件事情是完全对了。难道两件事情之间真的没有一点联系，没有一点继承？

对文革的反思还远远没有到位。而且我们还要反思毛的第一件事。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的反思还要上溯到“5、4”运动以及更早，从鸦片战争开始的整个近代历史。在中国面临现代化的转型挑战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整个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我们要好好反思，有哪些东西需要重新清理，需要肯定和否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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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讲座：海外文革学一瞥  (转帖)


——讲座：海外文革学一瞥（2）

二、美国不爱文革 文革研究者爱美国

    我用一句话，把今天要讲的内容概括一下，就是：一个中心，两支队伍，三个阶段，四个主要派别，五个问题，六大热点。

    这个概括的用语，是不是很中国啊。因为是讲座嘛。也许比较粗糙，是匆匆忙忙归纳的。

    我先讲一个中心。
    这个中心是哪里？就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研究“文革学”的人，以美国最多；收集的文革资料，出版的学术论著，以美国最多；从学术水准来说，也是美国最高。毫无疑问，美国堪称海外文革研究的中心。

    美国人研究文革的兴趣最早。几乎在文革一开始，即以极大兴趣投入了研究。比如，著名的美国兰德公司社科部从1966年开始就研究文革。

    最早的一批文革论著几乎都是美国人做出来的。美籍韩裔学者李鸿永（幻灯）在一九七八年出版了有关广州文革的专著，其研究的深入与细致，连国内的学者也为之折服。七十年代，南加州大学的罗森为了撰写《广州红卫兵的派性与文革》，采访了一千个当时到香港的广州人，掌握的数据包括各种家庭出身的学生在红卫兵中的比例。美国学者阿妮达•陈通过个案调查收集口述材料，撰写了另一部红卫兵研究专著——《毛主席的孩子们》。哈佛大学的麦克法夸尔的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麦克法夸尔与费正清合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研究文革的重要著作，也都是美国学者的成果。


    文革资料的收集，也是美国做得最好最齐全。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东亚中心资料室，据说是国外收集文革资料最全的地方。其收藏包括许多文革时曾经满街张贴但目前在中国未予公开的文献。据说这个资料室的负责人南茜小姐多次到中国来，为该中心充实新的资料。他们编写的《红卫兵资料》和《红卫兵资料续编》，据说多达上百卷。

    哈佛大学有一门“文化革命”课程，选修人数特别多，经常是好几百人。这对于美国大学来说，真是个奇迹。讲授这门课的教授，麦克法夸尔、特里尔等，都是国际知名的大牌教授。（幻灯）

    1996年，文革30周年的时候，在美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文革学会。
    1996年开始，美国出现了网上文革杂志《文革博物馆》，到2004年10月已经出版了235期（现在已经出到365期――2006，10注）。近十年来，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数以千万字的研究成果。其中，目前世界上有分量的文革研究成果，几乎都在这个杂志上发表过或者得到反映。这是一个真正多元化自由化的杂志而绝不是任何一种同人刊物，各种完全对立的观点都在上面发表。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学者中各种倾向的力量的分布和结构及其对比。办这个杂志真是个功德无量的事情。中央电视台现在每年评选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办这个杂志的那些志愿者对我的感动，超过其中的多数。

   

    近10来年美国出现了大批中青年的文革学家，其中不少是开放之后去美国留学的大陆华人。现在世界上有点名气的文革学家，几乎都在美国。即使是中国国内的研究者，有点价值的研究成果，也都是在美国发表的。

    英国、法国、瑞典，以及澳大利亚等国，也有一些研究文革学的学者，但有成就的学者似乎都与美国有着某种联系。

    日本也是研究毛泽东和文革的重要国家。由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日本的研究者中左派更多。日本出版的《毛泽东文集》，比中国还齐全。

    香港与台湾，过去也有过一些文革研究。但许多东西意识形态太浓，有分量的成果不多。近10来年，香港有些变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成了新的有希望的研究重镇。《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资料光盘，以及许多重要的文革回忆录，就是他们出版的。

    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日本，许多当年的左派汉学家始终对文革保持着兴趣，但他们当中极少文革研究专家。这些人，过去被称为中国人民的朋友的，现在许多人对中国发生的事情失望了。大家知道的韩丁，美国友人，在中国几十年，刚去世不久。他的孩子少年时代在中国长大，后来回美国了。80年代到厦大来作过报告。就在建南大礼堂，我去听过。国内有个左派网站，有一篇韩丁发表的文章。内容是周恩来亲自与他讲解文革的，比如，为什么要把刘少奇打倒。这些老左派之中很少有文革学家。即使是像日本京都大学的竹内实教授这样的研究毛泽东的世界知名学者，也没有专门的文革学著作（对不起，这点不准确：2007年我见到竹内实先生当年一本关于文革的书－－2007，7，8）。

    我们知道，文革的主要口号之一，是“打倒美帝、打倒苏修！”。而现在研究文革，却要到当年文革反对者或者文革对象哪儿去研究。这真是一种有趣又深刻的讽刺。这就出现了似乎奇怪的现象：美国不爱文革，但文革研究者爱美国。你们知道，过去有一句著名的话：美国不爱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爱美国。自从社会主义思潮产生，美国都是社会主义者试验的首选地。为什么会这样呢？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著名学者秦晖的文章《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他曾经解释过为什么。

    我年轻时曾经有疑惑，马克思写的都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东西，怎么就能够在资本主义国家出来呢？后来是读了马克思的书，特别是读了马克思关于出版自由的论述，读了马克思关于自由的思想，才算是明白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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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海外文革学一瞥－4

（2004年11月）

四、海外文革学的三个阶段


     大体上，我把海外文革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66年到70年代中期。
    这个阶段，是对正在进行中的文革的研究。
    主要是洋人的研究。是当时唯一的研究。是第三只眼睛。
    国内的参与人也在思考，比如清华的“414思潮”，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等。宋永毅后来出的《文革异端思潮》一书，汇集了其中最有价值的一些思索。宋的研究凸现出国内文革学的盲点。
    但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和第三者的观察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当时国内还没有学术性研究。因此，这一时期西方的研究更凸现其价值。
    西方学者主要研究的是,文革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比如说，学校的学生造反，红卫兵杀向社会，工人农民也造反，全国范围的武斗。西方学者想了解真相是什么？另外，为什么毛要把他自己创建的党和国家打烂打乱？文革中为什么会有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为什么有些干部会被打成走资派？他们也想寻求自己的解释。
    一般认为，文革始于1966年5月16日，这一天通过了著名的中共中央“5。16通知”。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响应“通知”的号召，贴出了指向党委的大字报。这张被毛泽东称为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燃了“文革”的烈火。
    不过几个月，西方学者关于文革研究的文章就发表了。我们不能不佩服西方学者的学术敏感性。66年9月《共产主义问题》杂志第5期就登出一篇文章《毛主义是什么？》。从第6期起，每一期都有专题讨论，栏目名叫《新革命》。美国官方也立即开始研究文化革命，主要偏于情报分析之类的。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兰德公司，它的社科部从1966年夏天开始研究，67年出了一本书《中国的文革》，研究五个问题。一、毛泽东与其他同志发生了分歧，产生权力斗争；二、为什么会有分歧；三、周恩来的作用；四、文革时的外交；五、农村问题。
    1971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了一本书，研究文革的过程。
    1973年，麦克法夸尔的《文化革命的起源》第一卷就出版了。
    1974年，澳大利亚人波什出了一本专著，专门研究浙江的文革。波什有有利条件，文革时他被破例允许留在杭州大学任教。

    第二个阶段从７０年代后期到８０年代后期。
    这个阶段，是对刚刚结束的、在国内逐步被否定的文革的研究。
    这个阶段包括两个方向的运动：深入和转向。
    一方面是研究本身的深入。
    深入到各个领域，不仅政治斗争，造反权争，而且研究文革的经济、文艺、教育、卫生、外交等等。
    也深入到社会和心理、文化层次。文革群众运动表面上看来乱哄哄的，分成很多派别，西方学者经过分析，发现背后是中国４９年之后的社会矛盾。文革中后期，广东许多造反者面对秋后算账，大批逃到香港去。西方许多学者就跑到香港去，寻找这些人访谈，做过细的研究。
    另一方面，76年10月之后，中国内地逐渐否定文革。有关文革的负面材料，比如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受迫害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苦难，披露了不少。这也极大地影响了海外对文革的评价，引起了文革研究的某种转向。
    随着内地文革势力的被清除，海外左派也逐渐衰落。
    西方学者向来很重视收集资料。改革开放之后一段时间，公开了一些资料，同时民间一些文革资料也被西方学者瞄中。据徐友渔在一次讲座中说，有个瑞典斯哥尔摩大学的东亚研究所主任，曾经在北大泡了很多年。有次，他又到北京，要徐带他去买资料。跑了一天，什么都没买。后来到徐家去，徐把自己的所有资料都给他看。结果他只看上一份，因为其它的他都有了。徐友渔为此很感叹，西方学者的资料的齐全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
    我92年去过北京的一些跳蚤市场，看到有文革资料之类。比如，文革小报，1美元一份。我想起我自己一直保存到77年的很多文革小报，在华国锋的“新文革”中毁掉了。否则，那还是一笔巨款呢。
    在这种情况下，麦克的文革的起源第二卷出版了，但第三卷就难产了。剑桥史中有关文革的部分也在这一阶段出版了。与此同时，一些政治学者、社会学者则因研究中国文革而成名。他们的一些研究成果也被翻译介绍到中国。

    第三个阶段是90年代初到现在。
    这个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海外中国学人的兴起并成为文革研究的主力。首先是有大批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到了国外；其次是有不少自由知识分子和党内异议人士跑到海外；另外，还有一些文革亲历者和当事人的子女跑到海外；这些人中有不少人成为文革学的生力军。
    文革学形成这么大的规模和影响，主要是这一阶段。
    文革的许多重要当事人逐渐去世或者退出历史舞台，同时与文革历史也有了相当的时间距离，使得研究有了更合适的条件。
    这个阶段，发表了、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
    对于许多文革专题有了更加具体深入细节的研究，也有了更加准确和可靠的研究。对于文革事件与人物，比如，林彪与"9.13事件"，周恩来的文革角色，普通文革受难者的状况，等，都有了新的有分量的著作。对文革历史的真相和深层原因，比如文革暴力的真相，对造反派和红卫兵的作用，对文革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等，也都有了更深入的研究。
    多元化的立场，多学科的研究，多学派的争鸣，一直是四十年来海外文革学研究的主要特色。可以说，在最近10来年，这种特色和局面有了更加丰富的体现。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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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文革学一瞥－5

四、四个主要派别
   

    我们要知道，海外文革学，并不是一个观点统一的学派，而是一个仅仅有共同问题或者研究对象的，多学科多观点的领域。其生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基本反映了目前对文革的不同认识。可能有变动的主流话语但应该说没有话语霸权。
    也许我们可以尝试着将其分成不同的派系。

             文革与西方68年造反的互动
  
    我们这儿最普通的分类，也许就是分作左、中、右三派。我这里也可以把西方研究文革的学者大体分成三派。
    一般说来，中派总是多数。
    为纪念毛泽东100周年诞辰，英国《中国季刊》在1994年推出了“毛泽东百年”专栏，发表了综述性和评论性的系列论文。其中，毛泽东研究的著名学者、英国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的施拉姆的《毛泽东百年：一个统治者的遗产》的长文，由“毛泽东及其成长”、“夺取政权和其结果”、“走向‘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从农村乌托邦思想到‘阶级斗争’地狱”、“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中地位”和“结论”七部分组成。这些内容代表了西方毛泽东研究的主流意识。大体上，我认为麦克法夸尔、特里尔等著名文革学者，都可以看作是中派。
    文革学中的右翼，我认为与一般政治上的右翼既有相通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其基本点也是完全否定共产主义，否定毛泽东与中共。右翼当然是完全否定文革的。与国内的否定不同的是，它把文革看作毛泽东与共产党的共性来否定的。毛一生干了两件事情，他们是毛的两件事情都否定的。对共产党也是整个否定的。在他们那里，文革与其历史上是一脉相承的。
    这里多说几句左翼。可能大家很不熟悉的。
　　耶鲁大学的著名学者迈斯纳，可以认为是一个执着的左翼。在《邓小平时代：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探询（1978-1994）》一书中，迈斯纳为毛的文革作了以下的辩护：“文化大革命意味深长地提出了关于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目标和手段的重要问题。……世界历史上再没有别的时候将由革命者到统治者的转变带来的后果如此清晰地暴露出来……也很少有对不平等、精英主义、等级主义、官僚主义的根源进行如此深刻的追究。” 不仅如此，他还为毛的经济路线辩护：“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发展策略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业化的副产品，如果不正确评价这个基本的经济事实，就无法理解在毛泽东之后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目前，国内左派在反驳“文革使国民经济频临崩溃的边缘”时，在为毛的经济发展速度辩护时，就常常引用他的叙述和论述。
    以倡导“集体行动”和“大国兴衰”理论而闻名于世的“理性选择”大师奥尔森，对于毛泽东关于“党内的走资派”、“炮打司令部”和“掺沙子挖墙角”等一系列理论和政治举措也表现出极大兴趣。比如，他认为毛“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来一次”的论断，实际上体现出使用强力打碎“制度凝固”的深刻意图。这使当时的中国几乎不存在具有极强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也为日后的改革开放留下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变革空间。
    中国留学生张宇燕曾经描述了其亲身经历：“记得有一次在奥尔森的办公室里，他和我聊起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当我漫不经心地提到毛泽东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应每隔七、八年搞一次’时，他全神贯注、并且一再要我找到此话的出处，其表情与口吻，至今历历在目。” 由于奥尔森的极度兴奋和浓厚兴趣，张本人也因此进行了严肃的再思考。他的初步结论是，文化大革命何以要‘七、八年来一次’？恐怕是对业已出现、或正露端倪的某种分利联盟所采取的医治与预防措施。他认为，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且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经济改革是有众多根源的，而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之一，应当就是当时的中国几乎不存在具有极强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张的反思具有某些道理。我只想指出一点：很遗憾的是，中国现在“具有极强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但我不认为，正确办法就是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在某些后现代理论家那儿，毛主义是很有生命力的东西。例如，著名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詹姆森就认为，毛泽东政治思想的这一极具批判精神的话语体系，在“世界反霸权主义的后殖民理论”、“社会现代性中的乌托邦焦虑”和“建构阶级斗争的新范式”三个方面，激活了现代西方的理论想象，强有力地促进了“解构主义”的发展。
    其实，如果我们回忆68年西方的学潮运动，就会记得，学生们高举“3M”（马克思、马尔库塞和毛泽东的名字都以M 为字头）画像游行造反的“历史画面”。也会联想到中国的文化革命与当时西方的造反思潮和运动之间的联系与互动。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如萨特、阿尔都塞那样的大理论家，甚至福柯，均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同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有某种关系。


毛/西马左派VS党文化/自由右派

    90年代之后，海外文革研究的主力，其实是海外中国学人。如果从思想渊源的角度来解析，我想，可以将他们分成四派。
    海外文革学中，没有和中国官方一致的正统派，也基本上没有斯大林主义左派。因此，主要有两类左派：毛主义左派和西马左派；两类右派：党文化右派和自由主义右派。
    要强调指出的是，这里的左与右，仅仅是以官方话语为坐标中轴来划分的。完全没有褒贬色彩的。
    毛主义左派
    毛主义左派的基本特点是肯定毛的文革理论及其实践。主要代表人物是萧喜东（美国）和李宪源（加拿大）。他们发表的文革研究文章，完全肯定毛的文革理论，对毛的文革实践进行辩护。少数毛主义者还直接肯定四人帮。应该承认，他们的文章水平远高于国内的老左派。
    国内的左派老田（田力为）等，也有论著在海外发表。大体上也属于毛主义左派。
    西马左派
    他们的骨干是中国大陆去欧美留学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如崔之元，王绍光。许多人从他们的左派导师那儿接受了新马克思主义。新左派对文革的态度可以从其著名人物崔之元的文章《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与失》看出来。即是有得有失。崔之元认为，鞍钢宪法是制度创新的典范，是后福特主义的中国版。与毛主义左派不同，新左派是尽力挖掘毛主义中的思想元素而不是全盘肯定。
    党文化右派
    他们毫无例外对文革取否定态度，但其否定的程度与角度与中共官方有较大差别。
    王若水的文章《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在海外影响颇大。他从大跃进及其失败开始寻求文革动因特别是毛的动因，比如斯大林情节，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情节，毛刘分歧等线索。这一派人的反思越过红线，即越过决议的底线，一方面对毛的否定更重，一方面对体制性制度性因素的批判加深。从而，直指一党专政和领袖专权等敏感问题。但其思想渊源更象是所谓修正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并且经常保留着党文化痕迹。
    自由主义右派
    比如，宋永毅、王友琴、丁抒等。这是海外文革学中最有影响力的。
    更年轻的自由主义右派比其前辈走得更远。基本上用的是西方的思想和方法。他们年轻时即使曾经受到党文化的影响，但已经较多地割断了与其母体的思想联系。

我的特殊分类法

    我近年来感觉，左中右的传统分类，很不容易说清问题，有时又很容易混淆。而且还常常夹杂着词语的价值评价等问题。因此，我有一个打破传统分类的想法。
    我的分派，是以座标来划分。
    如果以文革为横轴，以毛泽东为纵轴，可以分出四个象限，就有四种主要立场。
    1、肯定文革＋肯定毛。当然肯定程度有些区别。站在这种立场的，有毛主义左派和西马左派。国内的中共正统左派中，也有不少持这种立场的。
    2、肯定毛但否定文革。持这种立场的，大体上是肯定毛干的第一件事情，否定他干的第二件事情。国内正统派和斯大林主义左派就是持这种立场。
    3、否定文革＋否定毛。上面说的自由主义右派和党文化右派大体是这种立场。
    4、肯定文革，否定毛。可能大家认为这是个矛盾。但海外有一种文革理论，认为文革是一次全国规模的“人民起义”。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文革造反是要肯定的，但号召造反的毛则是他们否定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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