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的纪录片《中国67年》中,澳大利亚学生见到了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的陈毅,他们之间的谈话气氛轻松。 COURTESY OF ROGER WHITTAKER
1967年的纪录片《中国67年》中,参访团的学生们在会见陈毅时穿着红卫兵的服装。 COURTESY OF ROGER WHITTAKER
1967年,澳洲学生甚至见到了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他们之间的谈话气氛异常轻松。当被问到当时红卫兵对他个人的批评时,陈毅说国家领导人可以被批评是好事,如果愿意的话,他也可以批评红卫兵。这次见面后不久,陈毅遭到批判并被撤销政治局委员职务。纪录片以毛泽东的一句简介有力的话结尾:“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因为团队是按照官方安排好的行程活动,他们从头到尾并没有看到任何暴力活动,”惠特克回忆道。“学生们的印象就是,红卫兵不上学了,都免费搭乘火车去北京搞串联。”
1967年的纪录片《中国67年》中,载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学生访问团的大巴受到热烈欢迎。上千的红卫兵敲锣打鼓,拍手欢呼。到了1968年,气氛已大不相同。 COURTESY OF ROGER WHITTAKER
1967年的纪录片《中国67年》中,欢迎参访团的红卫兵。 COURTESY OF ROGER WHITTAKER
镜头里中国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非常极端。幼儿园的孩子们用还不清楚的发音唱着歌颂毛主席的歌曲,跳着动作一致的革命舞蹈。在广东的一个师范学校,英语系的学生们不再读含有“资产阶级思想”并“无用”的经典文学,比如莎士比亚和雪莱的作品,而主要是学习毛泽东的英语翻译作品。在武汉东湖边,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说他已去过北京三次并看见了毛主席,当被问到对此有什么感受时, 他回答,“ 非常激动、非常高兴,什么都不会说了,我愿意把我的生命、把我的一切都献给伟大的毛主席。”
和学生代表团一起加入1968年中国之行的还有一位年轻记者鲍勃·里斯(Bob Reece),他在影片中作为采访人出境。几年之后,里斯成为了历史上最早被新加坡政府驱逐出境的记者之一。里斯犀利的提问帮助《红色之子》触及了很多敏感深刻话题,也在一些时刻导致气氛紧张,感觉冲突一触即发。
到了1968年,影片拍到的很多地方已经过了文革最狂热的时期,政府开始试图恢复秩序。武汉街头依然一片狼藉,到处飘着撕扯下来的大字报。画外音说,“残留的大字报见证了文革暴风般的规模。”
1968年的纪录片《红色之子》中,参访团在广州采访英语专业的中国学生。 COURTESY OF ROGER WHITTAKER
在天安门广场,访问团遇见了一群准备去云南农场下乡的女学生。一个学生干部对着镜头说,学校里有关于两条路线的斗争。当里斯询问细节时,她显出不悦。她们没有解释两条路线的斗争细节,而是给这群外国人唱了一首《敬爱的毛主席,心中的红太阳》。学生代表团还走访了一个北京的中学,该校的党书记在文革中丢了职,但是通过深刻的自我检讨,又恢复了工作。影片介绍,“人民解放军的三位思想政治官员被派到这个学校平息学生之间的派系斗争。”
在上海复旦大学访问期间,惠特克和里斯问一群物理系的学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的学习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们说文革之前老师是学术权威,教学是“填鸭式”的,文革之后,同学可以指出老师的错误。
1968年的纪录片《红色之子》中,里斯采访了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Anna Louise Strong)。她是一名共产党员,以“毛泽东的朋友”的身份自豪。 COURTESY OF ROGER WHITTAKER
费思芬的观点和美国传奇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Anna Louise Strong)支持毛的观点形成了对应。斯特朗是一名共产党员,以“毛泽东的朋友”自豪。1946年,当中共被迫离开延安时,斯特朗曾经采访过毛泽东。正是在那次采访中,毛泽东的一句话成了后来不断被提及的经典语录:“一些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文革初期,斯特朗戴着“红卫兵”袖章走上天安门,毛泽东曾在她手中捧着的《毛主席语录》上签名,而这一场景被拍了下来,刊登在了《人民日报》上。
在来到广州的时候,里斯采访了斯特朗, 这也成为斯特朗在她30多年中国生活中留下的难得的一段视频采访。斯特朗说,中国人对毛泽东的巨大崇拜是西方人非常难以理解的,一半的中国人记得,1949年前,“他们的母亲被饿死,他们眼看着父亲被军队抓走……但现在他们有饭吃,有地种,有过冬的棉衣,有自尊心,而他们知道这一切——如果说是来自某一个人的话,就是来自于毛。”
惠特克从一些细节中微妙地捕捉到了这场革命讽刺的地方。那种官僚主义、那种俗套的对外表演,在50年后的今天恐怕依然能让在中国的外国人产生共鸣。
中国人一遍遍重复的宣传内容让这些外国年轻人无聊、烦闷、昏昏欲睡。“我们所到之处,活动都会以一个所谓的‘简单介绍’开始,” 电影画外音说,”但是即使是对中国有着最大好奇的人,也会很快对这种重复的、千篇一律的、持续三个小时的宣传感到无聊。”
1968年的纪录片《红色之子》中,拿着《毛语录》的老人站在人群中。 COURTESY OF ROGER WHITTAKER
在上海附近的农村,代表团和一家农民住在一起。村民们在集会上批判刘少奇因为支持农民保留各户耕地而造成了“恶劣影响”,另一面却在自家门前偷偷耕种自留地,这点他们也乐于向澳洲学生承认。
中国人太急于向外界传达他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在武汉东湖边,一群中国青年人围坐在两个外国来访者身边,谈论他们眼里的外部世界。“澳大利亚的封建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把老百姓当做炮灰送到朝鲜战场和越南前线,” 一名男青年认真地说,“我们确信,在不久的将来,澳大利亚人民会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推翻。”电影的画外音这样总结,“尽管中国人很少有和外国人交流的机会,但是见面的时候他们更乐于做的是向外国人讲述他们自己,而不是询问对方的情况。”
1967年,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助理摄像师罗杰·惠特克(Roger Whittaker)跟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学生代表团来到中国。站在人群中,身形高大的他十分显眼。 COURTESY OF ROGER WHITTAKER
不过,在1968年的访问中,也出现了一些惊险的经历。惠特克在采访中回忆,学生团成员被中国人要求“自我检讨”过好几次。一些厌烦了官方安排的学生擅自离队去街上拍摄自己觉得有意思的老房子或者老石碑的时候,会被中国人报告给警察。“可能他们觉得这些旧的东西会向外界传递出一个落后的中国形象吧,”惠特克这样理解。
还有学生被指控“侮辱毛泽东”。一个学生给印刷品中的毛泽东像画上了调皮的小胡子,另一个在纸上涂鸦了经典卡通形象史努比(Snoopy)狗,并在旁边配上了“Long Live Chairman Mao” (毛主席万岁)几个字,这惹恼了红卫兵。红卫兵严厉地让这些学生道歉并自我反省。
在上海,另一个团队成员在扔垃圾的时候顺手把印有毛主席画像的纸扔了出去,结果一个酒店女工被激怒,认为这个外国人侮辱了毛主席。在争论中,红卫兵坚持要带这个学生出去接受人民群众的审判。情形已经非常紧张,直到驻扎在附近的军人带枪赶来,外国学生和红卫兵的冲突才化解。
1967年,纪录片《中国67年》中,惠克特拍下了毛泽东的肖像随处可见的情景。隔年,惠克特再次来到中国拍摄《红色之子》。他表示,当时有参访团的学生被指控“侮辱毛泽东”,红卫兵要他们道歉并自我反省。 COURTESY OF ROGER WHITTAKER
《红色之子》的制作过程也有些曲折。在行程出发前几天,惠特克被中方告知拍摄后的胶片需要留在中国洗印。中方对拍摄还做了规定:不能出现军队形象,拍摄老百姓时要征得对方同意,不能拍大字报。前两项容易做到,可是避开大字报非常困难,惠特克说。
当团队快要离境的时候,惠特克发现他的一部分被拿去洗印的胶片完成了,随便地扔在一个木箱子里,上面落着灰。惠特克一看,洗印的质量实在太差,颜色都不对,比如太阳是蓝色的。惠特克很沮丧,觉得这些拍摄内容都毁了。他把情况上报给行程组织者,组织者说回去要跟上级“传达一下批评意见”,可是仍旧坚持让他把剩下的胶片留在中国。六个月后,惠特克在香港收到了剩下的洗印好的胶片,发现质量同样差,不过好在什么都没有剪掉。幸运的是,回到澳大利亚之后,经过修复,图象还能看,声音也还可以。
惠特克之前也在中国做过放映活动,包括在一个大学的电影制作课上。据他介绍,现场有很多年轻观众,观看的时候很安静和投入。
“我知道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没有公开地学习过关于文革的历史,他们的家人也很少告诉他们详细的经过,” 惠特克说,“不过有个学生说她看到过关于文革的影像,不过是黑白的,我的片子是她第一次看到的彩色文革影像。”
阚超群(Karoline Kan), 中外对话编辑,《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前研究员,非虚构作品《Under Red Skies: Three Generations of Life, Loss, and Hope in China》将于2019年3月在美国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