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凡、东平：中南海往事-------新中国领导人轻松的舞会

saunders88 · 发表于 2019-7-28 23:43:48

文摘自《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王凡东平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中南海最早的舞场
　　
　　每星期六下午，家在丰泽园附近已经读书的孩子们，陆续从育英、育才、师大女附中或师大二附中回来。晚饭后，夜幕降临，呆在家中的他们，就会听到一阵阵富于节奏感的旋律，从不远处飘来。胡乔木的女儿胡胜利说：“在我们家不用出门，就能听到春耦斋的音乐。”
　　
　　曾经随父母进过舞场的孩子，听到这乐曲，就知道是舞会开始了。
　　
　　多数男孩子对舞会并无兴趣，在舞场出现，纯粹是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好玩的去处，找个热闹而轻松的地方起起哄、捣捣乱。这时，他们就会带着追随他们的小一点的孩子，循声摸索，绕过曲径回廊，找到春耦斋。
　　
　　女孩子们和男孩子不同，音乐和舞蹈对她们总是有诱惑的，家长们也常领着她们到舞场。一来她们比男孩子更依恋家长，二来除此之外再没什么娱乐项目，就让孩子在音乐和舞蹈中感受快乐吧。
　　
　　中共领导机关内组织舞会，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当时是战争环境，中共领袖们工作也紧张，根据地文化生活也单调，就靠跳舞来调剂一下生活。这种方式，在西柏坡时依然保持着。
　　
　　新中国初创时，紧张工作的情况并没有立即出现多少改变，或者说是更有甚之。所以，中共领袖和中央办公厅机关搬进中南海，在紧张的新政协会议筹备，新政府的构建之余，仍旧以插空安排场舞会的方式，使领袖们松弛一下，运动一下，恢复疲劳。
　　
　　开始是每周一次，也许是考虑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活动太少，一次舞会的运动量明显不够，一段时期以后，就改成了每周安排两场，周三和周末。
　　
　　这是一项比较经常的活动，让领袖们到外面的场所参加舞会，从安全的角度显然是不可取的，应该安排在中共领袖们居住得比较集中，来去也比较方便的地方。
　　
　　1949年9月以后，中共的最高领袖都搬入了中南海，中共中央的部分直属机关，也在中南海内办公，把舞场选在中南海内是比较合适的。当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居住的寓所，都在丰泽园一带。丰泽园西北的春耦斋，东面的勤政殿前、瀛台桥北的空旷之地，成为中南海内最早的舞场。
　　
　　最主要的舞场在春耦斋，宫苑书斋式建筑的春耦斋，显得素雅浑厚，单檐四角攒尖顶，灰墙灰筒瓦，地铺紫绿石。整个建筑面阔5间，进深3间。室内虽然雕梁红柱，彩绘饰顶，但因年久失修，漆彩斑驳，已经褪去了当初的富丽。
　　
　　民国肇始，春耦斋常常充当统治者擘划政务的场所。民国第一任正式总统袁世凯、1913年的代理国务总理段祺瑞，都在此召集过财政会议。1918年10月，与段祺瑞抗衡的代总统冯国璋下台，被安福国会举为民国总统的徐世昌，将其总统办公处，设在了春耦斋。
　　
　　春耦斋用作舞场后，偶尔也被用来开一些中小型的会议。厅内摆设了一些橱柜、屏风、桌子以及沙发和软椅。这样一来，供跳舞的地方，仅余六七十平方米了。当时的地面，还是紫绿方石铺的，虽不够平滑，但比起延安、西柏坡的舞场，已经“豪华”多了。
　　
　　朱老总跳舞
　　
　　经历过延安和西柏坡生活的孩子们，在春耦斋里看见的，有许多是认识的面孔，中共领袖，秘书和警卫，中直机关的老人。连起初担任伴奏的，都还是在延安、西柏坡时就爱在业余时间鼓捣乐器的机关干部。一段时间以后，他们才被更专业的演员们取代。
　　
　　伴奏者是老的，乐曲也多是老的，有传统的民族音乐，有根据根据地的老歌改编的乐曲。例如《雨打芭蕉》、《步步高》、《旱天雷》、《采茶扑蝶》、《花好月圆》、《茉莉花》；还有《浏阳河》、《南泥湾》、《绣金匾》等等。
　　
　　偶尔，也穿插一两首外国乐曲，如《送我一枝玫瑰花》、《意大利花园》等。由专业演员取代业余演奏者以后，这类世界著名舞曲，似乎比以前多了一些。
　　
　　业余演奏者很投入，专业演员水平高，吸引得有些人也来到舞场，却并不是为了跳舞，而就是要欣赏欣赏音乐。如是者最典型的，就是胡乔木。
　　
　　胡乔木夫妇对跳舞都没有兴趣，在春耦斋舞场上，是很难见胡乔木夫妇踪影的。但他们也不是绝对的不去，有时为了换换脑筋、松弛一下，在静谷曲径漫步时，受悠扬的舞曲吸引，踅进春耦斋，听听舞曲。后来又增加了一些文艺节目表演，他们也会看一会儿。
　　
　　春耦斋的舞会，参加者最初几乎都是在中南海里工作的机关干部，大多数孩子的父母，不论跳得好丑，都在这个舞场里亮过相。开始去时，各单位都对参加者打过招呼，不要透露自己的单位和身份。
　　
　　舞场上的焦点，是几位最高领袖和他们的妻子们。所以一追溯春耦斋的舞会，孩子们就会记忆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每次舞会都准时到场，又准时离去的，是朱德朱老总夫妇。他们总是在8点15分左右，舞会开始了一会儿后，悄然走进春耦斋。
　　
　　舞场上的朱老总，常穿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脚上则习惯穿黑色软底布鞋。夫人康克清通常穿一件蓝色便服。他们两人一进舞场，就随着乐曲起舞，跳得很默契。走着舞步的朱老总总是含着微笑，人们形容说和他标准像上的笑容一样。
　　
　　一曲终了，朱老总才会找一张沙发坐下。在春耦斋内南墙中门右侧，排放着四五个宽大的单人沙发，是供来跳舞的领袖休息的。沙发中间有茶几相隔，上面摆着茶杯、烟灰缸，还有一盘小毛巾。
　　
　　已经是60多岁的朱老总，跳几支曲子就要休息一下。间歇的时候，他会邀舞伴坐在他休息的沙发旁，轻松地聊一会儿。他的记忆力相当好，同他聊过的人，下次再碰见，他还能叫得出名字，记得起聊过的事情。有时，他会被闲谈的趣事逗乐，此刻的笑容，就比标准像上的生动多了。
　　
　　康克清在休息时，总是安详地坐在和朱老总隔几个位子的椅子上，而不是坐沙发。春耦斋舞场内的椅子，什么样子的都有，高高低低，有软有硬，像是从不同的单位搜罗来的，也没有统一的布罩。可见在那个时期，领袖的娱乐场所也没什么讲究。坐在椅子上的康克清，或者和熟人打打招呼，聊聊天；或者笑眯眯地看着朱老总“昂首阔步”。
　　
　　有时，朱老总的鞋带松开了，康克清马上会注意到。曲子一间歇，她就走到朱老总身旁蹲下，边为他系鞋带边说：“老总呀，你的鞋带儿跳散啦。”系好后，她依旧回到椅子上，笑眯眯地看着朱老总跳舞。
　　
　　9点15分左右，康克清会提醒朱老总，回去休息的时间到了。“好，再跳最后一个。”碰上朱德兴致特别高的时候，他会提一点小小的请求。有时，朱老总的最后一个舞不一定跳到曲子终了，便和康克清走向衣帽架，取下衣帽，像来时一样悄然退场。
　　
　　刘少奇三步跳得好
　　
　　刘少奇到春耦斋跳舞的时间好像没个准儿，有时舞会还没开始，他就和夫人王光美来了；有时则到朱德夫妇走了，他们两口子才来。后来他们的孩子稍大些以后，有时他们一家同时到场，有时王光美和孩子们来得早些。
　　
　　到场早时，他们总是面带微笑，向认识的人点头致意，和熟人握手寒暄。当乐队奏起了舞曲，刘少奇都是和夫人王光美共舞第一支曲子。
　　
　　这一曲舞过之后，王光美就招呼舞场上的其他女同志邀刘少奇跳舞。她自己则到旁观的人群中，找熟人攀谈。多数人对王光美的印象是落落大方，待人亲切随和，所以许多人都和她谈得来，也愿意主动和她打招呼。
　　
　　跳几支曲子后，刘少奇也会找个沙发一靠，吸颗烟，稍事小憩。和他跳舞的几个女同志就会围过来为他点烟、倒茶，等着过一会儿再邀他跳舞。王光美见有那么多女同志等着和刘少奇跳，自己就另觅舞伴跳舞。
　　
　　有一次，刘少奇夫妇来跳舞时，杨尚昆夫妇也在场。当一曲悦耳的探戈舞曲奏响，杨尚昆夫人李伯钊，邀刘少奇跳舞。她是位老文艺工作者，早在瑞金时期，她就和钱壮飞、胡底编写了话剧《为谁牺牲，为谁打仗》，还担任过中央苏区高尔基戏剧学校的校长。抗战期间，她主办过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
　　
　　他们两人的舞步与乐曲的节奏非常协调，舞姿也很优美，吸引得不少人停下来观看。当他们跳完这一曲时，在场的人都为他们的优美舞姿鼓起掌来。一向较严肃的刘少奇，露出微笑向大家招了招手；李伯钊则以她戏剧艺术家的风度，向大家鞠了90度的大躬，给舞会平添了几分欢快。
　　
　　在舞场的刘少奇也常常是一脸严肃，对此连孩子们也发现了。跟着叔叔阿姨们学会跳舞，听到春耦斋的音乐，就忍不住要去凑热闹的周秉德，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都跳过舞。她说刘少奇，“舞姿很优雅，舞步准确轻快，但是他仿佛不太会笑，话也不太多，脸上总是严肃的慈祥，让人有点距离感。”
　　
　　刘少奇和王光美的退场，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再共同舞一曲：
　　
　　“约10点半钟……这时，王光美又请少奇同志跳舞了，有人告诉我说：少奇同志快要退场了，因为王光美同志总是和少奇同志跳第一场和最后一场，然后就走。我注意看看王光美同志与毛主席和周总理打招呼，他们都微笑着点头示意。一曲终了，果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一起走到门口，穿好衣服走开了。”
　　
　　毛泽东将陕北秧歌融入交际舞中
　　
　　毛泽东一般也是在开场以后才到，但有时他到得很晚，要10点钟左右才来。
　　
　　如果乐队得到毛泽东就要进舞场的通知，音乐就会戛然而止，场内的灯光也会全部亮起来。到舞会次数多的人，遇到音乐突然停，灯突然全部亮起来，就知道是毛泽东要进来了。
　　
　　此刻，人们通常是闪在舞池周边，等待毛泽东到来后重新起舞。但毛泽东有时并不是来了就跳舞，而是和先到的其他领导人打个招呼，在沙发上坐一会儿。服务人员会立即为他点烟、泡茶，一些女同志会簇拥在沙发旁，等待和他跳舞。
　　
　　毛泽东的到来，往往能使舞场的气氛为之一变。这种变化并不表现为外在的场面的热烈，而是人们内心的、精神的变化。正如一位舞会参加者描述的那样：“舞场的气氛也更活跃、更庄重，满场的人都兴高采烈，都在微笑，但却听不到任何嘈杂、喧哗。”
心情最为激动的，是那些第一次看到这种情景的人，让我们听听另一位亲历者的追忆：“我也一眼就认出，这是我一直盼望见到的领袖毛主席……这时我的心在乱跳，嘴在嚅动，嗓子也要喊出声来，幸亏全场格外的寂静，我才控制住自己，没有喊出‘毛主席万岁’来。”
　　
　　乐队为毛泽东奏起的第一支曲子，通常是《浏阳河》。乐曲响起来，毛主席就带着挤在最靠近他身边的女同志，步入舞池，四周的人也纷纷随之下场，舞会渐渐进入高潮。
　　
　　一位多次和毛泽东跳过舞的人回忆说：“毛泽东喜欢民族音乐。每当听到他喜欢的《浏阳河》，他的目光立刻变得柔和了，情思悠悠，仿佛走进了一个梦里。舞曲换成了《步步高》，他越来越神采飞扬，双眸熠熠生辉，舞姿更加潇洒。”
　　
　　关于毛泽东的舞姿，我们还是听听专业人士和做过毛泽东舞伴的人们的评价吧：
　　
　　“毛泽东的舞跳得极其有‘份儿’的，他把陕北大秧歌和类似迪斯科中的动作融进了交际舞中。这在50年代的交际舞中，是很少见的，纯粹是毛泽东特色。文工队的舞蹈演员们也曾模仿过毛泽东的动作，却没有他来的那么从容、帅气。”
　　
　　“主席的四步舞跳得非常娴熟轻盈，步调活泼多样。他带着舞伴时左时右，时进时退，轻松灵活，从不走错步踩对方脚。有时他走大步，步伐矫健有力，右手还在舞伴的腰背上打拍子；有时跳快四步，他挽着舞伴转了一圈又一圈，舞姿潇洒合韵，全不像个年过花甲的老人；有时他摆动双肩或身躯，看得出是故意加大活动量，以达锻炼之目的，而舞步又都符合乐曲的旋律。”
　　
　　这些追述的文字，多少让人感到含着几许崇敬色彩的修饰；相形之下，孩子们的回忆，则在平铺直叙中透着率真。
　　
　　领袖，在孩子们幼稚的心灵还是个太抽象的词汇。一个称职的、杰出的领袖，对一个党、一个国家以及民众自身的利益意味着什么，其间复杂的逻辑和残酷的现实，还有待尔后的教育和灌输。当真的经历了如是铺垫，他们再和领袖见面时的心态，果然就有了变化。
　　
　　此刻，他们对舞场上的毛泽东的印象更深的是他身材的高大，几乎所有的舞伴，都比他低大半个头甚至一个头；另一个就是毛泽东的长腿大步。
　　
　　汪东兴的长女汪延群说：“我几次去春耦斋，都是和小学的同班同学涛涛在一起。我们坐在一起观看几位领袖的舞蹈，分辨曲子是快三、慢三，还是快四、慢四。一次，涛涛问我：‘你看毛主席跳的是几步舞？’我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一步！’我觉得，不论乐曲怎样变换，也不论是向前、向后或旋转，毛泽东都是均匀地一大步，一大步地迈，所以我认为是一步。而且他的一步特别大，女舞伴得两三步才跟得上他。”
　　
　　周秉德的感觉是：“记得我与毛泽东伯伯跳舞，别管是三步四步的舞曲，总是被身材高大的他揽在怀中来回晃呀晃，像乘上大船，在音乐中随波荡漾。”
　　
　　舞场上能较和谐地与毛泽东搭档的，是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她舞姿熟练轻盈，能和毛泽东配合得很好。他们一面跳，一面有说有笑，李伯钊文艺宣传生涯的起始，就是奉毛泽东之命，到宁都起义的赵博生、董振堂部队进行慰问演出。她参与创作的第一部话剧，也是受毛泽东一再叮咛的启示。因此他们见面，总像老朋友一样亲切。
　　
　　江青出现，音乐改变
　　
　　江青在春耦斋舞场留给人的印象，也是相当深的。她的气质中，好像含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氤氲，能让人很快就有感觉。
　　
　　在孩子们的记忆里，在中南海春耦斋舞场，江青和毛泽东，几乎没有像朱德和康克清、刘少奇和王光美那样，相偕而来过。多数情况下，她来得要早一些，但有时也会到得晚一点。
　　
　　如果她和毛泽东同时出现在舞场上，毛泽东会和她共舞一曲。江青在当年的女性中，应该说是属于高个子了，所以和毛泽东跳舞是满般配的，她跳得也好。但她和毛泽东跳得很少。有人说这是因为江青喜欢跳那种舞蹈性强的，像伦巴、探戈一类的舞。跟毛泽东，就难以施展她的舞技。
　　
　　喜欢跳舞的江青，有时为了尽兴或营造气氛，还会亲自参与舞会的张罗，由她出面邀请总政文工团的乐队来为舞会伴奏。当这些专业的乐队一来，气氛确实不太一样。
　　
　　最初，江青在舞会上是比较活跃的，特别是对在一个单位工作的人。但是到了后来，她就不像初进中南海时那么活跃了，几位后来在舞场见到江青的长辈，追忆的情形就有了变异：
　　
　　“走进一个身材瘦长，板着黄面孔戴着金丝眼镜的女人，她身穿暗黄色的连衣长裙，外披灰色大衣，头发梳得高高的，脚下穿着高跟鞋，更显得身材的比例失调。她气度不凡地站在门口，等随从人员帮她脱下大衣，便傲然走向少奇同志，互相致意后，就坐在刚才朱老总坐过的沙发上。这时，我身边的同志……说那个高傲的女人，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是毛主席的秘书……
　　
　　江青的舞跳得自然不错，还能跳各种花样，乐队还专为她演奏‘华尔兹’、‘伦巴’、‘探戈’之类的舞曲，只有她身边的少数人陪他跳，她舞姿流畅，乐感强，不愧为电影演员出身。但因她个太高，神态太冷峻，别人很少有人敢请她跳舞，常陪她跳舞的几个人，又都比她矮，跳起舞来伸展不开，我看她自己也不会觉得舒服。”
　　
　　“江青的舞姿高贵，风范高雅。她每次在舞会上亮相，都经过精心打扮，穿着讲究的裙服，在一片蓝色的列宁装的夫人们中间，宛如骄傲的孔雀，向人们显示她苗条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和主席夫人的地位。”
　　
　　“这时，我们看到，江青出现在东头的小门外，她身披大衣，站在门外的过道里。只见她双手一抬，身后的工作人员接过她的大衣，现出她一身很合体的黑色的苏式连衣裙。另一位工作人员搬过来一把椅子。这把椅子与舞场上的不一样，是为她准备的。她坐下，就在她坐下的时候，一位护士在她背后垫进一个充气枕头。她笔挺地坐在那里，面部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有时用手指托一下眼镜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跳舞跳到她面前时，王光美很有礼貌地向她点头示意，她只是把脖颈挺了挺，咧了咧嘴，似乎表示并不恭维他俩的舞姿。江青出现后，音乐也改变了，大多是慢三步和探戈，节奏舒展、流畅。她从不主动找人跳舞，只等着人家找她。我们看到，很长时间没人去找她。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向我们走来，细声说：‘你们可以去找江青跳舞。’可是我们仍坐在那里。过了不久，又有一位工作人员来对我们说：‘你们是来跳舞的还是来看的，如果是来看的就出去。’说话生硬，态度也不好。后来我们才知道，曾经有过通知，各单位派去参加中南海舞会的，都必须跳舞，不跳的不要派……
　　
　　找江青跳舞的大多是机关中和她比较熟悉的人和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她的舞姿是很优美的，跳起探戈风度翩翩，节奏准确，步伐自信，很是潇洒。但是表情过于严肃、冷峻，有点令人望而生畏，难于靠近，也不敢靠近。”
陈毅夫妇的舞最和谐
　　
　　自从周恩来搬到政务院办公区域后，他就几乎不到南海这边来跳舞了。因为政务院办公区域内，也开辟了一个跳舞的场所，就在紫光阁。
　　
　　政务院的舞会就在紫光阁大厅举行。据张元女儿箫远音记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都来紫光阁跳过舞。但他们来时，跳舞是小范围的，总共也就十来对人在那儿跳。
　　
　　一般毛泽东来时，周恩来都会到场。在紫光阁舞厅边上，也有一间小休息室。每逢毛泽东来跳舞，周恩来总会见缝插针地和毛泽东到小休息室里交谈一阵工作，然后再跳舞。
　　
　　因为这种舞会的范围小，女舞伴不很多，周恩来每次都特别注意，和所有的女舞伴跳舞。他并不是一个人一支曲子地跳，而是在退场前，发现还没有和哪几位女舞伴跳过，便在最后一支舞曲里，和每个没跳过的人跳几圈。只要他在一支舞曲中和几个舞伴舞蹈，就表明他将退场了。
　　
　　紫光阁这种小范围的舞会，通常时间并不很长。李先念的女儿李紫阳说：“常常是在舞会结束之后，我爸爸和其他几位副总理，就又到总理那里开会去了。”
　　
　　除了小范围的舞会之外，紫光阁还有大范围的舞会。来跳舞的，是在中南海里办公的政务院几个办公室的干部，不在中南海里办公的各个部委的部长、副部长，主任、副主任们。总理、副总理有时也会来凑趣同乐。
　　
　　每逢这种时候，还会邀请一些演艺界的客人。有些既到过春耦斋，又在紫光阁跳过舞的人，在叙述两边的感受说：“所不同的是，紫光阁舞会上来的都是客人，有华服盛装的影剧明星，也有首都文艺工作者；而春耦斋舞会则是纯家庭式的，全是自家人。”
　　
　　在陈毅的儿子陈晓鲁，女儿陈珊珊的记忆中，他们的爸爸走到哪里，哪里就热闹。在舞场也是如此，和相识的人打招呼，摆摆“龙门阵”。他们的妈妈张茜，是部队文工团演员出身，能歌能舞，父母在一起，舞跳得很和谐。
　　
　　李紫阳回忆：“跳舞是爸爸比较喜欢的一项娱乐活动。我妈妈虽然会跳舞，但对跳舞好像兴趣不是很大，不是每次都陪着爸爸去。记得原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夫人水静阿姨，曾提到过我妈妈和毛主席跳过舞，那大概是陪我爸爸去江西开庐山会议的时候吧？”
　　
　　当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这几位最高层领袖不在场，也没有年事过高的领导人时，紫光阁的舞会气氛就更活跃，显得比春耦斋要喧闹一些。
　　
　　有些到紫光阁跳舞的部长，军队的高级干部，比如像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其中好多人有留学国外的经历。他们舞到兴致高时，节奏也快了，舞蹈的幅度也大了，还会把地板跺得嘭嘭响。这种场面，在春耦斋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这也是紫光阁舞场比春耦斋喧闹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爱听侯宝林
　　
　　为了舞会能办得热烈活跃一些，而且好的舞伴能使领导人跳得更尽兴些，达到多运动的目的，中南海内舞会的组织者，想到了从部队的文工团抽调人员，参加中南海内的舞会。
　　
　　于是，总政文工团、空军文工团等单位，经过挑选的演员们，都常在舞会举办时，被请进中南海。这里说的挑选，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审核，而且从部队文艺团体邀人，本身就是从政治可靠这点出发的。
　　
　　因为是专业的演员，他们除了做舞伴之外，还能表演一些小节目。在舞蹈的间歇时，他们常常应领导人的要求，各展特长。这又启发了舞会的主办者们，特意安排演员们在跳舞中间穿插一些小节目，这既避免了间歇时场面的冷落，又能让领导人稍事休息。
　　
　　久而久之，组织者又考虑到各个领袖们的欣赏口味，考虑到节目的丰富和多样性。毛泽东喜欢听京剧，而且有较高的欣赏水准，进城后曾安排他到剧院去看过戏。但这样的安排比较繁琐，惊动的方方面面比较多，警卫的压力也大，毛泽东本人也要受到许多限制。
　　
　　而在中南海里的舞会中间，加几个京剧的段子，就方便多了。于是京剧演员们被陆续请进中南海。李和增的《逍遥津》、《四郎探母》，李慧芳的《掩耳盗铃》，张君秋的《潭记儿》，杜近芳的《女起解》，李世济的《春秋配》，都在春耦斋里演出过。
　　
　　在京剧的各色行当中，毛泽东比较喜欢老生戏，对李和增唱的《空城计》等片段尤其欣赏。因为戏剧演员就在跟前，他还同李和增等探讨过唱段和唱腔的修改问题。有时，李和增不能到场演出，舞场的服务员知道毛泽东爱听李和增的唱段，就放放他的唱片。
　　
　　毛泽东听京戏十分认真，常常随着唱腔的节拍拍打沙发的扶手，晃着头，嘴里轻哼着唱词。一次舞会间歇演出的清唱，是京剧《群英会》中的段子，演员唱时，毛泽东也跟着轻声相和，口型与演员一致，一板一眼皆与唱腔合拍。
　　
　　如果上演的是不熟悉的段子，毛泽东就会事先让演员把唱词写给他，演员表演时，他就一边看着唱词一边听。因为和演员靠得很近，每个节目演完，毛泽东都要和演员握手致谢。
　　
　　相声是适应面更广、老少咸爱的艺术形式，经常一露幽默的毛泽东也很喜欢听相声。侯宝林、郭启儒、刘宝瑞、郭全宝，后来的马季等著名的相声演员，多次被邀到春耦斋来演出。侯宝林回忆说，自己给毛泽东说过150多个相声段子，其中传统的段子100个左右，新创作的50多个。
毛泽东特别欣赏侯宝林的相声，听到高兴时，常常朗声大笑。尽管如此，一般的段子他也就听一遍。惟独演《关公战秦琼》那次，毛泽东听完了一遍，又要求侯宝林、郭启儒再演一遍。显然，作品对旧社会官僚军阀不学无术，却凭借权势地位发号施令的讥讽，引发了毛泽东的某些联想。
　　
　　还有一次，刘宝瑞和郭全宝合说《买猴》。生动形象的表演，风趣善意的讽刺，逗得毛泽东开怀大笑。相声说完后，两位演员上前向毛泽东鞠了一躬，毛主席随即起身和他俩亲切握手道谢。
　　
　　相声也是对孩子们充满诱惑力的，像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关公战秦琼》、《夜行记》，刘宝瑞、郭全保说的相声《买猴》等等，孩子们都能背出其中几句最逗人的片段。
　　
　　男孩子们开始对舞会感兴趣，能耗着不走，最初就是受相声的吸引。而且就是通过春耦斋舞会中间穿插的节目，早早地认识了侯宝林、刘宝瑞等中国的几位相声大师们。
　　
　　这些相声大师们来演出时，到的时候早了，就在东小门边上的休息室里歇一会儿，等待演出。到休息室里等着看节目的孩子们，会在这里和相声大师们碰面。有一次，侯宝林来早了，在休息室内的沙发上闭目养神，也许是因为白天演出有些辛劳，竟睡着了。孩子们进来，听到他发出轻轻的鼾声。
　　
　　本来，侯宝林到春耦斋演相声，也跳跳舞。但有一次，他在跳舞旋转时，不小心碰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并没觉得怎么，在舞场互相碰撞一下，本来也没什么了不起，可侯宝林心里总觉得过意不去，以后再到春耦斋，就坚决不跳舞了。演出来早了，他就在休息室里等着。
　　
　　令孩子们更加“垂涎”的节目
　　
　　既然说到了这个休息室，就在此多交代几句。休息室是专为领袖们设的，和舞场仅一门之隔。舞场毕竟是娱乐场所，有音乐和嘈杂的人声，遇到前面提到的类似周恩来找毛泽东等商量要务的情况，没有这样一个休息室，就很不方便。
　　
　　其实休息室设立后，也不是除了领袖，别人就不得入内。像侯宝林等演员，就在这里休息过；有些随家长来的孩子，实在对交谊舞没兴趣了，也有跑到这里打个盹的。
　　
　　一次，李树槐的长女李延梅，也跑到休息室，想等到舞会中间演节目时再出去看。谁知她等着等着，竟裹着换下来的旧窗帘，躺在沙发底下睡着了。
　　
　　舞会结束了，她还没有醒。李树槐在舞场没见到女儿，以为她回家了，可到家仍不见女儿。找遍女儿可能去的地方，仍不见踪影。已经是凌晨时分了，他有点着急了。
　　
　　长女李延梅是个惹人喜爱的孩子，春耦斋有舞会，李树槐到那一带巡视，常把女儿丢在舞场。有一次舞会中间演节目，在叔叔阿姨们的怂恿下，她毫不怯场地为大家跳了个“小白兔洗耳朵”的舞蹈。恰巧毛泽东也在场，他被女孩稚嫩的表演逗得哈哈大笑，抱了她半天。
　　
　　听说李树槐女儿不见了，警卫处许多人被惊动了，都摸着黑到丰泽园、淑清院一带寻找起来。最后还是警卫处的纪和富，在舞场的小休息室发现了李延梅，把睡梦中的她抱回了家。
　　
　　被某些人说得很神秘莫测的舞场休息室，实际上不时会发生的，就是这一类的故事。
　　
　　后来，舞会办得越来越红火，中间的节目也越来越丰富多彩。像歌唱演员张映哲、苏盛兰、张越男、马玉涛，粤剧演员红线女，歌剧《刘三姐》的主角黄婉秋，舞蹈演员陈爱莲等，也都被邀请进春耦斋。此外，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是杂技团的小型杂技、口技和魔术等节目。
　　
　　由于邀请了演员，邀请了陪舞的文工团员，舞会的组织者们就在他们到来后，摆上一些水果、小甜点和汽水等饮料，夏天有时还有冰激凌，当然所有到场的人都可以享用。这无疑是孩子们更加垂涎的“节目”，大人们都很有节制，浅尝辄止，可孩子们就没那么多礼数了。
　　
　　有节目可看，有甜点饮料吃喝，这就是舞会对孩子们越来越有吸引力的原因所在。当然，除了看跳舞，看节目外，还有热闹好看，就是大人们围着领袖握手，不过这个场景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来了女文工团员，演节目的女演员们除了演节目外也跳舞，女舞伴就多了，出现了被晾在那儿的情况。于是舞会组织者在给中南海里的机关发舞票时，男票就多一些。许多单位故意把票给年轻的工作人员，实际是让他们利用舞会之机，和中共领袖们见一面。
　　
　　在舞会上，女士们一直很让男士们嫉妒。因为她们可以充当毛泽东的舞伴，和毛泽东接触。而男士就没这个福分了，这总让他们耿耿于怀，但又想不出什么凑到毛泽东身边的借口。
　　
　　直到有一年的“五一”劳动节，一位聪明的男士，以祝贺节日为由，走上前和毛泽东握了一下手。他这个先例一开，霎时间，在场的男士们排起了一路纵队，一个接一个跟毛泽东握手祝贺节日。有些平时缺乏主动邀毛泽东跳舞勇气的女士，也插进队里和毛泽东握手。
　　
　　好在春耦斋舞场容不下成千上万的人，毛泽东含着微笑，和排着队的人一一握手，还向几个第一次见面的人，简单地询问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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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 发表于 2020-10-29 17:51:18

毛泽东的舞伴大都比他低大半个到一个头

这里的孩子只是朱老总家中的部分晚辈。

跳舞

　　中共领导机关内组织舞会，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当时是战争环境，中共领袖们工作也紧张，根据地文化生活也单调，就靠跳舞来调剂一下生活。

　　新中国初创时，紧张工作的情况并没有立即出现多少改变，或者说是更有甚之。所以，中共领袖和中央办公厅机关搬进中南海，在紧张的新政协会议筹备，新政府的构建之余，仍旧以插空安排场舞会的方式，使领袖们松弛一下，运动一下，恢复疲劳。

　　舞场上的焦点，是几位最高领袖和他们的妻子们。所以一追溯春耦斋的舞会，孩子们就会记忆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如何如何。

每次舞会都准时到场，又准时离去的，是朱德朱老总夫妇。他们总是在8点15分左右，舞会开始了一会儿后，悄然走进春耦斋。

　　舞场上的朱老总，常穿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脚上则习惯穿黑色软底布鞋。夫人康克清通常穿一件蓝色便服。他们两人一进舞场，就随着乐曲起舞，跳得很默契。走着舞步的朱老总总是含着微笑，人们形容说和他标准像上的笑容一样。

　　已经是60多岁的朱老总，跳几支曲子就要休息一下。间歇的时候，他会邀舞伴坐在他休息的沙发旁，轻松地聊一会儿。他的记忆力相当好，同他聊过的人，下次再碰见，他还能叫得出名字，记得起聊过的事情。有时，他会被闲谈的趣事逗乐，此刻的笑容，就比标准像上的生动多了。

　　康克清在休息时，总是安详地坐在和朱老总隔几个位子的椅子上，而不是坐沙发。春耦斋舞场内的椅子，什么样子的都有，高高低低，有软有硬，像是从不同的单位搜罗来的，也没有统一的布罩。可见在那个时期，领袖的娱乐场所也没什么讲究。坐在椅子上的康克清，或者和熟人打打招呼，聊聊天；或者笑眯眯地看着朱老总“昂道阔步”。

　　有时，朱老总的鞋带松开了，康克清马上会注意到。曲子一间歇，她就走到朱老总身旁蹲下，边为他系鞋带边说：“老总呀，你的鞋带儿跳散啦。”系好后，她依旧回到椅子上，笑眯眯地看着朱老总跳舞。

　　9点15分左右，康克清会提醒朱老总，回去休息的时间到了。“好，再跳最后一个。”碰上朱德兴致特别高的时候，他会提一点小小的请求。有时，朱老总的最后一个舞不一定跳到曲子终了，便和康克清走向衣帽架，取下衣帽，像来时一样悄然退场。

　　刘少奇到春耦斋跳舞的时间好像没个准儿，有时舞会还没有开始，他就和夫人王光美来了；有时则到朱德夫妇走了，他们两口子才来。后来他们的孩子稍大些以后，有时他们一家同时到场，有时王光美和孩子们来得早些。

　　到场早时，他们总是面带微笑，向认识的人点头致意，和熟人握手寒暄。当乐队奏起了舞曲，刘少奇都是和夫人王光美共舞第一支曲子。

　　这一曲舞过之后，王光美就招呼舞场上的其他女同志邀刘少奇跳舞。她自己则到旁观的人群中，找熟人攀谈。多数人对王光美的印象是落落大方，待人亲切随和，所以许多人都和她谈得来，也愿意主动和她打招呼。

　　在舞场的刘少奇也常常是一脸严肃，对此连孩子们也发现了。跟着叔叔阿姨们学会跳舞，听到春耦斋的音乐，就忍不住要去凑热闹的周秉德，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都跳过舞。她说刘少奇，“舞姿很优雅，舞步准确轻快，但是他仿佛不太会笑，话也不太多，脸上总是严肃的慈祥，让人有点距离感。”

　　刘少奇和王光美的退场，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再共同舞一曲：

　　“约10点半钟……这时，王光美又请少奇同志跳舞了，有人告诉我说：少奇同志快要退场了，因为王光美同志总是和少奇同志跳第一场和最后一场，然后就走。我注意看看王光美同志与毛主席和周总理打招呼，他们都微笑着点头示意。一曲终了，果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一起走到门口，穿好衣服走开了。”

　　毛泽东一般也是在开场以后才到，但有时他到得很晚，要10点钟左右才来。

　　如果乐队得到毛泽东就要进舞场的通知，音乐就会戛然而止，场内的灯光也会全部亮起来。到舞会次数多的人，遇到音乐突然停，灯突然全部亮起来，就知道是毛泽东要进来了。

　　毛泽东的到来，往往能使舞场的气氛为之一变。这种变化并不表现为外在的场面的热烈，而是人们内心的、精神的变化。正如一位舞会参加者描述的那样：“舞场的气氛也更活跃、更庄重，满场的人都兴高采烈，都在微笑，但却听不到任何嘈杂、喧哗。”

　　乐队为毛泽东奏起的第一支曲子，通常是《浏阳河》。乐曲响起来，毛主席就带着挤在最靠近他身边的女同志，步入舞池，四周的人也纷纷随之下场，舞会渐渐进入高潮。

　　一位多次和毛泽东跳过舞的人回忆说：“毛泽东喜欢民族音乐。每当听到他喜欢的《浏阳河》，他的目光立刻变得柔和了，情思悠悠，仿佛走进了一个梦里。舞曲换成了《步步高》，他越来越神采飞扬，双眸熠熠生辉，舞姿更加潇洒。”

　　关于毛泽东的舞姿，我们还是听听专业人士和做过毛泽东舞伴的人们的评价吧：

　　“毛泽东的舞跳得极其有‘份儿’的，他把陕北大秧歌和类似迪斯科中的动作融进了交际舞中。这在50年代的交际舞中，是很少见的，纯粹是毛泽东特色。文工队的舞蹈演员们也曾模仿过毛泽东的动作，却没有他来的那么从容、帅气。”

　　这些追述的文字，多少让人感到含着几许崇敬色彩的修饰；相形之下，孩子们的回忆，则在平铺直叙中透着率真。

　　此刻，他们对舞场上的毛泽东的印象更深的是他身材的高大，几乎所有的舞伴，都比他低大半个头甚至一个头；另一个就是毛泽东的长腿大步。

　　汪东兴的长女汪延群说：“我几次去春耦斋，都是和小学的同班同学涛涛在一起。我们坐在一起观看几位领袖的舞蹈，分辨曲子是快三、慢三，还是快四、慢四。一次，涛涛问我：‘你看毛主席跳的是几步舞？’我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一步！’我觉得，不论乐曲怎样变换，也不论是向前、向后或旋转，毛泽东都是均匀地一大步，一大步地迈，所以我认为是一步。而且他的一步特别大，女舞伴得？两三步才跟得上他。”

　　周秉德的感觉是：“记得我与毛泽东伯伯跳舞，别管是三步四步的舞曲，总是被身材高大的他揽在怀中来回晃呀晃，像乘上大船，在音乐中随波荡漾。”

吃饭

　　丁楼的东头的一幢两层小楼，是中南海多数孩子都熟悉，都能讲出相关故事的一个地方。如今回溯起来，牵出的也都是缕缕的眷恋和温馨。

　　地层入门门厅北面是厨房，也就是后来的西小灶。南边，用如今的话说可称为多功能厅，当年就是既作餐厅，也当会议室，还用作娱乐场所数功能并举。

　　然而，每当孩子们过早地守候在入口处的时候，便可能通过放映厅的两扇弹簧门的门缝，看到特别有家庭气氛的场景，有几家人家还在吃饭。因此，关于在西楼看电影的故事，还得先从西楼里的吃饭说起。

1959年以前，在此吃饭的有几家，刘少奇家、朱德家、彭德怀家、杨尚昆家，邓小平家有时也来这里吃饭。其他的人家，多是把饭菜打回家去吃。偶尔，例如过年过节的时候，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会来这里聚餐。

　　在西小灶吃饭的几家中，人口最多的是朱德家。50年代中期以后，朱德女儿朱敏的孩子健健、窝窝陆续出生了，朱德和康克清也把这两个外孙，留在中南海里抚养了一段。加上早在这里的朱援朝、朱和平，以及从四川老家接来的孩子，就有十多个人了。

　　一旦朱德老两口带上这十多个孩子，一张桌子就挤不下了。那热闹的场面，堪为中南海西小灶壮观一景。同在这里吃饭的刘源说：“朱老总家人若是聚齐了，就得坐两大桌子。上菜都得用盆端。”

　　陈毅的女儿陈姗姗回忆说：“有一次，我看电影去得稍微早了点，看见朱老总一家，刘少奇一家，两家围了两大桌子吃饭。不知为什么，后来去西楼看电影，我就故意去得早一点，就想看那种感动人的场面。”

　　因为朱德家人多，所以吃饭时做的菜也多，每份菜的量也大。同在西楼小灶吃饭的杨尚昆，和朱德是四川老乡，口味相近。在小餐厅，他常常笑呵呵地端着碗，离开自家的餐桌，跑到朱德一家的餐桌来，尝尝这个盘子里的，拈点那个盘子里的，嘴里一面嚼着，一面不住地说：“嗯，嗯，好吃，好吃，还是你们家的菜好吃。”

　　其实，杨尚昆家的师傅，手艺也非常好。杨家大师傅做的各种小点心特别好吃，小孩子比较喜欢吃甜食，所以对此记忆犹新。

　　纯粹就手艺而言，刘少奇、朱德、杨尚昆三家的厨师，都有自己的绝活儿。而且谁家做了师傅最拿手的佳肴，都会主动地招呼其人家来共享。

　　刘少奇家的郝苗师傅，最擅长的是西餐。“到我们家来主厨，实在是埋没了他的手艺了，我们家常年吃的就是家常菜。但郝师傅很尽心，把普普通通的菜做得很精细。例如豆角切成很细的斜丝，炒出来很嫩；茄子经他的手烧出来，像烧肉似的，又好看又好吃。他的水平是高，什么菜，只要他一尝，就知道要用什么作料，是如何烹制出来的。”刘源说。

　　当笔者问生长于湖南的刘少奇怎么会找了位西餐厨师时，刘源答道：“我爸爸建国前夕去苏联，就中国革命进程，新中国建立，国际上特别是苏联的承认等问题，与苏联方面沟通。日程安排得很紧，工作得心力俱疲，然而至归国时，爸爸反而胖了。琢磨了半天，推测是吃西餐的缘故，西餐有营养。保健医生对爸爸说：你胖一些好，腹部有些脂肪，可以把下垂的胃托起来一点儿。就这样从保健考虑，到北京饭店把西餐厨师郝苗给请来了。可请来后竟使他空怀绝技无处施展。”

　　杨尚昆在非工作的场合特别活跃，哪儿有他哪儿就特别热闹。由于年龄的差异，他比朱德小21岁，故而在和总司令开玩笑时，还是很注意把握分寸的。可当朱琦来吃饭，他和朱琦逗乐的时候，便没了顾忌。

　　朱德的长孙朱援朝说：“他总把我爸拉到一边，嘻嘻哈哈。他烟抽得挺厉害，还都是好烟，老有除了毛泽东其他领袖都很少抽的熊猫牌，是那种金属扁方盒装的。我爷爷不吸烟，家里也没烟，我爸却抽烟，偶尔会向杨尚昆要两包好烟抽。”

　　每当杨尚昆得到或买到什么稀罕的玩意儿，就会拿到西小灶餐厅里来，给大家展示。1964年上海首次试制出比肥皂盒略小的袖珍半导体收音机，是熊猫牌的，这在当时是令人惊异的。因为此前，日本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曾送给朱德一架非常高级的日产半导体收音机，有一个旅行包那么大。

　　那时中南海里上中学的男孩子，课余受好之一就是装半导体收音机。刘源、朱德的几个孙子，都自己装过，而且一直琢磨着小型化问题，自己买塑料肥皂盒，设法把所需要的零件塞进去。

　　“但我们装的那玩意儿，和杨尚昆拿来的小半导体简直科没法比，赢得了我们不少赞叹。他对刘家和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说：你们看看，咱们的上海，能造出这么精巧的东西来了，我花了160元。这160元在当年我们的感觉里，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啦！”朱援朝说。

看电影

　　在电视还不普及，中国电视传媒业也很不发达的五六十年代，视听娱乐的主要节目，就是看电影。所以每当放映电影的时候，来看的人还是不少的，通常是住在西楼附近的人家和在西楼工作的干部。临开映前，在门厅买票入场，不论什么片子，放一部还是两部，都是两毛钱一张票。

　　放映厅是木质地板地，只是在沙发前，铺有地毯。多数男孩子看电影，从不老实地坐后面的椅子。觉得坐后面看效果不好，前面的大沙发都知道是为谁摆设的，即使没有首长来，也不会去坐。所以，孩子们通常都趴在沙发前的地毯上看。

　　沙发前的这块地毯，是孩子们平等相处的见证。不论是谁家的孩子，只要想在这前面看电影，就都在这块地毯上打滚。刘少奇的孩子。朱德的孙子，李富春的外孙子，无不如此。放映苏联电影《攻克柏林》那晚，因片子比较长，电影结束时，地毯上一片睡着了的孩子。

有一次，笔者和一些孩子都趴在地毯上，正等待电影开演时，王光美来了。她见我们趴在地毯上，就说这样看对眼睛不好，招呼我们坐在沙发上看。那是笔者第一次见王光美，还不认识她，知道她是谁，是后来在新闻纪录片时，看到她和刘少奇在一起。那次，我们终究没有坐沙发，但心里觉得这位阿姨等待小孩真好。

　　时间长了，我们知道在此看电影次数稍多的，有刘少奇一家、朱老总一家、董老一家、邓小平一家、李富春和蔡畅。和在春耦斋一样，杨尚昆此时成了西楼电影院的常客。

　　田家英的女儿曾立和曾自说：“在西楼看电影老碰到杨尚昆，一碰到他，他就拍着沙发对我们说：‘快去叫你们的爸爸来看电影，别一天到晚老写啦。’”

　　但是，田家英非常不爱看电影，他进西楼电影院的次数屈指可数。偶尔去看时，他都是在后面的椅子上一靠。因为他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电影院服务员看见他，就会请他到前面沙发上看。可他坚持不去，因为他是随兴致所至到那里去看一下，说不定看到哪儿不想看了，就走人。坐前面，一走动就会影响别人，所以他总是在后面随便找哪儿一坐。

　　王稼祥夫妇，是到西楼电影院看电影次数最多的首长之一。他们夫妇给人印象深的是从来也不坐第一排沙发，而是坐第二排。再有就是孩子们，特别是女孩子们对朱仲丽的打扮印象深刻。

　　她总烫着发，略施粉黛，衣着也比较洋气，也许是在外国做大使夫人要讲究这一套的缘故吧。在中南海里平日像她这样打扮的夫人不多，与康克清、任弼时夫人、董老夫人、张际春夫人、胡乔木夫人比，就显出差别。“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特别丑化王光美，实际上王光美的朴素大方，在中南海里倒是很突出的。

　　并不是每个片子，都让孩子们目不转睛，全神贯注。如果不打仗，不抓特务，也不逗乐，男孩子们就该环顾左右而自寻其乐了。那时几乎每个男孩子都自制有崩弓枪，对电影没情绪的时候，就用崩弓枪制造情绪。

　　他们崩放映机射出的光柱，黑色的小点子在光柱间飞来飞去；或把画面上的某个人当假想敌，一起射击，于是在前排的人就会听到银幕发出噗噗的声响；放映厅墙上边有些排风通气孔，百叶上积了一层灰尘，在纸弹弹击下会像雪花一样纷纷飘荡。

　　偶尔他们也会恶作剧，向观众射击。一次，刘少奇来晚了，他弯腰向前排的沙发摸的时候，有的孩子就向他射击了。那是冬季，刘少奇穿着呢子大衣，纸弹打在身上他并没有感觉。可警卫人员听到了声音，四下搜寻起来。刘源这才发现，被击中的是自己的父亲，连忙悄声传话：“别打啦，是我爸！”

　　“文化大革命”后，孩子们聚在一起，又忆及当年往事，说到此事后，不知是谁发感慨：“炮打刘少奇，是我们打的第一枪啊。比1966年可早多啦。”

　　在西楼电影院里，还发生过一些让人忍俊不禁的事情。这里又要说到中南海里孩子重名的故事。田家英女儿曾立的小名叫小英；陈伯达的一个女儿，小名也叫小英；曾担任过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张际春，也有一个女儿小名小英。

　　一次电影开映，因为孩子都没有老老实实地和家长坐在一起，一位妈妈找不到自己的女儿，“小英”“小英”地喊了起来。这下可好，三个小英不约而同地从地毯上爬了起来，齐声答应：“哎！”把在场的人都给逗乐了。

　　然而，也有让孩子们沮丧的时候，就是突然宣布放映内部电影。一些从东八所、南船坞跑来的孩子，要“跋涉”个十几二十分钟呢；还有那些平时住校，就盼着周末回家看电影的，一块“内部电影，小孩勿入”的牌子，就把孩子们挡在了外边。

　　每逢这种时候，孩子们总会不甘心地磨一阵，甚至取闹一番，但多数情况下是没有用处的。只好等电影开演了，卖票收票的管理人员进放映厅后，再悄悄来到门厅，把双开门推开一条缝，扒在门缝那儿看一会儿。(摘自《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作家出版社出版)来源：《书摘》杂志

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09/08-09/180996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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