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遥：真正的计划经济是什么样的

碧沙岗

1930年代，列宁格勒的苏维埃政府正为一件事犯愁。
列宁格勒有一家胶合板生产厂，有80台两种型号的机床，生产5种不同型号的胶合板，而不同型号的机床生产胶合板的能力不同。如何合理地分配每台机床的作业时间和物料投入，使得胶合板产量最大？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容易看出，这是一个线性规划问题。

2016年高考全国卷I中的线性规划题，现实的经济问题要比考卷上复杂得多
在没有计算机的年代，求解线性规划问题，逐次逼近法并不现实。一位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的年轻数学家，发明了新的求解方法——解乘数法，解决了胶合板厂的难题。
他叫康托罗维奇，因对资源优化配置理论的贡献获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列昂尼德·维塔利耶维奇·康托罗维奇（1912－1986）
康托罗维奇是苏联计划经济的一个侧面，在上世纪60年代，苏联成立了科学院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70年代末，又普遍设立了各专业部计算中心，并在互相联通的基础上建立了全苏计算机中心（ВЦВЦИО），借助于集成电路计算机和数学模型，苏联成功将计划经济变为一门精密科学。
老大哥的成就来之不易，可是迟迟没能辐射到中国。

《机械制造厂电能的合理使用》，论述了电能节约问题的苏联经验
导师留下的应用题
直到十月革命的前夕，俄国布尔什维克才不得不思考先前一直被忽略的问题：社会主义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革命导师们专注于批判资本主义，只留下了一句「有计划的社会生产」，没来得及为社会主义描绘蓝图。
一战时期的德国，为列宁提供了计划经济的原型。
1914年8月，德国成立战时工业委员会和战时原料管理处，前者负责分配政府订货和管理军需生产，后者下属59个军需公司，专门管理征集和分配各种工业原料。除了计划生产，德国又先后建立起了战时粮食公司、中央饲料局、中央马铃薯局、战时动植物油脂管理局、中央水果蔬菜局、战时粮食局、帝国谷物局、帝国服装局等机构，将人们的消费也纳入了政府计划管理。
列宁在1917年9月阐述了这样的设想：未来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只需将德国的战时经济照搬，然后去掉资本家和官吏，代以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两个月后，十月革命爆发。然而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苏俄，迅速被农民暴动、饥荒和萧条笼罩，这证明列宁的设想过于粗糙了。

十月革命刚成功，国库紧张粮食空
等到内战结束，苏联开始改革战时企业只管生产、不计成本、不算盈亏的供给制，追求原材料的投入与产品产出的平衡。企业内部的管理则推行经济核算（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й учёт）。
经济核算要求企业通过统计、计算学会估计和核算成本以实现投入产出比最大化。
令Xi=货物i的总供给量，xij=部门i流入部门j间的货物量和Yi=满足其它需要的量，计划人员需使Xi=(xij+Yi)，因此对于所有部门来说，下面的公式都是正确的：

国家需要监督部门的生产系数，例如，为了在部门j产出Xj，部门j需要从部门i得到x单位产品，那么部门j的生产系数就是xij/Xj。
生产系数能反馈某个部门是否发生问题，若发生问题，可能削减计划，也可能为了保住这个部门，加大资源调配。
1924年，苏联中央统计局开始编制1923年/1924年国民经济平衡表，平衡表中包含17个部门、28种农产品、2种林业产品和8种日用消费品。

1923/1924年苏联基本投资平衡表
总产品价值减去原材料、燃料和折旧，就能得到当年苏联国民收入。后来，苏联把核算范围扩展到所有生产部门，由一系列平衡表组成了苏联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又被东欧国家、古巴、蒙古采用。

苏东巨变后，MPS被废弃,国际上目前采用的是SNA
计划经济所需的技术已经成熟，1927年，苏联结束新经济政策。
正是在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的基础上，苏联开始编制中国人至今熟悉的国民经济计划，正式迈入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
理性计划在苏联
国民计划经济的编制涵盖了经济生活中的所有活动，一般来讲，五年计划分为七个部分，6万个独立的小标题。
第一章是生产，将成千上万种产品的数量尽可能用物理单位一一表示出来。
第二章涉及产品的使用，规定物资原料、半成品和成品的分配，计划编制过程需要平衡：一边来源（生产、进口、存货减少）与一边使用（生产消耗、出口、消费、存货增加）。
1960年代，苏联国家计委和加盟共和国计委编制1600个商品平衡表，80年代扩增到2000多个，物资供销机构根据10500个平衡表实现贵重物品分配，国家物资供应局和各部委则要进行几万项平衡。
第三章是劳动力问题，各经济领域分配人力配额和工资基金；第四章是投资计划，根据建设能力和资本品进口情况，规定投资配额；第五章是技术发展目标，第六章规定进口配额和出口目标，第七章是财政预算。

五年计划宣传海报
计划经济委员会又会将五年计划根据对象分解，例如，在对房屋建设总量进行分解时，计划中会分别列出建设部、重工业部、轻工业部建设房子的数量和种类，各部委将计划分解到自己的主管部门，主管部门再将计划分配给下属企业，下属企业的官僚负责计划的实施。
1972年苏联的工业和建筑业有40多个全联盟部和联盟兼共和国部，在全联盟部管辖下有280个部门性的总管理局，联盟兼共和国部下面有400个总管理局。
工业管理环节多达四级至五级，有的甚至为六级。如苏联煤炭工业部为四级管理制：苏联煤炭工业部、加盟共和国煤炭工业部、联合企业、企业。有色冶金工业部为五级管理制：苏联有色冶金工业部、总管理局、托拉斯、联合企业、企业。石油工业部为六级管理制：石油工业部、总局、联合公司、石油工业管理局、作业坊、工段。
计划编制期间，下属机构会对计划初稿提出建议，如果必须，也可以在计划执行过程中修改指标，某项产品的生产部门和使用部门也会对生产和分配进行讨论，在成千上万个最终指令正式下达前，有数不清的党委、政府机关、企业、群众组织不断地开会，讨价还价。
随着苏联计划经济规模变得愈加复杂，旧的平衡表没有考虑计划改变会引起其他部门随之改变，1958年苏联加以了改进。
众所周知，现实世界的经济涉及无数的分工，对应到苏联，意味着某一部门的最终产品是其他部门的投入品，为了使计划经济的运行像齿轮一样严丝合缝，就必须做好部门之间的产品平衡。
苏联将旧的单一部门的平衡该为复式记账表格，横行是每一个部门的产品分配目的地，竖列投入的来源。

通过该表，可以算出某一部门的生产，和需要从其他中间部门获得中间产品的数量。当任何一个部门需要修改计划，就可以计算其它部门需要增加的产出。
这种部门间的计算方法，能制定一系列的平衡的计划方案。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协调也能实现。

1960年代，苏联用劳动者的熟练程度建立了数字模型，实现了对教育效果的计量，评价了苏联在1940——1960年的教育投资效果。又用类似的方法实现了对新技术投资的评估。

主持这项工作的是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
但社会主义阵营的另一边，计划经济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
以苏为师的困境
1951年3月3日，周恩来向出席全国工业会议和财政会议上做《目前形势和我们的工作》报告：「现在已不是供给制时代，而是要走上经济核算时代了」。
对当时的中国，专业经济人员的缺失是最大的障碍，这需要苏联老大哥的帮助。
1949年，斯大林将250位管理城市和经济的苏联专家派往中国。其中一部分人负责制定国家管理体制和未来的部委职能和章程，并参加组织和建立国民经济管理系统的实际工作。另一部分人则直接被派往各大工厂，组织修复工作，管理和经营开工的企业。
主管计划工作的副总理李富春，曾在苏联常驻8个月，同苏联专家制订了一五计划，之后的二五计划同样在苏联国土上制订。
效仿老大哥不容易，1951年年初，中财委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制作了各种统计报表，但以基层机关单位统计人员现有的业务能力，填报任务难以完成，即使勉强上报，精准度也无法达标。无奈，报表只好一再简化。
统计人员的缺失，导致不得不从产业工人中大量抽调人员，甚至一些炊事员都充斥到统计队伍中。
除此之外，要想实现计划经济，工作现场的原始记录是最基础的工作，它是掌握生产情况、进行计划的凭据，生产组织和调度工作都需要通过详细的原始记录及时反馈。
专业能力的缺失，使得原始记录迟迟得不到规范，1953年6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真整顿原始记录工作》，批评国企军企不重视原始记录。
在随后大范围的检查中，问题彻底暴露：如记录表式杂乱无章、前后不一；收交货点数不准、分批不清；退修件积压，疏于记录；工时、产量记录不实，造成定额不当；报送缺乏一定程序，送往各业务科的报表互相对不起来，以致原始记录不能及时、正确、全面地反映作业计划的完成情况，作业计划的编制与检查缺乏精确的资料。
直到1960年代，少记、漏记、错记、字迹潦草等问题都没能得到根治。
技术层面还是次要，管理上的分歧才最终让中国偏离苏式计划经济。
1929年，苏共中央颁布了调整生产管理和确立一长制（亦称厂长负责制）的决议。
决议规定，在生产管理中，厂长（经理）对完成国家计划和一切生产任务直接负责，领导企业行政管理机构、全部生产组织和技术过程，并会同车间主任、工段长分别对工厂、车间、工段实行三级一长负责制，同时相应地建立各职能部门的岗位责任制。行政机构和党、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均应无条件地执行厂长（经理）有关生产业务的命令。
这样的制度一是能发挥技术人员的专业优势，二是实现上级管理部门对下级企业的有效问责。因为这也是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的生产管理方式，所以中国将其称之为「马钢宪法」。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斯大林时代的样板企业
马钢宪法最早在东北等地的一些苏援工厂实行。据前财政部长薄一波的回忆，绩效相当不错：「东北就是完全学苏联的，成绩显著」。
至于其他地方，长久以来，由于战争等种种原因，老解放区工厂的权力核心是政委，厂长则被边缘化。1949年，苏联专家到北京石景山钢厂指导时，询问产品产量，陪同的厂长竟答不上来，苏联专家颇为震惊。
在新解放区，虽然公私合营将企业所有权转移，但原本的旧厂长往往缺乏政治素养，因此生产决策权也一并纳入党委。
在1951年华东局和华北局召开的城市工作会议上，讨论了厂长负责制的推行问题，最后给出的结论是，这些地区仍缺乏「技术和政治都行」的干部出任企业高层核心，条件尚不成熟，留待以后考虑。
这一拖，竟拖到了1975年邓小平复出整顿经济。
消灭计划的「计划经济」
1956年中共「八大」上，一长制被彻底否定。随后，一些主张恢复「一长制」的人被打为右派。
1958年后，为了实现生产的跃进，也因为中央无法调配足够的资金和物料，于是出于发挥地方企业的积极性的考虑，将部分工业企业下放到地方。这与严格按照国民经济计划的苏式计划经济，已经渐行渐远。
中央要求用群众路线的方法修改或废除那些束缚生产力、阻碍群众发挥积极性的「陈规陋章」，企业内部制度也要改革。
黑龙江省率先总结上报了一些工厂的生产制度改革经验，受到中央的重视，这一经验被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技术人员、工人与干部三结合。
到了1960年，毛在批示鞍山市委的工作报告时，将其命名为「鞍钢宪法」。除了「两参一改三结合」，「鞍钢宪法」的核心内容还包括了大搞群众运动、实行政治挂帅、党委领导制和开展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

鞍钢宪法宣传海报
对于基层工人而言，鞍钢宪法无异于二次解放。
北安国营庆华工具厂在几天内接连废除和简化了260余种报表，修改制度150余项。
上海柴油机厂推行鞍钢宪法以来，生产计划、调度、定额、考勤、工资统计、工具管理等等全都下放给生产小组掌握和管理。有些企业把生产计划、产品设计、技术检验、技术安全、设备动力、工艺等重要科室全部裁撤。
干部们同样获得了解放。
取消了厂长负责制，意味着问责消失，集体负责就是没人负责。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不再重要，相反要极力避免「官僚主义」或是「保守主义」的罪名。
干部亲口承认：「抓政治保险，抓业务危险，抓经济核算险上加险」。生产于是「佛系」了起来。
以上海为例，上钢三厂撤销了检查科，放钢和浇钢签证制度、违反规程考核制度、炼钢和浇钢监督规程等先后被废除，其他正规生产制度也名存实亡。结果是成本激增、质量下降。
全厂钢品的一级品率从1958年的81.66%下降到1960年的63.64%，平炉车间每吨钢的成本由1957年的不到246元上升到1960年的352元，转炉车间的成本更是飙升了206元。仅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全厂亏损就达10294万元之多。
上海机床厂的工人为图省事任意违反操作规程，过分简化设计图纸和工艺规程。1959年5月产出的779吨废品中，由于工人违法操作规程而报废的占56%左右。
车间自由生产，仓库则门户开放。
齐齐哈尔市建华机械厂标榜「八无」制度，即无人售饭菜食堂、无人发放工资、无人管理工具库、无人管理图书室、无人管理游艺室、无人收会费、无人收售电影票、无人收售洗澡票。
苏联老大哥的马钢宪法被斥责为走修正主义白专路线，与中国的革命路线相对立。制度管理被等同于「管、卡、压」，经济核算被等同于「利润挂帅」。
在这样的历史行程下，计划经济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批示工程」、「条子项目」。
再加上无视地方资源禀赋，在县以下单位兴办地方小型工业企业，即所谓「五小工业」，更与苏联追求的生产要素优化配置背道而驰。
市场和计划统统偏离的中国，从1950年到1975年，国内基本建设投资超过5000亿元，但形成的固定资产不到3500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68. 4%，也就是说，有将近1/3的投资没有形成生产能力，这个数字要低于同期苏联20%以上。
好的一方面是，这也让中国的改革变得更少阵痛、更加容易。
参考文献：
1. 林超超.苏联经济核算制与中国计划经济[J],2016.
2. 秦晖.转轨前中东欧与中国经济体制的“可放弃性”问题[J],2003.
3. B.V.Немчинов. Экономико-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ие методы и модели[M],1962.
4. （英）克里·特纳（R.K. Turner）,克莱夫·科利斯（C. Collis）著,林毅夫译.计划经济学[M],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