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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康浩(Paul Clark)(新西兰)
老校六记 (上)
青草熬过了霜冻和雪压,在春天里又变得绿意盎然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
(一)
记得那是在1975年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们坐在教室里的窄木凳上,打量着我们身边的新同学。
其中20名是工农兵学员,包括4名解放军和来自北京及其周边工厂的工人。班里的另一半则是外籍学生,来自加拿大、英国、新西兰和一些西欧国家。
我之前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了一年,这时到北大所上的是进修班,将用一年的时间研习中国的古代史和现代史。而在室外,新图书馆的前面,屹立着一尊毛主席高举右手的塑像,其下是在北京颇不寻常的景致,一块被切割成如稻田般的草坪。
随着秋意渐远,寒冬初至,每当下课时,我们便注视着一队园丁悉心照料着这草坪。青草熬过了霜冻和雪压,在春天里又变得绿意盎然,远远看去犹如一块价值连城的绿地毯,成为我们不忍涉足之地。
(二)
1976年,这一年对中国可谓意味深远,而于我们而言则是从入住首都钢铁厂办公大楼内的临时宿舍开始的。
有整整两周的时间,我们都在那里遵照“开门办学”的方针,向工人们学习,同时也努力让自己成为合格的工人。白天,我们仿照大型机械零件的木质模型,学着将沙子掺和进机械零件的模具里。入夜之后则由另一批工人将这些模具移走,往其中的模槽灌注钢水。
当此之时,我们一干男同学正在工人浴室里痛快地洗澡,任由那热水的浸泡带走身上的泥沙,在这艰苦的时代里,劳动后的热水浴仿佛也成了一种奢侈的享受。
一天晚上,我所在的政治学习小组(我们班分成三个这样的小组)的组长,向我们讲述他从北大图书馆内借出的一本书中的故事。那是一本有关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传记,由过去的北大教授吴晗所撰写。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发端于十年前对于吴晗所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
第二天清晨,我们在广播沉痛的音乐中醒来,听到消息宣布:周恩来总理逝世了。对周恩来的悼念大会是在工人食堂里举行的。成百上千名工人摩肩接踵地涌进了空旷的大厅。纪念大会开始后,一种非比寻常的声音从食堂的前排掠过无边人潮的头顶,传到我们的耳边。低沉的抽泣声瞬间充满了整个大厅,人们难忍悲痛,泪如雨下。
(三)
在四月初的某一天,我们的老师突然通知大家全班要进行一次实地观摩。
我们全都挤进了一辆破旧的北大巴士,穿过海淀的田野向南而去。我们的车越过火车站,停在了城市东南郊的一家手工艺品厂前。一番老套的“简介”,和毫无特别之处的玻璃工艺品展览,更加重了我们对为何进行此次计划外行程的神秘感。
在去往工厂的路上,我们经过了西长安街。在那里成群结队的人们正往东走去,他们以扎好的巨大花圈缅怀逝去的周恩来。在天安门广场,我们从自己疾驰而过的巴士上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基座上也已铺满了相同的花圈。
两天以后发生的事件让我们确信,这次实地观摩的真实目的不是去看那些玻璃花,而是让我们注意到那些纸花(所表达的人民内心的悲痛)。
4月4日那天,我的一个在军队里做政治辅导员的同学(也是我的室友)张恒借去了我的飞鸽自行车,再次涉险前往城中心。那天晚上当他回来的时候,带着在广场上抄录的诗歌,激动万分的心情让我记忆犹新。■
(作者1975至1976年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习,现为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中文教授。离开北大之后,康浩在哈佛大学东亚系完成了其博士学业。此后的十年间,他在夏威夷的东方与西方研究中心研究中国的新电影。)
http://news.sohu.com/20081020/n260138644.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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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7 16:2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