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一版正文和题解的主要修订情况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9-5-26 21:59:12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一版正文和题解的主要修订情况

冯蕙汪裕尧吴正裕赵福亭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修订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在举国庆祝建党七十周年的时候发行。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意义。

《毛选》一至四卷出版后，陆续发现有一些需要校正的问题，读者来信中也提出一些意见。从正文来说，主要是某些史实和用字的问题；题解中也有某些史实不准确和某些提法不尽恰当的问题。一九六二年，经毛泽东同意，开始进行第一版的修订工作，准备出第二版。当时主要进行注释的校订工作，后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这项工作未能全部完成。

一九九〇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修订《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一版、在建党七十周年出版第二版的报告，修订工作立即全面展开，加紧进行。对《毛选》第一版的修订，编委会采取十分慎重的方针。正文保持第一版的原貌，只校订某些有误的史实、不准确的词语和错漏字等。《毛选》第一版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是一个权威的版本，在国内外广为传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现在作者已经故世，他人无权修改，只能校订史实和文字方面的问题。对正文的校订采用两种方法，一是直接改正，一是加注订正。为了便于读者查阅和向读者负责，对正文的直接修改和对文章的日期的订正，均列表分别附于各卷书末。

《毛选》一至四卷第一版的修订工作，是一项严肃而艰巨的任务，是一桩严谨、精细的工作，必须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参加修订工作的同志深感责任重大，惟恐由于工作上的疏漏而给《毛选》第二版留下疵点。每一处修订，都经过反复思考，再三斟酌，务求精当。不仅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还向专家请教，并实地或通过信札进行调查。即使改动一个标点符号，也请语言文字学家帮助审定。

正文、题解的修订，分四个方面。

（一）篇目。《毛选》一至四卷第一版共编入一百五十八篇文章，都是毛泽东亲自审定的。他对选稿的要求是严格的。一九六二年进行《毛选》一至四卷第一版修订工作时，关于第二版是否增选一点文章的问题，毛泽东的意见是：应当向前看，过去的文章，不要再增加了。根据毛泽东生前的这一意见，这次修订，保持原有的篇目，只增加《反对本本主义》一篇。《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的一篇名著，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毛泽东十分心爱的一篇文章，失而复得后，一九六四年经他亲自审定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第一次公开发表。

（二）文章的时间。《毛选》一至四卷第一版编入的文章，每篇题下所署的时间，有的是写作时间，有的是发表时间；有的署了年、月、日，有的只署年和月。这次修订，对一百五十八篇文章题下所署的时间，一一作了核校和考证，共订正和补正了十五篇文章的时间。其中，对六篇文章误署的时间作了改正；对七篇文章只署年和月的，补上了日；将一篇文章所署的不准确的日删去；对一篇文章的时间在题解中作了订正。

（三）题解。《毛选》一至四卷第一版共有题解一百一十八篇。一至三卷的题解，有相当一部分是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特别是他写的那些思想性理论性很强的题解，具有著作的价值。第四卷的题解是编者写的。前三卷的题解与第四卷的题解，在体例和风格上不尽一致。这次修订，只对题解中不准确的史实（时间、地点、数字、事件经过等）作了订正，对不准确的提法作了修改或删略。此外，还增写了四篇简单的题解。

（四）正文。对正文的修订包括：

（1）史实有误的，采用直接改正或加注订正两种方法。一般说来，人名、地名、时间、数字有误的，采用直接改正的方法。某些有误的史实，如直接改正则正文的文字需要作较大调整，就采用加注订正的方法。

（2）某些词语，经过校勘证实有误，采用直接改正的方法。例如，“航空”改正为“航路”。

（3）有些重要的观点，毛泽东后来在讲话或谈话中作了修正或进一步说明，这次修订采用注释的方法加以介绍。

（4）纯文字的修订。改正错字，补正漏字；按国务院关于文字规范化的要求统一用字；改正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

《毛选》一至四卷第一版正文和题解的修订情况，下面分卷进行介绍。

第一卷的主要修订情况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最早发表在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四期上，接着刊登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出版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而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名义印行的指导农民运动的刊物《中国农民》第二期，以后又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广州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一一六、一一七期上连载。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选集》时，作者是以《中国青年》版作为底本，进行局部修改的，所以把发表时间确定为“一九二六年三月”。这次修订对本文的三种版本进行了对勘，发现《中国农民》重刊时仅作个别文字的更改，《中国青年》再刊时主要修改也只有三处：一是将第一自然段的文字，加以删削；二是对大资产阶级的分析，将《革命》版中“乃民族革命运动之死敌”改为“其政治主张之代表为国家主义”；三是对中产阶级的分析，将《革命》版中“其政治的主张为国家主义”改为“其政治主张的代表为国民党右派”。鉴于以上情况，本文收入《毛泽东选集》时，以《中国青年》版为底本，是合理的，因为这是经作者修改后再次刊行的版本；但由于未作大量的内容和文字的修改，并根据《毛泽东选集》的编辑体例，本文的发表时间应当用首次刊载于《革命》半月刊的时间。因此，这次修订，将本文题下原署的“一九二六年三月”，改为“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题解中说，“一九二七年夏季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叛变，发动‘清党运动’和反人民的战争……”。关于国民党叛变革命，进行“清党反共”和屠杀革命群众，包括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直至同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七月十五日正当夏季，但四月十二日却是农历暮春三月。因此，这次将这句话中的“一九二七年夏季”，校正为“一九二七年春夏”。

本篇中说：“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这次修订，将这句话的第一个逗号移到“地方”两字之后。为什么要这样标点呢？第一，本文最初于一九二七年三月至四月在长沙出版的《战士》周报上连载时，这句话的第一个逗号就是在“地方”后边。第二，本文其他几处同类的句子，逗号都在“地方”后边，例如：“牌：农会势盛地方，麻雀、骨牌、纸叶子，一概禁绝。”“赌：从前的‘赌痞’，现在自己在那里禁赌了，农会势盛地方，和牌一样弊绝风清。”“什么盗匪，在农会势盛地方，连影子都不见了。”由此可见，这句话的第一个逗号，用在“势盛”后边，而不是“地方”后边，是一个差错。经查阅建国前编印的多种《毛泽东选集》（包括只收本文第一、第二部分的），这句话的第一个逗号都用在“势盛”后边。建国后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本篇所依据的版本，正是这种老《毛选》，因而沿袭了它的差错。

本篇中说，“株州商会冒失地杀了一头牛”。这里的地名“株州”，显系“株洲”之误，这次作了订正。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题解中说，“这是毛泽东同志为湘赣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一部分”。题解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称为“湘赣边区”，是同史实相悖的。第一，本篇文内多达一二十处称“湘赣边界”或简称“边界”，没有一处称“湘赣边区”。第二，当时的一些历史文献，例如，《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杜修经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杨克敏（即杨开明，曾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等，也都称“湘赣边界”或“湘赣边”，均未见“湘赣边区”的提法。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有“湘赣边区的茶陵、永新、吉安等县的一些地方”的表述，但这里的“湘赣边区”是指湘赣根据地，当时称湘赣省或湘赣苏区，而不是指井冈山根据地。在《毛泽东选集》一书中，同时用“湘赣边区”指称湘赣根据地和井冈山根据地，是原来编辑工作发生的疏忽所造成的。因此，这次把本篇题解中的“湘赣边区”校正为“湘赣边界”。

《井冈山的斗争》是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书记名义，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给中共中央写的报告。当时为了能在极其危险的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把这个报告送达中央，曾抄写三份。现存的有两份，一份由湖南省委转中央，一份由江西省委转中央。一九四一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六大以来》，收入的这个报告是根据上款署为“湖南省委请转中央”的那个稿本（以下简称“湖南本”）刊印的。这个报告收入《六大以来》时，作者拟题为《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并作了少量文字修改；在排校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错讹，如脱字、衍字和错字等。四十年代编印的《两条路线》和几种《毛泽东选集》，收入这个报告都是根据《六大以来》的版本刊印的。现在中央档案馆还保存着这个报告的另一稿本，上款署为“江西省委转中央”（以下简称“江西本”）。这个报告收入一九五一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改题《井冈山的斗争》，是以老《毛选》为底本，经过文字修改而成，没有同江西本进行对校。江西本上的某些史实和词语，同湖南本有出入，这是由于转抄过程中的疏漏或因密写有误所造成的。这次修订，依据江西本、湖南本，同《六大以来》进行对校，并参校《两条路线》、几种老《毛选》、解放初供编辑《毛选》第一卷用的印稿（以下简称“各排印本”），同时查阅其他史料以及进行调查访问，对本文进行校核，订正了一些史实和词语。

（一）“在永新有……西乡的小西江区”，订正为“在永新有……西乡的小江区”。湖南本原文为“西乡小江西一区”，《六大以来》误植为“西乡小西江一区”，各排印本同误。作者编辑《毛选》第一卷时，在“西乡”后边加上“的”字，删去“小西江”后的“一”字，成为“西乡的小西江区”。江西本为“西乡小江西区”，同湖南本原文相近。可是，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发现另有一处提到“永新之小江区”。为了弄清这几个不同表述的地名的正误，查阅了当时的一些文献资料，证实永新县有“小江区”，而无“小西江区”和“小江西区”。例如，《井冈山土地法》中说，“以几乡为单位分配（如永新之小江区）”；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以下简称《杨克敏报告》），多处提到“小江区”，其中有两处，指明“小江区”在永新西乡；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七日中共湘赣边界临时特委给江西省委并转湖南省委的信中，有两处提到“永新小江区”。为使修订确有把握，还询问了永新县委党史办公室负责人，答复是“小西江区”和“小江西区”均误，应是“小江区”。

（二）“七八两月，红军一个团配合各县赤卫队大小数十战”，订正为“七、八两月，红军一个团配合各县赤卫队、暴动队大小数十战”。江西本在“赤卫队”后边有“暴动队”三字，湖南本脱漏了这三字。当时配合红军作战的，不仅有赤卫队，也有暴动队。旁证是：其一，本篇文内说：六月龙源口战斗后，“乡村普遍组织了工农暴动队，区县两级则有赤卫队”；“暴动队以梭镖、鸟枪为武器，……敌人来了帮助红军或赤卫队作战”。其二，陈毅在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说：“三十一团以一团兵力在广大群众合力之下与敌鏖战一月之久渐次引退”。《杨克敏报告》说：“时三十一团由毛同志率领去永新，……我军仅一团人与之周旋二十日之久”，“每次作战都有群众参加”。陈毅、杨克敏所说的“群众”，主要是指赤卫队和拿梭镖、鸟枪的暴动队。

（三）“朱培德亦在武装他的保安队和挨户团”，订正为“朱培德、吴尚亦在武装保安队和挨户团”。湖南本和江西本均无“他的”二字，是作者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加上的。江西本在“朱培德”后边有“吴尚”二字，湖南本则脱漏了这二字。当时“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江西是朱培德的部队，湖南是第八军吴尚部。因此，这次修订根据江西本添上了“吴尚”的名字。

（四）“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县的水口，两地相距八十里。”这次修订，将这句话中的“八十里”，校正为“百八十里”。经查对湖南本、江西本和《六大以来》、《两条路线》，均为“百八十里”。在几种老《毛选》中，只有晋冀鲁豫版本误作“八十里”。建国后将本文收入《毛选》第一卷时，以晋冀鲁豫的本子作为底本，因而也误为“八十里”。据调查，拿山和水口之间的距离确实为一百八十里。

（五）“延长分田的时间”，订正为“延宕分田的时间”。本文这一自然段另有三处表述为“到无可延宕时”、“延宕分田”、“延宕分田的人”，这三个“延宕”，是本文收入《六大以来》时，由作者改定的。那一处“延长”，从前后文的意思来看，也应当是“延宕”，可能是作者漏改了。江西本的这一自然段中，四处都为“延宕”，可以证明。

（六）“红军再度到宁冈、新城、古城、砻市一带时”，这次修订，删去这句话中的第一个顿号。湖南本原话为：“红军再度到宁冈（九月）宁冈，新城古城砻市一带”。本文收入《六大以来》时，作者在湖南本上对这句话作了修改，删去括号后边的衍字“宁冈”，在三个镇名中间加了顿号。但是，《六大以来》可能是排校过程中发生差错，括号后边的逗号误为顿号。各排印本和建国后编的《毛选》，都以误沿误。据《杨克敏报告》，新城、古城、砻市都是井冈山根据地宁冈县所属区，同宁冈是领属关系，不是平行的行政区域。另据有关资料，古城是宁冈县的旧县城，新城是宁冈县的新县城，砻市是当时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所在地。所以，这句话中的“宁冈”，不是指城关镇，它后边的顿号是误用，应删去。

（七）“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出产最多的木材和茶、油”，这次修订，将这两处的“茶、油”删去顿号，订正为“茶油”。在湖南本和江西本中，第一处都为“木材茶油”，第二处都为“木材与茶油”，“茶油”二字之间均无顿号。本文收入《六大以来》时，作者在湖南本上作了修改，特别对标点改得很仔细，但并未在“茶油”二字中间加上顿号。《六大以来》成书后，第一处却印为“木材、茶、油”，而第二处仍按原文印为“木材与茶油”，这里明显地出现了前后两处农产品名称的不一致。《两条路线》和几种老《毛选》，此二处完全照《六大以来》刊印。建国后编辑的《毛选》第一卷，连第二处也改为“木材与茶、油”，可能是为了统一前后两处农产品的名称。查阅当时有关湘赣边界的历史文献，找到了证明“茶、油”是“茶油”之误的依据。例如，《杨克敏报告》谈到湘赣边界的经济情况，一处说“出产以木为大宗，茶油、米、花生、豆次之”，一处说“年年农民的丝、木、茶油、米粒、花生、鸦片等生产品不能运出卖钱”，这两处“茶油”二字之间都无顿号；特别是，该报告还谈到茶油的价格，一处说原来边界“茶油每元钱可买八九斤”，一处说红军到大小五井“茶油一元钱六斤多”，这两处“茶油”可断定并非“茶和油”。此外，还询问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负责人，他们说：《井冈山的斗争》中所说的“茶、油”，应是“茶油”而不是“茶和油”。当地虽也生产茶叶，但不是主要出口产品，不能与大米、木材相提并论，只有“茶油”可以与大米、木材并提。

（八）“以为委员会才是真正的权力”，这次修订根据江西本在“权力”后边补上“机关”二字。从语法和逻辑的角度来看，此处应有这两个字。

（九）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十月十四日起开会三天”。将这一句中的“十四日”订正为“四日”。根据是：第一，湖南本和江西本均为“四日”，《六大以来》和解放前各排印本，除晋冀鲁豫版《毛选》误为“十四日”外，其余的都印作“四日”。第二，毛泽东起草的《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是这个决议的一部分），署明为“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于宁冈步云山”。

（十）“刘天千”订正为“刘天干”。湖南本和江西本均为“刘天干”，《六大以来》排校误为“刘天千”。查阅当时的文献资料，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日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报告中，有四处均为“刘天干”。询问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研究人员，答复应是“刘天干”，而非“刘天千”。

（十一）“宋亦岳”订正为“朱亦岳”。湖南本和江西本均为“朱亦岳”。《六大以来》排校误作“宋亦岳”。当时的文献资料，例如《杨克敏的报告》、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报告（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日）等，均写作“朱亦岳”。一九八二年访问何长工，他说：《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宋亦岳”是“朱亦岳”之误，我熟悉这个人出生的村庄，在莲花县，都是姓朱的，没有异姓。

（十二）“湘边萍乡、茶陵、攸县”订正为“湘边酃县、茶陵、攸县”。湖南本和江西本的原文，均为“湘边酃茶攸”。《六大以来》错成“湘边萍、茶、攸”，各排印本同误。地理位置上，萍乡在赣边，酃县在湘边。

此外，这次修订，还以研究、介绍井冈山斗争的著作和文章为依据，对本文的史实进行核实，并通过调查访问、请教专门研究机关和查阅有关资料，对下列讹误的史实，或径改，或作注说明。

（一）“新城、茅坪、大龙（以上宁冈）”，将“大龙”订正为“大陇”。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著的《井冈山斗争大事介绍》等书多处提到宁冈的“大陇”。查阅一些中国地图册，也印作“大陇”。走访井冈山市委党史办公室负责人，答复说应是“大陇”。

（二）将井冈山上的小地名“行州”，订正为“行洲”。在《井冈山斗争大事介绍》等书中，这个地名有不同的写法，如“行洲”、“小行洲”、“行州”。询问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和井冈山市地名办公室，他们说：应是“行洲”，行洲就是会移动的沙洲。

（三）将井冈山上另一个地名“白泥湖”，订正为“白银湖”。在《井冈山斗争大事介绍》一书中，一处写作“白银湖”，一处写作“白泥湖”。询问井冈山市委党史办公室，答复说：正确的写法是“白银湖”，这是一个很低的山坑，形似湖，古代曾在那里开银矿，因而得名。

（四）“圆盘珠”，订正为“盘圆珠”。酃县县委党史办公室的同志写过关于“圆盘珠”还是“盘圆珠”的考证文章，说明“圆盘珠”是“盘圆珠”之误，他是酃县中村龙渣人。前几年走访过酃县中村，据年逾古稀的老人说：盘圆珠，乳名圆珠狗，是瑶族人。他住的那个村，瑶族人只有两个姓，一姓盘，一姓赵，没有姓圆的。

（五）“十一月十四日红军第六次全军大会”，其中会议的日期和名称均有误。查阅《红军第四军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会议的名称不是“红军第六次全军大会”，而是“中共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会期不只是“十一月十四日”一天，而是“十一月十三日开预备会，十四日开正式会，十五日闭会”。据此，作了一条注释，订正这句话的不准确的说法。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题解，主要作了三处修改。第一，将“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修改为“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第一部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共分八个部分，本篇是第一部分。这一修改，表述得更准确更规范。第二，将“中国红军（抗日时期是八路军、新四军，现在是人民解放军）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时期创始”一语中的“时期”二字删去。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人民军队的创始，所以称八一建军节。第三，将“二十几年来，中国人民军队中的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有广大的发展和创造”，修改为“中国人民军队中的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以后有广大的发展和创造”。“二十几年来”的说法，在本书第一版问世时是准确的。现在出第二版，距古田会议决议的产生已有六十多年，所以删去“二十几年来”一语。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题解，这次作了改写。本篇是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底古田会议时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信中指名批评了林彪的悲观思想。据周恩来一九七二年在一次会议上说，林彪用东北局名义曾致电中央，要求把他的名字从信中去掉。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二日林彪又致电中央宣传部，提出：“为着不致在群众中引起误会起见，我认为只公布信的全文，而不必公布我的姓名，就好些。”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并批示：“这封信不要出版。”所以，一九四八年出版的东北书店版和晋冀鲁豫版《毛选》，没有收入这封信。这封信在收入《毛选》第一版时，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这次改写的题解，简要地说明了上述情况。

本篇收入《六大以来》时，由于排校有误或依据的版本有误，发生了四处明显的差错。《两条路线》、晋察冀版《毛选》续编本和建国后出版的《毛选》第一版，都沿袭了《六大以来》的这几处差错。这次修订，根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新编本，并参照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三封信的原件，即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红四军前委致中央的信（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对本篇的这几处差错作了订正，或径改，或作注说明。

（一）“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九日）”，将“二月九日”订正为“二月七日”。中央二月来信上署明为“二月七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包括油印件）上此处也是“二月七日”。

（二）“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此处在红四军前委致中央的信上原文为“进攻井冈山”，《六大以来》印作“三次进剿井冈山”。国民党军队曾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四次“进剿”和三次“会剿”。这句话中的“三次‘进剿’”的说法，不准确，为此作注说明这是指湖南、江西两省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

（三）“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此处的“广大”，在红四军前委致中央的信上和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包括油印件）上，均为“扩大”。从词语搭配来说，也以“扩大”为好。据此，将“广大”改为“扩大”。

（四）“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将“永新”订正为“永丰”。依据是：第一，红四军前委致中央的信上此处是“永丰”；第二，从地理位置看，永新属赣西（本文也有“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的表述），永丰才属赣南；第三，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活动范围在赣南，没有到过永新。

《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是体现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口号。一九三一年四月二日，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进一步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后一个口号是对前一个口号的重要补充。这次修订，增写了一条注释，介绍《通知》中的新提法。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题下原署“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这次修订，将“二十日”订正为“十二日”。据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六日和十九日《红色中华》刊载的消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召开“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毛泽东在“十二日”开幕时作了报告，十六日这个报告载于《红色中华》第一○二期。

本篇题解说：“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三三年八月在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演说。”这次修改为：“这是毛泽东在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召开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所作的报告的一部分。”依据是：（一）出席这次会议的包括江西十一县，闽西六县，应是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将“中央苏区”写作“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按照本书第一版的体例。（二）本文不是报告的全文，只是报告第二部分中的第二、第三两节。

《我们的经济政策》是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一部分，即第四部分的一节。本篇题下原署“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三日”，这次修订，删去“二十三日”。据《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第三期报道，毛泽东作报告的日期不是二十三日，而是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但是这一部分是二十四日还是二十五日讲的，现在无法查明，所以题下只能署为“一九三四年一月”。同时，将原题解“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四年一月在江西瑞金召集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修改为“这是毛泽东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二月一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一部分。这个报告是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作的。”将“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改为“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是参照《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建立了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的提法。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文中说：“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女百个人中有八十个当红军去了，才溪乡百个人中有八十八个当红军去了。公债也销得很多，长冈乡全乡一千五百人，销了四千五百块钱公债。”这次修订，对这段话作了三处订正：第一，根据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一日《红色中华》二苏大特刊第五期发表的结论，将“青年壮年男女”订正为“青年壮年男子”。第二，根据毛泽东写的《才溪乡调查》，增写了一条注释，校正了这段话中三个乡（长冈乡、上才溪、下才溪）青年壮年男子出外当红军、做工作所占的百分比。第三，根据毛泽东写的《长冈乡调查》，将“销了四千五百块钱公债”订正为“销了五千四百块钱公债”。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的题解中说：“建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的领导”。鉴于遵义会议后不久，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同时，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因此，将题解中的“为首”改作“为代表”，更准确一些。此外，题解中的“只能够对于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织问题做了决议”的说法，有不确切之处。在遵义会议上，中革军委的主席、副主席并无变动，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因此，把题解中的这句话改为“只能够对于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做了决议”。这里讲的对于“中央领导机构问题”做了决议，包括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在校订过程中，依据一九三七年五月的油印本（以下简称“油印本”）、一九四一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的单行本（以下简称“四一本”）、各排印本（指晋察冀版《毛选》续编本、东北书店版和晋冀鲁豫版《毛选》），进行对校，发现疑点和问题，再找有关书籍和文献进行考订，最后送专门研究机关审核（对本篇中有关五次“围剿”和反“围剿”的一些史实的订正，都经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审核）。根据确凿的材料，订正了一些史实。

（一）“那时已有湘赣边区的三次‘围剿’”，油印本、四一本和各排印本均为“那时已有井冈山的三次围剿”。这次将“湘赣边区”订正为“湘赣边界”，理由同《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题解的修订说明；此外，本篇中有“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的表述，因此在同一篇文章中也不宜再用“湘赣边区”来指称同一个地域。

（二）“秋收起义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红军”，这里的“红军”，油印本、四一本和各排印本均为“部队”。秋收起义时称“工农革命军”，称“红军”是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军事工作大纲》发布以后，这个大纲规定割据区域所建立的军队正式定名为红军。据此，这次修订采用“部队”的说法。

（三）本篇中“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我们结束第二次反‘围剿’的作战”，“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日”，“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九日第二次反‘围剿’的最后一战”等说法，其中的两处“二十九日”、一处“三十日”有误，油印本、四一本和各排印本均同误，这次都校正为“三十一日”。根据档案资料，第二次反“围剿”的最后一战是攻打建宁城，其结束日期既不是“二十九日”，也不是“三十日”，而是“三十一日”。第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第四次会议纪要称，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日夜八时总前委在里心总司令部召开会议，“决定如敌不退出建宁城时，决以三军团为攻城部队，向该城进击”，并具体布置攻击建宁的作战计划；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第五次会议纪要称，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夜九时总前委在建宁城西门外三军团总部召开会议，在建宁消灭国民党军刘和鼎师三个多团后，决定“以大部兵力进占黎川，向南城游击，威逼敌人放弃南丰，以至宜黄、南城”。第二，红三军团战斗结束统计表和红一军团十二军战斗结束统计表中，作战日期均为“五月三十一日”；作战地点一为“建宁城附近”，一为“建宁城西北门一带”；敌军番号均为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

（四）第一次反“围剿”，“五天内打两仗（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油印本、四一本和各排印本均为“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翌年一月一日”。但本篇中另有一处说，“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仗”，前后说法不一致。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以下简称《战史》）第一卷说，第一次反“围剿”，第一仗是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龙冈战斗，歼敌第十八师主力；第二仗是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东韶战斗，歼敌第五十师一部。经查台湾“国防部史政局”所著的一本战史（以下简称“敌军《战史》”），关于第一次“围剿”的起迄日期，也是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据此，将本篇的“（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改为“（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

（五）“朱绍良的第八路军”，将“第八路军”订正为“第六路军”。依据是：第一，《战史》第一卷在《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时敌军战斗序列表（二）》中列出：“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第二，敌军《战史》的《第一次围剿我军指挥系统表》中列出：“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

（六）“一九三一年八月的江西兴国县高兴圩地区打十九路军的作战”，这里的月份，油印本、四一本和各排印本均同误。《战史》第一卷关于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反“围剿”高兴圩战斗写道，我军于九月七日向敌发动攻击，经过两天激战，结果打成对峙。敌军《战史》说：“九月七日”，“袭击我高兴圩阵地”，“激战两昼夜”。敌我军战史书籍都说高兴圩战斗是九月七日至八日打的。为此，将“八月”订正为“九月”。

（七）“一九三四年三月江西黎川县团村地区打陈诚的作战”，这句话中的年月，油印本、四一本和各排印本均同误。经查，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道：“十二日我红军之一部，在黎川之东山团村附近，将白军第五、第六、第九十六三个师全部击溃”。《战史》第一卷关于团村地区作战写道：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其第八纵队两个师进至团村地区，向我第五军团阵地发起进攻。红一方面军首长急令已奉命西调但尚在团村附近的第三军团和第三师、第三十四师，从东西两方面对敌反击”。敌军《战史》关于“团村附近战斗”叙述道：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第八纵队“周浑元指挥官，……以期先行夺取团村，乃于十二日十时四十分，下达攻击命令”。上述三种书报，都把团村地区的作战时间记述为“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据此，将这句话中的“一九三四年三月”，订正为“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八）“第三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蒋介石亲身出马任总司令，下分左右中三路总司令。中路何应钦，与蒋同驻南昌；右路陈铭枢，驻吉安；左路朱绍良，驻南丰。”根据《战史》第一卷的叙述，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由朱绍良任总指挥的第三军团，属左翼集团军指挥系统），驻南昌；陈铭枢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驻吉安；卫立煌任预备军总指挥，驻临川。敌军《战史》中的《第三次围剿我军战斗序列表》，所列“围剿”军指挥系统及其指挥官，与我军《战史》的叙述相同。为此，加了一条注释，订正本篇这段话中不准确的地方。

（九）本篇论述第三次“围剿”，所提“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三师”，“蒋、蔡、韩军”，“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其中的“蒋光鼐”、“蒋”系误列。据敌我军战史书籍的记载，第一、二、三次“围剿”时，“围剿”军第六十师师长是蔡廷锴、第六十一师师长是戴戟；蒋光鼐原是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当时不担任师长；第三次“围剿”时，蔡廷锴第六十师、戴戟第六十一师和韩德勤第五十二师被编为右翼集团军第一军团。这次修订，增写了一条注释，说明本篇所提“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应是“蔡廷锴、戴戟、韩德勤”；“蒋、蔡、韩”，应是“蔡、戴、韩”；“蒋光鼐、蔡廷锴”，应是“蔡廷锴、戴戟”。

（十）第三次“围剿”时，“第三天打上官师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梦龄师为第二仗，尔后以三天行程到黄陂打毛炳文师为第三仗。三战皆胜，缴枪逾万”。据《战史》第一卷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的记载，红一方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打上官云相师、郝梦龄师、毛炳文师，三个胜仗歼敌逾万，缴枪六千多。为此，这次修订，特作注订正“缴枪逾万”的不实之说。

（十一）“如像水口圩和团村这一类的仗……（前者击溃陈济棠二十个团，后者击溃陈诚十二个团）”。关于南雄、水口战役的战果，说法不一，有击溃二十个团、十八个团、十七八个团、十五个团之说。这次修订，根据《战史》第一卷的说法，作注说明这个战役包括池江、梅岭关、大余、水口圩等战斗，共击溃陈济棠的粤军十五个团；其中水口圩战斗，击溃粤军十个团。

《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中说：“蒋介石氏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对张杨的训词》”。经考证，蒋介石这篇所谓《对张杨的训词》，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由洛阳抵达南京后发表的。依据是：第一，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大公报》刊载消息称：“蒋发表陕事经过一文及二十五日晨对张学良、杨虎城训话之纪录，均系二十六日在洛京途中亲笔起草及校正。”第二，《陈布雷回忆录》记载：“二十六日中午往机场迎迓蒋公，随至官邸，蒋公授余草稿一纸，命与夫人详谈，即为整理纪录，于五时前赶成之，即对张、杨之训词也。”第三，《申报》、《大公报》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刊载蒋介石所谓对张杨训话，其电头，前者为“南京”，后者为“中央社南京二十六日电”。因此，这次修订，在本文中加了一条注，对文内的“在洛阳发表”加以订正。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题下原署“一九三七年五月七日”，经查，“七日”系“八日”之误。一九三七年五月九日出版的《新中华报》报道：五月八日下午，“由毛主席做结论”。据此，将本篇的发表时间订正为“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

《实践论》中说：“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这次修订，在这段话后面写了一条注释，说明毛泽东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致李达的信中说过：“《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

第二卷的主要修订情况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的题解，作了两处修改。

（一）题解中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蒋介石迟迟至事变后十日才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对日抗战。”说蒋介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的庐山谈话是宣布对日抗战，这是不准确的。蒋介石的这一谈话只是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并没有宣布对日抗战。国民党政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上海抗战爆发后，才于十四日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可以说是宣布对日抗战。因此，将题解中的“宣布对日抗战”改为“确定了准备对日抗战的方针”。

（二）题解中说：“蒋介石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这一说法不准确。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又说：“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它的政策上的变化，将其重点由抗日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据此，在题解中的“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前加上了“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更”十五个字。

《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是毛泽东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有两处文字校订。

（一）文内有一句话：“然而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抗日战线的战斗序列，又称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已在平津失守约一个月之后颁布了。”这里的文字表述不够准确，括号内的“抗日战线的战斗序列”可以理解为是说明括号外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事实上，“抗日战线的战斗序列”是说明“第十八集团军”的，因为第十八集团军番号才是属于抗日战线的战斗序列。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半个月后，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又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一日宣布，按照对日作战各战区的战斗序列，将八路军番号改为第十八集团军番号。这次校订，在“抗日战线的战斗序列”前加了一个“按”字，成为“（按抗日战线的战斗序列，又称第十八集团军）”。

（二）本篇引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的谈话，引文中有“余以为吾人革命信赞者”一语。查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四日《申报》根据中央社电讯刊登的蒋介石这一谈话，其中是“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所争”二字怎么成了“信赞”二字呢？是否蒋介石这一谈话的其他文本中用过“信赞”二字呢？经查阅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出版的《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和秦孝仪主编的《蒋总统集》，均为“所争”，而不是“信赞”。经过考证，这个错误是由于当时我方电台抄收中央社电讯的抄报弄错的。这样，根据有关的可靠的文献，将“信赞”二字订正为“所争”二字。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有一句话是：“如果说过去日寇差不多不费一点气力垂手而得东四省，现在就非经过血战不能占领中国的土地了。”其中的“垂手而得”四字，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二十三期第一次发表的这篇谈话中，是“唾手而得”。建国前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分别编印的《毛泽东选集》中，均收入《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印作“垂手而得”。建国后编辑《毛泽东选集》时，这篇谈话的供编辑用的印稿上亦为“垂手而得”。毛泽东在校阅这篇印稿时，亲笔将“垂手而得”改回为“唾手而得”，不知为什么《毛泽东选集》印成书又是“垂手而得”。关于“垂手”与“唾手”是否可以通用的问题，一九七九年出版的《辞海》和《辞源》中，均未见“垂手”可通“唾手”的解释，只有《现代汉语词典》中有“垂手而得”一说。这个问题还请教过著名语言学家，答复说“垂手而得”无书证，还是应用“唾手而得”。鉴于这篇谈话第一次发表时为“唾手而得”，毛泽东在编《毛泽东选集》时亲笔将“垂手而得”改回为“唾手而得”，以及语言学家的意见等，这次校订，将“垂手而得”改回为“唾手而得”。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的题解中说：“直到一九三八年十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才在基本上克服了这种右的偏向。”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时间写为“一九三八年十月”，是不够准确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时间是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因此，将题解中的“一九三八年十月”修订为“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召开的”。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太原北部忻口战役时，雁门关南北的游击战争破坏同蒲铁路、平型关汽车路、杨方口汽车路，所起的战役配合作用，是很大的。”从这句话看出，所说的“杨方口”位于山西省北部。经查建国后出版的多种地图集，较多的是“阳方口”，但一九五七年地图出版社编制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甲种本）中，却是“杨方口”。解放前出版的地名辞书和地图集中也有两种说法，例如，一九三〇年国立北平研究院出版的《中国地名大辞典》中是“阳方口”；一九三四年为纪念《申报》六十周年出版的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编的《中华民国新地图》中是“杨方口”。仅从文献资料方面不能得到确定的答案，便询问山西省测绘局地名办公室，他们答复应是“阳方口”。为了万无一失，又请他们再向阳方口所在的宁武县的县志办公室和党史办公室了解：毛泽东写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一九三八年前后，“阳方口”是否有写作“杨方口”的？宁武县县志办公室和党史办公室的答复是：阳方口从来是用“阳”字，没有用过“杨”字。因此，这次校订，将“杨方口”订正为“阳方口”。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是毛泽东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的一部分。《毛泽东选集》第一版本篇题下署“一九三八年十月”，未署日。而毛泽东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和六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其中有两部分编入了《毛泽东选集》，即《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题下分别署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为了统一体例，应在本篇题下补上具体的日期。经查阅档案，《论新阶段》政治报告，是毛泽东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分四次讲的，报告共八个部分。十月十二日下午讲报告的第一、第二、第三部分，十月十三日下午讲报告的第四部分，十月十四日下午讲报告的第五、第六部分，十四日晚上讲报告的第七、第八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是《论新阶段》的第七部分，是在十四日晚上讲的。这次校订，在本篇题下“一九三八年十月”后补上了“十四日”，并在题解中补充了相应的说明。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题下署“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题解中说“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据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结论，一共讲了五个问题，是在十一月五日下午和十一月六日下午讲的。五日下午讲结论的第一、第二、第三个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是结论的第三个问题；六日下午讲结论的第四、第五个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是结论的第四个问题。为了向读者说明以上情况，在本篇题解中加写了“结论是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和六日作的，这一部分是在五日讲的”。

《战争和战略问题》题下署“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题解中说“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情况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篇类似。因此，也在题解中加写了“结论是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和六日作的，这一部分是六日讲的”。

《五四运动》一文，发表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七十期上，未署明写作时间。《毛泽东选集》第一版中，本篇题下署“一九三九年五月”，未署日。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在延安青年群众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早几天，我作了一篇短文，我在那里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这篇短文就是《五四运动》一文。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似应在四月底左右，但究竟是哪一天却难以确定。编入《毛泽东选集》的文章，题下所署的日期，有的是写作时间，有的则是发表时间。这次校订用了发表时间，在原署的“一九三九年五月”后补上了“一日”。

本篇的题解说：“这是毛泽东同志为延安的报纸写的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论文。”“报纸”一词用得不大准确。《五四运动》一文，是为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周刊写的。《解放》周刊在当时也称“解放报”，但严格地说它是期刊。因此，将题解修订为“这是毛泽东为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写的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

《反对投降活动》一文，发表在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七十五、第七十六期合刊的“‘七七’纪念特辑”专栏内，原题为《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是为纪念抗日战争两周年而写的。本篇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未写题解。这次校订，加写了题解：“这是毛泽东为纪念抗日战争两周年写的文章。”

本篇文内说：“武汉失陷后日本的甜言蜜语，例如放弃其所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转而承认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例如所谓华中、华南撤兵的条件，乃是诱鱼上钓取而烹之的阴险政策，谁要上钓谁就准备受烹。”这句话中两次用的“上钓”一词，都是上钩的意思。在古汉语中，“钓”字既可作动词，也可作名词，作名词时的含义就是钓钩。例如，“上钓”、“下钓”二词中的“钓”字就是名词。但在现代汉语中，“钓”字只作动词用。大家熟悉的成语“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就是用的“上钩”，而不是“上钓”。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曾经说“危险是在中国居然有些动摇分子正在准备去上敌人的钓钩”，用的是在现代汉语中作名词的“钓钩”。按现代汉语的要求，曾经考虑将上述两处“上钓”改为“上钩”。但是，另外两种情况也必须考虑到：一是毛泽东在自己的文章中有不时用一些文言词语的习惯；一是“上钓”一词是有出处的，在过去出版的讲姜太公垂钓渭水而遇周文王的历史故事的书籍中曾经用过。《武王伐纣平话——吕望兴周》一书中说：“当日，姜尚西走至岐州南四十里地，虢县南十里，有渭水河岸，有磻溪之水。姜尚因命守时，直钩钓渭水之鱼，不用香饵之食，离水面三尺，尚自言曰：‘负命者上钓来！’”鉴于以上情况，故“上钓”一词不必修订为“上钩”。

《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我在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曾经说过：‘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就是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这句话中的“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一语不大准确，六届六中全会开会的时间是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就是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这句话，是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的第六部分《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与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中讲的，毛泽东作政治报告的时间是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如果“一九三八年十月”是指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作政治报告讲这句话的时间，那就是正确的。因此，这次校订，将“我在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曾经说过”改为“我一九三八年十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曾经说过”。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在延安同其他同志合作写的一个课本，只完成了第一章和第二章。首次发表在一九四〇年二三月和四月出版的《共产党人》第四期和第五期。

本篇第二章《中国革命》的第一节《百年来的革命运动》中，列举了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年内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重大斗争，其中有“戊戌政变”的说法。在这里用“戊戌政变”是不正确的，应当是“戊戌变法”或“戊戌维新”。这次校订，将上述第一节中的“戊戌政变”订正为“戊戌变法”。同样，本卷《新民主主义论》一文第四部分中的“戊戌政变”也订正为“戊戌变法”。

本篇第二章第五节《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引用了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一段话：“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这里的“航空”一词，在编入不同文集的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并不都是用的这个词。编入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一书的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是“航空”二字；编入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一书的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是“航路”二字；台湾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的《革命文献》第八辑所载的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是“航业”二字。“航空”、“航路”、“航业”这三个词的含义是有差别的。经多方查找，找到了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刊印的《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特号》第三特号所载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其中是“航路”二字。特号上所刊载的国民党“一大”宣言，极可能是这个宣言的最早的正式刊印本，这个特号实际上是国民党“一大”的会议特刊，是权威的准确的版本。此外，一九二四年四月国民党中央根据国民党“一大”决议案校订的“一大”宣言校正本中，也是“航路”。据此，将本篇所引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航空”一词订正为“航路”。同样，本卷《新民主主义论》和第三卷《论联合政府》两文所引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航空”一词，也订正为“航路”。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发表后，毛泽东曾给当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肖向荣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战士课本写得很好。第一第二第四课看了，可即付印。第三课望送来看，须加修改，要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非亲日派（即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宣传部正在付印的一本书中，我已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关于这一部分加了修改，请你向罗迈同志索取一阅。”“在去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指出，在分析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时应注意三种区别，即：在资产阶级中，要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在大资产阶级中，要将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在地主阶级中，要将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在这些区别上来确定中国共产党对他们的政策。在毛泽东的著作中，第一次精辟地分析这三种区别并阐述中国共产党对这些力量的不同政策的，就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这是他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一日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提纲。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的一个重要发展。这一发展主要是根据当时中间派力量的增大和总结了在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争取中间派的成功经验。

毛泽东给肖向荣的信中所说的“宣传部正在付印的一本书”，经查考是指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四〇年编的《党建论文集》。这本文集的编辑委员会写的前言所署的日期是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是这本文集的开卷篇。信中所说的“我已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关于这一部分加了修改”，是指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第二章第四节中论述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部分的修改。进行修改的时间，应在一九四〇年四月至十一月之间。主要的修改是在这些部分各加写了一个自然段。这次校订，对加写的这三个自然段作了一条注释，说明这三个自然段“是一九四〇年四月以后毛泽东修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时加写的”。

《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最初是毛泽东一九四〇年一月九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讲演，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随后进行修改，于同年一月十五日定稿，发表在二月十五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第九十九期合刊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这次校订，就以上情况为本篇增写了一个简单的题解。

关于《新民主主义论》一文的日期问题，这次修订过程中作了一番考证。一九五二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新民主主义论》一文题下署“一九四〇年一月”。这篇著作最初是在一九四〇年一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讲演。关于讲演的日期，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日《新中华报》关于这次文协代表大会的报道和《中国文化》第一卷第二期所载的《记边区文协代表大会》一文，都说毛泽东的讲演是在大会第六日作的。《新中华报》的报道说：大会第六日，“人们在久已期待着的毛泽东同志的讲话，这天终于听入到每个人心头了”。《记边区文协代表大会》一文说：“第六日，带病的毛泽东同志来讲话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一九四〇年一月四日开幕，会期九天，一月十二日闭幕。这样，毛泽东作讲演的日期应为一九四〇年一月九日。另外，一九四〇年二月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和《解放》第九十八、第九十九期合刊全文刊载这篇讲演，文末均署为“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一九四〇年三月延安解放社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单行本，文末亦署为“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应是这篇讲演稿定稿的日期。根据以上情况，《新民主主义论》一文的日期，署为“一九四〇年一月九日”或“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都是可以的；但署“一九四〇年一月”更周全一些，既包容了作讲演的日期一月九日，又包容了定稿的日期一月十五日。因此，这次校订未作改动，仍按第一版署为“一九四〇年一月”。至于建国前编印的几种《毛泽东选集》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题下署“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九日”，显然是不正确的。

本篇第七个问题《驳资产阶级专政》部分，在论述由于国际国内的条件，中国不可能走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老路时说：“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在北戴河会见两位巴西记者，一位是巴西联合报业记者马罗金，另一位是巴西大众日报记者杜特列夫人。谈话中，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上述观点作了修改，他说：《新民主主义论》中有一个观点需要修改。这个观点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没有其他的道路。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对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国家就不适用，它们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也有许多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将来还要多。这些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时的情况的。毛泽东还说：《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这个观点还没有来得及修正，下次出版时就要修正。因此，这次校订，按照毛泽东的遗言，将毛泽东同巴西记者的这一段谈话写成一条注释，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上述一段话“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的后面。

本篇第十三个问题《四个时期》这一部分，讲到国民党的两种反革命“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其中说：“这两种‘围剿’，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曾经动员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时间延长至十年之久，其残酷是举世未有的，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农人民。”“工农人民”这一词组，用在这里不大准确，怀疑这四个字是否有误。经查阅《新民主主义论》的各种版本，发现“工农人民”四个字在有些版本上是“工人农民”。一九四〇年在延安刊印的《新民主主义论》，主要有三种本子。一是首次全文发表在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五日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其中是“工人农民”。二是五天以后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第九十九期合刊所载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是“工农人民”。三是同年三月延安解放社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单行本，其中是“工人农民”。首次刊载这篇著作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和解放社出版的单行本，从版本的价值来说应是具有权威性的，这两种本子中都是“工人农民”；从上下文的意思看，也是“工人农民”更准确。《解放》周刊登载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印为“工农人民”，可能是排校方面的差错所致。这次还查阅了建国前编印的《毛泽东选集》，晋冀鲁豫中央局一九四八年编印的《毛泽东选集》下册所收入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为“工人农民”，晋察冀中央局编辑、一九四七年三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卷二）和东北书店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所收入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又是“工农人民”。出现这种不一致的情况，是由于编入这篇文章时所依据的底本不同。建国后编《毛泽东选集》时，《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所用的底本，看来不是《中国文化》创刊号和解放社出版的单行本，因而沿袭了《解放》周刊所误刊的“工农人民”。这次校订，将“工农人民”订正为“工人农民”。

《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一文的日期，《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署为“一九四〇年二月十日”，有误。这篇文章是发表在一九四〇年二月七日《新中华报》。这次校订，将“十日”改为“七日”。

本篇题解说：“这是毛泽东同志为延安《新中华报》一周年纪念写的文章。”其中的“《新中华报》一周年纪念”一语，不准确。延安出版的《新中华报》，是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由《红色中华》报改名而来，当时为油印报纸，刊头印有“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一九三七年九月九日，《新中华报》改铅印版，刊头印有“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一九三九年二月七日《新中华报》改版出“刷新号”，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由五日刊改为三日刊。在这一天的报纸上发表社论《新中华报改革的意义》。一九四〇年二月七日恰好是改版一周年。所以《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一文不是为延安《新中华报》一周年纪念写的文章，而是为该报改版一周年纪念写的文章。据此，对这篇文章的题解作了修改。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的题解中说：“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演说里揭露了蒋介石这种欺骗，将宪政宣传夺取过来，变为启发人民觉悟，向蒋介石要求民主自由的一个武器。蒋介石因此也就很快地收起了他的欺骗，在整个抗日时期不敢再宣传所谓宪政了。”经查阅有关材料，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一九四〇年三月一日在《新中华报》正式发表后，蒋介石仍然继续进行关于宪政的欺骗宣传。例如，蒋介石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大会的开幕词中，鼓吹大会“对于确立宪政的基础，要有精详的讨论，做切合实际的贡献”。蒋介石一九四三年九月六日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的开幕词中，继续鼓吹“实行宪政，完成建国，本来是本党国民革命努力的最大目标，亦是本党五十年来一贯的宗旨”。直到一九四五年五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仍在进行宪政的欺骗宣传。根据以上情况，这次校订，将题解中的最后一句话“蒋介石因此也就很快地收起了他的欺骗，在整个抗日时期不敢再宣传所谓宪政了”删去。

《团结到底》一文，《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署为“一九四〇年七月”。这篇文章登载在一九四〇年七月五日《新中华报》的“抗战三周年纪念特刊”专栏内，无写作日期。这次校订，将这篇文章的日期署为“一九四〇年七月五日”，同时还增写了一个简单的题解，说明这是毛泽东为延安《新中华报》写的纪念抗日战争三周年的文章。

《论政策》一文的第一个自然段，讲到土地革命后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其中说“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和富农（分坏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分田）”。这里一处用“地”，一处用“田”。在党的历史文献中，关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土地政策，通常的表述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论政策》一文，是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的主要部分。一九四一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六大以来》上册所载的这一指示中，是“富农（分坏田）”和“地主（不分田）”。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这一指示的两份油印件和一份抄件中，也都是“富农（分坏田）”和“地主（不分田）”。只有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一九四八年编印的《毛泽东选集》所载的这一指示中，是“富农（分坏地）”和“地主（不分田）”，估计是排印方面的疏误所致。编《毛泽东选集》第一版时，《论政策》一文所依据的底本很可能就是这个版本。这次校订，将“富农（分坏地）”订正为“富农（分坏田）”。

《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一文，《毛泽东选集》第一版所署的日期是“一九四一年一月”。这篇文章有两个分标题，又分别署有日期。其中，《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署“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于延安”，《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署“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查考当时有关的文献，发现《谈话》题下所署的“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有误，应为“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命令和谈话是同一天的，都是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主要依据是：

（一）毛泽东在一九四一年一月所写的四份电报，都说命令和谈话是一月二十日同一天的。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亥时给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的电报中说：“延安军委已于二十日发表命令谈话，收到望广泛散播。”这份电报是特别重要的依据，一月二十日的电报中就说到延安军委已于二十日发表谈话，说明这个谈话绝不可能是一月二十二日的。稍后几天的三份电报，也是有力的佐证。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四时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政治方针中央已决定并在实施（见二十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及谈话）”。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亥时给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我们对于皖南事变及重庆军委会一月十七日宣布新四军叛变之处置，见一月二十日延安军委会命令及谈话”。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八日酉时给廖承志的电报中说：“一月十八日中央发言人谈话，一月二十日中央军委命令及谈话，一月二十三日新四军将领就职通电，一月二十四日新四军声讨亲日派通电，均收到否？”

（二）一九四一年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文集，编入了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在《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皖南事变发表命令与谈话》标题下，署的日期是“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分标题《谈话》题下未另署日期。

（三）命令和谈话都是毛泽东起草的，手稿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只短缺最后几页（约占命令和谈话全文的五分之一）。毛泽东手稿是用毛笔书写的。手稿上的总标题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命令与谈话》，分标题有两个：《（一）命令》和《（二）谈话》。总标题下未署年月日，《命令》部分一开头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中华民国三十年一月二十日于延安）”，《谈话》部分未署年月日。命令和谈话是一份连续写下来的文稿，是一个整体。在《毛泽东选集》中，谈话分为四个自然段，另有三十四条文字是另起行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的计划十五条，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必定要失败的原因七条，要求国民党顽固派必须做到的十二条）。在手稿中，谈话是不分段的，也没有一处文字是另起行的，而是从头到尾不分段一气接连写下来的，可以想见当时奋笔疾书的急迫情景。所以，从手稿的情况看来，也应是同一天的文稿。

根据以上情况，这次校订，将《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题下原署的“一九四一年一月”订正为“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分标题《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和《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题下原分别所署的“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于延安”和“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均删去。

第三卷的主要修订情况

《改造我们的学习》是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这篇讲演的时间，在《毛泽东选集》第一版中署为“一九四一年五月”。其依据是毛泽东的手稿，在手稿上写有这样的题下说明：“这是去年五月我在延安干部会上的一个讲演，现按当时讲演提纲整理发表，以供同志们讨论。”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这篇讲演时，题下的说明与手稿相同。一九四三年十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两条路线》文集中，《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时间署为“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两条路线》是延安整风期间在毛泽东主持下编的一部重要文集，是一个具有权威性的版本。建国前编印的几种《毛泽东选集》中，《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时间，有的依据《解放日报》署为“一九四一年五月”，有的依据《两条路线》署为“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这次校订，又从中央档案馆查到张闻天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稿，证实《两条路线》中所署的时间是准确的。张闻天在发言中说：“所以自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同志即在他《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公开提出了同主观主义的思想与作风进行坚决斗争的必要。”因此，在第二版中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时间署为“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

本篇的题解，这次校订作了两处修改。一处是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伪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修改为“广泛存在于党内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风”。作这样的修改，是因为党内的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分歧和对立，从本质上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风同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风的分歧和对立，其产生的原因，不仅有阶级根源，还有认识论方面的根源。原题解中只强调了错误路线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根源这一方面，这种概括是不够全面的。另一处是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号召，很快地在党内和党外引起了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大论战，巩固了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修改为“毛泽东的这个号召，很快地在中国共产党内和党外引起了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一九三一年初至一九三四年底这段时期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的大讨论，巩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延安整风运动，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两条路线的分歧和对立。这种分歧和对立，突出地表现在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风同理论和实践相分离的教条主义学风的对立。原题解的写法不够准确，故作了修改。以上两处修改，对延安整风的性质和内容作了更为准确的概括和表述。

本篇文内说：“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六个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毛泽东手稿中是“特别重要的”五个字，没有“是”字。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和一九四三年毛泽东主持编辑的《两条路线》编入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都是“特别重要的”五个字。有“是”字和没有“是”字，在意思上是有差别的。这次校订，根据毛泽东手稿和以上两种文本，删去了“是”字。但在《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开印后，又从一份档案材料中发现这个“是”字是毛泽东在建国初编辑《毛泽东选集》时亲自加上的，不应当删去。这是具体校订工作中的一个失误。在第二版第二次印刷时，已将“是”字补上，恢复为第一版的“特别重要的是”六个字。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上的一篇讲话。本篇题下署的时间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一日”有误。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开幕，二十一日闭幕。关于这次会议，当时延安《解放日报》作过多次报道，毛泽东在会议开幕、闭幕时都莅会并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的这篇讲话，是他在开幕会上讲的。讲话一开头说：“今天边区参议会开幕，是有重大意义的。”因此，这篇讲话的时间应为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这次作了订正。《毛选》第一版将这篇演说的时间误为“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是沿袭了《两条路线》和建国前编印的几种《毛泽东选集》中的误署所致。

《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是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一篇评论。文内说：“去年国民党十中全会前后，共产党中央派了林彪同志去重庆会见蒋介石先生，在重庆等候了十个月之久，但是蒋先生和国民党中央连一个具体问题也不愿意谈。”据查，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开幕，二十七日闭幕。中共中央决定派林彪见蒋介石，是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底。林彪于十月七日抵达重庆，十月十三日由张治中陪同会见蒋介石。这时离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开幕的时间还有将近一个月。如果以中共中央决定派林彪会见蒋介石的时间计算则离开会的时间有两个多月。因此，上述“去年国民党十中全会前后”的说法不准确，这次改为“去年国民党十中全会前”。

文内说：“今年六月二十八日，蒋先生允许周恩来、林彪等同志回延安”。经查考有关材料，蒋介石允许周恩来、林彪回延安，是在一九四三年六月七日，“六月二十八日”是周恩来、林彪离开重庆的时间。事情的简单经过是：六月四日，周恩来应约同张治中谈话，提出：因谈判暂搁，林彪决定回延，要谈时再来，我自己亦拟回延，研究更好的解决办法，希望同林彪见蒋介石一次。三天后，即六月七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和林彪，表示允许他们回延安。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林彪等一百多人乘卡车离开重庆，途中因气候关系和处理一些工作而有所耽搁，于七月十六日回到延安。这次校订，将以上情况简要地写成一条注释，放在“今年六月二十八日，蒋先生允许周恩来、林彪等同志回延安”的后面，作为订正。

文内还说：“不料正当皖南部队九千余人于一月五日遵命移动之时，蒋先生早已下了‘一网打尽’的命令。”经查档案材料，这里所说的新四军皖南部队开始北移的时间“一月五日”，有误。一九四一年一月九日毛泽东、朱德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说：“得叶、项微晨电，他们支夜开动，微晨到太平、泾县间，此后即不明了。”“微”指五日，“支”指四日。中共中央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八日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中说：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主力“于本月四日起，开始遵照党中央向国民党让步的决定，服从蒋介石命令，向江北移动，不料国民党当局早有‘聚歼’计划，我军行至泾县之茂林，即为国民党军队七个师重重包围，激战七昼夜，全部覆没。”中共中央军委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关于皖南事变的军事教训的总结中指出：“军队开动是一月四日晚间，五日早晨即到茂林”，“十三日我军伤亡七千余人，十四日才全被消灭”。根据上述档案材料，将“一月五日”订正为“一月四日”。

《学习和时局》一文，是毛泽东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和同年五月二十日在中央党校第一部的报告的整理稿。整理稿以四月十二日的报告为基础，吸收五月二十日报告的某些内容。这个整理稿（油印件），在一九四四年七、八月以电报形式拍发给各中央局和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机关，题目是《学习与时局》，题下印有“毛泽东四月十二日在高级干部会及五月二十日在党校第一部的报告”。晋冀鲁豫中央局一九四八年编印的《毛泽东选集》编入了《学习与时局》一文，题下仍印有“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在高级干部会及五月二十日在党校第一部的报告”。建国初编辑《毛泽东选集》时，《学习和时局》一文以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的《毛泽东选集》为底本，删去了题下的说明，改署为“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将《学习和时局》一文的时间署为“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基本内容是四月十二日报告中讲的。但其中所吸收的五月二十日报告的内容，包括了一些在四月十二日以后才发生的事情。比如，文内说“河南战役已打了一个多月”，而河南战役是四月十八日才开始，到五月下旬结束的。又如，文内说：“这几天陕甘宁边区召开工业会议，是有重大意义的。”这里所说的“工业会议”，指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五月一日在延安开幕，二十五日闭幕。这样就出现了矛盾，日期署为“四月十二日”的报告却说到了一些四月十二日以后才发生的事情。前几年曾有读者来信询问《学习和时局》一文题下所署的日期是否有问题。为了消除这种疑惑，这次校订在题解中特地说明《学习和时局》是毛泽东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和同年五月二十日在中央党校第一部的两次讲演。

本篇题解，还作了三处改动。一处是将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领导”，改为“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另两处都是修改时间。题解中说，“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间，对于党的历史特别是党在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时期的历史所进行的讨论，大大地帮助了党内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统一”；又说，“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党中央政治局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这个时间内，曾经几次进行了关于党的历史的讨论”。这两处作为时间上限的“一九四二年”，均不准确。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党的历史特别是一九三一年初至一九三四年底这一时期党的历史，是从一九四一年九月至十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的。所以，上述两处的“一九四二年”，均应改为“一九四一年”，这次作了订正。

本篇正文中，有两处史实作了订正。

（一）文内说：“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因为在内战时期受了挫折的结果，仅有四万左右有组织的党员和三万多人的军队”。这里所说的“三万多人的军队”，在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的《毛泽东选集》中是“四万五千军队”。为了核实这一数字，进一步查阅了有关档案材料。毛泽东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讲演记录稿中是“四万军队”，同年五月二十日讲演记录稿中也是“四万军队”，同年七、八月用电报发出的上述两次讲演的综合整理稿中是“四万五千军队”。一九三七年彭德怀、任弼时关于八路军三个师的编制方案向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当时全军有四万二千五百人，不包括总部直属机关和部队的人数在内。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说，一九三七年八月八路军有四万六千人。综合以上情况，四万多人的说法比较恰当。因此，这次校订，将“三万多人的军队”改为“四万多人的军队”。

（二）文内说：“这几天陕甘宁边区召开工业会议，是有重大意义的。一九三七年边区还只有七百个工厂工人，一九四二年有了七千人，现在有了一万二千人。”其中的“一九四二年有了七千人”有误。毛泽东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在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谈到了边区产业工人的人数，说“一九四二年有了四千，到了今年就有一万二千工人”。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说：截至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我们已有纺织、被服、造纸、印刷、化学、工具、石炭等七类工业……共计工厂六十二个，资金五千九百六十七万零九百六十三元，职工三千九百九十一人。三千九百九十一人，以概数说就是四千人。因此，这次校订，将“一九四二年有了七千人”改为“一九四二年有了四千人”。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作为《学习和时局》一文的附录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这次校订，对其中的一些史实作了订正。

（一）《决议》中说：“一九二八年七月间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按：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是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因此，将“一九二八年七月间”订正为“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间”。

（二）《决议》在谈王明“左”倾路线继续发展的时期时，说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江西南部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八月党中央的宁都会议”。这里有三处说得不准确，需要订正。首先，“江西南部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应是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也称赣南会议。这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在江西南部的瑞金开幕，十一月五日闭幕。出席会议的，不仅有中央根据地江西南部党组织的代表，还有中央根据地福建西部党组织的代表；不仅有地方党组织的代表，还有红军党组织的代表。这次校订，作了一条注释，说明文内的“江西南部根据地党代表大会”是指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其次，文内说的“一九三二年八月党中央的宁都会议”，会议的时间和名称都不准确。关于宁都会议召开的时间，历史文献中有两种说法。一是朱德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为总结第四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写的文章中所说的“一九三二年十月”，二是本决议中所说的“一九三二年八月”。档案中的《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末尾只有“中央局二十一日”几个字，没有写明年和月。过去党史学界大多采用“一九三二年八月”的说法。八十年代，有文章专门考证宁都会议召开的时间，认为应是一九三二年十月，得到党史学界的普遍认同。这次修订，查阅了有关宁都会议的档案材料，认为十月开会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准确的。另外，宁都会议不是党中央的会议，而是苏区中央局的一次会议。因此，这次校订，将文内的“一九三二年八月党中央的宁都会议”，订正为“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央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这里将“苏区中央局”改作“中央区中央局”，是根据《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的体例。

（三）《决议》中说：“而在一九三三年底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战略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据查，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的时间不是“一九三三年底”，而是一九三三年秋。蒋介石在一九三三年春第四次“围剿”被粉碎后不久，就开始积极准备第五次“围剿”。五月，蒋介石成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筹划、准备和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揭露国民党正在准备第五次“围剿”，动员全党作好各方面准备粉碎新的“围剿”。九月二十五日，蒋介石以北路军三个师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动进攻，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根据以上史实，这次校订，将文内的“在一九三三年底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改为“在一九三三年秋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

《为人民服务》的题解说：“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为追悼张思德同志而召集的会议上所作的讲演。”经核查，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追悼张思德的会，不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召开的，而是中央警备团召开的。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延安《解放日报》的题为《警备团追悼战士张思德同志，毛主席亲致哀悼》的报道中说：“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同志……不幸于今年九月五日在安塞石峡峪烧炭遇险殒命。中央警备团团部特于九月八日下午二时，在××广场开会追悼，到会者千余人，毛主席亲临讲话”；讲话中“对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意义，阐述至详”。这次校订，将题解修改为：“这是毛泽东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的讲演。”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一文，《毛泽东选集》第一版没有写题解；这次校订，增写了题解：“这是毛泽东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的声明。”

第四卷的主要修订情况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局的指示。这次校订，对题解主要作了三处修改。

（一）对原题解中所说的毛泽东“及时地提出了把东北的工作重心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方面，‘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便认真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在将来转入反攻”这一句，作了一些订正。关于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方针的提出，从当时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发出的文电来看，有一个过程。最早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和阐述这一方针的，是刘少奇起草的给东北局的几次电报。九月二十八日，刘少奇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局电报中就提出：“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十月三日，东北局遵照中央的指示，提出“在满洲之东、西、北方面，分兵去接收政权，发动群众，发展武装，创造根据地”。十一月二十日和十二月二十四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局的电报中进一步提出：“你们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我提议你们把屁股坐在东满、北满、西满等可靠地区，去建立根据地，而不使全局陷入被动”。毛泽东是十二月二十八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的这个指示。指示进一步明确地确定：“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在确定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和部署力量之后，又在我军数量上已有广大发展之后，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另外，题解中所写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不论在毛泽东还是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局的指示中，都没有这个话，这是刘少奇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周恩来（当时在重庆）的电报中提出的。该电报说：我们已去电东北局，要他们“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根据以上史实，这次校订，将原题解中上述那句话，改为“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任务是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发动群众，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在将来转入反攻”。

（二）原题解中说“以林彪为首的东北局”有效地实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方针。按：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至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一职是由彭真担任，以后才由林彪接任。因此，删去“以林彪同志为首的”八个字。

（三）一九四五年八月，东北抗日联军曾协同苏联军队参加对日作战，进占几十个大中城市，其后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会合，共同作战。这次修订，在题解中的“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派遣大批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的后面，加上了“与东北抗日联军会合”几个字。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一文，《毛泽东选集》第一版所署的时间为“一九四六年八月”，没有署日。经查考有关资料，这次谈话是在八月六日。

毛泽东同斯特朗的这篇谈话，最初发表在《美亚杂志》一九四七年四月号。同年六月五日出版的《群众》杂志香港版第十九期据《美亚杂志》译载了这篇谈话，题目是《毛泽东论世界形势》，题下无年月日，文末注明：“史特朗女士这次访问毛主席，是在去年八月间。本文系译自《美亚杂志》今年四月号所发表的原文。”这两种较早发表这篇谈话的杂志，都只说谈话的时间是一九四六年八月，未说明具体的日子。一九八八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斯特朗文集》第三集中，斯特朗记述了她同毛泽东这次谈话的生动具体的情况。关于同毛泽东会见的时间安排，文集中说：“我同他的第一次会晤，由于早晨一场大雨，延河涨水而被推迟了。第二天，河水退了，我和翻译乘卡车前往毛的住处。”令人遗憾的是她没有说明这个“第二天”是哪一月哪一日。我们查到了两种材料，说这次谈话的时间是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其一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出版的《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五年第十一期所载的《斯特朗的六次访华》一文。文章说：“一九四六年七月，斯特朗第五次来到中国，在中国住了九个月，其中在延安住了七个月。”“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经党中央安排，斯特朗在马海德、陆定一的陪同下拜访了毛泽东。他们坐在一棵苹果树下的小圆桌周围，毛泽东同斯特朗进行了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谈话，阐述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经向该文作者了解到，“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的说法，是斯特朗生前的秘书赵风风提供的，是确实可靠的。其二是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纯正的心灵——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一生》一书，作者是斯特朗的侄孙特雷西·斯特朗和侄孙媳海琳·凯萨。书中说：斯特朗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搭乘一架飞机前往延安，中共中央很快安排她会见毛泽东。“时间原定于八月五日，因一场暴雨引起山洪，不能过河，只好推迟一天进行。八月六日上午，安娜·路易斯从观察组大院乘上一部卡车，……到达杨家岭，……来到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居住的一排四孔的窑洞跟前。”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美国反动派只不过是’——他在寻找个恰当的词——‘纸老虎’”，“谈话一直进行到深夜”。世界知识出版社为这本书写的《出版说明》中指出：“本书是斯特朗生平事迹详尽而生动的纪录”，作者“曾对斯特朗一生的经历进行长期研究，搜集了她的家信、笔记以及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作品，……采访了曾与斯特朗相处过的许多人士”。因此，这本书提供的史料是珍贵的、翔实的。根据以上情况，这次校订，将《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的日期署为“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

本篇题解中说：“同列宁把帝国主义看做‘泥塑巨人’看做‘空架子’一样，毛泽东同志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看做纸老虎”。题解中的“泥塑巨人”一词，在典故中是“泥足巨人”。此典出于《圣经》，见《新旧约全书·但以理篇》。人们通常用它来比喻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庞然大物。列宁在他的著作中多次使用过这个词，用来形容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派等。在我国出版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一版和《列宁选集》中，这个词语的译文是不统一的。译为“泥塑巨人”（《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泥做的巨人”（《关于目前形势和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空架子”（《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泥足巨物”（《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的《保·塔弗尔。“北美托拉斯……”》部分）、“腿是泥做的”（《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等。八十年代我国出版的《列宁全集》第二版中文版中，“泥塑巨人”改译为“泥足巨人”，“泥做的巨人”改译为“巨人的腿原来是泥做的”，“空架子”改译为“泥足的巨人”，“泥足巨物”改译为“泥足巨人”，“腿是泥做的”改译为“泥足的”。文字表述虽然不完全一样，但足是泥做的这一点是一致的，不是整个人是泥做的。因此，这次校订，将“泥塑巨人”订正为“泥足巨人”；“空架子”因已改译为“泥足的巨人”而与“泥足巨人”重复，故删去。

本篇题解中引用了毛泽东论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的一大段话，说这段话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讲的。事实上，这段话不是在武昌会议上讲的，而是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写的题为《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的文章中说的。因此，对题解作了相应的修改。《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已编入一九八六年八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文中说：“例如我粟谭军在如皋附近，八月二十二日歼敌交通警察部队五千”。这里说的是华东野战军在苏中战役中消灭国民党交通警察部队的情况。苏中战役是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三日至八月三十一日期间进行的。中央军委八月十三日、十五日指示华中野战军：苏中地区各部分散的敌军，有利于我各个击破，望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再布置几次作战，即各交通总队凡能歼灭者一概歼灭之”。华东野战军依据中央军委指示，于八月十七日从海安、如皋东侧南下，发起丁（堰）林（梓）战斗，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先后攻占丁堰、林梓、东陈等据点，全歼国民党五个交通警察大队共五千余人。因此，歼灭国民党交通警察部队五千余人的时间，是八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两天，不只是二十二日一天。这次校订，在正文“八月二十二日歼敌交通警察部队五千”一句的“二十二日”前面，加上了“二十一、”字样。

《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的题解中说，“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兵力达到二十三万多人”。关于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的兵力总数，在一九六〇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以前，多数材料说是二十三万人。后来有关单位重新统计，数字有所变化。一九六四年七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就说到：蒋介石进攻延安时，他二十五万人，我们二万多人。一九八七年出版的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说：“一九四七年三月初，敌军统帅部在西北地区集结了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人的兵力，准备进攻陕甘宁解放区。”据此，将题解中的“二十三万多人”改为“二十五万人”。

题解中说，毛泽东起草的这两个文件中，《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的通知》是“在陕北横山县青阳岔写的”。中共靖边县委宣传部的同志一九七八年曾来信说：“据靖边县志（清光绪二十五年本）记载，青阳岔早已隶属靖边县。一九四七年毛主席转战陕北时青阳岔仍归靖边县管辖。”来信中还说，一九四七年在青阳岔地方工作的区委书记和区长也能证明此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测绘总局一九六九年绘制的分省图，一九七六年陕西省测绘局编制的《陕西省地图集》，一九八八年国家测绘局哈尔滨地图出版社在邮电部协助下编印的《中国邮政编码图集》，青阳岔均在靖边县境内。这次校订，将“横山县青阳岔”改为“靖边县青阳岔”。

《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是毛泽东写给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习仲勋并告中央工委朱德、刘少奇的电报。题解中说“这是毛泽东同志给西北野战军的电报”，据查，当时不称“西北野战军”。这次校订，将题解中的“给西北野战军”改为“给西北野战兵团（一九四七年七月改称西北野战军）”；将“当时的西北野战军”改为“当时的西北人民解放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题下署的时间是“一九四七年十月”，经查阅毛泽东手稿，文末署“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题下注明：“总部于辛亥革命三十六周年纪念日发出”。这次校订，补上“十日”。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即党的文献中通常所说的“中央一月决定”或“一月决定草案”。本篇题解中说“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这样说不准确。因为《中央一月决定》只是一个草案，并没有作为中共中央的指示正式下发。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根据中共中央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会议的决定，毛泽东起草了中央一月决定草案。在这个决定草案的标题下面，写有一段说明：“根据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举行进攻以来及全国土地会议的决议在各地实行以来全国各地所反映的情况，根据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央会议上所作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所指出的原则，特对目前人民革命战争与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的胜利的斗争中所提出的几项重要问题作出决定，通知全党遵照执行。”毛泽东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到三月间发给刘少奇及各中央局的电报中，谈到了这个决定草案的修改情况和暂不下发的问题。一月十八日致刘少奇的电报中说：“中央（有彭、贺、陈毅参加）本日通过了一个文件名曰《中央一月决定》。本日通过声明是原则通过，须待征求你们的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发往各地。此文件明日开始用电报发你处，收到后请你及中工委各同志提出意见，希望能在本月内得到复电。”二月六日，毛泽东给中工委，各中央局、分局，华东工委的电报中说：“一月决定此件在征求中工委意见，约丑月底可修改用半公开方式发至各地，内容主要是关于土改中的一些政策问题。”一个月后的三月六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说：“划分阶级草案（指《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引者注）写出后，感觉一月决定草案上所写的东西不够了，现正以一月草案中间一大段为基础重写一个决定，准备尽速公开发表。一月草案的首尾两段则写社论发表。”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再电刘少奇：“我们决定发表弼时同志的一篇讲演，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因为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这样，中央一月决定草案就没有成为正式的决定，也没有下发。这次校订，将题解中的“对党内的指示”改为“决定草案”。

《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一文，根据电报原件和战役发展的进程，对正文和题解作了相应的补正。

毛泽东起草的这个电报，内容共有五点。一九六〇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第四点被删去，第五点也删去了一句话，并将序号“（五）”改为“（四）”。为了便于读者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关于淮海战役的战略指导思想和淮海战役的发展过程，这次校订，将删去的第四点全文收录在本篇的一条注释中。第四点全文是：“淮海战役的结果，将是开辟了苏北战场，山东苏北打成一片，邱李两兵团固守徐蚌一线及其周围，使我难于歼击。此时，你们仍应分为东西两兵团。以大约五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苏北苏中作战。以其余主力为西兵团，出豫皖两省，协同刘邓，攻取菏泽、开封、郑州、确山、信阳、南阳、淮河流域及大别山各城。西兵团与刘邓协力作战的方法，亦是一部兵力打城，以主要兵力打援阻援，这样去各个歼敌。刘邓因为兵力不足，不能实现如像你们攻济打援战役及淮海战役那样的作战。你们西兵团去后，就可以实现那样的作战。六七两月开封睢杞战役就是西兵团与刘邓协力的结果。”因电报的第五点（即《毛选》中的第四点），在“明年一月休整”的后面，删去“二月西兵团转移”一语，这次校订，也通过注释加以补正。

毛泽东起草的这封电报是给华东局书记兼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和华东野战军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并告华东局、中原局的。原电是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一日发出的。当时对淮海战役确定的任务，主要是消灭国民党军刘峙集团主力的一部（不是全部），开辟苏北战场，使山东、苏北打成一片，即通常所说的“小淮海”战役。在战役准备和发起的过程中，淮海战场和全国战局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重大变化。在战役发起前的十月二十二日，中原野战军主力攻占中原重镇郑州，中央军委当即决定中原野战军应东进直出津浦路徐州、蚌埠间，钳制孙元良、邱清泉、李弥兵团，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形成两大野战军联合作战的有利态势，由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十一月二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蒋介石看到东北战场败局已定，华中战场形势也极为不利，决定将刘峙集团主力收缩于徐蚌线两侧，以徐蚌为轴心与人民解放军周旋，能战则战，不能战则撤至淮河以南，据守长江。中央军委根据战局的发展，决心加速战略决战的进程，在筹划发起平津战役的同时，决定进一步扩大淮海战役的规模。十一月九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华东两野战军首长的电报中指出：“现在不是让敌人退至淮河以南或长江以南的问题，而是第一步（即现在举行之淮海战役）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第二步（即将来举行的江淮战役）歼敌余部于长江以北的问题。”电报还指出，中原、华东两野战军应迅速攻占宿县，截断宿蚌路，包围黄百韬兵团，并攻击李弥兵团，“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至此，淮海战役已由原来以歼灭徐州敌右翼一部为目标的通常所说的“小淮海”战役，发展为以歼灭徐州刘峙集团主力全部为目标的通常所说的“大淮海”战役。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的电报中指出：如果取得这样大规模的淮海战役的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电报还说，中央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统筹一切”。

根据上述淮海战役发展的过程，这次校订，对原题解中的“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华东局和中原局的电报。淮海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三个有决定意义的最大战役之一”一句，改写为：“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的电报。这个电报同时告知华东局和中原局。此后，全国局势发生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利的急剧变化，中原野战军奉命东进徐州、蚌埠地区，由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中原的地方部队共同作战。战役发起后，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东野战军并告中原野战军的电报，下达在徐州附近歼灭国民党军刘峙集团主力的战役决心。于是，淮海战役发展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三个有决定意义的最大战役之一。”

此外，本篇正文提到“黄伯韬兵团”，黄伯韬的“伯”字有误，应为“黄百韬”。主要依据有：淮海战役中黄百韬毙命后，在战场上收缴到黄的军装上佩戴的胸章，有“黄百韬，5941，三十七年度用，戡字第一号”字样。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申报》刊载的该报特邀记者写的《徐州会战第一回合》中有“黄百韬将军为本记者题字”，该报影印的黄的题字手迹，落款为“黄百韬，三七、三、七”。经查阅中国大陆和台湾出版的有关书籍、报刊，均为“黄百韬”而不是“黄伯韬”。据此，将本篇中的“黄伯韬”和本卷《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中的两处“黄伯韬”，均订正为“黄百韬”。

《评战犯求和》题下署的时间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本文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毛泽东的手稿一开头是，“新华社陕北四日电，关于战犯求和一事，新华社记者发表评论说……”。据此，将“一月五日”改为“一月四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的题解中，说毛泽东的这篇报告“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这次校订，在其后面增加了“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一句。因毛泽东在报告中十分强调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以后，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他说：“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题解中说，毛泽东的这篇报告“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这次校订，将“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改为“发展方向”，这样更符合毛泽东这篇报告的内容。与此相联系，删去了题解中“指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由之路，批判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各种‘左’右偏向，并且确认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有较高的速度”一句。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的题解中，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的时间，说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晨”强渡长江，“四月二十一日晨”的说法，不够准确。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为新华社写的两个电讯稿中都说人民解放军是二十日夜开始渡江。二十二日二时电讯稿（发表在二十二日《人民日报》）说：“渡江战斗于二十日午夜开始，地点在芜湖、安庆之间。”二十二日二十时电讯稿（发表在二十四日《人民日报》）说：“二十日夜起，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中路首先突破安庆、芜湖线，渡至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地区，二十四小时内即已渡过三十万人。二十一日下午五时起，我西路军开始渡江，地点在九江、安庆段。”“我东路三十五万大军与西路同日同时发起渡江作战。”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说：“四月二十日二十时，我中集团第一梯队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二十七、第二十一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冒着敌舰和江防炮火拦截，首先起渡，迅速占领了一些江心洲”。“二十一日晚，我东西两突击集团开始渡江”。根据以上史实，将“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晨”改为“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夜起，至二十一日”。

题解中还说：一九四九年“六月，开始进军福建”。经查有关资料，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进军福建是从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开始的。据此，将“六月”改为“七月”。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这次校订，为了统一体例，在本篇的题目上加了问号。文内在驳斥艾奇逊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所谓“极权政府”的诬蔑时，说：“一切资产阶级的政府，包括受帝国主义庇护的德意日三国的反动派政府在内，都是这样的政府。南斯拉夫的铁托政府现在也成了这一伙的帮手。”所谓“南斯拉夫的铁托政府现在也成了这一伙的帮手”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一九五六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参加八大的代表团时，纠正了上述说法，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毛泽东说：我们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过去听了情报局的意见，我们虽然没有参加情报局，但对它也很难不支持。这是一九四八年的事。一九四九年情报局骂你们是刽子手、希特勒分子，对那个决议我们没有表示什么。一九四八年我们写过文章批评你们。其实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应该和你们商量。假如你们有些观点是错了，可以向你们谈，由你们自己来批评，不必那样急。反过来，你们对我们有意见，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采取商量、说服的办法。在报纸上批评外国的党，成功的例子很少。这次事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取得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这次校订，将毛泽东的这段话写成一条注释，放在“南斯拉夫的铁托政府现在也成了这一伙的帮手”这句话的后面。

这次修订工作，在《毛选》一至四卷第二版出版后，将接受历史的检验和读者的评判。由于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思想理论水平和知识水平的限制，以及工作中难以完全杜绝的疏漏，修订工作可能存在缺点和错误，恳切希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给以批评指正。

（来源：《<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编辑纪实》1991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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