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生前未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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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生前未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的原因


李桂华 齐鹏飞





[摘要]《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代表性著作。《论十大关系》讲话面世后不久即传达至党内高中级干部，后于1965年印发至县、团级以上各级党委，1975年向全党印发，1976年公开发表。但毛泽东生前一直未同意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究其原因，应主要归因于三点：一是讲话提出相对仓促，需要补充完善处较多；二是讲话未经录音，后续整理工作进程缓慢；三是时过境迁，部分观点变动较大。


[关键词]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公开发表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阶段性成果）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代表性著作，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始比较系统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标志性文献。但是，让人颇感疑惑的是，在这篇讲话作出后，毛泽东却一直不同意将其公开发表，使该文成为毛泽东一生中主动长期搁置的文章之一。对于这一问题，学界已有较多研究，但观点差异较大。【相关论述主要有邱巍：《〈论十大关系〉的形成和传播——若干史实与观点的补充和辩证》，《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期；孙佩：《〈论十大关系〉的整理过程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2014年第3期；罗平汉：《毛泽东因何未同意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第43期；张传武：《论毛泽东两篇历史性文献的内在关系——兼论毛泽东为何不同意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理论学刊》2016年第6期。】笔者拟以相关研究为基础，对毛泽东生前未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的原因作些探讨。


一、调查研究与《论十大关系》的形成


为准备召开中共八大和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大量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1956年2月14日至4月24日，毛泽东先后“听取国务院三十五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以及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8页。】。在听取上述汇报的基础上，毛泽东逐渐形成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第二次大规模的系统调查研究，也是毛泽东“在建国后乃至在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毛泽东传》（4），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5—1446页。】。


在本次调查研究之前的1955年9月至12月，毛泽东刚完成了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系统调查研究。在这次调查中，毛泽东主持编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亲自审阅修改了200多篇文章，为其中104篇文章写了按语，还写了两篇序言。在时隔一个多月后，毛泽东不辞辛苦，又进行第二次调查。在听汇报的那些日子里，他十分辛劳，每天都是“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日常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9页。】。上述文字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此次调查的重视程度。在不断调查汇报讨论的基础上，毛泽东逐渐将调查内容加以归纳总结，形成了《论十大关系》重要讲话。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讲话作出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随即暂停了原议题，开始就毛泽东的讲话进行讨论。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论十大关系》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开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经验总结，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并初步形成了建设思路。毛泽东曾在不同场合高度评价《论十大关系》的历史地位。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指出：“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9—370页。】1960年6月，毛泽东在总结新中国成立10年的经验时再次指出：“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页。】


二、《论十大关系》的传播与公开发表


在毛泽东于1956年4月25日和5月2日先后两次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后，周恩来即于5月3日向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作了传达。此后，应各省、市、自治区的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于5月23日将周恩来的传达报告记录印发各地。【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571—572页。】此后，周恩来曾多次在不同场合传达阐释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主要精神。【仅在1956年5月后的半年间，周恩来就曾在国务院体制会议、全国省市检察长法院院长和公安厅局长联席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传达阐释《论十大关系》的主要精神。详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第591—592、559—560、629—630页。】是年8月，朱德也就“对十大关系的体会和想到的一些意见”向中央提交意见书，提出“应该很好地贯彻执行主席所提出的关于十大关系问题的指示”【朱德：《我对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体会和想到的一些意见》，《党的文献》2007年第3期。】等意见建议。而且，《论十大关系》是在准备召开党的八大而进行的调研基础上形成的成果。因此，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作出后，负责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工作的刘少奇即指示：“十大关系应当成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纲。”【《毛泽东传》（4），第1475页。】《论十大关系》作为起草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性文件，在报告中有着多方面的体现。对于此点，刘少奇后来说：“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2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页。】此外，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也分别结合各个方面的建设事业，就这个讲话的原则精神作过论述和发挥。【参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4—235页。】


《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党内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是，毛泽东却一直没有同意将《论十大关系》公开发表。1957年5月18日，毛泽东在一次中央领导同志小规模的会议上提及《论十大关系》，指出，“去年4月讲的‘十大关系’，已经一年多了，也还不准备发表”【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1965年12月，刘少奇向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对于一些基本问题说得很好，对现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建议将此件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毛泽东同意了刘少奇的建议，同时指出：“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90页。】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中共中央随后将《论十大关系》讲话的记录整理稿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县、团级以上党委，供其学习之用。


1975年，在对毛泽东著作进行编辑整理时，经毛泽东同意，在胡乔木主持下，按照讲话原意对《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记录稿进一步作了整理。1975年7月13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将重新整理过的《论十大关系》一文送毛泽东审阅。邓小平在送审报告中指出：“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44页。】毛泽东在当天审阅后即写下批语：“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44页。】7月23日，中共中央将“经过重新整理，主席已经同意”的《论十大关系》稿件“印发全党讨论”。【《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1976年12月2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人民日报》以1975年整理稿为基础公开发表了《论十大关系》。1977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在出版时将该文收录其中。1999年6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将其收录其中。


三、毛泽东不同意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的主要原因


毛泽东生前一直没有同意将《论十大关系》公开发表，使该文成为其主动长期搁置的文章之一。这不但与毛泽东对待其他著述的态度形成强烈对比【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著述较多，典型者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反对本本主义》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于1957年2月，当年6月即全文公开发表。《反对本本主义》创作于1930年，后长期散失。1961年，在重新发现并阅看此文2个月后，毛泽东即将此文印发在广州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1964年经他亲自审定，编入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而且与毛泽东此前的辛苦调查也形成巨大反差。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讲话提出相对仓促，需要补充完善处较多。


如前文所述，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报告前进行的大规模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为准备召开中共八大和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汇报者基本上都来自国务院的经济工作部门，汇报的主要内容也是经济工作，由此这次调查称为“经济工作调查”【《毛泽东传》（4），第1446页。】。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首次作《论十大关系》讲话前一天的下午4点多，在“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根据两个多月来听取经济工作部门汇报的情况”，归纳出以经济关系为主的“六大矛盾，也就是六大关系”。【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566页。】但是，在第二天（4月25日）下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增加了“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四对政治关系，形成了著名的“十大关系”。虽然这并不能证明毛泽东对后四对关系缺少深入思考，但至少说明毛泽东对十大关系特别是其中的后四对关系的概括和总结还是相对仓促的。有论者即据此认为：“新增的几个关系在论证时没有遵循和前面同样的逻辑。特别是后三点，所拟小标题和所述内容也不尽符合。”【邱巍：《〈论十大关系〉的形成和传播——若干史实与观点的补充和辩证》，《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期。】而且，4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定议题并不是讨论十大关系，而是要“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因此，“谁也没有料到毛泽东要在这次会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毛泽东传》（4），第1446页。】，讲话的内容“大大超出了原定的会议议题”【《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调查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61页。】。此外，在毛泽东于4月25日和5月2日两次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后，周恩来于5月3日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这一讲话。但是，在提到这一讲话时，周恩来还只是说：“上个月”，“毛主席谈了十个方针的问题。昨天，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主席又重复讲了这十条方针。这十条方针与政府工作有很大关系，所以现在要快一点作个传达。主席报告的总题目是‘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周恩来：《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十大关系讲话的报告（节录）》，《党的文献》2007年第3期。】可见，至少到当年的5月3日，该讲话的题目还未归纳为《论十大关系》，内容也还只是“十个（条）方针”，不是“十大关系”。据此，不难看出，《论十大关系》因为提出相对突然和仓促，未经充分的思考与讨论，需要补充完善的内容相对较多。这应该是毛泽东一直不同意该文公开发表的原因之一。


（二）讲话未经录音，整理完善的难度较大。


4月25日，毛泽东在原定“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谁也没有料到”【《毛泽东传》（4），第1446页。】，而现场“既未录音也无速记，后来根据几位同志的笔记整理的稿子，毛泽东阅后很不满意”【苏维民：《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8页。】。可以想见，这种无录音也无速记，仅靠“几位同志的笔记整理的稿子”，内容上难免有疏漏，而且在后期编辑整理上也存在较大难度。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后，陈伯达和田家英都曾参加过《论十大关系》的编辑整理工作，但两人编辑整理后的稿件都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参见孙佩：《〈论十大关系〉的整理过程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2014年第3期。】，毛泽东对整理稿的意见仍然是“不大满意”【《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490页。】。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对《论十大关系》等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工作在实际上被搁置起来。直到1975年，《论十大关系》等文稿的整理工作才得以继续推进。1975年6月15日，邓小平等人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指出：目前应“继续做好毛主席讲话记录稿的整理工作。原来陈伯达整理的《论十大关系》、《谈对立的统一》等六篇稿子，需要重新整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随后，具体负责《论十大关系》整理工作的胡乔木“按毛泽东批准的将两次讲话记录稿综合整理的意见，重新作了整理，补上了以前整理稿中没有整理进去的重要内容，并作了必要的文字加工”【《胡乔木传》（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449页。】。在经过反复斟酌后，胡乔木于7月12日将《论十大关系》整理稿和《关于〈论十大关系〉整理稿的几点简单说明》一并送交邓小平。第二天，邓小平致信毛泽东说：“《论十大关系》稿，已整理好，我看整理得比较成功，现连同原记录两份，以及乔木写的几点说明，一并送上。”【《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8页。】邓小平还提出早日定稿公开发表的希望。对于胡乔木整理后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看后“一字未改”【《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8页。】，并同意印发全党讨论和将来出选集时公开。这无疑是对胡乔木整理稿的肯定。


在毛泽东逝世后不久，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即是胡乔木负责整理的。对于胡乔木对《论十大关系》的此次整理，邓小平曾于1977年5月再次予以高度评价：“《论十大关系》这篇是谁整理好的？是乔木同志主持，整理了好几稿才搞出。在这以前搞了好几遍都不行。这次文字上下的功夫很不少。整理后的文字，理论、逻辑很严密，成了一篇理论文章，哲学文章。”【《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1975.1—1976.1）》（一），《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2期。】


（三）时过境迁，毛泽东的部分观点有所改变。


《论十大关系》讲话的主要观点，是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判断为基础提出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毛泽东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发生了较大转变，在认识上与《论十大关系》讲话中的观点也有了较大差异。


在毛泽东进行此次大规模调查研究前后，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局势，中共中央有着较为乐观的估计。其中，对于国际局势，中央认为“国际形势趋向缓和”，“新的侵华战争或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出现10年或者更多一点和平时期”。【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485页。】就国内形势而言，随着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将不再存在。中国将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因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非常迫切地想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工作“加紧一点”，在农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知识分子问题和工业方面多一些“主动”，“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520页。】


正是基于对国际国内局势的上述乐观判断，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等一系列关系均作出了较大调整。其中，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虽仍然强调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同时提出在此前提下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以便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基础也更加稳固；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虽然提出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但同时针对此前对沿海工业的忽视，更多强调利用沿海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提出国防不可不有，却更多地强调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提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个方面，要给工厂一定的独立性和权益，并争取农民收入的增加；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提出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在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与各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问题上，作出了“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的判断；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肯定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主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


《论十大关系》讲话作出后不久，国际国内局势就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也发生了较大变化。首先，在国际形势方面，受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和波匈事件的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较大波折。特别是后来中苏关系全面恶化，中美间矛盾与冲突不断增加，毛泽东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突袭中国的担忧逐渐增多，“要准备打仗”【自1963年2月以后，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准备打仗”，《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这方面的记载就有十几处。】逐渐成为毛泽东不断强调的内容。其次，在国内形势方面，一些地方连续出现不稳定情况，随后的反右派斗争又出现了严重扩大化。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出现了重大转变，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致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发生重大曲折。


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严重估计，毛泽东在认识上与《论十大关系》中的观点相比，出现了较大出入。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从“准备打仗”的思路出发，日益重视腹地纵深，调整工业布局，强调三线建设；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中共中央曾于1958年尝试向各省市区下放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但因为“下放过猛”，出现了“计划失控”“工业生产秩序混乱”的局面，此后，中央又把下放地方的大部分企业陆续收归国务院有关部管理，并由此得出了“对下放要适当控制”和“不可过活”等结论【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96—802页。】；在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较长时间里仍坚持“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观点，“混淆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的界限，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参见《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页。】；在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上，认定“各民主党派在总的方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政党，还没有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各民主党派的严重任务》，《人民日报》1957年8月29日。】，对各民主党派的性质作出了不切合实际的估计；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问题上，过分估计阶级斗争的形势，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提出在整个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4页。】，等等。


综上所述，《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比较系统地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的开始。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诸多问题的研究与思考尚在起始阶段，部分理论尚未经过实践的检验，讲话稿的整理工作又因为各种原因而迟迟未有重大进展，从而严重影响了《论十大关系》的公开发表。此外，1957年后“左”的错误的进一步发展和对国际国内形势的严重估计等原因，也使《论十大关系》中的一些观点因“时过境迁”而显得不合时宜。或许是受上述因素的影响，毛泽东虽一直对《论十大关系》之前的调查研究非常重视且评价较高，但却对《论十大关系》的文章本身“不大满意”。因此，文章虽屡经编辑整理，并得到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多次推荐，但毛泽东生前始终没有同意将其公开发表。


（本文作者：李桂华，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83；齐鹏飞，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教授，北京100872）


（责任编辑：樊宪雷）


（来源：《党的文献》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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