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柬人民公敌：一位柬埔寨記者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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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制作
　　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提斯森巴（Thet Sambath，音）一直生活在一个秘密的世界，在这七年里，他不断对红色高棉（Khmer Rouge）前领导人示好，并赢得了他的信任。当年，正是这位赤柬前领导人将他的父母送上了死路。


　　农谢（Nuon Chea）就是这位红色高棉前领导人，如今已垂垂老矣。月复一月，提斯森巴和农谢就这样坐在一起，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们一同吃饭，一同分享尘封的秘密。提斯森巴记录着农谢的述说，声音或是影像，几千个小时后，农谢最终忏悔了自己的罪过。森巴说道。


　　他对农谢先生的追寻，逐渐让他产生了一种强迫症——他说，他对所有人都有所隐瞒，即便是自己的妻子，她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所谓的“调查”进展到了什么地步。


　　“我忘却了一切，”42岁的提斯森巴先生说，“我忘了怎样去挣钱养家。我卖了地，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我兄弟跟我说，‘你不能在沉溺其中了。为什么？为了你的孩子，你的妻子，他们需要人照顾，你还要盖栋房子。’”


　　“那时他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如果我说了，他们肯定会制止我。”


　　农谢先生，波尔布特（Pol Pot，于1998年去世）的头号理论家，他是红色高棉的四位领导人之一，他们将于明年因危害人类罪而接受审判——1975年至1979年间，柬埔寨有170万人死亡，他们为此负责。上个月，对红色高棉监狱长康克由（Kaing Guek Eav），又名杜赫（Duch）的审判宣布了判决。


　　杀戮是革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农谢先生在谈话中这样对提斯森巴先生说道。这也是电影《赤柬人民公敌》（Enemies of the People）中的场景。这部电影目前正在纽约、洛杉矶上映，记录了提斯森巴先生追寻答案的过程。法庭曾要求他们提供一份影片拷贝，他和本片的另一位导演罗伯？莱姆金（Rob Lemkin）拒绝了，他们说他们曾答应过农谢先生，他的访谈只“用于重现历史，而不能用作证据。”


　　现年已经84岁的农谢先生体弱多病，但并无悔改之意。“他们被杀了，被毁灭了，”他说，“如果我们留下活口，党的政治路线就会遭遇劫持。”


　　几乎是到了访谈的尾声，也就是2007年农谢先生被逮捕前夕，提斯森巴先生一直都保守着另一个秘密：他的父母也在大屠杀中丧生。


　　提斯森巴先生说，如果农谢先生在之前知道了这一点，也许不会下令让守卫放松对他的警惕。


　　提斯森巴先生说，他父亲由于抵抗赤柬政权命令，不上交自己的财产而被刺死。父亲死后，母亲被强迫与一位赤柬民兵再婚，后来死于难产。


　　“1979年之后的每个夜晚，我都在哭泣，”提斯森巴先生说。


　　“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父母疼爱照顾的孤儿，这种感觉让我想要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农谢先生得知了他父母的事情以后，他说，“他很震惊。说不出话来。他显得非常哀伤。”


　　然后，农谢先生道歉了，这也许是他第一次针对个别受害人的死亡道歉。


　　提斯森巴先生说，正是农谢先生恳求他保守秘密的。尽管仍是他，在红色高棉还是地下叛乱的时候，教导了各位年轻的领导人。“起初，这对我来说很难，不过后来我也逐渐适应了。”他说。


　　这位老革命者还告诉他，如果他们的会面为世人所知，他们其中一位可能会受到伤害。“他说他有上世纪60年代的经验，”提斯森巴先生说，“所以才会有1975年的胜利。”那一年，红色高棉夺取了政权。


　　“他告诉我，要保守秘密，甚至是对自己的家人也不能吐露，做到了这一点，我就能成功，”提斯森巴先生说道。他做到了。甚至在这部电影杀青以后，他也未曾对自己的妻子或孩子提过半句。也许，他为了完成这项使命付出了太多，所以在最后关头，他更不会让这一切都付之东流。


　　即便是在祈祷时，他也未曾对父母的灵魂说起过这件事，即便他所做的这些探寻都是为了他们。


　　“有一天，我打算为他们举行一次仪式，”他说，“我会点烛焚香，我会说，‘是的，我成功了。我现在知道你们和其他柬埔寨人曾经经历过什么。你们可以安息了，可以获得重生，找寻一种更美好的生活。’”


　　正是这项使命，将提斯森巴引向了新闻行业，他希望在这一行业里掌握调查的手段和方法。他说。起初，他在《柬埔寨日报》（The Cambodia Daily）工作，现供职于《金边邮报》（The Phnom Penh Post）。这两份报纸都是柬埔寨的英文报纸。


　　“从事新闻行业让我明白了如何与人打交道，以及如何问问题，”他说。正是他多年的访谈成就了这部《赤柬人民公敌》，这部引人入胜的纪录片在圣丹斯电影节（　Sundance Film Festival）和其他一些电影节中屡获殊荣。


　　除了农谢先生，他还与低级别的红色高棉成员取得了联系。其中有些人在农谢先生的授意下执行死刑。


　　采访结果令人不寒而栗。在一次采访录像中，一位农民描述了他在杀戮场的工作。他在那儿主要负责割人的喉咙，工作量之大让他手都割软了，最后不得不更换刀的手柄。


　　“她是最后一批的，”这位刽子手回忆起一次行刑，“我们当时已经杀了很多了，但还没轮到她。她抓着我的双腿，尖叫着说，‘叔叔，请收留我吧。’我说，‘你不能和我一起住在一起。’她说，‘求你了，就收留了我吧。’我说，‘你会永远和我住在一起吗？’她说，‘会的，我会的。’她紧紧抱着我的双膝。这时Eng冲我喊道，‘你还在磨蹭什么？还不快杀了她。’”


　　“于是我就动手开始杀她，完事后把她推到了沟里。”


　　上头的命令经过层层传达，最终由这些刽子手来执行。他们言谈间透出深深的追悔，而农谢先生似乎并未体会到这一点。


　　“我感到绝望，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位曾经的刽子手在介绍完自己的工作后说道，“我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人，却将再也看不到阳光。这就是我对佛法的领悟。我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很孤独。”


　　然而，提斯森巴先生却说，他还是情不自禁地喜欢农谢先生。


　　“他是一个和蔼的人，非常和蔼，”他说。


　　“我的意思是我喜欢现在的他，”他说，“这并不代表我喜欢1975到1979掌管恐怖政权的那个农谢。两个他，我分得很清楚。”


　　时至今日，他们有时还会通过监狱电话聊天，提斯森巴先生说，“我问他，‘最近怎么样？’他就答，‘噢，我挺好的。’然后他就笑了。”


　　在电影接近尾声的一个镜头中，农谢先生被押送到一架直升机前。这架直升机将把他从农村的家中载往金边，接受审判。


　　这次拘捕为提斯森巴先生漫长的探寻划上了句号——为了弄清楚那些久思而不得的答案、那些复杂的瞬间，农谢先生当年两位受害人的孩子开始了这次探寻之旅。


　　“看着他被带上了飞机，我觉得非常难过，”在电影即将谢幕之时，提斯森巴先生如是说，“虽然不能说他是一个好人，而是因为，我们并肩工作已经有将近十年了，已经习惯了。没错，我觉得很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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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影评：http://mypaper.pchome.com.tw/sriver/post/1321614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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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版见：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jB--2wvz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