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乃强文革摄影精品：天安门就象红色海洋里的巨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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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就象红色海洋里的巨轮


《回放》纪录了“文革”开始时最为壮观的一个瞬间——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天安门城楼下是一片红色的海洋，独特的拍摄视角使天安门城楼犹如一艘正在启航的巨轮，毛泽东如总舵手般站在船头，向红卫兵挥动着帽子。

　　“其实这个角度也是迫不得以选择的，”翁乃强说，“我们不是中央组，没有资格登上天安门城楼，只能站在下面拍，最多能够上到观礼台。”一次遗憾成就了一幅珍贵的历史影像。当时，翁乃强是《人民中国》杂志社的摄影记者，六十年代，摄影界摆拍盛行，艺术为政治服务，从业于宣传媒体的翁老不可能游离之外。怀揣着对那个年代特有的真诚与狂热，以及对工作的责任感，他拍摄了一组震憾人心的《回放》。照片的氛围和色彩，见证着一个特殊年代的虔诚与冲动，刺激着人们的眼睛和心灵。

　　翁乃强出生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父亲是一位爱国华侨。在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以后，翁乃强的父亲毅然地陆续送他的七个孩子回国。1951年7月，14岁的翁乃强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当轮船抵达广州港口，“解放区是天是晴朗的天… …”欢迎爱国华侨歌声响起，翁乃强的心中涌动着太多的荣耀和激动。

　　1964年，翁乃强从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分配在《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社工作，“周总理、廖承志和陈毅同志很关心外文局的工作，总理曾经对我们说，要事实求是，不要强加于人。这在后来也成为我们拍摄新闻图片时一贯遵循的指导思想，所以《人民中国》拍摄的照片历来反对摆拍。”翁乃强说，“现在来看，领导的思想不解放，我也不可能拍出这样的作品。”

　　另一张《回放》，毛泽东主席挥动帽子的手臂微微向上抬起，这一刻被天安门城楼上的新华社记者拍到，后来成为通稿，而翁乃强的这幅作品则被他小心地珍藏起来。

　　“真实地纪录了时代的照片才有生命力，”翁乃强说。中华摄影协会副会长方学辉评价翁乃强“在创作中没有沾染‘ 文革’时期弄虚作假、任意导演的不良作风，他现场抓拍的一幅幅、一组组自然生动、真实可信的摄影作品为新中国的外宣事业做出了贡献。”

　陈光忠：面对着上个世纪非常年代的经典画面，不同年龄和不同人生经历的人，会有各自不同的生命感悟和情感体验，

　　虔诚与热情，真纯与狂热，压抑与冲动，沉默与暴力……构成了属于那个年代特殊的氛围、声音、情调和色彩。

　　真实画面里包藏的故事，总有一段非常人生的经历让你定格在心里，总有一段非常岁月的感情让你刻骨铭心。

　　我们记录历史，历史也记录我们。

　　摄影家翁乃强真诚地用镜头记录历史，反映时代。

　　他的作品题材广泛、丰富多彩。不是停留在视觉冲击力的层面上，而是更着重对人的心灵的触动与共振。

　　他的镜头真实地留下我们充满战歌、凯歌以及悲歌的时代足迹；真实地反映人民生活的阳光和阴影，苦涩和欢颜。

　　他喜欢美术更酷爱摄影。求真与求美的结合，是他创作的特点，。为人朴实、热情、诚实与他的艺术风格浑为一体。他不肆张扬，不在形式上刻意迎合和追求新潮的东西，而是默默地在“内容为王”中开掘美、发现美和表现美。

　　真实地记录历史和现实，是为了让我们永远记住、纪念和记忆那些不应该忘却的历史和现实。

　　他的作品，给予我们审美的愉悦，情感的感染，思想的感动和深刻的思考。

　　他的作品让我们感到真实性的尊严，真实性的魅力和真实性的力量。

　　翁乃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取向，是附丽在长期风雨伴行的艰辛艺术攀登和使命跋涉的过程之中……

　　　　在作为职业摄影人的26年间，翁乃强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两个不同的时代，参与了多个重大事件的拍摄工作，如“文革”期间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大串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天安门“四五”运动、欢庆粉碎“四人帮”胜利大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为历史留下了一批真实生动的影像资料。

　　从中央美术学院退休后，翁乃强并没有赋闲在家，除了参与一些与摄影有关的社会事务，他经常带着相机到处转，随时纪录社会生活中正在发生的、真实的点滴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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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乃强经典作品选：1966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红卫兵激动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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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摄影家翁乃强1964-1990年在《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社工作，先后任美术编辑、摄影记者、图片部主任等职。期间拍摄了大量的摄影作品，并因外宣工作这个特殊岗位拍摄了很多彩色照片,为那一段历史年代留下珍贵的影像记录。
他的一幅封存了40年的“1966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的彩色照片曾经一度引起轰动。
翁乃强先生介绍说：这张“1966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的照片，好就好在拍到了群众跟领袖在同一个画面里出现。这张照片，现在有人拍卖、收藏，国外也有人收藏，有的关于中国的书还拿它当封面。
有记者问翁乃强先生，照片怎么拍的？翁乃强先生说，当时拍的时候只想拍好，只想把看到的东西记录下来，就很满足了。那时的年轻人都是很真诚地崇拜毛主席，我也是带着一种激情，一种对毛主席的崇敬到天安门去的，所以当我距离他不过百米的时候，我的心里想的只有怎么拍好。
翁乃强介绍说，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那天一清晨，很多红卫兵就到了，排着队，还有解放军，一个方阵一个方阵有组织的，后来毛主席坐着车检阅。检阅之后才上城楼。后来经常出现的毛主席挥手的那张著名照片，就是那天吕相友在城楼上拍的。当时他在上面拍，我在下面拍。当时不可能上到天安门城楼上，新华社也只有中央组才能上到城楼里，杜修贤、吕相友他们专拍领导人的，才能上去呢。我们一般的记者，只能在天安门下边。作为摄影记者，要有预见性，估计到最后结束时，毛主席可能要走到这边来。我一看，就到西边最高的观礼台上，放好三脚架——我那天带了两个相机，一个是120的，在三脚架上架好，手上拿的是另一个莱卡M3，有个长镜头，准备随时抓拍。
下午，毛主席还没来，我就把三脚架架好，构图看好了：城墙的角是构图的中心，这里有城墙、下边有很多群众，还有旗子，我把焦点对好，对到城墙的角上，测光也测好，就等着。等毛主席来的时候，我就直接用肉眼看，不再看取景器了，毛主席有了动作我就摁快门、过卷、摁快门、过卷。然后赶快换相机，拍完大的，又拍小的。
那天，当毛主席把帽子摘下来，高喊：人民万岁！我就立刻摁快门，然后就往下面群众那儿看，抓拍群众激动的表情，一下子就拍了很多。当时我就是希望尽量多拍，抢拍。




现在有人看了说，你这个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啊，说天安门城楼西侧部分的形象酷似一艘巨型轮船，而毛主席恰巧站在船头，向人群挥手。当时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哪里有？不可能！开玩笑！那时，根本连这个想法我都没有。
翁乃强说，有人说我的照片像油画，我学了9年油画，就是讲构图、色彩这些东西。我就想从取景上把这个照片拍得更好一点，表现内容更好一点。那么什么角度？中心应该放在哪儿？我学了9年美术就是学这个嘛。你看，在这张照片里，毛主席是在中心，下面还有群众的场景。巧的是，那时刚好蓝天上还有一抹斜着的云彩，让构图更完美，是老天也帮忙成全，天时地利人和。当时拍下来我很激动。
据翁乃强介绍，当年杂志没有发表，是因为那时发表这类的照片要拿到中央审查的。所以《人民中国》要提前三个月发稿——还得考虑到杂志送到日本是要坐船去的，那就来不及啊，就用新华社审过的照片，所以当时大量用的都是这样统一发稿的照片。
翁乃强说，我们自己拍的就一直放着，直到我退休后没事儿了，才慢慢整理过去的胶卷。我那时的想法就是留下一些资料。现在看还是很珍贵的，因为当时彩色片很少，大部分都是黑白的。现在也有人看了这些彩色片子很惊讶：那时候就有彩色片了？是不是后来处理的？不是的，因为我们是对外宣传的，当时周总理和廖承志都很重视《人民中国》，我们是用外汇进口的彩色胶卷。那时候外面没有冲洗彩色片的地方，拍完以后都是自己在暗房冲。那时我们用的E3胶卷，进口胶卷的同时就买它的套药，然后自己手工冲洗：六个瓶子摆开，还要用温度计量，看温度正负不能相差多少，再一个一个地倒，都是精心地冲，非常认真。
这就是我们今天能欣赏到《1966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彩色照片的过程，谢谢老摄影家翁乃强先生。（原载《北京青年报》）

翁乃强在天安门广场拍摄
2005年翁乃强，中间带眼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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