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玉平2009年博文：黎澍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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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装修，社科院近代史所科研处曾把一些库存的书放在走道里，通知所里的人，自由地选择。在我挑选的这些书中，有两本是关于黎澍的，一本是《黎澍自选集》，还有一本是《黎澍十年祭》。选择黎澍，不光是因为这些书可以自由地选择，还主要是因为，我曾听人说起，在范文澜之后，近代史所有三驾马车：刘大年、黎澍和李新。他们之间的矛盾与恩怨我不清楚，但总之肯定会有些过节，不然也不会因之而引起一些后辈的纠纷。当然，我想，随着历史的流逝，这些都将会而且已经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


   在我看来，历史学家是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的：入世型和出世型。我所工作过的近代史所，比如黎澍与罗尔纲，就是两种典型。罗尔纲一辈子研究太平天国，后来甚至十多年都不下楼，躲进小楼成一统，与世隔绝，当然是出世型的人物，而且他也做出了杰出的成绩。


   黎澍一辈子参加革命，以民主、自由为己任，虽百折而不挠。尽管他研究的是近代史这一时段的问题，但其实与现实是有着密切关系的。比如思想解放等等。又比如，他对胡乔木的批斗，与胡绳的私交等，均可以看出来。


   1942年，梁漱溟从日本人占领的香港逃出后，给儿子写信称：“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这样的一种自信，不能不让人咋舌。黎澍也很有自信。1966年7月6日，在近代史研究所第一批被批斗大会后，他即于东四牌楼京影照相馆拍照一张，并特意在照片后面加上注明。他这样做的目的，我想可能与他自认为历史会记下这一笔，不无关系。


   黎澍的悲剧在于，他生活于一个错误的时代，选择了一个错误的专业，在这个专业中做了一种错误的研究。我相信，所谓的历史研究与现实关照，在通常的情况下，不过是历史学者的自我吹嘘的套词而已。试想一下，真正能对现实社会产生影响的东西，能有多少作用？微言大意，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你说，陈寅恪的研究，对于当时的抗日战争，对于当时的国共对抗，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产生过什么影响？不妨说，带有现实关怀，有时可能是历史学者的心中的一种研究取向，有时可能也不过是说说而已，自己也未必能把它当真。除非你所做的研究，受到了别有用心人的利用。


   看黎澍十年祭，还发现黎澍经常让助手或同事帮他写文章，或由其口授，或由其指出大意，然后以自己的名义发表，这种情况，估计在今天的近代史研究所，已经绝无可能了。这也可以算得上是一种时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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