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水：左倾心理病——范元甄社会性格机制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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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倾心理病


——范元甄社会性格机制的探索


  李南央的文章《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书屋》１９９９年５月）具有一种震撼力，这是因为她如实地生动地描述了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的某种典型。这种典型曾在文学作品中出现过，最早是刘心武的《班主任》中的谢惠敏，后来是椹容的《人到中年》中的那位“马列主义老太太”；当然还有其他。不过只有这一次 ( 政治人物的传记除外）才作为真人真事出现在李南央的文章中，而且有了淋漓尽致的刻画。范元甄的性格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表明左的思想斗争的方法可以把人性压抑和扭曲到什么程度。在当年那种政治气氛和政治教育下，一个党员受左的影响本是自然的；问题在于范元甄不是一般的左，而是左得出奇，左得难以理解。列宁用过“左倾幼稚病”这个名称；范元甄的个案却不是幼稚问题，而恐怕是心理上的不正常。但是，这又不是纯粹心理学的问题，必须联系产生这种性格的社会政治情况来了解，所以我采用了Ｅ．弗洛姆的“社会性格”这个概念。


  女儿是最了解母亲的；李南央已经对她的妈妈的性格形成作了很中肯的解剖。我这篇文章只是在她的文章的基础上作一些进一步的探索。


     没有温暖的革命者家庭


  打从记事时起，小南央就看到母亲折磨父亲是家常便饭。五十年代，范元甄和李锐吵架，很多时候是为婆媳矛盾。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婆媳矛盾本是平常事，但在共产党政权下却往往会带上政治色彩，变成“阶级斗争”，处理这种事如果心软就会变成政治立场问题。范元甄认为李锐不该对他的妈妈有温情，因为她是地主。李南央说不是；即使不是，范元甄也一定要说她是。人们很难弄清，到底范元甄是因为婆婆是地主而不喜欢她，还是因为不喜欢她而一定要说她是地主。即使是地主，难道就一定是坏人和恶人吗？李锐母亲三十二岁时守寡，一人含辛茹苦，供养子女读书。李锐是独子，十七岁时离家上大学，倾向革命。为了寻找共产党，李锐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不辞而别，悄悄北上北平，从此渺无音信。老人急得几乎发疯。十二年后，故乡解放，老人才见到儿子。这也确实不容易。李南央长到二十七岁时才第一次见到奶奶。原来听妈妈灌输的一套，奶奶是个又刁又狠的“恶霸地主婆”，见面以后才知道她是一个瘦弱善良的老人，成天想念着儿子。奶奶一辈子想跟儿子家住一阵，由于媳妇反对，至死未能如愿。


  李南央九岁时，爸爸去北大荒劳改农场，妈妈失去了发泄对象，就拿女儿出气。一骂起来就是一整晚，不许睡觉，骂得最多的是：“你这个小李锐！你跟你爸爸一模一样！”文革中，范元甄骑在女儿身上，揪住头发往水泥地上死撞。


  范元甄爱讲大道理，很注意对孩子的“思想教育”。她给李南央的信里永远充满革命词汇。每年放暑假时给孩子买书，大多是所谓有教育意义的。但这种“革命”的思想教育，是没有爱的。妈妈对孩子没有爱；孩子对她也没有爱，只有把满腹苦闷写到日记里。这日记被范元甄偷看了，讥讽地说：“你小年纪，还母爱、母爱的，满脑子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思想。”


  文革开始后，李南央在学校挨斗，回家一言不发。范元甄看出女儿神色不对，和蔼地盘问。这是难得有的。李南央有些受宠若惊，感到了一丝母爱的温暖，不觉流下了眼泪，告诉妈妈，自己因为爸爸的问题，也有她的因素，在学校里挨了同学的批斗。


  没想到的是，还没有等她说完，妈妈的嘴角向下一撇，露出了幸灾乐祸的冷笑：


  “啊哈！你不是一向标榜自己不要母爱，自己最坚强吗？哭什么？跟我说什么？你在学校挨不挨斗，跟我无关，不要往我身上扯。那是你自己在学校一定有问题。以后，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事情。你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坚强，就不要以为还有妈妈。我在机关挨斗，又向谁去哭？”


  那时李南央还不到十六岁。“看着妈妈那毒得近乎狰狞的面孔，只觉得自己向一个大冰窟里沉下去。”从此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都绝不向母亲诉说了。


  文革开始时范元甄的确挨斗。她过去的下属还有人跳到台上抽了她的耳光。１９６８年３月，李锐家被抄，范元甄被造反派抓走，关在机关里。可这根本改变不了范元甄对党和毛主席的忠心。李南央回家探亲，范元甄领着三个孩子天天对着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李南央不在家时，妈妈还不时给女儿寄剪报，要她学习“天津火车站工人批林批孔的先进经验”，让她学习王洪文。有一次李南央流露出对国家前途悲观的情绪。范元甄教训女儿，女儿听不进，范元甄竟一封信写到女儿的工作车间的党支部书记那儿，告发她的“反动思想”。





  李南央最后一次见到妈妈是１９９４年的圣诞节，那是她离开大陆四年后第一次回国探亲，她还带上自己的女儿。开始寒喧几句还好，慢慢地，老太太就骂开了，从大姨开始，骂到李锐头上，又骂到女儿头上。对孙女儿，却破例地表示了一点人情味，掏出一块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的怀表，要送给孩子，顺便考考她：“毛泽东是谁？”   接着就进行思想教育课了：“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  


  这话在九十年代初听起来就已经象是背书了，可老太太是掉着眼泪说的。“这年头还有什么人真能这么记着他老人家的恩情啊！小孩子都不知道谁是毛主席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老人家，要世世代代记着他的恩情。”


              异化了的自我


  范元甄真地对党和毛主席从来没有过丝毫怀疑吗？不是的。她在延安整风时期之所以受到审查，固然是受李锐牵连，但和她自己的“自由言论”也有关系。１９４９年，范元甄刚进城时，曾和李锐议论过毛泽东：“毛泽东不就是个师范生？”反右斗争时，她正在航空学院学习，曾经很同情一个名叫马云凤的右派学生，认为她无非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说不上是反党、反人民。大跃进时，她写信给李锐，询问外地情况，对报纸上放卫星的报道表示了怀疑。这封信后来被搜查出来，引起了麻烦。


  这才是真正的范元甄。不管她的怀疑和议论对不对，那是她真实的思想，她是在说真话。这样想是她的自由，说出她的想法是她的权利。在这样想和这样说时，她是她自己。别人可以不同意她的意见，可以同她讨论或争论，但无权禁止她这样想。然而在毛泽东的时代，这种思想是极端危险的。从延安整风到以后的历次运动，范元甄看到的和自己受到的教训还少吗？


  １９４３年春，延安搞“抢救运动”，李锐作为特务嫌疑被关在保安处，范元甄也受审查。政治研究室派邓力群去“抢救”范元甄，结果产生了两人的婚外情。这事导致李范二人的离婚。此后李锐大病一场，差点没有了命。事情闹得满城风雨，组织上只好出面干涉，一个月开了五次批判会。最后作结论的是杨尚昆，认为双方都有责任，主要责任在邓力群。范元甄受批判后，名声很坏，主动表示愿意和李锐复婚。后来范元甄认为这次复婚是自己一辈子最后悔的大错。


  这是范元甄第一次挨整。以后是反右派斗争。范元甄曾告诉南央：那一次，由于同情马云凤的原故，被撤职并受到审查。她这才猛然醒悟：“自己怎么能够怀疑到毛主席的头上？才认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要好好认识错误，重新做人。”


  毛主席不能怀疑！“重新做人”就是做一个永远不怀疑毛主席的人。不然的话，就会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反革命的道路：这还不严重吗？


  那么范元甄是否从此以后真地改变了想法，认为反右派斗争没有冤枉好人，认为报纸上关于大跃进的宣传都是事实，认为毛主席是永不犯错误的神人？恐怕未必。从心理学的观点看，她之所以表现得那样出奇地左，这本身就不正常。这并不是因为她信仰得虔诚；恰恰相反，是因为她在内心深处还有怀疑。她被自己的真实想法吓坏了，但她又无法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于是拼命把它压制下去，不让这种思想冒出来。她之所以会对任何细微的“异端”言行表现出强烈的“义愤”，正因为她对这些东西怀着恐惧；而她之所以感到恐惧，正因为她感到虚弱，感到这种“异端”是难以抵抗的。为了安全，她把党教导给她的东西，报纸上宣传的东西，不经过自己的考察和鉴别就通通无保留地塞进自己的头脑，按照这个口径来讲话，甚至按照这个口径来思想。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只有这样，她才感到放心。但这样一来，那个范元甄的本来的自我就隐没了，代替出现的是一个“假我”。我在这里用“假我”这个术语，并不是说范元甄有意骗人。她对这一点很可能是不自觉的，甚至还以为她自己是真正相信这些思想的，她自己从来就是这样“革命”的。所以，这也是一种自我欺骗。


  这个“假我”也是一个异化了的我。它是按照组织的政治需要塑造出来的，它在自我的名义下扮演着符合左的要求的角色。正像演员按照导演的要求背诵台词，而这个演员在说这些话时还带着感情，好像这就是她自己想说的话。这个“假我”扮演得越好，范元甄就越不是她自己。久而久之，假就成了真；范元甄就会相信，她不是扮演角色的演员，而是角色本身。


  这样，范元甄就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独立思想的能力；她象一架机器，只知道重复别人灌输给她的东西。如果人变得象机器，那么人就异化了。这个异化了的我统治了她，扭曲了她，奴役了她，使范元甄不再是她自己，但她还坚决认为，这就是真正的自己，她应该是这样的人。她已经按照组织的要求和标准，脱胎换骨地改造了自己，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因而，她可以自豪。  


  李南央谈到她妈妈对毛主席的感情说说：“对毛主席，我是从心底里相信她的绝对忠诚。她对主席的忠诚是现在唯一可骄傲的资本。那是她精神上的唯一支柱。”   “她就象魔鬼附身，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谁。”   文革后期，范元甄还说：“现在象江青同志和我这样真心革命的是几乎没有了。”   老太太哽噎地说不下去了。她说话时，李南央始终直视着她的脸，那是一脸的虔诚，没有半点的虚伪和做戏的表情。





          为什么“宁左勿右”？





  范元甄也曾有她的辉煌时期，不过这是很遥远的事了。


  范元甄的心理经历了两次大转折。


  李南央叙述她妈的经历说：


  “她早年富裕的家庭的娇惯，养成了她任性的大小姐脾气。当年我佬爷家有车夫，有厨子，有不止一个老妈子。她又是第六胎，第一个活下来的孩子。”这肯定养成了范元甄的自我中心意识。


  这个家庭不知道是属于什么阶级，反正不会是革命阶级或劳动阶级。  


  那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都在经历着剧烈的动荡。日本帝国主义大军压境，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要求参加抗日，参加革命。范元甄也被卷在这个浪潮中，“在革命最风头的时候，一半是因了革命的热血，一半是逃避已开始没落家庭的窘迫和尴尬而投身了革命。”


  抗战前夕，范元甄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抗战初期，她担任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演剧九队负责人，后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王明赏识过她，周恩来夫妇视她为女儿。１９３９年范元甄与李锐在重庆结婚，不久同去延安。她进了马列学院，并成为延安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１９４１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当时主任是任弼时，实际负责的是陈伯达。那时的范元甄，可以说是相当出风头的了。


  这样家庭出身的青年，投身到革命队伍，肯定要来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才能适应新的环境。不过范元甄还很顺利，没有遇到什么考验。“没有打过仗，没有下过乡，没有参加过土改，没有受过艰苦生活的锻炼。”唯一的一次磨难只是延安整风时受到审查，不过这一次肯定给了她极大的教训。


  １９４９年，武汉解放，范元甄找到了一个显示她的革命性的机会。她有一个大弟在武汉长江航运局工作，这个大弟的岳父在解放前夕抛掉了老婆、女儿和女婿，带着小老婆去了台湾。范元甄一到武汉就领着两个年轻，崇拜共产党，一心向往革命的妹妹斗争大弟，要他交代是如何帮助老丈人逃跑的，家里帮他藏了哪些财产。“这真是子虚乌有的事，大舅当然不承认。为了表示革命干部不能包庇亲人，我妈一状告到舅舅的单位。单位来人抄了家，还给舅舅连降两级。文革期间更是全家被下放到农村。”


  李南央的大舅本是个“很有才华，非常能干”的人（这是李锐的评语），被赶到农村后，生活很苦。李南央去农村看过舅舅一家，觉得他们都是那么善良的人，使她在那些日子尝到了真正的亲情。可惜坎坷的生活摧毁了大舅的健康，五十岁的壮年就病死了。


  范元甄这种态度，是真对革命负责吗？如果他的大弟没有受到这种打击，而能够充分施展他的才干，并且多活一些年，这不是对革命多作贡献吗？范元甄对她的大弟不可能连这种基本了解都没有，为什么要采取那种态度呢？


  用李南央的话说，这是“为了表示革命干部不能包庇亲人”。范元甄需要证明自己的“革命性”，而要证明这一点，“大义灭亲”当然是最有力的行动。这样，她的大弟就成了证明姐姐的“革命性”的牺牲品了。我并不是说不要大义灭亲，而是说这种“大义灭亲”是要加引号的。我也不是说范元甄本人明确地意识到她的行为的不合理处。这种真实的动机可能隐藏在她的潜意识深处，而被她自己用冠冕堂皇的革命词句掩盖起来了。


  范元甄对婆婆和自己的大弟如此，对自己的小弟也差不多。这个小弟“五十年代在北京大学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校领导本准备送他去苏联留学。因为我妈既是小舅的监护人，又是老革命，就征求她的意见。结果我妈一句好话也没说，反说我舅舅思想比较落后，小资产阶级意识较浓，不适于出国学习。断送了舅舅出国深造的机会。”


  我知道在土改时期，有些表现很左的干部恰恰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他们知道，让他们参加土改是对他们的考验。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被批评为“立场不稳”，于是他们采取“宁左毋右”的立场，以表明自己的革命坚定性。实际上，在内心深处，他们未必觉得那种做法是合适的，但对他们来说，“表现”得革命才是最重要的，而要作到这一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要“斗争性”强，要显得左一些。这样，即使挨批评，上级也还是会觉得这个同志的革命性是没有问题的，说不定还觉得自己“左得可爱”哩。


  这种“宁左毋右”的思想之所以能泛滥，因为党的领导就觉得“左比右好”。毛泽东不是说过吗：“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   “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总之，虽然有错误，还是自己人。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人就不同了。“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毛选》五卷，４２３ - ４２４页）。照此说来，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那就难怪许多党员和干部要“宁左毋右”了。


  那是革命的年代，“革命”是最有魅力，最使人响往的字眼。“革命”是和“真理”   “光明”   “进步”   “伟大”   “崇高”   “英勇”   “壮丽”   “辉煌”这些字眼连在一起的（保尔·柯察金不就是这样的英雄吗？）。革命—这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革命—这是当时现实的主旋律。哪一个有进步倾向的青年不以革命为荣呢？既然革命的领导者和代表是共产党，又有哪一个进步青年不以作为这个党的一员而自豪呢？我想范元甄属于这种情况：她要争当革命先锋。对不革命的人来说，她是革命的；在革命的队伍中，她又是最革命的。她如此迫切地渴望表现出自己的革命性，以致这种行为是否真对革命有利反而顾不得了。


  这就是范元甄的心情：她的家庭行将没落，她必须改换门庭，另寻出路，在新兴的革命阵营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她是渺小的，可党是伟大的；她是软弱的，可党是强大的；她是无足轻重的，可党是在创造历史。既然她把自己融入了党，她就提升了自己，分享了党的光荣和伟大。可这要付出代价，要经受考验，要作出牺牲。本来，革命者是应该有这种准备的，可是有些对党员提出的要求，却是不合理的，过左的。于是，范元甄就有那种铁石心肠的表现。这对她大概并不是难事，因为她本来就是自我中心的。


  表现过左的人有好几种情况。一种人是野心家阴谋家，用伪装的革命来骗人；这种人是极少数。另一种人是真诚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并不是过左；这种人一旦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是容易改正的。多数人有左的表现的人是要革命的，但他们参加革命的动机中可能夹杂着或多或少不纯的成分。


  看来范元甄的“革命”表现并没有白费：她得到了信任。建国后的五十年代，范元甄被送进北京航空学院的调干班学习，毕业后在航空工业部所属的一个大型仪表厂任总工程师。那时她不过三十几岁。这是她一生的顶点。


     制度的牺牲者


  转折点在１９５９年。李锐因在庐山会议上同情彭德怀而被贬斥，范元甄也遭株连，被发配到一个车间当炉前工，身体又有了病，精神似乎垮掉了。


  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后，李锐和范元甄再度离婚。本来组织上是准备给李锐恢复党籍，降为局级使用。范元甄写了长篇材料送上去，揭发李锐的反毛言论，连邓小平也看到了。


  李南央说：“她和我爸离婚，揭发我爸，根本不是他们思想不一致，而是她胆小，为保自己出卖了丈夫。”


  １９７９年李锐平反出狱，范元甄曾萌生过再次复婚的念头，未果。范元甄在文革后没有工作，李锐却在陈云提名下进了中组部，并升格至中央委员。范元甄对此切齿痛恨，到处扬言不把李锐弄下台誓不罢休。后来果然抓住生活费问题大闹特闹，到处告状。


  范元甄认为自己比李锐革命，可是党组织偏偏欣赏李锐而冷落了她，这使她心理不平衡。这种心理表现在行为上，就是拼命贬低李锐，折磨李锐。正如李南央所说，她的父亲李锐“越到晚年越加晚霞般绚丽，学术名气和社会地位越见升高”。相比之下的范元甄却一蹶不振。“她曾经年轻过，漂亮过，出过大风头，有过名，可惜昙花一现般短暂。她的大半生都不得志，将一生积怨横加于父亲，化作永远刻骨铭心的恨。我想我妈现在活着唯一的念头就是‘一定要看着李锐先死’。”   。


  还有家里的老阿姨，更不知受了她多少气。这个阿姨晚年落了个毛病，不能提范元甄，一提就失声痛哭。


  这种折磨人的性格可以追溯到范元甄的儿童时代，那时在家里，她就是小霸王，脾气很大，一切都得依着她。据李南央叙述，“南下时，我妈曾当着我爸的面，在她妈妈面前打滚。听阿姨说，我姥姥当年听到大小姐回来了，会吓得浑身发抖。”   我在前面说范元甄失去了自我，这是就她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主判断能力这一方面说的说的。左的统治要摧毁个人的独立性，把每个人变成俯首贴耳的驯服工具，这是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左的统治又需要利用一些人去整另一些人，所以它又强调斗争。这后一方面不是和范元甄原来的性格不谋而合吗？于是在很多场合下，这种好斗的、折磨人的性格就会以“革命的”的形式出现，不但用不着改造，而且具有正当性，应当发扬。毛泽东不就是喜欢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吗？


  可叹的是后来不管范元甄如何表现得“革命”，党却再也没有认可她。随着改革开放，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现在她这种人已经过时了，不吃香了。范元甄一定越来越感到孤独，她只好生活在幻想中。


  １９９４年李南央最后见妈妈那一次以老太太的大打出手而告终，只因为李南央看到姥姥对孩子发急了，说了一句“要平等讨论”，这一下引爆了：“我今天就是对你不平等了。你给我滚！”接着就暴风雨似的对女儿和孙女狠狠乱打一通，打得李南央满脸是血，拉着女儿狼狈而逃。


  为什么会表现得这样歇斯底里呢？


  因为范元甄被刺痛了。为什么这样容易被刺痛呢？这不是有自信的表现；恰恰相反，是虚弱的表现。在这种过度反应的背后，是深深的自卑。


  这种自卑，范元甄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到，那是深埋在她的潜意识里面的，但我们可以通过种种迹象察觉出来。比如，范元甄数落女儿到了美国，以为了不起了，每年春节寄一百多美元回来是“打发叫花子”，骂女儿是“美国狗”，可是女儿给她的美国货（西洋参、不粘锅等）却照收不误，而且要女儿替她买这买那。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她对女儿的辱骂其实是嫉妒的表现。


  李南央说，早在妈妈下放干校时，“我一个人在北京要给她寄那没完没了的包裹。她的每件东西在哪家商店买，什么颜色，什么牌子，在来信中都是严格规定的，我永远做不到一次就买对。”   到美国后，李南央托朋友去看看妈妈，这位朋友买了一个大果蓝作礼品。没料到表面的好水果下面是一层烂桔子。这当然是上了奸商的当，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过了快一年，范元甄见到李南央时，还大骂一通。可见，她对送的东西是很在乎，很计较的。这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相去甚远。范元甄挖苦那个朋友说：“还给我一张名片，经理头衔一大串儿！坐在这里，腰里的ＢＰ机‘哔！哔！哔！’地一会儿一叫，一会儿一叫，什么样子！那个俗气！”


  李南央评论得很好：“这个人是完完全全地与世隔绝了。生活在共产党和毛泽东建立起的精神牢笼里。真的，如今这世道，是个谁都想当个经理，腰上ＢＰ机乱叫……还有谁会记住老人家呀？”


  然而，既然范元甄对物质的生活用品那样重视，那么她在内心深处对这种人没有嫉妒吗？ＢＰ机现在不稀罕了，可在九十年代初，名片上的经理头衔和腰上的ＢＰ机，都是身份和财富的标志，都是可以炫耀的东西。有了这些东西就说明有钱，就会拥有范元甄想要而得不到的一切。


  范元甄批评过“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思想”，那么她自己对金钱是什么态度呢？下面这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了。范元甄的小妹有心脏病，不到五十就死了。最后一次犯病时，想向姐姐借点钱。这位姐姐当时倒是寄了二百元去，可是没过几天，就一封长信追过去，大骂小妹没有良心，只知向她要钱，却对她漠不关心。殊不知她的身体也很坏，就因为给小妹寄了钱，这个月没有买补药。小妹看了信，气得马上把钱退回，几天后就咽气了。临死前嘱咐：绝对不许通知大姐。


  看着妹妹病危也不肯解囊相助，这种行为像是守财奴而不像是无产阶级。由此可见，范元甄并不是真地憎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她对在改革开放中富裕起来的人的反感，不过是一种失落感的表现，因为现在这些都没有她的份了。


  范元甄的性格有个人因素，又是制度的产物。某种制度塑造出某种社会性格的人，这种社会性格的人又成为该制度的维护者。这是有普遍性的。凡是从那个左倾思想猖獗的年代过来的人，恐怕谁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左的影响吧，我自己也不例外（当然，这不是说范元甑就没有自己的责任了）。在那个时候，范元甄这种人是正面人物，是受到鼓励的。改革开放开辟了一个新时期，经济体制起变化了，人们的思想逐渐解放，接受了新的观念、新的思维方式；过去不敢想的问题现在开始敢想了，过去不敢说的话现在开始敢说了。左的东西仍然有势力，但已被人们厌弃了。左的思想也要变换花样，才能有市场。可悲的是，范元甄却依然故我。外在的政治压力放松了，可是她仍然带着旧的精神镣铐，自己束缚自己，因为她已经把外在的束缚内在化了，以至于不能意识到那是镣铐。她仍然忠于那个改变前的体制，于是，她终于被体制抛弃。归根结底，范元甄也是一个制度的牺牲者。


         ２０００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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