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曙明：历史需要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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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改变中国命运的一次大规模政治动乱。在“文革”中，执政党、政府、军队、人民群众，以及和所谓“敌对阶级”（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等）之间的关系，如此错综复杂，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奇特的政治文化的体验，它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无比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广州地区一系列大型武斗，究竟是怎么打起来的，事实隐藏在重重雾幛之后。我采访过不少亲历这些武斗的人，有些甚至是重要的指挥者，他们也说不清楚。可能是不愿说，也可能是真的说不清楚。因为在各个群众组织的背后，都有一张犬牙交错的关系网，各有各通往北京、通往中央文革小组、通往“两报一刊”的渠道，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





  对“文革”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当时两派群众组织互相攻讦的文字，几乎都是谩骂式的，其中有无数夸大其辞、面壁虚构的东西，真假难辨，但无论如何信口雌黄，只要它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就总能够从某个侧面、某个角度反映出某些事实，反映出某种社会文化心态，为研究者提供真实有用的线索。





  客观而论，1966年至1968年，广州的“文革”与全国许多大城市相比，并不算太乱。用一位军管会干部的话说，广州不但生产没停顿，而且生产形势在全国是最好的。广东历来是从外地买粮食吃的，但“文革”期间，广东还支援了中央几亿斤粮食；粮食和油料都有宽裕，上调国家。





  究其原因，首先，这是广州军区的大本营。广州军区前身是四野，是林彪的基本部队，靠山强大，造反派屡次炮轰军区，炮轰黄永胜，都是有头威无尾阵。军区的态度对局势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广州毗邻港澳，地处国防前线，周恩来每次与广州群众组织见面，都强调敌情问题，以敌情为由压制内乱。再次，广州每年有两届交易会，对形势起了缓冲作用。一到交易会期间，大家都会暂时停火，上街打扫卫生。群众组织之间虽然对立，但在对外问题上，还是能够以大局为重，听从中央劝导的。





  许多人都会关心，广州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这场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政治动乱？虽然迄今没有正式的统计数据公布，但军管会的干部告诉我，广州武斗期间死了两百多人，因为广州武斗发生最晚，清理最早，死伤最少。湖南在1967年6月份就死人了，广西更早。广州到7月下旬才死人。广州面临港澳，情况复杂，这么一个大城市，两三百万人，一共死两百人，连那些被当成监狱逃跑人员（即所谓“劳改犯”）打死的吊死鬼也算了，也就两百人左右。但这个数字显然是不够准确的，因为仅仅在1967年8月被当作“劳改犯”打死的，就已近两百。





  关于因武斗而死的人员数字，各方面的统计，相差很大。比如像1967年7月23日的中山纪念堂武斗，军管会的干部告诉我，死了4个人，但旗派一位头头则说，一个人也没有死。准确的数字也许永远是个谜，即使统计出来了，也不过是一个“统计数字”而已。死者长已矣，留给人世间只有无限的感慨与思考。





  “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当我写这个“荒唐岁月”的系列文章时，又重读了那个年代留下来的各种各样的传单、小报和油印资料。它们早已变黄变脆了，静静地散发着发霉纸张的气味。那些写传单的人，那些印小报的人，他们当时在想些什么？他们现在又在哪里？如果他们还在，也已步入晚年了，在他们日渐苍老的心底，还残留着多少当年的激情？年轻时的理想是否早已悄然破灭？他们有所忏悔了吗？或者仍然觉得“青春无悔”？





  历史沉重的一页，虽然已翻过去了，但对“文革”历史的正视与反省，还远远不够。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负起的责任。





载《羊城晚报》2014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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