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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曙明:1966年,暴风雨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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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11 03:41: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破四旧”的成果在全市展览

谁,仍记得中山五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市一医院院长姚碧澄为病人做“胃镜检查”的工具被展示为反革命的证据



荒唐岁月


叶曙明


1966年5月16日,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并停止和撤销了他们的职务。会议还决定撤销原来文化革命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又称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 5月16日,会议向全国发出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震波立即传到了广东。


5月9日,中南区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在珠江宾馆召开。会议圈定了中南各省准备点名批判的名单,决定在广东公开点名批判四个人:容庚、刘节、秦牧、柯麟。5月24日,“五·一六通知”传达到广东各高等院校和厅局级单位。


各高校学生纷纷冲出课室,对学校的教学方法、课程安排、招生和考试制度,乃至党和国家的政治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大字报铺天盖地淹没校园,某些学校已出现批斗教师的现象。斗争会上,学生对被斗争的教师拳打脚踢,也有学生拍手叫好。有人要斗这个,有人要斗那个,开始分化成两派(甚至几派),终日争吵不休。


8月,一场“破四旧”风暴平地而起。和全国各地一样,从8月中旬开始,广州的古海遗迹、南海神庙、九曜石、大司成牌坊、海瑞牌坊、南朝砖墓、绍武君臣冢、王兴将军墓等文物保护单位,统统被撤销;名胜古迹、寺观庵堂“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文字、绘画,一律进行清除。


8月15日,华南师范学院实验中学的七名学生,跑到北京路广州皮革工业公司供销经理部门口,贴出了号称“全市第一张革命的大字报”(在社会上公开张贴),指责他们用10尺长的大皮鞋做商业广告是“资本主义经营的典型方式”。


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啸聚街头,张贴标语、传单、大字报,集会演说。8月25日、26日,红卫兵捣毁了大佛寺等14个教堂和寺庙,烧毁了各种神品。全市有40间天主教和基督教教堂被扫荡,宗教活动全部停止,神职人员被揪斗、关押和被迫还俗。8月28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自由神像也被砸毁了。


红卫兵热衷于为街道、医院、公园、酒家和工厂、商店换上新名字。广州的路牌,换上“延安路”“红书路”“朝阳路”“曙光路”。全市89条马路,合并为24条,改名换姓,永汉路改为北京路,恩宁路、第十甫、上九路、下九路、大德路,合并为一条秀丽路。接着,全市有2300家商店被改名,换成“东方红”“太阳升”“新文化”一类革命化名字。理发店取消电发、落香水、发油、发蜡等项目,不理怪异发型;服装店不做奇装异服。陶陶居改为东风楼,泮溪酒家改为友谊饭店。中学也纷纷改名,广雅中学改为红旗中学,华师附中改为东方红中学,有人甚至提议把白云山改为红云山。


饭店不再有服务员,顾客一律“自我服务”,自端饭菜。红卫兵还倡议废除收房租、拿定息。广州市的脚踏三轮客车,一度停止载客。养金鱼、雀鸟和猫狗宠物,统统被斥之为“封、资、修”。无数家庭被抄家,名贵的酸枝木家具被砸烂;花鸟鱼虫的国画和线装书被投入火中;金银首饰被当成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证据,拿去公开展览。


8月30日,著名作家欧阳山的家,闯进了一伙红卫兵,把所有稿件、书籍、资料、书信、衣物、家具都抄走了,红卫兵把抄来的毛毯、衣服、帽子、袜子、收音机、电视机、照相机、手表,布料、毛线和几十个衣架,作为革命造反的“成果”,在全市展览。连衣架也被当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四旧物品,可以一窥那个年代的荒唐。 9月,又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批斗欧阳山的六千人大会。


9月3日,北京南下的部分红卫兵,联合广州十几间中学的红卫兵,大闹华侨新村。他们搜查了黄洁(归侨,原广东省副省长)等四户人家,全部没收了华侨资本家曹冠英的财产,装了九大车运走,并声称华侨新村是“小香港”,要大举清扫。


9月4日,是全国各大城市大、中学校红卫兵破四旧总行动日。红卫兵在大街小巷设立哨卡,拦截路人,检查他们的裤子是否太窄,头发是否卷曲,妇女是否涂脂抹粉。凡是被他们认定属于资产阶级的衣服,一律当众用剪刀绞烂,或泼上墨水;抹了发油的头发,或扎了长辫子,也成为攻击目标,红卫兵们一哄而上,把他们的头发剪成一窝乱草,再当众训斥一番,方可放行;皮鞋不能太窄,也不能太尖,窄和尖都是生活糜烂和颓废的标志。


9月5日晚, 佛山青年粤剧团在广州文化公园文娱剧场演出《红色娘子军》,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和广州八一中学的红卫兵,在中途登台质问观众:“你们搞好了文化革命吗?怎么有时间看戏?”“看戏是小市民习惯,要扫除。”观众瞠目结舌,不知所措。想走,又被喝住:“革命的留下,不革命的滚蛋!”大家都不敢走了,一些小孩吓得哇哇大哭。有妇女求情说家里还有小孩,才准许离开,男观众全部留下开斗争会,勒令全剧团自报成分,“‘红五类’左站,中间阶层靠边站,黑五类滚蛋在一堆”。演南霸天的演员司马剑琴,自报黑五类,编剧本放过毒,立即押到台上斗争。红卫兵还要观众检举揭发,观众哪儿知情?但不揭发就不准走。直闹到深夜两点。清晨,司马剑琴触电自杀,幸被及时救回。


这类悲剧,在那动荡的年月,几乎每天都在广州上演。中山医学院批斗中山医眼科医院院长陈耀真和毛文书,逼得他们几乎要全家自尽。中山大学有名的教授都挨了批斗。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被北京一○一中的红卫兵剃阴阳头,在水泥地上跪了两个钟头,挂牌子批斗,还抄了家,强迫扫马路。


12月,广州举办了革命造反的“成果”展览会,其中有一件奇怪的展品: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姚碧澄,用来给病人检查胃病的胃镜。姚碧澄是毕业于法国里昂大学的医学博士,1941年在昆明创办“碧澄医院”,1950年代主持研究治疗胆绞痛、脑血管疾病的方法和技术,在国内具有领先水平,展品的说明这么写:“这是反革命分子姚碧澄对我长征老干部进行阶级报复的工具,姚先后用它对我长征干部张××作所谓‘胃镜检查’,把这把长约80公分的铁管从极度衰弱的病人口中插入胃,给病人造成极大的痛苦,最后把这个长征干部活活折磨死在病床上。”这不是什么黑色幽默,而是一幕真实的悲剧,姚碧澄最后在流花湖投湖自尽。


那真是一段惊心动魄、悲风惨雨的日子。然而,动荡的岁月,这才刚刚开始。


叶曙明


1966年暴风雨来了2013.05.04羊城晚报



1966年暴风雨来了
作 者 : 叶曙明
日 期 :  2013.05.04
来 源 :  羊城晚报
版 次 : 第B03版:晚会·羊城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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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16日,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并停止和撤销了他们的职务。会议还决定撤销原来文化革命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又称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 5月16日,会议向全国发出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震波立即传到了广东。

   

    5月9日,中南区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在珠江宾馆召开。会议圈定了中南各省准备点名批判的名单,决定在广东公开点名批判四个人:容庚、刘节、秦牧、柯麟。5月24日,“五•一六通知”传达到广东各高等院校和厅局级单位。 各高校学生纷纷冲出课室,大造其反。他们对学校的教学方法、课程安排、招生和考试制度,乃至党和国家的政治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大字报铺天盖地,淹没了校园。在某些学校中,已出现批斗教师的现象了。

   

     在狂热的斗争会上,有的学生对斗争对象拳打脚踢。有些学生不以为然,也有学生拍手叫好。有人要斗这个,有人要斗那个,开始分化成两派(甚至几派),终日争吵不休。 8月,一场“破四旧”风暴,平地而起。广州和全国各地一样,从8月中旬开始,受到全面冲击。古海遗迹、南海神庙、九曜石、大司成牌坊、海瑞牌坊、南朝砖墓、绍武君臣冢、王兴将军墓等文物保护单位,统统被撤销;名胜古迹、寺观庵堂“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文字、绘画,一律进行清除。

   

    8月15日,华南师范学院实验中学的七名学生,跑到北京路广州皮革工业公司供销经理部门口,贴出了号称“全市第一张革命的大字报”(在社会上公开张贴),指责他们用10尺长的大皮鞋做商业广告是“资本主义的经营典型方式”。 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啸聚街头,张贴标语、传单、大字报,集会演说。

   

    8月25日、26日,红卫兵捣毁了大佛寺等14个教堂和寺庙,烧毁了各种神品。全市有40间天主教和基督教教堂被扫荡,宗教活动全部停止,神职人员被揪斗、关押和被迫还俗。8月28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自由神像也被砸毁了。

   

    红卫兵热衷于为街道、医院、公园、酒家和工厂、商店换上新名字。广州的路牌,纷纷换上“延安路”“红书路”“朝阳路”“曙光路”。全市89条马路,合并为24条,换上了新名字。永汉路改为北京路,恩宁路、第十甫、上九路、下九路、大德路,合并为一条秀丽路。 这股改名风卷向各行各业。全市有2300家商店被改名,换成“东方红”“太阳升”“新文化”一类革命化名字。理发店取消电发、落香水、发油、发蜡等项目,不理怪异发型;服装店不做奇装异服。陶陶居改为东风楼,泮溪酒家改为友谊饭店。中学也纷纷改名,广雅中学改为红旗中学,华师附中改为东方红中学。有人甚至提议把白云山改为红云山。

   

    饭店不再有服务员,顾客一律实行“自我服务”,自端饭菜。红卫兵还倡议废除收房租、拿定息。广州市的脚踏三轮客车,一度停止载客。养金鱼、雀鸟和猫狗宠物,统统被斥之为“封、资、修”。无数家庭被抄家,名贵的酸枝木家具被砸烂;花鸟鱼虫的国画和线装书被投入火中;金银首饰被当成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证据,拿去公开展览。



    8月30日,著名作家欧阳山的家,闯进了一伙红卫兵,把所有稿件、书籍、资料、书信、衣物、家具都抄走了。红卫兵后来把他们从欧阳山家抄走的毛毯、衣服、帽子、袜子、收音机、电视机、照相机、手表,布料、毛线和几十个衣架,作为革命造反的“成果”,在全市展览。连衣架也被当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四旧物品,可以一窥那个年代的荒唐。 9月,又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批斗欧阳山的六千人大会。

   

    9月3日,北京南下的部分红卫兵,联合广州十几间中学的红卫兵,大闹华侨新村。他们搜查了黄洁(归侨,原广东省副省长)等四户人家,全部没收了华侨资本家曹冠英的财产,装了九大车运走。他们声称,华侨新村是“小香港”,要大举清扫。



    9月4日,是全国各大城市大、中学校红卫兵破四旧总行动日。红卫兵在大街小巷设立哨卡,拦截路人,检查他们的裤子是否太窄,头发是否卷曲,妇女是否涂脂抹粉。凡是被他们认定属于资产阶级的衣服,一律当众用剪刀绞烂,或泼上墨水;抹了发油的头发,或扎了长辫子,也成为攻击目标,红卫兵们一哄而上,把他们的头发剪成一窝乱草,再当众训斥一番,方可放行;皮鞋不能太窄,也不能太尖,窄和尖都是生活糜烂和颓废的标志。



    9月5日晚, 佛山青年粤剧团在广州文化公园文娱剧场演出《红色娘子军》,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和广州八一中学的红卫兵,在中途登台质问观众:“你们搞好了文化革命吗?怎么有时间看戏?”“看戏是小市民习惯,要扫除。”观众瞠目结舌,不知所措。想走,又被喝住:“革命的留下,不革命的滚蛋!”大家都不敢走了。 一些小孩吓得哇哇大哭,妇女求情说家里还有小孩,才准许妇女儿童离开,男的全部留下开斗争会,勒令全剧团自报成份,“‘红五类’左站,中间阶层靠边站,黑五类滚蛋在一堆”。演南霸天的演员司马剑琴,自报黑五类,编剧本放过毒,被押到台上斗争。红卫兵要观众检举揭发,观众都不知情,无从揭发,不揭发就不准走。直闹到深夜两点,群众纷纷求情,说工人早上6点要上班,农民路远要回家,才宣布散会。清晨,司马剑琴触电自杀,幸被及时救回。



    这类悲剧,几乎每天都在广州上演。中山医学院批斗中山医眼科医院院长陈耀真和毛书文,逼得他们几乎全家自尽。中山大学有名的教授都挨了批斗。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被北京一○一中的红卫兵剃阴阳头,在水泥地上跪了两个钟头,挂牌子批斗,还抄了家,强迫扫马路。



    广州在12月举办了一次革命造反的“成果”展览会,其中有一件奇怪的展品: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姚碧澄用来给病人检查胃病的胃镜。姚碧澄是毕业于法国里昂大学的医学博士,1941年在昆明创办“碧澄医院”,1950年代主持研究治疗胆绞痛、脑血管疾病的方法和技术,在国内具有领先水平。 胃镜怎么会成为罪证呢?展品的说明这么写:“这是反革命分子姚碧澄对我长征老干部进行阶级报复的工具,姚先后用它对我长征干部张××作所谓‘胃镜检查’,把这把长约80公分的铁管从极度衰弱的病人口中插入胃,给病人造成极大的痛苦,最后把这个长征干部活活折磨死在病床上。”这不是什么黑色幽默,而是一幕真实的悲剧,姚碧澄因此遭到没完没了的批斗,最后在流花湖投湖自尽。



    那真是一段惊心动魄、悲风惨雨的日子。然而,动荡的岁月,这才刚刚开始。



1966年,暴风雨来了 1966年,暴风雨来了





载2013年5月4日《羊城晚报》。

http://blog.tianya.cn/post-791868-50687271-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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