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曙明：主义兵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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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无意评价红卫兵的是非功过，只希望以平实的叙述，重现广州红卫兵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出现的过程。
说广州红卫兵，不能不从华南师范学院附中说起，华师附中位于广州高校集中的石牌地区，是1952年由中山大学附中、广东省文理学院附中、岭南大学附中、华南联合大学附中合并而成。学生之中不乏广州军区、中南局和省委的高干子弟，他们住在校内，周末回家与父母团聚，周日晚回校，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旧军装、白衬衫、蓝长裤是最常见的服装，男生剪小平头，女生扎小辫。晚上自习课完了熄灯睡觉，早上起床号一响，用最快速度整理好床铺，冲到操场集合，排着整齐的队列，踏着薄薄的晨雾进行操练。傍晚，红火的夕阳缓缓西下，从学校的墙头望出去，远远近近的田野，镀上了一片金黄。
同学们的课余时间，都投入到数学、文学、诗歌、航模、无线电、田径各种小组的活动。每个班都有自己的菜地，每周到菜地劳动一个下午，把收获的蔬菜送到学校饭堂。一位华附学生回忆说：华附的每一天，既平凡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但进入1966年5月以后，一些同学开始感到，可能会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北京的许多消息，通过他们的高干父母，传到他们听惯了“叔叔伯伯在客厅谈话”的耳朵里，刺激着他们年轻的血脉。
今日华附

5月27日，高三一位学生写了一张大字报《学校的“教育”》，张贴在华师附中的饭堂，马上引来大批师生围观。这是广州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张大字报。
大字报写道：“每个假期同学们离校前，学校总要宣布假期一定要回校劳动一天。这是谁指示的？就是管人太甚。”这位学生家长在贵州，因为假期回家没有参加劳动，回校后就是不给注册，说没有劳动“证明”。他提出注册再补“劳动”，但老师说这要由校长决定。最后校长同意开个证明让他去劳动了一个上午，“但还不行，说我没有‘照肺’。开学第二天了，老师说我没注册不准上课。”大字报质问：“学校贯彻的是什么教育制度？这样的劳动是为了造就接班人吗？为什么不狠抓人的思想教育！这一天的劳动为什么那么重要？”
晚饭时，围观同学愈来愈多，赞成的，反对的，质疑的，众议纷纭。当人们围着大字报讨论时，有人开始写大字报反击了。一个小时后，一位高二的学生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质问：“你是在向学校领导提意见？还是想在毕业前夕发泄一下自己的私愤？在眼里有没有学校领导？”
正反意见都亮出来了，学校似乎没有干涉。学生有“四大”权利，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开展文革的武器，谁也不能剥夺。于是，从下午到晚上，有更多大字报陆续出笼，连初一学生也不甘后人。大字报内容五花八门，有人认为对校领导有意见应该以书面提，不应写大字报；有的批评大字报分散了批邓拓的火力。也有表示支持的大字报，把火力指向学校提倡的“勤奋、刻苦、认真、踏实”八字学风：“当年不是因为有了‘八字学风’，课业负担才那么重，学生的健康才遭到严重的摧残吗？学生的睡眠时间压缩了，课堂提问测验增多了。想看课外书都没有时间，更谈不上突出政治了。‘八字学风’是我校某些领导人用以冲击无产阶级政治的法宝。”
这张大字报的出现，意味着辩论范围，扩大到整个学校的治学精神、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等问题。

文革宣传画
6月4日是星期六。华附、广雅、省实、执信等学校的学生代表，聚集在执信女中开会，提出给中央写信，要求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关于应届毕业生不进行高考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建议”。市委文教工作队总团的干部匆匆赶来，试图劝阻，但学生不听他们的。
事情显得有点奇怪。北京女一中、四中分别在这个月的6日和10日写信给党中央，提出废除高考制度。而中共中央、国务院在6月13日发出了通知，将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南北几所高干子弟集中的中学，几乎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而中央又这么快作出反应，让人觉得事情并非巧合。北京女一中的学生后来坚持说她们是自发的，但广州几所学校的学生，在6月4日就准备向中央提出废除高考的建议了，时间上甚至比北京还早了两天。他们的“灵感”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就在华附的学生代表在执信女中开会的同时，省委派出的第一支工作组，已进入华附了。工作队要做三件事：一、恢复秩序；二、组织起来继续鸣放；三、恢复上课。但怎么才能落实呢？火头已经点燃了，怎么才能回到5月之前的局面？继续鸣放与恢复秩序、恢复上课，怎么才能并行不悖？
6月5日，芒种前一天，这是一个让人头脑发热的星期天，几乎没有人想到要回家休息，大家都忙着东奔西走，互相打探，尽可能多了解些情况，生怕自己错过了什么。
持不同观点的同学也把第一张大字报视作反击的标靶，批评的调门不断提升，从开始说这张字报冲淡了对邓拓的批判，上升到宣称这是反右斗争，甚至是“匈牙利事件的前夕”，支持这张大字报的学生是被反革命老师利用了，大字报“起了反党的作用”。
学校闹翻天了，校长王屏山还在紫金，党团员召开紧急会议，强调“当前文化大革命中心还是以反邓拓为主，这是没错的，至于提意见也是可以的，让他们提”。但学校突然接到省委电话，提醒要“小心贴大字报的人被坏人利用”。空气再度紧张起来。一旦提到“被坏人利用”的高度，就有一个“坏人是谁”的问题了，学校就有反击坏人、揪出坏人的责任了。
第二天是星期六，全校没人上课。课室挤满了激动的学生，操场上、饭堂里沸反盈天，辩论的声浪此起彼伏。哪里有新大字报贴出来，人们就一窝蜂涌过去看，有人指指点点，有人忙着抄录。

就在这时，一副对联出现于北京的北航附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几天之内，风靡全国，刮起了一股“血统论”的狂风。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瑟瑟颤抖了。
华附高干子弟甚多，血统论一向很有市场。北京成立红卫兵的消息传到广州，一批高干子弟心情激动，决定仿效北京，成立广州的红卫兵组织。1966年8月11日上午，广州市第一个红卫兵组织——附中红卫兵，便成立了。
8月12日，华附同学在操场举行了一场大辩论，八一中学、华师实验中学等学校都有学生参加，一些北京学生也跑来了，时间长达一整天。对血统论，一方赞成，一方反对。主擂台上，个个争着发言；主擂台下，东一簇西一簇，分成多个“小辩论台”。辩论会以血统论取得压倒性胜利的结果告终。就在辩论会期间，附中红卫兵组织正式亮旗。在校内贴出广州市第一份“红卫兵成立宣言”。
在华附红卫兵成立12天之后，又有第二个红卫兵组织出现了——南海红卫兵。主要的组织者也是高干子弟。
在附中红卫兵成立的第二天，一批八一中学的学生，喊着口号，唱着歌曲，到华师附中张贴“贺信”。八一中学也是军干子弟萃集之地，还没成立红卫兵，但已跃跃欲试了。贺信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真理永远在革命者一边！天下是我们父母打出来的，是劳动人民的天下，不许我们讲话难道让资产阶级讲话？！不让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难道让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不成？！”


八一中学是最先走出校园，进行校际串连的中学之一。红卫兵成立后，马上着手筹备全市性的红卫兵联合组织。他们串连了华附、二中、六中、八中、二十一中、执信女中等16间中学，发起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临时总部。
筹备会议在8月21日至9月2日期间开过几次，参加者是清一色的高干和军干子弟。
在参与筹备的学校中，没有广雅中学。广雅的情况比较特殊。8月初，各校的工作队已成“过街老鼠”，忙着准备撤退了，广雅的工作队8月2日还召开核心小组长会议，布置斗争“走资派”和“牛鬼蛇神”，8月5日、6日连续两天召开批斗老师的大会。直到撤走前夕，工作队还主持筹组“广雅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甚至声称自己即使撤退，也还会担任“参谋”角色。
学校内早已纷纷传言，工作队待不长了。直到市委宣布撤走所有工作队之后，学生分裂为支持工作队与反对工作队的两大派。后者要求改选广雅文革委员会，清算工作队的错误。前者则认为工作队成绩是主要的，不能恶意攻击。双方从贴大字报，发展到8月10日在高三乙班课室进行了通宵的大辩论。
直到这时，广雅还没有成立红卫兵。8月22日，工作队正式撤出广雅，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一些“自来红”的革干子弟戴上了自制的红卫兵袖章，在校园里一亮相，吸引了无数艳羡、敬佩的目光。第二天，广雅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红旗中学红卫兵（后改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思想兵”）宣告成立。
参加红卫兵的条件必须是红五类。思想兵在礼堂敲锣打鼓，公布首批红卫兵名单，大约有五百人，骨干多是高二级的原团干部和班干部。思想兵一成立，就在校内贴满了“顺自来红者存，逆自来红者亡”的大标语，气势凌厉，触目惊心。

红卫兵组织一经出现，就像燎原之火，在广州的中学迅速蔓延开了。到9月份，已有一百多间中学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呼之欲出。但也有不愿意成立跨校组织，而希望自立为王，称雄一方的。当八一中学的红卫兵来串连广雅思想兵，成立全市红卫兵总部时，就遭到思想兵的拒绝，他们以反对成立跨校组织为由，把八一中学的红卫兵轰出了校门。
9月3日上午9时许，广州地区四千多名以中学生为主的红卫兵代表，在中山纪念堂召开第一次大会，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广州临时总部。中南局、中共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广州部队和省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到场，并发表讲话，赞扬和支持红卫兵。
总部设在中山二路东较场旁边的工商联办公楼。各区的工商联也成了主义兵的东、南、西、北片分部的办公室。

临时总部成立大会

南方日报对成立大会的报道

战斗英雄麦贤得在成立大会上

这时的工商联已停止办公，人去楼空。主义兵临时总部想要一个办公地方，市委就把这个地方给了他们。对主义兵，市委几乎是有求必应的，在临时总部成立前，就有一名专职干部负责与主义兵联络；临时总部成立后，市委成立了红卫兵联络组，由一名局级干部以文化革命办公室副主任身份兼联络组组长，配备两名处级干部任副组长，要钱给钱，要物给物。
主义兵前期的活动经费，都是定时向市委报销的。市委先后拨给红卫兵联络组三万元，其中四千三百多元给了主义兵临时总部和各分部，用来印刷袖章、房租、水电、办报纸、办公费用等。国庆节期间，市委还拨了几辆汽车、十几辆摩托车和几十辆自行车，供主义兵使用（其中有六辆摩托车因没有灯无法使用，退了回去），甚至有些军衣，也是市委从军队拿来给主义兵的。
10月初，中央否定了黑七类的提法。随着血统论的垮台，第一批起来的红卫兵——即所谓的老红卫兵——突然挨了当头一棒。一夜之间，他们从理所当然的天生革命派，变成了和非红五类一样，不得不为证明自己的身家清白，而苦苦挣扎奋斗。中央领导要求高干子弟退出红卫兵领导层。这个讲话传到广州，引起社会上对主义兵的诸多批评，促使主义兵领导层改组。一批高干子弟以参加长征串连为由，相继退出主义兵临时总部。

红卫兵的游行队伍
由于一部分主义兵在揪斗牛鬼蛇神、四类分子和破四旧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残暴，也令市民深感恐惧与痛恨，因此，主义兵的名声并不太好，人们把他们视为“黑打手”和“御用工具”。
血统论从7月冒出来，令全国风云变色，在8、9月间，发展到病态的狂热巅峰，破四旧和红色恐怖的主力军，就是这批红五类红卫兵。
10月22日，主义兵还在中山纪念堂召开了“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但到12月底，北京联动垮台，全国各地都展开“打联动”。老红卫兵几乎全部瓦解。广州也在广州火车站抓从北京来的“联动分子”，全市风声鹤唳。在8、9月破四旧中打人打得顺手、抄家抄得痛快的那些人，现在被其他一些后起的红卫兵组织指为“广州的联动”，主义兵各个分片指挥部、各学校的队部，都被砸得稀烂。

红卫兵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
随着原来一批头头的退出，主义兵临时总部的活动便基本停止了，设在工商联的办公室人去楼空，东、南、西、北片指挥部的人员也各散东西，到冬天到来的时候，曾经煊赫一时的广州主义兵，虽然宣称仍可以随时召集五六千人，但实际上已差不多处于名存实亡的“冬眠”状态。
然而，故事还没完，主义兵很快又重整旗鼓，再出江湖了。这个组织是如何死灰复燃的，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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