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正斋：家母50年暨家父15年祭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9-1-13 21:09:29

家母50年暨家父15年祭

左一序

（2014年3月9日-4月5日于北京-镇江三正斋寓所）

（按：著名文化学者刘再复2015年11月在接受凤凰文化采访时表示：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现“个人”、唤醒个人权利意识与自由意识，才成为历史主题、时代基调。八十年代也是这样的思想逻辑，在这之前，中国人民经历了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年月，在此年月中，我们接受的是“亲不亲，阶级分”、“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等思想。把自己规定为机器的零件和驯服的工具，完全没有自己，也不敢想到“个人”。这是当代愚昧，现代愚昧。现在，大陆的儒者们否定五四和批评八十年代，其逻辑结果就是否定个人，包括否定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个人的独立精神和个人的世俗生活。儒家学说有许多精彩处，但儒家思想体系没有给个人生活、个性自由（如婚姻自由等）与“个体权利”留下空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能够看穿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思想权威的根本缺陷，从而揭开反对孔家店的旗帜，为中国人民的身心解放打开了第一个缺口，其功勋绝不在大禹之下。五四后的数十年里，由于社会问题太多太重，个人价值又被消灭，“个人主义”成了“万恶之源”。一切都归罪于个人意识的觉醒，这是思想上的大倒退。直到八十年代才纠正其倒退，让个人意识赢得一次复活与复兴。历史将证明，目前在大陆兴起的崇儒尊孔思潮和过度颂扬传统及否定五四与八十年代等思潮，乃是逆潮，甚至可以说，这是文化层面上的大倒退现象。

记得我们这一代在刚解放上小学时，教室墙壁上贴的标语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五爱”的口号，袁鹰先生在《青山有幸埋忠骨》一文中证实，这正是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同志在1953年11月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意在培养健康活泼、勇敢诚实的新一代，在全国引起热烈反响，成为当时全社会的道德风尚。但是，后来不断演变，竟到了完全消灭个人意识的“三忠于、四无限”的地步，直到文革中发布的“公安六条”，完全扼杀了人追求未知的天性，成为标准的“工具”和“奴隶”。革命老人曾志说过，中共干部中，有两个最天真的人，其中一个就是胡耀邦。正是胡耀邦以他的天真之心和力量，率领全党在八十年代打开了人们的心灵之窗，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黑五类”乃至“黑九类”及其家庭，发现“个人”，让个人意识赢得了再一次复活与复兴，开辟了中华民族20世纪80年代的崭新局面。家庭是个人和私有制依存的天然港湾，也是个人意识和言行赖以培育和展示的舞台。2016年3月20日看毕由同龄人导演滕文骥执导、北京卫视播放的40集电视剧《天伦》，它以朴实的故事和情节，首次颠覆了我们传统意识形态中关于人性善恶和人品高低的阶级标准，呈现出私有制集中体现的地主资本家及其子女在建国后的表现起码超过那些流氓无产者的状况，这也许与接近商品市场经济中的自由、平等和诚信的普世价值有关；它还首次颠覆了有些人关于“上山下乡运动”“青春无悔”的认知，根源在于这一所谓“运动”本身违背了人类社会产业的进化规律。

对于我们“战乱中出生、饥饿中成人、阶级斗争中洗脑、改革开放中定业”的这一代，过去无人对家庭和个人产生过了解和研究兴趣。大约在1970年春节期间，我从外地返镇探亲，从当时已经75岁的奶奶左吴氏口中知道，我们左姓这一支的祖宗原籍在江南苏州，由于600年前“红猩赶散”才流落到涟水筑圩落户安家。至于什么叫“红猩赶散”？估计是一种传染性瘟疫，我奶奶也说不清。就连“红猩”二字，她也只记得发音，还是我从她的解释中，推测当时有一种红猩热的传染病，就像当地人得了“痞块病”可怕，老百姓“谈此色变”，故由苏州迁徙涟水。21世纪初，查阅有关资料方知元末义军蜂起，苏北人张士诚举旗造反，占领江浙地盘，自立为王，定都苏州，后被朱元璋平定，建立明朝。朱元璋登基后不久，为了报复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一带王府绅民对张士诚的拥戴，遂以移民垦荒为由，将王府苏州40万人丁驱赶到苏北一带垦荒，留下了一段众说纷纭的历史公案。历史学家将这一历史事件称之为“洪武赶散”。自称祖籍是苏州者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扬州、淮阴、盐城三个地区。至于称为“红蝇赶散”，则是“红巾赶散”的讹传，是出于对红巾军的不满而将其暗喻为红蝇瘟疫的缘故。其中几十万苏北人都说来自苏州阊门，其因春秋时吴王阖闾大城奠定了今日苏州城的规模，苏州城内有八个门，其中蛇门与盘门都象征征服越国。齐门面对齐国，意在制服齐国。阊门之意取自“天通阊阖风”，位于城之西，阖闾要西破强楚，皆从阊门出去，在阊门登记。苏北人说自己的祖先是苏州阊门，反映了“洪武赶散”的后裔憎恨朱元璋拥戴张士诚的“情结”。我的家庭就是千万家庭中的一个。家父在1999年临终前的病房里告诉我，我们左姓的第一代名左进，以后的辈分按“畏、国、生、香、序、书”循环排序。我的祖父左桂生，在家为长，兄弟共4人，其余为椿生、桐生、樾生；我的祖父有四男三女共子女7人，为香字辈，分别为左荜香、左薰香、左苧香、左華香、左芬香、左芫香、左蔚香。祖祖代代从未以阶级和贫富论是非短长，而是以学识和人品作为左氏族人的评判标准。2016年清明至端午时节分别是家母百年和家父98年诞辰，他们两位均是中华民族和左氏族人中极为普通的劳动者，一生劳作，一生清贫、一生坦诚、一生相守。细算起来，他们一生聚少离多，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他们自结婚以来满打满算，共同生活仅仅只有26年，其中还有许多次分离。但阴阳间隔却长达35年之久，才重新得以会聚一起。现值清明节之际，将2014年的一篇旧作《家母50年暨家父15年祭》发上，以表对先人的怀念，也是对两位普通人的两颗普通灵魂的追寻。 2016年4月4日清明于北京三正斋寓所）

今年3月9日（或阴历甲午年正月23日）是家母费允芳去世50周年的忌日。今年6月18日（或阴历5月5日，那年适逢端午节）是家父左薰香15周年忌日，两者间隔35年之久。1999年家父去世时，我得以守在身边，办理了后事；但家母去世时，我则一无所知，后来获悉当时在“准姐夫”吴临淦资助下安葬。

50年前的1964年3月9日，这是一个令我没有任何记忆却是后来向家人求证而来的充满对母亲临终前各种神态和遗嘱想象空间的日子。当时，我正在北航读大学一年级下学期，记得刚开学不久，学校为了贯彻毛主席“学习阶级斗争这门主课”的指示，安排我们63级到北京郊区通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一个月，我被安排在当时的徐辛庄公社平家疃大队第七生产队工作组任组长，其实组内只有我院基础课部的普通化学教研室的大个子张老师和小巧玲珑的陈老师帮助，以及同班的陈焕同学共四人。我们吃住在贫下中农的家里，其任务是按照当年土改政策标准即排除土地资本和经营管理作用的计算剥削量的方法，看有否漏划地富分子，还要替村里写一份《村史》。

有一天，在公社负责的工作队指导员朱老师找到我，说了几句要经得起各种打击的话，随即交给我家父写给北航团委转我的一封信，告诉我母亲已于一个月前去世的消息。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惊天霹雳，想起1963年8月底的一天，病了多年的母亲天不亮就起来，一个人默默地为我包饺子，说吃了饺子到北京可以一路顺利，临别时还淡淡地说了一句“也可能再见不到了”的话，我当时幷没有当回事，以为这只是随便说的一句话而已。所以当年8月底我赴北航报到途中因洪水冲垮铁路无法运行，由于经过三年饥饿的身体极度虚弱，我竟然在车上呕吐不止而得了“恐车症”，宁肯滞留济南一周后绕道烟台，也不愿再乘车原路返回，因而失去陪伴母亲的一次机会；继而当年寒假由于假期短，更是因为为了节省路费（记得当时单程火车票12元，来回需要24元，我当时的所有生活费用依靠国家助学金，是每月17.5元），我竟没有回家探母。谁曾想到，母亲一语成谶，竟成永诀！在那革命英雄主义至上的年代，我只能在空余时间来到荒野向南注目致哀，但很快化悲痛为力量，决心以实际行动悼念母亲。我们走访了当年该村日寇大屠杀的幸存者，以更大的激情，赶写《平家疃村史》，记得晚上由我写初稿，张老师修改，陈老师誊清，流水作业，通宵达旦，一气呵成。家母去世时，年仅48岁。今年4月16日（阴历3月14日）应是家母的98岁冥辰；今年8月10日（阴历7月4日）应是家父的96岁冥辰。我今年已届古稀之年。回顾自己的人生轨迹，除去1955年9月到1956年8月我随父在外念书，直到1963年8月离开镇江，我在母亲身边生活了整整18年。在这18年的岁月里，母亲以她的言行，给我的一生留下深深的烙印！美国19世纪的人文主义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Whitman，1819－1892）说过：“全世界的母亲多么的相像!他们的心始终一样。每一个母亲都有一颗极为纯真的赤子之心。”其实，据我的体验，天下的父亲同样有一颗极为纯真的赤子之心，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我以为，家母家父那颗纯真的赤子之心则共同体现在尚学的情怀、刚正的品格两个方面。

1964年4月12日“平家疃村史写作组”摄于北京郊区通县徐辛庄公社平家疃大队

时左一序右臂为母亲戴孝箍

（一）

家母费允芳1916年4月16日生于江苏省涟水县陈师庵郷费庄村一个普通农家，家中姐弟四人，她排行老二。由于我的外祖父识文断字、略通风水地理，家境尚可，我依稀记得母亲也上过一点私塾。大约1938年家母嫁到左家当长媳，当时全家有十来口人，她的全部精力转向操持家务和种地及养育子女。我的祖父左桂生是淮阴高级师范学校毕业，时任左圩小学校长，可惜1939年因急病去世，年仅44岁。家父左薰香1918年8月10日生于江苏省涟水县梁岔郷左圩街村，比家母小两岁。他共有兄弟姐妹7人，作为家中长子，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读到高中肄业，16岁时曾在左圩小学当过代课老师。这些家庭情况给家母有不少影响，大概在我母亲和父亲心里播下了崇尚学问、崇尚有学之人的尚学情怀。从我记事起，家母家父就不时提起我的祖父和外祖父，对我说家里的堂屋大门上祖父当年书写的工整对联的遗迹，带我到外祖父家看房梁上堆满的已经发黄的线装书。应该说这两位长辈是家母家父心中崇拜的偶像，更是推荐给他们的子女学习的榜样。另外他们还提到的就是左家有一位长辈没有读过高中，居然靠借来的毕业证，考上了南京的大学，直到大学毕业时才暴露，但木已成舟，学已到手，技已上身，为社会照样服务，因为他有真才实学。我和父亲离多聚少，接触较少。我在母亲身边生活的18年间，从未听她说过一句有关当官发财的人和事，常说的是人要有学问和真本事。记得五十年代初，家父从外地寄回不少画报，让我们在穷乡僻壤的左圩子，就能知道当时东北地区的全国劳动模范人物马恒昌、赵国有、王崇伦和孟泰的先进事迹，我因此在涟水县汪圩小学及小伙伴中很受欢迎，得到班主任丁守儒老师的夸奖和喜爱，进一步提高了学习和读书的兴趣。几十年后，我在北京的有关会议上，亲眼见到当年东北工业部编辑这些画报内容的领导们，如袁宝华、林宗棠等，心里不时泛起亲切之感。

在我的记忆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除了1955年和1956年的短暂时光，我们家的物质生活都极端贫困，尤其在1960-1962年我读高中期间，虽然国家对中学生保证每月32斤的粮食供应，但蔬菜副食品供应奇缺，我记得当时镇江居民有过每人每天凭菜卡只能买一分钱的蔬菜的日子，我们全家5口人，一天靠5分钱冬瓜汤度日，常常饿得“前胸贴后背”，整天头晕眼花。在这种恶劣的饮食条件下，加上我母亲不幸患上了糖尿病，更是雪上加霜。每天还要打胰岛素，我记得每天要注射三针，每针5元钱，由我姐姐在家注射，当时我母亲作为职工家属，医药费只能报销一半，对我们家无疑是沉重的负担。在这样的环境下，家里亲戚有人就建议我退学做工，以解决家中经济困难。但是我母亲不同意，她的那句“秀才不怕褴衫破，只要肚里有货”的话让我终生难忘，几乎成为我一生衡量人生价值的最重要的标杆。她此时多次跟我说过，是她拖累了我们。可她自己却不顾因病引起的眼力下降，抱病给人家做衣服，一件衣服挣个块把钱以贴补家用。我父亲甚至说了狠话：“就是去要饭，也要让你读书”。作为家里长子，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了那股劲头。记得从高一寒假起，我已十六七岁了，就到采石公司做工，在南门火车站当了搬运工人，用板车向火车皮里装卸修建机场用的石块。当时车皮来得不定时，有时白天，有时夜里，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装车。我就住在工棚里，车皮没来，就缺课自学做作业。那时内心充满无名的志气豪情，并不觉得苦。有时一天最多能挣到15元-20元工钱，心里充满自豪感，拿着钱，去买点高价油条烧饼送回家，觉得能为家里解决点困难，很有成就感。我还记得当时镇江一中规定，缺课一个月，就不能参加期中和期末考试，多亏当时的班主任朱修白老师向教导处隐报了这一情况，让我参加了正常考试，记得第一次没怎么上课，期中考试考了个全班第五名。就这样，在老师的帮助下，才使我保持了正常学业。这种情况在我进入高三时，为了迎接高考，才一切正规起来。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在心里确有点母亲说的那股劲，看人不以贫富和职务高低为标准，而以肚子里是否真正有学识来分高下的感觉。因此每天情绪高昂，精神饱满。

1958年母亲和她的三个儿女，左苓序、左一序、左筱序，时左筱序年仅1岁

1963年夏，我顺利考入由班主任老师建议的第一志愿北京航空学院，我告诉母亲时，母亲很平静，对此没有说什么高兴的话，也没有说什么叮嘱的话。我猜她心里想到我更难的学业考验还在后头，今后的路更长，不应高兴太早。我当时也是这种心情，实在高兴不起来。唯一值得全家放心的是，到北航后，有国家负担，可以吃饱饭了，也暂时减轻家里负担了。回想起来，我猜她当时既有点高兴，也有点难过。毕竟她知道自己身体有病，可能这一次儿子离家出远门，难以再见面了，所以才默默地起早包饺子，幷不小心地淡淡地漏出了那句不吉利的话。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母亲所做的一切，均是为了我的学业着想，为的是不给我增加任何负担。我姐姐后来告诉我，临终前，她关照全家，不要把她的死讯及时告诉我，免得我来回奔波，费时费钱，影响学业，所以才有那封她去世一个月后我父亲才发出的信。有民谚说：“女人是最脆弱的，但母亲却是坚强的。”现在想起来，我的母亲虽然没有什么文化知识，但她为了“尚学”的心愿，将自己的生死已置之度外，体现了一位母亲无比坚强的天性。

（二）

家母家父对我们的各种影响中，刚正的品格也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母亲和父亲最常说起的是我的祖父，认为他除了学问好以外，就是为人正派，办事公道，因而在其兄弟四人中和左圩街上威信很高。当时左圩小学的老师都在我们家代伙，大家对我祖父非常尊重，名声好。祖父平时比较严肃，办事认真，从不嘻嘻哈哈。我开始记事时，也看出母亲对那种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以及油腔滑调、鬼大牛吹、好吃懒做的人极其厌恶，包括我们有的本家亲戚在内，甚至关照我们不要同这些人来往。她的信念是，小孩子跟人学人，跟鬼学鬼。人活一辈子，不吃馒头要争口气，要活得堂堂正正，绝不做那些乌八其糟的事。人不怕穷，穷要穷出志气，就怕没志气。我在母亲身边生活18年，渡过许多坎坎坷坷，在那兵荒马乱的时代跟着大人跑过“反”、躲过乱，遇到过食不果腹的年月，也碰到过缺钱少穿的日子，但从未见过她当人面说过一句言不由衷的讨好别人的奉承话，也从未见过她因为日子艰难掉过一滴眼泪，更未听到过她哈哈大笑过一回。遇到困难，总是想方设法，先替别人着想，沉着应对。如50年代初，家父在外是个“穷大方”，家母将种地和用鸡蛋换来的钱寄给他救急。

1951年夏，我随母亲由镇江返回涟水，在淮阴下船后，母亲带着我，竟徒步赶路。那年，我是7岁，实在走不动了，母亲就在前面走一段，等我一段，歇一会，再赶路。记得最后是借着雪亮的月光，穿过阴森森的乱坟坑，最终赶到外祖父的家，前后路程有40多里地。记得当晚我听见外祖父在背后埋怨母亲，说这样会把孩子累坏了，为什么不雇个车？说心里话，我当时虽然觉得累，但是一想到母亲将自己当做男子汉留在身边壮胆，就浑身来了劲，什么苦和累，一下子全飞到九霄云外去了。现在回想起来，不知是当时身上无钱还是为了省钱，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实际上，母亲为人处事，从来将困难留给自己，绝不轻易向别人，包括娘家的父母在内，去向他们张口伸手。凡是自己能解决的困难，一定立足于自己解决。

母亲的另一件事，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就1963年春夏之交，正值我高中毕业之际，那时的口号是，一颗红心，多种准备，站出来让祖国挑选。当时摆在我们面前有三条路：一是考大学，二是参军，三是到白马湖农场当农工。当时年轻人热血沸腾，都不希望家里拖后腿。我当时也十分幼稚无知，并未考虑到母亲的病况来决定自己的去留。当我将如果考不上大学。也参不了军，就申请去白马湖农场的打算告诉母亲时，她那时却没有说什么“再也见不到了”的话，而是说：“人家能去，我们也能去。”我马上替母亲起草了支持儿子去白马湖的决心书，念给她听，得到她的认可，交给了学校。现在回想起来，母亲当时自知自己的病在那种条件下，很难痊愈。但她不愿因自己的事拖家里的后腿，再大的困难由自己来扛，充分体现了母亲在那种情况下的刚强正直的人品和处事原则。当然最后，我在考大学、参军和下农场三个方面均被录取。最后学校决定我去念大学去了。记得1964年暑假我回镇江，有同学告诉我，我母亲当时的支持儿子下乡的决心书在镇江市下乡成果会上还展出过。

家父的人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文革中对待家庭成分的立场和态度，可以说，他的实事求是、他的不趋炎附势、他的刚正不阿的品格在前后几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据说，1965年四清时，工作队说我们家土改时的家庭成分是富农，当时就被父亲否决。我1965年在北航被发展入党，父亲单位出具证明解放初期我父亲正在当工人，其上辈的出身与我无关，故将我的家庭成分定为工人，由此比我一直自填的家庭中农成分还要低，故我的入党未受任何影响。文革兴起，人们开始疯狂，一切都起了变化。1968年12月毕业分配时，北航工宣队突然通知我，经过外调家庭成分是富农，不能分配到国防口工作，我三叔左芫香因此被开除党籍，小叔左蔚香因此被北京防化兵研究院处理复员回原籍，我二叔因此影响调整工资等等。总之，全家为此抬不起头来，一切处在富农成分的阴影之下，稍有异议，就要背着为富农家庭翻案的危险，将要受到进一步的处理。父亲在这种压力下，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没有畏缩不前，或者可以推说不知道而卸去责任，或者为了自保平安识时务，顺着权势违心顺从，而是挺身而出，始终坚守不承认富农结论的底线。那时，经常要填写各种家庭登记表，我父亲或者不填，或者最多在填表时，家庭成分一栏里写上“工作队说我的家庭是富农”一语，言下之意是，实际上不是富农，我也不承认这个结论。我为此向父亲做过详细询问和调查，他一切记得清清楚楚。他告诉我，1946年老家土改时，全家10口人，只有36亩4分地，按当时的标准，每人可分4.5亩地，我们家应分45亩地，因为父亲时任高沟区财粮股长，我二叔也在乡里工作，家里缺少劳力，故就不再要田了，当时就定为中农，父亲告诉我，他现在也可以指出家里的几块地，怎么能胡说八道什么富农？按照当时的政策，不可能是富农，实际上也没有定为富农，而是中农。严格说，应该是下中农。我们当时没有计较，才定为中农。他还说，如果家里是富农，当时他就不可能后来当左圩郷长。我根据父亲提供的材料，回到老家访问过土改时期的老人，确认父亲说的全部属实，问题出在左氏本家内部有人作祟。搞清这些情况后，我同样冒着为富农家庭翻案的风险，向我所在单位党组织详细作了书面报告，所幸在我单位主要领导的关心下，专门派出了调查组，到涟水左圩实地进行了调查，于1973年发文正式否定了1965年四清时关于我们的富农家庭成分，重新恢复了土改时中农的结论。后来到80年代末，我遇到过当年参与其事的一位本家叔辈，谈到此事时，他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你们家那时的日子好过嘛。”我说：“我的祖父当小学校长时家里有收入，当时日子好一些。可我的祖父1939年就去世了，日子的艰难你们也是知道的，可土改发生在1946年。”他哑口无言，转口又说：“现在事情已过去了，我们还是一家人。”好一个一家人，他们当年的一句话，改变了我们家几个人的人生历史！这件事，现在看来好像是一场无足轻重的笑话，但却是那个年代屡见不鲜的一岀可以致一家人几乎窒息的怪诞悲剧。

1997年8月10日家父80寿辰与其两个幺弟合影

回想几十年来的事物变迁，我以为，以什么阶级成分和贫富差别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和是非标准，既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历史发展观。我们更应考察的是一个家庭财产的来源和成因，勤劳致富和智力致富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应该保护和提倡；对那些好吃懒做的流氓无产者和以公权谋私者才是社会上应该加以限制和管制的对象。再者，在那疯狂的年月，仅凭个别人单方面毫无根据的一句话，就随意可以改变一家人的出身，以致引发一系列的后果，显示人治社会的严重弊端。事实已经证明，“出身决定论”是一种极其落后的历史观，它不知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中浪费了多少人力财力，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和智慧！家父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今天有的人可能认为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必要那样坚持。但是我却认为，这件事不仅关系到我们全家当时的处境和出路，更是作为一个人的人性中光明面的体现，对我们有着学习和继承的价值。在我们的社会中，这种光明面，今天在某些人身上可以说是稀缺元素，否则，就无法解释小的方面如我们的家庭成分问题的坎坷跌宕，在大的方面如1959年彭老总在庐山会议上那样因求实的遭遇以及至今无法得到社会共同体认的情况，多么需要从思想上，更需要从制度上启蒙和重建。

（三）

家母家父都是辛劳一生的劳动者。其中家母一辈子种地、操劳家务和做针线活，可以说是在颠沛流离和贫病交加中度过了艰难的一生，三年大饥荒又过早地夺走了她的生命；家父在家母去世后，和姐姐一家相依为命，边工作，边将年仅6岁零3个月的弟弟带大，在工作中同样辛劳一生。所幸赶上经济改革的年代，渡过最后20年比较丰衣足食的知足岁月，1999年6月18日以81岁去世，得以和阔别35年的家母团聚。父亲临终前，对我特别强调的是，他这一生对自己的每一次选择都无怨无悔，为的是全家的人都受益，精神上同样知足。

作为他们的后辈，受其感染和影响，在生活和工作中，努力将自己的言行确立在富有理性和学术认知的基础上。在大学毕业分配和东北边陲的“再教育”过程中以及为确立我国设备综合管理理论和方法的绵薄之力中，义无反顾地以坦荡的胸怀和有意义的价值观完成自己的人生旅行。现在我们姐弟也大多进入晚年，写上以上文字，既作为对家母家父的祭奠，更期望后人将家母家父身上体现出来的尚学的情怀和刚正的品格在自己的生活中继承发扬，书写自己的美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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