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永华：宋庆龄在“文革”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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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在“文革”时期——纪念宋庆龄诞辰110周年
盛永华



宋庆龄摄于20世纪40年代

1976年宋庆龄接待西哈努克亲王夫妇


宋庆龄晚年在北京寓所


　　1966——1976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刚刚走出1959年天灾人祸不久，正处于复苏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来说，又陷入一场空前的浩劫。
　　当时身任国家副主席的宋庆龄也受到严重的冲击。由于种种原因，现在能看到的文献资料不多。但从宋庆龄的记载不详的言行，从保留下来的她给亲友、同志、同事的一些信札，特别是从粉碎“四人帮”后她对“文革”的批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她在十年内乱中，对那股乘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逆流进行最大限度而极为艰难的抵制与抗击。大体说来，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宋庆龄是从觉察、警悟、认识，到抵制、反抗以及后来的揭批和反思，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了所能作的一切，从而使人们更能认识和理解宋庆龄——这位对共产主义信仰从未动摇，为国家和人民利益从未停止过战斗和前进的伟大的爱国主义战士。


　　“我很纳闷：刘少奇在党内那么长时间了，他如果真是反党的内奸，怎么从来没有一个人怀疑过呢？”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宋庆龄和所有善良的人们一样，既无思想准备，又感困惑不解。
　　宋庆龄自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并积极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她作为国家的领导人之一，坚信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毛泽东在她心目中具有极崇高的地位。因此，她对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宏伟目标——“反修防修”，防止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保证新中国沿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前进——开始也是相信的，并力图使自己跟上运动的步伐。
　　及至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初，宋庆龄被作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受到冲击。尽管在周恩来的保护之下——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拟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首位就是宋庆龄，并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她被接到北京居住，以便受到更有效的保护——但她在上海的住宅仍被“造反派”闯入；她北京居所周围的高音喇叭搅扰得她成天不得安宁，红卫兵在她住所的围墙内外贴上毛泽东语录，将住宅内的一些石狮子涂上红色，一些被认为是“四旧”的楹联匾额也拿了下来。宋庆龄当时仍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对待群众运动的。1966年8月，她写给美国老朋友格雷斯·格兰尼奇的信中说：“你一定看到了所有关于这里发生变化的报道——一次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运动正在进行，它将确保修正主义的魔影不论现在还是今后都不可能出现。”她告诉老朋友：“我每天如果不开会要花八、九小时看东西”，而且“这里的生活非常有意思”。
　　宋庆龄尽管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但是她对这场“革命”还是怀着良好的愿望，并且真诚地要求自己通过运动来改进工作。她在1966年9月24日致函老同事、老朋友罗叔章说：“请您把红卫兵对我的大字报借给我看，并总理对我支持的话，因为上次您借给我看的，没有包括在内。你怕我不开心是么？我看到对我的批评不会主观，如果我有不对的地方我要知道，以便改掉不好的作风。如果不知，那怎么改掉呢？”她有时会坐着汽车，上街去看大字报，了解情况。她还写信给当时正在受批判的中国福利会秘书长李云同志，嘱咐她“……赶快检查工作，作自我批评，就可以很快恢复工作。”宋庆龄原来的秘书黎沛华女士受托打电话给李云，说“夫人非常挂念你，要我转告你快快检查工作，主要检查工作中的缺点或者错误，就没事了。”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阶段，宋庆龄的某些忧虑还未形成明确的判断——主要的原因，无疑是事变还未充分展开和暴露。
　　后来形势很快就急转直下，急风暴雨般的红卫兵运动打乱了整个社会秩序并逐渐被林彪、江青一伙所利用甚至操纵。林彪、江青一伙在“文革”中篡党夺权的政治野心急剧膨胀，他们以革命的面目出现，用极其卑劣的手段，企图打倒一大批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口号，恣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为他们上台做准备。这时，与宋庆龄长期并肩战斗的许多同事与战友，很快就“靠边站”，进而被批斗，被关押，他们当中有些同志因不堪受辱和迫害含冤自杀；国家主席刘少奇一夜间成了“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内奸、工贼”；不少长期支持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宋庆龄的亲密朋友如爱泼斯坦等，被戴上特务的头衔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牢狱。最使宋庆龄不能忍受的是，她的导师、战友和伴侣，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竟被江青一伙污蔑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祖宗”（在“文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这是一项弥天大罪）和“牛鬼蛇神”，他们竟然要拿走国庆节时天安门广场上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并列的孙中山像。在南京，发生了红卫兵捣毁矗立在新街口的孙中山铜像的事件。对宋庆龄的冲击也在升级：她主持的中国福利会的工作受到极大干扰而几乎陷于停顿，正如她后来所叙述的那样：“一九六六年，也就是十年动乱开始的时候，我们‘中国福利会’在上海的工作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儿童时代》杂志不再出版了，我也接不到一份中国福利会下属的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儿童艺术剧院和其它单位的报告。这些单位的领导，当时正处于不断增长的压力之下或受到了攻击。”
　　就在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拟订的保护宋庆龄等干部名单后两天，北京街上即出现了要求撤销宋庆龄这位非党人士的国家副主席职务的大字报。有红卫兵要冲到她家里贴大字报，还要剪掉她的发髻——他们认为那是“四旧”的东西。北京宋庆龄住所内的少部分工作人员也开始“造反”，不仅开会串联整她的黑材料，甚至要这位70多岁的患有严重关节炎的老人和他们一起排队进餐。令宋庆龄受到极大的伤害与痛苦不堪的是她父母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墓地遭到红卫兵的损毁，石碑被推倒，骸骨也被挖了出来……（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曾是孙中山最早的战友及追随者。他倾家资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为孙中山印刷革命宣传品，他的家是革命者的联络点。而他又不事宣扬自己，被孙中山称为“革命的隐君子”）周恩来为此出面干预，对红卫兵发出了严厉警告，并下令上海市有关部门立即将宋墓修复，修复后拍成照片报告宋庆龄，又及时更换了她在北京居所的部分工作人员，冲击宋庆龄的图谋才没有得逞。
　　当然，宋庆龄是经过长期革命实践的成熟的政治家和革命家，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深邃的洞察力。虽然面临的是新形势下的新问题，但经过短短的三、四个月时间，她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禁产生了怀疑，感到现实发生的一切与所宣称的革命目标相去越来越远。她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算什么革命行动呢？当时陈炯明叛变，我们坚决和他斗争，这才真叫革命行动呢！”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宋庆龄遇到罗叔章，对她说：“你要是拿到什么红卫兵传单，给我看一看。我在收集这些传单，好了解形势的发展。我很纳闷：刘少奇在党内那么长时间了，他如果真是有问题，怎么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怀疑过呢？”同年11月，经宋庆龄审定的《宋庆龄选集》出版。尽管刘少奇已身处逆境，被扣上“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骇人罪名，宋庆龄仍然派秘书给刘少奇送书，在书本的扉页上，赫然留有宋庆龄亲笔书写“请刘主席、光美同志审阅指正”的题签。
　　宋庆龄对来势凶猛的无休止的所谓“破四旧”十分忧虑，明显反感。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对此提出质疑：“前几日送给您一小包梨及熏鱼，是家里饭菜存下来的，给你尝尝。你说那是‘四旧’么？我一向心里当你是自己人，分一点给你犯错误么？”斯时，毛泽东曾派江青往访宋庆龄，向她解释“文化大革命”。宋庆龄对江青说：“对红卫兵的行动应该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宋庆龄对于当时红得发紫、权倾一时的野心家江青能当面提出如此直率的意见，表现出她一种大无畏的气概。而政治野心急剧膨胀、心胸又极其狭窄的江青，对宋庆龄的批评如何受得？她对宋庆龄从嫉恨发展为仇恨，伺机报复。江青对宋庆龄的仇恨，举一事可见一斑：196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100周年。为此，人民出版社重印了1956年出版的由宋庆龄题写书名的两卷本《孙中山选集》，同时出版由周恩来题写书名的一卷本《宋庆龄选集》。出版社将两书分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每人一套。当秘书刚把《宋庆龄选集》放在江青面前的桌子上，江青看到封面有周恩来的题签，疯了似的将书扔到地板上，并用双脚践踏。她一边用劲踩，一边说：“总理真是！还给她题字！”同时咒骂宋庆龄，给她扣了许多不三不四的大帽子。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江青也拒绝参加。江青的疯狂举动，不仅是对宋庆龄的嫉恨，也是发泄她对周恩来的仇恨。
　　江青打击宋庆龄的恶毒的一手，便是要歪曲抹杀孙中山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伟大作用，颠倒黑白，并将其“批倒批臭”。
　　正是江青等反革命一伙的倒行逆施，使忧国忧民的宋庆龄对“文革”很快便怀疑警觉并进而抵制和反击。


　　孙中山是一位“坚定不移的、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尽管毛泽东在宋庆龄心中具有很高的威望，得到很真诚的信任，也尽管宋庆龄对隐藏于党内高层的野心家的真面目一时还难于完全识破，但宋庆龄仍如她过去的大半生一样，在历史潮流中绝不随波逐流，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绝不背离原则，对于错误的东西毫不含糊地进行坚决斗争，她可以用生命去捍卫真理。
　　①对于“文革”中的那股逆流，宋庆龄的第一个重大反击，便是坚决捍卫孙中山的革命旗帜。
　　宋庆龄万万没有想到，“文革”居然有人公开将矛头指向为国人与世人普遍敬重的孙中山。为此她不得不以74岁的高龄，再次奋起捍卫孙中山的事业与旗帜。当然她相信她并不是孤军奋战，毛泽东早于1956年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就说过：“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在“文革”的岁月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的健康力量对于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也是充分肯定的，他们给了宋庆龄以巨大的精神和道义上的支持。
　　1966年11月，中国人民为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会。在大会上，宋庆龄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长篇演说《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在演说中，她非常简洁而又详尽地叙述了孙中山一生的业绩和他与时俱进的步伐。她把孙中山的一生概括为“一个顽强的革命者的一生”，是一位“坚定不移的、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谈到孙中山留给中华民族的遗产时，她说：“孙中山的遗训就是他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而这笔遗产是毛泽东早就肯定了的。宋庆龄进而指出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在当今仍有着深刻的意义：“孙中山一生致力于推动革命，这一点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她指出，“孙中山还有另一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为了使自己在政治上适应当前革命任务的需要，他坚持不懈地进行自我教育。他不停地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探索……”
　　对于孙中山晚年不断地修正错误，不断地与时俱进，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制订了三大政策等，宋庆龄认为这“显得更加光荣”。
　　留存下来仅有的很少的资料，记载了宋庆龄写作《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一文的情况。1966年2月，宋庆龄给时任《中国建设》杂志总编辑的好友爱泼斯坦先生的信中曾提到：“我一直在用心写我那篇为纪念孙中山所用的文章，但我需要你的大力帮助。”
　　她在人民大会堂发表演说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已经面临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局面了。纪念大会开过后，宋庆龄很想请所有帮助过准备这篇讲话的人来吃一顿饭，随便聊聊，但那时已经“不是时候”，政治形势的复杂可想而知。期间，她对文章的修改，内容的取舍，乃至表述的方式，会有很多考虑。她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详述孙中山的革命业绩，毫不含糊地歌颂孙中山的革命精神。这不仅是她为捍卫孙中山革命旗帜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也是为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和保护民族遗产而进行的英勇斗争，更是对林彪、江青一伙反革命的倒行逆施的抗击。宋庆龄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政治原则性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文革”那些颠倒是非的岁月里，江青一伙不但对孙中山、宋庆龄放明枪，还施暗箭。歪曲他们的婚姻关系，散布关于宋庆龄私生活的流言蜚语，即是他们拙劣的伎俩之一。在这个已成为历史的个人生活问题上的中伤和诽谤，完全是服务于他们卑劣的政治阴谋。一些别有用心或不明真相的人也跟着起哄、鼓噪。在“文革”初始，宋庆龄对那些恶意中伤不屑理睬：“对那些无端污蔑，我只有闭上眼睛——外面那种敲锣打鼓的喧闹声已经够叫人心烦意乱的了。”但不久以后，当她警觉到这是“重复反动派在孙博士和我的婚姻上对我们的造谣污蔑”，这已经不仅仅是关乎孙中山、宋庆龄的个人形象和声誉的问题，而是企图推翻孙中山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以图篡改历史时，便坚决地、毫不含糊地起而反击，维护她与孙中山婚姻的真实性、合法性。
　　1972年11月9日，宋庆龄致函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著名作家韩素音女士时，指出在一些有关孙中山的著作中的错误。她说：“在利昂·沙尔曼写的那本传记中，我发现她在描述我的婚姻这部分也像其他一些作者那样犯了相同的错误。”她郑重地声明：“我是从上海去东京并于1915年10月25日在那里同孙逸仙结的婚，这就是说，我们结婚的时间是在他们（指孙中山与元配夫人卢慕贞——作者注）离婚几个月之后。我们的婚姻是在东京市登了记的。举行婚礼之前，我们当着律师和证人的面在结婚书上签了字。结婚的证书是一式三份，这些证书分别由孙逸仙、我和著名的日本律师和田瑞保存。”宋庆龄指出，“很久以来，敌人和一些不明真相的传教士都在这个问题上对我进行诽谤。”她请韩素音“采取任何你认为合适的办法把我这个声明公诸于世人，以正视听”。相同内容的信件，宋庆龄还寄给了她的朋友麦克唐纳。
　　1973年2月27日，宋庆龄写信给孙科的亲戚林达光，批评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索尔兹伯里在他的《前往北京及北京以外》一书中所“重复反动派在孙博士和我的婚姻上对我们的造谣污蔑”。她郑重地告诉林达光，当她与孙中山结婚时，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正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他父亲把离婚和结婚的事都告诉了他。”宋庆龄认为孙科应“还保留着这历史性的家庭档案”。
　　宋庆龄还于1973年3月13日亲自致函索尔兹伯里，直率地批评他的错误：“首先要感谢你惠赐大作《前往北京及北京以外》，我已拜读。请允许我指出一个史实上的错误。孙逸仙在我同他于1915年10月25日结婚时，他是自由的。（结婚的年份不是您所说的1914年，当时我还在上海。）……反动派和传教士（他们常常是反对进步的）试图造谣污蔑我们，但事实总归是事实。我丈夫的儿子现住加利福尼亚，所以你可以很容易地从他那里得到有关上述事实的证言。”  
　　宋庆龄敦促索尔兹伯里改正他书中的错误，同时严正提出：“你也许可以向你曾咨询过的那些所谓可靠的参考资料来源发出警告，告诉他们这是一则极为恶劣的不实之辞，他们到处散布是有罪责的。”及至她收到已作改正的《前往北京及北京以外》的第二版时，立即给作者去信表示“对你的情谊深为感激”。
　　然而，在那个是非颠倒、以谎言取代现实的年代，暗箭仍不断射来，宋庆龄继续以各种方法顽强地反击。1973年8月23日，她致函挚友爱泼斯坦夫妇。（他们历经无数考验仍然无限忠诚于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受“四人帮”的迫害而蒙冤陷狱长达五年之久，此时刚刚出狱）她在信中说：“请读一读附上的剪报。你们作为我的挚友，请告诉我对这些有关我的诽谤性文字，我该怎么办。这些有关我的谎言时不时地得以刊布，使我感到极端的厌恶和愤慨。我没有钱去请律师来同这个斯坦利·卡尔诺打官司，但我的朋友（指爱泼斯坦夫妇——作者注）是否能写篇东西来制止这些谎言流传呢，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不断重复的谎言会变成事实的。”她在给孙科的妻弟陈志昆夫妇复信时，还特意“寄去一张我的旧照片，是坐在我丈夫的像前照的。”并请他们代为问候孙中山的孙子孙治平和孙治强。
　　如此等等。事实上宋庆龄所作的决不仅是她和孙中山婚姻真相的辩证，关乎对江青之流的政治阴谋的揭露，而且是对江青一伙反革命的回击，表现了她一贯的革命原则性。
　　②对于“文革”中的那股逆流，宋庆龄的另一种反击，就是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以她特有的方式，对同志、亲友给予关怀、帮助和保护，坚持真理，伸张正义，为革命与建设事业保存力量，而对国际友人的保护，更维护了祖国在世界上的形象。
　　“文革”开始后，民主战士邹韬奋的夫人、时任中国福利会托儿所所长的沈粹缜也受到很大的冲击。据她回忆，当时宋庆龄对她极为关切，“几乎三天两头来一封信，每信必问我好不好，有没有遭批斗，一再关照要保护身体，给她写信要讲真情，有什么困难只管说。”为了更好地保护沈粹缜，宋庆龄建议她搬到自己母亲生前的住所去住，那幢房子属于私人产业，解放后由上海市政府修缮后交还宋庆龄的。宋庆龄以为那里可以当作一个小小的避风港。沈粹缜在征求邓颖超同志意见后，刚搬进去住了一个多月，又被“造反派”以“与资产阶级权威划不清界线”以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为由，勒令搬了出来。
　　当时，不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长期帮助中国人民的外国朋友受到迫害，或被关进“牛棚”，或被投入牢狱。宋庆龄和他们很熟悉，因此忧心如焚，尽力设法给予关怀和保护。当她得知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被无端怀疑、面临遭受迫害时，她立刻为他写了那份在粉碎“四人帮”后十分著名的“证明书”，派秘书及时送给路易·艾黎。在“证明书”中，宋庆龄列举了艾黎为中国人民解放和进步事业奋斗几十年的功绩，明确表示“我从1932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作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解放前和解放时我都了解他。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这封“证明书”及时地保护了路易·艾黎免遭“四人帮”的毒手。
　　还有，宋庆龄对当时蒙冤身陷囹圄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夫妇的子女的关怀和安慰。
　　宋庆龄对亲友同样给予了极大的关切。当她得知表弟被抄家，所有衣物被抄走后，便将自己能用的衣裳都给了他们。当她得知表妹倪吉贞一家因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被扫地出门，只得挤住在一间破旧的小屋，并被作为“管制对象”强迫劳动时，她设法通过中国福利会的干部送去一点钱，给她们以精神安慰和物质支持。关于此事，在宋庆龄1967年11月29日给沈粹缜的信中有所记载：“我的老干部蔡缦云，一年多没有消息了，不知道什么缘故她被关起来。我日夜不安，不知是否因为她代我交了一些钱给我一个表亲的缘故？因为她一直很老实，守纪律的，也不和坏人来往。如果你听到她的消息，请不要瞒我吧。我对她应该负责！除了生在资产阶级的家庭里，我的表亲从未参加政治或做过坏事，一直很老老实实的。”这封信表明，宋庆龄是很明白自己的处境的，但是她坚持自己毕生奉行的原则——坚持真理，绝不向恶势力低头，不管这恶势力有多么强大。
　　尽管1966年8月30日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拟订的保护宋庆龄等人的名单，但江青、张春桥一伙却从未放弃打倒宋庆龄的阴谋。1968年初，上海的造反派从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金仲华的住所抄走大量的文件和信札，其中包括宋庆龄与他的来往信件及底稿数十封，张春桥见后如获至宝。在上海市革委会讨论时，张春桥说：“金仲华……可能是美国特务”，“宋庆龄这个人可复杂了”，他亲笔批示：“应当整理一份材料报中央、中央文革，并继续查下去”。在市革委的报告中，强调金仲华和宋庆龄“有特殊密切的关系”，并说“这次抄获宋庆龄给金仲华的信有七十余件。除一、二件用中文写的外，其余都是用英文写的。经专人带交的约占半数。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的通讯（信）特别多。” “可以看出几个问题，第一，金、宋之间往来十分密切……；第二，金、宋谈话内容，值得研究……；第三，文化大革命期间往来频繁，互通京沪文化大革命情况……有三封信，内容不易懂，好像影射什么。”由于是毫无根据的欲加之罪，又慑于宋庆龄在国内国际的崇高威望，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还未敢贸然下手，但恶毒用心已显而易见。
　　宋庆龄经过短短的困惑之后，即对这场“革命”产生了怀疑和警觉。为了保护自己和同志以坚持斗争，她不得不采取了新中国成立后她从未采用过的“地下工作”的办法。现在所看到的文献信札，是为劫后仅存，而宋庆龄给同志、亲友的大量信函，则因收信人应宋庆龄之嘱，在当时就“阅后烧掉”了。根据沈粹缜的回忆，“凡是有点内容的信，比如告诉我她的某某亲戚自杀了，或者廖承志同志遭到不测等等，在信后必定写上四个大字‘阅后烧掉’，还加上几个惊叹号。”从保存下来的宋庆龄1966年9月24日致罗叔章的信函中看到，由于此信内中谈到对“文革”及“破四旧”的看法（本文上面已引述），所以在信的末尾特别注上“此信看后即烧掉为荷！”字样。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宋庆龄的好友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给宋庆龄的复信中，曾着重说明：“我在收到你第二张便条的当天就亲自把你的第一封信撕成碎片，扔进下水道冲掉了……没有留下丝毫通信的痕迹……”在“文革”中，宋庆龄与好友马海德大夫互相通信，谈论对这场“革命”的种种看法。他们住得很近，宋庆龄的信都交由忠诚的保姆或司机送去。遵照宋庆龄的意见，马海德在阅信后即销毁。后来“造反派”抄他的家时，虽然抄走了许多文书资料，但没有发现宋庆龄的信。而宋庆龄另外一位长期的忠实的同事与朋友、《中国建设》杂志的第一位社长、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金仲华，却因为没有遵照宋庆龄的嘱咐，没有及时“阅后烧掉”那些信件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被“造反派”抄家后不久，金仲华因不堪忍受残酷的政治迫害而含冤自杀。


　　“任何一项美国对亚洲的政策都迫切需要正视中国的现实”


　　在“文革”整整十年中，宋庆龄始终以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在历史进程暂时的逆流中，年逾古稀的宋庆龄并不是消极的无所作为。在那特殊的历史时期，她以特殊的地位和特殊的方式，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着特殊的抗争，非但保持了自己的崇高政治气节，而且为国家民族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从196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百年以后，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前，除出席极少数必须参加的国事活动外，宋庆龄基本过着一种深居简出的生活。有些庆典仪式，她不愿出席是因为她不愿成为“摆设”。但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淫威面前，她没有消极退缩，更没有置身度外。除了本文上面所述她的各种抗争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副主席，她关心着国家的生产建设及各条战线的状况，特别是关心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四人帮”推行形左实右的路线，给我国的外交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和破坏。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宋庆龄努力与那些一贯支持中国人民事业的外国朋友保持着联系，并尽可能认识新的朋友，以打破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和极左的自我禁锢，向世界传递关于我国的客观正确的信息——宋庆龄确信解放16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外交等等一切方面都取得伟大的成就，祖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成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想抹杀也是抹杀不掉的。1970年1月,她在给老朋友格雷斯·格兰尼奇的信中说：“……真希望你们也在这里，可以亲眼目睹在发生的巨大变化”。在以后给友人的信中，她多次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将非常高兴地欢迎你和金杨，让你们看看我们的一些成就，你将会为你的祖国感到骄傲”；“我希望在哪一个好日子里你会来看看我，也看看一九四九年以来所发生的惊人变化。”宋庆龄确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祖国所取得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这是新中国前进历程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主流，她要把这些成就和取得成就的原因介绍给全世界。
　　在“四人帮”横行的黑暗岁月，宋庆龄始终关注着祖国的命运，关心国内外的大事和所发生的变化，大至祖国统一、中美关系的改善及复交，小至抗震建筑材料的研发，都在她的关注之列，并为在艰难中前进的祖国所取得的每一点成就而欢欣，而且及时将这些成就介绍给外国友人。1971年，在毛泽东发动的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乒乓外交”之后，宋庆龄致函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指出此举的重要意义，表达了自己的乐观。她说：“周恩来总理把美国乒乓球队的来访称为揭开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新篇章，实际上就是重新打开门户，这句话说得多么正确。接着许多美国人士从不同的兴趣和目的出发前来访问，这都是你知道的。”1975年春，第四届人大开过以后不久，她致函美国友人罗森夫人，称：“我们四届人大常委召开了一些重要会议，向二百九十三名战犯颁布了大赦，其中有些是在押的国民党著名将领。这的确是许多其他事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步骤，对台湾定能起到积极的影响。”不几天后，她又给罗森夫人去信，告诉有关北京轻微地震的消息，并且喜悦地告诉她：“我知道我们已经掌握一种新的建筑方法，现已高到十八层的北京饭店，就是按类似的方法盖的，将来的地震对它不会有影响。”她还建议英文《中国建设》杂志刊登文章，“介绍这里外科手术的惊人成果”，如此等等。宋庆龄用特殊的方式，向世界传递消息，不遗余力地介绍十几年来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新中国发展进程中最本质的部分——除表达了她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前途的坚定信念外，更是从特殊的角度宣传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道理。宋庆龄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无可代替的。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背叛祖国的林彪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折戟沉沙，这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走向覆灭的开始。国内政治形势有了一些松动。同年10月，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紧接着“乒乓外交”之花开始结果，结果之一，便是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一切，使宋庆龄受到鼓舞，她的“民间外交”——尽管她是国家的副主席——变得更为活跃。除了书信外，她开始陆续通过报刊传达自己的声音。英文版《中国建设》是她向国外传达信息的主要手段。在尼克松访华的前夕，宋庆龄在1972年第一期《中国建设》上发表了题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一文。这是她在沉默了大约五年之久以后，首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文章列举了20多年来社会主义中国在各方面的伟大成就，这些成就的客观存在，使美国朝野不得不重新检讨和修正他们20多年来，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错误，也使后来当选美国总统的尼克松认识到，“任何一项美国对亚洲的政策都迫切需要正视中国的现实”。这个现实就是一个逐步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存在，一个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新中国的存在。她确信，“我们确实正处在一个新的人民的时代的开端”，透过乌云，看到远景。宋庆龄毕生保持着政治上的敏锐，并能抓住最本质的东西介绍给全世界。
　　通过报刊，宋庆龄还给朋友送去关怀和友情，她继续在困难的条件下，努力架设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之间的友谊桥梁。1972年2月，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瑞士病逝，宋庆龄为失去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十分悲痛，她除发去唁电外，还在《中国建设》上刊文《纪念埃德加·斯诺》，追述斯诺对中国人民事业的帮助和贡献，表达对他深深的怀念。几个月后，她又在《中国建设》上撰文悼念另一位美国友人格雷斯·格兰尼奇——她和她的丈夫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时候，出版《中国呼声》杂志，向全世界报道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以后又长期致力于宣传新中国的成就，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宋庆龄深切怀念这位忠诚的老朋友。她说：“格雷斯·格兰尼奇无穷无尽的精力和热情将永远鼓舞着太平洋两岸所有认识她的人。”宋庆龄以博大的胸襟，给各国朋友送去关怀和温暖，也为中国人民赢得了友谊和支持。她被誉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平友好的代言人”。斯诺夫人在谈到宋庆龄的关怀时，曾深情地表示：“她在一生中永远是勇敢无畏的，她从万里之外发来的唁电也给了我勇气。”并遵照斯诺的遗愿，将他的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他曾在那里授课的前燕京大学校园），这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见证。
　　事实上，在中美关系的坚冰被打破的前后，许多外国朋友急于访问中国，希望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他们把宋庆龄视为良知的化身，最可依赖的朋友，纷纷写信向她求助。宋庆龄告诉友人：“许多美国政府内的人及商家、新闻记者都很急的要来看看中国。不但是他们，我自己的许多老朋友，都来信要求帮助他们到新中国来参观。”“艾达·普鲁伊特、陆懋德和十几位一直为我们积极工作的其他朋友，让我为他们来华帮忙。我曾为鲍威尔夫妇申请过签证。”宋庆龄也尽力给予朋友们帮助，她不厌其烦地给朋友们复信，指导他们来华需办的各种手续。她要朋友们来“看看一九四九年以来所发生的惊人变化”，而且她要求朋友们在报道中，既要写目前，也要“写未来的远景”。宋庆龄陆续与许多老朋友恢复了联系，其中不乏二十年代及三四十年代就认识的，如美国记者文森特·希恩、美国外交官谢伟思、美籍日本友人有吉幸治、美国史迪威将军的副官、美籍华人杨孟东、新西兰友人贝特兰等等，甚至还有她青年时代在美国留学时的好友。她也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如美国著名的耳外科专家萨缪尔·罗森夫妇、史迪威将军的儿女、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等。
　　在“四人帮”对我国正确的外交路线严重的干扰破坏，使我国的外交工作遭受损失的时候，宋庆龄坚持与各国朋友友好交流，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愿望传达给世界。这是对“四人帮”的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而且如在革命战争年代一样，为中国人民的事业团结了一批真诚助我的朋友。


　　“我将以无可比拟的欢乐来庆祝这个节日！”


　　正义终于战胜邪恶，革命终于战胜反革命。1976年10月，“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被粉碎，笼罩在祖国上空的阴霾被吹散，中国人民迎来了政治生活中的又一个春天。宋庆龄由衷地欢呼：“我将以无可比拟的欢乐来庆祝这个节日！”1976年11月3日，她致函爱泼斯坦：“……快活起来，艾培！现在是那些‘横行夫人’（暗讽‘四人帮’）的最好时节。如果你和邱茉莉这个时候能来，你们一定要尝尝我们南方的特别风味。放松一下吧！”欢欣之情溢于言表。
　　1978年3月，85岁高龄的宋庆龄带病出席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时她已身患多种疾病——严重的关节炎导致多次摔跤造成骨折；支气管炎症使她咳嗽不止；多年的荨麻疹（家族的遗传病）反复发作奇痒无比使她夜不能寐。但她还是快乐地表示：“不论怎样，我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内部敌人终于被抓起来了，中国终于能够向它的目标奋斗了。”
　　宋庆龄对于粉碎“四人帮”后的祖国充满了信心与期望。她对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斗争的胜利予以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标志着中国革命又经历了一次转危为安的历史性转折。有了这个伟大转折，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由此“我们才能从今年起把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才能集中精力进行一次新的长征，才能信心百倍地奔向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
　　同时，宋庆龄深感一定要将“四人帮”的罪行公诸于众，对他们进行深入的揭发批判，进行历史的审判，将这伙反革命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才能真正地拨乱反正。因此，她把揭批“四人帮”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从“四人帮”被粉碎，至她1981年5月逝世的四年多的时间里，这位80多岁的老战士从未停止过对“四人帮”的控拆、揭露与批判。这些充满战斗力的批判，见诸于宋庆龄的目前已经发表的数十篇文章和一百多封书信当中。
　　首先，宋庆龄从本质上断言林彪、“四人帮”一伙推行的是“最黑暗、最愚昧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给祖国和人民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文革”使得“我们的物质生产大大落后了”；同时“也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践踏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更为严重的是，“在人们思想上、道德上和纪律上造成了恶果，其中受害最深的是青少年一代。”她怒斥这一伙罪魁祸首祸国殃民，“把我们的国家和事业推到了毁灭的边缘”。
　　她在给友人杨孟东的信中写道：“我的所有外国衣裳（西装）都给我表弟的五个女儿了。在那个无耻到极点的婊子江青所炮制的‘文化革命’期间，她们都被‘红卫兵’赶出家门，所有衣物也都被抄走了。”宋庆龄为人、为文一贯温文尔雅，文采斐然，在她的文章和给友人的书信中，充满了睿智和幽默，像这样直率的骂人话仅见这一次，可见她对江青一伙愤恨至深。
　　1981年1月，在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进行审判期间，88岁高龄的宋庆龄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撰写《怀念金仲华——〈中国建设〉的创始人之一》一文，在追思自己长期的忠实的同事和朋友的同时，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在宋庆龄革命的一生中，她所有的行动并不是为了个人，她的目光也不会停留在过去，而是着眼于未来。她对“四人帮”的批判的目的，正如她在文章最后所写的那样：“我写了上面这些文字，作为对老同志的怀念，目的是使读者对我们所经历的‘暴风骤雨’有一个更为深刻的了解……使这一类悲剧不再重演，安定团结地建设社会主义，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这是宋庆龄对祖国、对人民的崇高责任感的体现。
（责任编辑　庄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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