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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10 03: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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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維網友霄雲來稿︰父親離開我們已經27年了。之後，我離開故土，如一葉漂泊的小舟浪跡天涯了20年。當終于漂到一處寧靜的港灣，一個鏡頭卻反反復復地出現在我的夢中︰我沿著一條蜿蜒崎嶇的小徑尋找父親, 通過了幾道嚴密把守的大門，我走進了一處隱藏在世外桃源里的小洋樓。推開一扇白色
的門，父親就躺在白色的床上，全身插滿了管子，喉頭也插著人工氣管。他目不轉楮地看著我，急急地想說什麼，卻怎麼也發不出聲音.....
我幾乎是喊著從夢中驚醒的:“爸爸沒有死，為什麼我們都說他死了？” 我的淚水已浸濕了枕套。人醒了，思緒仍然在夢中蕩。夢中的每一個場景居然都不是虛幻的，唯一不能成真的是我的爸爸真的永遠地走了。
我不能回答是什麼，讓我的心底對父親有那麼一份沉重、甚至是隱隱作痛的思念，也許是父親一生經歷了太多常人難以忍受的磨難，也許是我的經歷與父親有太多的關連，也許是我的內心有一份愧疚，也許是現在的我對他和他那代人有了更多的理解......
歲月流水般地逝去了,唯有沉澱在腦際中的陳年往事無法褪去, 時不時在我心中泛起波瀾。
一.嚴父
我是在解放上海的炮火聲中, 媽媽從山東南下到上海，途經蚌埠時生下的。那時父親顧不上我們, 在淮海和渡江戰役後，他奉命準備上海的接管工作。為此, 他馬不停蹄地趕到上海, 成了上海警察局的接收大員, 組建了上海軍管會公安部。兩個月以後又南下福建, 領導了福州、廈門兩市的接管工作, 組建了福建省的公安和檢察機構，並籌備打下台灣後的接收（然而這成了他未竟的事業）。
我生下後就被留在了上海, 住在爸爸的老鄉兼老戰友, 一位資深的地下工作者，毛伯伯家里。一年多以後才被接到福州。不久爸爸又調回上海, 54年底到北京工作。
在特務組織屢屢破壞水電,交通,治安,金融......治安工作難度極大的建國初期，是爸爸工作最繁重,但也是他最意氣風發的年月。他組織培訓了一批公安干部，廣泛搜集情報，掌握國民黨各種組織的情況，研究對敵斗爭的方針、政策和策略。他在福建時的鎮反和剿匪工作還得到過中央和毛澤東的嘉獎。
而當時台灣方面在懸賞刺殺父親。無論在福建、上海、還是北京，一直到文革前，父親都收到過發信地址是我方已掌握的駐香港的台灣特務機關的信件。內容以密寫的方式，信內稱父親為大哥，要他做好接應小弟的準備雲雲。好在父親的警惕性高，從不親手拆信，由秘書將此類借刀殺人的信上交組織。文革時，父親這批公安干部被一網打盡，大概多年盤算著謀害父親的台灣情治機構，都會對這種自毀長城的做法目瞪口呆。
父親一直從事政法，公安方面的工作，擔任過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和公安部副部長。每當我們在歡慶佳節的時候，往往是父親最操勞的時候。有一年的國慶晚上（1964年？），上海公安局打電話到我們北京的家，說是人民廣場焰火結束後，散場的群眾因為擁擠，發生人踩人事件。爸爸一夜工作在電話線上，了解事件的發生和應急措施。後來查明設置的廣場出口太小，不能很快疏散人群，終其原因是組織者沒有大型活動的經驗。我不知道最後是如何處置的，但牢牢地記住了爸爸那幾天的焦慮和怒形于色。
1965年父親在上海（擔任市委書記處書記和副市長）陪周總理在市府禮堂看演出，好像也是國慶夜晚。散場時正趕上人潮涌動，汽車走走停停，在人流中蹣跚難行。突然有人大叫︰“周總理在汽車里！”這一喊，本來東西走向的行人全涌向汽車，短短幾分鐘，人越積越多。大家都想親眼看到平日只能在報紙，電視上才見到的總理。眾人情不自禁地抬起了總理乘坐的那輛轎車，車輪離開了地面，車身晃動起來...... 情況萬分緊急，當時已來不及調動警察，況且如果警察阻攔失當，難保不發生沖突。爸爸走出汽車，向周圍的人群喊話︰“上海工人階級是有覺悟的，讓我們一起幫助總理的車通過！”爸爸和幾個保衛人員手拉著手，走在車隊的前面，邊走邊喊話。在爸爸的指揮下，不斷有沿途群眾加入了這支“排頭兵”的隊列，擁擠的看熱鬧的群眾松動了，讓出了一條窄窄的通道，車隊終于在他們身後緩緩行進......
而爸爸走了半個多小時以後，他那只因在戰爭年代得丹毒而長期浮腫的腳像發面似地脹得發亮。一到家，秘書就讓趕緊準備熱水，給爸爸燙腳。他說︰“不得了了，你爸爸累壞了。要不是他的沉著和果斷的親自指揮，要出大事.....” 爸爸自己卻什麼也沒提起，因為對他來說，這非但不是什麼成績，而幾乎是保衛工作的疏失。
說到爸爸那只得丹毒的腳，曾有一段電影般的故事。那是1938年，爸爸去茅山一帶與被日軍打散，要求新四軍收編的國民黨軍隊和地方青紅幫首領談判。長途跋涉，丹毒又發作了。在爸爸與國民黨團長及兩名代表回新四軍二支隊的路上，他們到一個日偽敵佔區的集鎮茶館吃飯。忽然一位同行的老兄不小心將藏在長衫里的駁殼槍掉在了地上---啪的一聲，本來悠閑的茶館，一下子炸開了鍋。茶客們不知這幫人的來歷，翻桌踢凳，蜂踴出逃，並在街上叫著︰“來了，來了”。街上的人不知發生了什麼，也都跟著亂跑，滿城叫喊著“來了，來了”。那老兄索性把槍“啪”地放在桌上，說︰“別怕，我們是新四軍。” 他們飯也沒吃成，留下茶錢，趕緊趁亂想混出城。可槍聲已響起來了，爸爸的腳卻腫痛得無法行走。
正在這緊急時刻，突然看到幾個人抬著花轎也在跑。這正是老天雪中送炭，那剛剛闖了禍的老兄一個箭步上前，攔住花轎，悄悄地亮出他的駁殼槍，喝道︰“放下！” 便掀起簾子，把爸爸扶進轎。他自己接過一個花籃挎在胳膊上，大搖大擺地為抬著花轎的轎夫領道。花轎就這樣抬著爸爸出了城門，送出了十幾里路，停在了一條小河邊，河對岸便是游擊區。爸爸下了轎子，才告訴他們是新四軍，給了領頭人的和轎夫一人一塊光洋，感謝他們幫助虎口脫險。回到部隊後與國民黨團長的談判成功，配給了他們新四軍的番號。
我們從北京搬到上海不久，我的一位同班同學的父親到我家里來。爸爸一見這位多年未遇的老朋友，一開口“你老兄.....”兩個人便開懷大笑，你一句我一句地講起了上述的故事。原來我同學的父親正是那個掉了駁殼槍，又急中生智救了我父親的“老兄”。听說我的這位當了電影演員的同學現正在參與籌拍一部有關新四軍的故事片，她不會不想到我和她老爸的這段好像挺有電影元素的故事吧？
爸爸最開心的時候就是見到他在戰爭中生死之交的戰友。他們互相叫著綽號，手舞足蹈，當年那一段段驚心動魄的經歷都成了他們舉重若輕的笑談。爸爸在那種場合的開懷大笑，就像是一個天真的孩子。
爸爸說，他們當年最大的享受是能抽到煙。有時交通員到敵佔區會帶回來香煙，他們就幾個人你一口，我一口地輪流吸一支煙。有時一支煙的功夫，就踫上敵人轟炸了。仗打完了，一起抽煙的已經犧牲了。所以能在一起吸煙也是生死之交，他們有的是馬�福 械暮罄吹繃斯埠凸弊芾懟BR>
解放以後，爸爸有點津貼費都花到買煙上去了。當他大大地過了煙癮以後，生了一場大病，肺炎伴哮喘差點要了他的命。在醫生的指令下，他不得不戒了煙。當朋友每每抱怨煙戒不掉時，爸爸就有了發言權，說︰“你們沒錢了，挨老婆罵了就戒煙，有錢了又去抽，這算什麼戒煙？我戒煙時，辦公桌上是煙，床頭是煙，口袋里也是煙，而且是好煙。我眼睜睜地看著煙，卻不去踫它，這才是真戒煙。”
爸爸性格剛強，雷厲風行，講原則，黑白分明，對己對人都嚴。媽媽說在戰爭時期，爸爸在駐扎的老鄉家里開會，商量的都是機密的行動計劃。按保密條例，媽媽不能听，就讓媽媽抱著孩子出去。媽媽站在院子里等，甚至是大冬天的夜晚。爸爸大概和“激情燃燒的歲月”里的石光榮差不多吧。
在北京時，媽媽和爸爸在一個部里上班，爸爸乘小汽車，媽媽騎腳踏車上班。爸爸的汽車當然從不送我們上學。我的大哥和二哥在西郊的101中住校，禮拜六下午回家，有時為了省幾毛車錢，能從起碼50里外的學校走回家來。
我從小就很怕爸爸。我不是一個壞孩子，但我有生以來所作的屈指可數的壞事都沒有逃過父親那檢察官的明察秋毫的眼楮。
剛到北京時，我不過五歲，爸爸帶我們全家去公安部長羅瑞卿家做客。他的女兒點點拿出很多玩具跟我玩兒，我看上了一個乒乓球大小的陶制的小茶壺，不動聲色地把它揣進兜里，帶了回來。我不記得我當時是坦然的，還是惴惴不安的，反正一下車，爸爸就用他那鷹𡠠篜欚嶆腄@盼遙 鵲潰骸鞍涯憧詿 畝 魈統隼矗 痹諼葉叨噲鑼綠統雋酥の鏌院螅 鶯蕕爻榱宋乙桓齟蟀駝啤Ｎ抑兩癲恢 牢沂竊趺幢環 值模 羌腔鵠崩鋇陌駝迫夢彝戳艘槐滄 記了一輩子，也羞了一輩子。爸爸讓司機把那個小茶壺送回去了。若干年以後我在一個小攤上看到一個一模一樣的小茶壺，才六分錢，比買一根冰棍多一分錢。我不免為這六分錢所挨的巴掌而痛惜我自己。不過，在我的生命中再未出現過第二次的“偷盜行為”。
有一次我的二哥和三哥打架，三哥被打出了鼻血到爸爸面前哭訴。爸爸氣得動了真格，打電話到檢察院，非讓人來把二哥哥抓進牢去，還讓我和姐姐當證人。姐姐和我商量好作偽證，就說什麼也沒看到，我們不能沒有二哥。後來檢察院還真來了兩個叔叔，但讓他們非常為難，就是那個年月也不是爸爸一句話就可以把人送進監牢的，他們只能勸二哥認錯，爸爸消氣。
小時候，媽媽會在禮拜天發一塊糖給我們。可我無法忍受一周才能吃到一塊糖的家規。糖盒就在客廳的書櫃上，想到那里面的糖，肚里的蛔蟲就鬧騰。有一天我輕盈地走進客廳，踩在椅子上，從糖盒里撈了兩塊，蓋好放回原處。我自以為做得天衣無縫，誰知跳下來一轉身，看到爸爸就坐在辦公桌前，竟然一聲不吭地觀察著我的整個行動。爸爸那天怎麼沒上班？我怎麼會沒看見他？我慌了神，語無倫次地說︰“爸爸，你吃糖，我給你拿的.....” 爸爸冷冷地說︰“好啊，會說謊了，還想編什麼？”
爸爸後來在家庭會議上揭露了我既偷糖，又撒謊的“罪行”。弄得我這個還是學齡前的兒童無地自容。後來當我有了女兒，我讓她任意吃家里的零食，只要不吃壞牙齒，而永遠用不著做賊似的心虛。我總在想爸爸在對敵斗爭中形成的職業準則和嚴厲的態度用在孩子身上是不是有點太過分？這種以批評為主的教育很小就打消了我的自尊和自信。
雖然家里的經濟狀況遠高于普通老百姓，可父母在生活上一直要我們節儉。三年自然災害時，爸爸很長一段時間在到湖南蹲點。有次回京匯報工作，吃飯時不知為什麼突然對我們發火。說你們去看看農民吃的是什麼，連地瓜葉都算是好的。爸爸還說起他到一個村子去時，村干部擺了一桌好菜招待，他氣得扭頭就走，隨後就把村干部給撤了。爸爸要全家吃食堂。他吃小灶，我們吃中灶，炊事員到食堂幫忙。爸爸還主動要求把自己的定量從三十斤減到二十二斤。
媽媽常常在下班以後挑燈夜戰，把我們短了的褲腿接長，磨破的袖子打上補丁。我們一家穿的布鞋都是保姆做的，特別是爸爸左右腳不一般大的鞋子，和他總愛穿的那種幾條布交叉的藏青色的紅軍鞋。我們從小就自己補襪子，哥哥還會納鞋底。我是家里最小的，我總是穿姐姐的剩衣服。這件事讓我很在意，很委屈，總覺得父母不喜歡我，我甚至相信院子里大人說的我是被撿來的玩笑話。我也早就听說我有一個養父，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從養父家撿來的。
有一天，家里來了一位面慈目祥的伯伯，白色的禮帽，白色的西裝，白色與咖啡色相拼的皮鞋，一副很洋的紳士派頭。當媽媽告訴他“這是小雲”時，他把我摟在懷里，摸著我的頭，他叫我名字時和我爸爸的客家話口音一模一樣︰“哈，小雲這麼高啦！在我家的時候還抱在手上呢。” 媽媽要我叫他“毛爸爸”，說我從生下就是在毛爸爸家撫養的。
毛爸爸常年被派駐香港，公開的身份是商人，這次是到北京與領導人談工作。毛爸爸從香港給我買了一頂粉紅色的綢布傘，像是一把降落傘，還帶花邊，非常別致。還送了我一盒英國的巧克力 腓糖。糖盒上的男士和女士都是十六世紀的宮廷打扮。女士穿著束腰的蓬起如鼓的大裙子，戴著長到肘部的白手套，優雅地撐著紅色的陽傘，就像毛爸爸送給我的那頂傘。我別提多開心了。
爸爸和毛爸爸很多年沒見面了，親熱地用家鄉話在客廳談了很久，一直到文化革命時我才知道他們有怎樣深厚的患難友情。吃飯時，爸爸到廚房親自指導，讓炊事員做幾道福建菜。毛爸爸在餐桌上說了我小時候一些好玩的事。他道別時，我哭了，毛爸爸對我真好，我舍不得他離去。我希望我的爸爸也能這麼和藹可親，而不只是讓我敬畏。
毛爸爸一走，媽媽就要我把那盒英國糖交出來，有福應全家同享，不能作為我一個人的私有財產獨吞。那把傘也不許我帶到學校顯擺，以免特殊化。于是我只能時常在屋里撐傘臭美一下，成了一把不見天日的傘。
爸爸很少關心我們的生活和學習，但很關注我們的思想和品德。在寒暑假哥哥們回來的時候，爸爸總要給他們開會談時事。特別是九評中甦分歧發表以後。一直听爸爸的下屬說他做報告很生動，很有鼓動性。他即興發揮，很少念稿子，總是聲情並茂加上剛勁有力的手勢。哥哥們喜歡听他講時事，但不喜歡爸爸批評為主的訓話方式。誰坐不住了，眼光稍有飄移，爸爸就會用他那嚴厲的目光盯著你問︰“你來講一遍我剛才講了什麼？”所以一到爸爸訓話，全家緊張，目不斜視。
爸爸批評我們的時候常常說︰“你再這樣就要變成修正主義，變成叛徒”。在我的概念里，叛徒是最壞的壞人。修正主義是什麼我不懂，反正是革命的叛徒。
我那時還小，沒資格听他講時事。但爸爸會帶我去看話劇“年輕的一代”、“霓虹燈下的哨兵”、和歌舞劇“東方紅”“長征組歌”。毛選四卷出版時，還不太好買，他走後門給我們每人買了一套。學校放假時，他把我們送到武警部隊去鍛煉……爸爸說過，你們沒有特權，如果有，就是應該比別人的覺悟更高，學習和工作更優秀，生活更樸素。
爸爸非但沒有為家人或親戚走過後門，而且在升學等關鍵的時候出面阻止了當時最熱門的選擇。我的大哥和二哥在高中畢業時都被選送到甦聯留學，當時能到甦聯讀書是年輕人都向往的。爸爸卻要他們放棄，爸爸看到的不是時髦，而是政治的風波。而且爸爸一直告誡我們要讀科學技術，認為中國需要科技人才，不讓我們做政治工作。後來，我的大哥上了中國科大，二哥上了哈軍工，他們好在听了父親的勸告。而和我哥哥那批一起選送留甦的學生還在北京外語學院強化俄語，第二年就接到通知，停止留甦計劃。
我的三哥和姐姐分別考上了中央美術學院附中和中國音樂學院附中。他們不但沒有父親的後門，而且是背著父親讀科學技術的指令，偷著考了藝術院校。父親動過大怒，但最後還是無可奈何地認可了他們的選擇。
至于我自己，會在後面交代。我的人生道路並不想受父親的影響，但在文革中，我的每一步都離不開父親受迫害的牽連。然而這讓我因禍得福地懂得了人生的真諦。
二、烙印
我們家的客廳里常年掛著一位留胡子的伯伯的像，爸爸說那是他的哥哥。長大以後我才知道那是爸爸最親密的戰友，是在五次反圍剿以後跟他一起死里逃生，尋找紅軍隊伍，後來在抗戰中犧牲了的一位烈士羅化成的遺照。
媽媽的案頭也立著一張頭戴國民黨帽徽的面目清秀的女戰士的照片，那是她在新四軍時的班長，入黨介紹人，皖南事變中被國民黨抓到上饒集中營，最後慘遭活埋的烈士施奇。我們從小就非常崇敬這兩位烈士，把他們視為親人。
但爸爸從不願提起她的親姐姐，也一直無來往。爸爸去世前我才知道那是因為他姐夫曾經舉報我奶奶是“共匪婆子”，奶奶為此被吊在樹上打。直到父親去世，開追悼會的時候，我才第一次見到這位姑姑。
我母親出身很苦，十二歲時父母已雙亡，她就和三個姐姐就相依為命，做工掙錢。大姐姐後來嫁給了一個小資本家，結婚後還把媽媽接去住過。媽媽在18歲時悄悄離開上海到安徽投奔了新四軍，再未與姐姐聯系過。
1949年上海解放時，媽媽在蚌埠分娩生我，爸爸先期到了上海，找到了住在新天地附近的（吉安路）當工人的三姨媽家。當一個打著綁腿，一身戎裝的解放軍突然出現在弄堂里打听姨媽的住處，別說我姨媽，弄堂里的人都為第一次見到解放軍而驚訝不已。何況這位操著福建口音的軍人還稱自己是多年無音訊的媽媽的丈夫。
幾個姨媽和表哥表姐常來串門。天津的大姨媽也來我們北京的家住過一陣子，爸爸很熱情。可大姨夫怕爸爸不歡迎（這大概是事實），就沒有來同住。我和媽媽一起去天津大姨媽家時，爸爸也不太樂意。我第一次去時還沒上學，玩得很開心，姨夫長、姨夫短，叫得很親。第二次去時，我16歲了，已經是共青團員，知道大姨夫的成分是資本家。听到他總是“好，好，好”“是，是，是”的，心里就想“真虛假，處處像資產階級”，對他愛理不理。媽媽說我沒禮貌，我心想媽媽還是共產黨員的干部呢，怎麼對自己的親戚就沒有階級觀念。“親不親，階級分”是文革中听到的。但實際上，我很早就受到階級感情的影響。
我15歲入了團。16歲高一時就寫了入黨申請書，我想我會像我的哥哥姐姐一樣到了18歲就能入黨。我以為成長在這樣的家庭里，我們當然地被打上了紅色的烙印。在美軍侵入越南時，我還寫過血書，要求上戰場，在火線上入黨。我學著電影里的革命者咬破手指，揮寫血書，可我硬是把手指頭啃掉了一層厚皮，血都沒出來。最後只好用刀片割了一個小口子，可還沒寫完一個字，血就不出來了，于是擠出一點寫一點，費了好大勁，手指都快寫爛了。起碼兩個多禮拜傷口才愈合。
那時的我們崇拜英雄，崇尚為人類獻身的理想。有一回，我和父母去他們的一位在總政工作的老戰友家玩兒。大雪天里，他們的兒子站在院子里，用雪搓著裸露的上身，還不準自己發抖。狂風大雨時他也總站在外邊把自己淋個透，心里呼喊著︰“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一些吧！”他告訴我他要像蕭繼業（話劇“年輕的一代”中的主人公）一樣放棄上大學，到最艱苦的地方去磨練自己，做個有用的人。我對他欽佩至極。不久，他真的去了地質勘探隊，整天在荒山野嶺中尋礦。艱苦的環境沒有讓他退縮，可後來听說因為他摔壞了非常昂貴的儀器，被地質隊勸退了，悲壯地終止了他激情滿懷踏入的人生第一步。
如果說我們的老一代是因為飽受欺壓而奮起革命，經歷了血與火的戰爭洗禮。那麼我們純粹是陶醉于浪漫的革命情懷。我們那一代年輕人有著宏偉的志向、光榮的使命感，甚至抱怨生不逢時，向往著為共和國獻身的英雄時代。誰知那滿腔的熱血和青春的熱情到了文革升溫到了狂熱，如烈焰般吞噬了那曾經的美好和浪漫。
三、 紅與黑
1965年，由于父親工作的調動，我們搬到了上海。
1966年6月，聶遠梓第一張大字報掀起了停課鬧教育革命的運動。我們不用上課，不用考試了。寫大字報，對校領導、老師評頭品足，“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日子讓我們這些歷經了寒窗之苦的學生大感自由釋放的快樂，天空是那樣的明朗，連呼吸都有了生氣，校園里充滿了沸騰的激情。
不久，北京紅衛兵邁出校門、走上街頭，破四舊，掃除一切牛鬼蛇神。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紅衛兵，代表了對紅衛兵運動的首肯，和支持文化大革命超越文教領域。那上萬身穿綠軍裝，臂戴紅袖章的中學紅衛兵熱淚盈眶，歡呼跳躍的場景激動了整整一代的年青人。人們像崇拜上帝一樣崇拜著毛澤東，用最熾烈的感情，最美麗的語言，盡情地抒發對偉大領袖的衷情。毛澤東巧妙地利用了十六、七歲娃娃的革命熱情，理想，信念和崇拜，讓紅衛兵成了為毛澤東沖鋒陷陣的排頭兵。
我們為終于能夠像五四青年，像老一代革命者一樣沖入革命的激流，親手打破舊世界而歡欣鼓舞。那時的我很想做一點算得上“革命”的事。
文革初的一天，我和小哥哥在書店門口排隊買毛澤東選集。轉眼看見一個擦皮鞋的小販正在給一位翹著二郎腿，讀著報紙的眼鏡先生擦皮鞋。讓人擦皮鞋難道不是剝削行為嗎? 紅衛兵的責任感讓我壯著膽子上前對眼鏡先生說︰“你不會自己動手擦皮鞋嗎?為什麼要佔用別人的勞動?” 眼鏡先生楞了一下，什麼也沒說，放下他的二郎腿，就準備走路, 卻被那擦鞋的老頭兒一把按住。那老頭兒指著我的鼻子用甦北話罵娘，唾沫噴了我一臉︰“你敢砸我的飯碗，我就砸死你!” 說著抄起凳子就要砸我。不知是嚇得還是氣得，我大哭起來，在眾人面前好丟臉。好心解放被剝削階級，反而受到被剝削階級怒斥，我徹底傻了……哥哥把我一把拉過來，眾人也把那老頭拉開了。我們書也不買了，悻悻地回家。我一肚子委屈，對哥哥說︰“你也算紅衛兵，你為什麼不管？”已是大學生的哥哥用一種與我論理不清的目光看著我︰“你呀，太天真了!”
八月底的一天幾個同學約我同行去北京，說是當晚有首列對學生免費的直達火車。一貫恪守嚴格的家規的我悄悄地溜出家門，就背著一個書包上了火車，和滿車廂的上北京朝聖的中學生站著擠著到了北京。那是我第一次出家門。在火車站我寫了一封信給父母，說“想想您們當年離家參加革命的情景，不要責怪您們的女兒不辭而別。” 我當時頗有一番投奔延安的熱血青年的情懷。
在北京，我們睡在接待站或大學的長凳上，吃著免費供應的饅頭或窩頭。到北大、清華在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和辯論會中穿梭，在紅色風暴中度過了讓人靈魂脫殼的一周。
我回到一年前在北京讀初中的那所歷史悠久的前身為“貝滿女中”的校園，歌德式建築風格的禮堂已被木板封住，寬大的操場成了草場和垃圾場。原來受人尊崇的、曾是北京市模範教師的教導主任，和許多被認為是資產階級孝子賢孫的教師同關在一個大大的教室，但被木板攔成的一個個小格子里。當我看到她胸前掛著大牌子，剃著陰陽頭，用一副驚恐的眼神悄悄地瞄了我一眼時，我給嚇壞了，我一個勁地問自己︰“我過去為什麼沒看出她是一個壞人?”而絲毫不去懷疑她為什麼會被看成壞人。
當我參觀北京市男六中——紅衛兵武斗的首創地，我親眼目睹了紅色風暴的慘烈。一個和我年齡差不多的男孩子一邊背誦毛主席語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溫良恭儉讓，……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一邊就隨意地用軍用皮帶抽向一個蹲在地上的老師的頭部。那皮帶上的銅扣“叭”地讓頭頂冒出了血。周圍那一聲聲的慘叫和金屬擊到骨質的抽打聲此起彼伏，讓人頭暈目眩，毛骨悚然。我不知道這所學校的紅衛兵用這種殘暴的手段害了多少無辜的老師。那一場景讓我一合眼就出現在眼前，嚇得我不敢入睡。
在團中央的大院里，我親眼看到胡耀邦被逼著從窗子里爬出來，戴著黑幫的高帽子，彎著腰，對著麥克風說︰“我是牛鬼蛇神，我是反黨分子。”每三十分鐘出來表演一回，滿足一批批熙熙攘攘前來觀摩“革命”的人民群眾的義憤和好奇心。
北京城內的每一個人都已經被貼上了標簽或是惶惶不可終日地等待著被貼上標簽。你雖是共產黨員或勞動模範，可你也許是出身黑五類的狗崽子；你是工農出身，卻有個遠親跑到了港台，有通敵嫌疑；你就是祖宗三代清白，但可能仍逃不脫“三名三高”、腐化墮落、或是現行的反革命……反正只要有人出來揭發你，有一個算一個。
在我童年度過最快樂時光的恭王府大院里也是一片草木皆兵。這家是叛徒，那家是黑幫，我連最好的朋友家也不能去。她的父親已成了黑幫分子。我在一位叔叔家住了一晚，他讓我不要接觸任何人，因為階級斗爭復雜，陣線不分明。他告訴我回上海後要轉告父親認清形勢，早些站出來自我革命。
第二天，我在北京的二哥趕來見我，塞給了我十元錢(我身無分文)，要我趕快離開北京。他說他會給爸爸媽媽打招呼，保證不會罵我。于是，我朝聖而來，卻如驚弓之鳥般離開了同伴，只身一人又乘上了擁擠的免費火車。我用哥哥給我的錢買了一些毛主席的像章，作為朝聖歸來的賜物分給同學，那是象一分錢幣那麼大的文革中第一批鑄制的像章，據說留到現在能當古董賣。
在火車上有個與我年齡相仿的女子坐在了我旁邊，一見面就跟我套近乎，說自己的父親是將軍。這仿佛是“八旗子弟”的接頭暗號，出身好就是免費的保險單，坐在她身邊我內心踏實了不少。不一會兒，一批紅衛兵把車廂里的老頭、老太太全押出去了，說他們是從北京城遣返回鄉的地富分子，也不知他們在鄉下是否還有家。他們被押到車廂之間的過道上，從那里不時傳來訓斥和抽打的聲音。當我去洗手間時，看到坐在地上東倒西歪的“地富分子”與屎尿汗臭混為一堆，沒個人樣兒。
一路上他們被一站站地押下火車，過道上的人越來越少了。待我找到空隙回到原座，我旁邊那個女孩兒不見了。我的衣服、書包，連同我買的那些像章也都不見了。听人說紅衛兵發現了那女子的父親也是受押解的地富分子，而她到處招搖撞騙，還把我的毛主席像章送給紅衛兵。不知怎麼她就露了馬腳，被紅衛兵一起押下了車，我的東西都隨她走了。這又一次使我看到了自己的“階級覺悟”如此遲鈍。但在若干年以後，那女孩兒的境遇成了我若干問號中的一個，不知她那天她是不是也挨了打，會不會幸運地活到今天。\n
在北京時，人民日報刊登了幾個干部子弟給父母的信，他們情真意切地寫道︰您們在戰爭時和群眾魚水不分，如今在京城卻不知群眾疾苦。你們應該勇敢地接受群眾運動的洗禮，老革命應在新革命中立新功。我打算回上海後和父母談談立新功的問題。為了向勞動人民看齊，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家里的沙發搬出去。
誰知還輪不上我開口，還沒開始運作我在家里鬧革命的計劃，回家後迎接我的第一道禁令是︰不許出門，等父親回來訓話。我擅自離家自有過錯，但讓父親憤怒的是我的名字居然上了市里的內參，說是包括我在內的一些上海領導干部的子女在北京參加武斗(當時上海唯恐北京的紅色風暴會蔓延到上海，市委請求周總理出面保上海這個國家經濟重鎮)。準確地說我是上海第一批看到武斗的一個中學生。爸爸很嚴厲地批評了我，說︰紅衛兵造反，造誰的反？武斗是犯法的，中央文革的十六條規定里有不準武斗，你不許把你在北京看到的說出去。盡管我為自己辯解︰我只是看到了打人，但從沒有打過人，但我仍被關在家里幾天，學習中央文革的十六條規定。我認為父親只看到紅衛兵過激的行為，而否認了紅衛兵的革命大方向。對此我頗為不滿。
我人還沒回到學校，北京紅衛兵的樣板早已迅速傳到全國，還用我傳達嗎？第一批戴紅袖章的中學生都出身于“紅五類”，“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成了我們的紅衛兵軍歌，一個個耀武揚威。學校的禮堂成了大辯論的論壇，會場內外擠滿了來自各校串聯的學生。台上一句︰“我們父輩創下的江山，能讓資產階級改變顏色嗎?”台下齊鳴︰“不能!不能!不能!” 校園里掀起了狂熱的革命風潮，一些原本調皮的學生開始打校長和教導主任，往老師頭上潑墨。而出身不好的同學一個個抬不起頭來，也在私下謀劃另立紅衛兵組織。
于是，我們一個50人的班級分屬了三個不同的紅衛兵組織。僅僅一個月以前還在一起談天說地的好朋友，如同1927年四、一二以後的國、共兩黨，從此分道揚鑣，一直斗到被通通送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1966年10月，第一個聯合的中學紅衛兵組織——上海市紅衛兵總部成立，即後來被稱為保皇派的紅衛兵。總部設在人民廣場內的市政府大樓內。各區也成立了區總部。後來大學紅衛兵也想加入我們總部，但受不了我們那些中學“高級將領”們的趾高氣揚，而我們也看不上大學生的默守成規。知識越多，革命性越差嘛。于是，他們單獨成立了一個大專學校紅衛兵總部。
總部的司令、政委和市委談判，批到了錢，也得到了警備區的支持，還派了軍人給我們當教導員。後來紅衛兵政委（我們學校高三的）笑嘻嘻地告訴我，是你爸爸跟我們談判的，我才知道爸爸當時代表市委負責與紅衛兵的聯絡。總部的政體儼然象一個樣樣齊全的官僚機構︰從司令、政委到各部長、處長。而由于權力分配的不公而帶來的內部矛盾沒幾天就開始了。這種內部矛盾也出現在其他群眾組織中。
每天天不亮，軍號一響我們就出操訓練。紅衛兵糾察隊在人民廣場內巡邏，維持治安，好不威風，開始還受到民眾的贊揚。一天有人抓到了一個據說在公開場合污辱婦女的流氓，交給我們總部的“警衛處”。听說一樓大廳里有壞人被“觸及皮肉”，我趕去看熱鬧。只見一個最多20歲的很結實、英俊的大個子被十幾個男生團團圍住，他們有的輪流練“掃蕩腿”，掃倒了，站起來，再掃。還有的用練刺殺的木槍直捅他的胸部，直到他趴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男生打夠了，就沖我們女生喊︰“上!膽小鬼干不了革命!”幾個女生有的上去踢一腳，有的用皮帶去抽，我撿起一根草繩也在他背上抽了一下就趕緊溜出了人群，遭到一陣嘲笑。盡管被評為“對敵人恨之不深”，但我卻永遠不會忘記那場莫名其妙的仇恨階級敵人的試驗。第二天听說這場試驗一直進行到天亮前，“小流氓”給活活打死了。派出所接到報告後前來收尸，那年頭警察也不敢得罪紅衛兵。至于那小伙子是不是流氓卻無從查起，那是一個有天無法的年代。
我當時在總部的紅衛兵報編輯部當差，把稿子送到解放日報的印刷廠排版、校對、印刷。我最得意的是派給了我一輛自行車，原來爸爸媽媽不讓我學騎車，這下我可以不在他們的眼皮下受管束。幾天下來，我把附近的街道全騎遍了，我的騎車技術就是在那段時間里練成的。
記得我們的首份紅衛兵報上有一篇文章是一位烈士子弟寫的，題目是︰革命的保皇派萬歲。文章寫得激情洋溢，觀點鮮明，文中寫道︰“我們的父輩流血犧牲打下了今天的大好江山，這個江山我們不保誰保？”登，還是不登？經過一番爭論，總部最後決定還是旗幟鮮明地表明我們的保皇立場。
爸爸看到這份報紙質問過我︰“你們搞什麼名堂？什麼革命的保皇派？”我說我沒有任何決定權。但凡我有決定權，我想我也會登的。第二份紅衛兵報報道了全市統一大抄家的戰況，不外乎什麼“階級敵人聞風喪膽，人民群眾拍手稱快”之類。還沒等第三份出籠，我已離開了總部。
當時張春橋的大女兒是我們總部宣傳處的處長，比我高兩年級，我們在宿舍地上的睡鋪緊挨著。後來她父親從北京托我父親轉告她離開紅衛兵總部，我也跟著她辭去了那份差事回家。可見，張春橋很清楚老保紅衛兵要被打下去的下場。
不久，數個與我們對立的造反組織沖擊我們的總部，市委為撇清和保皇派的關系，要我們搬出市政府辦公大樓，听說搬到了徐匯區教堂。我們的司令，一位革命烈士的兒子，傷心地抱著總部的牌子睡了十來天，也算是牌子還在，陣地在。可樹倒猢猻散，一個月前還在爭權奪利的大小官員們都放棄陣地去外地串聯了。
66年的深秋，被毛澤東捧上了天的第一批紅衛兵如秋風掃落葉般地殘敗落荒，成了比黑五類還要黑的“叛徒、特務、走資派”的效子賢孫，被批判，被送進走資派子女學習班，有的還坐了牢。
與保皇派對立的造反派又成了毛澤東新戰役的排頭兵。他們的眼界比我們第一批紅衛兵大多了，他們的目標是直接奪黨政軍大權。“革革過命的人的命”——林彪這句繞口令是他們的斗爭方向。而我們這些保革過命的人的保皇紅衛兵在社會上狂刮了一陣紅色風暴之後，一個旋風吹過來，把我們自己卷進了一個黑色的深淵。紅與黑，革命與反革命，台上與台下，整人的和被整的……這種向對立面轉化的矛盾雙方在十年中都嘗試了人生的輪回，做過人也做過鬼，倒也算公平。
文化革命初期，上海市委是受到周總理保護的。因為上海的經濟佔國民生產總值的六分之一，因為文化革命的策源地是上海，因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與上海的淵源，各派勢力都不想貿然對上海開刀。盡管北京紅衛兵三司發起了對市委的沖擊和對市領導人的斗爭會，但依然動搖不了上海市委的領導地位。
我的父親那時代表市委與紅衛兵聯絡。紅衛兵成立他都要簽字，撥銀子，不論哪一派，一律打“支持”牌。所有的斗爭會他也都代表市委上台挨斗。因為他的工人出身，往往第一個問題︰“什麼出身?”“工人!” 就無法讓紅衛兵同仇敵愾。爸爸每每回來都有幾分勝利的自豪，說“他們不過是娃娃，開完斗爭會就叫我叔叔，搬凳子給我坐。”有一回，紅衛兵要他揭發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爸爸說︰“黨內有規定，第一書記是不能反的，紅衛兵說︰“那我們要把你打翻在地。”爸爸笑著說︰“還要再踩上一只腳?那我也不能反啊。”他反反復復向紅衛兵宣傳︰“我們工作中有錯誤，但我們是屬于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是受到中央肯定的。”
但是爸爸的努力仍然保衛不了他的堡壘，因為這個堡壘最終是從內部攻破的。事發于上海一批工人造反派在安亭臥軌攔火車，企圖進京。市委開緊急會，包括當時仍是書記處書記的張春橋在內，做出了決議︰堅決阻攔工人的行動，不能給北京造成壓力，不能開工人離開生產崗位、停工鬧革命的口子。這其實是遵照了周總理的指示。可是代表市委到安亭勸說工人的張春橋卻把決議丟在了一邊，擅自命令撤除軍警，放工人上北京，大叫支持工人兄弟的革命行動。
接著，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先斬後奏好”傳達到全國。于是震驚全國的“安亭事件”成了各省市工人停工鬧革命的樣板。爸爸一講起這件事就咬牙切齒。作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張春橋就是這樣搶到突破資產階級白色恐怖的頭功的。後來張春橋一伙人又支持他們信任的造反派頭子發動了“一月革命”，成立了上海公社。這是全國第一個被毛澤東承認的“新生的政府機構”。接著，全國山河一片紅，即自四九年成立的政權機構全面顛覆。
共產黨艱苦奮斗四十五年奪取了政權，只有毛澤東是唯一正確的真理的締造者。而毛澤東的革命戰友和千千萬萬的追隨者一夜之間就成了這一輪革命的新對象。他們被拋入了群眾斗爭的汪洋大海，毛澤東讓“大民主大自由”的群眾運動去決定他們的生死存亡。毛澤東以 “亂雲飛渡仍從容”的風度，“攪得周天寒徹”。這種不惜翻江倒海的治國、治人的深謀大略和魄力堪稱史無前例。
“一月革命”時，我和一批同學步行串聯到了桂林，正打算到貴州沿紅軍長征的路線走到延安。我們的一貫穩健的領隊打了個電話回家，听說他的父母都不見了，一下子變得六神無主。他們兄弟姐妹四人都和我們一起串聯，小弟（還是小學生）又得了急性肝炎，本來也要送回上海。我們一商量先打道回府，看看上海情況再說吧。
當我回到上海，家也找不到了。才離家一個月，家已搬到了馬路對面的市委大院里。雖然大門口有警衛，工人赤衛隊 和工總司仍然闖進了院子，先後進駐到我家，日夜翻箱倒櫃地折騰，父母都不知哪里去了。警衛處安排我住在他們的宿舍里，後來造反派總算撤了，我才回到家。
“一月革命”後，我的父親被沒日沒夜，沒完沒了地批斗。我幾乎見不到他的面，他每天要被拉到幾個批斗會場。听說為了要得到他們，造反組織之間干起仗來，他們成了造反派顯示自己勢力的棋子。有一天一位叔叔到家里來告訴我們，他看到爸爸披著軍大衣晚上就坐在一大堆看守他的工人中間在吞雲吐霧的彌漫中發出雞鳴般的哮喘。媽媽一听爸爸發哮喘了，急得不得了，趕緊找出哮喘噴霧劑等一大堆藥，求那位叔叔設法送去。
後來，公安局警衛處也成立了造反派，平時這些忠誠的保衛戰士成了造反派就變得凶神惡煞起來。有一天他們闖進家里，大喊大叫要爸爸滾出來，樓下沒找到就往樓上沖。爸爸嚇得直發抖，他從臥室躲進了浴室。那間浴室有兩個門，一個門通臥室，另一個門正對樓梯。趁那些造反派沖進爸爸的臥室，我看著爸爸從浴室的另一個門出來輕輕地下了樓。這也許是爸爸在戰爭時期環境中反敵特工作的本能反應，而我的心都跳到嗓子眼了，爸爸能往哪兒逃呢？果真，爸爸還沒走到底層，就被他們發現了。他們上去扭著爸爸的胳膊，一巴掌打在爸爸頭上，罵他是“老狐狸”“居然想逃脫革命群眾的斗爭”。看著爸爸被抓走，我心里又亂，又恨，同時又為爸爸企圖逃跑羞愧難當。爸爸在我眼里的高大形象轟然倒下。
爸爸被抓走後幾天，公安局的造反派把我和姐姐接到公安局的斗爭會場，要我們親眼看著爸爸挨斗。直到今天，當想起爸爸被造反派反架胳膊出場，頭發被揪起，又被狠狠地按在地上，會場上震耳欲聾的吼聲︰“打倒XXX!”的場景，我的腦袋仍是一片轟鳴，心仍在顫抖。但是那天我們卻違心地在人們呼口號的時候，舉起了手臂。
記得那天揭發的問題之一是爸爸曾贊成檢察院、法院要獨立于公安(這正是現在國內已經實行的)；其二是爸爸曾在一次報告中說到︰地、富、反、壞分子七老八十，沒有反抗能力的，要給他們摘帽子。其三是他與已經劃為中國頭號資產階級當權派、黑幫分子的劉少奇的關系。這一切都成了爸爸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叛黨的罪證。
會後造反派向我們訓話，要我們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與父親劃清界限。在此之後“爸爸是好人還是壞人”的問題困擾了我十年! 我不相信爸爸是壞人，但如果黨說爸爸是壞人，我應該站在黨的一邊，還是爸爸的一邊? 如果黨需要我大義滅親，我滅不滅? 這些問題日日夜夜地困擾著我，我反反復復地讀著毛澤東的書︰“我們要站在黨的立場，無產階級的立場，人民大眾的立場……”寫下了無數的日記，批判自己的懦弱和舍不去的親情。
爸爸回到家，我沒有對他表示同情，我要站在革命的的立場，不為親情所動。我曾經與姐姐在我們的臥房門上貼上了毛澤東的詩句，“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為了表示我們與爸爸保持距離的決心，吃飯時不給爸爸盛飯，讓他自己動手，氣得保姆直罵我們“沒良心”。
爸爸已經在社會上遭受打擊，回到家里又遭到子女反目，他的心情當然是加倍的沮喪。而我強迫自己認同內心不認同的情感，也是很痛苦的，不能不說這不是一種反人性的精神迫害。文革中，中國人十分看重的親情和友情在很多家庭被撕裂，以至于很多人至今怕揭這個瘡疤，而選擇把這段記憶封存起來。
市革會後來成立了專門審查爸爸的專案組，每天要爸爸回答專案組的審問，晚上就按照他們關注的重點問題寫檢查。從紅軍三次反圍剿，寫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所有的歷史和解放後擔任的所有工作的表現，以及與黑幫分子的關系。他身體不好，以前依賴秘書慣了，我不得不幫他。實事求是地寫，寫著寫著就變成了“自我吹捧”，或是“抽象否定，具體肯定”，總是通不過。爸爸要我幫他上綱上線，于是我從報上搜到了好些“帽子”，幫他一一戴上，想讓他早點通過，我也可早點結束這倒霉的差事。可帽子大了，他又受不了，沖我發脾氣。我的心情也很煩惱。
專案組的幾個人總是輪流來，如果什麼人幾天不見，一定是去搞外調了。外調回來又拿出新的問題來審，爸爸說的每一件事，他們都會走遍全國去調查。爸爸在紅軍五次反圍剿以後，為掩護突圍的長征部隊，留在閩西和國民黨打仗時被俘，後來在押解途中逃跑。地下交通安排他到香港，最後他又找到了南方游擊隊。這本是他革命�楠■t奶逑鄭 舛衛罰 櫓 顯緹偷韃楣 齬崧邸？稍誄ふ魘だ岬娜 輳 址 隼疵煌昝渙說厴蟛椋 災劣詘職衷諦醇觳櫚哪切┤趙呂錚 ３Ｑ鎏斐ぬ荊骸拔業蹦暌 竅蠛槌Ｇ“紅色娘子軍”里的黨代表)那樣跳了崖，哪里還會象今天這樣沒完沒了的批斗、檢查？”
那段時間，媽媽一直被關在上海市公安局里批斗。不久前我回上海時瀏覽了媽媽自留的歷史檔案。一頁上海市公安局在1978年關于我母親的復查報告，以及她本人寫的情況說明，躍入了我的眼簾。我吃驚的是媽媽在文革中被批斗，隔離，審查，下放勞動直至文革結束，她的罪名“散布污蔑性言論”和“嚴重喪失階級立場”竟然是因為毛澤東的牙齒。
文革初，媽媽從中央公安部調到上海公安局剛一年。在與幾位同事閑聊中，有人要媽媽講講她所了解的毛澤東。媽媽于是說起了她從汪東興那兒听到的一些有關毛的日常生活的片斷。諸如︰毛如何嚴格教育子女，為防止女兒有優越感，讓女兒到大食堂吃飯；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帶頭少吃肉； 毛巾破了縫縫再用……媽媽也無心地說到醫生要毛定期檢查牙齒，毛推說工作太忙，不願檢查,說牙清潔術會將琺瑯質刮掉，使牙壞得更快。毛堅持以漱口代替刷牙，洗澡也不用肥皂等。
當時她的同事都很感動，說主席的簡樸生活讓她們深受教育。可到了文革，當時被感動的話卻變成了對毛主席的污蔑。媽媽因此被批斗，關押，要她交待談論的內容，思想動機。媽媽還在一次批斗大會上被剃了陰陽頭。看到鏡子中的模樣，媽媽掩面痛哭。當年她不願受日本人在外白渡橋鞠躬的恥辱，投奔了新四軍。而在文革中竟因說了一句真話受此般污辱。
有人還揭發媽媽在運動初期看到紅衛兵散發的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時說“這是紅衛兵造謠，不要相信。毛主席怎麼會寫這樣的大字報？”這是媽媽的又一大罪狀。善良的媽媽跟著毛澤東出生入死地革命，她當然不會相信共產黨的最高司令要炮打司令部。誰知她錯了。當時沒人懂得為何毛澤東要“炮打司令部”，又是沖著誰來的，直到紅衛兵鋪天蓋地直搗劉鄧司令部。
我當時並不知道媽媽為什麼被關，父母都沒有說。可能估計到那時人們把毛澤東看得像上帝一樣神聖，我們又那麼左，不會諒解和理解她的。我兩個星期去看一次媽媽，帶些換洗的衣服。每次回來爸爸都問得很詳細，有一回爸爸說到媽媽實際上是代他受過，難過地流淚了。
不久，媽媽被拉去批斗，身上掛著一個大牌子“XXX的臭老婆”。在一片混雜的叫罵聲中，媽媽忽然听到了一陣熟悉的哮喘，轉頭一看，只見爸爸也掛著大牌子被按著跪在地上。兩個人幾月不見，竟在同一個批斗會上相見。媽媽擔心爸爸的身體，爸爸為媽媽代他受過忿忿不平。爸爸對造反派說︰“我的事由我負責，和她沒有關系，你們不要嫁禍于她。”
爸爸整天挨斗，自身難保，可他更受不了家里人受難。1967年初，我三哥，浙江美院一年級學生，因他那派紅衛兵保浙江省委，被造反派追到宿舍毒打。同學發現了昏迷的三哥，把他送上火車，一直護送到上海的家。爸爸看到臉被打得像個紫茄子，一只血糊糊的眼楮幾乎爆出眼眶的三哥時，禁不住流淚了，難過地說︰“他們怎麼那麼狠，哪來這麼大的仇恨？”
爸爸每次從批斗會回來，第一件事就是看在家養傷的哥哥。他坐在哥哥的床邊，仔仔細細地了解事件的過程，好像會去整理一個有關文革中群眾運動的案卷。他自己雖整天挨斗，但並不了解全國到底有多亂，法治破壞得有多徹底，這種亂象也不知會持續多久。爸爸在我們面前總是很無奈地說︰“你們要相信毛主席，相信黨。”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正在說服自己要相信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正確性。
哥哥傷好一些就想回學校，爸爸勸他再等一等，也一直要哥哥千萬不要報復打他的人，卷進派性斗爭，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是爸爸重復最多的中央指示。可中央指示有用嗎？制造武斗的造反派直接受到四人幫把持的中央文革的肯定。
三哥回杭州後，一直沒有音訊，爸爸非常擔心，要北京的二哥帶著我去杭州看看。記得當我們到了美院大門口，二哥沒敢進去，要我先去找三哥的同學打探虛實，因為一個女孩子不會被注意。我見到了在宿舍里埋頭創作毛主席畫卷的三哥，告訴他到我們住的小旅館去會面。在那兒我們兄妹三人才暢快地說笑起來。回來向父親如實匯報，他這才放了心。
一九六七年的夏天，上海市革會在文化廣場召開全市揭批大會，電視現場轉播。那場大會將決定誰被結合到領導班子，誰被打倒。爸爸相當努力地檢討自己，希望自己能站到正確路線一邊，可是他又實在拿不出有份量的揭發上級的材料，他的發言始終踩不到點兒上。會後，有兩位原來的市委書記處書記被結合到市革會的領導班子，而爸爸再沒有這個盼頭。實際上，這是早就安排好了的，亮相不過是走過場。
記得在那天的大會上，一位華東局書記的炊事員上台批判。他情緒激憤地指著這位書記說︰“這個x老狗愛吃狗肉，我只好到郊區去買狗。老狗生了小狗還沒斷奶，就抓來給這個老狗吃.....”“打倒x老狗！”他的發言中一口一個老狗，不知是指被罵作狗的人呢，還是真的老狗。會後我跟這位華東局書記（我們的鄰居）的女兒開玩笑︰我還以為老狗的小狗指的是你呢。
就在這不久，我們居然毫無例外的都成了黑幫的“狗崽子"。我家和住在康平路的市委大院里的大多數的當政者被通知搬出大院。搬家那天，爸爸流淚了，他知道無論他如何表現，如何深刻地檢討，他都被踢出了無產階級的陣營。可更壞的還在後面。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日的早晨六點，幾個軍人敲開了我們的家門，出示了空四軍的證件，說是要接爸爸出去談話。爸爸鎮靜地穿上衣服，把手表交給媽媽，對媽媽說︰“我可能一時回不來了，有幾句話要跟你說清︰第一，我不是反革命，不會反黨反毛主席。第二，我不會自殺，如果有人說我自殺了，你不要相信。第三，無論家里有多困難也要給老母親寄錢。”
爸爸早對我說過︰干保衛工作的人自己最沒有安全，甦聯的貝利亞就是被自己人槍決的。可見爸爸已經預感到他面臨的正是掌握了核心機密的人必定會有的下場。在文革開始時，我看到過爸爸對那些不明事理的造反群眾的恐懼。但這一次，他卻鎮靜自若，如同已經視死如歸。
早晨八點，專案組按常規來接爸爸，听說人已被軍隊帶走，頓時大驚失色，我們才真的慌了。第二天專案組告訴我們，他們了解到爸爸有了新的案情，他們從此不再負責爸爸的專案，媽媽讓轉交的眼鏡已無法交給本人。媽媽的政治嗅覺使她馬上明白了︰爸爸一定被押到北京去了。但誰也沒想到這一走竟是七年。媽媽雖從沒在我們面前流露出半點怨怒，可她晚上卻偷偷地躲在被子里流淚，頭發在兩年內全變白了……
四、冤案
文革前，中國是一個相當和諧的社會。盡管反右、四清打擊了一批人，但畢竟還是少數。絕大多數人由衷地擁護毛澤東和共產黨的領導。中央內部自廬山會議後出現的不協調不僅老百姓不了解，基層干部也是不了解的。不知為什麼毛澤東沒有遵循他一貫倡導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來協調黨內不同的意見，而選擇了向全民公開黨內的矛盾，並以敵我斗爭的方式毫不留情地把與他意見不一致的其他中央領導送上了人民革命的斷頭台。
當時從中央到地方，除了四人幫結合的極少數的干部，人人都被戴上了叛徒、特務、走資派的帽子被斗、被關。當然像我父親那樣被秘密逮捕關押的還是極特殊的。
爸爸一走音訊全無。我不知道爸爸究竟有什麼大問題。外面有人傳說他是特務，叛徒。爸爸平時最嚴厲的批評就是“你這個樣子要變叛徒”，他怎麼可能是叛徒呢？可那個年頭很多人都被揭出石破天驚的歷史問題，爸爸會不會在我們出生前就做過什麼壞事？媽媽在我面前從沒講過對爸爸該怎麼認識，她非常謹慎，既不想影響我，也怕我出去亂講話。
一些好朋友參軍了，我知道自己這種情況當然不可能參軍。就報名去東北軍墾農場，他們居然不敢收我。那些農場的前身其實都是勞改農場，我竟然連勞改犯都不如！
我當時心灰意冷，決心去尋找一個沒有鐵路，想逃也逃不回上海的地方去強制自己接受磨煉，看誰還貼大字報，說我是“修正主義的苗子”。1968年8月我和志願與我一起當農民的幾個同學把自己放逐到了自古以來的流放之地---青海。
出發前一周，我送別了去軍墾農場的同學。他們穿著新發的軍服，胸佩大紅花，在震天的鑼鼓聲中登上了列車。然而火車快啟動時，車上的男孩女孩和車下送別的家人哭成一片，有的哭得死去活來，如上刑場前的訣別。我想，被選拔出來的吃軍糧的優秀青年，就這付心態？我們既是自願走的，就要笑著離開上海！我們商量各自做家長的工作，不讓他們上火車站送行，免得破壞我們的斗志。
我們笑著離開了上海，笑著翻過了當年文成公主翻過的日月山，到了海拔三千米以上的藏、漢、回、土多民族的半農半牧區。那是毛澤東發出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號召的前一年。
當年我們的父輩跟著毛澤東，從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了城市。如今，我們跟隨毛澤東掀起了文化大革命，卻被從城市趕到農村，最後扎根在農村。難怪有很多人想不通。我當時是下定決心脫胎換骨，在勞動中改造自己的。那時的我有很強的使命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把當一個小農民當成是當革命接班人的必經之路。我始終看不上那些把自己的子女都留在城里或送到部隊，讓別人家的孩子“到農村去，到邊疆去”的最最革命的左派們。
遠離了小人當道、勢利和媚俗的上海，的確讓我感到精神上的爽快，青海老鄉坦誠厚道的真情讓我幾乎忘記了家庭遭受重創的痛苦。高原氣候惡劣，勞動艱苦，生活和衛生條件與城市天壤地別，但這一切都沒讓我膽祛。我在別人面前從不提爸爸，在家信中也從不問爸爸。惟有和我一起插隊的同學一個個入了黨，而我卻被關在門外時，我想到了我有這樣一個父親。我整天樂呵呵的，只有這樣我才能讓自己不去計較加在我頭上的不公正。我以為我已經堅強到無論父親的境遇如何，我都能從容地把握自己。
1971年春節前，我背著我的年貨----一張羊皮和一堆羊毛，高高興興地回家過年。我風塵僕僕地從鄉下被老鄉用毛驢車拉到縣城，乘長途汽車到西寧，再擠進超載的火車，坐在車廂的地上和著隆隆的車輪迷迷糊糊地晃了四天三夜到了上海。
誰知進了家門，保姆說我爸爸得了癌癥，媽媽和姐姐都趕到北京看爸爸去了。我愣住了，爸爸被抓三年了沒任何信息，獲得的第一個消息竟然是......我眼淚一下子奪眶而出。在等媽媽回來的幾天中，我沒有一天不在為父親的病情焦急和傷心,不知道他遭受了怎樣的痛苦。我這才意識到我和父親的親情是無法割斷的。
媽媽接到北京的通知，立即帶著姐姐以及在北京工作的二哥哥到北京軍區醫院看望被監視住院的爸爸。在探視爸爸之前，專案組向媽媽交待︰爸爸得了肺癌，頂多只能活半年。爸爸的問題是敵我矛盾。
媽媽和哥哥姐姐在軍隊的看守下,見到了骨瘦如柴的爸爸。爸爸問了我們幾個孩子的情況，最後說︰“我做了這麼多年的公安工作，我懂黨的政策是實事求是，嚴禁逼供信，不放過一個壞人，也不冤枉一個好人。我相信黨一定會把問題搞清楚。無論給我做什麼樣的結論，你們都要跟黨走。”專案組始終沒有透露爸爸為什麼被關押審查。媽媽和爸爸生活了這麼多年，她實在想不出爸爸有什麼嚴重的問題連得了癌都不能保釋，比看押戰犯還嚴。
1971年9.13事件以後，冰封的政治氣候開始解凍，許多被審查的干部的親友給周總理，葉劍英等在位的老領導寫信，而獲“解放”。1972年2月，媽媽在一些叔叔阿姨鼓動下給汪東興寫了一封信，先寄到北京二哥哥處。二哥哥換了個信封，直接投到了中南海信訪辦外的郵箱。40多年過去了，哥哥居然找到了他當年抄下來的信的全文。
信的原文是這樣的︰
汪東興同志︰
你好，自調至上海後一直沒有通信來往，文化大革命斗爭很激烈，很尖銳，對我震動很大，教育很深。經過革命的鍛煉和考驗，我已解放並恢復組織生活，現在下放工廠勞動，一切還好。
這次寫信是想談談我丈夫×××的問題。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沖擊，在1968年2月10日解放軍同志將他送到北京隔離審查，上海每月發給他的工資60元，隔一段時期來人取他的糧票和生活費，其它均無聯系。但是在1969年12月18日上海市軍管會×××同志通知我帶女兒去北京京西賓館找中央辦公廳第二專案組×××同志聯系。我們在北京住了十天，看到×××，說他得了擴散性移動癌，經反帝、腫瘤、解放軍總院等四大醫院檢查，認為是癌的晚期，當時醫生認為不能維持太久。
從京回來後，有人來滬取過錢、糧，但從去年5月以後一直沒有人來取錢、糧。我在今年六月問有關單位錢、糧送何處？一直沒給明確答復。根據上述情況，我又吃不準他現在是哪個單位管理，不便查問，想通過您了解一下×××是否還在人世？我現在身體也大不如以前了，如果他尚在人世，我和孩子們想能去看看×××。他隔離審查已較長時間，至今尚無結論，我們一點消息也不知道。
此信由我一個兒子路過北京時順便帶京發的。我現在的住址是××××××。希望能很快接到您的回信。
此致
敬禮！
×××
七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在光陰如梭的時光里，這封信變得異常有歷史感，重現了媽媽當年寫這封信時的沉重。
半年後（1972年夏），我們獲知囚禁中的父親又患了膀胱癌。周總理，葉劍英元帥親自批示，要我們全家進京探望。接到總理的批示，我又是激動，又是害怕。四年半沒見爸爸了，多少個日日夜夜盼著這一天。可是又不敢想象爸爸到底病成什麼樣了，會不會是臨終前的最後一面？
那天，我們以極其緊張的心情等在北京軍區總院的接待室。專案組的一個團級軍官向我們宣布爸爸是作為敵我矛盾審查的，要我們與他劃清界限，勸他交待問題，但不準詢問案情，不準講外面的事，也不準哭哭啼啼。
在百般焦急的等待中，門被推開了。兩個軍人架著一個滿頭白發，抖抖索索，搖搖晃晃，干巴瘦小的“犯人”進門，他不停地顫抖著，不知所措，神經兮兮。我簡直不敢相信，那是我一貫腰桿挺直，干練利落的爸爸？那當官兒的喝令他“坐下”，把他重重地按在了椅子上。爸爸這才抬起頭環視我們，盡管我們的內心百感交集，卻沒有一個人發出聲響。當爸爸的眼光停留在了我臉上，我怯生生地、輕輕地叫了一聲︰“爸爸”。爸爸驚奇地盯著我看，結結巴巴地問︰“你是桂枝啊？”（我二嫂的名字，他從未見過面）這時，我強忍著的淚水奪眶而出，哽咽地一句話也說不出。哥哥說︰“爸爸，那是小雲啊！”爸爸也嗚咽了︰“什麼？我的小女兒怎麼是這個樣子？”那軍官不耐煩了︰“這麼哭哭啼啼的干什麼？講講你們各自的情況嘛！”我們向爸爸只報喜不報憂地講了各自的境況，卻不敢涉及外面的時局。
林彪墜機已近一年，爸爸卻什麼也不知道。其實審查他的中央專案三辦（吳法憲負責）已群龍無首，硬撐不了幾天了。我們早準備向爸爸透露這一重大消息。兩個哥哥的三歲和兩歲的兒子按我們事先“教唆”的在屋內邊跑邊說︰“飛機飛飛”，另一個接下去說︰“林彪的飛機掉下來嘍！”可惜爸爸已經太麻木了，完全沒注意，他也不可能預測到政治斗爭的離奇與突變。那當官的卻急得在一邊干瞪眼。
我們特別告訴爸爸是周總理親自派醫生為他動手術，葉帥還打電話催問手術動了沒有，家屬來了沒有。要爸爸一定要有信心。爸爸一方面非常感動，但另一方面始終懷疑他會活著下手術台。他對我們，也對專案組說︰“所有的都以我最後的書面材料為準，否則帶到棺材里我也不會承認。”我們都听不懂他在說什麼。那軍官說爸爸違反了探視紀律，不準我們再繼續談話。爸爸就給帶走了。
就在我們走後，爸爸又經歷了強化的審訊。他們也擔心爸爸會死在手術中，希望能最後詐出點兒可以向上表功的材料。他們威脅爸爸說︰“我們不是要你這個人，而是要你的交待。如果你不明不白地走了，你全家都會蒙上說不清的罪名，影響他們一生......”手術當天，我們趕到醫院。爸爸沒顧上跟我們說什麼，卻急急忙忙向專案人員重復著“我最後的申明留在了枕頭下，我可以放心地走了。” 我們還是弄不懂他們要爸爸交待什麼。
我爸爸到底犯了什麼重罪？文革結束後，我們才了解到父親是被作為“整江青黑材料的罪魁禍首”，“偵控、竊听林彪”被秘密囚禁、審訊的。這是一個大冤案！
我的父親長期在政法戰線工作，他忠于職守，但沒想到他在職權範圍內所作的一切卻使他成了江青，林彪的眼中釘。事情回溯到1954年，中央某高層領導的夫人寫匿名信給毛澤東，揭發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所作所為。經毛澤東批示，中央公安部長羅瑞卿轉發此件，要當時負責華東公安部工作的父親，予以查辦。爸爸立即布置了偵破任務。年底中央調父親入京工作，他再未過問此事。正是為了毛澤東的權威和江青的名聲，調查的材料一直被封存在上海公安局的特密保險櫃中, 沒有上報。
還有，江青的哥哥李某經常帶一個來歷不明的女人出入中南海中央首長駐地，讓中南海保衛局頭痛，要求公安部查清那女人的身份。爸爸明知此事之棘手，可能得罪江青，但為了保衛國家機密，為了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首長的安全，爸爸布置了山東公安廳負責調查曾在山東當過偽警察的江青的哥哥和那女人的情況。這本是公安機關應盡的責任和正常的工作，何況有毛澤東的首肯。
可這批材料在文革中被公安局的造反派抄出，向江青獻忠心。江青竟命令銷毀了這批檔案材料（這是違法的！），還在無數次講話中提到︰“上海公安系統是一個反動黑司令部，他們陷害我，迫害我，整我的黑材料，就是陷害毛主席，他們是埋在黨內的特務，比國民黨還壞，要徹底砸爛......” 我當時是個中學紅衛兵，听過江青的這個著名的講話，但並不知道我父親正是被江青大罵 “反動黑司令部”的為首者之一，恐怕連他本人也沒想到。然而，沒有毛澤東的指示，有誰敢調查江青？我的父親不過是執行者。江青沒膽量向毛澤東試問，而將執行毛的指示的我父親以及參與負責辦案的同志，動用軍隊秘密囚禁審訊。
所謂“偵控、竊听林彪”更是憑空捏造出來的。他們把爸爸布置國慶保衛工作的會議編造成布置偵控、竊听林彪的黑會，又把一卷上海公安局偵控的錄音偷梁換柱地改造成林彪和林立果的錄音。硬說那是我爸爸等人對林彪安置了竊听器的“鐵證如山的罪證”。
于是江青和林彪聯手成立了由吳法憲主管的軍方專案辦公室。1980年10月，在審判四人幫大會上吳法憲出面作證︰江青指定要他抓我父親，黃赤波、王鑒和王濟普（（上海公安局長、副局長和警衛處長）。吳法憲到上海給張春橋看了授權書，張春橋交代要狠抓這個案子，說︰“偵控問題解決了，文化革命的任務就完成了一半。”1968年2月10日，空四軍驅車到我家，帶走了父親，當天乘軍用飛機押送到北京軍區看守所。
爸爸在看守所里，睡的是在水泥地上鋪的草墊，吃的是窩窩頭，腌白菜。僅僅一年時間因為惡劣的生存條件患了肺結核，發燒，咳血。因為爸爸始終不肯招供陷害過江青，林彪，他們怕他在結案前死去，只好將他轉押到北京軍區醫院邊治病邊審案。但醫院根本沒進行會診，就當作肺癌用放射治療。放射線對肺髒的直接殺傷使原來浸潤型的結核發展成了空洞型的結核，和肺的縴維化。當醫生想到去查痰中的結核菌時，爸爸已患了三期肺結核，並繼發胸椎結核，體重下降到了40公斤。結核病經久未愈，他又開始尿血，被發現患了膀胱癌。
林彪事件後，吳法憲等同案犯也被監禁。吳法憲手下的軍隊這批辦案人員不敢不向周總理匯報爸爸的病情。周總理指示他的保健醫生吳階平和吳未然盡快為父親動手術，並特別囑咐要通知全體家屬來北京。專家精湛的醫術為爸爸除去了膀胱的惡性腫瘤，爸爸得救了。
然而，1976年1月9日周總理正是因延誤了膀胱癌治療而病逝。爸爸為此悲痛極了，反反復復地說著︰“總理救了我，要我活下去。總理卻不顧自己，走在了我的前面……”
五、特殊病人
爸爸手術後，我們就離開了北京，只有媽媽可以一周探望爸爸一次。經過批準，媽媽可以帶雞湯到醫院。那時雞還不好買，媽媽和在北京東高地工作的二哥到農民集市去買活雞。總共吃了十來只雞，爸爸的身體逐步恢復起來時，媽媽收到通知，爸爸已被押解回上海，繼續在醫院監禁。我們高興極了，爸爸雖然仍沒有自由，但對他的審查看來已經降級了，起碼不再是陰謀反黨集團之類性質的問題。
1972年深秋的一個午夜，上海第二結核病院的一座小洋樓里住進了一位化名為“陳發寶”的特殊病人 (爸爸在做地下工作時曾用的化名之一)。當晚，一隊軍人在排長的帶領下也住進了這座小樓，還有一位醫生和數位護士被指派到小樓工作。他們被告知︰病人是“林彪集團的成員”（明明被林彪、四人幫迫害，怎麼轉眼戴上了一頂“林彪集團的成員”的帽子？），他們不能和病人交談醫療以外的話題。
我們每個禮拜可以探視爸爸一次，由市革會審查組的三個人陪著。把守爸爸病房的軍人，透過一個小窗子監視爸爸的一舉一動。他們兩小時換一班崗，還時不時圍著小樓巡邏，防止有壞人劫獄。因為是結核病院，軍人和審查組的人都戴著大口罩，三伏天時，氣都喘不上來，真夠難為他們的。
1972年12月的一天，爸爸听到醫院的大喇叭傳出哀樂，便問護士是誰逝世了，護士說是鄧子恢（國務院副總理）。爸爸一听便忍不住嚎啕大哭起來，誰都勸不了。誰知一位看守爸爸的小戰士偏巧是鄧子恢的孫子（長子鄧毅生之子），在他為爺爺的去世而悲痛之時，看到他的犯人居然也為爺爺的去世肝腸寸斷般地傷心。趁人不備，小戰士單獨溜進了病房，問爸爸和鄧子恢是什麼關系？爸爸說，他是我在紅軍、新四軍的直接領導和同鄉，有生死之交，和你講不清楚。
這位小戰士不久後回北京看奶奶陳蘭時，說起此事。他說，我看管的一個犯人好像和爺爺很熟，爺爺去世時他哭得好傷心，他的名字是“陳發寶”。陳蘭阿姨想了很久，就是想不出她的熟人中有叫陳發寶的，就問此人是干什麼工作的？小鄧說像是干公安的。陳嵐阿姨又問長什麼樣，小鄧描繪了一番︰中等個兒，清瘦的臉龐……陳嵐阿姨問，他是不是七二年十一、二月從北京押送上海的？小鄧說，對啊，您認識？陳蘭阿姨說，“這就對了，他不叫陳發寶，他是xxx，沒想到就在你們手里。”鄧子恢病逝的第二天，二哥就陪媽媽去看了住院的陳蘭阿姨。那時爸爸已被押送上海，媽媽並不知道，媽媽參加完追悼會後才趕回上海。所以陳蘭阿姨一下子就對上號了，世上竟有如此之巧事。
小戰士回結核病院後，又單獨溜進爸爸的病房。他在爸爸身後趁其不備突然叫了一聲爸爸的真名。爸爸一邊答應，一邊回頭，一看是他，慌了。這一招，常常用于測試鑽入自己陣營的特務，再機警的特務都難逃過這一招。爸爸過去沒少測試過別人，現在卻被一個小戰士揭穿，吃驚不小，不知發生了什麼事，雖然爸爸並不在乎那個被迫使用的化名是否暴露。小鄧立即告訴爸爸，鄧子恢是他爺爺，他已觀察爸爸很久，很想弄清楚爸爸的身份。爸爸喜出望外，他們不僅化敵為友，而且私下里成了忘年交。然而因為爸爸的身份已經暴露了，沒過多久，一隊人馬統統被撤換。
新調來的軍人開始都有很高的對敵斗爭意識，但時間一久，他們到病房出出進進，知道爸爸也是當過兵的，還打過仗，共同語言就多了。排長是高個兒、英俊的安徽人，他的家鄉是新四軍當年的根據地。爸爸對他家鄉的地名一報一大串兒，還有當年在那里打仗的故事吸引了他和他的戰士。他們對爸爸不僅變得溫和了，還幫爸爸洗腳，理發。當他們從監視窗看到爸爸劇烈咳嗽，就進去扶爸爸坐起來，為爸爸捶背，成了日夜都看護爸爸的業余護理員。排長對爸爸的近乎，有“喪失立場”之嫌，又被撤換了，且沒多久就復員了。這位排長在爸爸解放後還來上海看了爸爸，帶來家鄉的土產，讓爸爸非常感動。
第三位上崗的排長是山東人，虎頭虎腦，“階級立場”很鮮明，底下的戰士又被重新收拾得規規矩矩，不再理睬爸爸。可過了些日子，鐵面又被打破了。不知是不是山東排長又被爸爸在山東解放區的故事吸引了，臉上有了笑容，說話也不那麼生硬了。看來爸爸這個“犯人”有軟化看守的手段。或者，日久見人心，階級立場比不上心里的那桿秤更公正。
爸爸的案子久拖不決，既找不出罪證，又不肯放過爸爸。王秀珍等四人幫在上海的成員去過醫院逼供，爸爸一概否認。上海專案組的幾個人開始一星期“陪”我們探望爸爸一次，其他時間他們去審爸爸，或是要爸爸提供其他被審查的人的材料。後來，探望的政策松動了，他們不來“陪”我們了，探望的時間也機動了，媽媽、姐姐和我可以輪流去醫院。
爸爸一直被關押到1975年底。在宣布他被“解放”，解除監禁，轉入干部病房的那天，和他朝夕相處的戰士和護士們依依不舍地向他送別。護士們一有空就去干部病房看他。就是後來爸爸去了華東醫院，他們還去看過爸爸幾次。爸爸每次見到他們，也問長問短，把每個人的近況都問到。
爸爸還在醫生和哥哥的陪同下，專程到武警部隊看望過當年看守過他的官兵。三年的鐵窗生活居然結下了惺惺不惜之情。
有位護士對爸爸的關心一直傳承到我母親。去年我回家時陪母親到華東醫院看病，有一位在病案室工作的老護士幫媽媽早早把號掛上，把她的病例送到各科醫生的案頭，全程陪著媽媽抽血、檢查、取藥。她見了我就說︰“我是小孫，你爸爸叫我小老虎。”
她告訴我，自打爸爸下了飛機到結核病院的第一天她就在爸爸的病房工作。開始除了打針送藥，她不敢接觸爸爸。很久以後的一個晚上，爸爸看她忙著跑上跑下，就說︰“你坐坐吧，不要太辛苦了。”後來，她和爸爸接觸多了，值班時就跟爸爸嘮幾句話。她說︰“你爸爸看到我眉頭就舒展了。你爸爸是個和善，隨和的好人。” 三年後醫院派她帶隊下鄉巡回醫療，誰知五天後護士長打電話告她爸爸被解除隔離了。當她從鄉下回來，高興地去干部病房看爸爸時，爸爸拍著她的肩頭，眼淚汪汪，激動得半天說不出話來。
她還說，爸爸在80年初得知她要結婚的消息，讓媽媽買了一對枕頭送她。可當她和新婚的夫婿帶著喜糖去華東醫院看爸爸時，爸爸正在搶救，醫院不許他們進去。他們最後一次見到爸爸是在幾天以後的追悼會上......我一邊听，一邊淚如涌泉，那個亂世中竟有如此之深的人間真情，世上還是好人多！
六．信念
文革開始後我們切斷了與父母有過任何工作關系的老同志的接觸。在林彪倒台以後，被打倒的或是下放的干部逐步回到原單位接受改造教育。父母的老朋友也開始偷偷串聯或傳話。父親原來的一位老秘書從黑龍江下放回到了上海。第一次到我家看媽媽時，還讓他兒子走在前面偵查，看看有沒有埋伏。然後向他丟石頭，他才敢露頭。我們笑他拿出了當年打小鬼子崗樓的本事。
上海公安局警衛處處長王濟普叔叔和爸爸是同案犯。他的夫人谷阿姨听說我們到北京探視爸爸，便急著見媽媽，了解上面的風聲。可她倆開始也不敢見面，只能靠子女偷偷傳話。後來終有一天，她和孩子也被通知到北京，但他們沒有見到他們日思夜想的王叔叔，卻領回了王叔叔的骨灰。王叔叔在獄中因食道靜脈出血，未經搶救而身亡。漂亮、年輕的谷阿姨一下子變得憔悴、郁郁寡歡。文革結束後，當谷阿姨知道王叔叔是被江青迫害的，非常氣憤地說︰“江青每次來上海，都要你王叔叔親自安排接待，說有王叔叔在左右最放心。誰知她對身邊最放心的人都這麼心狠手辣......”
我的養父---我稱他毛爸爸，听說我爸爸到了上海，激動得不得了。他把我叫到他家里，仔仔細細地打听爸爸的身體狀況，以及我們和爸爸見面的情景，一直希望有機會親自去探望。
毛爸爸是一位老革命，參加過北伐戰爭。紅軍在閩西建立甦維埃根據地後，毛爸爸家族的的印刷廠接受了毛澤東的指示, 為紅軍印刷文件和印制甦區發行的紙幣。《中共六大決議案》、《十大政綱》、《紅四軍司令部布告》等重要文件、布告都來自于毛氏印刷廠。毛爸爸同時也從事中央政治保衛局白區工作部的工作。紅軍長征，根據地失守後，他奉命一直從事黨的秘密工作，搜集情報，聯絡和保護共產黨員。抗戰時，他轉入上海做地下工作。建國後，又被派往香港、新加坡等地，繼續在看不見的戰線上當著“無名英雄”。
這位老黨員的兒女一直以為自己出身資本家。一直到兒子上大學時想報考哈軍工，毛爸爸才要求中調部出面，證明他的身份。當他的兒子如願以償收到了哈軍工的錄取通知，子女們才驚喜地發現他們的爸爸的真實身份︰一個從地下冒出來的老革命。這個秘密讓全家人都糊涂了︰過去看父親，怎麼看怎麼像個儒雅的商人。現在看父親，怎麼看怎麼像作風正派，廉潔奉公，堅持原則的共產黨員。
毛爸爸的特殊身份讓他在文革中受到了保護，在文革中只有極少數干部像他一樣沒有受過沖擊。但他卻接待了許許多多的審查人員對他的老戰友的調查。他為我父親的一段歷史做了最重要的證明。毛爸爸一直在尋找機會，要親口告訴我他見證了我的爸爸是如何在艱難困苦中找到革命隊伍的。下面就是我從毛爸爸那里听到的一段故事︰
主力紅軍長征後，爸爸奉命留在閩贛邊區堅持游擊戰爭。1935年8月，他們在寧化、清流的戰斗中遭國民黨軍合圍，爸爸與羅化成等人被俘，後押解到瑞金。因為敵人以為他倆只是一般的游擊隊員，都是福建長汀人，所以被押解回長汀處理。他倆很清楚以他們的名氣，到了汀城身份一定會暴露，必遭殺害，便暗下決心尋機逃脫。
從瑞金到長汀80里山路，敵人本計劃一天趕到。但他倆故意走不動，磨蹭到天黑還有30里，于是不得不把他們關在路旁的一個柴房里過夜。夜里，他倆趁押解他們的國民黨兵睡熟，磨斷了捆綁的繩子，逃進山里。國民黨軍隊一連搜山幾天，都被他們機警地躲過了。但風餐露宿，饑腸如鼓，只能凃u安恕 骯 芮嗤芤凹Τ浼 BR>一天，羅化成的腳不慎被蛇咬傷了，爸爸為他擠出毒汁，但仍無法阻止傷勢的蔓延。幾天後便腫到大腿根部，高燒得昏昏沉沉，生命危在旦夕。爸爸不得不闖關，深夜下山摸到地下黨員老李家，才得知老李已經被敵人殺害了。李妻幫爸爸找到我的奶奶和叔叔，我叔叔又通知了長汀區委書記，就是毛爸爸。他們很快弄到了蛇藥，糧食，食鹽等，並換下爸爸那身霉爛的衣服。爸爸天亮前又趕回山里，找到羅化成，給他喂了藥，總算保全了生命。
爸爸他們在深山老林里已經度過了50多天的野人的生活，國民黨始終沒放松搜捕共產黨的行動。于是，黨組織決定派一位同志和我叔叔護送他們倆經南昌到上海，乘船去香港。毛爸爸千方百計為他倆籌錢，並搞到了"良民證"和"路條"。他們帶著毛爸爸的親筆信，到香港找到了鄧發（中央甦區保衛局長）的哥哥鄧芳。
爸爸和羅化成在香港的銅鑼灣一方面靠養豬、種菜過活，一方面找尋組織。後來經鄧芳介紹，他們找到了幾十個失散的黨員，組成了九龍工作委員會，還創辦了刊物《鐵流》。期間，因被人告發，他們四處躲藏。後來，好心的鄧芳為他們找到了薪酬不錯的小學教員和開電車的工作。但他們卻拒絕了，決心回大陸找隊伍，他們不相信國民黨散布的紅軍全軍覆沒的宣傳。
有一天當他們看到香港的報紙上看到“‘毛匪’在陝北建立了根據地”，兩人喜出望外，抱頭痛哭。紅軍還在！整整一年的大逃亡，飄洋過海，等的就是這一天！可他們無論如何沒想到，當年主力紅軍撤出長汀，幾經迂回，居然戰略轉移到了大陝北。而當年為了留守陣地，迎接紅軍打回來的甦區千千萬萬的紅軍被殺、被抓，僥幸活著的都成了後來幾十年就是躲過了國民黨審查，也躲不過共產黨審查的“脫黨分子”。我的叔叔就是其中之一。
爸爸和羅化成雖歷經千辛萬苦，但終如孤雁歸隊。他們于1936年夏幸運地與中共南方局取得了聯系，安排到閩西南張鼎承、鄧子恢領導的抗日義勇軍工作。那年，歷經艱險回到部隊的爸爸雖是老黨員了，但不過是26歲的小伙子。
毛爸爸講的這一段歷史，我在給爸爸寫檢查時都寫過，那是一份份有時間、地名、人名，但形同嚼蠟的交待。而毛爸爸的描述讓我看到了一出有人物活動和表達內心世界的活生生的舞台劇。讓我重新認識了劇中的主人公和一種被稱為“信念”的東西。
毛爸爸說︰“有這樣的爸爸，你應該很驕傲。我對專案組的人說過，你們怎麼能夠懷疑一個在逃出虎口後，還冒著殺頭的危險尋找組織的人？有這樣的叛徒嗎？”他還說︰“那些人很幼稚，有一次跑來問我︰‘香港的銅鑼灣根本不是農村’，好像我幫你爸爸騙他們，銅鑼灣30年還不變嗎？”“他們也不相信你爸爸在香港有人介紹了工作，還非要回大陸鬧革命。因為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是啊，有多少人能夠在幾乎沒有希望時，靠著信念絕處逢生？長征的紅軍縱然歷經艱難險阻，但至少有領袖和大部隊。而爸爸和羅化成孤身單影，無論在白色恐怖，還是在海外他鄉，如果不是為了他們無法丟棄的理想，何苦重新投入尚看不到光明前景的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在戰爭年代，正是這樣一批抱著必勝的信念和理想，不畏犧牲的血肉之軀創造了幾乎不可能的歷史的奇跡。
七．血淚情
爸爸在12歲時父親就病死了，是奶奶含辛茹苦帶著他們三個孩子。爸爸只讀到初小，就做了工。1927年，在一批批共產黨被逮捕、槍殺的白色恐怖中，17歲的爸爸在老家長汀參加了革命。1938年爸爸隨新四軍二支隊奔赴皖南前回家跟奶奶一別，直到1951年才見到奶奶。爸爸說，他忘不了他離家時奶奶站在牆頭向他揮手的情景。他走得很遠很遠了，奶奶的身影仍在風中一動不動......
解放後，奶奶和我們在上海同住過。我們五個兄弟姐妹，只有我在走讀的托兒所。每天回家我總是先上奶奶的房間，因為奶奶疼我，總給我好吃的東西。奶奶還是我們的保護傘，雖然奶奶不管家，但她能管爸爸。有一回三哥在要挨爸爸打的危難之際，跑到奶奶面前，舉起菜刀就往脖子上抹，急得奶奶直罵爸爸，硬是把爸爸擋住。可奶奶老眼昏花，不知哥哥的小伎倆，其實對著脖子的是菜刀的背面。
我們和奶奶在一起的快樂時光僅僅兩年。奶奶最終過不慣城里不能種菜、養豬，孫兒們一星期才回來一次的生活，執意返回了福建老家。
到了文革時，家鄉的造反派搜家，拆牆，撬地板，找“秘密材料”，奶奶癱瘓在床上，還被拖出去在陽光下曝曬。雖然爸爸被抓走後，我們每次給奶奶寫信都說爸爸很好，可她不相信，一定要來上海親眼看看爸爸。然而，直到她離世，也沒等到爸爸的音訊。
爸爸還在北京關押時奶奶去世了，怕爸爸傷心，我們一直沒有告訴他。因為他在陳毅逝世後很久得知此訊，仍整夜流淚，寢食難安。
有一年中秋，我帶了月餅去上海結核病院看爸爸。沒料到爸爸問︰“有沒有給奶奶寄月餅？”我敷衍地說︰“寄了，寄了。”爸爸盯著我的眼楮︰“恐怕她永遠收不到了吧？她去了沒有地址的地方吧？”我慌了︰“沒有的事，上個月媽媽還給奶奶寄過錢。”爸爸根本不容我再編下去，單刀直入地說︰“說，奶奶什麼時候走的？怎麼走的？”我挺不住了，哭了起來，爸爸也哭起來。
爸爸想到自己這輩子沒能報答母親的養育之恩。他參加革命，母親曾遭游街，被吊在樹上打。年邁時不僅沒享清福，又踫上文革未能幸免于難。爸爸傷心地連夜伏案給天堂里的奶奶寫了一封長信，向母親哭述內心的想念、痛苦和懺悔。整整一星期，不管誰勸爸爸，都無法讓他從悲傷中走出來。
文革後的一天，爸爸的秘書把專案組搞去的一堆材料送回家里。我不記得是什麼萌發了我去翻看那堆材料的念頭，也不知怎麼一下子就看到了爸爸在一九五六年寫給前妻的一封信。我實在太驚奇了︰“什麼？原來媽媽不是他的第一個！”但當我再讀下去的時候，我那顆好奇心卻被震撼了。當我到醫院探視爸爸的時候，我大概用了一種誠懇得使他不能不把這段故事講給我听的語調，結果，他不僅沒有罵我，還把我帶進了他的年輕時代的回憶中。
一九三四年，五次圍剿開始的時候，爸爸剛剛結婚一年。他的年輕妻子吳春秀是一個有著一雙水汪汪的大眼楮，身材小巧玲瓏，活潑可愛的紅軍小干部。她愛打籃球，槍法很準。爸爸與她是自由戀愛，部隊里的同志都認為他們是天賜的一對。爸爸在回憶時對吳女士的贊美之詞，使我可以想見這對新婚小倆口的甜蜜。他倆在一個部門工作，紅軍長征時，他們也都被留下來駐守。他們曾經打退過國民黨軍隊的數次進攻。終于，在一次反擊戰中，吳春秀帶著一支隊伍突圍，再也沒能回來。有人說親眼看見她倒下……可爸爸和戰友們多次返回陣地都沒找到她。以後駐地的紅軍失守，爸爸經歷了上前面敘述過的一年多的逃亡生活。
直到一九三七年以後，爸爸有了短暫的穩定，又開始托人打听、尋找他的愛妻，夜里更是無數次地夢到她的出現。媽媽告訴我，就是後來與媽媽結婚以後，爸爸每年十月的某一天，都會很難過地回憶他與前妻被打散那天的情景，媽媽很理解他的心情，總會默默地陪著他，和他一起悼念這位犧牲的女英雄。
二十年以後，過去的都過去了。爸爸媽媽和我們五個孩子在北京有了一個熱鬧而溫馨的家。誰知道爸爸的一位在福建省工作的戰友一九五六年在山區訪貧時發現了吳春秀。當她听說爸爸還活著，而且還當了京官時，泣不成聲……原來她在那次戰斗中受傷被俘，後來又被人販子賣到廣東，成了一個山地農民的妻子，與這個農民生了一個兒子。但好景不長，農民得病早死。她，一個寡婦帶著兒子含辛茹苦以種田為生。解放後，她才回到福建老家。
這位傷殘的婦女頑強地生活著，期盼著奇跡發生。我可以想見，當她得知自己失散的前夫在北京當官，那種悲與喜，那種對不同命運的感嘆。當我父親得到這個消息時，也是激動不已，多少年的盼望、等待、失望，直至絕望，可她又突然出現了——一個不是夢的夢！
她的故事，她的命運，使爸爸無法平靜，他徹夜未眠寫下了那封感情至深的信，也就是我在退回的檔案材料里看到的通過福建省政府轉去的信。爸爸也寄去了我們全家的照片和一筆錢，而且定期地寄錢過去。新的婚姻法使父親不可能在與媽媽結婚後與這個雖然沒有離過婚的前妻復婚。爸爸做了一些工作，說明這是戰爭造成的遺憾，是千千萬萬人都受到的戰爭創傷。媽媽對吳女士也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她陪爸爸到福建老家看望奶奶時，請吳女士也去相見。
爸爸回憶當時他們見面的情景︰他遠遠地看到一個農村婦女，一瘸一拐，緩緩地走來，淚水像斷線的珍珠，怎麼也止不住。兩個人淚眼模糊地長久地注視著對方，而無言以對……爸爸說他怎麼也不會相信那是他無數個夜晚夢到的美麗、熱情的吳春秀。她變得遲鈍，有著四十多歲的婦女所不該有的蒼老，她的傷殘的腿上留下一個時常淌膿的創口……他和她的這次經歷了日思夜想二十四年煎熬的相見，是兩顆不同命運的心的相遇︰一個是經過戰爭洗禮的高級干部，一個是帶著戰傷流落鄉間的農婦——歷史就是這麼無奈，命運就是這麼不公！他們惟一的這次長征以後的相見，也成了爸爸在有生之年與吳春秀的最後一次相見。從此以後，爸爸想到她就痛心，就憐惜，但那個漂亮的女紅軍再也沒有在他的夢中出現過……
我的心被震撼了，陷入了深沉的思考。那種在書里，在電影上看到的高大的英雄形象，都沒有這個真實的故事讓我更感慨。我好像第一次認識了我的爸爸，理解了那個在多災多難的歲月里獻出了青春，愛情，甚至生命的上一代人。他們有著與常人無異的血肉之軀，然而殘酷的戰爭把他們這代人打成了鋼鐵。他們的故事可歌，但更多的是可泣！這就是爸爸為什麼總說自己是幸存者。想想那些在革命征途上因種種不幸半途落伍的人的悲慘境遇，上哪兒去伸冤和討回公道？
八. 寬容
爸爸解放後，補發了凍結的工資，有一至兩萬元，爸爸從來沒有過這麼多錢。好了傷疤，忘了疼，他又感受到了黨的陽光的溫暖。當年媽媽一個人工資管我們兄弟姐妹和奶奶，爸爸在牢里沒有陽光的日子，他全忘了，他非要全數交黨費。媽媽跟爸爸商量，拿出一部分錢資助死去的朋友的遺孀和有困難的老同志，剩下的交黨費。秘書也勸爸爸身邊留點錢，有困難不給組織找麻煩，爸爸才同意交了四千元，但堅持每月再多交50元黨費。這多交的部分比我大學畢業後每月的工資都多。
我們當然沒人敢說，否則就是有惻隱之心。哥哥為爸爸這麼多年莫名其妙地被關，出來了還要把扣了多年的工資貢獻給四人幫把持下的黨，感到太冤，就設法消耗掉一些本該屬于爸爸的錢。哥哥說爸爸需要一塊表，就和媽媽一起去挑了一塊勞力士表，上千元吧。
當媽媽把這塊表小心翼翼地送到爸爸的病床前，說他將來出來工作總是要戴表的。爸爸一點也不領情︰“什麼？這麼好的進口表，你們要害我挨批啊?”他又當面批評哥哥，說或許是他自己想要這塊表，哥哥委屈地直掉淚，心里想的又不能說。這塊表就一直被媽媽鎖在了抽屜里，爸爸踫都沒踫過。在那個年代，處處謹慎小心都會被帶上資產階級的帽子，西方的名表象是一顆炸彈似地讓人避之不及。爸爸去世後，媽媽把這塊表給了哥哥做紀念。後來這個哥哥也幾十年一以貫之地每月交超額的黨費。他告訴我，爸爸說過︰你們以後生活寬裕了，不要忘了多交黨費。
爸爸雖在75年解放，可他的問題一直審查到四人幫倒台後。一天，爸爸的一位老秘書，李叔叔陪同新市委的有關人員到華東醫院向爸爸宣布徹底予以平反，並恢復爸爸黨籍的文件。他們走後，爸爸突然抑止不住地嚎啕大哭，心中的冤屈和壓抑如泄洪般沖出了胸膛。一個堅強的保衛戰士，在經過了黨的長期嚴酷的審核，他視為生命的忠誠終獲認可時，他只剩下了喜極而泣的悲情。當時在場的姐夫從沒見過男人可以這樣哭，嚇得手足無措，只好跑出去找李 叔叔求援，李說︰“我們都不要進去，讓他哭一會兒。”
父親總算等到了洗清冤案的一天，但他的身體卻再也沒恢復過來，他在醫院里度過了最後的幾年。不僅是身體，他的精神受到了極大的摧殘。他總覺得到處都是竊听器，每當我們問到他在監禁時的遭遇，他馬上神經質地指著天花板，咬著牙關使勁搖頭，讓我們不要多問。
79年夏天爸爸回家住了一段。我陪他到院子里散步時，想著他不必擔心竊听器了，就趕緊打听他坐牢的經歷。我才剛開始問監獄里是不是睡硬板床，他已不耐煩了，只說了一句:“ 哪里有床？睡地上，每餐給很小的窩頭。” 接著就說︰“問那麼多干什麼？”
那年，兩位老同志來家看爸爸，其中一個是他的領導。他們談著談著爭執了起來，最後不歡而散。在院子里散步時，爸爸主動地告訴我︰在北京關押期間，專案組一直逼他承認給林彪安竊听器，他一次次堅持自己的清白。可有一次在他發高燒，神情恍惚時，辦案人員拿出一份有幾個人簽了名的檢討書，說︰“別人都承認了，就你這個老頑固還不到棺材不掉淚，你是唯一一個要抗拒到底的反黨分子！你的子女都會恨你一輩子！”
爸爸居然相信別人都動搖了，他也頂不住了，簽了字。過後，爸爸神情恢復了又去翻供。可他哪里知道，那些家伙用爸爸的簽字又去威逼其他人，給他們造成更大的打擊。這件事使爸爸非常內疚，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看到他在手術前再三申明，他從沒有做過任何被指控的事，要他們撤還那份簽過字的由專案組寫的假口供。
爸爸很難過地告訴我當時專案組就是用這位領導的假簽名騙到了他的簽名，又去逼那位領導的。爸爸知道辯解是沒有用的，他們最深厚的友誼和信任已經不可能恢復如初。他嘆著氣說︰“共產黨的監獄不好坐啊。他沒有坐過這個牢，他怎麼會懂？天下哪有一貫正確的人？”
許多共產黨員在國民黨監獄里堅貞不屈，但在共產黨的監獄里，會強求自己“低頭認罪”。面對著他們必信無疑的黨的不信任和冤枉，他們會掏心掏肺地和黨溝通，等待組織的正確結論。共產黨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就是依賴著這樣一批把自己全部交給了黨的黨員。而文革中全體黨員無緣無故地被拷問一番，自我否定，自毀長城，他們卻仍然顧全大局，原諒和理解黨的領導人犯的錯誤。我不能不為這種不可理喻的“舍己的忠誠”而震撼！我不知這是共產黨獨特的黨性，還是中國儒家文化的印記，也許兩者皆有。
經過了文革，立場堅定、嫉惡如仇、敵我分明的爸爸變得十分寬容。當那批審訊他的軍人遭到隔離審查時，爸爸被多次要求揭發他們是如何粗暴地對他逼供的。爸爸居然為他們說話︰ “他們不過是按照上級的旨意做了他們必須得做的事，我不記得有什麼特別。” 連我都不理解爸爸，我說那個團長對你那麼凶，你為什麼不揭發？他卻說︰“這樣整來整去，還有完沒完？他們也是沒辦法的......”
爸爸還對我說過，他被囚禁的第一天，看守向他宣布犯人應遵守的九條紀律。他說︰“每一條我都能背出來，因為那是我親手參與制定的監獄管理條例。現在我卻成了被這個條例管制的犯人，真是天大的諷刺。”
爸爸用一切機會去看望或問候在歷次運動中挨整的老同志。記得楊帆（上海公安局長，1955年為“潘漢年、楊帆反革命集團”冤案被捕）在1979年出獄時，爸爸從醫院里跑出來和媽媽一起去見楊帆。本應是一場幸會，誰知楊帆被關了24年獲自由了，精神卻已經錯亂了，讓他們不勝唏噓。爸爸為此悶悶不樂了好幾天。
我曾在葉永烈寫的一本書上讀到楊帆被捕那天，是我父親打電話把他叫到公安局開會，然後當場宣布把他拷起來，抓走的。這本書出版時爸爸已不在世了。我問了李叔叔，他是爸爸當年的秘書，他說︰“胡說八道，楊帆被抓時，你爸爸已經調到北京了。”我在此順便甄別一下，�K非與作家過不去，和諧社會，不想打官司。爸爸雖沒有親手抓楊帆，但一樣為過去受政治冤案迫害的老戰友深感不平。
北大黨委書記周林夫婦來上海治病，父母熱心地幫助他們。他們在戰爭時期就是非常要好的戰友和鄰居。媽媽在山東根據地給老大娘，小媳婦辦夜校時，總帶著我四歲的二哥。後來他常常賴在周林家不肯去識字班。周林看到他寫的字都是“婦女解放“一類的，才明白他逃學事出有因。于是，就親自教他寫字，還有蛋炒飯和美國罐頭給他吃。他們夫婦沒有孩子，就把我的兩個哥哥當成自己的孩子，疼愛有加。
可是這種情同手足的關系，一度被打破，那是周林當貴州省委書記時。爸爸曾隨中央監委四清工作團到貴州，不顧他們在戰爭中結下的深厚友誼，鐵面無私地處理了周林大蓋樓堂館所等問題，撤了他的職。爸爸留在貴州當了一年的省委書記。其實爸爸心里一直為此事感到內疚，覺得處理過重，可這不是他能左右的，朋友再好，也不能心存私情。這不愉快的往事一直到文革後，他們坦誠相見後才一筆勾銷了。經過了文革最殘酷的斗爭，他們都對黨內斗爭都有了切膚之痛，朋友之間本沒有恩怨，何需結怨？
我大學畢業回青海時，尊媽媽之囑到西寧看望一位阿姨。她曾和媽媽在一個辦公室工作，因為提了意見就被戴上右派帽子發配青海了。媽媽說雖然自己沒有揭發過她，但在批評會上也發了言。文革後自己遭了難才會想到有多少好人在歷次運動中被冤枉。我帶去了媽媽的一點禮物和問候，那位阿姨非常感動。
兩年前我回國時看到媽媽在文革中被她的同事揭發，說她污蔑毛主席而被關、被斗的材料，媽媽怕我把此事寫在文章里，再三囑咐我。我實在不解，“文革過去三十年了，為什麼不能談？”媽媽說︰“我不想讓揭發我的人難堪。”自己被誣陷，還怕整了她的人晚年過得不安寧，這就是她的為人。
在過去動蕩的數次政治斗爭中，今天在台上的，明天成了階下囚；今天站在正確路線的，明天站在了錯誤路線；今天審訊別人的，明天站在了被告席上......人人都被階級斗爭的風浪沖刷了一遍或幾遍。浪頭可以把你推上浪尖，也可以毫不留情地把你拋到海底。那些把自己的政治生命看得比生命還要重要的干部們無論有多麼謹慎，無論如何苛求自己，卻永遠無法把握政治風雲的變幻。這就是老一代的悲劇，那最最正確的偉人們恰恰是造成錯誤悲劇的始作俑者。
然而，我始終不能想明白的是，我的父母幾乎沒有抱怨過這位偉人。在他們的眼里一家之主打錯了孩子也還是一家之主，沒必要多抱怨。他們對斗爭已經厭倦了。一方面，也許我可以說他們被組織紀律約束得失去了思想的自由，這是一種人格的悲哀。但另一方面，我不得不說我們永遠不會真正理解出生入死的那一代人嵌入靈魂的信念和忠誠。更難得的是，我的父母把他們曾有過的怨恨化做了和解和寬容。沒有這樣的胸懷，這個飽經滄桑的社會就無法達到和諧。
這些年，我十分關注在文革期間位居高位者對他們當年所作所為的反思。讓我失望的是，他們對被迫害的人很少有歉疚。就拿吳法憲，李作鵬來說，他們對毛澤東的政治錯誤和制度性的問題看得很清楚，對本人沒有被公正對待有很深刻的感受。然而，他們對自己當年一朝得勢便仗勢欺人，對上諂媚，陷害無辜的作為幾乎沒有內疚和反省。他們的認識至今仍然停留在“對上負責”，和處處為自己辯白，結果每個人都是受害者。難怪人們感嘆反思文革有多難。四十年過去了，只見受害者，不見害人者。不能不說是我們這個不知反省的民族的悲哀。只要對上負責，不用對人民負責，對良知負責，難道不正是造就了皇權的的根基嗎？
九、離家和回家
大學畢業後我回到了青海。從我們上大學起就有“工農兵學員從哪兒來到哪兒”去的政策。可我們全校上海下鄉的知識青年畢業時都留在上海了，我是唯一一個回選送地的上海知青。因為爸爸的問題，學校對我格外“照顧”。
大學里我曾是我們班的團支書，團員選的，但卻是全校所有團支書中惟一的黨外人士。我 的身份讓系領導不舒服，第二年讓我下來，指定了一個黨員當書記，我只能當支部 委員。
爸爸剛解放班黨支部就討論通過了我的入黨申請。可學校到市革會組織部調查時得到的回答是︰我爸爸還有問題在中央掛著，沒做結論。所以黨的大門無法向我打開。
畢業前夕，不知是哪個大學發起了去西藏的動員。系黨總支書記忽然對我感興趣起來，找我談畢業的打算，問我有沒有想過去西藏。我說反正我早做好了回青海的準備，如果西藏需要，我也願去。我們班50個人幾乎百分之百都表示了相同的態度。可她只選中我到系里的動員大會上去發言，要我從反對資產階級法權的角度談，表表自己到邊疆，到最貧困的地區的決心。我沒有辜負她的指示，在大會上表了態。
事後，我到醫院看爸爸談起這件事。爸爸很不以為然地說︰“你有什麼資產階級法權？ 要你去哪里，你就去，不要亂扯什麼搭不上界的資產階級法權。” 我看得出爸爸對我再次去青海是不滿意的，這是對他的整肅。但他把憤怒都憋在了心里。我什麼也沒說，我已經習慣了自我批判，也總想做得最好，讓黨相信我的覺悟。
臨行前我去醫院跟爸爸告別。爸爸說，“我當年參加革命是冒著生命危險離開家的，你不要指望別人敲鑼打鼓歡迎你。你既然決心去，就要吃得起苦，我不想看到你逃回來。”
我在藏族自治州醫院工作了三年。除了在醫院當內、兒科醫生，也去農村和水電站工地巡回醫療。我還在青海結了婚，生了孩子。孩子在半歲時得重癥肺炎，引起肺水腫，因為高原缺氧，病情遲遲未緩解，不得已送回上海交給奶奶帶。不久，老公到北京上大學了。我的青春的熱情不敵兒女溫情，終于在1979年回到了上海。
我是經媽媽單位討論，批準我用回城指標回來的，可爸爸並不知道。我正好在那年春節全家大團聚時回到上海，爸爸只知道我是回家探親。媽媽怕爸爸會生氣，就讓二哥跟爸爸透點口風。二哥告訴爸爸我是正常渠道調回來的，家里五個子女，四個在外地，我又在邊疆多年, 是媽媽單位主動提出要調我回來的。
爸爸動了大怒，要把我退回去。當時知青回城之風正是他們面對的問題，我顯然是給他抹黑了。我對二哥說︰“我回上海來也是為了照顧他。回青海就回青海，有什麼了不得？”哥哥說︰“你回都回來了，讓爸爸罵幾句都不行嗎？你無論如何要去見爸爸，頂著頭皮听他罵，不要還嘴。”
到了醫院，爸爸好好地數落了我一番︰“你不是很革命嗎？不是要在邊疆干一輩子嗎？為什麼逃回來？這麼多知青在鬧，我的女兒回來了。我連自己的女兒都勸不住，怎麼勸其他人？你給我回去！”我只是委屈地哭，沒為自己辯護，也沒有求情。這麼多年，我的命運都和受審查的父親連在一起，我怪過嗎？現在又批評我沾了光……
以後的幾天，媽媽，爸爸的秘書，媽媽單位的領導都去跟爸爸做工作，要他不要想得太多，說各單位都有一定的名額，我是符合回城條件的，合情合理。半年以後，全國知青陸續都回了城，在青海的內地人也都按政策分配回原地工作了。爸爸才息了火。
從青海回來我仍是非黨人士，爸爸在我面前說過好幾次︰“我們家除了你，都是共產黨員，要努力啊。”我何嘗不曾努力？我吃的苦，對自己心靈的洗滌大概不比許多共產黨員差，但為了黨的純潔，人家不敢要我這個父親被關押的人，我打破頭也鑽不進去啊。我不想在爸爸面前強詞奪理，以後再爭取吧。
但實際上，經過了風風雨雨，我已不單純，我對很多事都有自己的看法，我寧願保留一份思想的自由。在我讀了研究生，到國外當了訪問學者又回國以後，正踫上另一場政治風波。在政治學習時，人人要表態，如何與中央保持一致。我忍不住說︰“共產黨的總書記一貫是因路線錯誤下台的，連他們都與黨中央不保持一致，讓我們怎麼才知道誰是代表黨中央的？和誰去保持一致？”這話一出全場肅靜，會上再沒人說話，既無人支持，也無人辯駁，包括黨員。記錄的也停了下來，想想還是不記得好。好在到了那個年月，想整人的沒有太多的市場。但我這樣的人要入黨，是肯定要給黨找麻煩的，還是有點自知之明的好。
然而，不知為什麼，出國這麼多年了，沒入黨這件事至今仍是我心頭之痛！起碼這是我曾經孜孜追求的理想，更重要的是我沒有讓爸爸滿意，這是他對我最後的期望！
十．團聚
1979年的春節，爸爸要我們五個子女，加上配偶和孩子們都回來。這是自1965年家搬到上海以來的第一次團聚，一個七口之家擴大到了三代十九口。爸爸從醫院請假出來，在丁香花園的小禮堂拍了一張全家福。
拍照前爸爸鄭重其事地發表了“演說”。爸爸說︰“1940年我和你們的媽媽在新四軍結婚。在戰爭的環境中，我們是沒有家的，吃大鍋飯，過軍隊的集體生活。經過39年的革命路程，我們有了這樣一個來之不易的大家庭。” 爸爸又說︰“我是四人幫殘酷迫害的幸存者，能活到今天很不容易。我更加懷念和感激周總理和葉帥，如果不是他們指派醫生搶救了我的生命，今天這張全家照就沒有我，這總是一個缺憾，就不那麼圓滿了。”
爸爸鼓勵我們努力學習，掌握科學技術，多做貢獻。“到了2000年，國家會更富強，人民的生活會更美好。到那一天，你們有機會一定要再拍一張全家照。那時當你們拿出今天這張全家照，一定會回憶起你們走過的新長征的路程，想起22年前的團聚，想起我今天的講話。回憶會使現實更美好，因為這是難忘的回憶。”
這次團聚後，爸爸要我把他的講話寫下來。他逐字逐句地看了我的記錄，又要我滕抄給哥哥姐姐們。同時他還把他在監禁期間畫的畫分送給我們。現在姐姐保留的一幅鉛筆畫畫得是站在臘梅樹上對唱的兩只小鳥，紅鉛筆畫的梅花，黑鉛筆畫的小鳥。畫的右側是爸爸書寫的毛澤東的詩詞︰“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落款是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二日，那是爸爸在結核病院監視住院時畫的。這張紙的背面印著綠色的大字“上海蚊香”。想到那時爸爸每天把包蚊香的紙收集起來，練字，畫畫，我一陣心酸。而“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正象征著他當時身陷政治的寒冬，盼望四人幫垮台，春天來臨的心境。
現在想想，這次團聚是爸爸深思熟慮的。爸爸肯定已想到自己的身體狀況，他想在生前給我們留下有意義的紀念。他沒有什麼錢，多一點錢都送給他為之終身奮斗的黨當黨費了，那個年代談錢是恥辱的。他留給我們的遺產是他最珍貴的人格。
十一、陪伴爸爸的日子
父親在給我們留下了一張完整的全家照的一年後離我們而去。
那一年我剛從青海回上海，在一家大醫院工作。我整天白班，夜班地忙，晚上還總是上課、考試。作為住院醫生必須住在醫院宿舍里，我連自己的女兒都只能托到別人家里帶，但我總是抽時間去華東醫院看爸爸。
有時爸爸沒料到我會去，顯然很高興。雖然嘴上說︰“怎麼今天有空來？可不要耽誤了你的工作。”可他總希望我多待一點時間。我們在醫院的長廊里散步時，他逢人就說︰“這是我的小女兒，當醫生的。”因為爸爸常年生病，所以對醫生天然地好感。但他不準我以醫生的腔調去問他的病情，不想給醫生添麻煩。多年獨立的生活，他養成了自己整理內務的習慣，把看過的，沒看過的或保留的文件、報紙分得清清楚楚。所以我沒有很多事要幫爸爸做，主要是听他說話。
爸爸有講不完的故事，大多是戰爭時期的經歷。這都是爸爸心里想說的，和我在文革初為他寫歷史交待可不一樣。只是我在那個年齡沒意識到歷史回憶的價值，有時心里有事，也沒全听進去。現在留在我腦海中的只有零零星星的記憶。記住的大多是生活故事。
爸爸常常愉快地憶起年輕時的媽媽。他說媽媽年輕時兩條細長的腿打著綁帶像只蚊子，說起話來細得像蚊子叫。爸爸第一次見到媽媽是在安徽半塔集，媽媽向他敬了一個禮，叫了一聲“首長好”（媽媽後來跟我說，其實她不認識爸爸，是給和爸爸同行的政治部主任敬禮），爸爸對這位端莊、嫻靜的上海姑娘立即有了好感。不久把媽媽調到他負責的軍法處，趁機跟媽媽談工作，套近乎。有一回開會時，媽媽就坐在爸爸旁邊，看到他的筆記上寫滿了媽媽的名字，才明白他的心意。媽媽一開始不大情願，說年輕戰士怎麼能結婚？後來就推說听組織安排吧。他們沒有纏綿的戀愛過程，很快鄧子恢就批準了他們的結婚報告。
新四軍的政委項英本不準干部談戀愛的，1939年周總理到新四軍時提到“285團”政策，即28歲以上，有5年革命經歷或團級以上可以結婚。爸爸媽媽趕了個早班車，所以他們沒聲張，媽媽就搬到爸爸暫住的本是鬼子的一個炮樓上，就像一只蚊子無聲無息地飛到了爸爸的身旁。
第二天天一亮，一位審訊科長像往常一樣跑到炮樓上向爸爸匯報工作，驚訝地看到媽媽坐在床邊。他以為爸爸犯了紀律，一邊尷尬地問媽媽︰“協理員，你這麼早就來匯報啊？”一邊轉身倉皇逃下樓，結果一腳踏空，滾到了樓下。當他正犯愁要不要向組織匯報此事時，爸爸笑嘻嘻地告訴他自己結婚了。于是消息不徑自走，不辦喜酒就過不了關。爸爸沒錢，還是媽媽拿出四塊錢辦了兩桌，那是她參軍時從家里帶出來的錢。部隊里的戰友們熱鬧了一番，才算交了賬。結婚後幾天爸爸就又上前線了。
我們小時候很少得到爸爸的愛。大哥出生在皖南事變後兩個月。媽媽在產後第三天就跟部隊出發了，把大哥留給了當地老鄉（解放後才回到家里）。媽媽看到小羊吃奶，看到老母雞身旁圍著一群快樂的小雞，就傷心落淚。爸爸卻說︰“女人生孩子就像老母雞下蛋，還會有的。”果真，第二年二哥哥出世了，可又踫上鬼子掃蕩，爸爸又要把他送掉。媽媽不肯，她不想再當丟了小雞的傷心的母雞，無論如何要和她的孩子生死在一起。爸爸說服不了她，就說“你自己想辦法隱蔽吧”，他就匆匆地跟大部隊走了。媽媽和二哥留在了一個對他們很好的開明紳士的家里，後來在媽媽的影響下那家的子女都參加了革命，媽媽也算是做到了“革命、生產兩不誤”。我生在解放上海時，爸爸還是顧不上我們母女，而且又把我留在了人家家里。那時的爸爸真的是無法顧及人之常情。
因為爸爸不喜歡听婆婆媽媽的事情，所以我從不在他面前談家庭瑣事和自己的困難。可我去醫院看爸爸時，他會時不時地問起我的孩子，讓我在周末帶去給他來看。女兒那時才不到兩歲，我突擊教女兒說“外公好”。到了醫院，因幼童不準進病房，爸爸就到樓下大廳里看她，還準備了糖果給她吃。听到她叫“外公”，別提多高興了。說她長得好看，說我該孩子織的毛衣漂亮，還一定要抱她。
我在青海的時候，爸爸就從醫院到過孩子的奶奶家。他沒想到孩子和奶奶、姑姑都擠在一間九平方米的小房間里，吃飯，馬桶都在里邊。秘書和司機很擔心爸爸有嚴重的肺氣腫，受不了灶間散發出的刺鼻的煤煙味，一直催促爸爸坐了一會兒就該走了。爸爸不肯，和我婆婆聊家常，逗孩子玩兒，和鄰居打招呼，待了好一陣。爸爸在回程的路上說，看到老工人生活的條件這麼差，心里很沉重。以後他又讓媽媽、哥哥、姐姐都要去看一看。我回到上海以後，他常常問起我婆婆的情況，要我懂得做好媳婦，尊重老人的感情。
後來，我要送女兒進全托的托兒所。爸爸想幫我，又不想以自己的名義走後門，就跟一個老公在福利會工作的護士打听需要什麼條件。像我這樣當醫生又常常上夜班，孩子的父親不在上海的情況，孩子應該是符合上全托的條件的。但我這樣的情況在上海不會少，沒人幫幾乎不可能進。那位護士給我領了報名表，在他們的幫助下福利會托兒所收了我女兒。以前我不能想象爸爸會來費心管我這種繁瑣的小事。也許人老了，變得心平，心細了，他在我眼里再也不是那個讓我畏懼的爸爸了。
79年的夏天，爸爸出院回家住了一段。白天他去開會，听報告，像個正常人。晚上卻睡不了兩、三個小時，就坐起來咳嗽，氣喘，痰咳不出來難受得難以安寢。媽媽總是爬起來幫他倒水，拿藥，打開氧氣……接著就是我起床，替他捶背，按摩，雖然眼楮睜不開，手還在動。每晚都睡不了整覺不說，爸爸稍微有點精神，就開始憶舊，回到那戰火紛飛的年月。我真不知道爸爸的記憶力怎麼這麼好，哪年哪月，過哪座山，渡哪條江，哪個師，哪個團……夜半三更正是入夢時分，再好听的故事也沒法听進去了，更不可能為他做記錄。我們輪流陪他，都受不了了。真不知他在醫院里是如何舒解失眠癥的。
好在老公回來過暑假，我出了個主意，由他執筆給爸爸寫回憶錄，也權當是他文學專業的練筆。爸爸很高興，買了一台當時剛剛進口的錄音機，于是他們倆很認真地工作起來，我也可以好好睡覺了。一個暑假過去了，回憶錄完成了爸爸從五次反圍剿失利後尋找組織，在閩贛游擊隊的斗爭到奔赴皖南抗日前線的三個章節。打算在下一個假期繼續寫。
當文章在政協出版的文史資料發表後，爸爸饒有興味地讀著還帶著油墨味兒的線裝的文史資料上的自己的故事。然而，爸爸的回憶錄永遠定格在了那三個章節，他的生命沒能按他的意願繼續下去。
2007年， “回顧新四軍軍部”出版了，我的大哥哥是副主編。這是他退休後自願投入，耗時三年負責完成的富有歷史價值的成果。 爸爸如地下有知，一定會為此深感欣慰。
十二、生命的極限
1980年春節前，爸爸的身體比往年的冬天還好，他時常出席市里的會議，每天仍有精力看文件。但在他有一天探望了得重感冒的病友後，自己也發燒了，而且很快陷入呼吸衰竭。
那晚我陪在爸爸病床前，他說感覺很不好，能不能請主任來一下。我跟一個剛大學畢業的年輕值班醫生說了，她說︰“已經用了慶大霉素，沒必要叫主任了吧？”爸爸和我都是怕麻煩別人的人，就沒堅持。這件事讓我內疚了幾十年。
夜里，平日呼吸艱難的爸爸睡得很死，安靜得讓我生疑，我起身拍拍爸爸。他說他要上廁所，可掙扎了半天也坐不起來，我扶著他感覺他身體很沉，走路歪歪扭扭，像喝醉了酒。第二天一早，爸爸的司機來接我的班。我跟他交代爸爸神志迷糊，要請主任來看一下。我急急忙忙上班去了，我自己也有十幾張床位的病人在等著查房，我不敢請假。我那天如果工作責任心不那麼重，把爸爸這個病人當成自己的第一責任，也許事情會不一樣。
到了中午，我的第六感覺讓我總覺得有什麼事情不對勁，就打了個電話去問爸爸的病情。醫院說正在搶救，我心急火燎，騎上車就奔華東醫院。
爸爸的病房大開，里面有來自幾個醫院的七、八個專家會診，爸爸已經昏迷了，正準備做氣管切開。我忍不住“哇”地一聲嚎啕大哭起來，我這輩子都沒有這樣丟臉地大聲痛哭過，醫生們都吃驚地回過頭來。院長扶著我的肩頭，一邊安慰我，一邊把我拉到遠處。
爸爸在人工呼吸等緊急措施的搶救下甦醒了，但肺部的感染使用了一個個抗菌素仍無法控制。上海最權威的抗菌素專家們會診後認為有霉菌感染的可能，就用了“兩性霉素”。這是一種毒性很高的藥物，用藥後爸爸即發生血尿、尿毒癥、腹水，病情急劇惡化。爸爸的全身插滿了導管︰頸部和上下肢的靜脈輸液管，人工氣管，鼻飼管，導尿管，腹部透析管……每一個手指上都是密密麻麻的針眼，全身腫脹的發亮，打過針的針眼里不斷地有液體溢出來。
他痛得緊皺眉頭，咬著牙齒，渾身顫抖，卻不拒絕任何治療。我當醫生這麼多年，沒有見過一個病人受這麼大的罪，也從沒見過求生欲望如此強烈的病人。因為氣管切開，爸爸不能說話，惟一一次他要求用筆寫是在春節那天。當醫生祝賀他新年好時，他看著在節日里為他辛勞的醫護人員，寫下了“感謝你們！”又對我們寫了“為人民服務”。我想他是要我們向醫護人員學習，為人民服務。
1980年3月5日清晨5時，爸爸在生死迷離了一個月以後，終于心力交瘁，選擇到寧靜的天國里安度後生。在一陣頻發的心律失常後，他的心電波突然變緩，變鈍，隨著我“呀”的一聲，電波成了一條平坦的直線。盡管我們早有心理準備，但那一刻，我像突然掉進了冰窟窿，心髒冷卻了，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我的腦子里一片空白，仿佛隨爸爸一起飛到了天國。
爸爸生前自願捐獻遺體。我的一位朋友听參加解剖的病理專家說，爸爸的氣管完全糜爛了，氣管直通食管，只剩下了魚刺般的骨架。而且細菌培養證明是綠膿桿菌，而不是霉菌。我這才明白為什麼醫生每捏一次皮球往氣管里打氣時，爸爸都會痛得直發抖，氣管軟骨周圍的肉都糜爛了呀，我真不敢想下去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折磨。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動不動就在琢磨爸爸的病情有沒有救活的希望。我知道醫生已盡了他們最大的責任，我們也寫了非常誠摯的感謝信給參加搶救的醫護人員。但醫生診療疾病，一半是在猜謎，猜錯了就步步錯下去。這也是無法避免的。
爸爸被授予了烈士稱號，因為他是四人幫的直接受害者。同年十月，四人幫遭到公審。吳法憲親口交代︰是江青要他把爸爸等人抓到北京的。審判會上也讀了爸爸對四人幫迫害導演鄭鈞里的旁證材料。我的爸爸卻沒有等到他自己被抓的真相大白的這一天，他始終在推敲整個案子的不合理性，但直到生命的終結他都不知道是誰，為何非要置他于死地。
爸爸離開了這個紛亂的世界，換來了一片寧靜。而我一想到爸爸的一生就不得安寧。在爸爸去世時我的被緊張和壓抑流不出的淚，卻讓我在幾十年後一提起父親就止不住地外溢。
爸爸沒有給我們留下什麼遺產。我不知道人的靈魂在生命消亡以後是否還存在，但我知道爸爸的靈魂長在了我的心里，這也許就是爸爸留下的遺產。28年過去了，直至今天我才寫出對父親的無法忘卻的回憶，也算疏解了沉澱在我心中的那份沉重。
爸爸這代人的逝去，代表了一個暴風驟雨般激蕩的時代的終結。他們的一生不是在為自己活著，他們那種孜孜的，忘我的，舍身的追求，他們那種堅如磐石般的風骨，他們那種廉潔、正直的品格和寬容的胸懷，永遠留在了我的心里。無論他們的理想、事業有多少合理的成分，我無權責備求全，更不會用嘲諷的口氣去議論他們那一代的失誤。因為我們沒有在一個生死存亡的殘酷的戰亂時代掙扎過，我們也沒有把自己的血肉和民族的命運緊緊相連的體驗。盡管我慶幸那樣一個沉重的時代過去了，但我相信沒有那個時代，就不會有我們今天的不同的時代。
我們是否在走過了動蕩的歲月以後悟出了那個不理性的時代蘊涵著的理性，從此對人類的瘋狂病有了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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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10 03:1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