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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鸟:谁在糟践食指?——对一个诗人的道德加冕与政治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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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8 11:23: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谁在糟践食指?——对一个诗人的道德加冕与政治拥立 (阅898次)) d* }5 l4 P8 K. M2 U-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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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R6 ^3 [" L& F  食指既是我国被遗忘的诗人之一,也是被讨论最多的诗人之一,更是被误读最深的诗人。可以说,食指是个巨大而沉默的角落,也是我国新诗的朝觐地。前面已经有了陈超先生那篇周详的《食指论》,我之所以要再写一篇关于食指的文章,并没有挑战或不满的意思。从出发点上说,我写这篇文章是因为谈食指时离不开“文革”,而谈到“文革”,很多文章都讳莫如深,语焉不详。写食指的文章,多为诗歌批评界的前辈,和食指一样经历过这场运动。有些人是对历史避而不谈,有些则借题发挥,不是指鹿为马,就是捕风捉影。这些年来,有的人正在把食指拉回到“文革”时期的历史、政治话语场里,于是食指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存在,这些文章的作者本意肯定是要澄清些什么,结果却是在食指本来的神秘之上再加一层雾障。这些年来,有些文章开始用“还原历史”的技巧把诗人食指打回老红卫兵、“联动分子”,还有人在拼命地把食指拉入“自由派”的阵营。) |' I# p$ e* H5 [+ C& J
  写文章之前,我曾试图去采访食指,但诗人黑大春告诉我,最好现在不要去打扰他,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都不太适合接受这种采访。据说,现在的食指,头发全掉了。我对食指的印象,只能从那写眼睛上总像是蒙着一层雾的照片上获得。所以我的这篇文章也只能从各种二手资料找素材,而我所做的判断,依据的也只能是关于食指的采访、文章,还有他那些发表出来的诗,所以我这篇文章只能是一孔之见,还是不那么切近的一孔,说的不好的地方,还请方家有以教我。
0 D2 i' r5 K1 e- _! g  从政治的方向看
: Z4 U# h0 a/ I  刘双先生在他那篇反响巨大的《质疑对〈相信未来〉诗的诠释》(以下称《诠释》)中说,“当年……凭直觉,我猜测:此作是出自一位红卫兵的手笔”,又说“诗中的‘我’肯定是作了一些不被当时的社会和民众认同的事情,又不服气,于是企盼历史的仲裁;诗人显然是从现实之中败下阵来,感到灰溜溜的,只好在蜘蛛网前,在烟屁和酒根儿中寻找失落的自我;为了掩饰和遮挡诗中已经流露出来的、难以按捺的情动与欲念,诗人蹩脚地故作纯真和幼稚,令人鸡皮泛起……”并联系食指曾加入“联动”(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事实,认为“《相信未来》是诗人献给无可救药的、已经死亡了的、被‘无产阶级司令部’干尸化了的红卫兵运动的挽诗”。不可否认,刘双先生这些描述和论断绝不是毫无根据。我是个“文革”后出生的人,对当时情况的了解肯定比不了刘双先生,但也对那时候的红卫兵运动的前前后后做了基本的了解。老红卫兵最早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但也是最早被抛弃的一批人,其实“联动”的成立正是老红卫兵感到自己要失势时的应激反应,它的前身是鼓吹“血统论”的“东纠”和“西纠”,这些组织都是保卫爹娘的干部子弟,大搞“打砸抢”,甚至私设刑堂,身负血债。在“红八月”之后不久,“中央文革”开始打压老红卫兵,“联动”的成立是1966年12月的事。再后来,“联动”就成了“反动组织”。这么看来,加入过“联动” 的食指当时(当时还不叫食指,而是郭路生)产生失落感并不是不可理解的,《相信未来》里有这样的历史因素完全是有可能的。到这里为止,我都是认同刘双先生的,但是,如果说“联动”做了很多人神共愤的事,食指既然加入过“联动”,也就十恶不赦,他写的诗也就因此而不足为训,那是不是也过于武断了呢?这跟“文革”思维又有多大区别呢?刘先生文章写得很动情,其中对红卫兵的恨是溢于言表的,而这种恨竟然演化成了对食指诗歌的轻蔑、甚至是污蔑,有些地方成了妄自猜测的人身攻击,说“诗人却对武装带情有独钟。这是一种嗜血的情感,在‘文革’时期的青年人当中是很时髦的”。刘先生在文章中自己也说过,并不知道诗人在“红八月”干过什么,那得出这样的结论恐怕是没有太多根据的。
3 ^# |: P4 o0 \5 j$ B/ D  刘先生这篇文章的主要问题是只抓住食指加入过“联动”这个单独的事实不放,一切论断都以此为基点,做了过度的延伸;逻辑的错误也比较明显,那就是红卫兵诗歌一律是毫无价值的,只要跟红卫兵运动有关,全是垃圾,这是以政治正确来要求诗歌,那就必须把《相信未来》当成政治诗来读了(刘先生说《相信未来》是“政治诗中的次品”,我不知道刘先生是根据什么标准界定政治诗的,也许按他的标准,没有几首诗不算政治诗的),看来刘先生也深中意识形态观念之毒,要是找,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有阶级性,我们现在的语文教育还都是这么讲的。要这么讲,很多经典作品都经不起推敲了,“历史不正确”的杰作那么多,怎么办?那么多“历史不正确”的作者怎么办?刘先生后来的《关于〈相信未来〉诗的最后一堆文字》里还提到了张承志(也是老红卫兵),说张承志不反思,那他的《西省暗杀考》和《心灵史》的艺术魅力也该否定掉?整体看,还是一种愤恨情绪削弱了刘双先生文章的客观性,大讲当年情形未必有助于澄清事实,因为相同的事情可做完全不同的诠释,也可以作为很多不同论断的佐证。“文革”过来人,有点恩怨意识比较正常。但“文革”后出生的一代人,现在也跟着文革遗老学舌,这才是最可怕的。话说回来,在对“造反派”和“保皇派”的认同上,我是同意刘双先生的。而对可被归入“保皇派”的食指,我也是极为尊敬,当然,尊重的不是他的政治倾向,而是他的言行和写作。
2 @0 i/ T% I" N7 N- U  《诠释》一文的价值在于指明了另一种过度诠释的倾向,这种诠释现在还是主流观点,很多人说食指当时的诗是对“文革”的反叛,甚至反抗。食指很久以来确实是处在一场造神运动之中,被赋予了太多历史光环,被塑造成了先知、觉醒者、受难者,而食指的诗人身份又放大了他的这些身份。诗人在被用来造神时仿佛比其他行业的人更容易,那种诗人是通灵者的思维还偷偷摸摸留在人们的意识里。所以,食指也就成了一件被无数庸俗的手摸得因沾满油垢而闪闪发亮的法器,成为了法器的食指仍然在受苦,被人们不断地搬运和展示。如果刘双先生的《诠释》止于对这种倾向的批评,会更有意义,由于对食指的批评有失公允,充斥着语言暴力,使这篇文章流为发泄和攻击,实为可惜。  ~0 r0 c* d  Z, c* t7 y9 X
  刘双先生的文章其实已经发表了十年有余了,但要写起食指,这篇文章肯定绕不过去,它非常重要,因为要理解食指的创作,得有《诠释》一文中那种对历史真诚的要求,这有助于打破那些虚头巴脑的媚众神话。但在要求历史真诚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有历史同情,这也是获得历史真诚的保证,拿现在的认识和觉悟回头去要求当年的年轻人,是不合适的,尤其对“文革”中的年轻人。不可否认,当年的老红卫兵们现在有很多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历史赢家,既把持了诉说苦难的权利(父母挨整,自己后来也挨整),又通过各种便利身居要职,或功成名就、腰缠万贯,但在当时,没有人是赢家,大家都输得很惨。红卫兵运动落潮之后,失望情绪很快就蔓延开来了,我想不仅是老红卫兵,“四·三”和“四·四”的人也好过不到哪儿去。在食指写出《相信未来》和《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的时候,与当时的普遍情绪是合辙的,这也是他的诗能够在地下广为流传的原因。谁能说,那些知识青年在1968年之后就一定意识到了红卫兵运动是个重大的错误?相反,那时候的年轻人之失望情绪正是因为红卫兵运动的落潮。但不管失望和苦闷来自什么,都实实在在,大家都躲不开,怎么能要求他们先否定红卫兵运动再去苦闷呢?《相信未来》能让那么多人感同身受,起码说明食指作品的感染力是巨大的,而不像刘双先生所说,是“酸不唧唧的布尔乔亚情调”,或“故作纯真和幼稚”。大家现在谈起“文革”和红卫兵运动,大可以站在历史之外,说起话来既有历史的高度又有政治的高度,最不腰疼的是,还很有道德高度,谁能说在当时就把问题想得一清二楚了呢?用这种历史和道德高度去要求历史中的人,如何保证和证明自己的真诚呢?7 r9 g# {  i: C* B7 G4 C4 `- ^1 z' S
  从另一方面讲,“文革”中的中国是全世界左翼分子的圣地,那时候西方有很多人都向往中国。安东尼奥尼不是来了吗,他是意大利共产党员;法国“五月风暴”时,毛泽东也是重要的偶像,这场运动与中国的“文革”也有着很大关系。国内国外一片狂热,说中国的大地上遍布着各种清醒的年轻人,不大可能是实情。聪明如遇罗克,也未必就勘破了当时的情形,他的《出身论》肯定是惹恼了那些“红色贵族”,后来得势的造反派,未必就不欢迎他的文章,这篇文章也是有派性的,并未完全超越文革思维,只是它确实代表了一直受压抑的一大批人的想法。北岛此时为遇罗克鸣冤,道义上的正确性毋庸置疑,但如果说完全没有派性意识,恐怕不可能。而如果政治倾向可以毁掉食指的诗,那《出身论》的派性就不会有损于它的真理性?可是,我们能够否认《出身论》的意义和真理性吗?当时没有加入红卫兵的年轻人恐怕不全是不愿意,而是没机会,或者是因为个人恩怨而敌视红卫兵,总不能把那么多人全都当成暴徒,更不能说他们想要成为暴徒。历史总比人们说出来的复杂,也不会因个人的利害爱憎而变得黑白分明,在“文革”这场集体狂躁的运动中,想在思想上真正脱开身,既困难又危险。: S' d% M' w# i: o9 |
  从文学的方向看1 Z# B" C! B+ o# j
  食指写出《相信未来》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红卫兵运动落潮,还有一项事实是,食指也曾因为与“太阳纵队”有接触而被调查和审问。这对生性敏感的食指来说,是很大的打击,后来,他还被说成“裴多菲俱乐部”的黑帮头头被调查,自己的诗流传开来之后,也一直过着胆战心惊的日子,食指后来的精神分裂一定与此有着很大关系。所以,说食指是地下文学的重要火种并不为过,多多就曾经说过,食指是他们“小小的传统”,“食指是朱湘自杀以来所有诗人中唯一疯狂了的诗人,也是70 年以来为新诗歌运动伏在地上的第一人。”而北岛开始写诗,也是因为读到了食指的诗。往往,时代精神的嬗变微妙得让人难以捉摸,食指和北岛在政治诉求上可能区别很大,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文学上的亲缘关系。严格区分的话,北岛倾向于“造反派”,而食指是“保皇派”,起码,他加入的“联动”属于保皇派。; X; x9 Y* S- d
  食指之所以对中国新诗如此重要,是因为他的诗歌话语尽管脱胎于陈旧的政治诗,却最先注入了人间情味,从集体情绪转向了个体情感,这难道不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开端?此外,在“文革”这样火红铁硬的年代,表达失望和沮丧也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也许食指并没有想到这一层,而只是把自己感受到的写下来,但这难道不是文学的铁板一块上呈现的最初裂缝吗?只是现在的人,想要表达自己的时候,也往往习惯于拉一个过去的人下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扭曲了食指作品的原意。2008年,《国际学者基金会》把中国自由文化·诗奖授予郭路生(食指),说他的诗“在强权控制一切的年月,或者基于命运的偶然性,或者由于天启的灵感,郭路生开始走上诗的个人创作之路。他的诗在一代人的许多敏感的心灵间留下了痕迹,那痕迹中有泪水洗净的哀愁,也有属于受伤鹰翅的痛苦。”这确实够荒诞的,朗钧先生就此写过一篇文章,叫《红卫兵诗人郭路生被“自由主义”绑架》,对这种硬生生地把食指拖下水的行为表示不满和不解。但是没有办法,这竟然是主流观点,可以说,食指是所有诗人中被误读得最为严重的。我觉得这不是在抬高食指,而是变着法地捉弄他,所以说,现在的食指还在受苦。
2 Z9 j4 F2 U& @. w+ G/ r) M6 z5 _  必须承认,我个人并没有从食指的诗歌中吸收到什么营养,他继承的是贺敬之和何其芳的衣钵。这些东西对现在诗人们的写作已经构不成影响了,但食指真正打动人的地方是作为诗人的赤诚。食指是本质的诗人,他那些优秀的诗作都是生命经验对灵魂直接冲击的结果,毫不扭捏。《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直是我最喜欢的食指作品,诗的最后两节很难想象是1968年的作品:
; _+ R: g- i/ i' v2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 |$ |3 [& J! f  m+ d( s0 s  想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 x( m/ `5 y8 N/ @  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   f! M2 ?9 {. g2 f
  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0 n$ U4 ~7 k1 ?' `0 ?5 c
% _  ?& D' p: w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 o% o+ D3 d) C7 g& Q. a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 D) l; n8 w- y% w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 M1 G  ~% g5 g) y+ P  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5 d2 A$ q5 M2 k- M/ ?
虽然还是新格律诗的写法,四行一节,但是语言上的直接和大胆早不是当年气象,“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已经非常口语化,但是抒情的浓度仍然令人震惊。相比之下,《相信未来》显得过于工整,还是有点隔,之所以流传那么广,主要是这首诗音乐性很强,容易记诵,而当时的诗歌传播方式主要还是传抄和背诵。7 Q: ^3 a" K5 }
  “但在我看来,那首有关列车的诗似乎一开始就依赖个人体验这一现实。它似乎像一首成为抵抗之歌的诗,但当初写的时候却不是要成为对群众的公开发言,它是要表达一种个人悲伤。而这,似乎就是一种需要。当然,政治愤怒作为创作动机绝对无错。我是说,那可以成为绝对纯粹的动机。但是那愤怒必须是个人所感,一定不可以成为口号式的愤怒。”这是谢默思·希尼在谈到《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时说的一段话(贝岭和希尼的对话),虽然他对这首诗也有误读,但在对诗歌的理解问题上,希尼无疑是正确的。一首诗不能以历史正确和政治正确为出发点。* N1 {! f% C3 _5 I* O" ^
  从人的方向看
- }7 m( ?1 p9 f1 F  食指写过很多红光亮的政治诗,有《南京长江大桥》、《红旗渠组歌》等,主要集中在歌颂无产阶级劳动者这一主题上,这些诗从文学性上看,几乎没有多大意义。但这些诗歌是不是献媚还另当别论。我们看一下食指的履历,就会明白食指一直是个思想上很“上进”的人,他是打心里头认同这个的。插队时拼命干活;在部队表现积极;在北京光电技术研究所的时候,打扫卫生都跪着一点一点地干;为写焦裕禄和红旗渠,两度被偷,流落街头;在北京第三福利院,作为病人,为病友擦地板,洗碗筷,对于这样一个人,我们怎么去评价,难道我们能说,“愚昧,活该”?在伊沙到福利院为他送《文友》的奖金的时候,食指说过这么一段话:“因 为中国几千年帝王才子佳人的脏脂粉水深深地浸透了我们脚下 的黄土地,不翻它几丈几尺,见不到民族的真气魄,真精神, 所以我觉得‘饿死狗日的诗人’骂得还应该更狠一些,骂得那 些少爷小姐们不再敢轻易地动笔伤感,让土生土长的娃子们敢直面人生,大悲大喜,这样文界诗坛就‘大彻大悟’了。”阶级立场可谓十分鲜明,而且很有《毛选》气概。也就是说,食指的政治倾向在今天看来,是不讨人喜欢的,而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已经是1998年。我们尽可以去笑他的顽固不化,但你无法忽视他的真诚,如果我们还去要求这样一个精神上受过无尽折磨、长期待在精神病院的人去反思,难道就不是一种迫害?如果食指随着舆论风向的改变很快地向“人民”靠拢,那恐怕他也就不是食指了。
, R# U; p' \1 L' |4 z; V( Q. `* y  食指的“左”,起码不应当看成向体制看齐,从人的方向看,他保住了基本的真诚。如果没有真诚,那种赤子般的忠直,就只能变成诗棍和诗油子了。如果一个诗人总是忙于追逐各种正确,想写出振聋发聩的诗歌恐怕不容易。每个创作者都有自己的立场,法国大革命时的流亡作家当中有斯塔尔夫人和夏多布里昂,是不是这些人的作品也该全盘否弃呢?还是转而否弃支持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司汤达?艾略特很大程度上是个反犹主义者,庞德是墨索里尼的粉丝,这两个现代主义的宗师级人物的创作,我们怎么能够忽略不计呢?人的头脑是个很麻烦的东西,有些东西不能简化,必须一块儿是一块儿,就事论事。再往后看,且不说马雅可夫斯基,那聂鲁达、巴列霍这些拉美诗人的地位难道会因为那些政治诗而不值一提?我倾向于认为,在重大的历史时刻进行积极介入,是大诗人该有的态度。政治选择的对与错和诗歌的高下并无直接关系,但起码可以说明,他们对世界有积极的关照。当然,选择必须是选择,而不是委身于强权一方。. @6 E2 a$ p0 A1 Y& S
  没错,时代很快就越过了食指,就像黑大春所写的那样,“你犹如一块抹布/擦去尘土,又被弃于尘土”。但更可怕的不是被弃于尘土,而是被重新裁成手绢擦眼泪,被绑在竹竿上当旗帜,或者被捡起来撕成布条。食指仍然在人们今天的谎言中受难。作为历史的后来者,或过来人,应当具备宽容,也应该具备一种自持,我们看历史的眼光未必都要充满“温情与敬意”,但起码不要恶毒,也不要儿戏。! W0 O6 S. ]9 A
  (来源:阁楼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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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双《质疑〈相信未来〉诗的诠释》原载《黄河》杂志2000年1月号;  _5 p3 ^) j- B; r# i1 m6 [
 《是圣殿,还是废墟?关于《相信未来》诗的最后一堆文字》可参阅http://www.poemlife.com/showart-724-liuzili.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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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oemlife.com/index.php?mod=libshow&id=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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