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双（朗钧）：关于《相信未来》诗的最后一堆文字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8-12-8 11:22:41

关于《相信未来》诗的最后一堆文字/刘双/转贴
 
◎刘自立

是圣殿，还是废墟？
关于《相信未来》诗的最后一堆文字

刘双

《相信未来》是从“自我”走向“非我”的终点。正是有了“相信未来”，诗人食指就永远地陷入了虚妄的泥潭。

编者按：本文是原刊于《黄河》上刘双与李恒久关于食指诗《相信未来》争论的延续，有些段落是针对双方在《黄河》刊发的原文，而本刊在转载上述争论文章时已经作过修改，因此本文中针对原文的有关注释勘误与标题错漏的段落，不易为本刊读者了解，因此删除以利阅读。特此说明。为尊重作者关于保持文章原貌的要求，全文另刊于博库沙龙，如欲了解更详细内容，请点击：博库沙龙人文逆风驮生

中国的上帝早就死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众神的王国。高低不等的神坛上，竖立着一些牛头马面的神像，全是那个上帝的分身。神坛前拥挤着一群饶舌的布道者和愚忠的卫道士。虽然熙熙攘攘、香火不断，但想营造起一个威慑的精神场简直是不可能。法力不足，魔杖不高，都是一些雕虫小技。

一　致歉与说明

今年《黄河》第一期刊我一文《质疑对〈相信未来〉诗的诠释》（本刊２９、３０期分上下改标题转载，下简称《诠释》），发出了一种不同的声音。有两种声音总比只有一种声音要显得活泼生动一些。孰是孰非留给后人去辨别：到底哪一种声音更接近历史的回声。

在今年第三期《黄河》上，见到李恒久先生的文章（本刊４２期转载）。

我本没有写作本文的计划。该说的在上一篇文章中都说了。况且时间对于大家都是很宝贵的。用这些时间我们可以讨论一些其它问题，例如：格瓦拉是不是一个疯子；卫慧是不是可以算作“上海宝贝”。当然，也可以讨论一些与文革有关的问题，比如姚文元和张春桥是不是读过《新阶级》和《通向奴役的道路》；黄永胜和吴法宪是不是喜欢诗人波德莱尔和兰坡，等等，等等。

李先生坚持要我向他“公开道歉”，所以写此致歉文。致歉之余再说些多余的话。如果李先生不再要求我对本文中难以避免出现的不妥之处“公开道歉”，我将如上所说，不再专门涉及这个话题了。

２月中旬，《质疑》文登出不久，我接到李先生的电话。当时我就承认文中注释有误。在电话交谈中，李先生并没有责怪的话，更没有提出要以“诬陷”、“伪造”和“杜撰”之名追究我的什么法律责任，显得非常Gentlmen。我很感动。想给《黄河》写一个勘误表。但又觉得李先生既然已经原谅了我，勘误表似乎可以不写了。后来听说李先生在读《质疑》文之前之后，曾给许多人打电话，甚至把电话打到《黄河》编辑部。一是询问对方的立场观点，再是询问《质疑》文的作者是何许人。如果只是为了得到一份勘误表，我满足他的要求。

现列勘误表如下（略）

一般情况下，在国内的文化刊物上发表文章是不要求附带注释的。而在自然科学的刊物上（国内外），文章附带注释是必需的。这有多种好处：一是文责自负，二是给读者直接提供有关内容的检索方向和途径。我试图努力做到这点。但是由于疏漏造成错误，这里不但再次向李先生表示歉意，也向读者表示歉意。

不知道李先生是否满意和接受我的道歉。因为我没有在道歉的同时接受李先生关于“诬陷”、“伪造”和“杜撰”的指控。

“自首之举”、“才子之称”、“流泪哭诉”之事绝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被凭空杜撰和捏造出来的。《食指卷》的编者是林莽先生。而林先生在“编后记”中对李先生等人的帮助表示致谢，说明李先生参与了《食指卷》的一些工作。李先生在《李文》中也承认：“１９９８年林莽先生在编辑《食指卷》，整个过程我都是清楚的”。上述那段有关食指生平的文字虽然没有注明是何人所为，但是可以肯定（李先生又要说我在进行揣测了），李先生对于这段文字应该是不陌生的。而何女士的文章先与李先生的另一篇有关食指的文章一道被刊于１９９６年的《华人文化世界》杂志后，又一道被收入《沉沦的圣殿》一书，李先生对这段文字也应该存有一些印象。李先生完全可以在《李文》中向读者指明这三个注释的正确出处。

《质疑》文中关键的质疑点正是由《食指卷》和李先生１９９７年的那篇文章提供的，指责别人“诬陷”、“伪造”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自首之举”和“才子之称”是伪造和杜撰出来的“事实”，就应该首先追究《食指卷》的编辑和李先生本人。当然，李先生不是《食指卷》的编辑，可以不负法律责任。

如果上述“事实”是属历史的真实，由于观察和判别事物的角度和标准不一样，被别人拿来作为论点的凭据又有何不可呢？

二　食指与“老兵四秀才”之称

歉意已致，出处已明。现就上述史实（联动与“老兵四才子”之称）再引伸一步，与李先生和读者共同探讨一个问题并提出几项质疑。

联动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简称。联动成立于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初，由于中央文革对它的打压，１９６７年１月基本上寿终正寝。迄今为止，由于官方对文革的封存、历史人物的无言与沉默，象许多文革事件一样，联动的历史真貌变得越来越模糊。但有两点是可以明确的：

第一．联动并不是一个组织严密、边界清晰的政党型或帮会型的政治团体。在老红卫兵和联动分子之间并没有一条明确的组织界线。文革中盛传，联动在中南海怀仁堂招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纯属无稽之谈。李先生文中提及“联动分子杨晓扬”，但是我估计，李先生也绝拿不出杨晓扬是联动分子的确凿凭证，比如：他在何时，何地参加联动组织。

第二．联动并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和组织纲领。这群乌合之众是靠一种共同的情感意识纠合在一起的。这种共同的情感意识是建国以后阶级路线被坚定地贯彻执行的极端产物。我在《质疑》文和《丑陋的老三届》（见《黄河》１９９９年第二期）中曾用较多文字剖析过这种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极致的情感意识。这里不再累述。

食指在当年与联动有染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圈内人士对此早已熟视无睹。而《质疑》文提出这一段历史的唯一目的，是希望让后人了解一点有关文革诗歌所特有的历史背景。当他们有兴趣进入这一段历史的研究中时，能够接触到一些比较接近历史原态的史实和体验一下那种由“十七年”（指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６６年——编者）培养起来的特殊的群体意识。《李文》中强调食指不是联动分子，联动分子拉食指入伙，只是看上了食指的才气。才气是要通过作品才能够反映出来的，食指的哪些作品打动了联动同志的心并获得了他们的认同呢？事情过去三十多年，我和李先生都不可能知道食指和联动成员到底谈了些什么。但是，我相信，他们不会是在谈论了一阵波德来尔的《恶之花》或者海涅的《宣告》之后就决定“发展”食指入伙。共同的情感意识产生相逢恨晚的共同语言。当然，还要拥有同一样高贵的血统。

什么是当时弥漫在老红卫兵和联动成员之间的共同情感呢？如何去体验这种情感呢？那就请读一读食指１９６７年初春完成的《鱼儿三部曲》。诗人食指多少年后坦言创作《鱼儿三部曲》时的心境：

“那是１９６７年初的冰封雪冻之际，有一回我去农大附中途经一片农田，旁边有条沟不叫沟，河不象河的水流，两岸已冻了冰，只有中间一条瘦瘦的水流，一下子触动了我的心灵。因当时红卫兵运动受挫，大家心情都十分不好，这一景象使我联想到在见不到阳光的冰层下，鱼儿（即我们）是怎样的生活。”（引自《食指卷》中的《食指论》）（注：在《食指卷》的《生平年表》中，上述文字被再次引用。但是时间上和上述引文发生矛盾，是这样写的：“那是１９６７年末和１９６８年初的冰封雪冻之际。”）１９６７年初的政治气候的确很不同于１９６８年的红八月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元旦社论》，以陈伯达《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月总结》为基调，批判“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极端方式的血统论。并宣布联动等组织是反动组织。还说，１９６７年是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总攻的一年。

客观地讲，１９６７年初，人民群众在经历了极端恐怖的１９６６年的下半年之后，获得了一丝苟延残喘的机会。中国人已经习惯于“十七年”的统治方式和政治湿度。因为这种政治湿度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生存水分”，“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人数众多的农民和城市平民可以因此而获得了一种最为廉价的生存的平衡态。十七年间，中共“有成份，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的阶级路线，带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色彩（谭力夫语），也被广大的非无产阶级家庭所接受。但是，中共“重在表现”的政策只是“血统论”的一种温和表现形式。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阶段，红卫兵运动和“红八月”破坏了这种平衡态。急剧升温的政治气候蒸发了那可怜的“生存水分”，全社会的“政治湿度”已经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态平衡了。北京的老舍，上海的傅雷，广州的陈寅恪都是死在这个时期。

文革初期，对联出现了。它剥夺了人的最后一点残存的尊严。同样是反对“对联”，立足点和着眼点是很不同的。反对对联的“老三届”人中包括一些老红卫兵的立场，是以拥护中共“重在表现”的政策为底线的。而遇罗克则全然不是这样。他的《出身论》的矛头所向是文革时期和建国后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他企图掀翻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新种姓制度的理论基石。遇罗克不死不合乎文化大革命的逻辑；不杀遇罗克不合无产阶级专政的法理。

１９６７年初冬，联动的猖獗没有改变红卫兵运动衰亡的大趋势。诗人食指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以一种极其哀怨的情调写下他的《鱼儿三部曲》和《海洋三部曲之二：再也掀不起波浪的海洋》表达他对红卫兵运动的留恋之情。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他虽然自觉地去公安局自首，但是他的情感意识是无法自首和改变的。１９６７年夏天他参加红卫兵剧团，全身心地投入歌咏红卫兵运动的活动，执笔编剧《历史的一页》，“企图在舞台上再现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场景，向世人炫耀红卫兵以暴行邀宠的陋行”（《质疑》文语）说明：至少是在１９６７年全年和１９６８年的春天，诗人的所谓“文学诗歌创作”是以红卫兵运动为题材，全面展现了红卫兵的喜怒哀乐。一本《食指卷》，白纸黑字放在那里，感兴趣的人可以去读，可以去看，可以去想。

下面我就诗人食指当年曾享有“老兵四大才子”的称号进一步提出四项质询：

首先，李先生是否可以告诉读者和我，食指是在何时享有“老兵四大才子”的美称的？是在写出伟大诗篇《相信未来》之前的１９６７年呢？还是之后的１９６８年呢？

其次，李先生是否可以告诉读者和我，食指以何作为、以何作品荣享“老兵四大才子”之美称？是《鱼群三部曲》还是《海洋三部曲》？是长诗《勇士》还是话剧《历史的一页》？或者干脆就是那首伟大的《相信未来》！

再其次，李先生是否可以告诉读者和我，除去诗人食指，另外三个享有“老兵四大才子”美称的人是何许人也？

据我所知，依我所见，当年挥毫书写三论《造反》并得到伟大领袖首肯的骆小海同志应该在剩余的三个座席中占有一席之位。不仅如此，他的历史地位应该超过诗人食指而雄居“四才子”之首，有点象今天香港的“四大天王”之首的刘德华。其余两席就很难分配了，张承志、宫小吉、徐浩渊、牛宛平、孔丹等同志都具有相当的实力。不知李先生是否知道当年确切的分配方案和排座次。

再说一点与本疑问不搭嘎的题外话：骆小海、张承志、宫小吉、牛宛平、徐浩渊、孔丹等人都是当年名牌中学的学生。骆、张是清华附中的，吉、牛是北大附中的，徐是人大附中的，而孔丹则是北京以至全中国的顶级中学男四中的学生。相比之下，食指就惨了点。他是北京市西城区一所不入流的中学５６中的学生。据说，就是这样一所三流的中学，食指还要考两次方才被录取。文革之前的升学考试还是比较公正的。没有那么多的黑幕和黑金。上述人等的老爹也就是一般干部，在孩子的升学问题上不会也没有可能进行黑箱作业。而红卫兵称谓的发明人张承志也只是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他们能够进入一流中学完全凭的是实力。而食指的实力实在是差了许多。

但是，“时世造英雄”，在文化大革命的大舞台上，被“修正主义教育体制”压抑了的才华得以展现，食指凭借自己的充分表演，缩小并消灭了这个令人沮丧的差距，终于和那些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并驾齐驱了。

当然，关于诗人食指当年首次“中考”落榜之事，有着完全不同于上述文字的介述。《食指卷》中的《食指论》中是这样写的：

“凡高讲：‘厄运助成功一臂之力’，这是伟大艺术家的切身体验。食指自初中时开始沉湎于文学的追求。一向学习优秀的他，升高中的考试前，因把过多的精力投入文学而致考试失误，这一挫折使诗人初次尝到了人生的苦果。那一年，他开始找到了自己诗歌创作的基调。”

凡高的价值体现在他的绘画作品中。他的画很值钱。而他的说教就不一定具有同等的价值。对他的说的话也不能采用“两个凡是”的态度。

最后一个问题：李先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三十年后的今天，怎样评价和看待食指当年曾拥有的这一个光荣称号？这件事值得在人前炫耀吗？（食指本人并没有炫耀）在北京十几万老红卫兵中，诗人食指如此脱颖而出，仅仅只因为他对纯文学和纯诗歌的追求吗？面对这段历史，李先生是否仍然坚持食指本人从思想到实践都与那场丑陋的红卫兵运动无牵无涉呢？

三　关于《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们》

长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们》是红卫兵在文革时期的典型作品。关于这首诗的时代背景和文学价值，我在《质疑》文中已有较详尽的评述。本章节只是就食指与《勇士》诗的关系提出一些质疑。

李恒久先生在１９９７年的文章中用极为深情的语调，百分之百肯定地说，诗人食指参与了长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们》（简称《勇士》）的创作，并且十分欣赏地摘录一段，以此向读者展现诗人的少年大志和诗歌天赋。现转录如下：

“早在１９６６年底，从北京而起乃至波及全国的红卫兵运动中郭路生的诗才既已脱颖而出，在他参与写作的《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们》这篇极富幻想与浪漫色彩的诗篇中，写出过这样的诗句：

我

带着中美大战留给我的断臂，

你

带着祖国人民奖给你的勋章

漫步在长安街的林荫大道上

的确“极富幻想”，但是，诗中的浪漫只能使人想起四个字：痴人说梦。

李先生虽然只是到了１９６７年年末方才结识食指郭路生，但他却很愿意以诗人的代言人和诗人诗作的权威诠释者的身份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一般的读者绝不怀疑李先生的文字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在这一点上我也是如此。但是，不同的读者从同一个故事中会得到完全不同的信息。当读者以李先生讲的故事为依据，得出了和李先生想要的完全相反的结果时，李先生就轻松地改口了。他在《李文》中这样写道：“一些朋友就上述内容（指我在文中说诗人参与了创作《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们》）找过我，指正我的错误，因为这首诗不是郭路生写的。为了核实这首诗我找郭路生本人以及一些老朋友加以了解，得出的结论也是否定的。于是，我确凿地知道了这首诗并非是郭路生写的。今天就在这篇文章中正式澄清事实，并向郭路生道歉。”

李先生做事如此脸不改色心不跳，不觉得有点太荒唐了吗？李先生不应该首先只想到去向那个诗人食指致歉。李先生首先应该向广大的读者把情况讲清楚。

首先，李先生应该向广大读者说明白，３０年前诗人食指参与写作《勇士》诗这件事是怎样进入您的脑海而成为一种不忘的记忆。其次，您是何时背诵并记住了《勇士》中的段落？背诵这样一首长诗的前提是要有一份《勇士》诗的稿件，请问，您是如何得到《勇士》诗的稿件的？是诗人食指交给您的吗？您在若干篇文章中都说，食指的３０多首诗已经铭刻在您的脑海中，任何人都休想从那里将它抠去，这其中是否包括《勇士》诗呢？

为了帮助李先生向读者澄清事实，现在我作如下的猜测：（这是一种可恶的猜测？）

诗人食指当年是否参与写作《勇士》诗，只存在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李先生的记忆没有发生问题。李先生在１９９７年说的全是真情。也就是说，当年诗人食指确实参与了《勇士》的创作。而且李先生至今确实能够清晰地记忆和背诵《勇士》中的很多段落。只是由于面对《质疑》文的质疑，无言以对，无奈时出此下策：否认历史的真实，背叛自己的记忆。李先生大可不必如此。一个丑陋的时代留下一些丑陋的回声是合情合理的。它并不是哪一个人个人的耻辱。历史就是历史，不好随意地涂抹。在丑陋的画面上进行涂抹，只能越抹越黑。

第二种可能：李先生的记忆发生了问题。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李先生的记忆不但出现了弱记现象，还出现了错乱现象：把不知是在哪里读到并记住的诗句无端地强加在诗人食指的名下。还将这种错乱记忆中的“史实”写成文章到处发表，虽无惟恐天下不乱之心，却有制造混乱的效果。尽管是这样，我相信读者还是会谅解李先生的。但是，李先生本人不要以为大家原谅了他就对自身掉以轻心。这时候，不要讳疾忌医。

第三钟可能：我由衷地希望这是一种几率为万分之几、十万分之几，甚至是趋于零的一种可能。那就是李先生的记忆没有发生任何问题，诗人食指当年也没有参与写作什么《勇士》诗。为了某种考虑和需要，李先生捏造了事实，编纂了一些诗句，强加在诗人的名下。我仔细地读过刊登在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知青诗抄》上，属佚名的那首长诗《勇士》。在这首诗中我没有找到李先生在１９９７年《黄河》杂志上发表的那篇名为《郭路生和他早期的诗》所引用的那些句子。莫非世间还存在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版本的《勇士》诗？

李先生为什么要把《勇士》的创作之名强加给诗人食指呢？这里仍然可以有若干种猜测。但是继续猜测下去看来是没有必要了。

李先生的出尔反尔不仅表现在《勇士》诗这件事上。谈及自己在文革中越过国境，跑到越南去的动机时，李先生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沉沦的圣殿》一书中有李先生的一篇文章《路生和我》（这篇文章首登在１９９６年的《华人文化世界》杂志上）第８０页是这样“交代”的：

“１９６７年上半年，红卫兵运动的狂飙时期已经过去。一部分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从最初的狂热和冲动中冷静下来，在没有出路中寻找出路。当时正值‘抗美援越’，一部分红卫兵从炮火连天的越南战场看到了更具刺激的‘为世界革命献身’的机会，于是采取各种途径到了越南战场。１９６７年８月，我和北京翠微路中学的×××一同搭上北京开往凭祥的火车并成功地从隘口越境到了越南。”

刊登在１９９７年的《黄河》杂志第一期上的《郭路生和他的早期的诗》一文中，上述文字又重新出现，只是在两小节之间加入了一段介绍食指写作《献给红卫兵战友》的文字，以表明这种行为的社会普遍性。李先生这些文字表明：他当年去越南的动机是“献身世界革命”。

但是，在我的《质疑》文对当年出现在中学生中的“献身世界革命”的精神进行了抨击之后，李先生在“批驳”我的文章中，对当年去越南的动机又给出了一个新的说法：

“１９６７年底，我认识了郭路生，那是我企图从越南潜逃未果回来不久。”（见《李文》）

“潜逃未果”四个字，１９６７年他去越南的动机已不是“献身世界革命”。既然是从红色中国“潜逃”，那“投奔自由世界”是唯一的选择。

这两篇文章肯定都是李先生自己写的。一会儿“献身世界革命”，一会儿“潜逃未果”。李先生应该懂得，出尔反尔，朝令暮改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请李先生就《参加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诗和越境动机这两件事给读者一个明白的交代。戏言一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四　关于《献给红卫兵战友》

我在《质疑》文中提及食指的文革大作《献给红卫兵战友》并做了一些猜测，只是想说明：“和千百万同龄的‘老三届’人没有什么不同，对于那场‘革命’的执着和狂热已记录在这一代人的青春档案中，诗人创作的原动力也概源于此”。对这样一个较为客观的评述，李先生很不以为然。的确，李先生另有高见。

李先生在１９９７年的文章中提及食指和《献给红卫兵战友》诗时是这样讲的：“他（指诗人食指）的一首《献给红卫兵战友》更是使他在北京的大中学红卫兵中诗名大震”。

李先生的这段话包含了两个信息：第一．诗人食指当年是以热烈歌咏红卫兵运动的身影出现在政治舞台和文学舞台上的；第二．李先生对这首诗和这首诗引起的社会反响甚为欣赏。

在我动笔写《质疑》文之前，我很想读一读这首《献给红卫兵战友》，倒是想看看食指想为他的亲密的红卫兵战友献上些什么货色。翻遍《食指卷》全书，我无法找到名为《献给红卫兵战友》的诗歌。为什么在《食指卷》中会没有《献给红卫兵战友》呢？我在《质疑》文中提出质疑：“‘在大、中学红卫兵中诗名大震’的长诗《献给红卫兵战友》也没有只言片语入选《食指卷》。可以想象，这首诗也许会有一些华丽的词语，工整的句式，但是就其思想性而言，它不会逃出‘万寿无疆’、‘造反有理’、‘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思维模式……”提出上述质疑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

李先生在《李文》中十分得意的说：“……诗人的《献给红卫兵战友》就是入选《食指卷》的《给朋友们》，是诗人《海洋三部曲》的第三部。”并嘲笑《质疑》文的作者“期望再有一篇其中包含着‘万寿无疆’、‘造反有理’等字眼，能构成诗人罪责的诗篇。”

李先生以为这段文字可以让《质疑》文的作者难堪了。但是结果恰恰相反。既然《献给红卫兵战友》就是《给朋友们》。我顺理成章地向李先生提一问题：

作为《海洋三部曲》的第三部曲，它的原创标题到底是《献给红卫兵战友》，还是《给朋友们》？请李先生谅解，我又要进行演绎推理了：

一，如果当年诗人写诗时使用的标题就是《献给红卫兵战友》，那么，为什么在编辑《食指卷》时将标题改为《给朋友们》？这其中的考虑是否可以开诚布公地告诉读者。

做这种更改是否征得诗人食指的同意？

诗人食指当时的身体和精神处在怎样的状态？

诗人食指对你们的做法持同意的态度还是反对的态度？

据圈子里的人（请允许我不说出他们的姓名）说，在编辑《食指卷》时，有人曾劝说诗人食指删除《红旗渠》、《南京长江大桥》等秧歌派风格的作品，但被诗人食指严正拒绝（我欣赏诗人的质朴）。我不知道这两件事之间是否有着一些内在的联系？

二，如果原创的标题就是《给朋友们》，那么李先生在１９９７年的文章中说，使诗人在“大、中学红卫兵中诗名大震”的长诗《献给红卫兵战友》这件事又从何说起？莫非是李先生又在无中生有？依照李先生所说，他和诗人食指关系甚好，我想，李先生没有必要造食指的谣。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李先生想夸大诗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改变了原诗的标题。这说明李先生本人对那段历史的梳理还处在一种混乱状态。记得在和李先生通电话时，我曾劝告李先生，哥们儿之间相吹吹拍拍不是不可以，但要有一个限度，不能无边无际。

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在３０年前的原创作中就有两个等价的小标题。那么，《食指卷》的编辑为什么在３０年后将《献给红卫兵战友们》这一个标题加以剔除呢？可能是出于某种考虑。而这种考虑在《食指卷》一书的首篇《食指论》的文字中依稀可见：“如果我们称食指为红卫兵诗人，这无疑是偏狭的”。李先生也在１９９７年的文章中强调：“但是对于红卫兵的这种浪漫和认同在郭路生的身上飘忽即逝，……”。但是《食指卷》中注明，《给朋友们》即《献给红卫兵战友》创作于１９６８年２月。也就是说，至少到１９６８年的２月，红卫兵运动爆发几近两年，已经无可挽救地衰败下去的时候，诗人食指对红卫兵运动浪漫和认同并不象李先生所说早已“飘忽即逝”。而《献给红卫兵战友》诗这样的标题及其内容最直截了当地表达了食指对红卫兵运动衷情依旧的情感。红卫兵运动是诗人走不出的相思地。不剔除这个标题对当今的炒作显然是不利的。

我承认，在《给朋友们》（即《献给红卫兵战友》）中确实没有“万寿无疆”、“造反有理”的字眼。但是我要提请李先生注意：我从来没有猜测和断定在《献给红卫兵战友》中会一定会有“万寿无疆”、“造反有理”的字眼。我是说这首诗不会逃出“万寿无疆”、“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思维模式。我之所以敢于说那些诗逃不出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是因为我知道，一些时髦字眼可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被频繁更换，而思维模式的变化就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一代人或者几代人的生生死死都难以改变。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献给红卫兵战友》（即《给朋友们》）中的句子，让我们一道来感觉一下诗人食指的“思维模式”是否超越了那个时代：

一套毛泽东选集

贴身放在火热的胸前

一枚毛主席像章

夕阳辉映下金光灿烂

　

一身洗白的军衣

曾跟从父母经受烽火的考验

一条军用皮带

又伴随孩子历尽风浪的惊险……

……

精神的船啊划着意志的桨

……

我们正踏进留着鲜血的战场

……

朋友，请不要用目光问我

这样结束是不是有些突然

只待暴风雨式的生活过去

在给我们留下热情真挚的语言

我在《质疑》文中曾经诠释过这首诗。我现在可以把话说的更简单明确：

《献给红卫兵战友》创作于１９６８年２月１日。《相信未来》写于１９６８年春天，与《献给红卫兵战友》（即《给朋友们》）几乎是同时刻的作品。这两首诗可称为阴阳姊妹篇。在形式上都具某种雷同，只是《相信未来》中没有出现“红卫兵”、“毛泽东选集”、“武装带”等字眼，而被誉为“伟大的诗篇”。如前所述，最重要的不是个别字眼，而是一种具有社会共性的“思维模式”。关于这一点，我在《质疑》文中已经有详尽的表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但是我要重复地说：

　　《相信未来》诗是诗人献给红卫兵运动的挽歌，同样：

《献给红卫兵战友》是献给红卫兵运动的情歌；

《鱼儿三部曲》是献给红卫兵运动的哀歌。

这三首诗是诗人食指的成名作，也是他曾经拥有深切的红卫兵情感意识的见证。诗人红卫兵也罢，红卫兵诗人也罢，在１９６８年的春天，诗人食指就是这样一个人。

这些献给红卫兵运动的情歌、哀歌和挽歌所表露的情感意识，对于每一个文革中在北京生活过的“老三届”人来说都是并不陌生的。这种当年归属性极强的至上情感，随着父辈的逝去，在今天绝大多数干部子弟的心中也早已淡化了。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使这个人群中的绝大多数趋于平民化。然而，这种至上的情感却在３０年风雨中，被某些“资产阶级狗崽子”视为精神的食粮。这正是我所最为困惑和鄙视的。这是在一种更加丑陋的“思维模式”的作用下方能产生出来的一种更加丑陋的社会现象。

文革中，我认识一个女孩子。她出身小业主。文革前夕她的家境已近乎城市贫民。但是她整日身着国防绿军装，混迹于军队大院和中央部委大院。在需要报出自己的出身和门第的场合，她总是避实就虚地说自己是“黑干子弟”。每当这时，她的脸上居然能兴奋地闪现出一道得意的光彩。她也曾如数家珍地告诉我，什么级别的干部住在“申区”，什么级别的干部只能住在“辰区”。我劝她不要把精力都用在这些事情上，她绝听不进去。后来，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她只身下乡。贫穷的家境和下贱的社会地位使她在边疆风雨无助。她不可能像很多干部子弟那样走后门去当兵，或者靠父辈的权势迈入“工农兵大学”的门槛。只得嫁给一个比她大十岁的庄稼汉，永远结束了她的攀龙附凤梦。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芸女士被本学校的学生活活打死。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在北京中学校园的第一起命案。“卞仲芸之死”早已成为海外文革研究人员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热点专题。但是，在有关文章中，似乎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一个事实：惨案发生在红八月。但是致死人命最直接的凶手并不是“红五类”子弟。卞仲芸女士的孩子告诉我们，据他们事后了解，当时打她母亲最狠，下手最毒的是“黑五类”子弟。卞仲芸夫妇都是四十年代入党的中共党员。她的丈夫曾一度认为：这是一起借文化大革命之机，进行阶级报复的典型案例。

郑义在他的文章《清华附中、红卫兵与我》中回忆：在１９６６年红八月里，他遭到同班同学的毒打。在殴打他的同学中不乏一些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狗崽子”。

……

在红卫兵精神的强暴下，被孵化出来的这种更加丑陋的思维模式和社会现象，在有关文革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几乎是一个没有被涉及和挖掘的空白地。展现这种被最大限度扭曲了的灵魂，对于认识文革的丑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质疑》文说：“那个时代是丑陋的，今天多在依旧”。此话不错。

　　

　　

于他是一个自愿的殉道者。海潮退去之后，弄潮儿都散去了，他却要留下来，伴随着这“再也掀不起波浪的海洋”。

编者按：本文是原刊于《黄河》上刘双与李恒久关于食指诗《相信未来》争论的延续，有些段落是针对双方在《黄河》刊发的原文，而本刊在转载上述争论文章时已经作过修改，因此本文中针对原文的有关注释勘误与标题错漏的段落，不易为本刊读者了解，因此删除以利阅读。特此说明。为尊重作者关于保持文章原貌的要求，全文另刊于博库沙龙，如欲了解更详细内容，请点击：博库沙龙人文逆风驮生

五　关于红卫兵话剧《历史的一页》

“革命无疑是人民群众最盛大的节日”。１９６７年夏天，北京大、中学校的各类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继承了秧歌派高兴了就唱歌，得意了就跳舞的传统，不约而同地掀起了一股文艺演出的热潮。北京中学“四三派”的大型歌舞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是造反派的杰作。其中一曲《我们和中央文革心连心》唱得一往情深，肉麻之极。多少年后想起来就让人不齿与汗颜。这种群体的献媚意识证明，那篇“强烈要求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财产和权利的再分配”的《四三宣言》只是少年人的梦呓，比狂放的红卫兵精神显得要下作，根本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异端”。老红卫兵组成的合唱团和话剧团则有另外的宣传主题。一年前，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检阅和接见红卫兵的历史性时刻是他们永恒的骄傲。两个红卫兵剧团同时以“八一八”为主题分别上演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和《历史的一页》。还有一个“老红卫兵合唱团”也很活跃。据赵淮海（老红卫兵，现居美国）回忆：现居美国，却总想做中国“民运”教父的魏京生当年就是这个合唱团的积极分子。

有关这段历史的文字，最早见于杨健先生１９９３年编著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其中也谈到话剧《历史的一页》，书中写道：

“在《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一剧排演的同时，老红卫兵派还有一部同类题材的话剧《历史的一页》也在排演。《历史的一页》编剧：卢伟，李平分。该剧把红卫兵运动放在一个大背景中去写，风格类似‘政治活报剧’，由灯光进行化入化出。后来两剧几乎同时上演。”(第４２页)

１９９６年，何京颉的文章《心中的郭路生》中是这样记述《历史的一页》的：

“１９６７年夏，一位朋友带我到一个正筹建中的剧团，这是当年老红卫兵自发组织起来的第一个剧团。他们正在排练由郭路生编剧，李平分导演，姜昆主演的话剧《历史的一页》。”

诗人食指是不是红卫兵话剧《历史的一页》的编剧并不重要。《质疑》文提及《历史的一页》是希望告诉读者：红八月一年之后，在１９６７年的夏天，诗人食指对红卫兵运动的热情没有丝毫的减退。对红八月中的“八一八”的讴歌是他最终走向“相信未来”的必由之路。李先生在《李文》中对我在《质疑》文中断言，红卫兵话剧《历史的一页》是一个“一定有着个人崇拜和少年狂痴的剧本”大为不满。但是李先生并没有旗帜鲜明地晾出自己对“八一八”的评价。实际上，用“个人崇拜，少年狂痴”这八个字不但可以凝练诗人食指创作的《历史的一页》的主题，也可以用来素描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下所发生的一切。《食指的《历史的一页》到底能与之保持多大的情感距离？这是一件无须考证的事情！需要考证的是，我们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认识了和认清了文化大革命的面孔。

诗人食指在１９６７年夏天参与老红卫兵的文艺活动说明：他并不是一个游离于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外的“逍遥派”。他没有对这场浩劫“冷眼观之，漠然处之”。他对文化大革命的介入是全身心的，比起大多数 “老三届”人要深入的多。

　　

六　从标题谈起（略）

　　

七　食指与“历史唯心主义”

李恒久先生在《李文》的第八小节中提出要批判“历史唯心主义”。他象一个马列主义教员，说：“要辨证地看待历史人物”，“历史需要辩证法”，云云。

什么是历史唯心主义，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呢？如何辨证地看待历史人物呢？李先生没有说。就我掌握的那一点点哲学知识来说，好象历史唯心主义就是只承认天才创造历史，不承认历史是奴隶和奴才创造的。

文革初期，林彪说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就没有说话。１９７０年，陈伯达在庐山上说毛主席是天才，他老人家就不高兴。这件事可以追溯到１９６９年。老人家亲笔划去了加在“捍卫、继承、发展”前的三个副词，它们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仅仅是修饰一下后面的动词，虽然它的发明权是归林彪的，但仅凭这一点，根本无法敲定谁是“历史唯心主义者”谁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除了把“天才”当作副词使用以外，林彪还把“天才”二字当作名词使用，用在毛主席的身上：“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现一个”。这可以称之为“历史唯心主义”了吧？

事无巨细，人无大小，道理都是一样的。评价一个人，一件事，一首诗，可能都要遵守上述评判的标准。一般的煽情是可以的，煽过了头，就显得做作了。

就说李先生对食指的评价吧，就让人感到有一点做作。

李先生在１９９７年的文章中这样评价食指：“无可否认，郭路生是天才的诗人”。不知道这里的“天才”二字是一般性的修饰词，还是该词本意的确认。

李先生在２０００年的文章中两次这样评价食指：“他为诗歌而生，他为诗歌而活”。后半句还有点“历史唯物主义”的味道，前半句怎么读都有点“历史唯心主义”的味道。一个人出生不出生是完全被动的。哪有什么“为××而生”的道理。当然，这里可能又是在煽情，那就与“主义”没什么关系了。

“老三届”人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氛围中长大的，这个问题本来很明确。十七年的文化背景是哪一个人都无法摆脱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就更不用说。但是，李先生笔下的食指好象就可以挣脱这些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影响。

李先生在１９９７年那篇文章中曾为诗人食指开列过一个当年读诗的清单：背诵大量唐宋词；外国的莎士比亚、拜伦、白朗宁夫人、马雅可夫斯基、叶塞宁等人的诗；尤其喜欢波德莱尔和洛尔伽的诗。在李先生的笔下，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对诗人的影响等于零。但是，从食指的很多诗歌中，我们都能分明能感受到无产阶级文化对他和他诗歌的影响。作为一个热爱诗歌的年轻人，食指一定读过闻捷的长诗《我思念北京》；石方禹的长诗《古巴革命及其他》；当然还有贺敬之的长诗《放声歌唱》和《雷锋之歌》。他在学校受到的熏陶对他思想的成型也是不可忽视的。小学六年１２个学期，中学四年８个学期，加在一起就有２０个学期。这２０个学期的教科书堆积起来也得有一人高。它的影响对任何人的一生都是不可低估的。尤其不可以忽略伟大领袖的光辉诗篇对六十年代诗歌青年的巨大影响。

现在有一种时髦：成名者都愿意在与自身阅历有关的文章中，为自己开列一个曾经阅读过的“封资修”的书目单。《新阶级》啦，《麦田守望者》啦，《核时代的美国战略》啦。一副思想解放先行者的模样。都是一代人，骗得了谁？

文革中的“老三届”，从红卫兵运动到“上山下乡”运动，是被毁灭的一代。他们中的佼佼者在今天能够事有所成，最根本的原因是打倒了“四人帮”后，政治和文化的解冻，给了他们上学，读书的机会。

但是在３０年前，“老三届”中人不可能出现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他们不但没有学过四大力学和微分方程，量子力学和泛函与拓扑，连初高中的数理化都没有掌握。自然科学是一扇紧闭的大门。他们中间也没有出现哲学家和文学家，捉襟见肘的文字和思维功底使他们无力迈进这个殿堂。他们中间出现了工程师和医生吗？他们中间出现了律师和艺术家吗？都没有。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迫使“老三届”人中断学业两年后，当糊涂的一代人被“革命”的浪潮裹胁了两年之后，从一千多万“老三届”人中走出来一个“在中国乃至世界诗歌史”上都可以堪称“伟大”和“杰出”的诗人。这种一反常态的文学诗歌现象，是用“历史唯心主义”来解释，还是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呢？

李恒久先生既然信仰“历史唯物主义”，就应该读过毛选四卷的压卷之作《历史唯心主义的破产》，也应该知道其中的一段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作用的教导，他说：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人民复兴了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越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知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由此可见，李先生蔑视“历史唯心主义”，推崇“历史唯物主义”是很有一些道理的。食指在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中能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诗坛”上的一位伟大诗人的必然逻辑关系，也可以从这条“最高指示”中得到合乎逻辑的推断。诗人食指各方面的综合素质，尤其是他的诗歌水准肯定要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上。由此推论：食指的诗歌水准也肯定要远远地高于与美国国务卿文化知识水平当量相当的美国诗人和欧洲诗人的水平。以毛主席的话为线索去想，这个想不通的问题就想通了。

但是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毛主席的上述文字到底是他老人家所特有的一种浪漫与调侃呢？还是他老人家真的就是那么坚信不移的呢？

　

八　扯淡“相信未来”

最近，有些朋友同我谈及“相信未来”这个命题。他们像一群天外来客，好象从未食过文革的烟火。他们说：或许在当时，“相信未来”只是一种纯理想主义的意念，是青年人对未来的憧憬。它不一定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我表示无法接受这种分析。

现实——未来，是一组互为映射的镜象组合。人们展望未来的依据是从的现实生活中得到的。而人们对未来的展望又会影响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准则。从来不会有绝对和抽象的未来观。

物理学家为熵增加的结局感到不安。ｄｓ≥０带来的恐怖是平常人感受不到的；天文学家相信地球、太阳系、银河系以至整个宇宙的未来最终将归于毁灭。虽然这个终局相对于人类的寿命而言实在是太遥远。但是作为一种宇宙观，它深刻地影响着天文学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无疑是悲观主义的。

藏传佛教认定，生命的延续是一条由善恶因果决定的闭环生死链，没有过去、没有现实，也没有未来。终无始，始无终，那就是轮回。

西方宗教强调人是有原罪的。原罪说把人们生活中已经习惯了的时间原点从现实推向遥远的过去。在以过去为永恒的时间原点的坐标系中，那原有的，以现实为原点的时间坐标系中趋于正无穷的未来被反向延伸了。现实和未来融合在一起，无法分辨。无论你怎样行为，结果都是一样的：下第十八层地狱或者下第十六层地狱。

共产主义者相信“未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是因为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现实）的灭亡和共产主义（未来）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在文学领域里，我们很少见到以“相信未来”为主题的作品。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命题是文学的主流。中国的《红楼梦》，西方的《人间戏剧》都没有对未来的相信。当然事无绝对。有两类以“未来”为主题的小说，都是很著名的。

一类是《一九八四》为代表的反乌托邦政治幻想小说。不必多言，小说中表达的对“未来”的恐惧首先是来自对现实中的极权体制的恐惧，然后才是对于这种极权政治体系的演义和夸张。总之，《一九八四》表达了一种对“未来”的厌恶。

另一类是以《海底两万里》为代表的科幻小说。只要细心阅读，人们不难发现，小说中的“硬件”可以是“未来式”。对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未来物质生活带来的变化，凡尔纳进行了非凡的想象。但是，在这类科幻小说中的“软件”所展现的人文主义的东西则绝对是属于１９世纪的）——属于凡尔纳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凡尔纳在这方面的想象力显然是滞后于他对未来物质世界的想象。

最终，我们还要回到诗歌。诗歌中的“未来”与“现实”难道是可以分离的吗？什么样的诗人能够写出献给“纯未来”的作品呢？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是对于未来的憧憬吗？不是！这是诗人身在“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悲惨境地，由对现实的无奈而发出的长叹。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是对未来的嘱托吗？既然是“死去原知万事空”，“北定中原”就注定是无望之望。“但悲不见九州同”才是临终者对现实的表态。

　　我不喜欢食指的《相信未来》，是因为我从他的诗中听不到对现实万恶与丑陋的诅咒。

在“新诗”中我听到过两次“相信未来”。第一次是出现在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诗中。

《三门峡——梳妆台》以在黄河三门峡处修建水电站为小背景，以正在发烧启动的“大跃进”运动为大背景，讴歌颂扬了社会主义建设和“三面红旗”。《三门峡——梳妆台》是曾经激动过“老三届”一代人的一首诗，每一个热爱过诗歌的“老三届”人都会记得这首诗。豪言壮语般的诗句，静动适度，起伏有续，将歌颂和奉扬安排得恰到好处。当年“人艺”著名演员董行吉曾用一种无以伦比的声情朗诵过这首诗：

　　望三门，门不在，／明日要看水闸开，／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手中’来”，／银河星光落天下，／清水清风走东海。

　　走东海，去又来，／讨回黄河万年债。／黄河女儿容颜改，／为你重整梳妆台。／青天悬明镜，／湖水映光彩，／黄河女儿梳妆来。

　　梳妆来，梳妆来。／百花任你戴，／春光任你采，／万里锦绣任你裁。／三门峡工正年少，／幸福闸门为你开。／并肩挽手唱高歌呵，／无限青春向未来！

单看《三门峡——梳妆台》的语言外壳，任何人都无可非议。

但是随着时间脚步的移动，《三门峡——梳妆台》在诗歌史上的位置越来越尴尬。贺敬之的这首诗是献给“大跃进”“三面红旗”的颂歌。诗中流露的狂热和“大跃进”的热度是等温的，一句“责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手中来’”和那首“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改道：我来了”简直就是同出一辙。

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给中国人带来的灾难，已经被封入历史的陈箱。那被活活饿死的几千万同胞的亡灵至今没有被超度。刘少奇曾忧心忡忡地告诉毛泽东，“死了这么多人，你和我都是要上史书的！”此话是不错的。

半个世纪过去了，三门峡水电站几成一座死坝，它不能造福于黄河儿女，却可以见证那个哀鸿遍野、饿殍遍地的年代。黄河之水浑浊依旧。诗人贺敬之“清水清风走东海”的三门峡之梦已经彻底破灭。

“无限青春向未来”吗？如果我们看见了当年从固原县，从三门峡区，从中原大地涌来的难民潮，我们就不会相信这些衣衫褴褛、面如菜色的人群会还会有什么无限的青春和可以相信的未来。我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作为一个喝玉泉山水长大的北京少年，怎么可能了解民间的疾苦？在庆祝国庆节的晚会上，当我们站在少年宫的舞台上用我们少年人的热情朗诵《三门峡——梳妆台》的时候，映红我们的面庞，染红我们嘴唇的不是红舞台上的彩灯和那醉人的胭红。它是一滴滴从人的身体中流出的鲜血。儿时的我曾经崇拜贺敬之，是因为这首《三门峡——梳妆台》；而今的我厌恶贺敬之也是因为这首《三门峡——梳妆台》。

“相信未来”的主题第二次出现在诗坛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关于“相信未来”的情感归属和意念指向，我在《质疑》文中已有较详细的讨论。我始终认定“相信未来”是一种非泛意义上的情感，它的社会属性是非常明确的。

当资产阶级艺术权威马思聪携全家仓皇南逃，登上“蛇头”的偷渡船的时候，他“相信未来”吗？他的后面是祖国的海岸线，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竟容不下一把小提琴。他的前面是风浪莫测的大海，“叛国”之人哪里有什么“未来”可以相信？当摘帽右派分子李慎之在红八月的夜晚，由于恐惧，躲在厕所里焚烧、销毁自己的日记和读书笔记的时候，他“相信未来”吗？他的尊严，他的人格永远的塌陷了。他青年时代的布尔什维克之梦一去不返。被押赴刑场前的死刑犯遇罗克，在工人体育场的宣判大会上，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宣判后，他“拼命地挣扎，他不肯低头，也不肯把带着铁镣的脚向前迈出一步”。活期已尽，死神已近。遇罗克还“相信未来”吗！他早就不相信未来了。有诗为证：

千顷雪原泛夜光，

诗情人意两茫茫。

前村无路凭君踏，

路也迢迢夜也长。

“相信未来”所表达的特定情感是年轻人不易理解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凡头脑清醒者都不会将这种情感张冠李戴的。

１９９６年前后。电视台播放过一个多辑电视连续剧《布尔什维克五兄弟》。剧情还是老一套：共产党干部老爹被“四人帮”迫害了，五兄弟因此有了各自的遭遇。其中有一情节很有意思：五兄弟之一在剧中高声朗诵过食指的那首《相信未来》，朗诵者的声音虽然有些做作，其情感分寸的掌握还是比较适度的。我不知道《布尔什维克五兄弟》的编剧是何人。但是，仅凭这一点我敢说，这位编剧对于文革的理解是到位的，准确的。如果让一个“资产阶级狗崽子”来首念这首《相信未来》，那才滑稽。

“相信未来”在历史上的表演氛围也是特定的。既不同于柳亚子的南社，也不同于徐志摩的新月诗会。杨建编辑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就有一段文字描写诗人食指所处的社交圈子，很有意思：

“……据陈小雅撰文回忆当年与郭路生见面的情景，对他印象特别好，说他为人谦虚，也很大方。每当聚会的时候，大家说：‘你他妈写的不错，给咱们来一首吧！’他一点也不扭怩，说‘好！我给你们朗诵几首吧！’……”

我在《质疑》一文中写到：“李恒久的文章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人们诗人当时出没于哪一类社交圈。”我并没有在文章中引用李先生的原文。现在引用如下：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的一天，我和几个朋友在百无聊赖中到颐和园去闲逛。在石舫餐厅吃饭的时，恰逢郭路生也和农大附中的丁克白、姜克敏及石油附中的老贺（当时他们都是北京中学红卫兵的知名人物）等人在我们的餐桌旁等候吃饭。……我们恶作剧的吃完了饭也不让位子。而他们叫劲似的偏要等到底，双方僵持着，一场恶战一触即发。”　　　　　　　　　　　　　　　　　　　　　　　　

我和绝大多数读者不知道“老贺”、“丁克白”、“姜克敏”之辈为何许人也。好象在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中见到过他们的身影。最近，在电视台反复播放的连续剧《梦开始的地方》，也在炫耀当年的往事。李先生说他们是“红卫兵的知名人物”。这些知名人物和“老兵四大才子”之一的食指站在一起，这就叫做“人以群分”。

我看完这段文字的第一个联想是这样的：如果这场殴斗发生了，诗人食指将会扮演什么角色呢？他是坚决地投入战斗，大打出手呢？还是坐山观虎斗，在旁边高声朗诵他的《相信未来》？想法很滑稽，但也不无道理。

不用多着笔墨。在这样一个社交圈内产生的共鸣，无论是否采用诗的形式，都带有很深的时代的烙印。关于这一点，我在《质疑》文中已经直率地讲明了我的观点。下面我想就《相信未来》诗的文本本身再谈一点自己的感受。

食指早期的诗可以从叙述方式上将其分为两类：一类诗是专一地抒发个人的精神感受，例如《烟》《酒》之类。这类诗的一个特征就是突出“我”的存在。这种“自我”意识的表白带有一点点“个性”的突现。另一类诗的载体是“我们”的面目出现在文本中的。最典型的就是《海洋三部曲》、《鱼儿三部曲》，还有《我们这一代》。在这类作品中诗人作为一个客体的存在已经被“我们”这个共性的怪物所吞没和融化。这两类诗的结合部就是那首《相信未来》。从它的文本中你可以感受到两种并行的东西交织在一起。始于“自我”结束于“我们”。阴柔委婉在前，阳刚亢奋在后。有人说，《相信未来》是从“不抵抗主义”走向疯狂的起点。我认为：《相信未来》是从“自我”走向“非我”的终点。正是有了“相信未来”，诗人就永远地陷入了虚妄的泥潭。

海潮退去，海风刮过之后，弄潮儿都散去了。他却要留下来，伴随着这“再也掀不起波浪的海洋”。食指的悲剧在于他是一个自愿的殉道者。８０年代初，他令人恐惧地写下《疯狗》一诗。表明他完成了一个虚妄的理想主义者向一个犬儒主义者的转变。而这个时刻正是被谢冕先生称之为“新的崛起”已经到来的时刻。他是一个被时代捉弄和毁掉了的一个诗人。

如果有人愿意重写《食指论》，我希望作者能够慎重考虑我对《相信未来》所做的另一种诠释，并吸收其中的一些观点。当然，我也希望能做重写的《食指论》的第一个读者。

　　　　　　　　　　　

九　结束语

《相信未来》诗的权威诠释者这样说：

“诗人郭路生是一个逝去的时代的歌手”，“《相信未来》也不愧是一首充满时代精神的优秀诗篇”。

如果有人说：那个逝去的时代是一个丑陋的时代，是一个应该被诅咒的时代。可能是不会有人反对的。

如果有人说：诗人郭路生是一个丑陋时代的歌手。诠释者就会感到不高兴了。因为他的结论和公众对那个时代的评判出现了矛盾。

如果有人说：作为一个时代，文化大革命具有一种极端丑陋的时代精神，可能是不会有人反对的。

如果有人说：《相信未来》是一首充满着极端丑陋的时代精神的“优秀诗篇”。诠释者就又会感到不高兴。但是我们应该反省一下：自己对“时代精神”的认同到底存在着哪些混乱的地方。

最近，我去过一次“风入松”书店，无意中翻到一本新编的诗集。打开一看，各路人马的东西都收进了这个集子。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作品；有秧歌派诗人的作品；有资产阶级右派的作品；有朦胧派诗人的作品，当然也少不了那首《相信未来》。

于是，生出一个怪怪的念头：“崛起的诗群”是在崛起后20年被削平了呢，还是它从来就不曾崛起过？

有人说：那是一座沉沦的圣殿。

还有人说：那是一片不曾构架起来，就被野草覆盖了的废墟。

　　（完，作者供稿）

https://www.poemlife.com/index.p ... id=724&str=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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