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东峰：谢富治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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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富治
　　(文/新浪专栏 新史记 吴东峰，文史学者、军旅作家)


　　契卡(Cheka)，俄文的缩写音译，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情报组织，时称全俄肃反委员会。据云，是时，全俄各地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契卡于1954年更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即著名的苏联情报组织克格勃。


　　红军时期，中共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在红军和苏区成立了肃反委员会，开展了大规模的清洗运动，使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战争年代一般称“肃反委员会”人员为“肃反大员”，留苏归来者称其为“契卡”。建国后，因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年》的热播，“契卡”之名曾家喻户晓，其意先褒后贬。


　　谢富治将军，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文革”中权倾一时，红极一时，时人称其为中共之“契卡”。


　　从追随张国焘到揭露张国焘


　　谢富治，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木匠出身，中等个，国字脸。浓眉大眼，鼻圆嘴阔。露齿甚温和，闭嘴极严肃。眼光锐利，精瘦能干，说话嘴略歪，神色似有苦相。有人谓其相曰：“有福相而无福命之形。”


　　建国初中共云南省委原常委祁山告余，谢富治寡言少语，原则性强，干劲也大，独来独往，很少理人。许多人与之共事多年，未知其所思，未知其所想。余采访多位与谢共事者，亦有言：“谢富治是一位有原则性之人。”而谢富治兄弟谢富礼则言：“谢富治不多言但多心。要是不有那么多的鬼心思，怕不会死得这么早。”


　　郭林祥将军曾回忆，谢富治政委工作经验丰富，常下基层检查工作，好的表扬，差的批评，原则性极强。检查工作后，常与郭同睡一个炕。郭继言，谢富治也偶尔与机关干部一起打打扑克、下下象棋。他给人的印象是当时一二九师群众反映比较好的政工干部，常常受到刘邓首长的表扬。


　　陈康将军与余言，陈赓将军爱开玩笑，开玩笑也是有分寸的，不是稀里马哈乱开。打仗精明灵活，不能打的仗，他绝不会打，从来不吃亏。谢富治比陈赓深沉，爱摆架子，为人不错，水平一般。


　　谢富治因根正苗红，进步极快。参加革命不到一年即入党，两年升任团政治处主任，后任师、军政治部主任。后调红四方面军总部，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共川陕省委组织部长。文史学者温相认为，前一个组织部长是和张国焘的亲信之一黄超平级，后一个则是监视川陕省委书记傅钟的监军。因此，最早重用谢富治的是张国焘而非毛泽东。


　　红四方面军肃反中，谢富治提出“要勇于怀疑一切 ”的口号。该口号提出后，四方面军主要领导许继慎、曾中生、王树声、徐向前、傅钟等均受株连，或被杀害，或被审查，或被监控，而张国焘则对此口号赞许有加。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政治会议上多次夸奖谢富治是“革命的尖锐的锥子！”据云，谢富治在红四方面军时期负责的主要是清洗军队和分局内部被怀疑的干部和提供清洗的证据及名单。


　　程训宣，徐向前元帅夫人，湖北黄安人，聪明好学，大胆泼辣，相貌俊俏。1928年投身革命，1929年底和徐向前结婚。1931年“肃反”时，被红四方面军保卫局逮捕，关押于王锡九村，双手捆绑吊梁上，惨遭拷打，未果。1933年秋被杀害。是时，徐向前在前方打仗，只知其夫人受组织审查，也不便过问，直至1937年到达延安方听周纯全告之被害消息。徐向前曾问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过？”周回答认为：“没有什么罪过，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嘛！”


　　据《红四方面军肃反资料实录》载：“谢富治在肃反中积极配合黄超等人收集和诬陷徐向前同志、傅钟同志、王树声同志的材料，采取无中生有等卑鄙手段对上述同志采取的不正当的处理行为，程训宣事件就是最能够说明问题的。”


　　抗日战争时期张国焘叛逃后，毛泽东曾言：“我们共产党员要有坦白的襟怀，有了错误不怕，要勇于改正错误，比如谢富治同志，也受过张国焘的欺骗，但是，他不仅改正了错误，还帮助党中央及时地挽救了一些还在错误中糊涂着的其他好同志。”《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明确提到，“根据谢富治同志揭露，张国焘对于中央一贯阳奉阴违”，等等。


　　陈谢大军经略中原


　　1942年，谢富治任太岳军区副司令员，陈赓任司令员，从此，开始了陈谢七年的合作。1946年7、8月间，时任太岳纵队司令员陈赓与政委谢富治接连指挥了闻夏(闻喜、夏县)、同蒲、临浮(临汾、浮山)战役，三战三捷，歼灭国民党军达5万余人，其中包括号称“天下第一军”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一师第一旅。临浮战役结束后(1946年9月26日)，延安的《解放日报》 刊发社论《向太岳纵队致敬》。 刘伯承赞曰：“同蒲打得很好，中央夸奖说是出乎意料……”


　　1947年7月，党中央决定，在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前太岳纵队)的基础上组建一支比较大的部队，主要领导人指定为陈赓、谢富治，下辖第四纵队.、第九纵队.、第38军(原西北军起义部队)共8万余人。从此，陈谢合作指挥作战进入了辉煌时期。1947年7月23日，毛泽东主席令刘邓野战军主力跃进大别山；陈谢兵团挺进豫陕鄂；华东野战军主力挺进陇海路，进至豫皖苏地区。组建不久的陈谢兵团即奉命南渡黄河，挺进豫西，与刘邓大军、陈粟大军并称为中央经略中原的三支主力部队之一。


　　秦基伟之九纵曾于四兵团麾下战斗，秦对陈赓、谢富治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印象深刻。秦将军晚年回忆言，“谢富治和陈赓是参加革命较早的老同志，政治水平高，在作战指挥上很有一套……”秦基伟认为，陈谢打得最漂亮的一仗，是突破黄河天险，师出豫西。言此秦基伟眉飞色舞：“如果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形容为给蒋介石当胸一拳，那么‘陈谢兵团’过黄河就好比是朝蒋介石肋骨上又踹了一脚。”


　　秦基伟将军回忆言，十五军入朝作战，走了谢富治的后门。这之前，有传闻言十五军将改为公安军。西南局于重庆开会，商议抽调部队入朝事。秦基伟于会上请缨率十五军入朝，未果。当晚秦找谢富治“开后门”。次日，秦基伟再次陈述入朝理由，谢富治顺势表态：“我看老秦的意见有道理，十五军没有地方任务，可以考虑他们去朝鲜。”最后，邓小平一言拍板：“好，就这么定了，十五军去！”。


　　庐山会议后出任公安部长


　　建国后，谢富治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原昆明军区老干部马天佑告余，那时的谢富治还是很清廉的。一次，谢富治到边境某县蹲点，轻车简从，粗茶淡饭，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返回时，发现车子后备箱里装有鸡和肉，谢不悦，即问秘书：“怎么回事？”秘书说乡亲见他喜欢吃当地的山货，便送来了。谢富治立即叫秘书把鸡等送回，回昆明后即把该秘书调离到边远小县当县长。


　　1958年，时任红安县采购员的刘金汉到昆明军区找谢富治为家乡办事，谢富治见他第一句话就是：“小老乡嘛，多大了？入党了吗？”隔数日，又见刘金汉，谢富治又问：“你是个党员，不过组织生活不行。你的组织关系转过来没有？”刘答：“没有。”谢曰：“那不行，要把组织关系转来啊。”又隔数日，刘金汉随军区后勤部何德部长来看谢，谢指示何德曰：“他(刘金汉)是党员。现在我没有时间，交给你来管，可不能让他在外成了野人啊！”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罗瑞卿卸任公安部长。是时，中央提名的公安部长候选人有杨成武、杨勇、张际春、张宗逊等。毛泽东在候选人报告中提笔写道：“富治同志如何？请政治局议一下告我。”此批示似为商量，实为敲定。谢富治任公安部长后，一时议论纷纭。毛泽东又出面解释：“公安工作很重要，但是，不能总是一方面军里面出人，要搞五湖四海，彭德怀他们搞个军事俱乐部，就不是马列主义嘛，富治是四方面军的，但是，他对党的忠诚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嘛，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嘛。”


　　“文革”中红极一时


　　1966年9月26日，余随温州红卫兵赴京接受毛泽东检阅，宿长安街公安部内一栋老式房子，似为办公室腾出，高大宽敞。突然，一群干部模样人物推门进来，其中一位穿绿呢大衣者居中，中等身材，和蔼慈祥。随从者大声说：“谢副总理来看望大家了！”谢副总理者，谢富治也。


　　谢富治满面春风，和蔼慈祥，亲切问大家：吃得饱不饱，穿得暖不暖？又曰：“你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有没有什么要求？”余是时年轻，不谙世事，高声说：“我们吃不惯馒头，要吃米饭！”附议者甚众。谢富治微笑点头。次日早餐，食堂里便增加了一桶又软又香的天津小站米饭。


　　谢富治“文革”中红极一时。据韩爱晶回忆，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五人，解决工宣队进校园事。谢富治深夜两点多，即到人民大会堂西门外过道的门里等待。将军对红卫兵头头彬彬有礼，轻声问道：“都来了吗？”“大富还没来啊！”“不等了，你们先进去吧！”快进大会堂湖南厅时，谢突然停住脚步催道：“快进去！快进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们好一会了。”是时接见，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叶群、汪东兴、黄永胜、温玉成、吴德等。


　　韩爱晶又言，“当时，我好像有迷离为梦的感觉，简直不敢相信真的见到了毛主席”。接见毕已九点，谢富治带他们五人到小饭厅吃早餐，鸡蛋炒饭和白菜汤。谢富治言：“已经九点了，毛主席还没有睡觉，我们吃点饭，然后讨论怎样传达毛主席的指示。”饭后，谢与五大学生领袖于饭桌上边议边写，整理了一千多字的通稿。谢念了两遍，又做了更正，五个人都签了名。谢富治拍板言：“我看先照这份稿子传达，其他内容今后再说。”这就是第二天印着大红标题在北京散发的统一稿。韩爱晶言，当时谢富治给他的印象既像大管家，又像秘书长，确是“文革”的红人！


　　1967年起，谢富治担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1969年4月28日，谢富治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成为中央军委领导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1971年1月又担任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据宋任穷回忆，康生曾如此评价谢富治在“文革”中的表现：“大军区的政治委员中，只有两个人是好的，一个是南京军区的政委张春桥，一个是北京军区的政委谢富治。”


　　“文革”中，谢富治闻风抢先批其老首长邓小平。某日，傅崇碧私下与之言：“小平是你的老领导，是上过《毛选》的人。你批的那些事，我怎么没听说过？”谢富治得意洋洋曰：“你没听说过的事还多着呢！”某日，谢富治与傅崇碧介绍经验：“对江青同志要尊敬，握手要用双手握。”傅崇碧闻之愕然。


　　温玉成将军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时，曾受命协助谢富治管“样板团”。温玉成告余，因文艺口支左部队换班事获罪于江青。某日，谢告温曰：“我们一起给江青写个检讨。你先起草，共同签名，把这事了了。”将军不知有诈，急拟检讨书交谢。谢未签名即交江青，故温玉成将军获罪于江青而一直蒙于鼓中也。


　　公安部长提出“砸烂公、检、法”口号


　　“文革”中，谢富治首提“砸烂公、检、法”口号。“公、检、法”者，即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毛泽东闻之甚喜，曰：“听到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我就高兴，你们要把这句话捅出去！”谢富治更加洋洋自得，曾与公安部副部长李震等言：“我当面听主席讲砸公、检、法，没有十次也有七八次。”由此全国立即掀起“砸烂公、检、法”高潮，政法系统瘫痪，法治荡然无存。以北京市公安局为例，三万人余人的队伍中，挖出了九百余名“地富反坏右”，只剩百把好人，其余均进学习班。


　　谢富治于“文革”中参与了“公安六条”制定。“公安六条”的主要内容是：(1)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2)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3)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对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操纵者，要依法惩办。(4)地、富、反、坏、右等类人员，一律不准外出串联，不得混入革命群众组织，更不准自己建立组织。(5)不得利用大民主或用其他手段散布反动言论。(6)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员，如果歪曲上述规定，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


　　1970年的庐山会议后，军队高层曾流传一首唐诗，题为《焚书坑》，作者章碣。其诗云：


　　竹帛烟销帝业虚，


　　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


　　刘项原来不读书。


　　有人反映此诗黄永胜曾在不同场合引用过，谢富治闻之如获至宝，并向毛泽东报告黄先后与韩先楚、王必成、许世友等人念过此诗事。毛泽东闻之格外警觉，南巡中严厉点名黄永胜曰：“我就不相信，黄永胜就能指挥解放军，解放军就听他一个人的？有人说我是秦始皇，希望我快点死，死了他们好上台啊。”


　　谢富治在“文革”中整人太多，积怨甚深，晚年犯下“心病”。据陈康将军言，谢富治临终前，陈康将军曾到北京看望他。是时谢富治尚认人，见老同志尤激动，口中喃喃言：“xxx不是我要整的，xxx不是我要整的，都是啊啊……”陈康临别时，谢紧握其手，反复曰：“我在云南没干坏事啊，我在云南没干坏事啊！”


　　1972年2月，谢富治因癌症病故。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志哀，悼词中称谢之死“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8年后，谢富治被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开除其党籍，并撤销《悼词》，骨灰盒也被移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本文资料来源于郭林祥、陈康、温玉成、祁山、马天佑等访谈笔记，并参考了《徐向前回忆录》《郭林祥回忆录》《秦基伟回忆录》《毛泽东思想万岁》《红四方面军肃反资料实录》等著作，以及马儒《谢富治的荣辱人生》、韩爱晶《1981年我向毛主席请教》、尹曙生《毛泽东与砸烂公、检、法》等文章。)


　　来源：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11期。
http://history.sina.com.cn/his/zl/2014-11-27/192110988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