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秉铎、敖艾莉：我们的文革纪事 1-12（缺图）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8-11-15 17:48:39

李秉铎，197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物理系，1980年再次毕业于四川大学物理系进修班（回炉班）。先后在贵州印江县粮油加工厂、印江县中学、贵阳地质一中工作。1990年调回重庆，先后在蜀都中学、重庆十八中学任教，中学高级教师。2006年在重庆十八中学退休。

撕开物理系一年级的内幕

－－文革记事之一

按语：１９６６年５月由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掀起的大批判浪潮迅猛发展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６月４日学校按中央规定停课一周闹革命，此后就“一停绵绵无绝期” 。

　下面是我们班级部分同学在运动初期第一次集体写下的大篇幅大字报，当时贴出整整占了一壁墙，有好几十张。作为大学一年级学生，对学校领导层情况了解甚少，因而我们将斗争矛头指向了贯彻上级指示意图的政治辅导员老师及物理系的有关领导。运动一深入具体单位，联系单位实际，就产生了两派不同意见，并产生争论，进而形成“群众斗群众”的局面，以后就发展为誓不两立的两派群众组织，进行斗争，这种“群众斗群众”的局面贯穿于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

　　大字报反映了当时运动开展的情况和我们的思想，可作为参与者的记念，若能对研究文化大革命初期学生思想发展进程有一点参考价值，那就更好了。

　　以此作为《文革记事》的第一篇。

                     前言　　(古隆德)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其它系都揭发了很多问题，而我们系的盖子却始终没有揭开，我们一年级更是如此。为了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毛泽东思想，为了对人民负责，为了彻底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觉得有必要撕开一年级的内幕。这里我们首先申明：为了把问题说清楚，需要讲一些事实，因而必然耍涉及到许多同学，但是我们并不是针对同学而写的，希望读者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不要产生误会。我们更希望知道内情的革命师生来协助我们，把问题搞深搞透。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战斗吧！

               一、拐点的产生　(邱万惠)

　　６月４日动员大会以后，尽管物理系许多地方仍落在后面，但同学们的热情基本调动起来了。可是到了６月１０日以后，我们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物五理论班的大字报由头一天的２８张降到３张，我们年级的大字报也大大下降，我班从９日的４３张降到１３日的３张。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二、反调从何唱起 (潘庆怀)

自从历史系于永志(按：于永志是历史系总支书记，因站出来给校长温建平写大字报，引起全校争论，后获得“川大聂元梓” 的美名，再后任川大文革筹委会主任，筹委会垮台后于永志身败名裂，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等同志的《请看温建平走的哪条路》和《校党委的投降主义错误必须批判》的大字报贴出后，我校大多数同学觉得于永志等同志的大字报写得好，是有根有据的，故支持于永志等同志的大字报接二连三地贴了出来。本来这是一件大好事，它显示了川大革命师生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发扬了无产阶级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向一切牛鬼蛇神，一切错误的言行，一切旧思想、旧意识猛烈开火。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物一的部分同学与于永志等同志高唱反调。他们横加指责于永志等同志“完全是胡说”，是“别有用心的阴谋”，扬言“不过两天形势会大变” 。同学们一定要问，为什么物一的部分同学专与于永志等人唱反调呢？为什么他们没有一点根据就敢于绝对坚信自己是正确的，而肯定于永志等人有阴谋呢？为什么他们敢断言不过两天，形势就要大变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觉得有必要将它揭露出来，以使同学们认清我系是如何引导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

               (一) 前奏曲　　(古隆德)

　　９日下午，系上召开了一个党员、支委、班长以上的扩大干部会议，会议是由系总支书记亲自主持的。会议一开始总支副书记讲了这段时间来物理系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同时着重指出目前斗争的矛头指偏了，指向了党委。然后就开始大会发言，发言中很奇怪的是：发言人都是事先作好了准备的，写了长篇的发言稿，大会发言连续进行了三节课的时间。发言的内容完全相同，都一致认为矛头指偏了，校党委指示贯彻不下去。有的同学说：“目前矛头指偏了，指向了校党委、系总支、年级辅导员。” 还说：“今天搞校党委，明天搞系总支，后天搞辅导员。” 又说：“大敌当前，大敌压境，必须团结起来，把矛头指向真正的牛鬼蛇神。” 并且发言人的态度十分坚决，完全肯定校党委是十分正确的。还说：“我们必须要保证校党委的绝对领导。”

　　在散会时，团总支书记布置过一次团组织生活，要求进行讨论。我们认为这次大会是事先研究了的，作了充分准备，同时也是有目的，有计划的。系总支企图通过干部之口来传达总支的指示，就是要挽回局面，不准给校党委、系总支、辅导员贴大字报，这次大会是压力产生的前奏。

               (二) 戏开场了　　(潘庆怀)

　　１０日早上，我班团支委传达系上开会内容，支书一再强调：“我们对某些问题要有一个自己的看法，耍好好分析别人的大字报，不要跟着别人跑(别人指于永志)” 。之后又一支委干部发言，激动地说：“为了保卫党，保卫毛主席，即使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也在所不惜。”“有些人把矛头指向了我们的校党委，我要和这些人斗争！” 奇怪的是支部传达，竟然两个不是干部的同学也站起来，满有把握地说：“于永志的大字报有鬼，是阴谋，我们把他的两篇大字报联系起来看，他就是借批判温建平的错误把矛头指向校党委。” (揭发校党委的问题就是把矛头指向党吗？) 这使得同学们都十分惊讶，惶惶不知所措。这就是我班产生争论的基础，这就是支委干部的初始态度。我们认为这绝非偶然，不信请往下看。

               (三) 一出好戏　　(邱万惠)

　　自从团支委在１０日早上传达了上级指示后(当时支委再三强调是个人的看法，但不难看出露了马脚，不信再往下看)，发生了几次激烈的争论，我们把它写出来，对于大家了解事情的内幕也许有所帮助。

                  第一场　　(李秉铎)

　　历史系于永志等同志贴出大字报《校党委的投降主义错误必须批判》，引起了我班同学一些争论。主要分两派，一派认为于永志等人“有阴谋”，是“胡说”，“想爬上校领导的地位” 。另一派认为于永志等人的大字报是有根有据的，值得考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能无根据地说别人是“胡说”。本来同学之间产生争论是正常事，但１０日早上刮起了一股风，顿时冰冻三尺，使同学们感到很大压力，大字报数量陡减。压力从何而来，根源在于１０日早上的传达会。会后，一位同学又留在五舍二室继续和意见不同的同学争论，态度十分强硬，不顾同学的反对，还强要说于永志等人是“胡说”，校党委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这次会后一两天，以班上主要干部和一部分同学为一派的人，唱出的反调(反对于永志等人) 达到了最高音。同学们纷纷感到压力从天而降，不知道该相信谁，反对谁，因而大字报就几乎减少到零，从而大大阻碍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觉得这绝不是如某些干部所说，是“自已体会错了”，“自已没有学好主席著作”，“责任归自己”。明明在昨天的干部会上，系总支作了指示，责任怎么又只能由学生干部来负呢？为什么干部要层层包干，层层掩护呢？难道系、校领导真正没有问题吗？

                  第二场　　(潘庆怀)

　　由于“十日会议”，由于辅导员王老师的讲话，产生了极坏的后果，某些人施加压力，严重地阻碍了运动的发展。此处暂举一例：

　　１１日晚上，我班团员过组织生活，会上扯到了对于永志等同志文章的看法，当时支委(一) 对赞成于永志大字报的同学施加压力，为了便于同学们知道当时的况，我们把会上两派对话抄录如下。

　　同学(丙)：“我希望省委工作组来我校。”

　　支委(一)：“为什么？”(支委(一) 是一同学，团支委干部)

　　同学(丙)：“为了更好地领导我校文化大革命。”

　　支委(一)：“那我校党委就烂掉了罗？” (按：照这样说，凡是搞“四清”的地方，党组织都烂掉了罗！)

　　同学(丙)：“不能那么说。希望省委工作组来的有两种人，一种是认为校党委已经烂掉，要省委工作组来接管，第二种是希望工作组来更好地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

　　支委(一)：“一年来，你认为校党委是不是正确的？”

　　同学(丙)：“总的来说是正确的。”

支委(一)：“那为什么要省委工作组来呢？你这样做，客观上就是不相信校党委。”

(按：现在工作组不是来了吗？)

同学(丙)：“正确的我就相信，错误的我就不相信。我坚信的是党中央和毛主席。”

在对待于永志的大字报的问题上，两种不同的看法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支委(一) 作总结。

支委(一)：“我班大多数同学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有一小部分同学跟着别人跑(指赞成于永志的同学)，谨防跑出问题来。”

同学(丙)：“不能那么说，难道你的看法就百分之百的正确，赞成于永志的人就一定会跑出问题来吗？”

支委(一)：“你也谦虚点点嘛！”

同学(丙)：“那不是说我一点都不谦虚了。”

支委(一)：“就是嘛！”

　　(按：难道毫无根据地否定于永志的大字报就是谦虚，而不跟着这些人呐喊就是不谦虚？)

　　这次组织生活会，许多同学都感到压力很大，以后不敢写大字报了，严重地阻碍了运动的发展。我们并不认为这是支委(一) 的责任，我们认为这是支委(一) 在贯彻上面的指示，责任完全应该由上面来负责。

                  第三场　　(李秉铎)

　　１２日晚上在五舍二室发生了一场争论。先是同学(甲) 一人和五舍二室的几个同学争论，尔后一伙人又拥到二室，气势汹汹，竟然叫喊：“于永志等人就是胡说！就是胡说！胡说！” 还有人威胁说：“我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 并且再三说：“校党委就是动不得，就是正确的。”我们说：“于永志等人举了那么多证据，你们驳得倒吗？那怕驳得倒几条，我们都支持你，但是你们为什么拿不出证据，光空喊一通。” 他们说：我们有证据，只是策略关系才未拿出来，等到牛鬼蛇神都钻出来，再一下子一网打尽。我们不竟要问：到底是什么组织？是谁组织的？是专门组织起来阻碍同学提意见吗？难道我们就是无组织无纪律吗？这些同学没有一点证据，硬要说别人是“胡说”，是牛鬼蛇神，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觉得这是有人在背后支持，在领导，绝不仅仅是这些同学的认识上的错误。更重要的是有人在后台主持，有人捣鬼！究竟是谁在捣鬼？为什么物理系的盖子老是揭不开，这些谜是应该揭开的时候了。物理系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大有问题。“是放手发动群众，还是压制群众运动，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是区别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的一条分界线。”

　　为什么压制群众？为什么对群众运动积极阻碍，积极限制，这绝不是小问题，这是革命和不革命的大问题。一定要把这些问题揭出来，揭深，揭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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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开物理系一年级的内幕 (2)  －－文革记事之一

第四场　　(邱万惠)

　　同学(丁)：“你对这个问题(指于永志等人揭发校党委的问题) 如何看？”

　　众：“仍然不能肯定，因为我们仍然未掌握材料。”

　　同学(丁)：“我们认为就是错误的。”

　　众：“那请你们拿出材料来。”

　　同学(丁)：“我们巳经掌握了，并且写了几篇。”

　　(按：为什么他们掌握了，把我们关在门外？特别是干部，掌握了材料却不告诉我们，是排挤我们呢？还是有其它目的？为什么掌握了还不拿出来？看着那些“阴谋家”进行着“罪恶勾当”？其实他们所掌握的不外乎又是“于永志等人提的是社教中巳经解决了的问题”，“是用现在的政策翻过去的案。” )

　　众：“那你们为什么还不拿出来？”

　　同学(丁)：“我们策略变了。”

　　(按：奇怪，既然第一炮已经打响了，却忽然改变了策略，而且这种策略撇开了相当数量的同学。难道还保密吗？更使人难以理解的是：有些人仅仅根据“用现在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 这样唯一的一个论据，竟能百分之百地肯定“于永志是完全错误的” 。同学们，你们相信这样的论断吗？不过，我们推想，这些同志之所以用唯一的论据竟能作出“百分之百”的肯定的“正确”结论，一定有比这些同志更高明的指挥者。)

众：“按策略现在正是该拿出来的时候。”

同学(丁)：“我们要等他们放¼¼”

(按：是的，这就是他们所采取的策略，请同志们往下看，这个策略是不难理解的。)

               三、导演者是谁 (嵇明扬)

我系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是消极发动群众，积极阻碍运动，他们不是以毛泽东思想领先，干部层层带头，而是以干部层层包干(正确的就是上级的，错误的就属于下级的) 的巧妙手法，转移斗争目标，在运动中设下重重障碍，束缚群众的手足。

　　９日晚上系上开了党员、支委、班长会。系领导叫学习委员(不该列会者) 按照他的意图作长篇发言，大肆宣扬“不该给校党委、系总支、政治辅导员提意见，不要给他们贴大字报，以便把矛头指向真正的牛鬼蛇神¼¼”

　　１０日早晨，在团支部组织的传达会上，支委在传达了会议精神后，又声明“说错了我负责” 。会后引起同学们的激烈争论，找辅导员老师解决。老师说：“在干部会上有些干部是这样说的。” (指校党委是正确的，没有错误。) 会后，支委又大肆宣扬说：形势要变，三番五次地在会上会下叫同学们好好学习主席著作，用主席思想分析研究于永志的大字报，说于永志“存心不良”，“把矛头指向校党委”，“有阴谋”，“简直是胡说”。１０日，他们迫不及待地抛出这样内容的大字报，企图大显一手，引起全校师生的注意，把矛头指向于永志等同志。某团干部说：“于永志有阴谋，攻击校党委，说省委是校党委的后台老板。” 言下之意于永志攻击校党委，就是攻击省委。有同学反驳说：“于永志是转业军人，放牛娃出身，历次运动表现很好，在历史系威信很高。”团干部说：“赫鲁晓夫以前不也很好吗？” 言下之意，于永志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差不多了。

　　自从他们贴出大字报后，确实在全校师生中产生了恶劣影响，受到了历史系同学的反驳。而他们却自信地说：“我们的大字报贴出后，怎么没有人反驳呀？” 又说什么在同学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呀！他们的态度和作法是完全正确的。同学(甲) 等人准备再写驳斥于永志的大字报，辅导员王老师叫他们不忙写，说什么现在要讲究策略，让这些人去放，牛鬼蛇神往往趁此向党进攻，不要去阻止他们，今后有机会写¼¼。难道于永志等人就是牛鬼蛇神吗？奇怪的是同学(甲) 的第一份大字报，王老师是完全同意的，这时候忽然改变了策略，这究竟是为什么？

　　１２日晚上，争论达到高潮，同学(甲) 跑到五舍二室和二室同学激烈地争论起来，引来了好几个班的同学，我班同意支委意见的同学也蜂拥而入。有的打包票地说：“校党委就是百分之百的正确。” 有的干部大吼道；“我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 我们不禁要问：你们是什么组织？什么纪律？难道别人不同意你们的意见，就叫无组织无纪律吗？

　　支委(二) 受到不同意见的同学的反驳，就往王老师那儿跑，一回来就精神大振，就这样，这支委的精神忽儿沉闷，忽儿振奋，忽儿认为自已错了，忽儿又要坚持巳见，精神变化异常。王老师把支持于永志观点的同志叫去说；“你们目前争论这个问题，不准再争论了，如果争论出了什么问题来，由你们负责任。” 使这个同学感到很大压力，在同学中造成思想混乱。

　　从１０日以后，我系一年级斗争情况陡然进入低潮。规定每天上午学毛主席著作，下午看大字报，写大字报。有的同学认为这样不太好，只要每天保证主席著作的学习时间，不一定完全用在上午。但支委强调这是上级决定，一定遵照执行，最后在多数同学的要求下，才改了一下。

　　王老师到同学中，只是动员同学看大字报，学习主席著作，同学要写大字报，他却劝阻说，不忙写，写好了不忙贴出去。我们深感奇怪，不知是何道理。大字报是揭发和战胜敌人的强有力的武器，为什么王老师不积极支持同学写大字报，反而阻止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系领导又是如何领导我们呢？一天呆在办公室里，上级指示下来，迫不得已传达一下，任我们象一盘散沙。我们不禁要问：

　　１、系领导在于永志等同志揭开了校党委的盖子，吹起了冲锋号以后，为什么长时间保持沉默？

　　２、为什么某些老师自已不革命，反而在后面放冷枪，指使一些同学刮阴风，造谣言？

　　３、为什么不积极组织发动同学参加斗争，反而让同学去怀疑于永志，企图把矛头指向真正的革命者。

　　４、为什么在斗争中不以主席思想领先，干部层层带头，而是干部层层掩护，在群众中设置障碍，阻碍运动？

　　５、谁指使学习委员宣传不给校党委、系总支、政治辅导员贴大字报的？难道真的没有问题吗？

　　６、在１６日全系大会上总支副书记说系领导只存在认识问题，真的如此吗？我们说不是！而是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从初步揭发的材料可证明这点。

　　希望一切革命师生赶快行动起来，大胆揭发系领导的问题，坚决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四、老师、干部打后卫　　(何兴泽)

《红旗》杂志大声疾呼：干部要层层带头参加运动。可是我们的辅导员老师带的什么头呢？他经常召开干部会，不知给干部讲的是什么？自已不揭发问题，对班上干部也不进行启发引导，干部们也就冷眼旁观，这叫什么“层层带头”？还不如叫层层落后。他们为什么在群众面前缩手缩脚？到底怕什么呢？是怕火烧到自已身上呢？还是怕其它什么呢？

运动开始以来，物理系总是动不起来，别的系搞得轰轰烈烈，我们系却冷冷冷清清，知内情的不揭，有时还给同学加“匡匡”，束缚群众手脚。说什么“写大字报省委没有指示”，言下之意，就是说现在不适合写大字报。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写了一张大字报，名曰《物理系不是世外桃源》，呼吁全系师生起来揭发我系的牛鬼蛇神。刚刚贴出来就遭到我班和年级的许多干部和同学的非难。他们说物理系搞得热火朝天，大字报１０００多张，小字报更多，说什么物理系冷冷清清的人根本不了解情况(事实上物理系的大字报寥寥无几，别的系的大字报贴满了走廊和食堂墙壁)，又说应该看到成绩等等。在寝室里议论纷纷，反对我们看法的大字报也一张又一张地抛出。时至今日，我们还有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有人反对我们说物理系冷冷清清？为什么有人怕我们呼吁全系师生行动起来呢？是不是这些人的后面有人怕被揪出来呢？值得深思。又有很多人，追问我们是谁说的写大字报要经省委批准，那些曾经说这样一句话的人也装疯迷窍地追问我们：“是谁说的！是谁说的！” 把追问这句话搞得火急，先后有吴老师、王老师两位老师和若干同学前来追问，好象这件事关系到他们的生命一样。事实真象是：王老师在操场上向全年级同学说过，冯老师在寝室里也说过几次，团宣教委员也在寝室里高声传达过。但他们却一口否认：“我没有说！” 最后他们实在滑不过去了，也只说什么“我考虑一下”呀，“我回忆一下”呀，直到如今也不知道怎样考虑、回忆的？你们究竟是站在后面指责呢？还是带头冲锋陷阵？你们追查得那么急的目的，意图如何？为什么一落到你们身上就怕起来，采取不理的态度呢？怕，你们就该向上追，查明此话的来源，但是，你们偏偏要向下追，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为了包庇牛鬼蛇神呢？还是有其它目的？值得深思。

                        五、原来如此

　　同学们看了上述事实，也许还弄不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请看下面！

               (一) 吹的什么风　　(邬端生)

　　从９日晚上我系召开了有充分准备的支委，班长以上的干部会以后，从系总支、政治辅导员到班干部加强了领导，干部们连天开会，作了许多工作。他们说：“矛头指偏了”，“有人想浑水摸鱼，在运动中搞鬼”，“我校的阶级斗争十分激烈，要让牛鬼蛇神出笼”，“有人唯恐天下不乱，把斗争矛头指向校党委，企图混淆是非” 甚至说“我们班的阶级斗争也很激烈，我班就有几个同学硬是说于永志等人提得好，校党委就是犯了投降主义错误”，“校党委是正确的，要保证校党委的绝对领导”，“现在让他们放，让牛鬼蛇神暴露出来，好一网打尽！”“两天后形势会大变”，“大部分同学在运动中表现是好的，但也有少数人，人云亦云，跟在人家后头跑，会跑出问题来的。”这些话语分量不轻，饱含压力，使人听来不寒而颤，出一身冷汗！这样立刻就使运动冰冻三尺。这些人积极行动，组织讨论。看来，他们决心要按上面的指示行事，控制运动的发展趋势。这是吹的什么风？企图转移视线？

            (二) 这是阻碍运动　　(邬端生)

　　正当于永志等人的《校党委的投降主义错误必须批判》贴出后，我校处在运动深入发展的时刻，却有人站了出来，他们做出一付来头很大，有组织有纪律，知道内情，背后有强大靠山的样子，故弄玄虚，未卜先知，运动的发展方向了如指掌，认识很高，毛主席思想领会很深，做出一付教训人，指导人的样子，好象自已就是最坚定的革命派，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指路明灯，谁是牛鬼蛇神，谁是革命派胸有成竹。这一着是何等厉害，使得我们年级没有人敢写大字报支持于永志等同志的革命行动。使得倾向于永志的同学有的改变了自已的看法，有的转到了中间状态，即使未改变主意的同学，虽然有道理，也坚持得提心掉胆，心神不安。这大大鼓舞了反对于永志的同学，使他们竟达到提不出任何理由，而坚信自巳完全正确的地步。６月１５日后，这种情况才有所转变。这完全是在阻碍运动，企图转移视线。我们要问：我们的领导为什么要阻碍运动？究竟谁在捣鬼？要把运动引向何处？为什么从总支到班上，层层包干，总说自巳负责，却没有一个出来“泄露天机”，我们要问你们负的什么责？替谁负责？我们希望广大干部同学起来揭露出事实真相，后台究竟是谁？

                  (三) 挡箭牌　　(李兴维)

　　１１日(星期六) 晚，第一场电影映完后。辅导员老师不见我班某团支委，十分焦急，匆忙从这个寝室跑到另一个寝室，未见此同学，急忙给同学们说：“你们快派人去找，学校的每个角落都找。望江公园也去找，我有紧急事找他，如果他在看电影就算了。” 仿佛就有什么不幸的事要来临，颇令人紧张。于是同学们纷纷出发，为挽救“不幸的事”而忙碌着。

　　这位支委同学在礼堂看电影。

　　看完电影这位同学到王老师那里去了，下来精神异乎寻常，心旷神怡。辅导员老师有什么急事呢？即然是“望江公园也去找” 的急事，为什么又“如果在看电影就算了” 呢？他曾对一位与支委干部产生过争论的同学说：“搞出问题你们要负责啊！”

　　作为一个团支委，是怀着保卫党，保卫毛主席的目的参加这次运动的。我们相信他决不会是老师所想象的那种人？况且我们对此同学没有进行人身攻击，哪里还有什么“搞出问题你们要负责” 的问题呢？这岂不是借此吓人，欲盖弥彰吗？要我们不起来和错误作斗争吗？把同学拿来做挡箭牌，借不搞同学之名而达到阻碍运动之实，我们决不答应！

　　　　　　    (四) 如此发动群众　　(邬端生)

　　６月１０日晚上王老师到寝室找干部开会，有的同学问王老师对于永志的看法如何。王说：“于的大字报，当然有些还是事实，但是不是就说校党委犯了投降主义错误，我看还值得考虑，我不认为就犯了投降主义错误，你们还可以好好考虑。” 在王老师启发下，有的同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其中提出了与于永志等人针锋相对的论点，扣了一顶大帽子，可惜缺乏根据，同意他们意见的人很少。当他们要拿出“充分的证据”时，王老师却又叫不忙贴大字报了，声称要让他们放，让他们一齐放出来。有同学问；“那我们第一张大字报就没有用罗？” 王说：“事实上起到了作用没有呢？起到了。有的同学就心里有数了。” 我们要问王老师，这张大字报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是起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作用呢？还是起到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作用。

　　不仅如此，王老师还在１２日下午向这些同学说：“我们要从全局出发，现在被人骂得难受(因为有人起来反驳那张“扣帽子”的大字报) 。但是，我们只要从党的利益出发，即使受点委屈也没有什么，形势很快就会改变。” 同志们请注意：这是在假借保卫党的名义，干着阻碍运动的勾当。我们要问：难道给校党委提了意见，就不是保卫党吗？难道毫无根据地给于永志扣顶大帽子，就叫保卫党吗？我们认为给校党委提意见是为了更好地保卫党，而千方百计地掩盖校党委的错误，自巳不揭发，还阻碍别人揭发才是对党不负责，我们暂不谈这些人的动机，客观上也根本没有起到保卫党的作用。又请问：“形势很快就会大变”，怎么样大变呢？实际上王老师所说的大变是说，反对于永志的人会越来越多，很快就会有更多的人来围攻于永志等人。王老师这样说，是在发动群众呢？还是在阻碍运动？王老师考虑过没有？

               (五) 有理由怀疑　　(邬端生、邱万惠)

　　王老师始终是站在后面，他的所作所为起到了阻碍运动的作用。王老师写了两篇文章也是走过场，被同学拉上马的。过去王老师对几个宠爱的干部做工作外，是不大愿意深入群众的。可是１０日以后，王老师突然加紧了“工作”。他亲自上阵督战，时常可以看到他在同群众谈话，发表个人意见，提供情报，支持部分干部。他说了许多话，为反对于永志的同学打气，威胁支持于永志意见的同学。他组织力量，引导同学，企图孤立于永志，最后来一个围攻。在他的领导下，物理系一年级压力极大，又使得两派意见相持不下，运动无法开展，群众无法发动。总之，我们有理由怀疑王老师是一年级部分同学与于永志同志高唱反调的指挥者，若要解除疑问，请回答下列问题：

　　１、为什么反对于永志等人的同学经常出没于王老师寝室，而王老师对支持于永志等人的同学却不闻不问呢？

　　２、为什么王老师自巳“掌握”了材料，不起来反驳于永志等人，而支持同学无根据地起来扣帽子呢？

　　３、为什么王老师在开始时非常支持同学反驳于永志。而当他们的大字报得不到支持时，却又“改变了策略”了呢？为什么不准把这方面的问题写出来呢？连议论都不淮呢？

　　４、为什么我们的情况与数学系、化学系那么相同呢？

　　５、关于这些问题，我们知道得很少，希望更多的同学起来揭发。

                     结束语　　(李秉铎)

　　文化大革命正在迅猛发展，其势如排山到海，锐不可挡。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头等大事。在这个紧要关头，还有人劝我们“冷静点”，“稳重些”。敌人磨刀霍霍，要推翻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我们怎么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怎么能冷静得下去呢？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和这些阶级敌人斗争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一切资产阶级的黑根、黑线通通挖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以上所说的一切，由于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还远远不够，分析水平低，难免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有不全面、不深刻之处，在此我们欢迎读者批评指正，如有疑问，请到五舍二室来磋商。

　　　　　　　　　　　物理系一年级二班

　　　　　　　　邱万惠、邬端生、刘武林、李秉铎、何兴泽

　　　　　　　　黄常玉、古隆德、潘庆怀、童全兴、石方太

　　　　　　　　张之九、李兴维、嵇明扬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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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8-11-15 17:53:27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日子里

——“ 文革”记事之二

李秉铎

1966年，“文革”运动初期， 9月5日趁“停课闹革命”的空闲，乘“革命大串联”的东风，我由成都回到重庆，到西南师范学院（现为西南大学）探望父母。在那个疯狂的时代里，那一天的所见所闻，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记，几十年过去了，这些往事仍萦怀心头“时时暂到梦中来”。

这是那个动荡年代里的普通一天，对那个年代的人和事，今天的年轻一代已很难理解。但那一段历史不应被遗忘，“青史有书殷鉴在”，历史的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一、“速死为乐”的吴宓教授

9月5日上午，在西师大操场正召开全院批斗大会，批斗副院长方敬和王逐萍，他俩都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两人分别站在主席台的两端，戴高帽子，弯着腰。陪斗的有各系的“牛鬼蛇神”109人，其中就有中文系教授，国学大师吴宓。吴宓被带上“反共老手吴宓”的木纸牌，驱往大操场，站在主席台前作为陪斗。

我在大操场周围看到几篇有关吴宓的大字报。

一篇是《吴宓在课堂放毒》的大字报。写在课堂上一个学生提问，他对“况¼¼乎？”这种古文结构的用法不够领悟，请老师能否举一结合现实的例子。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每天粮食定量只有七两，平均每餐只有二两多。所以吴宓未加思索，随口举例说：“三两尚且不饱，况二两乎？”这句话被揪住不放，被上纲上线为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还有大字报写吴宓说过“五四时期不知有毛泽东”，还说“宓恨吸烟人”。毛主席吸烟，说明吴宓对毛主席有刻骨仇恨，从五四时期就反对毛主席，是个老反革命份子。大字报还揭露，在批斗吴宓时，吴宓回答：“五四时，未知有毛泽东，确是事实。”并不承认反对毛主席和共产党。因而大字报最后咒骂吴宓：“顽抗不写《交待罪行材料》，自言未尝公开反党，尤为混账，小心汝之狗脑壳。”

吴宓在日记中写道：“宓年七十二，再多在世二三年或七八年均无足轻重，宓个人无足忧，死亦不足惜。宓惟忧今后无人能读中国经史旧籍；惟惜《清史稿》以后，中国遂无正史，私家史料亦不得保存；惟痛中国文字之破毁，中国文化之灭亡耳。”

对批判吴晗，吴宓在日记中记下自己的认识：“阅《重庆日报》对吴晗批判汇编。实则晗之所论皆宓所欲言，特宓不涉政治，既无讽刺指责之私愤，亦乏谏辩箴之愚忠耳。”

（此为西南师院文化村老一舍，吴宓于1960年2月至1968年8月住该舍底层106室。“文革”中被数度逼迁，1971年4 月复迁入该舍317室，当时三楼多为“牛鬼蛇神”所居。）

吴宓看重人格，看重精神，看重学术与文化，他欣赏老友陈寅恪的格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的追求遭到政治运动的无情摧残。以至吴宓在运动初期的日记中写道：“宓发言一次，仍嫌自抒已见，恐遭责诋，尚不如与人雷同，无所别异之为愈也。”吴宓所写的日记被抄家抄走后，被批为“反动日记”，成为他的罪状之一。

以后吴宓被编入劳改队，他杵着藤杖，年老体衰，仍不得不参加劳动。劳动时藤杖被顽童偷走，掷入粪池，飘浮粪池面上，柄露于外，吴宓捞出洗后，多日犹有秽气。此时吴宓已骨瘦如柴，顶秃鬓霜，髭须斑白。穿一件旧汗衫，背带裤的背带已断，用两根鞋带充当背带挂在肩上。可以说斯文扫地，完全失去了知名教授的风采。

面对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吴宓身心疲惫，心怀恐惧。早在1957年吴宓就写下“我生不辰，速死为乐”的文字，表示了希望从这种思想的痛苦中解脱的想法。到“文革”中，经一系列批斗，抄家，关押，劳改，终于使吴宓心灰意冷，采取了绝食行动，以求一死。但他被强迫鼻饲，使他求死不成，反增折磨和痛苦。这使吴宓意识到，这年头，死也是没有自由的。吴宓被迫继续屈辱地活下去。

二、产生幻觉的干妈

批斗大会散会后，我在路上看见一个教师，（听说是个华侨），正戴着高帽子游校园，路遇一担粪农民，他听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农民二话没说，舀了一瓢稀粪淋了他一身。这位华侨教师只有自认倒霉。

我在行政大楼前看见几十个外地来的学生正静坐示威，他们要求西师校筹委会（领导“文革”运动的领导班子）接见他们，并进行对话。但筹委会拒不接见，所以他们就静坐斗争。我想到自己也是一个外地归来的学生，应该互相支持，所以就稀里糊涂地加入到静坐队伍中。这一坐就是几个钟头，眼看天黑下来，斗争也终于取得了胜利。

我终于从静坐中脱身出来。但我还不急于回家，我想先到各处转一转，看一下大字报。

到处都是大字报栏，各教学楼，林荫大道两旁，行政大楼前，图书馆前都布满大字报栏，贴满大字报。白炽灯，荧光灯照得如同白昼。虽然已晚上10点过了，观看大字报的人仍络绎不绝。

我在大字报栏前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是我的干妈。干妈叫涂有芸，在学校图书馆工作。涂有芸学生时代是我妈妈的同学和好友，所以从小我就认了她为干妈。干妈的夫君姓潘，是父亲的老朋友，潘伯伯是西南师院副教务长。潘伯伯在6月份就被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被红卫兵抄了家。

在荧光灯的光照下，干妈脸色铁青，我正想上前和她打个招呼，干妈却转身默默地走了。看来干妈不愿在这种场合和熟悉的人说话，宁愿装着不认识。

我望着干妈矮小瘦弱的背影，又想起干妈的种种好处来。

读中学时，每个假期我都会拿着父母的借书证到图书馆找干妈帮助借书，大包小包地背回家，然后是疯狂地地阅读，象干渴的土地吮吸雨露，那是生活中一种极大的乐趣。

干妈有一个儿子叫渝生，比我大一岁，我视为自己的兄长，经常一起玩。一次不知什么原因，我俩打了一架，事后渝生一个多月都未理我。干妈伤心地对我妈妈说：“你家老三太狠心了，把我家渝生身上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干妈虽然生气，但很快就原谅了我。我初中毕业时，干妈送给我一套《十万个为什么》，以示祝贺。并和潘伯伯带我和渝生到澄江镇吃江团，鲜美的鱼肉令我唇齿留香，大饱口福，以后还经常回味。干妈只有一个儿子，家里经济条件好常常可以“下馆子”。生活过得很潇洒。

9月5日晚上见到干妈之后，过了一年多，干妈生病住院，面孔消瘦，病容憔悴，精神恍惚，乱说胡话。我的父母去看她，一见面她就说：“江青和周总理来了，你们知道吗？我向首长作了汇报，他们对我很了解，说我吃过苦，身体吃了亏，嘱咐我多注意营养。首长讲老潘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被人殴打，要送重医住院。”干妈由于精神受剌激而产生了幻觉。中国的老百姓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清官，大人物，首长身上，而早在一百年前欧洲的老百姓在《国际歌》中就唱出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是心灵解放之声。

以后西南师范学院成了两派群众组织的武斗战场，一派群众组织被另一派打出学校。我的父母也成了难民，逃离家园，到亲戚朋友家避难。这期间几个月未发工资，全靠干妈在经济上的接济，才使我家渡过了那段艰难的时期。所以我对干妈内心充满感激。

干妈没有盼到“文革”结束的“拨乱反正”。1968年，她带着遗憾，带着幻想离开人世。干妈的去世对我震动很大，我不明白一场革命运动为什么要伤害普通老百姓。象干妈这样温和、善良，与世无争的人，却逃脱不了运动的冲击和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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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日子里2——“ 文革”记事之二

三、欣赏《燕山夜话》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外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我在外语系的大字报栏前看到有关父亲的大字报：《李峻岳是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定要把李峻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揭深揭透》，有几十张之多。父亲一向喜欢暴露思想，不忌生冷，毫无顾忌，自认胸怀坦荡，“无事不可对人言”。运动一来便成了大字报的材料。我看了看，有父亲在组织生活上暴露的活思想，有日常琐事，有教学思想上的问题，有红专关系问题，有些甚至是搬弄是非莫名其妙的东西，这些都不是上纲上线的东西。但我看到一条要命的揭发材料：有位教授曾对父亲讲“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原是电影演员兰苹”，这位教授解放前在上海认识兰苹，兰苹从上海到延安去，他还参加饯行。这位教授说：“谁知以后竟和毛主席结了婚。”父亲说：“主席一切都好，就是在这个问题上¼¼”（父亲后来回忆他没有说过这句话，是他一次向支部书记汇报有关江青的传闻，书记说了这句话，大字报把这句话扣在了父亲头上。）这是一条可以定大罪的材料，父亲立即写了申诉材料。万幸处在西师这个大环境中，水深林密，还有不少“大老虎”，“大反革命”在前面，加上父亲没有什么历史问题，所以没有被揪出来陪斗，游街，也没有划入“牛鬼蛇神”之列。

我在父亲的大字报中赫然发现了有关我的内容。大字报中揭发父亲欣赏邓拓的《燕山夜话》，连他的儿子都读《燕山夜话》，并带到附中毒害同学，以后还带到川大去毒害同学。读《燕山夜话》确有其事。1961年邓拓在《北京晚报》上开设《燕山夜话》专栏，文章短小精炼，切中时弊，妙趣横生，富有寓意。父亲喜欢掌故，爱记典故，因为喜爱，也好搜集典故，所以对《燕山夜话》很感兴趣。《燕山夜话》在报上刊出后，每满30篇左右又分集出版。每出一集，在北京读书的姐姐就购买寄回，由父亲先阅读，然后我带到附中阅读，并未借与他人。“文革”中邓拓被打为“三家村”老板，《燕山夜话》被打为“大毒草”， 5月17日晚，邓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决别书》后，于5月18日自缢身亡，成为那段非常岁月里，第一个以死抗争的殉道者。这之后父亲将《燕山夜话》缴到党支部，政治辅导员还拿给学生传阅，让大家见识“大毒草”，何来带到川大去之事。

那个时代的大字报，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东西都可以写上去，揭发者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只会被领导认为是积极参加“文革”运动的表现。

到深夜12点过，我才踏上回家的路。当我站在熟悉的家门前时，见父亲的房间里还亮着灯。我轻轻敲了敲门，隔了好一会儿，才听见开门的声音。门打开了，父亲脸色苍白，一脸惊慌的神情，母亲、弟弟紧随在父亲身后，一家人都未睡，还以为是造反派学生连夜来抄家了。及见到是我回来了，才松了一口大气。但当时父亲张煌失措的表情深深烙在我的记忆中，至今难忘。

父亲虽然提心吊胆，但始终未被抄家，这也算是不辛中之万辛。但被革命风暴吓坏了的父亲仍自己挑了一担书上交。其中有《石头记》、《芥子园画谱》、《圣经》等中外古籍，还有祖父留下的《家谱》、《我的经历》。这些书和材料都有去无回，特别是祖父的《我的经历》记述了从清朝到抗战几十年间祖父不一般的人生阅历，丢失了是太可惜了，我曾深为惋惜。

1966年9月5日在西南师院大操场被斗争的109位干部和教师在那一天一定难以入眠，包括他们的家人。正如吴宓在日记中写道：从此宓等成为“罪人”，亦即人民专政对象之“敌人”，即是牛鬼蛇神，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受红卫兵之管制，监督劳动改造，不能自由。

“文革”结束后，一位作家对“文革”作了如下总结：“一人兴奋，八亿人失眠。”真是太形象了。

“文革”后父亲又买了一本新版的《燕山夜话》（合集）。父亲去世后，我把这本书从父亲的书架上取出收藏，作为那段历史的纪念。

2009年7月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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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8-11-15 17:56:56

赴京记事

   －文革记事之三

                     李秉铎

一、奔赴北京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后，8月31日党中央决定组织全国大学生分期分批到北京串连。1966年9月14日，按照国务院的安排，四川大学全体学生和部分教职工代表到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并参加国庆游行。这一天下午两点半上火车，整列火车都是我校师生。我们“八×二六”战斗团占据了后半列火车，校筹委会和红色战斗团占据了前半列火车。在交界口互派人把守，不通往来，有如将朝鲜半岛一分为二的“三八线”。

当天晚上火车就到达了四川边界的广元。第二天火车过秦岭，绕着山腰盘旋。秦岭很美丽，有苍翠的松柏，银白色的瀑布从山崖上挂下来。我们不少人都是第一次出省，一路上兴致勃勃，充满了幻想。第一次见到崇山峻岭的成都同学更是兴奋不已。火车在陕西省的大地上奔驰着，车窗外是一片黄土，和川西平原碧绿的原野、肥沃的黑土地相比较，感到四川确实富饶，不愧是天府之国。晚上火车到达黄河边上的三门峡市。

这时红色战斗团要来查车，说我们多带了中文系教师朱先贵和卫生科护士陆建华，他们未被校筹委会选为赴京代表，但他们造了反，跟着我们上了火车。我们支持这两位教职工的革命行动，不让查车人员进入我们的领地，使查车行动未能得逞。那时的两派群众组织就是这样，总要寻找一些事端来闹一下，斗一下，以此显示各自的组织更正确、更革命、更强大。

第三天火车进入河北。河北是我的老家，对于我来说，感到特别亲切。“燕赵多悲歌壮士”，这里的人民曾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民风豪爽热情。见到我们的火车驶过，在地里劳动的农民纷纷放下手里的工具，向我们招手致意。这是在四川见不到的现象，我们都马上爱上了这些勤劳真诚的人民。

下午六点到达永定门火车站，我们日夜盼望的北京就在眼前了。下了车，红色战斗团的人又来揪朱先贵和陆建华两位教职工，要把他们送回四川，但遭到值勤的首都红卫兵的制止。

在永定门车站一直等了三个多钟头，又累又饿。最后终于有汽车来接我们了。汽车奔驰着，拐过一个弯，我们眼前突然一亮：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一下子出现在眼前。我们都有些不相信，因为在我们的想象中，天安门，纪念牌还应该高大得多。我们请求司机把车开慢一点，让我们能够多看一会儿天安门。

当晚我们住宿在离天安门不远的齐家园，那儿有刚建好的宿舍大楼，我们成了第一批住户。我们都睡地铺，被盖是我们自带的。舒舒服服睡了一觉，早上起来，我们沿长安大街到天安门广场。我们兴奋地走过金水桥，走过毛主席走过的地方。天安门里面是午门，就是以前皇帝杀人，推出午门斩首的地方。随后我们又参观了军事博物馆。我们对首都的一切都感到新奇。

赴京记事----“文革”记事之三（1）

      （我班部分同学在天安门前）

我的姐姐是北京航空学院五年级学生，她找到齐家园，认出我的被盖而找到我住的房间。中午我一回来见到姐姐正在房间，大为惊喜。姐姐带我到北海玩，北海和中南海之间仅隔一座桥。站在白塔山上，姐姐把中南海指给我看。我于是看到了中南海的湖水，绿树丛，房屋，亭子……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一直到晚上，姐姐才乘车回去。

随后几天我和同学到几所大学去看大字报。在清华大学我买到了毛选第一卷，在北京钢铁学院参加了西南地区部分革命师生誓师大会，在北京航空学院参观了革命造反展览（主要展出的是红卫兵抄家抄出来的东西）。我到文联和作家协会去看了一次大字报。我看到许多我喜欢的作家都被揪出来了，如周立波、艾芜、杨朔、刘白羽、郭小川、贺敬之……，可谓触目惊心。我都有点搞昏了头脑，不知以前读过的文学作品究竟有多少是毒草，我们从小就在这长满了毒草，黑烟氤氲的森林里长大，令人感到可怕。

我们还到崇文区访问全国劳动模范环卫工人时传祥。时传祥很忙，不能亲自接见我们。不过，工人师傅们很热情，走出老远来迎接我们，并由一位老工人给我们上了一堂阶级斗争教育课。临走还送我们每人一本时传祥写的《培养接班人》的书。这是工人阶级写的书，定是可以放心阅读的红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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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京记事----“文革”记事之三（2）

二、参加国庆游行

国庆要到了，从9月26日开始，解放军就来帮我们编队训练，交待国庆游行的有关事项。

这是1966年国庆17周年的游行。有全国各地150万学生参加，是8月18日之后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游行队伍中第一个方阵是解放军仪仗队。第二个方阵是“红卫兵仪仗队”。几百个1.8米高的北京各校红卫兵，手擎鲜艳的红旗，肩扛大幅标语牌，标语之一是：“中国红卫兵万岁！”。那时谁也没有想到，红卫兵运动仅仅红火了两年多的时间，就烟消云散，风吹雨打去。现在作为一段历史它仅保存在“文革”纪实史的书籍中和文艺作品中，供人们追忆、批判、思考。

赴京记事----“文革”记事之三（2）

我们一排排手挽手行进，我的位置偏里面，靠天安门较近。要通过天安门了，维持秩序的标兵告诉我们：“毛主席今天穿的是灰衣服。”啊，那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吗？站在天安门正中，拿着红色的语录本向我们招手。等我们走到天安门前一看，拿语录的是敬爱的周总理，正挥动着语录本叫我们快点走。我们想到一辈子就只有这一次机会见到毛主席了，就不顾一切地喊起来：“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这是事先发的口号单上没有的口号。）我们这群胆大包天的造反派，居然把造反精神带到了天安门广场。我们拥挤在天安门前不走，队伍也乱了，和前面一个方阵拉开了距离，出现了空挡。周总理见状急忙走了进去，不一会儿，毛主席出来了，他向我们挥手，向我们微笑。我们喊啊，跳啊，“毛主席万岁！”的呼声震天动地。我们见到了毛主席，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那时我们都没有手表，但有一位同学事前花几元钱买了一只旧闹钟，揣在身上。他拿出闹钟，大声喊：“11点25分，我们见到了毛主席！”这时我的一只鞋子后跟被踩掉了，幸好我穿的是高筒球鞋，鞋的大部分还套在脚上，我奋力蹲下，用最快的速度把鞋拉上。怪不得事先就听说，每次游行后，满街都是踩掉的鞋子。

我们的游行和今天的游行相比，可能显得杂乱无章，很不正规。但我们的游行有自己的个性，我们的欢呼也是发自肺腑的真诚呼喊。刚刚20岁的我们，单纯得像一张白纸，崇拜领袖，追求理想，一往无前。

晚上，我们在工人体育场观看了精彩的足球赛和五彩缤纷的国庆礼花。

三、十月六日大会

10月6日全校师生离京返回四川。我们有几十个同学决定继续留在北京，进一步学习各高校运动的经验。

下午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有10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人参加了大会。江青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说：“我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向你们问好！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同志向你们问好，向你们致崇高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敬礼！我们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捍卫和执行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江青的嗓子不好，声音嘶哑，有点歇斯底里，听起来不大舒服。但这代表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明确支持了红卫兵的造反行动，并高度赞扬为“大无畏的革命英雄行为”，因而引起了全场雷鸣般的欢呼声和掌声。（10年后，“四人帮”覆灭，江青在法庭辩论时曾说：“你们审判我就会使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和红小兵抬不起头来。”其实广大学生早就认清江青在“文革”中惯于颠倒黑白，制造混乱的伎俩，对她的所作所为产生了强烈反感。记得1967年我和姐姐及姐姐的一位同学在家中大谈江青的种种传闻和坏话，发泄对江青的不满。父亲不无担忧地对我们说：“这一屋子里的人都成反革命份子了。”所以位居高层的人，常常不了解老百姓的真实思想。老百姓的不满怎敢在他们及其耳目面前暴露呢？）

随后张春桥宣布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知》：要销毁整群众的黑材料，解放运动中被打成三、四类的革命同志，取消了在工作组撤出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这个通知对全国县以上中学校都适用。这就为以后的“踢开党委闹革命”提供了文件依据。这之后红卫兵串联的声势大振，无政府主义思潮大肆泛滥，红卫兵运动的内容不再仅仅是破“四旧”，立“四新”，而是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在各地揪斗不支持红卫兵“造反”的各级领导干部。

   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航“红旗”的代表，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代表在会上发了言。

我们的“头头”游寿兴递了一张条子上去，说学校筹委会卡我们，不让我们继续留在北京，我们要求到各高等院校去学习革命经验。周总理在会上念了条子，并作了答复：让国务院秘书周荣鑫解决四川大学学生的住宿和生活问题。我们一下子都站了起来，高呼口号，尽情欢呼。

会后，我和同班的留京同学刘武林、邱万惠激动地给班上返校的同学写了信，报道了大会的情况。我们没有想到，从此之后天下大乱，武斗连绵，全国陷入混乱，难以收拾。

赴京记事----“文革”记事之三（2）

               （图中右二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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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驻京联络站

第二天，周荣鑫派来几辆客车，将我们分送几所高校：清华、北师大、北京地质学院。我们物理系的留京同学都住在北师大。我们这一批人就算是“八二六”战斗团的第一个驻京联络站，总部设在北京地质学院。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参加各种大会，访问各校群众组织，到各高校抄大字报。每天晚上，大家一起凑情况，把北京的形势、所见所闻编成简报，和抄好的大字报一起寄回学校。

我们住北师大，就访问了师大筹委会、物理系及师大井岗山。两派群众组织都去了解，并参加他们的辩论会，以求全面了解情况。

我们抄的大字报很多，有中央首长讲话、形势评论。有关刘少奇、王光美的大字报也逐渐多起来，北师大有一篇大字报《谁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矛头直指刘少奇。

我惊奇地看到，北京的学生那些分析形势的大字报写得非常好，象《人民日报》的社论一样。那时北京有一句新名词叫“提高路线觉悟”，以前从未想过我们参加的这场运动是什么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干起来有很大的盲目性。《红旗》十三期社论提出了目前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殊死斗争。原来我对全国各地都分化成两派，进行激烈斗争感到十分奇怪，不可理解，现在眼前豁然一亮，原来存在一条从中央到地方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感到自己分析问题的能力太差，还需要加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

在北京整整住了一个月。我穿一身旧衣裤到的北京，衣服背上已开了一个几寸长的口，裤子也磨破了，有点混不下去了。正好联络站决定送一批人回到学校去参加斗争，我立即报名回校。我去和姐姐告别，姐姐看到我衣服已烂得不象样子了，说她有几尺布票，是准备做军装的，给我买件衣服算了。我没有要衣服，因为衣服烂了还可以将就，裤子磨破了就太狼狈了。姐姐在北航商店给我买了裤子，糖果，干粮，还给我一袋花生米（后来我才知道，这袋花生米是未来的姐夫送的）。姐姐一直把我送上汽车。

晚上七点到火车站，我在车站给父母写了一封长信。我给他们讲述北京各高校的斗争情况：“一切权力归左派”，抢广播，抢宣传器材，北京地质学院食堂工人罢工，学生接管食堂，自己做饭，对工人进行重新登记……父亲一定会大吃一惊的，他想不到北京的学生会这样胡闹。

第二天凌晨2点半，火车驶离北京，再见了，美丽的北京车站！再见了，伟大的首都！我在这里增长的见识和提高的“路线觉悟”，后来才发现有大问题，是一套“左”得可爱的所谓革命理论。自以为肩负着保证党不变质，国不变色的历史责任，我回到成都后就疯狂地投入“文革”运动。我们夺取学校党、政、财、文大权，并杀向社会，发起批判《四川日报》资产阶级立场的斗争，并封闭了《四川日报》。我们在市中心的“皇城”，在李井泉开会的大楼里建立了“解放大西南”广播台。随后迎来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武斗狂潮。

几十年过去了，有必要用写作不断打捞自己的记忆，并对经历过的往事进行分析反思。当年毛主席从8月18日首次接见红卫兵，到11月26日先后8次接见1300万红卫兵。今天看来，至少起了两个作用，一是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神化不断推向新的高峰，二是肯定了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联，使全国的运动连成一片，突破了各省市领导对“文革”或多或少的不理解和抵制。作为毛主席请到北京的“客人”，我们把能看见毛主席一眼作为一生最大的幸福。当时的热烈场面至今仍留下难忘的印象，并在心中不断激起反思的波浪。

当年我们所表现出的对毛主席狂热的个人崇拜，对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盲目、愚昧的服从，也反映出那个时代青年学生的弱点及思想教育的失误。我们在中学、大学受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有极强的政治动员的特点，这种教育把青年培养成党的驯服工具：平时做一颗螺丝钉，政治运动来临时“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我们那一代青年思想中积极的因素，如较强的社会责任感，政治热情，助人为乐，英雄主义气概等等，无不服从于政治斗争的目标。因而在全体青年政治激情被高度动员起来的情况下，领袖的一声号召，就可以引来千军万马去冲锋陷阵，赴汤蹈火。

  一位英国学者说：“不理解文革就无法理解改革。”红卫兵运动过去四十多年了，它曾横扫中华大地，裹挟了我们那一代青少年，带着我们的狂热追求和痛苦反思，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迹。至今它仍时时搅动我们那一代人的心绪，也为当代青年留下诸多思索和启示。

赴京记事----“文革”记事之三（3）


                     （右一为作者）

         2010年2月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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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8-11-15 18:05:37

长  征  行

               ——“文革”记事之四

                                                      敖艾莉

有人说：“人的一生只有百分之五是精彩的，也只有百分之五是痛苦的，另外百分之九十是平淡的。”追溯往事，四十二年前的徒步“长征”行，追寻红军的足迹，在坎坷的道路中磨练人生。在那个动荡的时代的那段奇特的经历，应该属于那百分之五的人生精彩部分，值得回忆并记录下来。

“文革”初期， 1966年8月25日大连海运学院的十五名学生举着“大连——北京长征红卫队”的红旗，徒步到北京串联，历经近一个月的艰辛，行程二千余里，终于到达了北京，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接着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社论，赞扬“大串联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联，这又是一个有意义的创举”。“希望各地的革命学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做”。

在这一号召的鼓动下，一支支命名为“长征队”的红卫兵串联队伍在中国大地上应运而生。我也积极地参加了班上的《红岩》长征队，我们一共七人，四个男生（梁应源、夏文富、龙华民、朱林旺），三个女生（吴银珍、张明莲和我）。大家推选根正苗红的梁应源担任队长。我们决心要学习、继承和发扬红军的光荣革命传统，行万里路，在工农群众中，在祖国的大好河山中去经风雨，见世面！

经多次讨论，我们决定目的地为革命摇篮井岗山。为此，我们作了认真准备：收集了毛主席语录40本，语录卡片200张，关于“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手册50本，革命歌曲集300份。（后来在路途中根据宣传工作的需要又补充语录卡片1300张，歌曲集700本，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400份。）我们制作了一面队旗，每个同学准备了背包、红袖套、黄色军用包、斗笠等简单的行李，家住成都的龙华民同学还带了一只小闹钟。

1966年11月4日，我们踏上了长征的征途。

一、  征途的第一天

长征行1——“文革”记事之四

（踏上征途）

早上6点50分我们全队同学在理科大楼毛主席塑像前集中，队长高举着一面写有“四川大学红岩远征队”的大旗，同学们整装待发，齐声背诵毛主席的诗词《七律长征》后，从学校出发。这时学校的运动正在深入，造反派同学正在抢广播室、资料室、电话总机。我们离开了学校，走向社会，走向更广阔的“斗、批、改”的战场，也暂时摆脱了令人越来越搞不懂的校内两派的斗争。

上午我们基本以每小时10里的速度前进。大家劲头十足，步履轻松。沿途也遇到和我们一样举着红旗，揹着背包的来自全国各地的长征小分队。见面时大家互致问候，互相鼓励，并询问长征的目的地。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还唱唱革命歌曲。中午11点15分到达成都市郊的龙泉驿，行程40里。

下午进入丘陵地带，我们走了一段山路，走起来就比上午累些了，胖子吴银珍同学的脚已磨起了泡，有点走不动了，但仍很乐观。想到这只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更艰难的路程还在后头，所以咬牙坚持，没有掉队。下午4点多钟已走了72里路，我们准备找个地方住下来，同时搞点宣传工作。

看到路边有工人宿舍，且挂有“成都养路段鸦雀口道班”的牌子，我们上前联系。十几位工人师傅们正在一间大寝室里政治学习，他们热情接待了我们，把凳子让我们坐，他们则坐到床上，并要我们教唱革命歌曲。我们几个都没有文艺细胞，从未教过唱歌。但是想到要宣传毛泽东思想，龙华民同学就拿出笛子来伴奏，我们几个女生就硬着头皮大胆地教唱了两首歌曲：《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和《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工人师傅们情绪高涨，兴高采烈，歌声嘹亮，显示出工人阶级有力量。队长梁应源又给他们念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我们看工人们住得很挤，决定继续向前走去找住处。工人师傅们把我们送出很远，并唱才学会的歌《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欢送我们。

沿途我们张贴了一些标语。下午5点半，到达红旗公社红星大队，并住了下来。晚上8点钟，我们参加了社员大会，大家一起唱歌，学习毛主席语录，我们送给社员们主席语录，语录卡片，主席画像，十六条手册，歌本。“贫协（“贫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委员介绍了本队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及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我们则介绍了“文革”的形势及我们步行长征的目的和意义。会议开得热烈、融洽。

这一天虽然有点累，但宣传了毛泽东思想，既接触了工人，又接触了贫下中农，感到迈出了与工农相接合的第一步。因而感到很充实，也很新鲜。以前在学校，由于不是红五类出生，也不敢奢望加入红卫兵。现在一出校门，工人、农民都一视同仁地称我们为红卫兵，感到又获得了自遵和自信。象冲出禁锢的小鸟，有一种放飞的感觉。

全天行程74里。

二、  虔诚的信仰

在长征途中，我们感受最深的是那个时代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大传播和大普及，人民群众对毛泽东思想的崇拜达到了宗教般的虔诚和神圣。

长征行1——“文革”记事之四

（深山学毛著）

11月5 日，我们在四川简阳平泉公社，遇到几个小朋友，见我们没有带毛主席语录板，就拦住道路，不让我们过。后来我们给他们讲，我们有语录本，以后一定带语录板。并且一人背了一段语录后才让我们过去。以后我们还多次遇到农民要我们每人背一段主席语录才许通过的情况。背完了，他们就说：“背得好，祝你们一路平安。”那个时代，即使不识字的农民，甚至盲人，都会背诵若干条主席语录。

11月7日在乐至县香泉公社，我们遇见一个老农，我们送给他一本毛主席语录。他得到这一“革命的圣经”——红宝书，激动得双手都发抖了，连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们是毛主席教育的好红卫兵。”

11月12日在潼南县一个偏僻的山区，社员们和我们交流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婆说：“毛主席就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他比太阳还要红亮，太阳象我们这样的山沟还照不到，可是毛主席的思想阳光照亮了山沟的每一个地方。”

以后随着“文革”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到全国人民跳“忠”字舞，家家门上贴“忠”字，到商店买东西要先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的极端情况。历史已经证明，“文革”中狂热的个人崇拜和极“左”思潮的发展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危害。但在当时，大家决不是演戏，绝大多数人（包括我们自己）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都是真诚的，相信学了毛主席的著作可以改造世界观，可以防修反修，可以使中国富强。这正从一个角度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貌。

            三、回到重庆

11月13日下午我们到达铜梁县，在县委接待站受到热情的接待。他们从各方面关心我们，给于我们很大方便。我们参观了邱少云烈士纪念舘受到很大教育，在留言簿上留下了革命的豪言壮语：“继承革命烈士遗志，做毛泽东思想的忠实执行者、捍卫者和宣传者，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14日离开铜梁，临走时我们写了一封感谢信给县委机关的同志们，和他们告别，他们一直把我们送到大路上。途中追上了我校老师组织的一支也打着“红岩长征队”旗号的远征队，大家一阵欢呼，好象见了亲兄弟。下午6点45分到达壁山县，住县委接待站。在接待站吃饭可以不交钱，虽只有素菜或咸菜，但饭可以吃饱。

这天行程80里。

15日从壁山出发，翻越两座大山，进入巴县青木关。下午到达歌乐山，看到滿山的苍松翠柏，猎猎松涛，清风佛面，又回到重庆了，感到空气都格外清新。下山时经过“白公舘”、“渣子洞”、“烈士墓”，多数同学都是第一次到重庆，非常兴奋，终于看到了小说《红岩》中的“白公舘”、“渣子洞”，又受到了一次革命传统教育。当得知江姐的儿子彭云是我的中学同学时，更是惊奇，还怪我为什么不早说，好象能和彭云的同学一起参观“中美合作所”都是一件很荣幸的事。

当晚住沙坪坝光明中学的教室，由课桌拼成床，舖上草垫，盖的被子是我们自己带的。

在重庆休整了5天。

我利用这休整的时间回到学田湾人民路的家中。虽然离开家只有几个月，但这几个月发生了那么多的事：停课搞运动、大字报、大辩论，学校分成两派，到北京参加国庆游行，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些事都想和父母摆谈一下，畅叙一番。

父母见我回来，非常高兴，及至知道我是揹着背包、斗笠从成都步行700多里路回到重庆时，更是惊讶。他们没有想到从小体弱多病的女儿还有这样的能耐，还能吃这种苦。当时父亲正受到运动的冲击，被划入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之列，揭发、批判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父亲经常要写检查、认识之类的文字。家庭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因此父母见到我回来感到特别的欣慰。

在家中休整了几天，舒舒服服洗了一个澡，洗去一路征尘，穿了十几天的衣服也换洗一新。妈妈到冠生园买了两斤炒面让我带上，爸爸也翻出以前买的旧照相机给我。这样从重庆出发后，我们不仅有计时的钟，还有留下长征英姿的相机了。可惜这部135相机太旧，加上天气不好，照相技术欠缺，所以照出的相片不够清晰。不过还是得到了十几张纪录历史的影象，使我今天写这篇文章时能够选出几张装点一下门面，弥补文字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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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让一个同伴掉队

过了重庆，思想问题暴发出来，女同学中年龄最小、身材瘦小的张明莲同学早上不起床，说不准备向前走了，跟大家一起走不自由，要一个人单独去串联。大家苦口婆心地给她做工作，给她读毛主席著作，终于把她说动，但思想问题并没有解决。

经过南川县后，沿乌江向武隆县前进。这一带的乌江两岸绝壁耸立，翠色入云，江中急流险滩，汹涌澎湃，山高水急，一片苍茫。正是：敢问路在何方？路在天涯。我们走的是一条沿江边的小路，走起来很困难。小张的脚磨破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还流了鼻血，她一直落在队伍的最后面。我们在路边的岩石上写了不少大幅标语：“老三篇永远是我             长征行2——“文革”记事之四

（乌江畔小息）

们的座右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一路上我们在前面不停地唱语录歌，鼓励小张跟上队伍。龙华明见小张落得太远，又返回去接她。

长征行2——“文革”记事之四

（在大岩石上写标语）

下午4点钟，我们到达武隆县水电学校，全校150多名学生挥舞旗帜、手巾，敲锣打鼓地欢迎我们，要我们到他们学校去串联。我们想到时间不早了，后面的路更难走，特别是小张脚痛，到水电校住一晚，互相交流一下也挺好的，但任性的小张认为大家嫌她拖了后腿，所以一个人悄悄继续往前冲，等我们发现时，她一个人已经过了河。我们匆忙吃了饭，立即去追赶。水电校的同学们一定要派一个同学给我们带路，我们再三拒绝也没有用，只有同意了。

过了河已6点钟了，天也黑了下来。船工在船上喊：“长征的红卫兵，不要前进了。前面的路很危险！”但想到小张一个人在前面更危险，我们一定要追上她，让她回到集体中来。让她感到集体的温暧。

长征行2——“文革”记事之四

（穿越天险）

天完全黑下来，走这样的夜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第一次。这段路是一段小天险，一边是险峻的山崖，一边是滔滔的江水，听得见江水急促奔流的哗哗声。我拿着手电筒，一晃一晃的照着小路，只感觉光线越来越暗淡，路越来越看不清楚，越走越吃力。行进中不断有人跌跤，我也滑了好几跤，紧张得背上都浸出了汗。同学们只好互相搀扶着往前走，队长梁应源一直走在我身边保护我，我们一边走一边喊小张的名字。由于心情廹切，不知不觉30里山路就走完了。

远远望见了武隆县城的灯光，这时前面路上也出现了手电的亮光。只听见有人问：“你们是川大的红卫兵吗？”原来是武隆县接待站的同志来接我们了。一起来的还有唐山铁道学院长征队的三位同志。我们很感动，感到祖国到处都有家的感觉，到处都能感到春天般的温暖。他们告诉我们，小张已经安全到达了，大家这才放下心来。这时已是7点50分了，这一天我们走了90里路。

武隆县有山有水，县城的一些街道和房屋就建在巨石嶙嶙的山峰下，看上去既有气势又蕴含危机。当时风景名胜仙女山还未开发，著名的芙蓉洞也还养在深山人未识。我们在武隆休整了一天半，主要为了解决队里的团结问题。接待站的张站长。当年是一位老八路。他专门给我们讲了当年在敌后行军打仗的革命故事，特别强调要加强团结，学会走路。我们多次一起共同学习，大家都从自已检查起，认为对小张关心不够，理解不够，今后在多交换思想，多沟通。促膝谈心，心连心。大家的热情关怀终于感动了小张。她表示今后一定不再任性地单独行动，要跟大家一起在长征路上走下去。

五、最艰难的一天

12月9日早上8点10分，我们从彭水县的廟溪镇出发前往苍岑镇。只见莽莽群山，连绵起伏，山连着山，山外有山。我们在山的怀抱中前进，在山的海洋中飘游。这种情景不由让人想起毛主席诗词《十六字令》：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长征行2——“文革”记事之四

（沿乌江行进）

上午我们翻了两座大山，爬上第一座山都用去一个多钟头。大家又累又渴，有的同学小声地反复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有的同学嘴都干出血了，但都不轻易喝一口水，而把水留给后面的同学。大家互相鼓励迈步前进。

下山时遇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正在背柴。夏文富同学主动上去帮她背，柴很重，他站起来时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但他仍坚持把柴背到老太婆家里。队长身体不舒服，仍争着背了两个背包。大家想到的是怎样从这些小事上培养自已“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下午2点45分到达苍岑。在接待站我们看到中央关于串联的补充通知，通知要求12月20日前结束全国性的串联活动，参加串联的学生要回校参加本校的运动。我们商量了一下：井岗山是去不成了，离我们最近的革命圣地是遵义，我们可以进入贵州，经沿河、德江、凤岡、湄潭，在20日前赶到遵义，再从遵义乘火车回成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今天要赶到酉阳。

3点20分从苍岑出发。出发前念了一段主席语录：“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时间内不休息连续打几仗）的作风。”

长征行2——“文革”记事之四

（走在大山的深处）

一上路就是翻山，翻了一座山天已黑了。休息了一会儿，爬第二座山时，天逐渐黑尽了。山得一步步地爬上去，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啊！但没有一个同学叫苦。爬了一个多钟头，快到山顶了，大家决定休息一下。这时满山松涛呼号，寒风啸啸。大家找到一块空地，烧起我们长征的第一次篝火，熊熊火焰照亮了夜空，逼退了寒气，给我们带来温暖，带来活力。这时已是深夜1点钟了，肚子开始“抗议”，不时发出“咕咕”的叫声。我想起从重庆带的两斤炒面，一直没有舍得吃，忙把炒面拿出来，香喷喷的炒面使同学们垂涎欲滴，大家你一瓢我一瓢风卷残云般地扫荡一空。小张甚至被炒面呛出了眼泪，引起一阵欢乐的笑声，大家都感到这是长征以来最好吃的美餐。

下山也很不容易，天太黑。一不小心就摔一跤。有时甚至是连滚带爬地梭下山去。到山脚已经2点钟了。

上公路后，大家都很疲倦。我一边走一边就睡起觉来，不知不觉就落后了一大节，猛然惊醒又赶紧追上去，其他同学的状况也和我差不多。

凌晨4点20分终于到达酉阳。在县城昏暗的路灯下，我们找了好一阵也找不到接待站。我们只好找到县委门口，叫门没有人答应。极度疲倦的我们就在县委门口靠着背包互相依偎着睡着了。

早上6点钟醒来，卷成一团的我们冷得浑身打抖，衣服、头发是都结满了霜。有两个当地的红卫兵来把我们带到了接待站。工作人员见我们被冻了，立即烧火给我们烤，并安排我们休息。

这一天一夜我们创造了这次长征行军里程的最高纪录：160里。这是我们走得最艰难的一天，也是磨练我们的意志的一天。所以这一天也是我们感到自豪和骄傲的一天。

六、  毛主席给我们请来的客人

在长征沿途，人们把我们看成“毛主席给我们请来的客人”热情接待。离开时，社员们热情欢送。有的公社还专门组织当地小学的教师和学生欢送我们，帮我们揹背包，送出几里路远。弄得我们都有点“受宠若惊”，感到不好意思了。

12月12日，我们走到沿河县官舟区的一个生产队，见社员们正在修路，我们就去帮着挑土，抬石头。晚上就住在社员家，这个生产队很穷，我住那家大嫂把仅有的一点米煮给我们几个女生吃，而她们一家就吃罗卜、红苕。这使我们感到非常过意不去，也体会到农民待客的真诚。走时我们悄悄给这家留下了一点粮票和钱。走出很远，那位大嫂布满皱纹的脸，她那家徒四壁的家仍萦绕在我的脑海中，那种既温馨又苦涩的印象深深烙在我心里。

进入贵州后，过了沿河县，我们向德江县进发。天气很冷，手伸出来一会儿就冻红了。偏偏天又下小雨，我们戴着斗笠行走到一半路程，衣服就被雨淋湿了，鞋上沾满了稀泥，越走越重，路也越来越滑，走起路来象在扭秧歌，大家走得都很艰难。这时开来一辆公共汽车，停下来要我们上车。车上的同志们说：“长征红卫兵上车吧，你们的衣服已淋湿了，脚也走痛了，雨又大，到德江县城还远着呢！”但我们想到长征是为了锻炼自己，要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谢绝了他们的一片好意，连脚痛的小张也在后面喊：“谢谢你们！我们不坐车，你们开走吧！”

路上遇到几个年青人，他们拉着我们一定要帮我们揹背包。离县城还有几里路，已有一支约100人的队伍，等着迎接我们。他们敲锣打鼓，拿着旗子、主席像和语录，唱着语录歌：“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一直把我们送到接待站。这一天，我们一路上都尽遇到热情善良的人们。

12月16日，到达湄潭县梭米孔镇，这里盛产茶叶，满山遍野都是茶树。晚上我们往在当地的小学，学校校长买了桔子给我们吃，我们只有收下，但我们是长征队，是走老红军的道路，必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以第二天出发时我们给他留下五角钱和一封感谢信。

“文革”后，由于工作关系，我重新经过当年步行长征经过的沿河、凤岗、湄潭等县，发现虽然经历了“文革”的污泥浊水的涤荡，这些地方的群众仍保持着当年淳朴的民风。越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方，民风越淳朴，这可能是一条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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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束语

在前往遵义的路上，我们遇见不少各地学校的长征队，大家都兴奋地互相招呼：“向战友们学习！向战友们致敬！”

长征行3——“文革”记事之四

   （回望长征路）

12月18日9点20分我们到达遵义，当时的遵义非常破旧，有的街道两旁当街的房屋都是木板房。这些木板房都凃上了红油漆，写上毛主席语录或革命口号。胡同小巷的建筑物的墙壁上也刷上了以红色为主的大标语。红色“同化”了一切，统帅了一切。这就是当时全国流行的“红海洋”。

我们住在遵义四中。下午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还到红军山瞻仰了红军墓。在等待回成都的火车票期间，我们开了一个象模象样的长征总结会，也算是我们小小的“遵义会议”。

我做了一个统计：这次徒步长征，行程2454里，经过四川、贵州的15县2个市，时间45天，其中走路33天，途中休整10天，参加劳动2天。平均每天走74里，走得最少的一天30里，走得最多的是一天160里。

            长征行3——“文革”记事之四

（长征路线图）

在几十天的征途中，我们离开了城市的喧嚣和烦恼，进入了宁静淳朴的乡村，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爱，和谐相处。我们看到农村的贫穷落后，感受到人们朴素的善良品质。祖国壮丽的山河，山乡清新的空气使我们陶醉，使我们忘记了征途的艰苦和劳累。45天的长征只是“文革”运动中的一个小插曲，在这个插曲中没有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和激烈的派性斗争。因此回忆起来能令人感到一丝亲切。

我们的长征之行，在当时各种形式的大串联中算是最传统、最革命的一类。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显得很天真，很幼稚，甚至有点可笑。但今天是由昨天演变而来的，从现在旅游的“驴友”中仍可依稀见到当年徒步长征的影子，也可以说当年长征的我们是现代“驴友”的先驱者。

长征行3——“文革”记事之四

（写《行军纪要》）

在长征之行中，我担任记录员工作，每天作《行军纪要》，也就比别人多了一件事。我忠于职守，无论多累多晚，都要在昏暗的电灯光下，煤油灯下，甚至手电筒光下记录当天行军过程、里程、以及感想。至今，这本《行军纪要》仍保存在我的手上，已成了珍贵的历史文物了。当年《红岩》长征队的队旗也被我珍藏多年，可惜由于文物收藏意识不强，这面红绸旗子被我裁来给两个女儿做成

      长征行3——“文革”记事之四

                     (文物——长征《行军纪要》)

红领巾了。现在想起来还深感遗憾。

2008年11月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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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8-11-15 18:30:20

封闭《四川日报》

－－文革记事之五

                                 李秉铎

一、             九轰《四川日报》

几个胆大妄为的学生将堂堂的省委党报封闭, 这事件若发生在今天, 一定令人难以想象, 匪夷所思, 但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却出现了这一幕情景, 可见在那个混乱的年代, 人们是多么疯狂, 一切行动都脱离了常规。当年作为四川大学的学生, 我参加了这一疯狂的行动: 封闭《四川日报》。

      封闭《四川日报》----文革记事之五（1）
1966年10月底我退出四川大学东方红8﹒26战斗团, 加入井冈山野战军川大纵队(简称井野), 是井野最初的成员之一。井野开始只有几十个人, 由运动初期颇有名气的化学系《赤卫》、《风雷》、《十人》，外语系的《红心》战斗组为核心组成。这几个战斗组都是最早站出来批判川大校党委, 造省市委工作组反的老造反派。因而井野可看为是8.26中分出的一支精锐的突击队、敢死队。取名〝野战军〞, 就是要冲出学校, 杀向社会, 进行天翻地覆的野战。

封闭《四川日报》----文革记事之五（1）
      （这是当年我的胸牌，背面有我的姓名、年龄及编号。）
封闭《四川日报》----文革记事之五（1）

我们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炮轰《四川日报》。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陆续贴出八篇炮轰《四川日报》的大字报。篇目如下: 〝炮轰《四川日报》－－揭《四川日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铁证〞, 〝这是什么问题？－－二轰《四川日报》〞, 〝车马要打倒, 主帅保不了－－三轰《四川日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猛烈开火－－四轰《四川日报》〞，〝《燕山夜话》的翻版－－《中国古代寓言》(五轰《四川日报》)〞，〝评《四川日报》十月一社论－－六轰《四川日报》〞，〝《四川日报》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七轰《四川日报》〞，〝评《四川日报》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八轰《四川日报》〞。这些文章都由高年级的秀才们所写, 作为一年级的学生我只能帮助搞油印, 张贴大字报, 到后来发生武斗则充当冲锋陷阵的先锋。为了仿照中共中央的〝九评苏共修正主义〞的著名文章, 在12月15日又写出〝李家王朝的西南黑报－－九轰《四川日报》〞, 凑成九篇炮轰文章。

封闭《四川日报》----文革记事之五（1）

文章中点了省委宣传部长杜心源的名, 点了《四川日报》付总编伍陵, 李半黎, 李超, 李淦发, 编委宛庄, 许川, 史纳, 陈岳峰的名, 把他们统统划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份子之列, 是李井泉的爪牙。并在文章中发出战斗号召：〝这样的报纸, 是人民所喜欢的报纸吗？不是！这样的报纸, 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吗？不是！这样的报纸, 能传播毛泽东思想吗？不能！这样的报纸, 不能办了！〞为以后封闭《四川日报》埋下伏笔。

11月29日, 经过斗争, 由《四川日报》社将“八轰《四川日报》铅印出来，并随报发行。这些随报发行的大字报，在成都刚一散发，即引起一场激烈斗争，省委有人下令《四川日报》编委和四川省邮电管理总局停止散发，并收回已散发的大字报。四川医学院保守组织〝斗批改〞战斗师派出数百人的队伍强行闯入报社，砸烂了铅版，撕毁了纸型，并烧毁了几万张印好的大字报。我们随即将〝三轰《四川日报》〞和〝八轰《四川日报》〞抽出印成小报，进行散发。

围绕《四川日报》的斗争成了当时成都市的一个焦点，并很快升温、激化，各派组织都卷了进来，一场大的风暴就要来临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 ... 01-7A1432D0-95C-8A0

封闭《四川日报》----文革记事之五（3）

另外也引起昔日战友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 的反对。红成认为封闭《四川日报》就是造无产阶级的反, 发表了反对封闭川报的声明。红成负责人石福全打电话给8．26的团长游寿兴说：〝你们封闭《四川日报》就是造无产阶级的反, 如果吃饱了没事干, 去挑黄泥巴耍嘛！〞8.26则认为红成右倾了, 造反派队伍也要大动荡, 大分化, 大改组。从11月13日两派组织产生矛盾, 到封闭《四川日报》的过程中彻底决裂, 到1967年元月15日8．26的红卫兵川大支队严正声明退出红卫兵成都部队。为了争夺《四川日报》这一宣传工具, 两派各自调集人马, 甚至于大打出手。于是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 我们控制了《四川日报》就出版我们的新川报(《红色电讯》), 等到红成占领了《四川日报》, 就出他们的新川报, 这样形成两派轮流坐桩的怪事。

一次红成组织大批人员冲进《四川日报》社, 打烂许多门窗, 砸毁机器。混战中汪贤裕被抓走, 他因长得高大, 嘴上又有一撮小胡子, 被认为是打人凶手, 他被捆绑毒打了几小时, 并游亍示众, 后来被打的人指认打人者不是汪贤裕, 才放了回来。几十年后和汪贤裕见面, 他已是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张当年他被游亍示众的相片, 这张珍贵的相片引起我和朱希亮的一阵拍肩大笑, 回首往事, 感慨万千。

一天我们反攻, 组织人员冲进报社, 我带了一批人冲进排字车间将红成人员赶走, 有一顽固份子死犟着不走, 我不禁大怒, 大吼一声, 拦腰抱起, 从窗口推了出去。我发现排好版的新川报, 很想把它砸烂, 但又觉得这是损坏国家财产的事, 而没有下手。后来红成大批人马反攻回来, 并出版了他们的新川报。这使我深为懊悔, 恨自已一时心慈手软, 被对方抓住了机会。

一个夜晚, 双方数以千计的人员聚集在《四川日报》社大门前相持不下, 一边的人往里冲, 一边的人往外推, 虽是寒冬仍挤出一身大汗, 人群中升腾起阵阵热气, 甚至于迷糊了眼镜片。突然有人喊：〝有人昏倒了！〞是一娇小的女生, 挤在人群中喘不过气而倒下, 于是她迅速被人们从头顶上传出来送走。我见大门冲不进去, 忙绕到报社院墙侧, 翻墙而入, 一落地才发现周围埋伏着好几个对方人员, 轰的一声围上来, 把我挤到墙上, 只见一个小子喊道：〝就是这个人昨天把我从窗户甩出来！〞于是一阵拳打脚踢, 幸好冬天穿得厚, 虽然有点痛, 还不至于受伤, 只是毫无还手机会。正在无奈之时, 只听大门那边一声呐喊响彻寒冬的夜空, 大队伍终于冲了进来, 兵败如山倒, 几个打手匆匆逃走, 比兔子还跑得快。我们又一次占据了报社。

后来我才了解到全国各地都发生了造反派占据报社的事件, 并爆发了震惊全国的青海〝二．二三惨案〞。青海省军区付司令员赵永夫指挥部队对坚守《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派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镇压, 死169人, 伤178人, 血流成河, 可谓血雨腥风。事后赵永夫被关押十年,1978年释放。赵永夫三个字将作为屠夫的代名词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幸好成都军区未出赵永夫式的人物, 否则我和许多坚守《四川日报》社的学生们的小命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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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四川日报》----文革记事之五（4）

三、《解放大西南广播台》遭遇战

《解放大西南广播台》是井野占据的一个据点。广播台建在原皇城里的楼搁上, 那儿原是西南局, 四川省委开会的会议室, 因处于市中心, 位置重要, 作用巨大, 在人民南路广场开几十万人的大会, 都要用到这一广播台。开大会时, 主席台设在高高的皇城城楼上, 皇城有枣红色的城墙, 还有三个拱形城门洞, 因而被称为〝小天安门〞。开大会时, 我们可以从广播台登上城楼的主席台, 鸟瞰广场上的芸芸众生, 人山人海, 好象自巳也成了主宰, 非常过瘾。因为广播台的重要宣传作用, 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已先后遭到产业军和红成的袭击, 抢劫。我因时常从《四川日报》社送广播稿件到广播台, 成了广播台的常客。

封闭《四川日报》----文革记事之五（4）

1967年1月的某天我送广播稿到广播台, 因天色已晚, 大家劝我留下住一夜。会议室里只有桌椅板凳和地毯, 晚上只有掀起地毯睡在地板上, 又硬又厚的地毯压在身上, 有如一块木板, 还要落一身灰土, 虽和衣而睡, 仍冷得缩成一团。到凌晨三点, 被冻醒正睡不着, 楼下突然一片喧哗, 立刻从地毯下爬出来, 往窗口一看,楼下是密密麻麻的人群，已包围了广播大楼，透过昏暗的路灯灯光，看得见是成都地质学院《解放大西南》战斗兵团的旗帜。不好，遭到袭击！心里猛一惊。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堵在楼梯上不让对方冲上楼。我们人少，仅十来个人，加上大部份是女生，当然阻挡不住。对方破门而入，一场混战之后，我们的人员一个个被拖下了楼，只剩我和另一个男生，几个人往下拉那个男生，我则抱着他向上拖。终于被他们拉下楼，只剩下我一个人，被蜂涌而上的人群裹挟某中，居然把我看成了自己人。于是无人理睬我，一窝风地去争抢我们的广播器材去了。

我居然蒙混过关。但我马上不安起来，今后怎么面对战友们，他们会把我看成胆小怕事，卖辱求荣的叛徒。想起平时常背诵的豪言壮语：〝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我勇敢起来，我不顾一切地冲上前把一个正在搬器材的人拦腰抱起摔倒在地板上。〝这里还有一个！〞周围响起一片惊呼。于是我感到无数只手从四面八方伸过来抓扯我，眼镜被甩掉，两只手被抓出了血，有人从背后跳到我身上，抓住衣领用力撕，企图把我的衣服一分为二，但我穿了一件新的卡其布衣服，非常结实，根本撕不动。我背了一个黄色军用包，里面装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等几本马列著作，书包被这群狂徒抢走。我的头受到打击，头脑一片空白，开始恍惚，只感觉从楼梯上下来，两只脚没有沾地，一路上不时受到拳头和脚头的袭击。我终于回到战友们之中，我们被围在一个角落，不准走动。我在水泥地上坐了好一会儿，才清醒过来。我发现我的学生证，身上带的十几元钱都被抢走了。一个战友勇敢地站出来抗议对方打人，立即被踢了几脚。没过多久，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的队伍赶来增援，我们得到解救。

这一次遭遇战我损失惨重, 不仅被打伤, 还损失了眼镜, 钱财及学生证。那时学校一个月伙食费是12．5元, 所以我损失了一个月的伙食费。后来父亲来信问我：差一个月的伙食费, 为什么没有向家里要钱？父亲耽心我在社会上混, 是否在经济上不清白。我忙回信解释：1966年9至10月我在北京串联, 住了一个月, 在红卫兵接待站吃饭不要钱, 节约了一个月的伙食费, 所以不差钱。这才打消了父亲的疑虑。到2月份, 由于围攻成都军区, 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我们的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到4月份重新崛起, 被抓坐牢的同学被释放平反。8．26成为抗击〝二月黑风〞的英雄, 响当当的造反派, 声望达到高峰(这一过程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记述) 。一天有人把我的学生证转交给我, 原来抢我学生证的人良心发现, 居然辗转把学生证还到我手中。(我至今仍感谢那位不打不相识的学生, 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 但在那个动乱的年代, 能做到良心不泯是难能可贵的。)抢走的钱却没有回来, 也算蚀财免灾吧！

                                             2010-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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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8-11-15 18:41:09

经历〝二月黑风〞

               －文革记事之六

                                 李秉铎

   一、前言

1967年2月17日《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 二六战斗团同志们的信》由成都军区公布后，拉开了四川省镇压反革命，打压造反派的大幕。这一镇压反革命运动延续到三月底，被称为〝二月黑风〞，〝三月逆流〞。这期间四川全省取缔造反组织1100多个，抓捕造反派头头及骨干分子8万余人，其中成都地区抓了3万多人。

这一镇反运动的导火索是造反派围攻成都军区，而作为进驻军区大院的学生代表之一，亲历了整个过程。淌过记忆的河流，仍依稀能看见当年漫天飘扬的旗帜，仍依稀能听见当年震天动地的口号声：〝砸烂8.26！镇压反革命！〞对于一个刚进入大学的完全没有政治斗争经验，只有满腔革命热情的学生来说，是一场残酷的考验，是触及灵魂的洗礼。

当年学校仃了课，专门搞政治运动，搞〝文革〞。我非常认真和积极地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投身这一神圣的政治运动，我保存了所写二十余篇大字报的草稿，也抄写下许多其他人所写的大字报。现在凭借当年的一些资料及这些大字报来回顾这场镇反运动，虽然会有许多遗漏的地方，也不全面，但这是我亲历和见证的属于我们那一代人的年代，是我们经历的真实的历史记戴。把自己知道的一些事情记述下来，把我们拥有的史料奉献出来，这是为了珍惜自已的人生，更是为了我们的后代，为了明天。事物都是作为过程而展开的，让我们回顾和观察二月镇反的过程, 并进行思考和分析, 得出正确的认识和结论。

二、进驻军区

1967年1月14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月21日毛主席下达了〝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军队开始〝支左〞活动，同时军内造反派活跃起来，〝揪军内一小撮〞的斗争也激烈起来。

2月初的一天，高斌(四川农机校应届毕业生) 、我、汪贤裕(成都四中高三学生) 、朱希亮(成都四中高二学生) 组成的〝井野尖刀纵队〞(井岗山野战军简称井野) 来到成都军区营门前声援军区红色造反纵队，空字028部队红色造反总团(简称红总) ，解放军战旗文工团红色造反团等军内造反派。营门口的卫兵不让我们进，高斌带头甩开两个卫兵冲了进去，那时解放军战士对红卫兵还有一种敬畏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敢武力阻挡。这时来了一位矮胖的高级军官把高斌挡住，两人发生抓扯，军官的手表滑落手腕，气愤地捋下手表并掷向高斌，指责高斌想抢手表，高斌将手表捡起还给军官，继续冲了进去，我们也跟着冲进军区大院。大院里还有一小院，里面有司令部等机关，是绝对不能冲击的。空字028部队红总的同志把我们接到军区大礼堂后台，那里有一排小房间，可能是演出的化妆室，我们找了一间房住了下来，其它房间还有战旗文工团、北师大、成都七中等单位和学校的人员。

我们进驻以后，就在军区食堂打饭吃，也没有人来干涉我们。平时我们常碰头开会，传递北京及外地消息，分析形势。当时传闻军内有人要搞兵变，反对毛主席。大家都认为形势很严峻，要有牺牲生命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准备。我们以〝尖刀纵队〞的名义办了一份油印小报，主要由我写稿，汪贤裕，朱希亮刻写和油印，高斌负责对外联络，这些小报后来都未保存下来。这样继续过了几天，一切相安无事，直到2月11日。

11日凌晨，在凛冽的寒风中传来一阵阵不寻常的声音，有部队整队集合的哨声，脚步声，有朗读毛主席语录的整齐划一的朗读声。我们赶到操场一看，一大队全付武装的士兵，正面对一队空字028红总队员，双方队伍整齐，每人手执红宝书，正在打语录仗。一边朗读：“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另一边就针锋相对地读：“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总之，各找一段适合自已立场的毛主席语录来驳斥对方，这是文革中一种奇特斗争形式。用毛主席语录来反驳毛主席语录。互相读了一通语录，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开始抓人，士兵们冲上去，几个人对付一个，028红总成员们一个个被五花大绑地带走了。接着清理礼堂后台，我们每个学生都被几个全付武装的士兵抓住, 一路推推搡搡地从军区营门推出, 在这个过程中, 虽然对我们很不客气, 但没有殴打我们, 只是把我们赶出军区大门就算完成任务了。

现在有些回忆文章提到“2月 11 日成都军区逮捕造反派50余人”, 其实不够确切,50余人中只抓了其中的军内造反派, 而驱除了其中的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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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委来信

8.26战斗团就2.11 大逮捕事件发表严正声明, 指出2.11事件是全省反革命大反扑的重要一环, 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信号弹, 并强烈要求：成都军区立即释放非法逮捕的革命同志, 公开平反; 立即仃止全市全省的反革命大逮捕。8.26办的小报《八. 二六炮声》发表了“批判成都军区专号”。当天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 川大8.26战斗团上街游行抗议, 游行队伍在军区南营门和东营门静坐示威, 要求当时主持军区工作的付司令员韦杰出来回答问题。韦杰拒不出来, 大家在寒风中坚持静坐六天七夜。当时寒雨纷纷, 满地泥泞, 工人造反兵团的同志送来席子, 棉被和木板, 并塔起席棚遮雨, 四川地质局的战友送来帐篷, 兵团财贸分团送来糕点、开水。一支支宣传队把文艺节目送上火线, 雪片似飞来的慰问信, 象冬天里的一把火, 温暖人心。成都军区营门外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中央文革小组派了一个摄影小组到各地拍摄文革运动情况, 在成都军区大门前见气氛热烈, 静坐群众黑压压一大片, 认为这个场面造反精神特别强, 于是拍摄下来, 带回北京汇报去了。

2月17日晚, 广播中传来《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 川大八. 二六战斗团同志们的信》, 信中肯定：“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大部分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 川大八. 二六战斗团大部分是革命师生组成的。”要求兵团, 八. 二六不要围堵、冲击军区。同时用最后通牒的口吻警告造反派组织头头：“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 一切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按：除了两个“大部分” 外, 就要抓两个“小部分” 了。后来军区驻川大调宣组某某曾杀气腾腾地说：8.26不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问题, 而是一小部分的问题, 什么是一小部分, 就是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2月18日凌晨1点12分,8.26战斗团收到成都军区转交的中央军委来信。1点30分8.26战士开始撤出。8.26的政委江海云在军区大门前发表五点声明, 指出：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命令, 立即撤离军区大门；我们是抱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信念来到军区门前的; 我们没有冲击和围堵军区, 而是要韦杰出来回答问题；如果成都军区向中央谎报情况, 后果由成都军区负责；保留要求韦杰回答问题的权利。队伍刚撤出, 即被红卫兵成都部队包围,(红卫兵成都部队由成都各大专院校支队组成, 简称“红成”,8.26战团的川大支队原也属该组织, 后产生分歧而退出。成都造反派分裂为两大派：8.26和红成。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8.26是一派的。保守组织主要是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 简称产业军。这三派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 被抓数人,数十人被打, 宣传车及一切宣传品被砸和抢, 江海云被捆走。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开始了。

                     四. 风云突变

“我不需要一军、一师、一团的人, 我只要一排人, 一挺机关枪, 就可以把兵团和8.26解决了。但是我不愿意这样做, 我只要一封公开信就行了。”这是当时流传的成都军区某某的言语。

成都军区两次出动安—2型飞机和直升飞机到川大上空,“工人造反兵团和川大8.26十大罪状” 的铅印传单如纷纷大雪飘下。“红成” 各战斗团到川大示威游行, 高呼：“打倒8.26！”冲入8.26团部，洗劫一空, 抢走教学楼及食堂喇叭, 闯入学生五舍、七舍抢劫宣传用品、物资, 并随意乱翻私人信件日记, 江海云的寝室被抄。

2月21日, 部分8.26战士到军区请罪, 工人造反兵团战士在人民南路广场下跪请罪。军区提出三条要求：﹙1﹚必须向毛主席, 向全国全省全市人民请罪；﹙2﹚必须在广大群众中消毒, 因为你们在群众中干了很多坏事, 说了许多反动话；﹙3) 立即交出你们的“黑后台” 。声称“这三点作不到, 请罪无效。”保守派组织产业军的宣传车阻挠队伍并高呼：“不准8.26假请罪, 真反扑！”

2月28日《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布告》颁布。3月5日, 成都市公安局发布“紧急通知” 指出: 工人造反兵团、8.26等少数造反派头头“打着造反派旗号, 干了一系列反革命罪恶活动” 要坚决予以取缔。

3月18日, 红成、产业军、百货公司、剧院, 各行各业十余万人到川大游行示威, 高呼:“砸烂8.26！镇压反革命！”正是: 高天滚滚寒流急, 黑云压城城欲摧。

各种谣言满天飞, 什么“川大8.26的后台比周颐大三倍”﹙ 周颐, 省委秘书长, 四川省文革小组组长﹚, 什么“8.26里通外国, 在中印边界和老挝都有联络站”, 什么“川大8.26和工人造反兵团准备在2月20日搞大暴动”, 不一而足。一时阴风怒号, 浊浪排空。

以下是几幅标语:

绞死井野！                   —川大太阳升公社

敌人不投降, 就叫他灭亡！

井野不投降, 就叫他灭亡！    —川大红旗公社

坚决砸烂川大8.26这个反革命组织！

                        —成都工院“十. 一” 战团

                              (属红成派)

左得可爱的8.26, 你们又错了！

砸烂川大8.26总部！       —重庆大学8.15战斗团

大字报摘抄:

         《负隅顽抗, 死路一条！》

困兽犹斗…“8.26” 中一小撮反坏分子, 在垂死中拼命挣扎, 拒不缴械投降。最近几天来, 他们到处狂吠。值得注意的是, 昨日之内, 全校到处贴有纪念8.26半周年的大字报, 叫喊“8.26精神万岁！”要“发扬8.26精神”, 等等。“8.26” 究竟是什么？8月26日是人民公敌蒋介石的生日, 这些反动分子以“8.26” 作为战斗团的名称, 并且一而再, 再而三地纪念“8.26” 两周月, 半周年, 疯狂地叫喊：“8.26精神万岁！”可见少数反坏分子对蒋匪帮的无限怀念, 为其招魂, 复辟反革命的狼子野心。不仅如此, 这批混蛋还恬不知耻地自称什么“铁杆8.26”“ 钢杆8.26”“ 比钢杆还硬的8.26”“ 金刚石8.26”… 气焰嚣张, 反骨毕露, 真是一群货真价实的反革命死硬派。……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军川大纵队

                        《顶逆流》2月26日

(按:1966年8月26日省文革原川大工作组长黄流在东方红大礼堂作检查, 省委书记廖志高到会讲话, 北京到蓉串联红卫兵和红卫兵川大支队认为检查和讲话是开脱罪责, 掩盖错误, 冲上主席台造了省委书记的反。后成立战斗团就取名东方红8.26战斗团。)

大字报标题:

《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急先锋》

   —论井野川纵、川大8.26必须砸烂

               四川大学《春雷》1967.2.22

抓捕反革命的行动常在夜间进行, 警车、摩托车在风高月黑夜呼啸而入, 在川大校园横冲直撞。到学生宿舍后宣布逮捕某某, 戴上手铐, 将床上的被盖挞在颈上(要自带被盖), 一出门, 外面早已挤满人群, 在上囚车前将享受夹道高呼:“打倒8.26！镇压反革命！”恐惧是一种感觉, 无论白色恐怖或红色恐怖都可以引起这种感觉, 看见别人被抓比自己被抓更容易引起恐惧。自己被抓, 心一横, 豁出去了, 也就什么都不怕了。

从成都军区回到学校, 我即烧掉从中学以来所记的日记及一些宣传资料, 传单, 并剃了一个小平头, 让别人揪斗时抓不着头发。总共不过三千人左右的川大8.26战斗团被专政机关以“现行反革命分子” 拘捕二百多人(包括在各专县被抓的人) 。甚至于在街上看见一位戴8.26胸章的人, 一位干部竟丧心病狂地喊:“抓反革命！”而我这位真正闯进军区的井野分子, 却成了漏网之鱼。我想有几个原因:1. 我不是头头; 2. 班上同学不知道我在外面做了些什么；3. 知情者未出卖我。因而我得以潜伏下来。不过我对被抓, 判刑有思想准备, 当时乐观地认为, 罪不致死, 最多判几年刑, 书是读不成了, 只能争取找个工作养活自己, 不让父母来负担。

我在川大有两位老大哥, 数学系五年级的高长川, 物理系四年级的杜晓荣, 他们的父亲和我的父亲是老朋友。他们很为我着急, 劝我赶快退出井野, 杜晓荣甚至愿意代我写一张退出声明。父亲听说我在成都顽固不化, 也很焦急。我的一位中学女同学在西南师院参加了反到底派的“8. 31纵队”,8.31也被打成反动组织, 遭到镇压, 感到困惑, 前程茫茫, 她给我来了一封信, 打听形势、前途。我写了一封回信, 鼓励她坚持斗争, 我们决不是反革命, 我们斗争的大方向没有错, 并给她传递了不少“北京来电” 之类的小道消息。这位同学受到很大鼓午, 并将信的内容传播出去, 也让父亲知道了。父亲感到问题紧迫, 忙给我拍一电报:“父胃出血, 病危速归” 。不知川大是哪一级组织扣押了电报, 我竟未收到, 让父亲万分焦急地等了两天, 不见我回家, 十分失望。为了安慰父亲及关爱我的人, 我玩了一个花招, 写了一个退出井野的声明, 同时悄悄回到8.26, 参加了班上的《山鹰》战斗组, 隐身于8.26派的众多同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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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斌入狱

井野尖刀纵队四人中只有高斌被抓, 坐了一个月的牢。

高斌回到专县的学校后, 县委, 公安局即把他看成8.26的头目, 冲击军区的干将,派人监视。公安局讲要放长线钓大鱼, 等猪儿长肥了再抓。高斌上街看大字报, 散步, 后面都跟着“警卫员” 。高斌说了一句话, 做了件什么事, 都会被记下来, 不到两小时就会汇报到上级机关。夜晚在寝室也不能安宁, 只好到江边溜达, 抬头望北斗, 心中想念昔日的战友。高斌以井野《望北斗》的名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反映四川的镇反情况及县城里大肆逮捕革命造反派, 迫害革命群众的情况, 他不知道毛主席能否收到。

3月15日, 形势越来越紧张, 高斌回到寝室整理材料, 准备处理一些材料, 不让它落到保守派手中, 但刚打开箱子, 学校保守组织《风雷战斗团》的人就冲进来, 抢走了高斌保存的照片、报纸、学习日记、笔记本, 并将高斌扭送到公安局。高斌被认为是8.26的干将被抓, 他给毛主席写的信被认为是恶毒攻击镇反运动, 欺骗党中央毛主席, 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高斌被宣布开除团籍, 胸前的毛主席像章被抢走, 他呼了一声毛主席万岁！立即遭到毒打, 手铐把手卡得鲜血直流。

在狱中高斌和老反革命分子关在一起, 让老反革命分子监视他。看守说什么:“你们新反革命, 新罪犯, 比老罪犯反动, 越年青思想越反动。”高斌被剥夺了放风散步的权利。狱中水成了比金子还贵重的东西, 一连二十几天除了给一点洗脸水之外, 开水、汤都定量, 有时被老反革命抢了, 新犯人连汤都喝不上。饭只有二到三两, 豆腐渣拌老罗卜, 没有盐巴, 成了狱中的名菜, 有人风趣地把它取名为：钢精混泥土。平时还要从事挖井, 修监牢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在井下劳动时, 高斌经多日折磨, 那里干得动。看守在井上象吆喝牲口一样高声叫骂。看守对年青人做工作：“你们是学生, 以后你们的子孙都是反革命分子, 子子孙孙都出不了头。人活着还不是为了吃好点, 玩好点, 你们闹什么嘛！”监狱里的黑暗, 使高斌想起渣滓洞、白公馆。

高斌成了罪大极恶的首犯, 于3月22日和其他五十多名被抓的造反派在县城游街示众。他们被五花大绑, 挂上黑牌, 后面紧跟着是机关枪、刺刀、手枪。天空乌云滚滚, 细雨象亲人的泪水淋淋下着, 刺骨的寒风卷着水雾, 无情地向高斌他们打来。高斌心中默诵:“带钌长街行, 告别众乡亲……”的诗句。

后来全省被抓造反派群众在4月5日无罪释放, 高斌4月15日才释放。他走出牢房, 最大的感触是：外面的天空阳光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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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我班的两派斗争

我班在运动初期即分为两派, 分别加入8.26和红色战斗团, 以后8.26掌了权, 红色战斗团自行解散, 纷纷外出参加长征串联去了。串联回校, 没想到喜从天降,8.26围堵军区被打成反革命组织, 于是红色战团死灰复燃, 摇身一变为烽火战斗团(我们称其为蜂窝煤, 他们则骂我们为爬儿驴), 组成“八. 八红卫队” 和“奔流战斗队” 。

我所住宿舍为五舍二室, 有刘武林、邱万惠、嵇明扬、王国祥、何兴泽、李兴维、张之九, 加上我共8人。全寝室整齐划一地参加了8.26, 是8.26《山鹰》战斗组的主要组成部分, 也成为8.26的战斗堡垒。刘武林是8.26的骨干分子, 和8.26团部的领导层来往密切。王国祥是班上的团支委, 被我们裹挟参加了造反, 运动初期在工作组高压下, 思想产生反复, 以致精神抑郁, 甚至于出现幻觉, 后来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李兴维住我下铺, 我俩是班上蓝球队主力, 主要得分手, 他个头不高, 皮肤黝黑, 体力好, 冲劲足, 突破能力强。他说我身上太白嫩了, 象女娃儿一样。我为了变黑一点, 向工农大众靠拢, 曾在火热的夏天到嘉陵江漂流, 到江边沙滩上暴晒, 但收效不大, 几个月之后,“本性难移” 又变成了一只白皮猪了, 看来要脱胎换骨还真不容易。李兴维后来被我拉入井野,1966年10月27日晚8.26在川大操场开大会批判省市委工作组在川大所犯错误, 工作组长黄流整整对抗了一通宵, 拒不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井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把黄流抓上北京, 请党中央和毛主席评理。李兴维也参加了赴京活动, 由于走得匆忙, 未准备衣物, 结果到北京后感冒, 回成都即发高烧, 疹断为败血病, 命悬一线, 幸好他体质强, 闯了过来。我和何兴泽关系很好, 我是《山鹰》组大字报的主要写手, 但毛笔字写得不好, 所以都是何兴泽帮助抄成大字报。何兴泽很少参与社会上的争斗, 也未到成都军区去静坐。8.26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后, 何兴泽说了一句经典语言：“人在家中坐, 祸从天上落。”我是惹祸之人, 捅了马蜂窝, 害得那么多人被打成反革命, 感到罪责难逃。

我曾以井野《死对头》之名在大字报上写了几句：“鹰永远是鹰, 虽然鹰有时飞得比鸡低, 但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立即引起反击, 下面是给我的大字报:

井野《死对头》的“鹰” 们, 你们怎么不说话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关键时刻, 在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关健时刻, 你们做了些啥？你们的矛头指向谁？你们在为谁大喊大叫？你们的屁股坐在哪根凳子上？你们现在又是什么态度？

这里, 让我们共同学习一段最高指示。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顽固分子, 实际上是顽而不固, 顽到后来就要变, 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可〝爱〞的〝鹰〞们，你们愿意作〝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吗？想也不会。那又用什么行动来表示呢？

最后，敬“鹰” 们一言: 首恶必办, 协从不问,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顽抗到底, 死路一条！

                  八. 八红卫队《苍山劲松》 3月7日

给山鹰战斗组的大字报:

《致原8.26战斗团山鹰战斗组同学们的公开信》

山鹰战斗组的同学们：

自中央军委2月17日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8.26同志们的信发表后，真是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 成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 川大8.26中一小撮反坏分子妄图篡军、篡政, 搞反革命复辟的罪恶阴谋, 遭到彻底的破产,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配合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一小撮坏蛋予以坚决地镇压, 及时地粉碎了这股反革命逆流, 使他们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没有得逞, 真是大快人心。目前8.26面临着四面楚歌, 彻底垮台的命运；广大受蒙蔽的革命师生, 识破了一小撮反坏分子的狼子野心, 纷纷起来愤怒揭发他们的罪行, 坚决地回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再也不愿充当这一小撮坏蛋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炮灰。“受蒙蔽无罪, 反戈一击有理”。他们作得对,8.26中每个愿意革命的师生也只有选择这个出路, 才是唯一的光明大道。

山鹰战斗组也曾追随过8.26干了不少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事, 说过不少错话, 但你们多数是受了蒙蔽, 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 充当了他们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工具。中央军委2月17日的来信, 解放军成都部队3月7日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8.26战斗团大部分革命同志的公开信, 都早已鲜明地表示态度, 指出8.26中广大革命师生的出路。但你们其中有部分人, 至今还执迷不悟, 对8.26抱有很大希望, 认不清8.26的反动实质, 与一小撮反坏分子划不清界线, 直至2月18日还大肆叫嚣, 写“青松不老,8.26不倒” 等口号, 有的退出8.26,但又想“复员”, 对一小撮反坏分子操纵的8.26仍旧依依不舍, 藕断丝连。试问, 你们到底是在保卫毛主席, 还是在保卫8.26, 保一小撮反坏分子？难道你们对8.26中一小撮反坏分子的罪恶勾当果真一点不知吗？事情绝非如此！现在《红旗》五期社论的发表, 更加敲响了8.26的丧钟, 如今还不起来揭发8.26一小撮反坏分子的罪行, 与他们划清界线, 还更待何时？

向真理投降, 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投降, 这是每个犯了错误的革命同志应有的态度。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政党, 任何个人, 错误总是难免的, 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 改正得越迅速, 越彻底越好。”如果仍不觉醒, 还把希望寄托在8.26这个过街老鼠的身上, 那就会必然更远地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而走向革命人民的反面。毛主席说：“顽固分子, 顽而不固, 顽到后来, 就要变, 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山鹰组的同学们, 何去何从？应速决择！

目前, 革命形势大好, 广大群众为革命“三结合” 夺权而奋斗, 欢迎山鹰组中的愿意革命, 愿意彻底造8.26反的同学, 赶快拿出实际行动, 坚决粉碎反革命逆流, 为我校革命派的大联合, 进行革命的“三结合” 夺权而努力！

烽火战团《奔流》1967年3月11日

另录一篇大字报的最后一段：

         《敦促古彪（即古隆德）投降书》

（按：古隆德为我班8.26头目, 也是物理系分团头头之一。）

   ……

   我们要向古彪大喝一声：你还稳起干啥？你必须低头向毛主席请罪, 向革命人民投降, 坦白交待自已在8.26中的所作所为, 交待你与游寿兴、蒲贤安之流的罪恶活动, 争取革命师生的宽恕。如果执迷不悟, 是绝没有好下场的！

古彪快快投降, 快快投降！

烽火战团《奔流》3月12日

大字报大有痛打落水狗, 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架式, 而8.26则处于四面楚歌, 只有缴械投降的境况。

3月14日晚在我们五舍二室门口发生一场打斗, 引起全校观注。我班8.26的屈庆琪、嵇明扬、柯北在寝室过道书写“8.26永跟毛主席！”“不准老保翻天！”等标语, 和同班烽火战团同学发生争执, 最后动手打起来, 屈等三人被抓, 游校, 并送到公安局。第二天解放军驻校代表向8.26中“一小撮反坏分子” 提出严正警告, 并要屈等三人在全校作检讨。

下面是当时的大字报：《坚决支持》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驻川大调查组15日对川大8.26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所提出的严正警告, 只准8.26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规规矩矩, 不准他们乱说乱动。行凶打人的屈庆琪、嵇明扬、柯北必须老实向全校师生作检查。

我们要警告8.26和8.26物理系分团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 如若你们继续开黑会, 密谋策划, 煽阴风, 点鬼火, 继续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和革命群众, 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你们要顽抗到底, 只有死路一条。

八. 八红卫队3月15日

嵇明扬写了一篇大字报, 否认自已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并说对方欺骗了解放军。引来更多的大字报, 以下是其中的一篇：

         《嵇明扬, 老子要警告你》

8.26战斗团长期以来打着红旗反红旗, 对党和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军委指示下达以后，成都军区对你们提出了请罪的三条要求, 你非但没有按军区三条要求去做, 反而行凶打人, 情节十分严重, 革命群众将你弄来游街, 游得好！真是大快人心！

然而你龟儿子还不服气, 今天你又跳出来了, 你还记得成都军区驻川大调查组给你提出的警告吗？解放军叫你们向全校革命师生公开检讨, 低头认罪, 你检讨了吗？低头认罪了吗？你非但没有, 反而更加变本加厉跳了出来, 大肆咒骂, 污蔑革命群众。真他妈的混蛋透顶, 嚣张已极！嵇明扬老子就是要警告你, 你再不投降, 就叫你龟儿子灭亡。

顺便奉劝8.26中的一小撮亡命之徒还是赶快回头是岸的好, 若再坚持反动立场, 只有死路一条。

坚决砸烂反革命组织8.26！

坚决镇压反革命！

《老子就是要抓你》1967年3月20日

这些原汁原味的大字报记录了历史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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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远飞的大雁

3月16日支持8.26的首都红代会（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赴蓉造反团宣传车开进川大, 在学生宿舍五舍前停留, 满怀深情地播送《告别蓉城革命派》。

第二天, 在团部头头基本被抓光的情况下,8.26自动集合一千余人, 上街欢送首都红代会战友, 我参加了这次行动。在到火车站的路上, 我们把胸章别在胸前, 高举8.26的战旗, 高唱《八. 二六战士想念亲人毛主席》的歌曲, 街道两旁挤满围观的群众,“8.26又冲出来了！”“8.26没有死！”人们奔走相告。有一个红成的学生牵着他的小弟弟在路边, 小弟弟说：“狗日的8.26好坏！”他哥哥转身就给了他一耳光。受压制, 受迫害的一方总能获得人们更多的同情, 万马齐喑的成都又有了生气。我们受到几辆宣传车的围追堵截, 高音喇叭不仃地发出刺耳的狂叫：“打倒8.26一小撮反革命分子！”

经历〝二月黑风〞－－文革记事之六 <wbr>(5)

和红代会战友分手时, 我们流下了眼泪。这次游行把《八. 二六战士想念亲人毛主席》（又名《远飞的大雁》）唱响了成都, 传播到了北京：

远飞的大雁,

请你快快飞,

捎个信儿到北京,

八. 二六战士想念亲人毛主席。

当天晚上, 西南局, 省市委机关干部及部分大专院校师生五、六万人到川大进行报复性示威游行。公安局的宣传车高呼“取缔反动组织！”“不准8.26再搞破坏活动！”等等。

   八. 不到长城非好汉

4月1日是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我们半周年的难忘日子。满街都是昨天省公安厅、市公安局、法院等单位贴的“坚决镇压8.26和兵团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之类的标语, 一派肃杀之气。但8.26仍组织起来进行纪念活动。8.26两万余人（包括中学生）高举战旗和白已木制的主席像, 没有喇叭就用纸筒自制纸喇叭广播, 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庆祝大会和游行。

这一天我以《山鹰》战斗组的名义贴出我写的大字报：

         《不到长城非好汉》

               ——纪念毛主席检阅我们半周年

1966年10月1日是我们最难忘的日子。这一天,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检阅了我们的文化革命大军。在那个最幸福的日子里我们见到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对我们寄托了多么大的希望, 对我们青年一代无限的关怀和爱护。

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把我们从工作组的统治下, 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革命的大串连, 让我们到文化革命的策源地——北京去学习革命造反精神。

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现和积极培养了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新生事物——红卫兵。

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下, 我们听到毛主席的声音, 听到党中央的声音, 就感到信心百倍, 斗志昂扬。

我们永远忘不了我们在西南局与李记死党（按：当时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被揪出, 造反派认为他在西南地区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 反对毛主席。）斗争时受围攻的日日夜夜。在那些曰子里, 我们千百次地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 毛主席, 我们多么想念您啊！一想起您, 一唱起这支歌, 我们就浑身充满了力量。我们不怕围攻, 不怕大雨淋, 不怕疲劳、饥饿、寒冷, 与李记死党, 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

我们永远忘不了10月6日, 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 在会上中央首长表示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 坚决和我们站在一起。在那个会上, 周总理亲自提到我们东方红8.26战斗团, 给我们解决了住宿的困难, 让我们住到各高等院校去学习更多的革命经验。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那些日子里, 我们是多么幸福, 多么激动, 中央首长的讲话,《红旗》、《人民日报》社论篇篇为我们壮胆, 篇篇为我们撑腰。我们千百次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们心中千百次地祝愿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 斗争是曲折的。

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 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新阶段。在这个革命的转折关头, 由于我们没有认真听毛主席的话, 由于我们缺乏斗争经验, 由于我们的宗派主义, 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发展。使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跌了一跤, 犯了严重的错误, 我们没有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而是和红卫兵成都部队进行了一场公开的论战, 并且把斗争锋芒指向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做出了使亲者痛, 仇者快的痛心的事情, 对革命事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走下去, 是多么危险。在这个关健时刻, 又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又一次把我们挽救了回来。2月17日中央军委给我们8.26战斗团写了信, 要我们不要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 信中说：“我们相信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大部分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戍, 川大八. 二六战斗团大部分是革命师生组成的, 一定能够作出执行最高统帅命令的榜样。”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我们革命战士的最大关怀, 最大爱护。

敬爱的毛主席,“迷路时想您心里明”。您老人家又一次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是您最最忠实的红小兵, 我们及时地认识和纠正了错误, 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您老人家的命令。

但是, 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抓住我们的小辫子想一捧子把我们打死。他们颠倒黑白, 造谣惑众, 把一般问题无限上纲, 把8.26战斗团定为反革命组织。他们施行白色恐怖, 对8.26的广大战士进行无情迫害。在一个多月的日子里, 有多少8.26战士被毒打、扣押、被斗争、站高板凳、捆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全省进行了猖狂复辟, 而8.26战斗团在这次大反复中受迫害最深, 被卷入了斗争的最前沿。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 又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在最艰难的日子里, 我们千百次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从中吸取了斗争的力量。在最艰难的日子里, 我们望着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画像, 唱着《八. 二六战士想念亲人毛主席》的歌, 我们是多么想念毛主席啊：“远飞的大雁, 请你快快飞, 捎个信儿到北京, 八. 二六战士想念亲人毛主席！”

敬爱的毛主席, 您老人家给我们撑腰, 我们给您争气, 我们8.26战士是英雄好汉, 我们没有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在白色恐怖之下, 我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几十万人到我校游行示威, 没有吓倒我们；产业军对我们围攻, 毒打没有吓倒我们；十二级台风没有吹倒我们。“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我们8.26战士不愧为执行最高统帅命令的榜样, 我们坚决顶住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 经受住了惊涛骇浪的考验。

革命的辩证法告诉我们：那些代表新生力量的革命小将, 是无产阶级的未来和希望的象征, 他们的力量是无敌的。不管在斗争中他们将遇到怎样的艰难困苦, 走怎样曲折复杂的道路,他们定会冲决一切客观和主观的阻力, 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获得壮大和发展。

半年来的革命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回忆半年来的斗争历史, 我们遇到多么大的艰难困苦, 走了多么复杂曲折的道路, 但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了。在激烈的阶级搏斗中, 我们经受了锻炼, 懂得了许多道理, 学会了许多本领, 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取得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在我们面前还有更加严峻的考验, 还有着更加艰巨的任务。《红旗》五期社论向我们发出了战斗的号召：“现在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大问题, 就是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还是半途而废。一切革命的同志, 都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切切不可糊涂起来。”这是党中央的声音, 这是毛主席的声音, 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我们下达的战斗任务。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 面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面对我们敬爱的党, 我们庄严宣誓：我们保证永远忠于无产阶级, 永远忠于毛主席, 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生, 为党的事业而奋斗, 死, 为人民的事业而献身。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刀山敢上, 火海敢闯。“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叫日月换新天”。

毛主席, 您老人家放心吧, 我们绝不会辜负您老人家对我们年青一代的殷切希望, 不管遇到多么大的风浪, 我们都永远跟着您,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8.26《山鹰》1967年4月1日

这篇大字报代表了我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

经历〝二月黑风〞－－文革记事之六 <wb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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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8-11-15 18:43:45

文革中的川棉一厂武斗

   ——文革记事之七

         李秉铎

                              一、

成都东郊麻石桥附近的四川棉纺织一厂(川棉一厂) 在文革中是一个闻名全市的武斗战场。这个厂属于保守派的有产业工人战斗军“川棉师”，属于造反派的是川棉“红旗师”。川棉一厂在文革中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血腥武斗。一次在1966年12月31日，川棉师和红旗师发生武斗，附近的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各分团前往增援，有上万人围聚川棉一厂，双方受伤数百人。这就是当时有名的“12.31”事件。另一次发生在1967年5月3日至5日，是成都市空前的大规模武斗，有数万人参加。

1967年5月份成都市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武斗，除川棉一厂外，5月6日成都132厂(属制造飞机的大型国防企业) 两派冲突，全市造反派前往声援，发生开枪事件，开了在武斗中使用枪支的先例。8.26战斗团被打死15人，其中有川大无线电系学生程遵华，另外14人为中专生，中小学生。最小的谭平富(劳动人民新村小学学生)，范培瑾都只有13岁。死难者中还有北京地质学院学生李全华及红卫兵成都部队的成员，据统计有近五十人遇难。震惊全国的惨案促使中央在5月7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红十条》) 。5月19日又发生中和场事件，8．26战团组织川大师生到郊区中和场参加支农劳动，同时宣传《红十条》，被产业军和贫下中农战斗军包围，打死一人，被俘上千人。这是一个滴着鲜血的五月，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死难者的鲜血。

                           二、

1967年4月底成都以川大8．26，红卫兵成都部队，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红卫东为一方的造反派和产业工人战斗军，贫下中农战斗军，八一战斗兵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红旗战斗团(简称三军一旗) 为一方的保守派，都在调集人马，准备武器，积蓄力量，准备一场大决战。决战前的成都处于令人窒息的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4月30日街上出现8．26贴出的大字报《成都就要爆炸》，结束语是这样写的：

“成都，成都，暴风雨前的沉默。

决战前夜的静寂。

疯狂的野兽和沉着的猎人。

同志们高度地注意吧。

成都就要爆炸！

让我们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严阵以待，迎接暴风雨的到来！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胜！”

随后又有大字报《爆炸后的成都》唱和。大字报中宣布：“历史作出了公正的结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了社会主义阵营，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打出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将作出结论：成都的‘爆炸’ 必将‘炸’ 出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天下，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5月1日，针对严重局势，为应付突然事件，8．26战斗团发出《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动员令》。大战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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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规模武斗终于在川棉一厂点燃了导火线，成都爆炸了，从这里开始了一幕又一幕震撼人心的血的悲剧。

5月3日下午川棉产业师将川棉红旗师，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首都红代会和川大8．26等组织共五人强行绑架并毒打。子夜，产业师向红旗师进攻，冲入造反派宿舍打、砸、抢，许多红旗战士被赶出川棉一厂，他们悲愤地来到川大过夜。

对于刚刚复兴的8．26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来说，彻底打垮川棉产业师这个宿敌，扭转局势，是十分必要的。5月4日，川大8．26数千人倾巢出动，沿途不断有中学8．26分团，工人造反兵团各下属分团加入，队伍声势浩大，如一股洪流汹涌澎湃，淹没了大街小巷，到处是鲜艳的红旗，队伍拉了几里路长。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地院支队，成都工学院支队，红卫东，成铁二七的队伍也赶到川棉一厂，参战和观战群众有数万人，对川棉一厂形成包围之势。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宣传车“红色堡垒”也开来呐喊助战。川棉师组织数千人在厂内设置防线，严阵以待。

我们多数人都是赤手空拳，作战的武器就是石块。开始石头战，双方远距离投掷石块，石块如飞蝗在空中飞舞。解放军的队伍赶来了，用广播命令不要搞武斗，然后隔离武斗双方，在双方中间地带组成一段人墙，空中密密麻麻呼啸而至的石块不时落到解放军战士头上，不一会儿，好几个战士就被打得头破血流。(多年后我担任贵州地质一中付校长，一次一中职工与地质中专职工打死架，我奋不顾身隔开双方，但地质中专职工投掷一板凳，擦着我头顶飞过，打在一中职工脸部，鼻血飞溅，喷了我一身，我穿的一件白衬衣变成了血衣。事后我才更加理解，当年解放军战士为履行制止武斗的职责，是冒了多么大的危险。) 解放军的人墙很快就支持不住，被迫撤离。我们步步紧逼，人潮涌动，喊声震天，冲锋号吹响，双方用棍棒，拳头开始肉搏战，就象古战场的两军混战。人数处于劣势的川棉产业师被打散，部分残兵退入厂区一幢五层高的红砖大楼，这就是产业师的总部所在地，被称为“产业大厦” 。

向“产业大厦” 发起总攻，从楼顶飞下来如雨的石块、砖头、石灰、着火的汽油……，楼下聚集的人太多，不时有人受伤，据说当天死2人，伤260多人。我们年级的一男生被石块击中，鼻梁被打断，立即送到医院。东郊地区群众都行动起来了。大街上居民群众，小孩，老大娘都自动组织起来筑街垒，查截贫下中农战斗军前来声援和运送武器的车辆，大批医务人员前来抢救伤员，不少群众到医院慰问伤员，送鸡蛋、水果，颇有点人民战争的味道。产业大厦的大门紧闭，我们是从一楼的窗户翻进去的，里面是职工宿舍，大家从床上、桌子上踩过，然后打开大门，大队人马蜂拥而入。我还没有上到五楼，战斗就结束了。这时我看到了令人恐怖的一幕，战俘们满脸满身鲜血地被拖出大楼，沿途不断受到石块、棍棒、拳头的打击，不少人已经变得血肉模糊。这是我见过的最血腥的事件，我不喜欢血腥，如注的鲜血会使我内心颤抖，所以高考时一个医学院也未敢填，我在文革中也从未打过俘虏，从未打过自已的老师，甚至同班同学之间也未动过手。所以当时的场面令我惊愕，留下的印象至今不忘。

川棉一厂的武斗以造反派的胜利，产业军的失败而告终。

                        四、

到6月份我对参加武斗己渐渐不感兴趣，就响应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号召，到成都羽毛厂去充当8．26派的下厂工作人员，同去的还有几个中学生，还有一位首都红代会的代表，是北京医学院的高年级女生。产业军瓦解后，8．26和红卫兵成都部队又打起了内战，武斗升级，动用了各种武器。川大和一条马路相隔的成都工学院之间经常互相射击，平时主要射击对方装在高烟囱上的喇叭，有时自已这一方在校外武斗中死了人，也要向对方目标乱放一阵枪。曾有川大学生在寝室被窗外飞来流弹击中而亡。一次在操场打球的学生突然受到枪击，一女生腿部中弹。我们到食堂吃饭，要通过一段开阔地，都要弯腰快速通过“封锁线”，有时甚至匍匐前进。更有甚者，解放军独立师师长杜灵于1968年1月22日晚9时许，前往某团处理军务乘车回营，行经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不幸头部中弹而牺牲。可见武斗之严重和激烈。

一次成都军区出现有人放冷枪事件，怀疑是企图暗杀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8．26战斗团决定上街游行，表示支持《红十条》，支持张国华。由于武斗，学校里学生已很少，都纷纷离校回家或出走了。我们留校学生被组织起来成为“敢死队”，每人发了一把藏族腰刀。游行时，前面走的是学校武斗专业队“五•二三” 部队，他们都有枪，我们“敢死队”没有枪只有刀，跟在后面。街上行人稀少，不时有人放冷枪。我们一路高呼“捍卫《红十条》！”“支持省革筹！”的口号，在凄冷的街道显示我们的勇敢和武力，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类似的冒险活动。不过我对那把藏刀却非常喜欢，一直珍藏在箱子里。但天有不测风云，一次中8．26(中学的8．26战士) 到川大来找枪，找子弹为死难战友报仇，没有得到满足，竟私自窜入寝室找枪，找子弹。正好我回重庆去了，不在学校，我的藏刀被那批无法无天的中学生偷走，使我心痛了好久。

我最终脱离武斗战场不是因为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了认识，而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一次讲话，这位老夫子讲了一句大实话，他讲道：“为武斗而死比鸿毛还轻。”一下子点酲了我发热的头脑，使我醒悟过来，恶梦醒来是早晨，我就此远离武斗。以后我参加了一个赴西昌的调查组(调查西昌曾组建过的自由民主党的情况)，然后就回重庆探望父母去了。

                                                   201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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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8-11-15 18:44:50

“五·一九”惊魂

               ——“文革”记事之八

                                          敖艾莉

“五·一九”惊魂——“文革”记事之八

                  （1968年在川大留影）

作家杨沬在她的《风雨十年家国事》一书中，开头篇就是 1966年8月23日的日记，记录了许多著名作家被斗、挨打的真实情况。这批斗，这痛打，导致了作家老舍的死亡。杨沬写道：“这八月二十三日的一日一夜……也将与我的生命共存亡。”我们许多人在“文革”中都有自己的“八月二十三日”，都有一生也忘不了的血淋淋的惨痛经验。对于我来说，这就是：1967年5月19日。这一天我经历了一场生死的考验，亲历了当年震惊全川的“5.19”事件。

当时我所参加的战斗队已垮杆解散了，我也成了无组织的消遥派。但学校组织的一些集体活动我还是积极参加的。5月19日，掌权的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组织全校师生到成都市郊帮助贫下中农搞双抢劳动(抢收抢种)，另外进行宣传工作，让逃到市郊的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的群众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产业军是当时的保守组织被成都市的造反派打垮，并撤到了市郊的农村。

我和同寝室的几位女生邀约一起参加了这次活动。我们在操场集中，有近两千师生，绝大多数是空手，只有少数男生带有棍棒，以防万一作防身用。

走出校门，前面是校旗和“八·二六”的战旗，队伍浩浩荡荡拉了几里长，向郊区进发。刚下过雨，空气清新，路边野花小草鲜艳碧绿，地里成熟的小麦一片金黄。好久没有参加这种全校性的活动了，我们兴致很高，一路上有说有笑。可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等待着这支学生队伍。

走了十几里路，天上下起了小雨，细雨霏霏，一会儿头发就淋湿了。我们决定不再往前走，就到附近一个叫中和场的乡镇进行宣传。中和场狭窄的街道两边是低矮的木板房，也有少数砖房。队伍一进场口街道两边的店铺就关了门，并且有人出来骂我们，说我们是来搞武斗，要血洗中和场。我们很有纪律地站好队，对居民进行宣传解释工作，然后继续前进。

快走出场口时，一大群戴着红袖套的贫下中农手持钢钎、钉耙、锄头、棍棒拦住了我们的去路。队伍中不知谁在喊：“同学们排好队，手挽手，不要乱……”此话还未说完，只见空中飞来密集的石块，立即有人被击中而头破血流。顿时队伍大乱，我们向后退，向两边退。我还来不及跑，头上就挨了一闷棒，我眼前一黑，一头倒下，昏迷了一阵。等我迷迷糊糊从地上爬起来时，眼镜已不知飞到那儿去了，头上起了一个大包，感到脑袋一阵眩晕和疼痛。我周围的同学一个都不见了，稍远处好象还有人在追打学生。这时也顾不得伤痛，只想赶快冲过包围圈，找到同寝室的同学们。只听见周围的贫下中农在喊缴枪，只要交出武器就放我们出场。我看见不少手中有棍棒的同学纷纷缴这些农民。这时农民们让出一条路让我们走，但没走多远，突然响起一阵锣声，从四面八方涌出无数手持武器的农民，我们被一下子赶进了水田，他们围住水田，开始捉人。

我从水田里爬起来，脚上的凉鞋只剩下一只了，我干脆把剩下的一只也扔掉了。我一身涂满了稀泥，连头发上都是稀泥。两个农民冲上来捉住了我，他们不知从那里弄来那么多绳子，把我们一个个都捆了起来，还用一根绳子把几个人串在一起，以防逃跑。农民们得意洋洋地押着我们这群俘虏沿乡间小路向前走。我浑身是泥，赤足被小道上的碎石扎得生痛，眼镜也没有了，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矇矇眬眬。当时我的样子一定非常狼狈，我想这次可能要死在这里了。

走到一个院坝，很多人围在那里。坝子中间的一辆板车上躺着一个人，浑身血迹，肚子上有一个大的伤口，肠子都露在外面，显然已经死了。农民们让我们挨个过去参观，说这是造反派杀死贫下中农的罪证。幸好我眼睛看不清楚，不然一定会恶心得呕吐的。每个经过死尸的俘虏都被抽了一记耳光，女同学也不例外。我只感到眼冒金星，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疼痛，可能被打肿了。

当天晚上我们被关进了一个粮仓，没有窗户，里面漆黑一团。几十个人关在一起，只有人挤人在地板上躺下，身上的湿衣服经过一段时间也被体温烘干了，衣服上的稀泥也成了干泥巴壳壳。五月中旬，川西平原的夜间还是很冷的。又冷又饿，我很久都睡不着。我不知道事情会怎样发展？明天还会受到怎样的折磨？同寝室的同学一个都没见到，不知她们怎么样了？以前常在书里读到“腥风血雨”这几个字，现在终于体验到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两派群众会有这么深的仇恨，就象对待阶级敌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天天空传来嗡嗡的飞机声，一架双翅膀飞机在低空飞行，接着撒下传单，在空中如雪片般飞舞，纷纷扬扬飘落在田野上。原来是成都军区出动的飞机来营救学生。传单中警告产业工人战斗军和贫下中农战斗军两群众组织不准伤害学生，立即释放被俘学生。这之后我们的待遇有了改善，洗了脸，吃了饭。然后由投靠产业军的学生来指认：哪些参加了“八·二六”战斗团，哪些没有参加。有点象电影中敌人把参加八路军的人和群众分开一样。我被分在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一边并分批释放。我在第三天被释放，幸好口袋里的钱还在，我买了一双草鞋，靠这双草鞋走回了学校，不然赤足走十几里的碎石路就太艰难了。

许多参加了“八·二六”同学就没有我这样幸运了。他们被转移到成都附近的双流，眉山，新津等县的农村，分散在农民家中，正好农忙，由农民们监督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直到一个多月后才陆续释放。回来时一个个都晒得黑黢黢的，象非洲黑人。听到我班一个男生讲，他们挤在卡车里被转移到各地农村时，由于路滑，卡车侧翻，一车人全部落入路边水田中。由于手被捆绑，陷入水田中无法动弹。后由农民把他们从水田中象拔萝卜一样拔出来，当时他满身满头都涂满了稀泥，只有两只眼睛还能转动，其状颇为凄惨。

我系一位姓马的同学在这次事件中被杀死。他被人埋在中和场一条小河边的泥地里，直到几个月后遗体才被找到。

中和场事件，使原来比较温和不是很激进的我，也变得革命起来。我在日记中写道：“从这次以后，我更深地体会到用生命和鲜血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意义。在要我用生命和鲜血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时候，我将毫不犹豫。”我还抄了几句诗鼓励自己：

让死的死去吧，

他们的血并不白流。

他们尽了责任，

我们还要抖擞！

我校在文革武斗中死去的几位同学，被埋在学校的一片绿树成荫的草地中，每人墓前都立了碑，碑上有每个人的头像，个人简历，被称为红卫兵烈士陵园。“文革”后期，工宣队进校搞“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天天搞政治学习，办学习班。在百无聊赖之中，大家都想“斗批走”，赶快离开学校分配工作。特别是已过了毕业年限仍未分配的高年级同学。于是有好事者将烈士陵园中墓碑上的头像添上胡子。大家见了都不禁感慨：烈士们都老了，我们还不分配工作。真是岁月蹉跎，青春几何！

多年后我给上小学的女儿讲述“5·19”中和场的惊险一幕。她立即惊恐起来：“多危险呀！如果被一棒打死了，我就没有妈妈了！”这个傻孩子还未弄清女儿和妈妈的因果关系。接着她立即开动小脑筋编了一个故事：妈妈被坏人关了起来，爸爸带人赶走了坏人，救出了妈妈。

“五·一九”惊魂——“文革”记事之八

（同寝室的女生和工宣队师傅合影）

其实，当年她的爸爸也是川大学生，确实去营救过我们。他因事未随大队到中和场，得知出事后，匆忙中在寝室找了一根锄把，和留守学校的同学们一起奔赴前线。到了中和场，他们和贫下中农们隔着河沟对阵，双方互相投掷石块相持不下。但熟悉地形的农民们很快迂回包抄，从后面偷袭，使他们腹背受敌，阵脚大乱，很快就兵败如山倒，落荒而逃。他沿田坎逃跑，几个农民手持钢钎紧追不放，眼看要追上了，他急中生智，跳进水田，从水田中踩过，然后跃上公路。一上公路立即拿出百米冲刺的速度奔跑（他是校田径队短跑运动员），把几个追赶的农民远远抛在后面。在路上他遇到前来声援的首都红卫兵的宣传车，筋疲力尽的他被宣传车救回了学校。这次营救行动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各自为战而最终失败。

随后谣言四起：有传闻中和场的小河里飘着三十六具川大学生尸体，有传闻产业军马上要进攻成都。于是有人提出“保卫成都”的口号，各单位纷纷准备武器，构建工事，一时人心惶惶，一片恐怖。

往事如烟，四十年前发生的事和人已渐渐淡忘，记忆模糊。但1967年5月19日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难以忘怀。这天我经历了血淋淋的武斗场面，亲眼见到熟悉的同学、老师被打伤，被杀死。我头上被打的地方，头发脱落，很久以后才逐渐长出头发。

这一天对我来讲真是一场噩梦。

我的祖父生于清朝年间，经历了清朝，民国，新中国几个时代。他以自已几十年的人生阅历来看“文革”，感到很不理解。他在给我的信上说：“家家门上贴忠字，贴毛主席象，那不成了门神了吗？”唐朝人陈陶有诗曰：“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祖父将后两句改为：“可怜武斗战死者，犹是爹娘梦里人！”为在“文革”中白白丢了性命的年轻人深感到痛心和惋惜。

“文革”耽误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我们曾狂热地参加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但恰恰是受到伤害最大的群体。最可怜的是武斗中战死的学生，也许他们心里还充满童年的梦幻，也许他们还惦念着书架上那金光闪闪的毛选，也许他们还渴望和同学一起上街游行，欢呼毛主席激动人心的“最新指示”。他们自认为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死，死得光荣，重如泰山。但他们恰恰被历史忽悠了，当年的红卫兵运动只不过充当了发动“文革”的工具，武斗战死者充当了历史的“祭品”，死得“糊里又糊涂”。 “文革” 产生的红卫兵思潮也反映了“文革”前思想教育工作的弊病，折射出中国社会结构的矛盾。“文革”使我们反思：革命的理想主义一旦发展到非理性的狂热，民主必将被专制所取代，政权也会变为最高决策者个人的专政。宪法会变为一纸空文，连共和国的主席都保护不了。特别是在一个有浓厚专制主义影响的落后东方大国，产生“十年动乱”决非偶然。

在川大一百周年校庆时，我和老公一起回母校参加校庆，和老同学见面。母校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都有点不认识了。“文革”中的红卫兵烈士陵园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死者的尸骨也不知迁到哪儿去了。但“文革”中在理科大楼前建造的那尊高达12.26米的毛主席雕像仍屹立在那里，他的一只巨手高高扬起，仍在指引继续革命的方向。

“五·一九”惊魂——“文革”记事之八

（在川大毛主席像前留影）

我仿佛又听到了当年震天动地的口号声：“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誓死保卫毛主席！”现在想起往事，真可谓“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好在狂热的时代终于过去了，但愿这一切只留在历史的记载中，只残存在我们这一代的头脑里。

我希望今后永远都是这样：天是湛蓝的，云是洁白的，山是翠绿的，水是清澈的，花是鲜艳的，而人们的笑容永远是灿烂的！

                                 200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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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8-11-15 23:06:21

人怎样会变成为兽

                              　　　　——文革记事之九

                                       　　　李秉铎

　　　　　　　　　　一、巴金的噩梦

巴金在《随想录》中写道：“那些造反派，‘文革派’如狼似虎，兽性发作起来凶残还胜过虎狼。连十几岁的青年男女也以折磨人为乐，任意残害人命，我看得太多了。我经常思考，我经常探索：人怎样会变成了兽？〞

　他还写道：“梦见红卫兵翻过墙，打碎玻璃，开门进屋，拿皮带打人……他们在我面前故意做出‘兽’的表情。我总觉得他们有一天会把我吞掉。我果然梦见他们长出一身毛，张开大嘴吃人。我的噩梦并不是从这里开始，然而从这个时候起它就不断地来，而且越来越凶相毕露。我在梦中受罪，酲来也很感痛苦。我常常想：我已经缴械投降，‘认罪服罪'，你们何必杀气腾腾，‘虐待俘虏'。有时为了活命我很想去哀求他们开恩，不要扭歪脸，不要象虎狼那样嚎叫。可是我站在他们面前，听见一声叫骂，立刻天旋地转，几乎倒在地上。他们好象恶狼扑在我的身上用锋利的牙齿啃我的头颅。不是钢铁铸成的头颅怎么经得起这样地啃来啃去？我的伤痕就是从这里来的。我挣扎，并未得到胜利，我活下来，却留下一身的病。

　人为什么变为兽？人怎样变为兽？我探索，我还不曾搞清楚。"

“人为什么变为兽？”作为我们这一代文革的亲历者，不少人也当过几天红卫兵，在历史的舞台上表演过，表现过。文革给我们留下无法抹去的记忆，我们更应该思考、探索、检查自已的言行，找到原因搞清楚。让人们记住专制、野蛮、愚昧所带来的灾难。“青史有书殷鉴在”，历史的教训要记取。

            　　　二、数学教师之死

我的数学教师叫宣化五，他40来岁，戴眼镜，满脸络腮胡子，身材高大，讲授《高等数学》。他讲课熟练，口若悬河，同时又不泛幽默，使课堂很活跃，每次连堂两节课要讲几十页的内容，让人听起来很过瘾。宣老师教学有方，使我很快进入角色，适应了大学数学分析课程的学习。期末考试我的高等数学得了满分100分，我心里很感激宣老师。平时在上课之余，常见宣老师带着他的五、六岁的女儿散步，玩耍，享受天伦之乐，看得出他很喜欢他的女儿。

“文革”开始后就听说宣老师被揪出来了，原因是反动军官。解放前他在国民党的军校中教过书，军校教师就是教官，有军衔。一直没有再见到宣老师，后来突然听说他被打死了，在批斗会上被殴打致死。我非常惊讶，不敢相信。以前我就知道父亲的老朋友中就有在国民党的青年军学校中教授自然科学，而成了教官，成了有历史问题。对这种历史问题，我一直认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要把这些活生生的人视为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实在想象不出，我更相信自已的眼睛，自已的感觉。也许一直生活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我对被揪出来的教授、讲师们恨不起来。如果有一天有人宣布我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分子，我一定不会去划清界线，因为我心里清楚他那么善良，绝不会是坏人。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不知道打老师的打手们，和我一样同为学生，为什么下得了手，能把自已的老师往死里打。我知道宣老师临终最念念不舍的一定是他的女儿，他再也不能带女儿散步、玩耍，不能爱护她、保护她了，“此恨绵绵无绝期”。当年的小女孩现在也应该是五十岁的人了，但愿她生活安康，一生顺利。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被“文革”的革命风暴腰靳，斯文扫地，尊严扫地。破坏容易，要重建好的风气就困难重重了。“文革”后恢复高考，又重建讲科学、讲文明、讲尊师重教的好风气，一度颇有成效。但搞教育产业化后，大量收“赞助费”、“钱学生”，以此补充教育经费之不足，改善教师待遇，师生关系成了钱的交易。比如有学生上课调皮，闹得老师的课上不下去，老师要请学生出教室去，学生不干，老师生气了，就说：“今天不是你走，就是我走。”学生说：“当然是你走，因为我交了钱的。”可见要恢复传统的“尊师重教”美德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三、批斗会

这是一次发生在我们年级的批斗会，时间应该是1967年下半年。这时“8.26战斗团”已彻底掌握了学校大权，可以为所欲为地进行“秋后算帐”了。许多当初跳得高的对立派骨干分子被游校、斗争，有的还被推进学校荷花池“摸鱼”，要在池塘中摸一条鱼起来才准上岸，这纯碎是一种恶作剧。

我们年级的批斗会主要是斗争我班的团支书朱世富，他是保守派头头，物理系“文革”领导小组筹委会委员。在这之前，他已作过检查，揭发了不少“文革”工作组的问题。对于自已没有把斗争矛头针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错误地把矛头针对了广大造反派，在群众中大抓一小撮反革命，感到痛心。他讲到：“在这里我诚心诚意向8×26战斗团的广大革命师生赔礼道歉！向班上的同志们赔礼道歉！并真诚希望同志们予以批评、指正、揭发、批判本人的错误。本人一定痛改前非，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和8．26的广大革命师生一道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自已的严重错误。”但一部分人仍不依不饶，让朱世富跪下，脖子上还吊了两块砖，身材瘦小的朱世富很快头上就冒汗水了。我对发动外班同学来批斗我班同学，心里不大舒服：“这不是指责我们斗争性不强的意思吗？”所以我班多数同学都不开腔，只当看客，当然也有人幸灾乐祸，心里高兴。

然后，斗争矛头又转向我班一名外号叫“胖子”的女生，胖子出身好，性格直爽，敢说话，所以得罪了不少人。要胖子交代问题，并追查前一段时间她离校跑到哪儿去了？胖子拒不回答，于是几个男生拿来一把剪刀，强行剪胖子的头发。(他们从哪里找来的剪刀？难道事前就有所淮备？) 胖子用手去护头发，被剪刀划破了手，鲜血直流。不一会儿，胖子的头发东一块西一块被剪得象马啃过一样。

胖子是艾莉的好朋友，我对这种欺负女同学的行为很气愤，但我不敢开腔，在那种火热的革命狂潮中，能不参与做坏事助纣为虐，就算一种“善行”了。现在想来也是一种胆怯，明哲保身的行为。胖子后来白天在寝室不出来，吃饭都是艾莉和其他女生帮她从食堂揣回来。洗衣服都只有在晚上戴一草帽悄悄出来洗。我为造反派的暴行感到耻辱。(往事已过四十多年，有些细节记忆不一定准确，当事者均健在，希指正、补充，谢谢。)

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中搞打、砸、抢，对群众施以暴行的只是少数人。同为学生，受同样的教育，有的能保持做人的良心，有的却表演了野蛮残忍的“兽行”。

《三字经》讲：“人之初，性本善。”在西方文明中则讲，人皆有原罪，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只有上帝是无罪的。其实人是天使和魔鬼的复合体，修其善则为善，修其恶则为恶。环境能造就或毁灭人。当一个社会丧失了法治，没有敬畏，可以为所欲为，造谣污蔑，打人抄家，甚至杀人都不犯法，就有了产生恶行的土壤。而一个好的制度，健全的法治则可以限制人去做坏事，遏制人心中恶的一面，使坏人变好人。在同样的情况下，有的人做坏事，有的人不做坏事。这是由于成长经历、环境不同，家庭教养不同，受到不同的熏染而产生差异，即“性相近，习相远。”马克思说过：“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致理名言。

            　　　　四、父亲的日记

下面是父亲在1968年的两则日记，记述了2文革"两派斗争的暴行及父亲的愤怒。当时父亲所在单位西南师范学院也分为两派：反到底派(8.31战斗团)，8.15派(春雷战斗团)。父亲未参加群众组织，因为从旧社会过来的老教师，身上有不少问题，没有哪个组织愿意接受。但他思想上支持8.31派，所以有时参加游行、开大会等活动。

               　　　三月二十日星期三

下午在会议厅，张某某传达北京学习班的情况。十三中学的“火星”和附中的“无产者”(属8.15派) 乘卡车一辆在场外回旋捣乱。我们不理他们。卡车再次来，小流氓们跳下车来冲入会场，登主席台，在墙上刷大标语：“毛主席是舵手，8.15跟着走。”我们极力克制，最大的忍耐，大家只是唱歌。小流氓在一个人的脸上涂墨，被涂者逆来顺受走开了之。流氓是挖空心思来挑起武斗的，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将浆糊盆掷向人群，仍挑动不起来；又举凳向一女同学头上砸去，群众遂大呼：“不淮打人”，流氓们把墨汁瓶掷向人群，又从窗外扔石块，一时秩序大乱，众人夺门而出，我和世钦及四宝皆被泼了一身墨，满身满脸皆是，真是淋漓尽致。(按：世钦是我的母亲，四宝是我的妹妹。我的母亲被挤出来后，从高坡上跌下去，把腿跌伤了。) 很多年青人忍无可忍，跃跃欲反击，皆被劝阻，决不能上当。对方设法欲挑起武斗，我们要针锋相对，就是逆来顺受，极力克制。不然，就会“逞一时之快意，遗后患于无穷。”

            　　　五月二十一日星期二

昨天毛主席接见了四川在京学习人员，8.15派昨天半夜庆祝游行，反到底派今天上午游行庆祝。附中“无产者”及其它中学的武斗队出来捣乱，用车子冲击游行队伍，又在制高点事先囤积砖头石块，袭击游行队伍，因而发生冲突，西南师院8.31及四川外语学院8.26受伤的很多。打得一塌糊涂，“无产者”的宣传车被砸，激怒这群小联动，他们蓄意报复，寻衅闹事，来四川外语学院捣毁学生宿舍。(按：当时四川外语学院由北温泉三花石已搬迁至西南师院校内。) 一女生被赶下阶梯，跌倒，鼻孔流血，无路可走，跑进我家躲藏，后有三个“无产者”追来，持刺刀、扁担，把鼻子流血的川外8.26女生揪走，大家都敢怒而不敢言。我心抑郁终日。这是什么世道？究竟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青天白日之下，可以随便打、抢、抄、抓，无人能过问。真是“庆父不死，国无宁日。”挑起两派武斗的黑手一个也没有揪出来，究竟症结在何处？我真是大惑不解。

按:在“文革”中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成为最流行的口号和格言，打人的红卫兵高喊：“这是为了革命，怎么干也不能算犯罪。”他们认为革命需要野蛮残忍，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特别是对所谓的“阶级敌人”更不能手软。在革命的旗帜下，以革命的名义，就可以搞打、砸、抢，制造“红色恐怖”。当暴行与神圣的“革命口号”结盟，野蛮的暴行就成了脱缰的野马，遍及全国，危害人民。

关于“人怎样会变为兽”，马克思有一段精彩的论述。1843年年仅25岁的马克思给好友卢格致函说：“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这一论断今天仍是我们分析、认识社会现象的锐利思想武器。

                                 　　　　　　　　　　

　　　　　　　　　　　　　　　　　　　　　　　　　　　　　 201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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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8-11-15 23:10:20

工宣队进校历程
                                                         ——文革记事之十　　　　　　
　　　　　　　　　　　　　　　　　                李秉铎
工宣队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是“文革”中诞生的新事物，被称为是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伟大的革命创举” 。
1968年上半年北京清华大学等高校的派性武斗屡禁不止，逐步升级。毛泽东坐卧不安，彻夜不眠，他决定着重扭转无政府状态，努力恢复对局面的控制，引导由“乱”到“治”。７月２７日，按毛泽东指示，北京６０多个工厂，组织３万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开进各高校，整顿秩序，平息武斗。其中有３０００人分乘６０辆卡车，胸佩毛泽东像章，手捧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前往清华大学。头脑膨胀的红卫兵在派性斗争中已刹不住车，清华大学以蒯大富为主要负责人的井冈山兵团以武力对抗，工宣队５人死亡，多人受伤。７月２８日毛泽东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北航韩爱晶、北师大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毛泽东严厉地告诫：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在武斗问题上，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国民党，就要歼灭。毛泽东的训斥是对红卫兵头头们的当头棒喝，有效地制止了各大学红卫兵的对抗态度，保证了工宣队进驻学校，制止了武斗并开始搞革命大联合。
　　８月２５日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提出“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小学逐步管起来。” 要“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学校。” 同一天《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中公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的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学校。”
　　１９７６年毛泽东逝世，随后“四人帮”垮台，到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６日，在邓小平的建议下，己完成历史使命的工宣队全部撤出学校，未能实现“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 的目标。
　　偶然找到一本日记，是一本薄薄的练习本，记录了工宣队进校这一段时期学校及社会上发生的事件，以及自已的看法和认识。日记从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６日到１９６９年１月３１日。开始记日记可能是回到学校坐下来搞大联合，天天政治学习，屁股和板凳相结合，生活安定、逍遥，就开始记日记了。从１２月１３日起我参加解放军成都警备区组织的清查敌伪档案工作，日记内容就发生了变化。现将日记中有关工宣队的内容保持原样摘录，以作纪念，也可作为研究那一段历史的参考资料。
　　　　　１９６８年　　８月２６日　　星期一
　　今天是“８.２６”造反两周年纪念日。回忆两年来的日日夜夜：工作组的高压、赴北京的幸福日子、封闭《四川日报》的艰难困苦、进驻成都军区的离奇生活、二月黑风、三月逆流、五月血战、西昌调查¼¼“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回忆当初气吞万里如虎的革命气概和历经的千难万苦，深深感到前一阶段没有白白度过，在斗争中尽到了最大的努力，同时也得到极大的锻炼和提高。但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今天，革命意志却越来越不如以前了，在各方面都有所倒退。在纪念“８.２６”两周年的日子里，我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永远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本来省革命委员会不同意我们开大会庆祝，说重庆“８.１５”派开会庆祝，大庆三天，受到批评，并说现在上层斗争很激烈，最好不要开庆祝会。昨天特派省革委付主任张西挺来川大做说服工作。但是广大８.２６战士不同意，因为已经准备了很久，中、小学的８.２６还特地操练了队形，最后决定大会改为“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向工人阶级学习” 的誓师大会。
　　大会开得很短，发言都很精练，接着就是游行。先是战斗团团旗，再是仪仗队，小８.２６的号队、气球队，小８.２６，中８.２６，大８.２６，共有五、六万人。十二中、三中、气象学校、工业学校的队伍都准备得很好，很精彩，有号、鼓、舞蹈队、气球队、旗队。走到天府街，二四九信箱联总的队伍也出来游行，欢呼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企图横穿我们的队伍，和中８.２６冲突，中８.２６受伤数人，二四九联总被打死一人，伤近十人，大败而逃。
　　下午班上全体８.２６战士合影。
　　　　　　　　　８月２７日　　星期二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午两点开进川大，有南光机器厂５００人，纺织厂、仪器厂５００人，７８５８部队解放军２００人。我们到大校门外，林荫道两旁欢迎。随后在大操场开欢迎大会，成都警备区曲政委，孙付军长等都来了。江海云(８.２６政委，川大革委会主任) 致了欢迎词，工人代表、解放军代表也都讲了话。
　　工人宣传队进校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必将在各个领域中引起深刻的变革，掀起一个“斗、批、改” (即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的高潮。对于中央最近指示，《红旗》杂志社论要认真学，领会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然就要落后于形势，失掉政治敏感。
　　　　　　　    ８月２９日　　星期四
　　上午在新会议室欢迎工宣队进驻物理系。
　　下午工人同志分到各个班，我们班分到四个工人师傅，两男两女，有一个是老工人，四个人都是南光机器厂的。
                  8月30日星期五
下午在大操场召开全校大会，刘安聪(8.２６战斗团负责人之一) 讲话，说警备司令部派出大批部队进驻二四九信箱，以二四九信箱为突破口，解决老大难问题。市革命委员会要求所有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都到二四九去游行示威，并着重呼口号：“马蜂窝就是要捅，坏人就是要抓，黑手就是要揪！” 我们才和二四九联总打了一仗，是老对头了，更是兴奋，全校集合前往二四九。沿途旗帜招展，一个单位接一个单位，涌挤不堪。市革命委员会也出来刷大标语：“马蜂窝就是要捅¼¼”。二四九联总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红成) 的一大金刚，反《红十条》(即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十条意见) 干将，武斗狂人，今天遭到这样的下场，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二四九联总仍然十分顽固，在大楼上刷大标语：“川驴(指川大８.２６) 臭知识分子枪杀工人阶级是全国罕见的反革命事件。” 在主楼上有“东郊前哨”的招牌，见川大队伍来了，分外眼红，把“联总”的大旗挂上高架上，因为有大批解放军在场，他们没有敢向游行队伍开枪。我们的队伍受到二四九“八一”战斗团的热烈欢迎。
另外四川医学院，一机校都发生殴打工人宣传队成员事件，警备司令部都派了军队去包围，抓了凶手，一机校红成的五个头头态度恶劣，全部被抓。
这样解决问题，充分发挥革命委员会的权威，很多老大难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整个形势也就越来越好。重庆、江津、南充等地也能这样搞一下，问题就好解决了。
　　晚上全校收缴武器，拆除工事，在１２点之前必须完成。工人师傅都下到各个寝室，督促同学交枪，我们把留作纪念的子弹都上交了。工人师傅和我们很友好，他们说：如果是去年七、八月份，你们的枪坏了，我们还可以帮你们修理。现在情况不同了，要响应毛主席号召，把武器交出来。我们的情况和北京不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始终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为四川文化大革命立下功勋，做了大量好事。因此在广大群众中威信较高，不象北京的学生那样臭。我们和工人同志的关系是正常的，革命的，有利于我们和工农兵群众结合，有利于我们的思想改造。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更加需要虚心向工人阶级学习，接受他们的领导。不然，我们的有利条件反而会成为前进的障碍。工人群众和我们的亲密关系，也说明了广大群众眼光是明亮的，只要我们有了成绩，作了好事，他们就会给予充分的肯定。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臭知识分子”的招牌而自卑。　
　　　　　　　　    ８月３１日　　星期六
　　我班从今天起开始“早请示”，早上集体到理科楼毛主席塑像前，手挥毛主席语录本，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读主席浯录，然后才进行早锻炼。
　　上午打扫清洁，宿舍过道上过去两派激战写下的标语，都用玻璃片刮去，又粉刷了一遍，使过道又恢复了本来面目。工人师傅们都在寝室门上贴了一个大大的“忠”字。整个学校面貌大改观，政治空气也浓厚了。
《文汇报》有一篇文章“无产阶级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不能仅仅理解为军队、监狱、法院，而是无产阶级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全面专政。资产阶级被搞臭了，现在他们利用最后一个阵地“上层建筑”进行反扑。工宣队进入学校正是为了在学校中，在上层建筑方面向资产阶级进攻，专资产阶级的政。并指出，有的人觉得“委屈”，这是对哪一个阶级有感情的问题。
　　这些批评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知识分子目前的思想状况，对于我也是非常适用的。我一定要努力改造自已，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无产阶级的感情来认识一切。否则，在革命革到自已头上时，就会想不通，觉得委屈，走进个人主义的死胡同里去，最后被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所淹没。
　　　　　　　　    ９月３日　　星期二
　　这几天着重搞“一片红”，打扫清洁，布置寝室。门上贴“忠”字，主席像，毛主席语录，剪纸，我们寝室也布置得很美观。
　　高斌(遂宁农机校学生，我在井冈山野战军时的战友) 今天来，他已毕业留校，他讲了遂宁的情况。他准备写小说，明年开始动笔。
　　　　　　　    　９月４日　　星期三
　　我们班的几位工人师傅都很严肃，不活泼，很难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不知他们对我们有些什么意见。那位老工人说，我们都不是臭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还谈不上，但我们确实不是臭知识分子。第一，我们根本一窍不通，没有多少知识；第二，我们在广大群众心目中不是臭而是香；第三，我们是在新社会长大，是党和毛主席培养出来的。
　　　　　　　　    ９月１９日　　星期四
　　市革命委员会召开全市大会，欢呼毛主席赠送首都工宣队的芒果复制品送到成都，我因病未去。(按：８月５日毛主席将外国友人赠送的芒果转赠给首都工宣队。《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称为“最大关怀最大信任最大鼓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群众心连心”。北京工人阶级又将芒果的蜡复制品转赠全国各地，各省市均举行盛大集会迎接，有的还分片分区巡回展览，让群众瞻仰，奉若神明，皇恩浩荡。)
　　　　　　　　    ９月２０日　　星期五
　　汪贤裕(成都四中学生，我在井冈山野战军时的战友) 送来一份“７.２８”毛主席接见聂元梓等五位学生领袖的讲话全文，看后受到很大教育。毛主席对于学习，最强调自学，自已到图书馆去学，马恩列斯，主席自已，都是自已学出来的。对于学校的问题，主席说：教育革命搞不上去，不怪你们，我们也搞不上去。从主席的讲话中看出，主席还是比较同意学生“斗、批、走”，到实践中去。我觉得这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事实上，现在学校中坐下来搞“斗、批、改”，搞政治学习，收效不大，只有到工厂，农村，到社会实践中去，才能有较大的收获。我们正当年轻力壮，精力旺盛，白白地逍遥，天天打牌、下棋、吹牛，不仅太可惜，而且会令人颓废。我还是要找机会到工厂、农村，到社会实践中去走一走。另外在学校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
　　　　　　　　    ９月２１日　　星期六
　　学习列宁语录，很有收获。列宁说“自然，每次革命都会给进行革命的阶级带来巨大的牺牲，¼¼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给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带来了从来没有过的牺牲，贫困和苦难，很可能，这种情形在别的国家也会完全一样。” 他又说：“工人贵族害怕牺牲，耽心在革命斗争时‘太’穷，他们是不能算作党员的。” 这些话也适合我们现在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牺牲了一些人，很多工厂停工，物资供应紧张，肥皂、牙膏等常用品都很缺，伙食也特别差。因此自已也附和一些不正确意见，发牢骚，这都是很不正确的，是眼光短浅的表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当然会付出牺牲，造成一些贫困和苦难。但是，如果不进行这场斗争，就会葬送整个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要牢记列宁的教导：“所谓革命，就是极端残酷的殊死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是根本放弃革命，或者是承认同有产阶级斗争是所有革命中最残酷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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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２２日　　星期日

　　今天没有事，到成都四中去找朱希亮(四中学生，我在井野时的战友) 玩，在他家吃了一顿饭。他约我国庆节去取毛主席纪念章。

　　　　　　　　       ９月２３日　　星期一

　　上午全校开大会，工人宣传队的同志作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动员报告。办学习班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我还是认为先有实践才行，经过实践，再学习总结。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深有感触，有一段时间特别忙，当时十分渴望能有一段休整时间，进行学习总结。在封闭《四川日报》后，进行了一次整顿，收获很大。开会时大家针对碰到的实际问题，讨论十分激烈，不是感到无话可说，而是感到时间不够。

　　　　　　　　       ９月２４日　　星期二

　　上午开大会，欢送去解放军军垦农场劳动锻炼的毕业生。井冈山野战军(井野) 的王炎平、张川生、李少春都是去军垦农场，他们多是自愿申请去的，很有志向。老造反派应该带头到最艰苦，最锻炼人的地方去，贪图生活的舒适，是没有多大出息的。

　　　　　　　　       ９月２５日　　星期三

　　杜晓荣(物理系四年级学生) 从重庆返校，给我带了一封父亲的信，父亲在信中批评我调皮，说风凉话，说这是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里学来的。说革命意志衰退在我身上也有所反映，要努力改造世界观。我给家里和姐姐的信，都有牢骚，十分不好。我应该时时时刻刻不要忘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对自已的影响，注意思想改造。　

　　系上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物一(四) 班全班参加学习班，是全校的典型班，有人说这是运动后期出左派。在前些日子，江青，周总理在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指全国各省、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的大会上，指出要爱护红卫兵小将，小将们在运动前期、中期是立了功勋的。因此川大出了一份《和工宣队谈心》的大字报，是哲学系三年级写的，抓住工宣队个别缺点，提得十分尖锐，说是国民党作风、四清工作组。这张大字报大方向是错误的，代表了一股不正确的潮流。但在我校这股思潮有相当一部分群众，“８.２６”团部也有一部分人支持。物一(四) 班在袁代贵(因阅读毛主席著作手不释卷，言必称马列，毛泽东。故外号为“顶峰”) 的率领下，刷出大标语：“清除内奸！”“打倒反革命知识分子！” 以极左的口号而一下子闻名全校。工宣队看中了四班，说一进校就看出四班大方向始终正确，是教育革命的决心派。我认为四班的行动是革命的，但口号是滑稽的，有点哗众取宠。

　　　　　　　　       ９月３０日　　星期一

　　成都四中成立革命委员会，到那里去玩了半天。下午回校去送杜晓荣，他将到安徽军垦农场劳动锻炼，但他已走了，留下一张纸条给我。我很后悔，主要是汪贤裕和朱希亮留我多玩了一会儿。这一走就很难见面了。几个老朋友高长川、杜晓荣都毕业离校了，就剩下我一人了，我也希望快一点毕业分配出去。

　　晚上汪贤裕在四中请吃饭，饭后连夜赶回川大。人民南路今晚灯火辉煌，布置得非常漂亮，一派节曰气象。

　　　　　　　　       １０月１日　　星期二

　　凌晨２点半起床，集合去参加国庆游行。到人民南路已经人头攒动，十分拥挤了。我们的队伍被冲散了，我们就各自为阵，开了一会儿会，就纷纷回学校了。今天人特别多，人民南路广场、盐市口、春熙路、东大街都挤满了人。张国华(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成都军区政委)，孙洪道(解放军付军长)，工人代表，游寿兴(川大革命委员会付主任、８.２６战斗团团长) 在会上讲了话。今年的国庆游行有两个特点：一是毛主席像特别多，特别精致，有砂子粘贴的，绣在纱窗上的，有可以闪光的¼¼总之，各式各样，百花齐放。二是人们身上戴的毛主席纪念章又大又多又好，有的人整个胸膛都戴满了纪念章。

　　晚上，人民南路放了焰火，放映了新影片《钢琴伴奏红灯记》。　

　　　　　　　　    １０月６日　　星期日

　　订出个人学习计划：

　　１. 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及最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要深刻理解，思想上要跟得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

　　２. 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学一点辩证法，学一点哲学。

　　３. 学一点专业知识，目前主要学一下电学、无线电方面的知识，看一看数学小丛书。

　　４. 学习历史、地理，学习党史、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中国及外国历史。

　　５. 学一点文学，找几本小说或读一读古诗。

　　最大的困难是找不到书，特别是历史、地理方面的书，但我可以尽力去找，不能系统地学，零碎地学一点也好。

　　　　　　　　    １０月７日　　星期一

　　今天我们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不过学习还是照老样进行，读毛主席语录、《人民日报》文章，然后讨论。今天的讨论会大家发言特别积极，对“斗、批、走” 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因为争论激烈，有两个解放军同志也来参加了发言。大家都同意“斗、批、走”，这个“走”是走到社会实践中去，走到三大革命第一线去，所以是积极的改、彻底的改。但是，目前的情况又使我们走不成，因此大家觉得还是空淡。

　　　　　　　　    １０月８日　　星期二

　　晚上红卫兵支部开了会，要大家积极发言，这几天工宣队抓得很紧，看样子我们不踊跃发言就过不了关。工人师傅向班革委介绍了川大的情况，校、系革委会中有一股对抗工宣队的逆流：刘安聪公然宣称学校必须由知识分子领导。而更惊人的是在我们心目中威信很高的王道玉(８.２６负责人之一) 对于工宣队也是很抵触的，这次他跑到达县去参加地区革委会成立，赖在家里不回来了。物理系革委会主任田景文也是对工宣队不满的人。江海云是中间派。只有游寿兴态度比较正确，但在校革委中受到排挤。

　　听了这些情况使我们大吃一惊，联系到我们所见到的情况：工宣队一进校，校革委就把什么勤工部，宣传部等等一律撤消，校革委基本上瘫痪，摆了一个烂摊子给工宣队，随后又来了一篇“和工宣队谈心”的大字报。这些问题是很严重的，对待工宣队的态度，实际上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态度，是能否继续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事。我们的政治嗅觉还不够敏感，看问题的眼光也不够尖锐，阶级斗争是很复杂的，万万不要松懈自已的警惕性。

　　　　　　　　    １０月９日　　星期三

　　今天班上的学习进行得很好，发言很踊跃，受到工人师傅和解放军同志的表扬。现在我对“斗、批、走” 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斗、批、走” 走到三大革命第一线去，才能彻底地改造世界观。但是，目前我们必须待在学校，搞清理阶级队伍，大批判，整党等。我们离开学校一走了之，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是“私”字的表现，只想离开学校对自已有利，没有从全局出发，不愿意为学校下一步的工作付出代价。目前的学习是很枯燥，但我们应体谅工宣队的难处，工宣队在我校的工作得不到校革委的配合，工作进展不顺利。因此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掀起大批判高潮，安定广大群众的情绪，坐下来学习是必要的。

　　　　　　　　       １０月１０日　　星期四

　　收到姐姐的信，她到解放军农场劳动去了，地点是山东省文登县。信中谈到他们是百分之五十的时间政治学习，百分之四十的时间劳动，百分之十的时间军训。在部队中，战士们时时时刻刻想的是怎样为人民服务，怎样忠于毛主席，而知识分子想的是学好业务作自已的本钱，想的是吃、穿、逍遥、打内仗。这些使我想到，我一向不喜欢政治学习，认为仅仅是一个形式，收获不大，不如直接做实事。看样子，今后无论到哪里工作，都得过政治学习这一关，最重要的是要象解放军战士那样时时想到为人民服务，忠于毛主席，毛主席叫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要打折扣，不要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恶习。(按：不管怎么样努力，我始终都未能喜欢上政治学习，直到退休了，终于可以和政治学习说一声拜拜了，有一种获得自由和解放的愉悦。)

　　晚上和同寝室同学嵇明扬，王国祥一起到工宣队那里去要，我还从来未去过，和工人阶级结合得很不好。我班的两个工人同志，郭师付和谭师傅都在，郭师傅以前参加过中和场战斗，参加过中江县的战斗，和我们谈起这些，非常亲切。

　　　　　　　　       １０月１５日　　星期二

　　学校从这周开始清理阶级队伍，目前着重批判反动的“多中心论”，结合清理阶级队伍，掀起一个“斗、批、改” 的新高潮。今天全校开誓师大会，工宣队负责人作了动员报告，讲了批判“多中心论”的伟大意义和清理阶级队伍的一些政策性问题，讲了我校阶级斗争的情况。我校阶级斗争是很复杂的，解放前是一所老学校，国民党对川大是很重视的，解放前在川大有两百多个反动组织，如篮衣社、复兴社等。文化大革命中，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米建书(原成都市委书记) 在川大住过，有不少活动。还有现管反革命分子在川大住了十个多月，插手几个群众组织，在川大还发现了反动标语，有人张贴为刘少奇翻案的大字报。反动的“多中心论”在川大不是没有，而是大有人在。

　　学校的大字报开始多起来了，揭发了许许多多问题。一个“斗、批、改” 的新高潮就要在川大掀起了。有一部分人认为这是“提虚劲”，对工宣队持怀疑态度，事实将证明他们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人民日报》在给上海机床厂调查报告的编者按中说得好：“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量，将不断创造出为资产阶级庸人和右倾保守主义者所意想不到的奇迹。奉劝那些虽有近视症但还不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人们把眼光放远一些¼¼”。对于持有错误观点的同志，也要奉劝他们把眼光放远一些。

　　　　　　　       １０月１７日　　星期四

　　斗争越来越复杂。今天又有一批大字报，有批判８.２６，井野的“多中心论”的，特别是指责井野支持贵州４.１１派(反对贵州省革委主任李再含的群众组织)。还有题为“谁在川大扯起独立王国的破旗？” 的大字报。数学系６４级乙班贴出了他们班的讨论纪要，他们批判了张石生１５日代表校革委的发言，认为是老保(即保守派) 腔调，认为主要矛头应指向一小撮走资派和阶级敌人，而张石生的报告是把矛头引向校革委，引向８.２６战士，并指出这就是右倾翻案风。

　　我对于许多问题尚未弄清楚，对于目前的主攻方向是什么，也不明确。从现在情况看，有把校革委作为主攻方向的苗头，但这又与中央精神不相符合。如何既肯定我们以前的成绩，又纠正我们的一些错误；如何既批判校革委，８.２６派中的“多中心论”影响，又不至犯右倾的错误；如何稳、准、狠地把斗争矛头始终指向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而不把矛头指偏；如何在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问题，新事物是层出不穷的，我们的学习，改造也是无止境的。通过这一场斗争必将进一步提高我们的阶级斗争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

　　　　　　　　       １０月１８日　　星期五

　　目前有三种意见，一种认为不应该搞校革委，而应搞红成野支，红卫东(均属和８.２６作对的红卫兵成都部队一派)，这种意见实际上对工宣队有一些抵触情绪。另一种主张炮轰校革委，这里面有的上纲上线提得很高，有的是一般的提意见。第三种是不表态，处于观望状态，因为觉得工宣队不能反对，而校革委又是新生红色政权，因此处于矛盾之中。我们的思想也很矛盾，有的昨天写的大字报，今天又改变了观点，觉得不对了。

　　　　　　　　    １０月１９日　　星期六

　　今天我们班对目前的形势进行了一场辩论，工宣队同志也参加了，并发了言，对一些问题我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但还不一定正确。中心问题还是批判“多中心论”和清理阶级队伍之间的关系。我认为目前普遍批判“多中心论”，并着重批判校革委，８.２６战团中的错误，由此可以清理一些坏人，但决不是说清理阶级队伍是从造反派开刀。目前的批判“多中心论”和清理阶级队伍有关系，但主要是对造反派进行思想整顿，为清理阶级队伍扫清障碍，打好基础。这个关系搞清楚了，其它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此，当前应该着重批判８.２６的错误，因为这巳成为进一步工作的障碍，而右倾翻案风是存在的，但不是主流。目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什么？这就是阶级敌人利用８.２６过去的功绩，千方百计挑起广大８.２６战士和工宣队的对立，挑动群众斗群众。“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这个总方针和总政策，否则我们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１０月２１日　　星期一

　　今天学校的形势发生了一个转折的变化。主要是五年级留校的８.２６同学集体写了一份大字报《前面是急转弯》，揭发我校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米建书、郭付仁(原成都市付市长) 在川大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对８.２６战团是插了手的。８.２６团部有人写过“大家来讨论”的问题讨论，这不是革命小将写得出来的。比如说有几条：１.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革命还是一场悲剧？２. 或者是文革五十天(指文革开始的五十天) 否定解放以来的十七年，或者是十七年否定五十天¼¼等等。走资派同时插手几个群众组织，挑动成都地区两派斗争，同时又挑动红十条派内部的斗争。总之，必须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把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搞彻底，才能使新生红色政权更巩固、更纯洁。

　　这样争论几天的问题基本上已清楚了，一个“斗、批、改” 的高潮即将在川大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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