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文革中公民异议文献档案汇编》电子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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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在新中国的铁屋子里面勇敢呐喊的“狂人们”
　　　　　　　　——《文革中公民异议文献档案汇编》电子版序

　　　　　　　　　　　　　　　　·宋永毅·


　　１９１７年初，在北京高师国文部任教授的钱玄同就开始给《新青年》杂志投稿，积极支持文学革命。不久，他就成为《新青年》的编辑之一，并千方百计为该杂志寻求合适、优秀的撰稿人。一次，钱玄同兴冲冲来到他留日时的朋友周树人的住处来动员他写启蒙大众的文章。当时周树人正处于报国无门、救民无法的极端苦闷之中。钱玄同建议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周树人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争辩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１〕这句话打动了周树人的心，使他走出隐默，终于动笔写了抨击吃人的旧礼教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１９１８年４月号上，署名“鲁迅”。从此，鲁迅一发而不可收，小说、杂文等作品不断，在同旧世界的斗争中，冲锋陷阵，所向披靡，成为一名旧礼教铁屋子里的最勇敢的呐喊“狂人”。

　　和鲁迅一样，在这本近五十万字的文革异议者文献里的近七十名名作者和先驱者，也是在中国铁屋子里勇敢呐喊的“狂人”。和鲁迅不同的是：他们大都是小人物，生前非但没有鲁迅作为一代文豪的赫赫名声，甚至还因为是思想超前而的“狂人”而深陷众叛亲离的困境（如顾准晚年）。然而，“新中国”——尤其是文革时期的铁屋子，要比旧礼教的铁屋子何止黑暗和残忍成百上千倍。鲁迅虽然在报刊上发表了上百万字的针砭时弊的文字，但是他从没有因此而遭受到北洋军阀和民国政府的通缉、监禁和杀戮。而文革中的异议者们，仅因为在书信、日记、甚至在“向党交心会”上的直白（如张志新）或写给男／女朋友的情书（如李九莲和王申酉）就导致杀身之祸。即便是被执行死刑，这些异议者的遭遇在中国数千年的执法史上也是最黑暗的一页。在中国千年的皇权体制下，死刑犯在临刑前被游街，但衙役们从不阻止“老子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之类的阿Q式的口号，以尊重死者生命的最后宣泄。而张志新、李九莲、陆兰秀等人在执行死刑均被先割断喉管，或用竹签把下颚和舌头刺穿成一体，或被脱去下颌，口中塞满布条，以防止他们呼喊“反动口号”。更有甚者，和李九莲同案的女反革命犯钟海源在临刑前还被政府残暴地“活体取肾”，去为一名共产党的高干子女延续生命。因为鲁迅从未经历牢狱之灾，我们无法也不应冒然揣测他如何直面死亡。但是本书中绝大多数的异议者，都表现出了重信仰轻生死的大义凛然。这里仅举两例以示之：

　　其一，是１９４０年入党的中共女干部陆兰秀、原苏州市图书馆副馆长被杀害前四天的最后审讯纪录中的一段，时间是１９７０年６月３０日下午。

　　问：你为什么要文化大革命快点结束？
　　陆：因为反面教育太多了，大家不能理解。文革已经４年多，可以结束了。
　　问：你写要求，党中央“放下屠刀”是什么意思？
　　陆：我写的是向真理投降的意思。我死而无怨。人总有一死。〔２〕

　　其二，是关于湘西妹子丁祖晓因散发反对毛的个人崇拜的传单而被杀前的一段记述：

　　１９７０年５月３日，在复核材料的最后一场审讯中，经过１０个月关押的丁祖晓，脸色有些苍白，但依旧显得十分庄重。她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就抓住这个机会，慷慨陈词：“我始终认为忠应该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真理。不应该忠于哪个人。现在提倡的‘忠’字，是搞个人崇拜，是搞奴隶主义！”
　　５月５日，办案人员向她宣读完死刑判决书后问道：“丁祖晓，听清楚没有？”她坚毅地高声回答：“听清了！”然后返身进入牢房，坚决拒绝了在回执上签名按手印。
　　５月８日，无产阶级的子弹，射杀了无产阶级自己的好女儿丁祖晓。同一天，她的同学李启顺也遭到枪杀，她的姐姐丁祖霞被判刑２０年，１７岁的李启才判刑１０年。〔３〕

　　五四以来，鲁迅等人就一直致力于对中华民族“国民性”问题的研究。国人的麻木、自私、冷漠、犬儒等等负面的特征得到了深入地揭露，鲁迅的著名小说《阿Q正传》中的主角，正是国民性的化身。不幸的是，这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知识分子群痛彻心扉的探讨对今天的中国人的国民性还是适用的。但是，这些探讨也忽略了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中国人中不仅自古以来就有为民请命而不惜杀生成仁之士，在文革这样的最黑暗年代，也还有成百上千的异议者，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铁屋子里发出勇敢的呐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无畏、奉献、理性不正是自鲁迅以降的前辈们孜孜以求的完美的国民性吗？可见，问题并不在于国人缺乏这些宝贵的品格，而是在于这些美好的品格没有机会发扬光大。当这些异议者们被当权者最迅速和残忍地杀害，死后还要不惜代价地掩盖他们的声音和思想时，自然就使他们无法起到力量无穷的榜样的“正能量”作用。改造国民性的过程如逆水行舟，既然缺乏灯塔和动力指引和推动国民性的改造，我们整个民族当然只能沉浸濡于铁屋子里的堕落和昏睡之中了。而本书的目的之一，也正是要重新点燃这些先驱者以生命铸成的灯塔，有助于唤醒至今还在“新中国”的铁屋子里昏睡的民族。

　　文革中“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思想先驱者当然绝不止收入本书中的几十位。文革结束后，公安部直属的群众出版社出版过《为真理而斗争的人们》（１９７９年），《党和人民的好儿女》（１９７９年）和《划破夜幕的陨星》（１９８１年）等书，就报道了７８位在文革中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奋起反抗的先驱，其中２０人被迫害致死。但或限于篇幅，或因为原始报导过于简单，使我们无法全部收入。在此也作一遗憾的说明。

◇　异端思潮和公民异议的异同

　　顾名思义，“思潮”就是一种群体性的流行行为，而“异议”则可能是个体性的。

　　１９９６年８月，当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一文中提出“异端思潮”的概念时，曾把它们定位为：１）它们是“文革中，被毛泽东及其中央文革、各级革委会公开批判过‘左’的或‘右’的反动思潮”；２）“这些思潮不仅在政治上表现为矛头直指或公开炮打中央文革、林彪、周恩来乃至毛泽东等中共最主要领导人和整个社会体制，在流行程度上更具有极大的广泛性与群众性”。〔４〕换言之，异端思潮无论在其发端和湮灭时都均有一时一定的公开性和群众性。作者不少还是文革中合法的群众组织的头头（如北京地院东方红的朱成昭）或思想家和代言人（如湖南省无联的杨曦光、湖北决派的鲁礼安和清华四一四的周泉缨等人）。不同于流行一时的异端思潮，本书中的异议文献，更多的是表现了作者思想的个体性和隐蔽性。

　　这在两种文献的表现形式上也常常泾渭分明。前者常常取公开的大字报和传单的形式，而后者却常常是取匿名的传单、信件甚至口号标语的形式。其他的一些公民异议的形式，如上书、日记、私人通讯和狱中手稿等也更带有明显的个人化的性质。

　　公民异议采用上述形式，当然主要是由它们在思想程度上的尖锐性所决定的。如果说遇罗克的《出身论》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了恢复中共的“重在表现”的阶级政策，因而还可以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来追求出身问题上的平等和人权，那么刘文辉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恐怕只能走散发匿名传单的反抗之路。例如，刘在他的文章中这样批驳了中共的整个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体系：

　　第五条：坚决反对毛的阶级斗争路线，反对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谬论。阶级斗争是毛一贯恶性报复、奴役人民的手段，所谓“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整顿党内走资派”是个幌子骗局，毛实质是要清除党内异己，进一步打击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
　　第十六条：“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是谬论。新中国的诞生是因为毛泽东高举了民主自由平等的新民主主义大旗，所以人民才拥护他，结果他却欺骗人民，执政后毛搞的是独裁专制，推行的是愚民政策。“毛泽东这位暴君，正在孤注一掷、冒天下之大不韪、玩弄亿万性命、拼其‘伟大理想’之实现。毛强奸民意，疯狂迫害民众。文革持续时间越长，给中华民族与人民带来灾难就越大。全体人民要看清与认识他，要起来抵制这场倒退历史的政治运动”。〔５〕

　　刘文辉的匿名传单写于１９６６年９月，当时文革的纲领《十六条》刚刚颁布一个月，全中国９０％以上的“人民”对文革还是衷心拥护的。而刘文辉不仅公开地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还同时站在了几乎全中国人的对立面，实为众醉独醒。如此超前的思想和先知，是绝对无法如遇罗克等人那样，先组织一个“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公开地办一份《中学文革报》来发行宣传的他反毛和整个文革思想体系的石破天惊的主张的。如果不采取匿名传单的形式来自我保护，即便不被公安机关逮捕杀害，也极可能在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的群体暴力中丧生。

　　在异端思潮的流行中，很少有直接批评指责毛泽东的文献。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思想局限，二是直接违犯文革的“法律”。三是即便有人意识到毛的错误，直接批评便无法取得思潮流行的群体性。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中共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公安六条）中已经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这样，也迫使异议者们常常采取匿名信的形式来直接批评，哪怕这些批评完全处于善良的动机。比如，原新疆哈密铁路分局水电段经济计划员忻元华因为反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错误，不能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决然上书毛泽东。从１９６７年２月至６月，他先后给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和全国４８家报刊，投寄了９封匿名信。他在信中写道：

　　难道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不是党和人民在集体奋斗中诞生而仅仅是您一个人自己的天才创造吗？难道您的光辉著作中的光辉思想只用于改造别人，而不适用于改造和约束自己吗？……难道你真的自信到连自己周围的最亲密的战友们也不堪信任了吗？难道您真的忘记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个伟大的真理吗？

　　尽管忻元华的信中充满了赤子之心的善意，他却还是被逮捕了。１９７０年５月３０日上午，当局对他进行了最后一次审讯，忻元华最后的话是：“我给毛主席写信提意见是正确的，你们认为我是现行反革命是错误的！谁是谁非，历史将会做出正确的结论！”之后，狱方立即把他绑赴公判大会，在大会上宣布：忻元华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死不改悔，反动气焰嚣张，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他就义时年仅３７岁。〔６〕

　　一方面可能是出于对领袖的爱戴，不想把对毛的批评公开化。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公安六条》里规定“反革命匿名信”是犯法的，许多的异议者采取了写给毛泽东的私人的、但坦诚署名的“上书”的形式。这些信件无一不充满善意，完全符合毛自己一再倡导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党群关系的民主原则。如收在本书中的傅世安两致毛泽东的万言书（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５日—１９６７年２月），王容芬上毛泽东书（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４日），胡全林关于林彪“顶峰论”、干部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问题三上毛泽东书（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２６日），萧瑞怡上毛泽东书（１９６８年５－６月），王若水就批林是反“左”还是反右给毛泽东的信（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４日），朱锦多关于张春桥、江青等人问题两次上毛泽东书（１９７５年８月３日；１９７５年８月２６日），刘冰等人就迟群、谢静宜问题上书毛主席的两封信（１９７５年８月１３日；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３日）等都表达了对毛泽东纠正错误的极为善意的规劝和真诚的希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在上书者的心中恐怕还多多少少存在着“好皇帝、坏奸臣”的思想局限。尽管如此，这种直接对最高领袖的批评的思想高度和直达天听的上书形式都还是异端思潮文献无法企及的。

　　和异端思潮相比，公民异议者的思考常常不仅更尖锐，还更深刻、更具有系统性。

　　其一，区别集中在对于中共的党内斗争的态度上。比如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目标——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冤案，异端思潮的作者很少有公开的反对，而公民异议者就有清醒得多的思考。在“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响彻全中国时，相当一批的公民异议者就公开地站出来，对那些无中生有的构陷进行有理有据地驳斥。进收入本书的，就有张志新、吴晓飞、朱守忠、贾正玉、陈寿图、李九莲、屠德雍、史云峰、王申酉等一串长长的名字。原为辽宁省委干部的张志新就是因为在党内生活中提出对中央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的不同意见而遭受牢狱之灾的。即便身陷囹圄，她也没有放弃对史实和真理的追求，一九六九年十月至一九七○年一月张志新在沈阳管教所写下六篇“为刘少奇辩护”的文章，系统地驳斥了刚刚通过的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她在这些文章里写道：

　　马克思的辩证法是科学的进化的，它不容许对事物作孤立的即片面的歪曲的考虑。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报告起草者，为什么要采用断章取义的手法，加以歪曲，而且在已经断章取义的情况下，挖空心思地又在前而加上所欲加的形容词，从而得出预想的结论，欲加的罪名。按照马克思的教导，真理是由争论确定的，就不难得出应有的结论。……
　　从〔八届〕十二中全会以来，两报一刊社论、九大《政治报告》都曾指出“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许多重大历史关头，都猖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反革命阴谋破坏活动”，“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过‘拼死的斗争’。”但至今尚未看到在各大历史关头中详细的较完全的材料（除已公开的有如上述状态的材料外），作为想早日完全弄清党内这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的普通共产党员来说，不能不感到遗憾和焦急不安。综上所述，作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罪状之一的妄图发展资本主义，是无根据的，指出的那些具体问题和毛主席的论述不相违背。因此，说它是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无法成立。那么为什么要人为地列入和制造两条路线斗争，实属难解。〔７〕

　　这样有理论和史实双重基础的思考，还体现在年仅１９岁的江西南昌的中学生吴晓飞的有关刘少奇问题的手稿中：

　　１９６８年初，他构想写一部全面论述刘少奇同志一生的功过是非的著作。他拟就了目次，全书共分１４章，５０多个小节。他毅然地把自己反锁在一间斗室之中，不分昼夜，伏案疾书。母亲前来送饭，他默默地领情；弟妹的打扰，他就会一反常态，双目怒睁，咆哮如雷。他从第一章开始，用１５个小节写出十几个专题，分别标以《刘少奇的民主革命工运思想》、《白区斗争》、《（所谓）白区派》、《土地革命》、《刘少奇对民主主义的态度》、《农业合作社问题》、《八大政治报告》、《经济困难的过渡》、《刘少奇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特点》、《教育思想》、《新闻》、《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修养论》等小标题。他较为详尽地考据和引证了事实确凿的文件和史实，阐述自己的观点。〔８〕

　　其二，区别还反映在对文革后应当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国家体制的思考上。文革异端思潮所憧憬的新的国家体制，莫过于巴黎公社式的乌托邦政体。这是因为中共数十年的政治封锁，使国人除了一个马克思著作中提到的“巴黎公社”外，实在孤陋寡闻，不知道世上还有其他的理想政体。这一局限，在本书所收的陈尔晋的《特权论》里有了举足轻重的突破。陈尔晋认为：未来的无产阶级政体，要“吸取欧美社会制度的长处”。“实践证明，三权分立，地方自治，两党制，年度选举等办法，确是不要官僚制的民主共和国行之有效的办法。形式始终是为内容服务的。这其中难道没有无产阶级可吸取的合理成分吗？”因而“欧美社会制度的长处，是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第三个来源。”从这一前提出发，他提倡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两党制”——把共产党一分为二进行良性竞争，建立一种“法制、民主、分权、人权”基础上的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度”。〔９〕对此，中国学者印红标的评论颇有洞见：“尽管此时陈尔晋借鉴西方制度的思想尚有生硬嫁接的特点，但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借鉴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思潮，在文革结束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成春潮汹涌之势。陈尔晋的《特权论》成文于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可以说标志着社会和制度批判思潮的高峰”。〔１０〕

　　当我们在指出异端思潮和公民异议者的区别时，还应当指出它们在反文革主流意识形态和反毛体制的相同之处。正是这一相同之处，才使它们都受到了毛和他的追随者们不同程度的批判和镇压。如果我们仔细梳理两者的关系，有时还能够发见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源流关系。比如，原华东师大物理系学生王申酉曾是一名造反派红卫兵，参加了一九六七年初的“炮打张春桥”的异端思潮的活动。他看透了张春桥是“牺牲了上海许多群众的生命而爬到中央取得政治骗子”。炮打失败以后，王申酉陷入了对文革政局的更大的失望，他在日记里记下了这样的深思：

　　这近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使社会失去的太多了，我的失去是与社会的失去是一致的。……毛在十年前划了五十万右派分子，他们绝大多数是无权无势的耿真志士。这一次！历史给人开了个玩笑，几十万的当权派（有低到一个小小的里弄街道干部，有高到国家主席的）被戴高帽子、罚跪、肉体折磨……而一班无赖、流氓小人则反而上了台，这是一个大大的玩笑，聪明人倒了霉，聪明人都倒了霉……?
　　几十万大学生、几千万中学生，近万万小学生在虚度着光阴，更有几万万人在消极怠工，这一次起码逼死了几万条人命，使中华民族的文明受到空前的浩劫。〔１１〕

　　正是这种鲁迅式的“绝望”，使他开始呕心沥血地学习马列原著，对文革和建国以来的毛路线进行系统的批判的精神长征，成为在异议者文献中理论水准最高的作者之一。“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最后却也因为王申酉的这一思想升华，给他在粉碎“四人帮”的上海带来了杀身之祸。

◇　公民异议者自身的分类、比较和升华

　　社会和人文科学研究中的比较和分类，不应当仅是横向的、和其他种类的社会现象的比较，还应当是纵向和内向的，即和自身的社会现象和派别里中不同类型的“子现象”和“子派别”的比较和分类。对于文革中的思想先驱者，以往的研究比较偏重于他们异议思想的分类。比如，有研究者把他们的理论要点分为：“反对个人崇拜”，“反对文化大革命”，“批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呼唤社会主义民主”和“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五大类，这当然是很有意义的。〔１２〕其实，除了我们熟悉的政治思想的分析，对这些异议者们一些基本信息的比较和分类——诸如年龄、文化程度、政治身份、运动经历等－－也常常会有助于研究者的视野别开洞天，挖掘出深藏的底蕴来。

　　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们不妨取本书公民异议者中１７位最后被杀害者的一些基本信息来做一点有趣的分析：

姓名/　　年龄/　　　　　　　　　　　文化程度／政治面目/　　特殊政治运动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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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昭／３７岁（１９３２－１９６８）／大学／团员，调干生／５７年右派；６０年组织反革命集团
刘文辉／３０岁（１９３７－１９６７）／中学／团员，工人／５７年右派；６６年３月因外逃被管制３年
忻元华／３６岁（１９３４－１９７０）／中专／技术员／１９６５年因上书被管制３年
王笃良／２７岁（１９４４－１９７１）／中学／党员，军人
吴晓飞／２１岁（１９４９－１９７０）／中学／群众
朱守忠／５０岁（１９２０－１９７０）／大学／党员，中学校长／５７年右派，６５年四清“地主分子”
陈寿图／５７岁（１９２３－１９７０）／中学／党员、公社党委委员
张志新／４５岁（１９３０－１９７５）／大学／党员干部
李九莲／３１岁（１９４６－１９７７）／中学／团员，红卫兵头头／７２年反林彪被捕；７４－７６年翻案和反华国锋被杀
丁祖晓／２４岁（１９４６－１９７０）／中学／群众
贾正玉／３３岁（１９３７－１９７０）／大学／团员，小学教师
陆兰秀／５３岁（１９１８－１９７０）／大学／老干部，图书馆馆长
蔡铁根／５９岁（１９１１－１９７０）／大学／老红军，高级军官／１９５８年军中“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受害者。１９５９年被划为“右派”
徐关增／３２岁（１９３８－１９７０）／中学／囚犯／６０年因组织“中国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党”被判无期；７０年组织“中国共产主义联盟”被杀
史云峰／２７岁（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学／工人
武文俊／４０岁（１９３７－１９７７）／大专／中学教师
王申酉／３３岁（１９４５－１９７７）／大学／留校监督劳动的学生／６５年四清被定为“反动日记”，６６年因此打成“反动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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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平均３７岁／近一半有大学文化程度／近一半人有生前被多次迫害的经历

　　如果我们从年龄的视角来分析这些公民异议者，会发现这一３７岁的“平均年龄”是非常值得一提的。其一，这说明现他们对政权的异议完全不同于心血来潮的青少年。这一平均年龄，要比文革初期那些１６－１８岁的、被毛的一两段语录忽悠而创立了“红卫兵”的中学生们大了整整一倍。其二，还说明了他们的异议思想已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孔子有言：“三十而后立”、“四十而不惑”。这一平均年龄已经非常接近于一个成年人的“不惑”的阶段了。从这一角度，也就更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公民异议者大都有“虽九死而不悔”的就义的慷慨。例如，上海青年工人刘文辉因散发公开批驳文革纲领《十六条》的匿名传单而被处于极刑，３０岁的他在给家人的“遗书”的最后写下了这样的泣血段落：

　　我是个实行者，敢说更敢做。如今就义正是最高的归宿。……我将死而后悔吗？不！决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来暴政是要用志士的血躯来摧毁。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１３〕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信息是：他们百分之一百是受过中学或以上程度教育的，甚至近一半接受过大学教育。这在今天的中国或许已经是见多不怪的事，但是在文革前还是很稀罕的。以接受过大学教育为例，当时的中国社会大约只有十万分之一的人才有这样的机会。在上述表格里，年龄３７岁及以上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异议者有这样五人：林昭（人民大学），朱守忠（复旦大学），张志新（人民大学），陆兰秀（武汉大学）和蔡铁根（厦门大学）。他们至少在民国时期完成完整的中学教育，才进入大学。从他们就读的学校来看，又无一不是中国的名牌大学。这至少说明他们感受到过较为民主宽松的民国的教育氛围，也有比较强的学习能力。比如，陆兰秀有很强的外语能力，在大学期间就自学德语，研究《资本论》。１９４９年后，她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科普图书馆副馆长。又自学了俄语，并阅读了大量社科人文书籍。所有这些对知识和理论的研读，才使她在文革开始不久就看出“毛泽东发动此次革命是错误的，是历史的倒退。中共中央必须马上结束他对党的控制。”〔１４〕和陆兰秀等人留在共产党的体制内对毛和文革的斗争不同，林昭对毛和中共的认识早已经超越了中共的整个体制。如同《监狱为林昭加刑的报告》中所写：

　　关押期间林昭……污蔑、漫无边际骂我党是“魔鬼政党”，“楼梯上打架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制造者和崇拜者”，是“极其暴虐只以知血与仇恨来维持统治权力的”……丧心病狂地漫骂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所谓“魔鬼”、“暴君”，“阴险毒辣、十恶不赦的独夫党魁”等等。一再叫嚣只要“活一天，就要和毛泽东斗争一天”。……在她的报告、笔记中公开书写“美国万岁”，“自由万岁”，“联合国万岁”，”“修正主义万岁”等反动口号……林昭自逮捕预审以来，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拒不认罪。判决后的第二天，即一九五六判决是“极其肮脏，极其可耻”，还恬不知耻地以“自由战士”自居，对判决“感到无上光荣”，是她“战斗生涯的好见证”，咬牙切齿地污蔑我党和政府。〔１５〕

　　在本书所收的林昭文革狱中的六篇文献里，有一篇是文革肇始时的“林昭上诉书致联合国”。她在里面写道：

　　我不知道我这上诉书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向联合国致达，但我凭着对于上帝公义和世人良知、对于人类社会文明政治道义的最为坚定的信念，确信它必定——早晚有一天能够！……我们，中国大陆青春代对于这个不义政权魔鬼政党的战斗正是世界自由人类保卫生活、保卫自由、保卫基本人权之总体战役的一个组成部份！也正是基由着这一点我要向联合国提出上诉！
　　我将怀抱着这一份公义必胜的信念坚持生活，或者怀抱着这一份信念舍生取义！
　　自由万岁！
　　美国万岁！
　　联合国和她所坚持捍卫的基本人权万岁！
林昭　主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一～十四日

　　从上述林昭的遗文中可以看到：林昭之所以能在黑牢里近十年如一日地反抗中共的酷刑和洗脑，是有着一整套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作为支撑的。其一是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的认同。比如，中共自建国以后２０多年才加入“联合国”，但是林昭却把它而不是“中共中央”作为她上诉的权威机构。这显然和她在民国时期（当时的中国是联合国主要成员）接受的中学教育和大学里对西方文献的阅读息息相关。其二是对从小因家庭而得到的基督教文明的皈依。在林昭所有的狱中书信里，她已经全部运用“主历”来标记日期，以表示自己的虔诚。因此，在所有的公民异议者里，林昭是对毛和中共政权有最清醒认识的人之一。

　　最后，我们绝不应当忽视了这样一个特点：他们中近一半的人在文革前就有过遭受政治迫害的特殊经历。比如，林昭、刘文辉、朱守忠、蔡铁根都曾是“右派分子”，王申酉在１９６５年的“四清运动”里，就因为“反动日记”问题被内定为反动学生，更有甚者，在本书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在１９７０年３月８日判决的名为“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的“反革命暴乱集团”中的徐关增、王汝强等二十六人，竟都是监狱里的在押犯！他们中的十三人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如果仔细阅读一下判决书，这十三人在文革前，尤其是大跃进－大饥荒岁月里都有过组织“中国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党”、“科学共产主义”、“中国人民社会党”、“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中国劳动党”等民间社团的“前科”。按这份判决书所言：

　　现行反革命暴乱集团“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简称“共联”），是以在押犯徐关增、王汝强为首，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份正式成立的；以“首都支部”为核心领导，行使最高权力，下设五个活动小组和一个越狱突击组，共网罗罪犯二十六人。召开反革命会议三十四次，先后通过了反革命纲领、路线、组织原则、组织纪律、成员条件，监内外联系方法和反革命暴乱计划。在反革命纲领里狂妄地叫嚣，要推翻“元首主义”、“元首党”、“元首政府”，公开承认南修纲领和苏修路线。预谋在苏修挑起反华战争时，煽动犯人进行反革命暴乱，与帝、修、反里应外合，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其罪恶阴谋，大造反革命舆论，先后书写反革命文章六十五篇、反革命诗词三百多首、反革命书信一百七十九件，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恶毒地攻击、诽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极其疯狂地诬蔑、咒骂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其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狂，气焰极为嚣张。
　　“中国共产主义者联盟”，是一个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有目的、有行动计划的现行反革命暴乱集团。〔１６〕

　　撇开中共的法院文件一贯的无限上纲的措辞，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所谓的“现行反革命暴乱集团”，其实是由一批同样信奉共产主义的青年政治犯组成的一个监狱中的读书组织。如果说这些青年政治犯在第一次组织的民间异议团体时还打着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党”或“中国人民社会党”的旗号，那么，在文革中他们已经回归到正统的共产主义旗下（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形成了以反对毛泽东的法西斯的“元首主义”、“元首党”为主的系统的理论纲领。

　　常常有中国的政治犯感叹道：“迫害使人成熟”，“监狱是人生的大学校。”闻者虽然会觉得有点令人哭笑不得，言者却凿凿地揭示了公民异议者的思想升华过程。我们在林昭、刘文辉、王申酉等人的思想发展中都可以领略这一真谛。在一些受迫害的中共老干部身上有时也是适用的。比如，蔡铁根是个１９３６年的老红军，大校军官，也是中共在文革、甚至建国以来枪杀的最高阶的军人。蔡在１９５７年的军队内部“反教条主义”的派系斗争中因讲了一句就事论事的公道话被整，接着又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军籍，被分配到江苏省常州市机械工业局当巡视员。因为被迫害，使他看到了基层在大跃进－大饥荒中的惨状，并使他对整个所谓的“党内斗争”以及倡导人毛泽东都有了升华到理论的清醒认识，在他所记的日记中，有不少这样的段落：

　　“整风”有时也叫“整党”，有时说是“审干”，有时也叫做“肃反”。（可以肯定，将来还会有新发展的）这是马列主义武库中所没有的，所以说“毛泽东创造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整风”的内容是随着各个时期的需要而有不同的。在毛泽东的斗争史上，开始最早的反左倾机会主义，其次是反右倾机会主义，再就是反自由主义，反主观主义，反个人主义，反英雄主义，反宗派主义，反教条主义；三查三整，三反五反，反高饶，反胡风，反宗派，反右倾，反……“整风”的范围，开始只限于党内领导集团，后来扩大到全党，后来又扩大到党外，现在则是“六亿人民都要检讨”了。〔１７〕

　　文革开始，常州市机械局的人保科长偕同常州中学的红卫兵，以破“四旧”名义，到蔡铁根家里抄家。当时，抄出了蔡的４０多本日记。因其中有不少批评毛泽东的话，蔡被立案审查，最后把他和一起议论时政的一些老干部一起打成“反革命集团”，常州市的公检法军管会在１９７０年枪杀了蔡铁根。

　　或许，老干部顾准的文革经历更能够形象地说明异议者在逆境中的理论升华。顾原是一个专业的财政人士。顾１９３５年加入中共，１９４６年起先后担任中共中华分局财委委员，中共华中分局财委委员、山东省财政厅厅长等。１９４９年５月，随军回到上海。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为建国后上海的财税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１９５２年的三反运动，他因不同意运动式征税，受到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顾１９５６年入经济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后，开始研究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问题，最早提出并论证了计划体制根本不可能完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并写成《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因此被称为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１９５７年他担任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１９６２年下放劳动回到经济研究所，受孙冶方委托研究会计和经济，相继翻译了熊彼特和琼·罗宾逊的经济学著作；１９６５年，因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外甥宋德楠与几个同学建立“现代马列主义研究会”，被视为组织“反动小团体”，顾准受到牵连，再次被划为右派，并在随后的文革中，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出于来自社会的强大压力以及对顾准的不理解，与顾准患难与共３０多年的妻子汪璧被迫提出与顾准离婚，１９６８年４月更因不堪迫害而含恨自杀；五个子女宣布与顾准断绝关系，并断绝一切来往。

　　顾准当然是中共多次政治运动的极端受害者。但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能从自已的苦难中一次次地超越。他没有纠缠于自己为什么会从革命者变成“革命”对象，为什么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具体原由。而是阅读了大量的西方经典文献，从理论上探讨“娜拉走后怎么办？”——无产阶级的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换句话说，是一个为什么革命常常最后违背了革命者的初衷变为残酷的专制政权的问题。本书限于篇幅，只收了顾准的三篇遗文，但已经可以看到他对整个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理论的巨大贡献。

　　比如，在《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１９７３年４月２０日）中，顾准批判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关于巴黎公社的“直接民主”的概念。顾准认同代议民主，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足以代替它的制度”。如果在广土民众的国家实行“‘一个主义、一个党’的直接民主（当然不可能，它一定演化为独裁），唯其只有一个主义，必定要窒息思想，扼杀科学！”再如，在《民主与“终极目的”》（１９７３年４月２９日），顾准又指出：“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１００％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在本书所选的顾准的第三篇遗文《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７日）中，他通过说古论今、博征旁引提出了对今天的中国社会都值得深思的命题：

　　科学与民主，是舶来品。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国文化的渊源与根据，也可以断定，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不仅如此，直到现在，中国的传统思想还是中国人身上的历史重担。现在人们提倡读点历史，似乎更着重读中国史。而且古代文物成为悠久文明的证据和夸耀，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这种“读史”，其意图在于仰仗我们祖先的光荣历史来窒息科学与民主。所以，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十分必须的。〔１８〕

　　顾准留下的思想遗产博大精深，当然不止于本书所收的三篇读书笔记。顾准的这些思考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不但是对正在进行中的“文化大革命”的现实性反思，更是对传承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专制体制的终结性控诉，即便在多年之后，它仍然散发出逼人的光芒。顾准在政治逆境中的思想探索和研究成果以文章、笔记、通信的形式保留下来，在文革结束和他本人于１９８０年获得平反以后得以陆续出版：１９８２年，他的“希腊史笔记”以《希腊城邦制度》为名出版；１９８９年，他与弟弟陈敏之通信写下的思想笔记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为名发表；１９９４年出版《顾准文集》；１９９５年后出版的有关著作还有：《顾准日记》、《顾准寻思录》、《顾准传》、《顾准全传》、《顾准笔记》、《顾准文稿》等。顾准的思想得到中国思想界、学术界“五十年来思想界第一人”的高度评价。

◇　逍遥·读书·异议

　　以其反文化特征闻名于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常常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焚书坑儒”的比喻流传于文字记载之中。其实，这是一种并不全面的历史错觉。就其全过程而言，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顺从与抗争，幻灭与追寻，疯狂与觉醒错综交织，相互转化的政治思想运动。颇具讽刺意义的是：“焚书”的结果是激起了一代青年人倍增的读书欲望；反文化的悖论是造就了他们对人类全部文明，尤其是异质文化如饥似渴的汲取。与熟为人知的狂热的红卫兵运动相伴相随的，文革中的中国还有过一场不为人知的冷静的地下读书运动／活动。

　　引发这一读书运动／活动的原因之一是青年学生对日益疯狂的文革的失望，从最初的狂热中退隐成为“逍遥派”，并从书籍中寻找离经叛道的答案。本书所收的“王军胜日记选编”就反映了这些原来普通的学生成为异议者的思想过程。另外，文革中的逍遥派的部分成员很可能本来就是这一动乱的反对者，即在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整的所谓的“反动学生”。通过本书所收的“华东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对本校反动学生金伟仁的处分决定（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８日）”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毕业生工作委员会关于对一九六六年毕业生徐超汉的处分决定的批复（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６日）”，可以看到当时对这些“反动学生”的整肃。

　　应当指出：推动这一读书热潮的是１９６８年始的上山下乡运动。自１９６８年下半年起，一场当代中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镇青年的下放／流放运动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其名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自至１９７８年底，大约１６２３万人被下放到农村，农场和基层，其中包括“老三届”（６６，６７，６８届）中学毕业生近４６０万人和“老五届”大学毕业生近６７·５万多人。〔１９〕不管目下学界如何解释这场运动的最终动因，但曾被毛泽东器重与信赖的红卫兵此时已被划为应当接收改造的“知识分子”范畴和应当“接收再教育”的革命对象已是路人皆知的事实。因此，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在客观上，“上山下乡”的发动都是毛收回给青年学生的结社自由权并企图从组织上作为一个整体彻底打散他们的运动。然而，事与愿违。这场运动使所有的青年学生的地位直降到水平线下，从而使他们抛弃前嫌，消弭派性，成为异议者。本书中所收的“卢叔宁的日记和书信选编”就反映了这一过程。卢在文革中为北京师大一附中高三学生，还曾是一份红卫兵小报的主编。因对文革有歧见而当了“逍遥派”。据他后来回忆：下乡以后，他“一面有意识地用超强度的劳动磨练自己……一面抓紧点滴时间读书。那时读书真是很苦很苦的……我的读书，目的性是很强的。就是为了对当世进行研判和剖析，并且把这一剖析记载下来，这便成了我日记的主旨。……我日思的起点是从对林彪的怀疑开始的、对他的目的、手段、阶段性战果及演变都作了较准确的分析和预测。”〔２０〕

　　本书中所收的知青读书运动的另一文献，是“对中国农业体制问题的一些思考——张木生在一次地下沙龙活动上的发言（１９６９年１２月）”１９６８年秋，在内蒙古临河县插队的北京知青张木生等人通过认真读书学习，写出了《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体制问题的探讨》一文，并频频在知青中演说。文章和演说都大胆揭示了中国农村的现状，公开反对“学大寨”，主张“三自一包”；并委婉地批评了毛泽东的农村政策。这一读书笔记还曾得到当时闲居在家的胡耀邦的首肯，并在北京知青中刮起了一股“张木生旋风”。粉碎“四人帮”后，张木生被调到中国社科院农经所工作，成了新时期农业经济理论最早的探索者之一。国内女学者陈小雅曾有一篇文章记述到张木生自述在插队落户期间组织“读书会”学习的情景：“后来我回北京，其间读了毛主席的《读〈政治经济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版）的笔记》，吉拉斯《新阶级》、《赫鲁晓夫传》、苏共二十大报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其他人－－引者注）已经把马恩选集前２２卷从头过了遍。同时，我还翻阅了１９５７年的所谓右派言论，向党交心材料，以及考茨基、伯恩斯坦、托洛茨基的言论和斯大林的《论反对派》什么的。给我震动比较大的是《新阶级》、斯大林的黑幕，赫鲁晓夫苏共２０大报告引起的经久不息的掌声，还有‘解冻’所带来的影响……看了七千人大会讲话后，有一种眼前突然一亮的感觉……又把所谓彭德怀的反党意见书翻出来看，在农村呆了几年之后，就觉得太是这么回事儿了。而且觉得份量并不那么重，是那么的客观那么谨小慎微。尤其是还看到大右派向党交心材料，给我印象很深。”与此同时，他们还“自己办了一个刊物，叫《新思潮》。同时搞建设，搞学习”。〔２１〕这里，“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报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彭德怀的反党意见书”等都是流行一时的油印地下读物。当这些红卫兵们自觉地把自己的思绪延伸到“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国际共运中的修正主义头目”等等的思想脉流里去时；他们完全用反“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思想”以外的思想自觉地重构他们驳杂的思想体系。这种自觉，正呈现出他们从感性抵制向理性反抗过渡的精神轨迹。

　　在中国当代史上，恐怕很难找出另一个历史时期象文革中的青年人那样如此大规模地，如饥似渴，百折不挠地去找书，读书。任何禁令和风暴都无法阻隔他们对书的拥抱；书，在他们眼里不仅是精神食粮，而且是一种不惜用生命去偷盗的“天火”。由于文革中所有图书馆的被迫封闭，青年学生们为读书寻找真理而当“孔乙己”的事曾屡见不鲜，甚至横遭迫害的逆境都没有泯灭他们这一燃烧着的良知。后来成为杰出的民主主义战士而牺牲的王申酉便是很典型的一例。一九六八年后，王申酉因卷入上海造反派红卫兵炮打张春桥的活动和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很快“被隔离审讯，抄家”。不久，他又被送到江苏省大丰县五七干校“监督劳动，接受改造”。就在这种流放生涯中，他与另外两个“反动学生”小黄与小薛一起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经常在一起学习马列著作，有机会还探讨一些社会问题”。由于得不到他们所需的学习书籍，“王申酉和小黄，小薛悄悄拿走几百本学校图书馆的社会科学书籍。他们原准备看完以后悄悄送回。不料拿书事发，王申酉被隔离审查一个多月，他又一次被取消毕业分配的权利”。〔２２〕在常人看来，三个已被打成“反动学生”的青年竟为了学习马列而去偷书，无疑是疯狂之举。而对王申酉等人来说，“窃书”却是他们寻求真理之火必不可少的阶梯和某种普罗米修士式的义无反顾之举。

◇　最后的几句话

　　自鲁迅写下他的《狂人日记》，成为旧礼教铁屋子里呐喊的“狂人”后，已经整整１００年过去了。遗憾的是：绝大多数沉睡的人们并没有醒来，铁屋子还没有被摧毁。相反，改朝换代以后的“新中国”的铁屋子远比“旧中国”的更为封闭和黑暗。

　　自林昭、张志新、王申酉等人在文革中发出他们在新中国铁屋子里的呐喊后，文革也已经过去５０多年了。自改革开放发生后，“新中国”的铁屋子似乎被打开过一扇小窗，但是最近又被关上了。绝大多数沉睡的人们还是没有醒来……

　　历史似乎在不断地重复，我们似乎又回到了一百年前鲁迅和钱玄同对话的原点：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如果林昭、张志新和王申酉等先驱者们能活到今天，他们将做出怎样的抉择？

　　在编完他们的遗作后，我坚信他们还是会抱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而杀生成仁、毅然献身。

　　但是，这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先驱者们的牺牲是否一定能唤醒铁屋子里“从昏睡入死灭”的“熟睡的人们”？或者：还要多少个百年才能毁坏这一“万难破毁的”铁屋子？

　　无论对那些思想先驱者，还是对本书的编者来说，都还是一个难以回答问题。


２０１８年８月于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



注释：

１，鲁迅：《〈呐喊〉自序》，载《鲁迅选集·散文篇》，香港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２－１３页。
２，丁群：《陆兰秀狱中诗文》，美国成家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３３页。
３，吴兆麟、田大业：《巾帼雄杰——记六十年代为反对造神运动而英勇献身的共青团员丁祖晓》，载《划破夜幕的陨星》，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２４４－２４６页。
４，《二十一世纪》总３６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１９９６年８月。
５，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澳门崇适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２００８年，第９０－９１页。
６，乌鲁木齐铁路局政治宣传部：《戈壁壮歌》，载《春风化雨集（下）》，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年。
７，均见本书的“张志新反文革文献三篇（１９６９年１月—１９７０年１月）”一章。
８，王岚君、黄象滋：《吹尽狂沙始到金——记优秀青年吴晓飞的事迹》，载《划破夜幕的陨星》，第１８６－１８９页。
９，均见本书的“陈尔晋的《特权论》（摘录）１９７４年－１９７６年初”一章。
１０，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８２页。
１１，金凤、丁东编著：《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０４－２０６页。
１２，刘济生：《文革时期的思想解放先驱》，北京：《炎黄春秋》，２００９年第７期。
１３，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第９０－９１页。
１４，https://zh.wikipedia.org/wiki/陆兰秀
１５,林昭：《血书：“起诉书”跋语等（１９６５·０７·０５）》，载宋永毅主编《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国研究中心出版，２０１３年第二版。
１６，见本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的刑事判决书、１９７０年３月２８日；（７０）军刑字第２９号”
１７，见本书中“大校蔡铁根蒙冤后的反思日记”一章。
１８，均见本书中“顾准读书笔记三篇”一章。
１９，中共中央国务院知青办文件《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１９８１年１０月。
２０，卢叔宁：《劫灰残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４页。
２１，陈小雅：《北京知青历程回眸》，载余夫、汪毕华编《悲怆青春：中国知青泪》，北京：团结出版社，第１０－１７页。
２２，金凤：《血写的嘱托——一个时代的悲剧》，载《八载秦城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５５２－５５３页。


□　原载《明镜月刊》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