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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中:施蛰存“文革”不写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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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1 12:43: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我常会想起几年前遵顾廷龙老人之嘱,将他自1930年代起的十一种日记及吴织先生抄录稿带往北京,其间几次沐手翻阅,使我景仰不已,梦想能影印或编出一个选本。可惜此文献至今未见刊行,而顾老已跨鹤仙去。我也曾寻访赵清阁先生的日记,而当我走近时,那些丰富饱满、现代文学史家们苦苦寻觅的文字随着她的故去又
倏忽消失,令人憾叹。可见,文人日记的行踪时隐时现,极易湮没,若求其流布,便不可放过那些短暂的机会。多次请教施蛰存先生,他也大叹其难。有时谈及古今中外文人日记至兴奋时,他也常拿出自己的日记相示。1998年《刘呐鸥1927年日记》披露后,其后人将刊印本给了施先生;台湾成功大学也将十五本《苏雪林日记》寄来,他喟称这都是现代文学研究难得的一手资料。不久,他便应允我为他的日记作选编工作,并在去年与文汇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今天我埋首为本书校样时,不禁又想起了吴织先生为顾老工笔抄录积案盈尺的稿纸——我曾经抱着它们从上海飞往北京而宁可将身边的摄影器材托运。


  早在1930年代,施蛰存先生对日记文体就表现出莫大的兴趣,编译了一本《域外文人日记抄》,为当时读书界所青睐,并在刊行五十余年后又获得重印。他在序中写道:“从文学的艺术价值这方面看起来,美文与诗是应得有它们的崇高的地位了。日记是美文中的一支,并且是最足以代表美文的特色的。”此序不仅介绍该书编译的情况,同时对日记这种“最最个人的文学作品”阐述了自己的理念。六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仍感真切。也许置身于二十世纪跌宕的历史浪潮之中,他的日记也是在一段一段时期内所作的,总是由心境所致,因境遇变化而时作时辍,虽然并不完整,经探究还是脉络分明。1936年1月写有《我的日记》一文,介绍自己十一种日记残本。他告诉我,这些日记当年置放在松江老家,那时曾想刊印,遗憾的是一年后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炮火中。因此这篇《我的日记》便成了他早年日记的提要而存。1937年8月,施先生时居松江,虽已久不作日记,然中日沪战突起,始作《同仇日记》,凡二十五日;接着经浙、赣、湘、黔四省陆路赴云南大学,备历艰苦,写为《西行日记》;1940年10月乘船去福建永安任教,一路按日写成《适闽家书》。以后他还有据日记所作散文,像《路南游踪》、《浮海杂缀》等。


  1962年10月,施先生又重作日记,写至1966年元旦才中辍。有传闻说他在“文革”期间也写日记,曾以此询问,他对我说:“这之前所写两本日记都被抄掠,如此险恶的情形,怎么可能再写日记呢?”我检阅《施蛰存七十年文选》自序中的有关说法,抄录于此:“‘文化大革命’前期,我在牛棚中每日写的思想汇报、改造日记,倒似乎都是很有意思的文章。特别是每日写的‘日记’,由红卫兵收去贴在学生宿舍楼下的大黑板上,惹来了许多学生的‘欣赏’,那些只占抄本簿两页的文章,可能有不少很妙的小品文。可惜当时不留底稿,现在无法把它们也编成一个集子。前天看到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很佩服他的目光远大。”1977年是中国知识分子龙蛇起蛰的年头,施先生又写起日记,我所见到的起自1981年部分,到迄今为止。如今他年已九旬又七,仍持续未辍,几乎每日都要涉笔随录,文虽简约但价值不凡。


  施先生写作于1950年代前的日记,现在能见到的是当年发表在《宇宙风》等报刊上的,近些年也为多种选本收入。而本书辑录的两种日记,则属首次发表,因而极有意义的。征得他同意,我把1960年代部分题为“闲寂日记”,1980年代题为“昭苏日记”。为了能够存真,以每页原貌影印,同时按原稿抄写,加标点排印。在选编的年月内保持连续,不作任何删减。对个别疑字或省略字,经征询施先生后校正,排印时用【】号标明,以方便读者阅读。


  “闲寂日记”始于1962年10月1日,讫于1965年12月31日,用毛笔书写在毛边笺纸上,线装成两册。1950年代他忙于教学,其余时间倾力编译外国文学作品;1957年8月被错划“右派”,停止教书,文章著述不能发表出版;1961年9月从嘉定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四个月返校后,被摘去“右派”帽子,到中文系资料室买书刊、整理资料;1962年他的处境略有松动,能回中文系教授英语课,这样有许多业余时间收集研究碑拓及词学。那时上海的情形不难想象,是“文革”狂暴来临前特有的平静,加上他能“得闲”,于是恢复写日记了。在开篇就感慨地写道:“三十年前曾作日记,不能持之以恒,数月而止,其本亦久失之。迩来??老矣,辄不忆三五日前事,因发以复每晚记行事,备万一检点。”如今当我们逐日依次阅读,在浓淡适宜、坦率舒畅的笔墨间,时光好像从纸上晃过,让人吟味到他自由自在的清正儒雅的身影,在那样的时代,他的所读、所感、所行和所为,在显示了一种精致的闲寂。“文革”浩劫中,施先生被“造反派”抄家达六次之多,这两册日记也被掠去,“造反派”如获至宝,仔细审查,发现问题处均用红笔划出,或线或圈或钩。其中有四页被撕下,成为重要“罪证”编上号码。正因为“造反派”如此重视,


  才使得这两册日记躲过一劫,未被焚毁或遗失,“文革”结束后终于获得归还。无论对于施先生还是研究者,这都是值得庆幸和感慨的。需要说明的是,此次影印仍保留了上面的划损痕迹,被撕去的四页也依次复原补进,惟有最后一页上“造反派”用钢笔写的“打倒老右派施蛰存”几字,在影印时作了删除处理。


  “昭苏日记”是施先生在1980年代始作日记的部分,那时他已逾古稀之年,又开始教书、编书、写书及参加各种学术、文化活动,生活及环境已经稳定平静,忙碌之余重新写作日记。但是,所记文体却更为简约,已局限于随记日常出行、来访、购物等生活琐事。而在1983年大病痊愈后所记更是日趋省略,完全隐没了个人的所思、所感、所谈、所读,一般均寥寥数字,完全是一种习惯使然。这一现象的产生,我以为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选编时我侧重于1980年代前期,考虑到这段时期他的活动相对较多,其生活内容也相对丰富,有助于读者和研究者了解他老年时期的这段生活经历。


  对于日记向来有种说法,认为日记分两类,一种是为自己记的,另一种是给别人看的。我认为,施先生的日记可以1950年代为分界线,作于之前的是写给别人看的,是文学家的日记;写于之后的是为自己所记,是绝对个人化的日记,尤其是1980年代写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日记纯粹是个人的作品,凭着这种习惯,在晚上临睡之前,随意地写几句,把一日来的行事大略地作一个记录,因为并不是预备给别人看的,所以文字不必修饰,辞句不必连贯。“昭苏日记”的后半部分,不仅没有挥洒心情,也没有思想议论的记录,而且记事极简省,仅仅限于备忘。即便如此,每日的过往隙影仍能展示他生活的一些侧面,留志鸿爪。  


  毫无疑问,这本书的刊行对于研究者是有史料意义的,藉此我还希望这本日记能使一般读者有兴趣,能成为时常翻阅的有品味的藏本。因而在制作时力求呈现一种独特的视觉感受形式,传达具有日常积淀和时光沧桑的情感,是语言所无法描述的体验,其理念予以形式上诠释施先生的生活、个性及其他。——吾国老一辈知识分子在生活中心如止水的自处精神,会给予我们一些实实在在的人生启示。他所记下的心境是宁静的,我相信阅读时也能使我们获得宁静,或许会发出一声轻轻的惊叹。不管怎么说,此后这种具有人文载体的可赏可阅的日记,总是越来越少了


http://www.gmw.cn/03pindao/renwu/2004-07/17/content_587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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