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青萍：对《文化大革命沉思录）的再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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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青萍  
　　


　　 过来，我们思想理论界缺乏对文革全面整体性的反思，散见于舆情的文革反思文字大都局限在片面的带有情感性特点的思考范畴，大体都是非白即黑在山说山的肤浅见解，这对于从理论上乃至哲学上总结文革，以利后往没有积极的指导意义。最近读到北大党史专家陈坡《文化大革命沉思录》，感觉其视野比较开阔，但依然缺乏整体上的说服力量，酌其文章逐条分类的沉思体例，特随其中心意思谈谈鄙人尽量从更系统的角度上作出的思考，据此希望好者共同进行理性探讨。


　　
　　 文革沉思之一再沉思


　　
　　 究竟什么是文革的根本精神？陈坡的答案“首先是把这个偏执的伟大领袖塑造成亿万愚众的偶像”。对此还可以商榷。当然文革的个人崇拜和被崇拜者的错误都是典型的问题，但它未必便完全等于文革的根本精神这个命题。所谓根本精神者，应该是指导文革并由此造成浩劫的基本性思想理论。它应该是阶级斗争学说。只有指出这一点，才是理清文革乃至更多过去人为灾难的根本症结所在。反而个人崇拜的问题却比之复杂多了，简单讲个人崇拜或者权威的问题与中国观念文化（内在规律）具有密切关联，需要另外具体分析。


　　
　　 文革沉思之二再沉思


　　
　　 陈坡在这里的几个主观点（如反对宿命论，探究文革的个人责任等）我都不能苟同，但副观点——“以史为鉴是中国的史学传统，但吸取历史教训却难上加难”却深有同感。其实我们不仅对自己的历史教训很难吸取，人家的历史教训（或者经验）也同样很难吸取的。为什么呢，还是我们的视角低了！我们不能从最高最深的精神层次来检讨自己呀！因为正是这种精神根底的不同，才最终造就了历史演进发展的不同的。恰好从这样的大逻辑去看，宿命论才是历史规律的再现。至于具体的个人都是其中的一朵浪花而已，值什么纠缠。


　　
　　 文革沉思之三再沉思


　　
　　 个人崇拜当然是文革以及造成文革灾难的一个问题方面。可是当我们总结文革根本教训时，仅仅停留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个层面就会留下更深远的问题的。比如是不是只要没有个人崇拜就不会发生文革此类的灾难呢。未必。个人崇拜的本质是什么，无非是社会围绕某个偶像的思想来运作，假设这个人还不昏聩思想还不错谬甚至还优秀，社会运作的后果会怎样呢。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问题是一盘散沙，其根本原因无非是缺乏（思想）权威。共产党为什么一下子那么凝聚力，根子就是有了这样的权威呀。当然，中国需要这样的权威与文革的个人崇拜毕竟是不能打等号的。


　　
　　 文革沉思之四再沉思


　　
　　 以人道主义研究文革是一个比较好的视角。问题是仅有人道主义视角够不够。李光耀那篇《论美国》里讲到美国伟大的两个面，一是权力财富的伟大，再就是精神崇高的伟大。精神崇高就不仅仅是人道主义，她必然还有奉献、胸怀、责任等。这个东西恰好是改革近四十年来人们越来越功利化世俗化后所非常反感不愿思考的方面。恰好对应着这方面的思想理论基础，却能够在执政党原来许多推举的东西上有所存留。这也是一种精神总账必须算清楚的方面。概括地说，如果不将诸如阶级斗争等错谬思想算清楚，文革就必然会再来；如果不将过去的伟大思想算清楚，我们还能开创比文革更好的未来吗？


　　
　　 文革沉思之五再沉思


　　
　　 在中国，文革可能再来，几乎是思考稍微冷静深刻者的共识。问题是文革为何可能还来？这个问题却乏人认清。我看还是中国人的思想基因里有文革。什么思想基因，无非源远流长的落后传统思想意识。比如等级意识、流氓意识就是，反之则是普遍性缺乏平等意识、文明意识。纵观文革，为什么个人崇拜、阶级斗争那么容易盛行，根子上就是这些落后意识在作祟罢。不要简单将文革再来的责任归咎于那些唱红歌的人，可能他们还有怀念过去崇高精神的可贵之处呢。难道不喜欢唱红歌的人就确立了现代进步性的思想意识？文革的再来一定是落后意识者推波助澜了。


　　
　　 文革沉思之六再沉思


　　
　　 谁也不能否认解放后自57反右后中国去路就开始大错，也不能否定其始作俑者毛泽东的一系列错招昏招，但我们仅仅将责任原因的分析停留在这个掌权群体、这个个人未必就很理性了。难道剔除了这个群体，或者将这个个人骂死了我们就会好了？！不会的！我们应该明白这个群体的这种走势与这个个人的后来表现如此都是被某种根本原因所决定的。我们要改进这个原因才行的。比如群体为什么分裂，是不是和窝里斗积习相协。个人的偶像崇拜为什么强烈，是不是大家深重的皇权等级意识对应。只有先明白这点，我们的进路才可有个开始。


　　
　　 文革沉思之七再沉思


　　
　　 必须指出，说阶级斗争理论的错谬，不是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不存在，也不是讲阶级之间没有先进落后的差别，更不是讲人们各个群体之间不存在先进落后的区别，而是说，解决好阶级斗争的问题要以怎样的方式更为理性合理，以及解决好群体思想差异的理性方法是怎样的。从最初的阶级概念来看，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本质即是人们经济政治地位的差异和其引起的斗争，是人类社会一种长期性的客观存在。理性对待阶级问题的态度在于推动贯彻一系列先进思想观念下的法治化过程，以逐步消弭这种差异性；而不是采取那种非人道的社会运动方式使其激烈化暴力化扩大化。


　　
　　 文革沉思之八再沉思


　　
　　 文革前兆的庐山会议斗争，或者前沿到党内此先的其他斗争乃至中国人一直热衷的宫廷斗争和窝里斗，将其归为一类不是没有道理的，而是中国人一贯秉性的必然表现罢了。我们现在谈着这些窝里斗的情况，应该有着更多的心痛感觉，毕竟它损害了曾经的战友曾经的事业和大家应有的福祉。可是最应该思考的还不是这些惋惜之处，而是中国人为什么就有了这种一贯秉性，为什么曾经那么积极上进革命的这群精英们也跳不出这种历史的宿命。这就是中国观念文化的特色，就是这种文化熏陶下的必然性结局。可叹的是当今不少人还在重举这种文化！


　　
　　 文革沉思之九再沉思


　　
　　 在谈到毛泽东“自负自恋自我崇拜”问题时，也要深挖其产生的历史文化的根源，而不要以为问题仅仅只是他个人才产生，只要追究其责任就到位了。比如文革被批斗得最惨的刘少奇未必就不对这个问题负有责任，他能够从延安七大前后脱颖而出，是与其独树一帜推举毛泽东思想的迎奉作为悉有关联的。虽然大跃进后，刘有交代胡乔木出台反左文件的想法，但在60年代初期的四清运动初期，他和夫人所塑造的四清典型，却在大肆推行左的搞法……哎，放眼望去，这种两面性落后性何止毛、刘才有，还是中国人普遍存在的思想落后秉性的显现了。


　　
　　 文革沉思之十再沉思


　　
　　 毛泽东的一生究竟怎样概括才更准确，我想还是以革命性为主题的抛物线状更有说服力。所谓革命者，不是简单等于那种“暴力行动”的革命，而是专指那种针对传统落后的思想变革到现代性的先进思想上来的努力。这种革命对于中国来讲其实是极有意义的。毛泽东的早中期确实功劳卓著（但不是没有问题），但自八中全会后就一路走下坡了。毛泽东的晚年究竟清醒与否，普遍存在的老年性固执自负以至昏聩是不是也发生在他的身上，这些问题宁信其有更合逻辑。他的抛物线人生从一般人性的发展来看，说明任何人如果不加强自己的思想修养，不努力调动积极上进的一面，就有可能被懈堕落后的另一面所俘获，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


　　
　　 文革沉思之十一再沉思


　　
　　 阶级斗争理论什么时候高举都是错谬的。因为这个理论本身就是愚昧的。58年大跃进失败后再擎阶级斗争大旗当然性的要造成新的人祸。认识这点并不难，难的是从整体上认识其理论的愚昧。比如讲在战争年代。虽然那时凭借这个理论曾经获得了胜利。但是不是仅有这个理论指导就能够胜利。这是一个问题。斯洛形容延安时期奋斗的共产党员们像“清教徒一样的精神”，这才是延安之所以能够吸引上进青年的根本。还有一个问题，假设没有初期的阶级斗争，会不会与国民党合作的破裂。第三个问题是当今改革的40年后，需不需要重提阶级路线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


　　
　　 文革沉思之十二再沉思


　　
　　 阶级斗争理论的中国化使之很容易与本土落后的窝里斗思想、仇恨不宽容思想、戾气暴力思想等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伤人又伤己的两败俱伤认知所在。这一系列落后思考的本质是什么，还是缺乏对于人性动态发展的理性（哲学）认识，还是站在争权夺利、睚眦必报、阴谋诡计的自然态思考上的抉择。自然态的思考恰好常常就是世俗文化的范畴，它是缺乏超越性精神信仰的所在。靠它来指导我们的行为方式，来引领社会的发展，必然落入那种历史性的循环停滞的周期律之中。这当然是中国文化造成的中国历史的宿命。必须警醒在当今世界里我们如何走出这个圈子。


　　
　　 文革沉思之十三再沉思


　　
　　 毛泽东为什么那么反感警惕赫鲁晓夫，还是其深入骨血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思维在做支配。与之配合，熟读中国经典，祥知中国政治的他，脑子里还存在着诸多落后的等级意识帝王意识情感意识的厚土温床，只待人性中上进性革命性的一面开始消退时，懈怠性反动性的一面便乘虚而入，甚嚣尘上了。如此曾经的伟人温水煮青蛙般的蜕变何止只损害了他个人，更是容易造成国家民族的巨大灾难。我们吸取这段教训，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约束权力的制度建设上，更要考虑到一般人性变化的规律。尤其是在落后中国的观念文化氛围中如何持恒的突围呢？


　　
　　 文革沉思之十四再沉思


　　
　　 陈坡在这里说“不摆脱文革的魔咒，不认清文革的真相，不否定文革的本质，不真正反思文革，不吸取文革教训，中国就永远无法进入现代文明。”此言一般来讲是有力度的。但联系作者上下文所述却有点似是而非的感觉。因为陈的文革说无非还是一般性的权争说。那么，文革的魔咒、文革的真相、文革的本质、文革的反思、文革的教训，就都指向了争权问题便行了吗。以后的中国究竟靠什么让大家不那么争权呢，或者说靠什么来培养像自动实行任期制之华盛顿那样的政治家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肯定不是什么简单模仿的制度再造能够解释清楚的哟。


　　
　　 文革沉思之十五再沉思


　　
　　 其实在现代化的政治领域里面，既不是依靠某个确定的制度模式就能解决好政治现代化的问题的，也不是仅靠出现一个华盛顿这样的现代政治领头羊就能解决好问题的，比制度和伟人更深远的方面还是基础性的思想文化——一种适宜于现代政治的先进精神观念。比如毛刘解放后的三次主要分歧：五十年代初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之争、 56年冒进与反冒进之争、62年七千人大会及前后对经济形势与困难原因之争。现在看来刘当时比较正确，但每每败于毛的错谬。如此问题一般人又都想到只有法治才能制止。但法治何来又成了问题。没有先进的契约意识何来法治呢。


　　
　　 文革沉思之十六再沉思


　　
　　 说60岁以上的中国人幼少年纪的记忆里有饥饿和斗争不错，但说他们只记得这些却错了。事实上，不少那时的亲历者相比着近些年中国社会一切向钱看、坑蒙拐骗赖、黄赌毒黑霾以及巨贪遍布的可恶情况，却会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起那时的蒸蒸傲扬精神、不乏锐气正气、官场清廉守纪和社会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我总在想，造成那种社会的思想文化也是共产党上升时期的精华所在，我们现在为什么不深加研究，为什么不比照着那些世界上的先进文化的演进规律寻找我们的进路。我还幻想，假设我们既将这些优秀的思想资源不断高举起来，又将阶级斗争之类的错谬思想逐步清除出去，我们还会为文革之重来而担忧不已么。


　　
　　 文革沉思之十七再沉思


　　
　　 此下两段文字陈坡是从文武两面来揭露文革发动者缜密的阴谋诡计细节的。我读着想着，按照陈文逻辑方向，总是天真地在思考一个问题，哎，怪不得讲中国人精于狡诈之道，原来毛是这方面第一人啦。我想起文革时期毛那句有名的三要三不要最高指示，最后一条就是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他自己却是倒行逆施最厉害的！如此看去他才是最大的阴谋家哟，而其他人呢，历史呢，难道这么多英者集合着相对中国杰出的群体，就一直靠衷心拥戴着这样一位人品者能够成其革命大业么？我的脑子为着这样的推理几乎被颠覆了。因为如此看去，必然将得出否定一切的结论的。 我们还有什么前进的根基呢。


　　
　　 文革沉思之十八再沉思


　　
　　 陈的这段继续从文的方面推说毛的文革阴谋，使人很感压抑和矛盾的继续思考。我又想到民间那些话：读了西游记，到老不成器；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唉，原来，中国的经典文本竟是这样引人进入误途的。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吧！进一步再问，有什么中国的文本文化是引导人向上向前向科学理性的哟。我越加感到失望。读到本段最后那句话，陈坡概括毛问题的一个症结：“意识形态僵化症与妄想症”，哦，还是承认他是一种病人所为了，还是认识到一种错谬思想引导所果了。我想这样的归结可能才更真，可能才更科学理性的。


　　
　　 文革沉思之十九再沉思


　　
　　 反思文革的历史文艺路线。确实需要从阶级斗争错谬理论的无限上纲上批判，但不是也不应该全盘否定历史文艺要为政治服务的思想。这里的要害是政治这个概念要清晰。政治里确实有阶级斗争，但政治不仅限于阶级斗争。其实共产党所树宗旨的群众路线、推举实事求是思想等等超越传统官文化的精神意识也是政治，还是最根本的政治的。比如文革曾经在文艺创作上提出了高大全原则，这个原则在阶级斗争理论的独占下确实不好，但扬弃阶级理论，而从一般的真善美取向上塑造高大全的艺术人物，以教育引导人们，却是高尚高端文艺作品的灵魂所在了。


　　
　　 文革沉思之二十再沉思


　　
　　 是的，从“意识形态僵化症与妄想症”这种病人身份及一般人性发展逻辑来总括毛演绎毛的晚年以及文革确实比较中肯比较聪明比较理性。一个被错谬思想理论俘获的人，一个曾因此（其实不仅只此！）指导而获得过巨大胜利的人，一个因巨大胜利而被众人衷心拥戴而地位至上的人，一个生长在浓郁权术文化帝王思想氛围之中的人，一个弥度固执、自负、多病晚年的人，他如何不会导演这场文革浩劫呢。就像我们平常看到的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精神疾病者、醉驾毒驾者，和他们还有什么理由理性可讲么，对他们我们再追究个人的责任于民族未来也没有什么大的作用，相反，从人性人道角度倒是应该宽恕他们了。从理性角度却切切实实要深刻检讨我们民族的观念文化呀。


　　
　　 在过去的战争到建国后的几十年时间里，阶级斗争理论既是一条贯穿革命建设整个过程无法割断的思想主线，其客观存在性毋庸置疑；同时，又是一个边打边像、越来越丰满的思想理论体系，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阶级斗争论、社会形态论到文革发展出来的党内阶级斗争论、姓社姓资的路线斗争论等，真是挖空心思，煞有介事，斗争折腾，无所不及，这种错谬愚昧思想的成型化理论化，当之无愧地成了共产党人涉嫌试错，领受挫折的根本精神所在。如果无视共产党这种根本精神的抱执，并由之而造成诸多革命建设的困境，以致最终引起文革的全国性浩劫，而是局限于所谓什么个人崇拜、报私仇等局部性情感性的问题上来认识，便很难真正认清认准过去许多问题的确切教训所在的。


　　
　　 我们担心文革将来很可能还会在中国重来中的文革，一般是讲像文革这样的人祸历史事件，而不是指完全等于文革样式的浩劫情况。这种必然性判断是建立在什么认知基础上的呢，肯定不是讲还会出现文革中的某个特定人物，而是讲中国人在其特色的观念文化熏陶下所养成的思想追求，其中就暗含着要推动文革这样人祸事件的逻辑或可能。这种逻辑或可能换句话讲即是历史发展的宿命。


　　
　　 为什么黄炎培总结中国历史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这样引人眼球，实质上还是此论发现了中国历史的某种规律性而已。毛当时确实是信心满满地认为走民主这条路就能够使中国跳出此规律的，其时未必就不情真意切啊。联系毛及其同志们早中期处于上升时的言情和政治所举，也未必就没有搞民主的，但后来为什么就变了呢，为什么毛还在晚年客观的走向了反面呢，我看无非还是毛的思想深处留存了许多传统中国文化的不民主的意识在作祟而造成的。我们不从根子上挖其观念性的所在，就无法找到深度改革的着力处。俗话说一处山水养一方人，有怎样的精神信仰或观念文化就有怎样的民族怎样的历史怎样的人，在整体思考这些问题时，必须深挖思想文化的根子，一般不要在具体人和事上纠缠才好。


　　
　　 观念文化的决定作用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非常深远的、不动声色的、不可违拗的，要想改变这个根本当然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难度。但这种情况并不妨碍我们努力进行改变的思考探索，因为不如此便更没有丁点希望了。文革全民武斗与现在的社会戾气都是有其民族观念文化基础的。只有深挖根子才有可能釜底抽薪，让我们逐渐文明起来。


　　
　　 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要看清思想本质思想源头，把本质的东西理顺了，才有理论性哲学性，才会一通百通掌握规律以利前行啊。所以，不要过多纠缠个人责任的宽容往往才是聪明取向，才是大聪明的取向。人家有句名言这样说道，饶恕他吧，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种宽容态度的推行，本质是一种人道主义文化氛围的形成，她终将促使族群进入文明化的历史进程的。越来越觉得，历史研究应该力戒堕入就事论事的窠臼，应该尽量联系的运动的整体的看清因果关系，自觉立于思想文化高端，才能掌握运用好改革改良的先机。


　　
　　 我说到文革的“根本精神”是阶级斗争理论，但文革及其始作俑者又受到传统落后文化基因（比如皇权等级意识、流氓意识、窝里斗意识、暴力戾气意识等）的深层影响，其考虑时想得确实很复杂。为什么不直接将文革精神归结为这些落后意识，而是将之统摄在阶级斗争理论上呢。还是因为此说在理论上比落后意识更规范更成型更深着更迷人更现实有害罢了。


　　
　　 正是这样，毛也好，蒋也好，甚至民国初始前后的那些名人，袁、汪等也好，他们那时未必就没有一点为国为民的宏愿正气的，事实上，从思想素质来看，他们也有他们的人生“抛物线”走势的。至于后来为什么做了坏事蠢事，说到底，还是接受一些不好思想后的必然。这就是一般人性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也是所谓民族性的使然了。如此所以不要过重追究个人。


　　
　　 阶级斗争理论现在我们看起来确实错谬愚昧，但在当初的革命者却是视为指路明灯般的真理的，李大钊、周佛海、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以及共产党视其崛起中国之法宝，那时应该谈不上以此“骗人革命”的。另外特别重要之处在于，那时的革命仅有阶级斗争理论行不行。我简单提到斯洛概括延安的“清教徒奋斗精神”，这个内涵特别“高富帅”，不能忽视了。


　　
　　 为什么阶级斗争理论自始就能得到诸多中国革命先驱的青睐，除了上述举具的中国传统文化一些落后意识的呼应，还有一个重要的认识论特点的呼应，这就是所谓的唯物主义视角。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缺乏一种纯粹的固着的精神信仰体验，这种情况影响在认识论的精神主观（能动性）方面的味份就比较少，反而是看得见摸得着认识认可倾向很强，所以唯物主义认识论历来在中国就比较吃香。那本美国人编的《影响世界文明的100位伟人》的孔子条目里就突出概括了中国人这个讲究实际的特点。所以，翻开中国的历史，充斥眼前的也尽是阶级压迫、农民起义、朝廷翻覆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自然丛林社会发展过程，极少那种讲宽容讲理性讲共赢的超越性理想理念的，阶级斗争理论恰好与此相合，如此这般，所以这个理论才被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们奉为了至宝。


　　
　　 所以从这个根本性的思想视角来概括中国革命就特别富有了各种功过事实演绎证明的周延性。应该说，革命的早中期大家大都处于上升阶段，真心实意想着国家民族复兴大事，“远大理想”之崇高精神信仰确实存在，也是能够取得许多丰功伟绩的根本。但自始至终都有阶级斗争理论在兴风作浪危害革命危害民族危害革命者本人。此立论的两个方面都不能偏废的。


　　
　　 我们说，思想的生成、流布、发展、延续，既是民族性（本质是其主流的观念文化）的不断体现，又是决定国家民族长期走势的根本所在。阶级斗争理论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得到诸多革命者者的青睐，根本还是迎合了中国文化的非理性或者弱理性特点。比如文革以降，此论未必就得到了慎重检讨，所谓发展马克思主义仍在口头，姓社姓资的问题依然时常触目醒目。


　　
　　 五六十年代风气好，应该主要还是上述那种“清教徒奋斗精神”的体现。至于此前的中国传统精神，当然也有一些优秀的部分，但从主体上看，中国传统毕竟代表落后，不然也无须什么“三千年之大变”，无须近代以来的被打被辱，无须“五四”运动，无须中国革命了。当然，中国革命也应该分清功过分良莠。


　　
　　 “清教徒奋斗精神”的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里面确实也包含了部分传统文化的精华，但肯定拥有超越传统的部分。过来我们对此太不重视，基本上非常缺乏系统整体的分析研究，特别是不能将之与其对应相反的错谬愚昧的东西也进行深刻检讨，致使大家尤其是学术思想界总是恨屋即乌，以至无视恶心着她。


　　
　　 也正是当断不断，必会起乱。由于思想理论的严重滞后，不识香臭，一味短浅急促的只说经济中心，致使八十年代末期以来，传统文化的沉渣终于泛起。经过近些年发展，来势更是甚嚣尘上。由于一般人普遍缺少整体辨识的能力，加上一般人性中自然存在的亲亲意识作用，这些都促成了思想返退，如势中国危矣。


　　
　　 前面曾概括现在不好的情况用了十个字：坑蒙拐骗赖，黄赌毒黑匪。这种情况五六十年代以至文革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传统旧中国怎么样呢。可能便有渊源了。五六十年代我还很小，但清楚记得大人们跟我们讲过，旧社会拐骗小孩，甚至将孩子打残，在伤口处栽猴毛后，再到街上表演赚钱的事……此况如多，只能归咎为世俗文化的极端自私性了。


　　
　　 阶级斗争理论与落后传统意识不能割裂开来。上面从历史的人物的内涵的多个层面分析这个立论的形成缘由，其本质表明，作为中国人诸多非理性思想行为之根的落后意识不予重视清除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一定促使当事者接受诸如阶级斗争之类理论的行为的。这种因果关系是被反复折腾的中国历史事实所证明着的。


　　
　　 阶级斗争理论危害中国的表现集中讲无非还是人斗人人伤人人害人，这就是一种落后意识行为取向的实质。反过来的先进意识的行为取向，则应该是人帮人人助人人爱人。我们讲文革可能重来，总体担心的正是这样恶劣人际关系的中国历史常像，至于是不是完全像文革那种理论实践的情况倒是次要的。但当然也暗含对当下姓社姓资思想的指责。


　　
　　 讲文革根本精神是阶级斗争理论，而不是落后传统意识，这是突出阶级斗争理论在时下的微妙指导地位，当然不是排除或者忽视无视落后意识的基础性地位。更深层的意义在于，虽然我们不少人在斥责文革发起者时可以完全推理其“报私仇”的唯一性，但从全面历史来看，从尽量客观性来看，他并非只是这样报私仇的下三滥思想者，搞阶级斗争才是其一生的寄托啊。


　　
　　 中国落后的文化（思想）基因有很多方面，你说的窝里斗也是我上面列举过的。其实你要想认真、具体、系统思考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对比着一些先进的思想意识来进行反义词或者对立面的语词概念排列，再从中国文本或者大家推崇的实例中印证就能大致得到答案。如平等意识与等级意识、契约意识与关系意识、独立意识与依附意识、博爱意识与仇恨意识，等等。你再想想，这些落后意识是不是常在中国人身上影现。既然这是一个广泛存在的客观情况，如何在研究中国历史时，“过分”追究某个人责任呢？


　　
　　 你可能没有经历五六十年代，那时的社会风气比现在（道德的公益性上、精神的正义性上）确实要好得多。我讲讲自己亲历的事实。那时我读小学，每年暑假基本都去乡下玩儿。清早约3时许，就要步行十多里，经过故城几条老街到洞庭湖边坐船。天气炎热，只见沿街巷满是熟睡在门板竹床上的街坊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那秩序年复一年都是那么安详安全的，从未听说什么盗窃强奸，真的是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我姑妈在税务局担任领导职务，那时的税务局根本不像现在靠山吃山那样收入高的。领导也不能以权谋私。组织上考虑我姑家缺家具，便将一个因欠税而罚没的木柜安排给姑家用，但姑也按市价付了20元（相近于月工资的三分之二）。


　　
　　 将权威等于个人崇拜是一种简单片面的思维。人类属于社会性（群居）动物，为了保障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正常秩序（乃至开拓新的文明社会），就少不得权威。这样的权威一般分为法律权威和人格化权威。现代化水平较高的社会偏向于法的权威，人格化权威也会有所作用。现代化水平低的地方则偏向于人格化权威，法的权威往往处于从属的地位。


　　
　　 中国社会历来处于人治状态。所以，社会秩序的好坏也是被其治人者个人素养的优劣所决定的。中国历史为什么总存在着“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中华民族为什么常常陷入一盘散沙，任人鱼肉的悲惨境地，根本上是中国观念文化缺失优秀思想观念的纯粹精神信仰而致，但从社会的权威性这个角度看，则必然是当下缺失合适权威所致。


　　
　　 对于司马明这样简单化的思考者，他们看什么事情都是那么黑白分明，都是那么自始至终的正确或者错误的，再也容不得一点变化过程或者另类的，认为文革及其造成者从来就是只知道搞斗人害人的阶级斗争的，从来没有什么为中国进步去思想行为似的，像这样的网友我一般便懒得搭理了（反正一下子他们明白不了）。但他这个上述发言提到我上贴说的问题却十分重要。司马明之类的简单化思考者当然不愿思索，未必就没有其他网友愿意思索。我还是就此答案再啰嗦提个引子吧。


　　
　　 那么，所谓“共产党上升时期的精华”的“思想文化”究竟是什么呢？简单讲，依照我前面回复网友关于什么是中国文化落后基因时所说，只要对比先进思想意识列举相反词语就大致可以找到，我列举了四组：平等意识与等级意识、契约意识与关系意识、独立意识与依附意识、博爱意识与仇恨意识等。明显，中国落后文化便可以集中体现在后面四个意识上。


　　
　　 现在，反过来将前面四个先进意识拿到共产党上升时期的思想文化精华中比较也会十分相合。平等意识：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勤务员；契约意识：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独立意识：独立自主，奋发图强；博爱意识：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寰球同此凉热。还必须指出：1、共产党的思想精华远不止这些；2、共产党当时确实是这么做的。3、共产党的成功或者挫折，恰好是实行这些精华思想或者实行阶级斗争类愚昧理论的结果。


　　
　　 其实，反思文革，反思文革的发起者，我们免不了要向中国的历史及其历史人物来作比较，比如汉朝和明朝的中兴及其刘邦、朱元璋的作为。最令人扼腕的莫过于隐隐其中的周期律总是他们和全部中国历史（人）无法跳过的命运之坎。我想到一个比较贴切的比如，即自然界植物生长的荣枯规律，它应该就是像我们中国这样自然发展演进社会的合拍比照了。其中需要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社会的自然发展不可能出现人家那种工业革命乃至信息革命的突破。基因可能还是中国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哲学（指导）缺位所致吧。


　　
　　 从人物比较上来看，朱元璋的一些方面似乎最像毛。他们对普通民众拥有拳拳爱心，对贪官污吏则是刻骨仇恨，深怀计谋，敢作敢为，心狠手辣，不惜人命，不怜功臣等等。但从优点上讲，毛的一些精华性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则尤为可贵，这也是他能够带领其群体取得伟功的根本；而毛的诸如阶级斗争的思想理论却是其非常愚昧错谬的精神所在，也正是它引致了毛的大错误大失败大罪恶。我认为，这种从思想上反思认识历史及其文革是极其重要极其紧迫的，那些只知道情感性的批文革反毛者能不能想想假如自己是当时的毛又能怎样做呢？


　　
　　 说阶级斗争理论愚昧落后，不是说这个理论反映的社会事实不客观不存在，而是讲不能用这个理论来指导社会的演变进步（或者革命）。这点也很像儒家学说的素性特点。儒家学说作为中国世俗文化的主干，它还是客观如实的反映了中国落后社会状况的。比如其典型的“三纲五常”诉求就是。“三纲”既是等级意识的结晶，当然也是那时社会的真实写照；“五常”表面上看起来是讲道德情操的，但在本质上仍是服从服务于前面“三纲”的等级需要的，其超越性便大打折扣，所以也是落后的思想意识。


　　
　　 为什么阶级斗争理论愚昧落后？我至今还没看到比较全面的概括性文章，只好归纳自己以前的相关观点如下供好者议论深化。此理论具非信仰性或者非超越性，本质是等级意识的新表现形式而已，所以不可能引导创造一个日益平等的社会。人类各族群历史从未依靠此理论来使人们的福祉增长，反之却有无数依靠它指导而导致灾难的事实。此理论与中国原有的窝里斗思想异常拍合，是中国近百年来大多数人祸的思想基础；进一步看，则与中国人历来存在的非白即黑简单肤浅思维异常拍合，是强化当下姓社姓资糊涂意识形态的理论根源。与此理论紧密相关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阶级斗争论、社会形态论不能适应人类现代化过程的新情况，必须予以扬弃。


　　
　　 个人（思想）观点的形成大致有两个途径，一是非实际的，或者被灌输的，比如宗教信仰中的许多思想观念，就是通过这种途径使信徒在大脑里确立起相关观点的。另一个则是实际的，或者是反映性的，即人们通过各种各样实际情况反映到大脑后产生的。这两种途径生成的观点究竟何优何劣？不能一概而论，其实是各有优劣的。


　　
　　 过去过来我们片面强调所谓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忽略了先进性精神信仰的思想引导作用，这样便必然堕入世俗文化缺乏超越性创新性领先性的窠臼。当然，我们也不能不重视实际情况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必须明白人们认识总是有局限的，在大的真善美方向上，必须坚持先进性精神信仰为引导的基本原则。


　　
　　 反思文革所下立论必然是通过文革具体事例在大脑中的反映而生成的。问题是大脑所接收的具体事例完不完整、系不系统、周不周延。这就要求思考者沉思者应该尽量多地收集事实，不断修正完善已成观点。文革动机说明显存在两种对立观点，即阴谋论和革命论（反贪官）但从事实看都有难以自洽之处，反而折中而论却更有说服力。


　　
　　 马克思主义当然有着一些精华的东西需要我们继承光大，比如其积极向上的哲学精神、崇高远大的理想信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等，但也有部分确实需要扬弃需要发展需要完善。比如上面曾提到的阶级斗争学说及其中的一系列价值论、形态论的东西就是。还比如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立论也很值得怀疑。就讲眼下中国的情况，比较30多年改革前的经济基础肯定强大了许多，但能够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实质性的进步么。


　　
　　 把眼光尽量放开去看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演进情况，不难发现真正主导现代化的观念文化源头还是古希腊的文化成果；而中国文化在这个过程里是被边缘化的。为什么古希腊能有那么重大的建树，为什么中国却步履蹒跚？不少人往往都是从表面上、器物上、制度上的一些地理、经济、管理甚至人种等因素来认识，这个视角得到的结论往往都不周延。比如讲古希腊多山近海贸易的地理，其它相似的地方还多得很呢。讲中国过去的小农经济和官僚主制度影响，也是人类古远时期的普遍现象。


　　
　　 还是要从深层的、思想的、信仰的不同来把握人类各个族群不同的行为特点、社会方式和文明类型。其中的根本逻辑很好理解运用和周延演绎，这就是思想决定行为，或者说怎么想才怎么做。不同的宗教信仰本质是不同的思想观念，由其流传灌输，治下的人们便有了不同的行为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明的。古希腊的多神教引导其人以求真为最大价值，才造成了其科学理论的成果辉煌。中国古时缺乏这种以求真为最高价值（或者即使有也不成主流）的宗教信仰，后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却是讲究世俗功利的思想，这样必然制约着中国人跨向创新社会的步伐，于是才酿成了中国历史所谓的周期律问题。


　　
　　 作者单位：岳阳市委史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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