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松：我其实很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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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我其实很幸运
——记被重庆市国安局关押的日子


今天是2003年2月2日大年初二。去年的大年初二，黎民苏打来电话，说白永康在初一的下午去世了。我默默站在书柜前，望着白永康托付给我的记录着他心路历程的笔记本，想到写下这些细细密密文字的人永远离去了，想到自己竟然没有在大年三十去看望一下这位孤独老人，心中又悲又悔，泪水禁不住涌了出来。
半年前的今天，我走出重庆市看守所的大门，亲友们一再告诫，不要再写长寿湖！
这些天，春节近了，白永康的影子老在眼前晃动，那一代人的苦难老在心头萦绕。“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何处话凄凉！”
心里堵得慌，总想做点什么。采访，暂时不能进行了，于是，写下一点关于自己的文字。


一


2002年7月2日，山城又一个火烧般的大热天，我独自呆在家里，为《中华手工》杂志写卷首语。下午三点，门铃响了，我打开门，见楼梯口的铁门外，立着几条汉子。
“我们找谭松。”为首的说。
我有些诧异，但没多想，退回屋穿衣服。
刚披上衬衣，汉子们就进门了！
他们是怎么打开铁门的？还有楼下单元口的铁门？
一共涌进来八条好汉，一个个精精壮壮，雄雄纠纠。为首的一个掏出证件在我眼前一晃：“我们是国安局的，奉命搜查。”
据说，人在遭遇突如其来的灾祸时，头脑里会“轰”的一声。当时我就“轰”的一声：“遭了，我给那些右派们惹麻烦了！我那些稿子完了！”
汉子们（都身着便服）分头进入书房、卧室，两个人留在客厅看守我，其中一个用一个微型摄像机，近距离给我录特写。
约一个小时后，搜查完毕。客厅里集中了一大堆战利品：所有的手稿、文稿、笔记本、光盘、软盘、书籍、电脑主机、记者证、作协会员证、护照、身份证、通讯本，还有那个领了一年多的“重庆市企业职工下岗证”等等（但给我留下了驾驶证和副教授职称证）。
接着我被带出门，这我已经料到了，不知道的是要“出门”多久。妻子碰巧出差，几天后才回来，女儿也不在家，没向她们道别。
汉子们提着两大包战利品上车，我被押上其中的一辆。我没有反抗，我采访过不少老人，还读过一些书，懂得一旦“被抛出来”（长寿湖右派语言）一切辩解都没有用，反抗只能适得其反。更何况人家还是“依法办事”，有正式的“搜查证”等等，法律手续完备，不象无法无天的“毛主席的红卫兵”。
我被带到一个赭红色的宾馆，后来得知，这家宾馆是国安局开办的。
坐定后，有人指着一个仪表堂堂的精壮汉子对我说：“这是我们程科长。”
我一直保持沉默，这时才开口说话，提了三点请求：一、长寿湖老人受了一辈子苦，希望不要再去打扰他们，一切责任由我承担。二、搜查我办公室，希望在六点下班之后。三、不要让我父亲知道，他刚动了癌症手术。
程科（即程科长）没答复，只是叫我先打电话，把郑XX叫出来。
郑XX是几年前我任《重庆与世界》杂志主编时招聘的一个打字员，她帮我打了十多万字的长寿湖手稿，并作了编排。
郑被关押了一天一夜。这一天一夜把她吓坏了，后来我出狱，她连话都怕同我说。
当天夜里九点，第一次搜查我办公室，所有的手稿、打印稿、光盘、软盘、录音笔、网上下载的五大本“反动”文章（其中有一本是刘晓波文章的汇集）被一网打尽。
第二次搜查是在当天午夜12点，这次把所有右派的照片、我写的一本未出版的书《悲绝的呼唤》、电脑主机全部抱走。
接下来就是审讯了。程科先交待“政策”。他说：“我们抓人、办案，同公安有区别，我们是有了充分的证据才动手。”接着他告诉我，他们密切关注我已经大半年，（后来得知，早在两年前我主编了那期“抗战陪都”专辑的杂志后他们就调查过我。）我的一举一动他们了如指掌，现在关键是看我的认识、我的态度、我的交待。
“你的命运掌握在你自己手里，这是真的！”程科很认真地说。
我根据以前获得的“常识”，认为这是专政机关惯用的诱供手法，后来发现，程科说的是真话，我的言行，早有人汇报，甚至被录了音，“罪证”如山。
第二天黄昏，我在对我实施“监视居住”的单子上签了字。从那上面，我得知我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程科说：“监视居住最长时间是半年。刚才我们已经把郑XX放了，她的问题不严重，交待得很好……”
我自然是交待得不好，又意外搜出了很多“难看”的东西，包括我几年前写的六万字杂感录《挣扎的魂灵》，一年前写的《悲绝的呼唤》，一个有“问题”的中篇小说以及厚厚的五大本从“反动网站”上下载的文章。这一大堆“罪证”让他们觉得我原来是个“惯犯”。
7月3日的审讯是所有审讯中时间最长的，从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4点半。主要讯问长寿湖文稿传往境外的情况、王康（民间思想家、“六•四”被通缉的民运人士）与我本人和与采写长寿湖的关系、我们是如何商量找刘宾雁为长寿湖写序等等。
7月4日晚上审讯时，他们有些不耐烦了，认为我避重就轻，关键问题拒不交待。半夜12点，双方都有些急躁。审讯到此时，我已经相信，国安局掌握了我大量的“犯罪事实”。例如，他们让我交待在6月12日的长寿湖右派聚会上说了些什么。我避重就轻说了几句，他们批驳：“不对！你说没说‘要用道义的力量对抗国家恐怖主义’？还有，你说没说‘要对共产党的罪行进行清算？……要不要我们放录音给你听？！”
我服气了，他们是专业人士，一个个训练有素，我是一个只有激情、不顾头尾的书生，哪里是他们的对手？此刻，我最最心焦的，是四盒光盘，那上面刻有除了录音外的几乎所有长寿湖的文字和图片。在我被抓的头一天，我刚把这匆匆刻出的光盘交到高中同学傅达芸手中。这四盒光盘一旦被查抄，那就真的是全军覆没了。
他们早迟会查出此事——我已经对国安局的侦察能力服气了。我拒不主动交待是想拖时间，只要傅达芸知道我被抓，她一定会想办法。傅是一个非常聪明、有正义感，而且不乏奉献精神的女性。
问题是，怎样才能让她知道我被抓了呢？
午夜时分，他们变得焦躁，认为我交待得很不好，要我用笔写交待。我开始觉得身体十分难受，头胀，胸痛，那种难受无法形容，竟渴望举起手狠狠抽打自己的脸、头，抓自己的胸，或者让别人来打。我望着窗外铁栏封锁的夜空，失去自由的痛苦排山倒海压来，我觉得承受不住了，平生第一次真真切切地、不可抑止地产生了死的念头。我不断去看门上的铜手柄，盘算着怎样冲上去，用脑门心对准它，“轰”的一声。
我拒绝写，告诉他们我很不舒服。他们盯着我看，也许看见我脸色很差，犹豫了一下，同意第二天再审。
公正地说，程科等人对我是相当客气的，既没有骂，更没有打，如果那天晚上逼我，不知会出什么事，因为我有个大缺点，容易冲动。
永远记得那一天，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


二


7月5日中午时分，妻子、女儿和姐姐给我送衣服、药品等东西来。她们在另一间屋里，不能与我见面。我听见她们的声音，很大，仿佛在争吵。我实在忍不住，夺门出去。
妻子和姐姐情绪激动，正冲着程科嚷：“他一个下岗人员，刚刚找到份工作，写点文章，啥子颠覆国家政权？！他一个小人物，啷个颠覆国家政权？！……”
妻子看见我，急忙走过来，抓住我的手，死死盯着我，泪水涌出来。
程科容忍了我们这次违规的会见，他十分理解、十分宽容地让我坐了十来分钟。
出门分手时，姐姐紧紧抓住我的手，边哭边说：“谭松，你出来以后再也不要忧国忧民了，不要写那些东西了，各人去挣钱，挣钱！”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非常软弱，心想：只要让我出去，绝不再写了，一心一意去挣钱。
7月6日，程科特意请示了领导，恩准我去探望一下父亲，他亲自开车送我去，他冒了风险，因为我完全可能逃走。
父亲切了一叶肺，还躺在监护室没脱离危险。监护室不能进，我站在门外远远地望着他，他也看见我，吃力地抬手示意。我又一次感到十分悲伤，他还不知道我出事了，不知道我是因为写他当年的那个长寿湖被抓了。
(后来我进看守所，隐瞒不下去了，家人只得告诉了他，父亲听后一言不发，骤然在病床上浑身发抖，一夜间头发白了一半。)
离开医院，汽车启动，妻子突然从车窗外伸进手抓住我，不放，泪水大滴大滴往下滚，我尽量轻松地朝她微笑，说：“松手，王青，不要紧。”
我真的想放弃了，说妥协也罢，说投降也行，总之，“端正态度，认真交待”，让他们满意，让我过关。
不幸，接下来审讯时，我隔着桌子瞥见一叠材料，标题是几个黑字：“谭松反动言论”。这一下又撩起了我的一点坏脾气——那种与生俱来的桀骜不驯。我想起我写的一篇采访后记中的一句话“这是一个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李宁熙跪在地坝，向这个犯罪集团认罪”。
我心中又涌起一股“顽抗”，一时忘记了妻子的泪水，父亲的病容。当问起我现在怎么看待这个社会时，我一丝不苟地谈了四点：一、反对一党专政；二、人民没有民主；三、新闻没有自由；四、不能把教育当作挣钱的产业。
我注定要为这种“顽抗”付出代价，1957年当右派的父辈们如此，2002年采写右派的我也如此。
审到7月11日，似乎该问的都问了，与长寿湖无关的也问了，如“为什么要同王康搞文革红卫兵墓”？“为什么要专门搜集刘晓波的文章？”等等。傅达芸的家也去过了，那四张“最后的收藏”也落入了国安局之手。
我坐卧不安地企盼着喜讯：“好了，问题搞清楚了，你可以走了”！
我已经坐了十天的牢，右派冉德玉一生中有一个最痛苦、最难熬的十天，我也是。“宣判”要来而未来的日子最令人不安，当年右派白永康如此，现在我也如此。
不提审时，可以看电视，还能看香港凤凰卫视。
我在电视上看到介绍日本导演松井和他拍的纪录片《日本鬼子》。松井采访了十几名当年侵华日军的罪行。该片在日本和欧洲引起轰动，松井获得了掌声和大奖。
我还看到调查日军细菌弹罪行，采访当年受害者的王选女士，她也赢得了掌声和喝彩。
我还看到我所熟识的、曾相互呼朋唤友的那些作家、诗人，正出席各种聚会，或作为嘉宾，对着镜头容光焕发，侃侃而谈……
我不禁想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捷克那一群向专制极权挑战的作家：瓦丘利克写出要求民主反抗暴政的《2000字宣言》；昆德拉一面对自由大声疾呼，一面对反人道的斯大林主义痛加鞭挞；诺沃麦斯基则对曾经被迫充当专制工具沉重检讨、对极权制度愤怒控诉……这些捷克作家们，面对专制的黑暗和恐怖，一个个充满了道义勇气和社会责任感。回头看我们的不少作家，一个个聪明绝顶，绝不越雷池一步，用手中的笔猛挣金钱、名誉、地位、美女，在现行体制下活得有滋有味（当然这比充当专制的帮凶又算有“良心”了）。我入狱后，妹妹曾向她的朋友，一个正走红的、名利双收的作家求助。对方冷冷地说：“他要去干那种事，就得承担后果。我帮不上忙！”而我作为会员的重庆作家协会，正一门心思研究如何写好“主旋律”，争取获得共产党的“大奖”。


日子一天天过去，每天都有人24小时监守我。有一次，一个叫小齐的年轻人连守了三天三夜，受不了了，盯着我刻骨铭心地说：“太难受了，我这辈子无论如何不能犯法！”
我有些歉然：连累一个活蹦乱跳的小伙子跟着我“坐牢”。
7月19日下午5点左右，“宣判”终于来了——一份刑事拘留书。
押送看守所。
我很平静地在拘留书上签了字。天天苦苦企盼，总算有了个结果。
加重处罚的原因还是那个老话题：态度顽抗。监守人员汇报：我显得若无其事，对自己的罪行根本没有认识。尤其严重的是，我进来了还在宣扬“反对一党专政”。既然思想没有转变，放出去就会继续危害社会，这样，只有押进看守所了。
主办我案子的程科受到批评，上面认为他对我太宽容、太仁慈。他垂头丧气，心情大概跟我一样沉重。他并不想让我走到这个地步，他说过，他对我作过详细调查，对我的人品是尊重的。
但是，我太“固执”。
临行前，程科阴着脸告诉我，我面临最高五年的徒刑。根据我的罪行，他估计会判三至四年。当然也还有希望不走到那一步，只是现在事情难办多了……


三


重庆市看守所位于渝中区石板坡，这儿关押过不少“知名人士”，最近的便是那位闻名全国的持枪抢劫杀人犯张君。
穿过两道武警守卫的岗门，来到“洗礼室”（我的命名），左手右手分别按手印，巴掌也按，搜查全身，收缴所有随身物品（包括钱、纸、皮带、鞋子、药品等），衣裤上的拉链统统用夹钳铰断，然后象被拔光了毛的鸡一样蹲在地上等候发落。
折腾了大约半个多小时，一位面色阴沉的中年看守冲着我喝道：“起来，走！”
又穿过一道门，眼前一条长长的露天过道，右边是厚厚的墙，左边是一扇扇封闭得水泼不进的铁门。我知道我马上要钻进其中一扇门，忍不住抬起头来最后望一眼天空。
天空中有几丝浮云，在夕阳血红余辉的照映下，自由自在地漂游。我最喜欢黄昏夕照，曾写过……
“站住！”看守在背后叫。
我在一扇铁门前停下来（后来得知编号是“下四房”）。看守按动一个按扭，电动铁门轰隆隆地打开。里面，是一个大约六平方米的小坝，有一个水池，两排塑料桶。高高的四壁阻断了外面的世界，但透过头顶上水泥条的缝格，可以看见破碎的天空。
再往里，又是一道铁门，这道铁门由粗铁条组成。待这道铁门隆隆打开，走进去，才算是到了“家”。
老犯人打新犯人是这块土地上的一个“约定俗成”，名曰“见面礼”，这方面的故事我听得太多。跨进牢房（这儿叫“监舍”）的那一刻，我作好了挨打的准备。我肝上有三个血管瘤，最大的45公分，医生说，一定要避免外力撞击，一旦破裂，只能维持10多分钟。我一点不觉得害怕，如果无法避免就不避免，我已经耳闻目睹太多的灾难、苦难、死亡，我要遇上了，不奇怪。
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明晃晃的日光灯下，满满一屋子人。“床”上、地上，到处都是，无处下脚。我只好紧靠铁门站着。
没人打我，也没人理我。
监舍大约20平方米，一个长长的砖木通铺占了80%的地盘。靠铁门这一头有一个凹入墙壁的仅容一个人的小厕所，任何人蹲在里面全室的人都能看见。室正中高高悬着一把吊扇，正呼呼地送出热乎乎的风。墙壁上很高的地方有一台电视，要仰着脖子才能看。铁门对面的墙上，有一个铁窗和小洞口，衣物或饭就从那儿塞进来。
有目光正注视着我、打量着我。
“上来！”通铺中央一个五大三粗的壮汉冲着我一挥手。我猜这便是牢房的“山大王”。
“坐下！你犯的啥子事？”山大王问。
几个估计是属于核心层或者上层人士的囚犯围上来。另一个“下层人士”不识趣，也想听，山大王冲他一瞪眼：“走开！”“下层人士”赶快缩了回去。
“我写文章犯了事。”
“写文章？写文章犯啥子事？”
“骂了共产党。”
“山大王”拿眼瞪着我，半晌，突然一拍光溜溜的大腿，嘣出一个字：“好！”
接着，“山大王”和那几个“上层人士”围着我七嘴八舌问起来。
后来得知，“上层人士”包括“老头”陈XX（他在里面年龄最大，53岁，原是市某单位的一个主任，因经济问题入狱），“局长”陈X（原市某局的一个副局长，也是经济问题），“胡二娃”（“山大王”的贴身侍从）。“山大王”叫张XX，是一个黑社会集团的打手，受白云湖枪杀警察一案牵连入狱，已在看守所关了两年。
听完我的简介，“老头”翻身找来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车轻路熟地翻到分则第一章说：“你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罪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读完他一拍我肩，笑着说：“不要紧不要紧，最多五年，这里面哪个都比你重。”
“山大王”（大家叫他“张哥”）手支下颚，打量着地上那已经睡满了人的过道。
“你，往开水桶下面移！”张哥下令。开水桶在牢房最里面的死角，又闷又热，而且也只有椅子大一块地方。那人不敢违抗，起身把被盖移过去。接着，睡在地上的人一个接一个往里挪，勉强在铁门口给我挪出一个可以躺下的地方。
“你要晓得，”张哥皇恩浩荡地说，“你能够坐在我面前，坐在这块地方，是抬举你！”
张哥占据的位置，正处在电扇下，又正对着电视，是下四房里的黄金位置。
“我们敬重你，不是因为你会写文章，而是因为你敢骂共产党，否则，你今晚要在厕所那儿蹲一夜。”
（我写长寿湖第一次有了正面的回报）
我已被国安局关押审讯了18天，独自一人，十分孤独。这儿大家都是犯人，都对那个时时刻刻要人热爱它，叫它“亲爱的妈妈”的东西不满。那一瞬间，我竟在这拥挤不堪、又热又闷又潮湿的牢房里产生出一种归属感。
我在紧靠铁门的地上躺下，我这一排挤了三个人，只能侧着身子躺。我开始感到整个空间给我一种挤压，就像春运时挤在装满民工的闷罐车厢里。我仰着脖子，透过铁栏和小院上空的水泥条望出去，夜空被隔成几个窄窄的、惨不忍睹的黑条。我突然强烈地感到，自由多么美好！然而又多么遥远！我曾在《挣扎的魂灵》的序言中对仅仅享有“生存权”表示不满，认为一个现代人还应享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我追求后一种自由的代价是前一种自由的丧失。1995年我失去工作后，曾很潇洒地说：“我是个自由人了，没有单位，没有组织，共产党那一套升官、发财、评职称、分住房等等于我不起丝毫作用。我已经没什么可丧失的了，再要丧失就是自由，进牢房了。”
当时，我以为只是说说而已，我怎么可能进牢房？


对面高高的铁窗外有人叫我的名字——妻子带东西来了！一个枕头，一床毛毯。
我抱着这两件东西回到铁门处，心中被一个字胀得满满的——“家”！妻子、女儿、床头的灯光，床上的被盖，还有叫“LiLi”、和“Mary”的猫……
长寿湖右派曾多次谈到的对亲人的负疚和思念，我刻骨铭心地体会到了。
那是一个很容易把人击倒的夜晚。
后来得知，那天晚上，妻子和女儿在看守所大门外站了几个小时。值班民警以王青没有手续（即国安局对被拘留人员家属的通知书）为由，拒绝传递任何东西，而且态度十分恶劣。王青又急又怕又屈辱，更担心我在里面挨打，不禁在门外失声痛哭。刚刚初中毕业的女儿目睹了这一幕，汗水、泪水、刺刀、铁门、吆喝声，那一刻，她变了，或者说，长大了。
接下来的三天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
空间太窄小，又正值山城酷暑，定员最多10人的牢房挤了18个人，感觉像是被关在鸡笼子里。这间牢房，正是关押“著名人士”——杀人犯张君的地方。他们告诉我，当时张君独自一人享用这间房，就睡在张哥占据的那块“黄金位置”，而且每天免费供给他加菜甚至水果。看来，在这个社会中，只要有名气，那怕是杀人杀出了名，都比一个默默无闻的“颠覆犯”日子好过。
牢房两头的高墙上，各安有一台摄像机，对准我们24小时分分秒秒工作。每天晚上由张哥安排“下层囚犯”（包括初来者）轮流“值班”，我被安排在一点至三点（看守定时在铁窗外喊）。“值班”即监视其它囚犯，不准乱动。值班的人不准靠墙，不准闭眼。另外，初来者由于“牢历”浅，必须从最底层干起，因此我每天还要清洗厕所、擦洗地板和小坝（一天三次）。吃的是一个方块型的米饭和半碗水煮白菜，这点饭菜也不是白吃的，每个人必须完成生产任务——每天制作4000个头痛粉纸盒，完不成就要坐禁闭，违反了监规也要关禁闭。睡在我头上方的张X刚在里面蹲了九天出来，他瘦骨嶙嶙，面色蜡黄，而且肠胃被损坏，不时慌慌张张要蹲厕所。他告诉我，那里面站不能站、睡不能睡、蹲不能蹲，空间极其窄小，加上脚镣手铐、黑暗、臭气，时间一长，人要发狂。相比之下，这间拥挤的牢房是天堂。
禁闭室就在铁窗外，踮起脚扬起脖子可以看到“禁闭室”几个字。
那几天，我老听到外面传来闷声闷气的叫声，我很奇怪，监牢里谁敢叫喊？后来他们告诉我，那是蹲禁闭的犯人的声音。我侧耳细听，终于听明白了，从那黑暗窄小的地方曲曲折折地传出“唉哟……受不了哟……唉哟……”
我前所未有地感到了恐惧！我想起长寿湖右派汤儒君讲的禁闭室关死的那个少年，想起张志新在禁闭室里神经错乱……
我采访的长寿湖右派很多都还生活在恐惧中，我自以为自己是个勇士，站在一旁“大义凛然”，然而，那一刻我害怕了。铁窗、高墙、看守、禁闭室、监规、“头痛粉”、惨叫声，一起向我汹汹袭来，我第一次产生了后悔的念头：唉，为什么要去写长寿湖？为什么要骂共产党？
死的念头第二次浮现出来，唯一的方法只能撞墙，就象古代那些不愿受辱的烈妇。我拿眼睛死死盯着那面墙，几个小时一动不动。
“老头”看出我的情绪，走到我面前，很关心地说：“到这个地方来了，一定要想得开，精神上要放松，要强迫自己高兴起来。还有，你一定要记住，从现在起不要把自己当人，这样才活得下去。”
张哥坐在通铺上，居高临下地冲我说：“你不要觉得委屈、冤枉，这里面有几个不委屈、不冤枉？！你运气好，这几天没得生产任务，纸盒盒一来，累死你！你还不赶快把那8条监规背熟，另外那20多条也要记。背不到，罚死你！全室都要受牵连！”
我学外语出身，背功本不差，只是那8条实在“难”背。第一条就是“拥护中国共产党”，还有一串“端正态度，服从管教”、“认罪伏法”、“痛改前非”等等。
我背起来很吃力。


关进看守所的第二天，国安局的程、齐前来提审，这是我第九次受审，在一间单独的审讯室。程、齐坐在一张凸型的木桌后，颇有法官的味道，我坐在下面的矮凳上，低人好几等。程、齐面色阴沉，尤其是齐，眼中还露出了对待“阶级敌人”的仇恨的光。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戴手铐，不紧，也不痛，它给我的压迫是心理上的，记得有位俄罗斯女作家，第一次戴上手铐时，觉得奇耻大辱，我似乎也有这种感觉。
这次审讯是最短的一次，又问了一遍姓名、年龄、住址等就算结束。我觉得很滑稽，仿佛一群成熟的人在演一幕幼儿游戏。
接下来的一次审讯在两天后，是我经受的审讯中最为猛烈的一次。国安局来了一位处长，他冲着我一拍桌子：“谭松！我们对你够客气了，但是你拒不配合，一直不老实交待问题，一直拿谎话欺骗我们！现在你自己说，你还有哪些问题没交待？”
那几天正是我最软弱的时候，面对处长的冲天怒气，一直在我内心苦苦支撑的勇气退缩了，我终于把隐藏了很久的秘密——王康处还有一份打印稿——向处长交待了。
后来，我常常想起我那一天的软弱。
以前读Smiles的《信仰的力量》，十分敬佩胡格诺教徒那种威武不屈的精神。如果我有宗教信仰的支撑，一定不乏勇气、力量和精神上的宁静。可惜我没有，我只有一种道义力量的支撑和一点人文精神的抚慰，我绝发不出教徒们在铁牢中、在刑架上那种坦然的微笑：“啊，沙漠好像百合花，因为我走在主的路上。”
在看守所最初的那几天挺过之后，我精神压力开始减轻。不可思议的是，觉得四壁不再压得透不过气，话多了，脸色舒展了，也开始感到饿，觉得那个水煮白菜实在难吃。
难怪长寿湖那些放不下精神负担的右派只有死路一条！
在狱中我常常想起两个人，一个是刘晓波，一个是茉莉。这两个因“六四”入狱的人，才学和人格都让我敬佩，我读过他们的狱中记事。想到这么优秀的人也经历牢狱之灾，我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蹲蹲监算什么？更不用说还有索尔仁尼琴、阿赫玛托娃、曼杰施塔姆、哈唯尔等等数不胜数的人类精英了。
想到他们，我感到一种安慰。


四


看守所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早上7点起床，早饭之后是劳动（糊纸盒），没有纸盒就分成两排盘腿坐在炕上，不得乱动。高高的铁窗外不时有看守巡视。
每天晚上7点钟点名，全体囚犯挤在炕上面壁而坐，一一高声回答：“到！”其实关在这儿根本不可能逃跑，连放风都没有，真正的插翅难飞。
那铁门隆隆开启的声音，对全体囚犯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刺激。除了固定的点名，每个人都不知道它突然打开的原因。是福？还是祸？也许，是又来了新犯人；也许，是提审某人；也许，是突然搜查；也许，是要关某人禁闭。对隆隆声最感到恐惧的，是那些判了死刑，戴着脚镣手铐的囚犯，铁门每一次隆隆的开启，都意味着地狱之门的洞开。我们室有几个注定要判死刑的人，但还没判下来，所以暂时还无这种恐惧。他们告诉我，在我入狱前20多天，即“6.26世界禁毒日”，看守所总共拖出去了20多个男女。那一天，隆隆的铁门声、镣铐拖在地上的声音和呼叫声在整个看守所廻响，所有囚室鸦鹊无声，整整一天没有一个囚徒说话。
他们说，死囚一出牢房门脚镣声就听不到了，因为这时要抬着他（她）们走，不能让他（她）们留下脚板印，免得死鬼顺着脚印找回来，这叫做“收脚板印”。我有些怀疑，共产党是大无畏的无神论者，杀人千千万，气吞山河无所顾忌，怎么会怕“脚板印”？但他们都这么说，弄得我半信半疑。
毒品、自由、生命，在这高墙铁窗下，会有另一种思考，另一种感受。
隆隆的铁门，除了对我的“迎接”和“送行”之外，还专为我开、闭了10次，其中7次是提审，一次是“牢头”的讯问和登记，一次是挂着牌照罪犯单人标准像（牌子上写着我的号码，可惜，当时我脑子里装满屈辱，竟忘了记，仿佛是2000多号），还有一次是“牢头”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很好奇地问：“谭松，你是啷个反党的？”
有一次我很难忘。那天上午，隆隆之声后，几个戴着手套的好汉闯进来，厉声喝道：“出去，到外面坝子，蹲下！”
我们慌慌张张挤到洗脸的那个小坝，冲着墙根蹲下，大家挤成一团，不敢抬头。我蹲在地上，热汗直流，恍然想起农贸市场上那一群等待宰杀的鸡鸭，买菜时我经常看到它们，不会言语，任人宰割。我们当然不是鸡鸭，但是“老头”在我一进门时就反复告诫了我：到了这地方，千万不要把自己当人。
我竭力去想这句话。可惜，人的尊严感顽强地涌上心头……
搜查完毕，戴着口罩和手套的汉子们走了，他们没查到任何违禁物品，我们的“家”被翻了个底朝天。张哥跳到通铺上，指挥大家打扫“战场”。大家收拾被盖，寻找衣服，一个个很平静，这点小骚扰，又没打人，又没流血，算什么呢？


上帝对我很关照，我入狱一个多星期，居然没有“生产任务”，他们说这种现象很少，估计是那个头痛粉药厂产品积压了。我原本是个喜欢采访的人，牢房天地虽小，牢友背景深远，我抓紧这个空闲，一一打探下去。下面是我“采访”的其中几位。
梅X，33岁。他的狱龄最长，在看守所关了四年。13岁那年（1983年），他到一个水库游泳，偷了一个苹果，正巧遇上全国“严打”运动，于是被送到市少管所劳教三年。这三年中，据他说，除了挨打以外，最折磨人的就是抬石头，把他压惨了。出狱后，他在社会上流浪，1987年因摸包被抓，又判刑7年。狱中有一次被追打，他跳楼自杀，幸遇楼下是沙堆，捡回一条命。1998年，他作为一个贩毒集团的成员，被渝中区法院一审判处死刑。他不服，说那700克毒品完全是冤枉他的。上诉后，改判为死缓（因为证据不足——没有卖给了谁的证据）。
我入狱时，梅X死缓两年期已经过了两个多月，是杀，是判有期，还是放人，没有说法。梅X前前后后已经蹲了14年牢，他说，他是吃共产党（牢房）的饭长大的。
（梅X见我很专注地倾听他的经历，很感动，向我讲述了他挨打的一些片断。）
他们进我家搜查，打我是自然的，但是他们还打我小侄女。起因是这样，公安打开冰箱，抓起里面的啤酒就喝，侄女不懂事，也拿东西给我吃，一个公安狠狠一巴掌打过去，把她打在地上滚几转，我小侄女才两岁多！
审讯时，打得我哇哇叫，于是把我押上车——一辆长安面包警车——开到向阳隧道（即火车站到牛角沱的隧道），那里面噪音大，叫喊听不见。他们把我两手分开，吊到车顶，我站不直，半蹲半立，他们前前后后地打，我受不了，想死得很呐！后来，我吐血了，说我是装的，又打。最后见不对劲，怕出人命，才把我放下来。我倒在车地板上，发现地板上有一根细铁钎子。我悄悄把它藏在背后，决定如果他们再打我，我就立马用铁钎子自杀。那天打我的公安中有一个姓张的，下手狠，后来听说他打死了人，自己也栽了。
（注：我出狱后了解到，此人名叫张X，重庆港口公安，2000年因刑讯逼供打死人，被判刑三年，缓刑四年，同时被判的还有另一个公安李X。）
在洞子里打完后，他们把我关到少管所。我爸爸来看我，我已经站不起来了，两个人把我架出来，叫我不准乱说，我头昏糊糊的，远远看见老爸，叫了一声：“爸爸，我是冤枉的。”他们一听我“乱说”，马上把我架回来，吊到一棵树上打。打得凶狠，我痛得死去活来。放下来后，我决定自杀。我找出藏在背后裤子里的细铁钎，对准肚子一阵乱戳，把肠子都挑出来了，你看我肚子上的伤疤。
（梅X说着往上撩起衣服，我看见一道约一尺长指拇粗的伤疤，由下而上，弯弯曲曲，乌红凸突，象一条丑陋恐怖的大蚯蚓！那一瞬间，我暗自下定决心，今后出去一定要写出我的亲眼目睹。）
他们送我到医院抢救，把我爸爸叫来，对他说，拿一万五千块钱来，医好就放人。我爸爸是个摆摊做小生意的，为了救我，千辛万苦筹了一万五千块交给公安。医好伤后，公安又把我关起来，对我爸说：“他的问题还没搞清。”
我爸爸是个老实人，也气得哇哇叫喊：“你们公安啷个骗人！你们公安啷个骗人！”
（梅X由于在看守所时间太长，四年不见阳光，33岁年龄，头发已经花白。还有，每遇气候变化，他肚子就要痛。我被关押期间，正值山城酷暑，大家盼下雨，经常问他：“梅X，肚子怎样？”有一次，他面露喜色地说：“噫，快了，隐隐作痛。”第二天果然降雨，大家无不欢喜。）


罗X，30岁，后我三天入狱，罪名是吸毒，贩毒。他衣服又脏又破，张哥给他一件衬衣，我给他一条短裤，换衣时，发现他身上伤痕累累。晚上，他紧挨我躺下。我试图“采访”，他面色阴沉，一言不发。两天后，我慢慢掏出了他的话。
罗X家庭非常困难，父母双双下岗。八年前，他因盗窃被判刑七年，差点死在一个劳改煤矿。他提到那个煤矿（在宜宾上面）时，眼中露出恐惧和绝望的光。出狱后，没人雇他干活，熬了大半年，忍不住参与贩毒，这次进来，距他出狱只有一年。他不承认贩毒50克，说：“我根本没那么多钱，禁毒队只搜到0.5克，抓我几个小时后不知从哪儿拿出一包药，说是我的。我不承认，所以打得惨。”
罗X的脸上被烟头烧出几个血泡，那血泡紧贴着我的脸。“我真的不想活了，没得意思，没工作，没家，没钱，这个社会不是为我这种人设计的。”他眼睛盯着铁栏，嗓子沙哑。
铁栏外透入的光，洒在他苍白瘦削的脸上，我从那上面读懂了什么叫真正的绝望。那一刻，我感到自己其实很幸运。
几天之后罗Ｘ被转走，出门时我问他估计会去哪儿。
“无所谓了。”他垂着眼说。


仁X（音），涪陵师专毕业的大学生。他家在农村，为读大学，家里负债累累。毕业后估计是因经济困难，与父亲一起入室偷盗，并杀死了人。现在父子分别关押在不同的牢房。他们告诉我，他肯定是死刑。仁X不多说话，面色惨白，他的简况是别人告诉我的。


“白市驿青年”，这样称呼是不知他的名字,只知道他是重庆白市驿的人。他在长沙赌博，对方作弊，他一怒之下杀了人。本来他已藏匿了一年多，后来大意了，被朋友出卖入狱。“我肯定飞钵（即掉脑袋）。”他手在脖子上划了一下。“除了长沙那条命案，我犯的事还多。”但他看上去很坦然，大口吃饭，倒头就睡，一点看不出这是他生命的倒计时。当他听说这间牢房正是著名杀人犯张君死前关押的地点时，眼眸骤然闪出惊喜的光：“真的？！那我死也值得！”
“白市驿青年”有一副十分健美的身材，骨骼匀称，肌肉结实，五官也很端正。尤其让我惊奇的是，他阴茎的皮下植入了一颗珠子，珠子在里面滚来滚去。他告诉我，这玩意他花了好几百元钱，做爱时女人很舒服。他说这话时笑眯眯的，像孩子一样充满了一种近于天真的快乐。“可惜这辈子用不上它了。”最后他有些遗憾地说。
四天之后他被押走，他要去长沙受审。铁门隆隆开后，他从地上一跃而起，走到门边，他停顿了一下，扭回头，最后望了一眼“大英雄”张君住过的地方。我注视着他年轻而清秀的脸和饱含着青春活力的身躯，一下子想起奥威尔的随笔《行刑》，想起他笔下那位走向绞刑架的印度死囚。那一刻，我强烈地感到一种“困惑”——死刑，该，还是不该废除？


“17岁小偷”（我忘了他的名字）。他身子比较单薄，但生得眉清目秀。一进门，他便老老实实地蹲在厕所旁的地上，羞涩而惶恐地望着大家。我打量着他，这是一张稚气未脱的脸，眼眸里毫无圆滑狡诈。他从乡下来城里找活干，有两天没吃东西，于是伙同另一个少年半夜在一个铺子里偷了一箱香烟，价值约两千元，那个少年逃了，他落入法网。
“17岁小偷”在监舍里大气不敢出，天天干洗碗的活。几天下来，他很快适应了，有饭吃，活也不重（他从乡下来，不就是为了找份能吃饭的活吗？）。重庆市看守所据说是全国十大文明看守所之一，不允许打人。同室的小魏是一个进过无数看守所、戒毒所，受过各种酷刑的刑事犯，他宣称，重庆市看守所是所有看守所中的万豪宾馆（重庆市一家著名的五星级宾馆），从其它地方转来的囚犯，在这儿都“乐不思蜀”。
“17岁小偷”没挨打，饭也吃得饱，我看他慢慢安心了。有囚犯告诉他，这儿是关重刑犯的地方，他肯定要被转走，其他看守所打人就是家常便饭了。刑罚有“麻辣鸡腿”（即把大腿打变色）、“戴勋章”——金牌、银牌、铜牌（即把胸部打成三种不同的颜色）等等，等等。
大约6天后，“17岁小偷”果然被转走，估计是转往重庆松山看守所，出门时，他双腿打颤，面色惨白，泪水流出来。望着他仍是孩子般的稚气犹存的脸，我感到一阵心痛。
他仅仅比我女儿大一岁！


看守所楼上楼下每个监室都挤得满满的，每天还不断往里面塞人。铁门外正在大兴土木，日夜赶修一幢大牢房。我挤在地上，有些透不过气。心想，我们这个国家，每天要产生多少各种各样的“罪犯”呢？据说，在西方民主国家，每当有人犯罪，政府就要自我检讨：政府和社会该负什么责任？在我们这儿，抓了多少“罪犯”，成为一种“战果”。
在看守所，我曾想，如果判我几年徒刑，我不会白坐这个牢，只要能活出去，我将写出又一部象长寿湖一样“难看”的文字。在与专制极权的对抗中，我自然是输家，但他们一定不是赢家。


五


7月26日的提审是我进看守所后的第五次。负责我案子的程科显得很急躁，当他看见我仍然有些桀骜不驯时，气急败坏地说：“谭松，你要明白，你是在同一个强大的专政机器对抗!”
他下面的话没说，“这是不自量力，自取灭亡”。
茨威格在《良心反对暴力》一书中写道：“面对一种戴盔甲的独裁的优势，每一种纯精神的战争无不显得软弱无力……人们会一再发现，每当一个单独的人除了道德的公理以外，背后没有任何力量支持，去抵抗一个联成一体的组织，其斗争总是多么没有成功的希望。”
我出狱后，几乎所有的人，朋友、亲人、同学都告诫我：“现实点，你能搬起石头打天？”“你丝毫动摇不了国家机器，而国家机器轻轻一动，就让你粉身碎骨”。
我知道这绝对是“真理”。
但是，我也知道，在军队、警察、刺刀、监狱的专政力量之外，还有一种力量——信仰的力量、良心的力量、道义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驱使弱小的卡斯特里奥向强大的加尔文政教合一的霸权抗争；这种力量可以促使弱小的俄罗斯诗人向斯大林强暴的帝国挑战。这种力量是专制、强权、暴政最可怕的敌人。虽然，在抗争中前者往往粉身碎骨。
我还知道许多人不知道有那么一种力量，在专制极权长期残酷的统治和镇压下，他们只感到自己的弱小和那一垛带血的石墙的巍然。
我所不知道的是：我身上有多少“另一种力量”，也许有一些，可是，它们完全可能消解在妻子涟涟的泪水中、父母哀哀的目光下、以及我自身的怯懦里。
我永远记得那次提审。审讯室外面，看守所的一群武警正在练武，一个个身强力壮，吼声如雷。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软弱、孤立、惶恐。我答应按要求写一份材料（以前我只字未写）。材料须包括五部分：1、为什么写长寿湖；2、如何谋划在国外发表；3、在采访后记中的反党问题；4、反党的思想根源；5、今后的打算（包括“是否希望宽大处理”）。
我蹲在监室的地上整整写了一天半（当然是看守特许，否则没纸笔）。


令人头痛的“劳动改造”——折“头痛粉”纸盒——终于来了。原来拥挤不堪的牢房更加拥挤，通铺上、地上，散乱着一盒一盒的原材料、一碗一碗的浆糊。我们18个人，一个个弯腰驼背加汗流浃背，挤在一起完成自己的定额。每人每天的定额是4000个。我是新手，第一天1000，第二天2000，第三天3000。我第一天干下来，手指就肿了，1000个“头痛粉”纸盒我折了整整8个小时！其中还有梅X的帮助——我因倾听了他的遭遇，他报答我，晚上帮我干了两个小时。
我感到绝望，望着铁窗外的禁闭室，还感到恐惧。他们告诉我，曾有一个法官因经济案入看守所，十多天“劳动改造”下来，精神几乎崩溃，提审时，他扑通一声跪下去，痛哭流涕地恳求减免他的“定额”。
我估计我不会“扑通”一声，但会不会进一步妥协——“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呢？
果然来了，在7月30日的提审中，程科要我写“三书”——“保证书”、“悔过书”、“自愿书”。保证书指今后不再从事危害社会的活动（包括不再写长寿湖）；悔过书是为自己过去的“犯罪”表示忏悔。自愿书是表明今后愿意配合专政机关，汇报其他人危害社会的言行。程科暗示，写了“三书”，事情就好办多了，希望我配合。
“三书”触及到我做人的底线，尤其是“自愿书”，我平生最痛恨的就是告密，就是“汇报”。
有一个声音在心底呼喊：不，绝不！
但是，我最终妥协了，或者说投降了。
我写了“三书”！
尽管我运用我那点文学水平，把“三书”写得比较含糊，尽管我以伽俐略也曾违心地在宗教裁判所前忏悔过为自慰，尽管我以“与共产党斗争要讲策略”为自己开脱，但是，我毕竟打开了那面丑陋的白旗，这足以让我羞愧一辈子。
（1989年“六四”运动，我在校内校外“上窜下跳”，结果被学校列为“重点”。为了保住饭碗，我被迫交出了照片和底片并写了检讨。这次为了出狱，又写“三书”，我实在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出狱后，我重读茨威格的《良心反抗暴力》（又译《异端的权力》），读到塞尔维特在走向火刑架路上的那种坚定，更觉得自己渺小。）反右漫画，《新观察》1957年19期


看到我总算“识实务”，程科松了一口气，他是真心实意希望我出去。
8月1日的提审是我受审中的最后一次。由于我极度缺乏睡眠（半个月来，每天只断断续续睡4个多小时），“定额”压力巨大，因此，头昏昏沉沉，连审讯记录上的文字都看不大清楚。
8月1日是建军节，晚上放电视，军号声声，刺刀闪闪。这支由人民的血汗供养的党的军队，常常让人民胆寒。1989年，它让身在学校的我害怕，此刻，它让身在铁牢里的我更害怕。囚室的墙上，办有一个“认罪伏法、悔过自新”的墙报，上面贴有一张戴着钢盔的粗壮的军人像，那双威严的眼睛分分秒秒瞪着我们，让人时时刻刻不忘“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
大家埋头一心一意完成劳动定额，没人注意屏幕上的欢庆歌舞。
突然，电视里传来一阵柔美的颂歌（至于颂唱的是谁已不重要），那饱含深情的旋律把我深深打动。
我从小酷爱音乐，音乐常常将我的整个心灵从现实中提升，升华到一个美妙而忧伤的境界。在狱中听到音乐，那种感受难以言喻。乐声把我带到一个温馨美妙的世界：月光、晚霞、森林、草地、母亲、爱人、童年……然而，铁窗、刺刀、手铐、脚镣、禁闭室、“头痛粉”……独特的环境更让那乐声透彻灵魂，让整个人瘫软下来。
小时候看罗马尼亚电影《齐普利安•波伦贝斯库》，其中一个面目狰狞的老犯人，在波伦贝斯库的小提琴声中全身颤抖，热泪纵横，整个人瘫软在地。那时我不懂，现在懂了。
我想，每个人心中，都有柔软、温情、善良的一面，如何才能让这个社会多一些唤起温情的乐声，少一些你死我活的斗争呢？


8月2日中午1点半，我坐在地上手忙脚乱地对付“头痛粉”。高高的铁窗外突然有人叫：“谭松，收拾东西！”
我浑身一震，从地上一跃而起。全室的人不约而同停下手中的活，目光齐刷刷地注视着我。
那目光里含有多少复杂的情感。
释放，还是转移？他们来不及询问，铁门便轰隆隆地打开，狱警威严地立在门口。
一切来得这么突然，我来不及同他们告别，也不敢多说话，一手抱着几件衣服，一手伸出去同张哥和“老头”匆匆握了握。
他们欲言又止。
我知道是释放，因为我升起了那面白旗！
仅仅几秒钟，我就走出了绝望的囚室。
程科和小齐同看守所办好了交接手续，一车把我拉到一家理发店。“你先整理一下，领导还要同你谈谈，然后就可以回家同家人度周末了”。
“同家人度周末”，这句话让我酥软！那一瞬间我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我知道这是程科拼力的争取，我感激他的善意。在巨大的、冰冷而血腥的专政机器中，我有幸碰上了一颗“柔软”的“螺丝钉”。
我坐在理发店，15天来第一次看见自己。天哪，那是我吗？！双颊凹陷，胡须横生，一双阴阴冷冷的眼睛在蓬蓬乱乱的长发下闪烁不定。我看来看去总觉得“他”真象一个罪犯，不禁心底一声长叹：要把一个人（良民、公民）变成犯罪分子，至少在外型上是多么容易呀。
我很想照张像，纪念我的丑陋。
在理发店剪洗掉“罪犯”的痕迹后，我又被带到那个赭红色宾馆。在这儿，我领取了“取保候审决定书”（一年），聆听了他们的法律指导：“刑事犯五年之后犯罪不算累犯，你不同，要终身追究，一旦再犯，即是累犯……你要是再搞长寿湖，新帐旧帐一起算……”
我一心想回家，已经毫无斗志。但是我知道自己容易犯“好了伤疤忘了痛”的错误。果然，后来我睡了几个好觉精神恢复后，又开始手脚发痒蠢蠢欲动。亲友们焦急万分，分析原因，认定是我吃苦不够：既没伤及骨肉，又没有触及灵魂，“伤疤”都没有，当然吸取不了“痛”的教训。
想来也是，国安局是彬彬有礼，看守所属“万豪酒店”，提审不过15次，前后只有32天，既没有尝过公安提供的“麻辣鸡腿”，也没戴过犯人赠与的“金、银、铜”勋章，牢狱之灾中居然出现一片晴朗天空，真是这片土地上的奇迹。
我其实很幸运！


当天晚上，同妻女团聚后，我整个人松驰下来，突然觉得头痛欲裂。妻子遗憾地说：“家里没有头痛粉”。
我一听，头更痛，大叫一声，倒头便睡。 令人头痛的“头痛粉”




　　在押人员行为规范


一、    立场坚定 爱憎分明
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和监舍纪律，同一切违法行为作坚决的斗争。
二、    端正态度 服从管教
看守所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机关。看守民警代表政府依法对在押人员实行管教；执勤武警依法对在押人员实施警戒。在押人员必须端正态度，服从管教，严禁顶撞看守民警和执勤武警。
三、认罪伏法 是非分明
积极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不准交谈串通案情，策划对抗审讯，抗拒交待问题。
四、    文明礼貌 整洁卫生
保持良好的监舍秩序和内务整洁。不准高声喧哗、唱歌跳舞，未经允许不准进行文体活动。不准在监舍内随意走动，在门窗处站立，以及私自聚堆。不准乱刻乱画，乱堆乱挂衣物，损毁公私财物。
五、    认真学习 痛改前非
严格遵守学习制度，认真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不准传习作案伎俩，传播反动、下流言论。不准打架斗殴、喊话闹监、搞流氓活动。不准策划、组织越狱逃跑、装病、绝食和自伤自残。不准拉帮结派，称王称霸，辱骂殴打他人，强吃强占他人财物。
六、违禁物品 禁入监舍
严禁制作、私藏刀具、铁器、绳索、玩具等危险物品，以及现金、有价证劵。信件必须通过邮局并经管教干部审查后方可收发，其内容不得涉及案情和反监管言词。不准利用一切机会托他人或为他人传递口信和信件。
七、    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
积极参加看守所组织的生产劳动，认真负责、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不准消极怠工，毁损原材料。
八、出狱后，我打算凭记忆写出八条监规，写了几条后，实在不愿再写，如此断断续续，最后，再也想不起第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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