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杰：人生的拐点——西安交通大学生活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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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祖父一贫如洗，以鞋匠手艺为生。父亲辛勤劳作，兼营卖油生意，家道才慢慢好了起来，但仍与文化及政治无缘。父母亲一心要培养我成才，改换门庭。我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实现了父母的夙愿。
      1963年，我高中毕业时，学校里贴满了全国各个大学的招生广告，西安交通大学的海报对我吸引力特别大，其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西安交通大学是由上海迁来的，北京、上海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是十分神秘和向往的，能上从上海迁来的大学，犹如进了大上海读书，那是多么荣耀的事情啊！第二，招生广告中说，西安交大有数百名教授，这对我的吸引力特别大。听说我们当时的数学老师毛崇让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大家对他崇拜得不得了，对于大学教授，我就觉得更是神秘而伟大了。交大有那么多教授，那真是多么了不起啊！第三，我们上届的学长蔡月浩考入了西安交大，他曾来信讲过西安交大宏伟的规模，美丽的校园，雄厚的师资，崇高的地位，更使我对西安交大产生了强烈的向往，甚至对考入西安交大的学长蔡月浩也产生了崇拜之情。
      高中时，我是学生会主席，优秀共青团员，品学兼优，颇受老师宠爱和同学的好评，然而这年高考，却因体检时医生测量血压为130/90，定为高血压病，高考志愿书上明确规定不能报考许多理工科专业。农村孩子缺乏医学知识，也不知道去找医生复查血压，就糊里糊涂认可了这个结果。类似我这种情况，我们班就有五六个同学，大家都是步行三十多里路去县城检查身体的，血压变化是不奇怪的，但我们不懂这些。我们被检查为高血压的几位同学，当年高考全都落榜了。
      我要上大学，还想上我心目中最好的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于是一边在家参加农业劳动，一边抽空复习功课。冬天在村子里教农民夜校，更为复习功课提供了便利。1964年临近高考，我同我们村同我一样受体检影响落榜的魏依新同学一起在我们村子旁边的南坡寺小学内借住了一间小房子，夜以继日地复习功课。因为那个年代母校不接收落榜生复读，社会上更没有什么高考补习班之类的学校，全靠自己想办法复课再考。
      有了上一年的经验教训，这次高考体检我们特别当心，自然大家都全部合格了。到宝鸡市去参加高考，大家也都冷静地应对，一切都很顺当。
      七月的一天，我正在院子里干活，忽然听到大门外有人喊：“李志杰，你的信！”我开门一看，是生产大队一位同志给我送信。我接过信，是陕西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的函件，打开一看：“你被录取到西安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电机与电器制造专业”几个字跳入了我的眼帘，我的心激动得差点跳出来。
       一年的辛苦有了结果，我心里很高兴。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了父母及祖母，全家人都很高兴。我是村里第一个考上交大的人，再加上我在南坡寺复习功课的经历，村里人认为我有毅力，肯吃苦，所以对我考上大学这件事特别关注，相互传递这个新闻，赞誉之声传遍村里。同我一起复课的魏依新考上了汉中大学，原子头村的净文生也考上了延安大学。家在凤翔虢王的张拴学考上西安矿业学院。
      我父母为我准备好上学的东西，主要是被褥、衣服、洗脸盆、饭碗等生活用品，也给我准备了一些学费，我高高兴兴地一人坐火车到西安上学去了。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考大学犹如鲤鱼跳龙门。考上了大学，人生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考不上大学就是农民，考上了大学就是干部，吃商品粮。那时候大学毕业生国家包分配，不愁没工作干。进入交大，感到一切都非常新鲜。校园像公园一样美丽，林荫道上来来往往的学生朝气蓬勃，举止文明；老师们个个文静儒雅，知识渊博。教学大楼鳞次栉比，运动操场宽广漠大，图书馆宏伟壮观，实验室设备齐全。这里是知识的海洋，这里是专家的摇篮。我最先直观感到幸福的是校医院看病不花钱，有个头疼脑热，进校医务室凭学生证找医生诊疗，拿上药就立马走人。大一点的病，医生开个转诊单到学校定点的几个大医院去看，如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陕西省人民医院等一流医院，就诊后挂账走人，自己不用掏钱。这对于贫穷的农村学生来说，真是再好不过的福利待遇了。
      我被分配到电机工程系电机与电器制造专业41班，简称电制41班，学号44413。这个学号的意义是，第一个“4”代表1964年入学的学生，大家平常说谁是“4”字头学生，谁是“3”字头学生，就是指他是64年入学的或是63年入学的。第2个“4”代表第4系。当时我们电机工程系被排为第4系。后边几位数字就是具体个人的代号了，这个学号一直陪同学生到毕业。即使他因病或其他原因休学后再跟下一届学生上学，这个学号也不变。到了大学二年级，电制专业又分开电机专门化和电器专门化。以我们电制41班为主，调出和调进了个别学生，改名为电制43班，同电制44班划为电器专门化，新的电制41班和电制42班划为电机专门化。
      交大教学管理系统有一级组织叫基础部，统管全校各系一年级刚入校的新生。基础部学生集中住在第23、第24学生宿舍。由于有这种体制，所以我同各个系的一年级学生有了较多的接触。尤其是电机系各专业的一年级学生，我们吃、住、上课都在一起，所以大家都比较熟悉，而对本专业的高年级学生，我们反倒不大熟悉了。
      一进校，我们就开始军事训练。原先计划我们的军训是下连队当兵，由于有2000多名新生，部队没法安排住宿，于是学校请21军的战士和干部到学校来给我们军训，担任排长和连长。一个30人的学生班级为一个排，我们的排长叫欧武德，副排长叫杨禄明。排长是南方人，副排长杨禄明是眉县人。这个同志很好，言语不多，工作非常认真。他和排长住在同一间学生宿舍里，把房间收拾得非常干净，每天擦拭门窗，一丝不苟。我当时想，你们在这里住不了多长时间，把屋里收拾干净就行，何必把屋外的卫生也搞得那么好！看来解放军确实有好作风，不论走到哪里，都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真是“哪里艰苦哪里安家”。
      我们军训完全按军队训练新兵的那一套进行，出操、练队列、练投弹、练瞄准，各种科目一样不少。我和邬茂干同学当轻机枪手，每天扛着一架捷克式轻机枪进行训练。每天训练瞄准回来，都要擦枪。擦枪要把机枪全部分解，把每个零件擦拭上油，然后组装起来。我们像正规战士一样，人不离枪，枪不离人，晚上睡觉都把枪放在宿舍里。我们经常练习紧急集合，训练大家的应变能力。我们还进行过几次夜间拉练，晚上全副武装拉出去行军，在黑暗中传口令，没有经验，心情紧张，带队排长发出口令让一个一个往后传，等传到最后边，往往就牛头不对马嘴了。例如前边发出口令：“注意，前边发现一个人！”同学们一个接一个往后传，传到最后，成了“前边发现一个营”。
      那时候，我们没有校服，也没有现在学生军训时穿的迷彩服，大家都穿着各自的日常服装进行训练。走队列时，大家肩扛钢枪，威武雄壮，只是服装形形色色，给人一种“杂牌兵”的印象。军训摸爬滚打，匍伏前进，遇到地上的水渍或垃圾，大家难免畏缩不前。这时候，军队战士和干部就给大家作示范。他们穿着崭新的军装，毫不犹豫地卧倒在地，迅速从泥潭中爬过去。大家也就顾不了自己的破旧衣服，在泥土中练起武功来。训练休息时，同学们常和解放军战士一起聊天说笑，或者缠着解放军讲故事。我们的军训干部中，有些军官还是颇有传奇战斗经历的。有的同学则在休息空间打闹取乐。记得有一次训练休息时，我班权建林同学模仿电影中作战受伤战士的动作，拄着枪杆，跛着脚，一走一摔跤，艰难前进的样子，惹得大家哄笑不止。
      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最后进行实弹射击。我们机枪手共打六发子弹，3个点射，3个连发。轮到我射击时，排长给我枪内压了1发子弹，我瞄准后扣下扳机，子弹没打响；排长拉了一下枪栓，说：“再打一次！”我又瞄准扣下扳机，子弹又没打响。我对排长说：“这是个臭弹，换一颗子弹吧！”排长没啃声，停了一会儿，他又拉了一下枪栓，说：“再试一次！”我想，一连两次都打不响，肯定是个臭弹，于是没有认真瞄准就扣扳机，“叭”的一声子弹飞了出去，但落靶了。
往后我再也不敢马虎了，又打了两个点射，打了一个三连发，总成绩为良好。
      军训结束时，我们在大操场进行 了一次军事表演，主要是行进走步伐，没有其他科目。解放军撤走时，大家依依不舍，我班还和排长、副排长一起开了联欢会。广东来的罗铭祥同学用客家山歌演唱“送排长”，其他同学都各自用不同的形式表达了对解放军的感激之情。我们大家同解放军同志在图书馆前和学校大门口合影留念，我还抱着同自己相伴了一个月的捷克轻机枪留了影。
一个多月的军训使我正儿八经的当了一回兵，收获很大，磨炼了我的意志，学会了许多军事知识，熟悉了军人生活，为我后来在军工单位当记者，到部队去讲课，创作军事体裁的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打下了基础。
      正规的大学学习生活开始了。对我这个在中学学习成绩尚好的学生来说，大学课程学习是不太难的，上课听讲能懂，下课作业会作，考试成绩中等，就是外语赶不上趟。我们的俄语课分普通班和快班。我上普通班也有些吃力，上快班没希望。和我住在一起的高压专业的于国栋是由天津考来的，他上俄语快班，一两节课就学完一篇课文，学新单词就有二三十个，人家就会读会写能记住。同样的课文我们普通班要学一个多星期，单词我还记不住，要求背的课文还背不下来。于是我把每天早读和晚自习时间差不多全用来学俄语，每天早晨起来，到食堂喝一碗稀饭，拿着馒头往教室走边吃边背俄语单词，就这样，有一次俄语考察还没有过关。假期里，我自己努力补习，开学后老师再次对我进行考察，总算顺利通过了。我们那时的功课分两种，有的为考试科目，有的为考察科目。考试科目的课程要答卷考试，百分制评分，考察科目的课程只分合格与不合格两种。到大学二年级，我的俄语课全部过关了，可以选修第二门外语。我选修了英语，谁知买好了课本才上了几节课，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英语也学不成了。
      农村中学外语教学一般都比较差，大部分农村学生进入大学后，都感到学习外语吃力。
      大学里面的业余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各种学生社团很活跃。每年新生入校，校园里就贴满了各种学生社团的招生广告，体育方面有田径、球类、自行车、举重、游泳等各种运动队，还有校刊编辑部、广播台、美工社、电影组、水电维修大队、文工团等。我们班许平国参加了自行车队，周法昌参加了田径队，我们大班的韩拴志个子不高，身体墩实，参加了校举重队，我参加了美工社。参加过美工社几次活动之后，学校文工团组建陕西地方戏曲队，我又参加了戏曲队。交大文工团是一个实力很强的学生文娱艺术团体。交大西迁西安时，师生中就有一个水平很不错的文工团，到西安后，在学校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文工团不断发展壮大，无论是演职人员队伍，还是器乐道具设施，很快成为西安高校的佼佼者，尤其演出节目水平，更可与专业艺术团体比肩，不但在校内外经常进行交流演出，还常常承担省政府的接待外宾任务。文工团除了演出从上海带来的《织网姑娘》等优秀保留节目外，还创作或移植了许多具有陕西地方特色的文艺节目，如歌舞《喜开镰》就曾在省内外常演不衰，久负盛名。1965年，交大文工团在团长朱渊澄等人的支持下，成立了陕西地方戏曲队，以满足日益增多的西北籍学生的文化生活需要，也为学校参与陕西农村社教，下乡宣传准备更多本地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我有幸担任了西安交大文工团陕西地方戏曲队的第一任队长。戏曲队团支部书记是动力系压缩专业21班的王福莲，她是泾阳人，学习很好，人也长得漂亮，性格活泼，嗓子好，能唱一口好秦腔。戏曲队副队长兼导演叫李志超，是电机系工企专业66级学生。他出身艺术世家，妹妹当时是陕西一个县剧团的专业演员。李志超多才多艺，集编、导、演于一身，尤其说陕西快板更是一绝，每次学校开文艺晚会，李志超演出的《摔跤》《大方人》《一分钱和一两米》《大老王》等快板段子最受欢迎，总得谢幕多次才能下场。按说戏曲队应该由李志超学长挑大梁，当时文工团领导考虑到他临近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学习任务比较重，就没有给他加过重的负担。实际上，我这个低年级的小学弟虽为队长，却是为高年级的学长李志超、王福莲牵马拽蹬的。陕西地方戏曲队实力很强，以排演秦腔为主，也兼演陕西快板等地方文艺节目。文武场面具备，各种角色演员都有，王兴东，王纯孝，昝珠禄，闫秀兰，杨学章等同学都有一口好嗓子，对秦腔戏曲表演程式都很在行。为了给下乡宣传准备节目，我们排演了秦腔联唱《十学大寨》，戏曲队还组织乐队和演员赴陕西省军区五一剧团，请著名秦腔演员后来任五一剧团团长的李爱琴亲自指导和排演。当时省广播电台经常播放李爱琴演唱的秦腔唱段《十学大寨》。戏曲队还排演了秦腔剧《三世仇》，这是一出早在陕甘宁边区演红了的现代秦腔剧，王福莲扮演主角虎儿娘。李志超还给戏曲队排练了反映解放前夕交大地下党组织革命师生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群口快板。来自上海的交大文工团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成立以编演秦腔为主的陕西地方戏曲队并取得显著成绩，产生了较大影响，这在西安高校中还是比较少见的。
      “要求严，基础厚，重实践，后劲大”是老交大传统。大学一年级我们主要学习基础课，高等数学、画法几何、普通物理、化学、俄语等课程，大学二年级学习专业基础课，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工业电子学等课程，并且较多的加入了实验课。我们班几位同学曾到西安东大街的一个电机修理门市部去实习。这个修理部不大，在房间的二楼上也设有工作室。一位年轻的技术工人热情地给我传授电机修理方面的知识。这次实习时间不长，是我第一次进行社会实践。比较正规的实习是在学校实习工厂劳动。那时学校的实习工厂在校园内西边，厂房高大，机器设备很多。因为我们专业是电机与电器制造，重点进行金属工艺学实习。一位女师傅教我开C620车床。因为她是教学生实习的，所以不但自己活儿干得好，还一边示范给我看，一边讲解启动车床应注意什么事项，工件怎么夹才能夹牢，摇手柄时应快慢得当，才能既提高效率，又保证质量。经过一个阶段的实际操作，我已能在圆车上加工出简单的产品来了。后来我们到西安微电机厂实习，一位姓吴的技术员指导我们看图、绘图。这次实习没有参加多少劳动，主要是了解电机生产工艺。
      给我任课的老师中，向应华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个子不高，人很精干，有点像我中学时一个同学的模样，所以一见面我就感到亲切。他给我们教高等数学，讲课很卖力，不停地在讲台上来回走动，像演员在舞台上表演一样。向老师讲课形象生动，妙语连珠，很吸引人。有一次他讲数学题求解，说：“有的数学问题是有解的，但你不一定能求出来。”他看见黑板前飞过一只苍蝇，说：“比如刚才飞过去那只苍蝇，它有母亲吗？肯定有母亲，但要你把这只苍蝇的母亲找出来，却是很不容易的！”向老师风趣的比喻，使我对数学问题与它的解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后来向应华老师要调到延安大学去当系主任，有一天我看见他在学校行政楼前一个人走来走去，不时地望望周围的教学楼和花草树木，我想，他大概是因为要离开交大了，眷恋之情使他在校园里流连往返。
      接着向应华老师给我们讲高等数学的是一位较年轻的青年教师，他高高的身材，圆圆的脸很有风度。他给我们讲微积分，第一句话就是：“啊，多美妙啊，微积分！”他似乎不是讲深奥难懂的高等数学，而是在朗颂诗，很引人入胜。他讲微积分的公式求圆面积的方法，使人感到巧夺天工，确实美妙无穷。后来学校文工团排演话剧《朝阳》，他在剧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我在台下看到他在舞台上的精彩表演，立即联想到他给我们讲数学课时的风采，从内心深处佩服他的多才多艺，可惜现在我记不起他的名子叫什么了。
      后来周建枢老师又给我们教高等数学。他身材高大，皮肤白净，声音洪亮，带一副近视眼镜，风度儒雅。他讲课简明易懂，条理清楚，学生都很爱听。有一次他同我们谈起唱歌的事，讲了许多音乐常识，比如怎么运气，怎么发声，还解释为什么人洗过澡后，在澡堂中唱歌效果特别好听……他丰富的知识和健谈听得我们如醉如痴。数学教授又是音乐家，让我心中十分佩服和敬仰。给我教画法几何与制图的李老师是我们所用教材的编者之一，他讲解自己编写的讲义当然得心应手了，每节课讲话不多，提纲挈领，学生很快就领会教材内容了。我参加工作后在工厂工作时，之所以能很好地适应机械维修和制造方面的工作，大学机械制图课和金工实习发挥了重大作用。
      给我们教化学的是蔡灿珍老师，她高高的身材，方方的脸庞，讲话干脆利落。她的助教是一位大学毕业不久的女老师，年轻漂亮，文静优雅，说话细声细气，有一次我们班张睿同学向她问问题，称了声“老师”，她竟然羞涩得脸上泛起了红晕。张睿同我一样是农村出来的学生，个子较高，年龄同这位女老师差不多。面对这样的学生，年轻的女老师难免会感到腼腆。
锁铮老师给我们教俄语，他讲课声音洪亮，抑扬顿挫有致，很受学生欢迎。锁铮老师的夫人叫顾骏声，她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著名学者顾谷宜的二女儿，西安交大教授。顾谷宜曾任南洋大学学生会主席，“五卅运动”时的上海学联主席，是陆定一的革命领路人，博古（秦邦宪）的入党介绍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党支部书记。1966年文革初期病逝于上海，终年62岁。
      后来是一位个子不高的女老师给我们上俄语。她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讲课声音不大，向同学提问也是细声细气的。有时讲课出了口误，她立即说：“我的错”。
      给我们教体育课的老师先后有徐家林、冯美荣等。这些老师授课，使我对体育课有了新的认识。上小学中学时，上体育课纯粹是玩耍，体育教师大多不是专业人员。交大宽广辽阔的体育场，宏伟美丽的体育馆，铮光发亮的木地板球场，清沏见底的室内游泳池，丰富多彩的体育运动设施，使我大开眼界。尤其听说徐家林老师是北京体育学院足球系毕业的，感到十分新奇。我问徐老师：“体育学院足球系都学些啥？”徐老师笑着说：“等我给你们上课时，一边示范一边给你讲！”后来通过徐老师的教学，我体会到体育确实是一门科学，足球运动有很深的学问，难怪有专门的足球学校培养足球运动员。我们农村来的学生没钱买专门的足球鞋，就穿着普通布鞋踢足球，有一次张睿踢球，一用劲，一下子把鞋和足球一起甩得老远，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冯美荣老师身材健壮，她是学标枪专业的，她的讲解和示范使我觉得田径运动不光要有先天条件，科学训练是取得好成绩的重要因素。
      我是个政治敏感性不强的人，只知道认真地学习，快乐地生活。岂不知，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到来。
      1966年初，全国开展讨论姚文元发表的“评海瑞罢官”，掀起了批判“三家村”的高潮。所谓“三家村”，就是指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个人。把他们的散文集《燕山夜话》打为大毒草，开展大批判。
      “革命大批判”是当时最时髦的名词，许多运动都是“大批判”开路。各种报刊、电台上都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三家村”的文章。陕西日报收到的这类文章太多，编辑们处理不过来，就要找一些编外人员来帮助处理这些文章。陕西日报让交大找十多个文字功夫好，政治上可靠的学生帮助他们编稿、审稿，我被选中参加了陕西日报的编稿工作。陕西日报一位老编辑抱来一大堆稿件，把我们十多个业余编辑叫到一起开会，讲解编辑稿件的方法和要求。这位老编辑给我们讲，编辑稿件的第一道步骤就是选稿，选择观点正确、文笔较好的稿件进行修改和加工。选择稿件要注意以下标准和顺序：第一是中央领导和省上领导的文稿；第二是报社特约的稿件；第三是劳动模范、先进人物和著名人士的稿件；第四是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稿件；第五是其他人的稿件。他讲完了注意事项和要求，就给我们每人分了一大摞稿件，叫我们分头去处理。我按要求仔细的处理了分给我的稿件。但当时就想，按报社的那个标准和要求，我编辑的那些稿件恐怕一篇也上不了报。
      随着形势的发展，陕西日报社内部发生了变化，再也没有吸收我们这些业余编辑参与陕西日报的编报工作。
      通过这次给陕西日报当编辑，我真正感到在陕西日报上发表文章是多么不容易了。回想我在岐山县蔡家坡中学上高中时，我校的一位老师给陕西日报投了一篇诗歌，报社准备刊用前，将电话打到蔡家坡公社，公社又转到学校，了解这位老师的政治背景，最后这位老师的诗歌发表出来了，题目是《老贫农的话》，只有短短的十多行。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6月1日，全校收听《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
      6月2日早上，我像平常一样在食堂喝了一碗稀饭，手里拿着馒头边吃边往学校行政楼走，校广播台正转播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我觉得今天校园里的气氛有点不一样，有点沉寂、压抑的感觉。走到行政楼，看见大楼外边贴了几张大字报，我没有到跟前去看，这时彭康校长从大楼里走出来，他回头远远望了望墙上的大字报，就继续往东边一村方向走去了。
      过了不久，学校里就乱了，好多张大字报出现在校园里，学生们也自动不去上课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完全打乱了。
      6月3日晚，中共陕西省委派出了以严克伦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学校，工作组成员是正在西安西北局开会的西北五省财贸系统来的干部。工作组后来扩大为工作团。工作团团员分头下到各个系领导文化大革命，有几个工作团团员参加了我们电器专业学生的会议，讲话中对学生的行动暗示出指责之意。
      6月5日晚，工程物理系810（41）班学生李世英等人贴出“坚决赶走工作组”的大字报，校园内先后出现许多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
      6月6日，工程物理系810（41）班学生贴出大字报，列举工作组“十大罪状”。我们电制43班同学丁传鹤在我们住的第10学生宿舍东北角的报亭旁放了一张桌子，拟了一份给党中央毛主席的电报，内容是“我校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情况极为复杂，问题严重。我们急需党中央亲临领导。”征求大家签名，共有1683人签名。有些学生同工作组发生辩论，有一些学生组织赴京代表团，有的学生上街，到工厂农村串联。这就是当时影响很大的“六六事件”。
      “六六事件” 发生后，工作团宣布接管了交大全部权力，在学生和教职员工中大搞“查上当，放包袱”，挖“六六事件”幕后操纵者。许多学生被打成反革命。李世英遭受工作团批斗后，6月9日留下遗书，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后经医院抢救脱险。工作团成员在我们班追查向北京发电报的问题，因为丁传鹤同学平时表现不错，群众关系很好，他父亲是上海一家工厂的工程师，没有什么问题，再加上我班大多数同学在丁传鹤发起的电报上签了名，电报内容没有反对工作组，大家认为向党中央发电报反映情况在什么时候都没错，所以对工作团召开的会议采取应付的态度，也没有对丁传鹤同学施加压力。“六六事件”中1683人签名活动是事件中的大事件，但在我们班并没有产生大的后果，同学们理智而冷静的对待和处理这件事，最终没有发生冤案和悲剧。
      7月9日，我在学校大操场西边的马路上由北向南走，突然碰见几个人抬着一个满脸是血的女人急急向校医务室跑，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跟在后边跑着看了一会。看到受伤者被抬进了医务室，我就转身离开了。后来听说是校学生会生活部部长王永婷不堪受辱，被迫害跳楼身亡。我和王永婷不认识，只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有一次一些人把她堵在学生会办公室围攻，她态度很好的向他们解释什么事情。她圆脸蛋，剪发头，看起来是个很活泼开朗的人，不知为什么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挫折，竟以死相抗争了。8月3日，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交大工作团停止工作，学校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李世英任主任，我班丁传鹤同学成了校文革委员会委员。从此开始，学校的一切活动就由文革总会领导了。
      我出身富裕中农家庭，不是“红五类”，也划不进“黑五类”，我自知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也由于“与人为善”的本性，对于这场轰轰烈烈的、夹杂着打、砸、抢的运动不感兴趣。我坚持认为，不管什么原因，打死人要偿命，被打死了自己倒霉，于是对这场运动采取“逍遥派”的态度；不积极参加运动也不敢公开反对，随大流，混日子。我没有参加任何战斗队，因为我不是红卫兵，也没有那个积极性。学校广播号召大家到学校行政楼402开会，我也跟着去看热闹；学校组织游行，到省委门口静坐，我也跟着去。大家静坐绝食，我不敢在公开场合吃东西，便偷偷地溜出去到东门外的一个小饭馆里吃面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不能糊里糊涂的饿坏身体。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社会上流传着一份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的传单，“造反”一词成了最时髦的名词，人们到处引用毛泽东“造反有理”的语录。对于各级政权组织和领导人，群众中出现了“保”和“造反”两种群体，当时被称为“造反派”和“保皇派”。由于毛泽东号召“造反有理”，所以即使是“保”本单位“当权派”的人，大多也不敢自称是“保皇派”，大家都声称自己是“响当当，硬梆梆”的“造反派”，然而这两种群体的人，对待“当权派”的态度和作法也就截然不同。两派“唇枪舌战”，往往火药味很浓，大字报相互攻击，大辩论争执不休，有的家庭里由于观点不一致，往往出现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的局面。各单位出现两派，社会上也形成两派，两派互相打“派仗”，互相攻击，甚至动刀动枪搞武斗。为了显示自己“革命”，两派都争抢“当权派”搞批判，当然“保皇派”大多是以“批判“为名”，实行“保护”之实。西安交大当时在全国是一个特例：文化大革命兴起得最早，就是当时所号称“文化大革命先锋”的“北大、南大、西交大”，即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北京大学校长陆平，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是全国闻名的学术泰斗和革命前辈，也是国家政权中的奸佞之辈的攻击对象。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西安交大内部没有分成两派，只是一派。在社会上“造反派”和“保皇派”两大阵营之外，西安交大被视之为“右倾”。在人们高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毛主席语录，对“当权派”戴高帽子游街，挂大铁牌批斗，搞“喷气式”体罚的大气候下，西安交大却大声疾呼“反对打砸抢”，于是社会上曾一度出现反交大“右倾”的浪潮。在宝鸡，曾有一个群众组织的文艺演出队为反交大“右倾”，在街头演活报剧，以反面角色出现的“交大文革总会主任李世英”唱道：“坚决反对打、砸、抢……”，这一现象说明交大在文化大革命中独特的立场和作法。
      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地各单位大都出现过两派争相“夺权”的情况，谁抢到了单位的“公章”，谁就宣布自己“掌权”，交大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当然也像社会上一们，学生和教职工也自发成立了一些群众组织，如“追穷寇战斗队”，以美工社为基础成立的“飞鸣镝战斗队”，校文工团中部分人员组成的“东方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等等，这些都是些自生自灭的群众组织，大家大都是听从“文革总会”的召唤，或开辩论会，或上街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平时大家各自为政，各干各的事，一派“一盘散沙”的样子。
      交大反对文革的过激行动，遭到一些人“反右倾”，但还是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有一次，一个群众组织开着大卡车用高音喇叭在西安东大街上反交大的“右倾”，而交大的几个学生在街上用纸糊的喇叭筒向群众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个群众组织的几个人围住交大学生辩论，双方争执不下。“反右倾”的那几个人有点理屈词穷，一怒之下，把交大学生的纸喇叭夺过去，扔在地上用脚踩扁，这位交大学生不急不躁，从地上捡起喇叭，双手把它揉圆，又对着嘴宣传起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这一举动感动了周围围观的群众，纷纷指责这几个“反右倾”的人，大家说，既然是大鸣大放大辩论，为什么只许你们用高音喇叭广播，不许人家用纸喇叭讲话。有几位工人模样的人竟用指头“点”那几个人的鼻子，那几个“反右倾”的人一看“众恶难犯”，开上宣传车溜走了。
      文化大革命中的“街头辩论”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种辩论往往使用“打语录仗”的形式，一般先是引用毛主席一段语录，再加以引申，阐明观点；对方则引用另一段毛主席语录，驳斥对方观点。这种“断章取义”的作法，完全是拿毛主席语录作棒子，打击对方，而不是真正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捍卫真理。甚至有人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在我们的面前哼一声呢！”这样引用毛主席语录，未免显得太俗了。街头辩论，往往陷入“诡辩”。有一次，我在街上围观两个人辩论，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一个有点招架不住，突然心生一计，挥着手中的《毛主席语录》，问对方：“你带没带‘红宝书’？”那年月，“《毛主席语录》随身带，随时随地学起来”，那是“三忠于，四无限”的表现。“三忠于”是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是无限热爱党，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热爱社会主义，无限热爱人民解放军。如果不随身带红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往往被视为政治问题。这位突然提问对方带没带“红宝书”，想以此撒手锏“转败为胜”，谁知对方早有计谋地用左手从衣袋里掏出《毛主席语录》，右手轻轻地拍着《毛主席语录》的封皮，说：“我带着呢，你能怎么样！”这位诡辩家确非寻常之辈，他话题一转，指着对方的右手说：“你竟敢打毛主席，我和你拼了！”说着向前扑去，要和对方动粗，周围的人把他们拉开了。《毛主席语录》封面有毛主席像，人家用手拍了拍封皮，就说人家“打毛主席”，这样的荒唐事在文化大革命中并不少见。
      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向深入，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一批又一批地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10月中旬，我随全校同学赴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我们住在清华大学，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电视机。早在1961年，我上高中时，当时有同苏联小朋友通信的风气。同我通信的是苏联土库曼加盟共和国首都阿什哈巴德城的一位女学生达玛莲娜·加娜叶娃，她父亲是阿什哈巴德城铁路局的首长，她来信说她们家有电视机。我们农村学生想像不出电视机是什么样的东西。这次在清华大学看到电视机，觉得十分新奇。当时觉得看电视就等于在家里看电影，太方便了。
      10月18日一早，天还没亮，我们就集合坐着卡车去接受毛主席检阅。卡车拉着我们，不知道行进了多少公里，来到了一处公路上。我们大家排成行坐在大道两边静静地等待着，前面有标兵维持秩序。等了好长时间，大约快到中午了，忽然前边喊起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大家急忙站了起来，手举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高喊“毛主席万岁”，伸长脖子朝毛主席将走过来的方向眺望。过了一会，我看见毛主席坐着敞蓬汽车驶过来，后边还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人坐的汽车，因为我主要把目光集中在毛主席身上，车队里还有何人也就没注意到了。毛主席身材高大，满面红光，穿一身绿军装，频频向两旁的人群招手，敞蓬汽车缓缓的向远处驶去了。这个过程只有几分钟，有的学生因前边的人遮挡没看清毛主席的形象，车队过去后，急得大哭不止。
文化大革命中，谭立夫的“血统论”大行其道。红卫兵到处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贫农、下中农、工人、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子女被称为“红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子女被称为“黑五类”， 后来黑五类中又加入了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子女。在那个年代里，人们的身份会突然发生变化的。有的同学出身于革命军人家庭，本来以“红五类”为荣的，突然被查出来爷爷是地主分子，于是一下子又变成“黑五类”，立马被摘掉红卫兵袖章。此类事情屡见不鲜。
      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四清”运动中，陕西就有“民主革命补课”的作法。有一股极左思潮认为，陕西民主革命不彻底，漏划了不少地主富农。所谓“四清”，就是清理政治、清理思想、清理财务、清理队伍等。在进行“四清”运动试点的地方，补划了不少地主富农，把中农、富裕中农升为富农、地主的情况很多，有些地方还有把贫农升为地主富农的。幸亏我们村没有进行“四清”运动试点，所以日子过得比较安静。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农村像城市一样乱了套。正规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瘫痪，农村贫下中农协会、造反组织掌权，大搞“清理阶级队伍”，延续“四清”运动的极左路线。家里传来了消息，说村里要把我家成分补划为富农。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富裕中农的家庭成份，已使我的进步受到一定政治影响，再补划为富农，成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我的前途就更渺茫了。有一次我回到家里，和父母谈起了家庭成分的事，母亲埋怨父亲：“你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光知道省钱买地，买下那么多地，人家把成分划高了，在人前说不起话。你看有的人抽大烟，把家产弄光了，到头还是贫下中农！”父亲叹息地说：“最使我伤心的是连累了娃娃们！”
      我不埋怨父母亲。因为我清楚的知道，父亲白手起家，靠自己的劳动发家的。听祖母说，爷爷家里很穷，真是无立锥之地，靠他舅舅家帮助才和祖母结了婚，靠皮匠手艺绱鞋和祖母在阳平镇秦家沟住了多年。后来回到老家杨柳村，父亲和叔叔慢慢长大，肩挑油担串乡卖油，家庭生活才有了转机，为此父亲落下了一身病痛，经常咳嗽。父亲经常从岐山县城东边的青华镇趸一担菜油，用肩挑几十里地回来零售赚钱。现在人们从杨柳村去青华镇，要换一次汽车，单程就得几个小时，那时父亲肩挑百十斤重油担徒步行走，其辛苦之状真令人难以想像。解放前夕，社会动荡，精明之人知道时局的变化，纷纷抛售土地和家产。父亲一介农民，不懂政治，过去吃够了没地的苦头，看到别人廉价卖地，便尽量想法多买一点。他曾给我说过，当时一石麦可以买一亩地，我买回来后，当年就能打一石粮食，把本钱就收回来了。以后就是地失掉了，我也不吃亏。因此他陆续购置了七十多亩地，养了两头牛一匹骡子，置齐了包括大车在内的全套生产工具，考虑到叔父以后的生活及生产的需要，置了三院庄基，成为杨柳村富裕户“四大家八小家”中“八小家”之一。解放后“查田定产”，划分阶级成分，“四大家”被划为富农地主，“八小家”被划为中农及富裕中农。我家土地财产较多，但都是父亲叔父亲自劳动挣来的，虽然也雇过长工短工，但家庭财富的积累中，主要靠自己劳动，而不是靠剥削，因而成分定为富裕中农，是符合政策的。家庭成分的变化，使我必须考虑自己以后的前途。政治条件不好的人必然要到艰苦地方地去工作，也难以和家庭保持较密切的关系。为了不影响别人，我给我的对象秋翠的哥哥张海潮写了一封信，提出我家成分高，主动与秋翠断绝恋爱关系。海潮在西北机器厂工作，不了解我家的变化，给我回信说：你说你家的成分高，又不是地主富农，富裕中农问题不大，不同意断绝关系。我又给我的好朋友梁新元写信，详细说明了我们家庭的变故，叫他给他舅家的人说明情况，体谅我的苦心，结束这门亲事。梁新元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秋翠是他舅的女儿。新元对我很了解，知道我的难处，也考虑到如果我同秋翠结婚后难以经常照顾家庭，会产生一系列问题，于是便去他舅家给他舅和秋翠说明情况，希望他们听从我的意见。他舅父作为一个老贫农，有贫下中农的优越感，虽然对我本人没意见，但对家庭成分的变化感到不悦，所以同意取消这门亲事。梁新元给我来信，说他舅家同意取消这门亲事，约我同他一起到他舅家去一趟，当面了断这件事。我从学校赶回岐山，同梁新元一起去皂角林村他舅家。路上，新元说：“这门亲事有好几年了，突然了断，尽管有客观原因，舅母心里还是不高兴的。今天去了，舅母如果数说你几句，你不要在意！”我当然点头称是。
      到了秋翠家，像第一次来相亲一样，秋翠进屋给我和新元倒了一杯开水就退出去了。她母亲坐在旁边责备我，说我耽误了她女儿，说我变心了，等等。因为事先我已有思想准备，便低头不语，不予解释。过了一会，新元他舅走进来，对我说：“这事到这里就算完了，以前的手续也算清了，你给我写个东西！”我明白，他不让我再提彩礼的事。我顺手拿出一张纸，写明由于家庭发生了变故，我主动提出了结这门亲事，经济手续两清，没有遗留问题。
我和新元离开他舅家后，新元还对我进行了安慰。因为我们的好朋友王义因为家庭成分升为富农而自尽。王义是我和新元高中时同班同学，当时是小学教师，在教师集训会上受到压力而投井自尽。王义是我的入团介绍人。新元希望我想开一点。
      后来，秋翠通过介绍人给我捎来一双灯芯绒面的布鞋，作为分手礼物，对我们分手表示惋惜。
这件事情处理完后，我父亲对我说：“秋翠是个好娃，咱们伤害了人家！”我父亲总是比较多地替别人着想。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交大也和全国其他学校一样停课“闹革命”。我对这场“大革命”不理解，也缺乏参与的积极性，往图书馆跑的时间就更多了。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图书馆不经常开门了。由于对图书馆的特殊感情，即使不开门，我也时不时地要到图书馆前转一转。
      大约是1966年8月的一天上午，无所事事的我又转到了图书馆前。那时候，学生大串联已经开始了，四五个带着“南京xx学校红卫兵”袖章的年轻人在图书馆门前的雕塑前指手划脚的呐喊着：“交大就是只专不红的典型，你看他们的图书馆修的这么大，门前还立着两个充满资产阶级情调的雕塑……”听着他们的批判，我感到好笑，心想：图书馆大一点，就是只专不红，这是什么理论？连两个雕塑他们都批判为资产阶级情调，实在太幼稚了。但在那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势下，有理说不清，还是不去管它吧！旁边的几位本校同学也对他们侧目相看。交大教授多，学习风气浓，教师学生的家庭成份复杂一些，被视为“白专道路”的典型，似乎是一种普遍认知，我们难以为自己辩白。谁知在这个时候，一位南京红卫兵气急败坏地喊：“我们砸碎这个代表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雕塑吧！”说着抓起地上的一个墨汁瓶，就向手托火箭的男雕像头部砸去，“砰”的一声，墨汁瓶在塑像头上炸开了，墨汁像头被打破流出来的血一样顺着雕像的脸流下来。这个恶举一下子激怒了我，我忍不住冲上前去，挡住那个南京红卫兵，站在旁边的几个交大同学也忍不住了，围住了其他几个南京红卫兵展开辩论。看见交大同学都站出来说话，我的胆也正了，便和他们辩论。那个砸雕像的红卫兵喊：“我们破四旧，你们竟敢反对，你们是什么立场？”我说：“你们破‘四旧’我们不反对，你凭什么说这个雕塑是‘四旧’？”那个红卫兵说：“‘白专道路’就是四旧，就是要破！”我说：“你凭什么说这个雕塑代表白专道路？”那个红卫兵说：“你看这两个塑像，一个手托火箭，一个怀抱大部头专业书，不是‘白专道路’是什么？”这时候，我旁边的一位交大同学走上前说：“你说我们有‘只专不红’思想，我看你才是‘只专不红’思想，那个女塑像抱的书，上面并没有写字，你怎么一看便说是专业书，为什么不把它想象成毛主席著作？”这一问，一下子把那个红卫兵噎住了，半晌说不出话来。这位同学的机敏使我佩服。另外一个南京红卫兵急转话题：“这一组雕像充满资产阶级情调，一个男的，还有个女的……”此话刚一出口，我身旁的一位交大同学立即打断他的话：“有男有女怎么啦？世界上本来就有男的，也有女的，你们几个来西安串联，不是也有男有女吗？”那个南京女红卫兵的脸“唰”的红了，赶忙拉了拉那个高谈阔论的男红卫兵的衣袖说：“走罢，走罢……”于是几个人悻悻地走了。望着离去的红卫兵，我们几个互不相识的交大同学露出了嗤之以鼻的微笑。我当时想，外界说交大是牢不可破的一盘散沙，此话还有一定道理。交大师生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不热心，“消遥派”多，但在大是大非前面，在维护交大声誉方面，大家都是一致的，关键时刻还是会挺身而出的，今天的事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过了几天，不知哪位有识之士想出了一个高招，用三合板把图书馆前面的两个塑像包了起来，在三合板的外面分别写上毛主席诗词：“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字是我们电机系学生王永祥写的，他的书法造诣很高，后来成为交大老师，可惜英年早逝。交大图书馆前这一组标志性的雕塑能逃过一劫，采取保护措施的有识之士功不可没，学长王永祥功不可没！
      在我写这本回忆录的时候，我的妻子高喜爱说，文革中交大图书馆前发生的这一幕闹剧，她当时也在现场。不过那时我们俩虽为校友，不同系，不同级，更不同班，还互相不认识。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拉开了学生全国大串联的序幕。红卫兵进工厂，下农村，“扇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学校停课闹革命。学生拿上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开的介绍信，有的干脆只拿着学生证，就免费乘火车全国到处跑。各地都设立了红卫兵接待站，专门安排串联学生的食宿问题。
      学校里有许多同学去步行串联，有的去延安，有的去韶山。我没有那么大的激情，便同我班崔寿堂坐火车准备去韶山。由于是红卫兵免费大串联，火车上人挤得满满的，连厕所里、货架上都挤满了人，有时站在车厢过道里，只能一只脚踏在地板上，另一只脚 半悬空。我们到了郑州，下车准备换乘去南方的车，但是等了几趟车都上不去。没办法，我们只好在郑州游览一下。我们去河南省作家协会，想看看李准的大字报。李准是我比较熟悉的作家，我读过他许多作品，想从大字报里了解他更多的情况，更想借此机会见见他本人。到了河南省作家协会，一打听，李准不在，这使我大失所望，也没有心情看大字报了。于是我们在郑州城转悠了几圈，又坐车返回西安。
      学校里乱糟糟的，有些同学显得很狂热，大搞揪斗老师的活动。在第九、第十宿舍的西边院子里，我碰见几个女学生抓着校党委宣传部长吴镇东游斗，有的扭着吴镇东的胳膊，有的揪着吴镇东头发。有一个高个子、长得白白净净的女生拿了一把剪刀，“嚓嚓嚓”的把吴镇东的头发剪成阴阳头。看到这个场面，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那个女生长得挺漂亮，为什么心肠这么狠？我还看见我们电机专业的几个学生把学号为44444的同学抓着在校园里游街，听说他有作风问题。对于这种情况，我很反感。都是同学，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竟采取侮辱人格的行动！党的政策是“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年轻学生即使生活上欠检点，也到不了要游街批斗的惩斥程度。后来我见到我们电机系实验室老师魏雅华，也被带白袖章监督劳动改造，听说是因为他同表妹来往信件中有些私情被发现，就以“坏分子”罪名惩斥。魏雅华后来成为全国闻名的科普作家。这个文化大革命到底是“革”什么命，我感到困惑！
      眼不见心不烦，干脆到外边串联去。我和我的同学宣发荣商量一下，决定到西边去串联。宣发荣是我们杨柳村附近的宣旗营人，是我蔡家坡中学高三时的同学，他当年就考上交大，我复习了一年，第二年才考上了交大。因为这层关系，我们在大学里接触比较多，这次就结伴西去串联。
      坐上西去的火车，同样是拥挤不堪，但同东去列车相比，毕竟要好一点。火车上有些红卫兵还在车厢中表演文艺节目，又唱又跳，显得很有激情。我只是呆呆的看热闹，作一个老实本分的乘客。到了兰州，我俩就到处逛，凡能打听到位置的公园和名胜古迹，我们都去，五泉山、白塔山、黄河铁桥都去。在大街岗楼里，我见到了我们村的谢林，他在兰州当交警，当时正在值勤。谢林比我大二三岁，小时候常在一起玩，1958年他到兰州工作后，把家中的房子卖掉了，父母早已去世，便同杨柳村再没有来往了。
      在兰州玩了几天，我们准备去乌鲁木齐串联。听说新疆比较冷，我和宣发荣在红卫兵接待站每人借了一件棉大衣，坐上西去的火车又出发了。
      去乌鲁木齐的火车比较少，车厢里的拥护程度不亚于东去的列车。乘客们想挪动一下身子都很困难。大家静静地在车轮的“哐当”声中期待着乌鲁木齐的临近。
      我所在车厢的货架上，躺着几个中学生模样的人，有一个江西南昌某中学的学生很豪爽，说话大大咧咧，有点“小霸王”的味道。火车前进的过程中，我同这位中学生拉起了闲话，从谈话中，我感觉到这个学生很可能是军人家庭或高干家庭出身，说话显得腰杆很硬。不知在哪一点上我俩投了缘，这个学生推了推他旁边的同学，对我说：“你上来，睡在我旁边！”并伸手把我拉上货架，我便蜷着腿睡下来。在挤得透不过气来的车厢里，能睡在车厢上部的货架上，简直是登上了天堂，比平时睡卧铺的感觉还要好。在车厢货架子上，我俩谈得很投机，他还在我的笔记本上留下了他的联系地址：曹开锦，江西南昌七七中学初三（4）班，南昌市西豪街36号。我舒舒服服的到了乌鲁木齐。我随着曹开锦下了火车，出站时检票员查看了我的火车票后，要曹开锦出示车票。曹开锦不屑一顾的说：“怪事情，我跑遍全国都没拿过火车票，你们这儿坐火车还要票？”毫不理睬地往外走，检票员也没说什么，就让我们出站了。
      走出火车站，曹开锦就和我们分手了。我和宣发荣根据车站红卫兵接待站的安排，住进了新疆大学。
      我是第一次到乌鲁木齐，这里大有域外风味的建筑令我耳目一新，逛了街道之后，便打听乌鲁木齐有哪些好玩的地方。我去参观了乌鲁木齐燕儿窝的烈士陵园，瞻仰了毛泽民等烈士陵墓。在乌鲁木齐一个公园里，我碰见了我原来在岐山中学高二时的丙班同学张旭海，他在新疆独山子2817部队当兵，听说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久旱逢甘雨，他乡遇知己，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流传千古的“四喜诗”。在遥远的乌鲁木齐偶遇老乡同学，其兴奋之情不言而喻。我们交谈了分别以后各自的情况后，两人怀抱《毛主席语录》在公园里请摄影师合了个影。那个时代的人确实讲信用，摄影师真的把我们的合影寄给了我们。我至今珍藏着这张具有时代特征的照片。
      在新疆大学，我对蒙语、藏语书籍很感兴趣，便在校园收集了几本带回作纪念。新疆大学外来串联的学生很多，有一天，在我们住处的走廊里发生了吵杂声，我出门一看，一个长相清秀的小伙正给旁边的人讲：“请你们给我写个证明材料，我是清白的……”我不知发生发什么事情，从旁边一打听，似乎是有女生说他有不规行动，他正在辩解。对于这样的是非之地，我赶快离开了。
      在乌鲁木齐玩了几天，我俩返回了兰州。当时我想，我学的电器专业，西北地区这样的工厂不多，毕业分配来西北的可能性不大，干脆乘此机会在西北多逛些地方，以后机会不多了。于是我俩坐火车跑到西宁，在西宁没多停，就坐汽车去了海西州的首府德令哈。这一路显得有些荒凉，汽车在途中休息，周围很少见到树木，有的汽车站周围还有一片一片的沙滩。
      到了德令哈，我们住在州委招待所。这里还住有青海大学师范学院学生张希文和青海公安中学的张玉德、王守信、张雪黎和青海师范学校的女生赵军等人，还有早先来到这里的我们交大电机系工企三字头的同学樊志模。州委招待所里有个女服务员是商洛龙驹寨人，见了我们这些西安来的学生很高兴，热情地招待我们，经常和我们拉家常。
      青海大学的张希文年龄比较大，有政治热情，把串联真的作为“扇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的事情来干。他约我们一同和海西州州长李景山对话。在那个年代，红卫兵要同州长对话，州长是不敢不来的。我们在州委会议室拉开架式进行对话，形式还是正儿八经的。大家围桌坐定，张希文首先自我介绍：“我是青海红卫兵总部的！”我接着说：“我是西安交通大学赴海西串联队的！”在那样的情况下，完全是“拿着鸡毛当令箭”，交大并没有人派我们到海西来串联，是自己跑来玩的。所谓“交大赴海西串联队”完全是自封的。张希文要求李景山州长向我们介绍海西州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这位州长有准备地像向上级汇报工作一样，讲述了海西州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期间张希文还不断的提出一些问题，大有上级检查下级工作的样子。李景山州长都谦卑的作了回答。这场对话气氛严肃，但没有火药味，因为李景山州长还没有受到冲击。第二天，李州长抱着一大摞铅印的“座谈会纪要”来到州委招待所，张希文看了之后说：“你们这个纪要不行，纪要把关键问题没写上去，没有用！”李州长很有修养的说：“如果不行，我们就另搞，这些东西没用了，我就抱回去。”对于这次活动，我纯粹是逢场作戏，没有当作一回事。看到这个印有我的名字的铅印材料，还觉得有点意思，便要了几册作为纪念。这册“纪要”我至今保留着。
      樊志模没有同我们一起活动，他主要在海西州文工团活动，同那里边的人混得挺熟。有一次海西州文工团一个叫权启立的藏族姑娘来到州委招待所玩。她是青海民族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州文工团的。权启立和我们闲谈了一会后，带我们去州文工团玩。在文工团里，樊志模正同演员们联欢，他唱了几首歌，声音洪亮，音色苍劲，确实不错。有一位叫陈小燕的演员表演舞蹈，她身材高挑，面容姣好，一招一式十分优美，据说她是香港电影明星陈燕燕的女儿。在联欢的过程中，不知为什么发生了纠纷，我便转身就走，以免惹来麻烦。
      张希文提出要深入牧区接触牧民，州委领导很痛快的答应了，给我们派了一位翻译跟随。翻译配了一杆枪，负责我们的安全。我们每人骑一匹马，由翻译带领着向草原深处走去。翻译是一位沉稳干练的中年人，态度友好，服务周到。他沿途给我们介绍草原的风土人情，传授驾御马匹的知识。他说：“骑马时，要用双腿夹紧马肚皮，脚要踩好马镫。踩马镫只要把脚尖伸进镫里就行了，不能把整个脚都塞进马镫，以免万一马惊了，把人摔下来后，脚很快脱离马镫，免得把人拖着跑。”他还说：“要让马跑快些，可以用双脚敲一敲马肚子，再把马缰往后拽一拽，马就跑起来了。如果马惊了，奔跑起来，千万不能使劲往后拽马嚼子，你越使劲往后拽，马就跑得越快。要使马停下来，要使劲拉马嚼子一边的缰绳，马就打个转停下来。”按照他教的方式，我们试着办，确实灵验。有的人好奇，还故意让马走一走，又跑一跑，享受骑马的乐趣。
      广阔的草原上很少见到人，有时偶然会看见野兔等小动物从身旁跑过。我们一群人在翻译的带领下慢慢的走着，欣赏着难得一见的草原风光。天快黑时，我们来到一座帐蓬前，翻译说今晚就在这座帐蓬里过夜。
      帐蓬的主人是一对藏族中年男女，看样子翻译同他们挺熟悉。主人热情地接待我们，向我们敬献青稞酒酥油茶，给我们每人一碗糌粑时，我犯了愁：一碗干炒面，吃一口直呛咽喉。翻译给我们示范，在碗里滴一些酥油茶，一只手攥紧碗，一只手在碗里拌，卷成类似年糕一样的团状再吃，吃起来确实美味可口。吃过饭，大家围着火炉说笑，时间不长，一个个就困得想睡觉了。一个不大的帐蓬要安排八九个人睡觉，我觉得为难。翻译对这种场面见得多了，就熟练的指挥大家头对头，脚对脚，围着火炉一圈一圈的睡下去。不分男女的在一个帐蓬里睡觉，我感到很不自在。但经过一天的鞍马劳顿，实在有点累了，不一会儿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我走出帐蓬，发现两位主人昨晚竟裹着皮袄睡在露天草地上，我顿时产生了不安与崇敬。多么朴实善良的藏族大叔大妈啊！早饭是手抓羊肉，一大块一大块的羊肉里撒了点盐和胡椒面，大家狼吞虎咽的吃起来。我头一次来草原生活，对一切都感到新奇，对这种从未接触过的饮食更是喜爱，吃饱喝足后就随大家出发了。这一天是一边赏景旅游，一边返回海西州。昨天骑了一天马，大家感到新鲜好奇。睡了一晚上，感到浑身酸痛。现在再骑在马上，一晃一晃，所有关节都疼痛。青海公安中学的张雪黎和青海师范学校的赵军两位漂亮女生竟难受得哭起来，干脆下马步行，不愿意骑马了。回家的路很长，步行何时才能到达。翻译劝导她俩，步行一会儿，再骑马走一会儿，就这样骑骑马，又走走步地回到德令哈。
      天气比较冷了。我和宣发荣回到西宁，在街上逛了逛，我买了一顶有两只毛皮护耳的棉帽子戴着回西安了。西安毕竟不像青海那么冷，后来，我把这顶帽子放在了老家。村里演革命样板戏，常把这顶帽子借去当道具。《智取威虎山》里演小炉匠的演员带上这顶帽子同电影里的小炉匠造型确实有点像。
      西安的文化大革命仍在激烈的进行着。作为一个逍遥派人物，许多重大事件我都没参加，采取逃避现实的方法混日子。因为自己的家庭受到冲击，父母虽然没有受到像地主富农那样的批斗，但经常被折腾着要这样的材料，那样的材料，扬言要补划为富农。我的弟弟禄科从南坡寺农业中学毕业后在农村劳动，他和我们生产小队的会计有良关系好，他们商议着在整理材料时，尽量写得对我们家庭有利些。最后我们家没有补划为富农，除了大的政治形势的变化外，禄科和有良写的那些材料在一定程度上也起了作用。
      有良的父亲叫志谦，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说话十分风趣，妙语连珠。他同大家一起干活，总会说些有趣的话给大家助兴。有人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心情不好，他会说：“心里有事不展脱，穿着皮袄不暖和。”有人发生争执，他会说：“馍馍不熟气不圆，提起咳嗽抖起痰。”这些话往往会起到化解矛盾的作用。

      按照学校的安排，我们班到西安纺织城西北国棉四厂去劳动。在纺织厂里，我的生活过得比较愉快。大家跟着工人师傅干活，熟悉了纺织工厂的各种生产工序，知道了梳棉、拼条、筒摇、粗纺、细纱、织布等专有名词。纺织厂女工多，车间里的女工围着白围裙，戴着大口罩，把头发笼进穆斯林们常带的那种小白帽子里，步履矫健的在飞速转动的纱绽中间走来走去，十分好看。下班后，同学们的闲谈话题大多是议论纺织姑娘。当时有一个传说很广的消息，说我们下厂劳动的一位同学给某个漂亮女工写信求爱，那位女工给他回了一个纸条，说：“你已是第二百五十个了……”这事不知是真是假，反正在上班劳动时，许多同学都去偷看那个被戏称为“二百五”的纺织姑娘。我们班邹慧生是广州潮州人，他操着不大流利的普通话在同学们中指责那位女工：“天下谈对像不是女的追男的，就是男的追女的，人家给你写求爱信，不同意就不同意，同意就同意，何必说那样话耍笑人……”邹慧生是广东潮州人，高挑身材，处事稳重。交大毕业后分配到临潼县城工作，我曾利用出差机会去临潼找过他，未遇。后来听说他调回南方去了。
      在国棉四厂劳动了一个阶段，我们撤回了学校。在学校里不能读书，又不想参与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于是我独自一个人回到蔡家坡陕西第九棉纺织厂参加劳动。
      在陕棉九厂，我遇到了先我到厂里劳动的交大同学张长琪，他是我岐山中学的同班同学。张长琪学习很好。早在岐山中学初三毕业时，我看见他复习功课时，揭开课本上的目录，按顺序一课一课的闭起眼睛回忆和默记课文的要点和公式、定理、定义等，他能把课本融会贯通。他在陕棉九厂劳动后，毕业时又被分配到陕棉九厂工作，后来又回到交大“回炉”，又考上了交大研究生，分配到咸阳一个研究所工作。在陕九，我还遇见交大的陆诗娣及她的一个女同学。陆诗娣是交大教授陆庆乐的女儿，她是数理系学生。陆庆乐在数学界颇具权威，我们学的高等数学课本就是他编写的。在这里劳动的还有西北工业大学、陕西工业大学、宝鸡中学的学生。大家在工厂里劳动，都是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平等相处不讲派别。陕西工业大学的帖义萍是岐山中学毕业生。她刚来陕棉九厂劳动，对我们说她是保守派，言谈中流露出检讨之意。我们说，大家都是同学，在这里不讲什么派别，使她很受感动。宝鸡中学来的主要是几位女学生，李宝英、马惠敏、白兰姣、袁素芳、高虹等。中学生年龄小，显得无忧无虑，活泼可爱。袁素芳爱唱歌，嘴里老哼着“姑娘生来爱唱歌，一唱就是几大箩……”白兰姣长得白皙嫩稚，对人说话总是面带笑容，真诚的看着对方的眼睛，使人感到亲切诚挚。马惠敏比较稳当，说话不紧不慢，像她们中的大姐姐一样。李宝英个子较高，大大的眼睛，说话总是声音小小的，往往会显出几份羞涩。劳动之余，这些女同学经常和大学生们谈笑玩耍，表现出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前途的憧憬。
      陕棉九厂有个老工人也叫李志杰，因为同名同姓的缘故，他喜欢和我交谈。这位老师傅性情开朗，喜欢体育运动，经常在篮球比赛场上当个裁判或搞些场外服务等活动，厂里许多人都认识他。因为成了朋友，他还找陕棉九厂一位毛笔字写得很好的老同志，给我写了一幅书法作品，这幅作品我至今还珍藏着。同工人在一起，我感到心情很舒畅。他们坦率、真诚的品德让人感到亲切，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令人敬佩。从工人身上，我学到的不只是技术，更多的是生活经验和品德的升华。
经过一个阶段的劳动，陆诗娣和她的同学及西北工业大学、陕西工业大学的学生陆续撤走了。宝鸡中学的几位同学也要回宝鸡了。在这种形势下，我不大想回学校，听说交大在宝鸡有个联络站，便同宝鸡中学的学生一起撤离蔡家坡，我径直到交大宝鸡联络站去要求参加活动。交大宝鸡联络站的负责人叫周士敏，我同他交谈之后，他同意我留在联络站参加活动。那时我对联络站的同学不认识，经过一个时期的共同工作，我们都成了好朋友，并且同高喜爱相恋最后成了伴侣。宝鸡联络站的工作，改变了我的人生，奠定了我终生的幸福。
对于这段生活，高喜爱的一篇文章有生动的记叙：
  

相     遇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他相遇了。
      那是1967年的元月份，当时的“文化革命”已经到了“唤起工农”的时刻。学校里已经闹得乌烟瘴气，学生不上课，教师不教学。为了将“文革”推向新的深度，上边号召学生下厂、下乡闹革命。我和一些同学随着学校组织的小分队在国棉七厂住了几十天，天天都是摆纱管，工人也都不好好上班了，我们也无事可做，至于与工人交朋友，动员他们造“走资派”的反等事情，一来我没有这种能力，二来觉着没意思，便不声不息的离开了国棉七厂，回到了交大。
      虽然人回到了学校，可是干什么呢？我们都是二十来岁的学生，整天无所事事，真不是滋味，当时毛主席的号召力是很大的，总觉得要干些事才对得起毛主席他老人家。
      一天，我的一个叫宋淑贤的同乡同学（其实她是河南人，我是陕西人，不过都是由宝鸡考入西安交大的）来找我，说是宝鸡办了一个西安交大文化革命联络站，问我去不去。我想，两个人家都在宝鸡，去那儿当然好了，我便说，去。我们俩一商量，第二天买了一张站台票，便坐上了去宝鸡的列车。
      西安至宝鸡，当时慢车也要走五个多小时。我们是学生，没人查我们的票，加上我们每人只背了一个黄书包，一看就不是长途旅行的旅客，不费口舌，就从宝鸡西闸口出站了。晚上在家休息一夜，第二天我俩相约到了红卫旅社（就是现在的金陵饭店）。红卫旅社当时专门接待红卫兵，叫做红卫兵接待站，全国各地来串联的红卫兵小将住了不少。西安交大联络站就设在这里。当时的联络站是由交大工企41班几个人组建起来的，有周士敏、薜明山、付勋等，后来加了我们宝鸡几个同学，如索寅生、杨广裕、陈又新、贵淑贤、裴东海、宋淑贤和我，每日在一起学学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有什么新的最高指示，写到大红纸上贴到街头。尽管我们这些人都是各个班去的，现在想起来，当时还挺团结友好的。
      一天中午，我推开一间联络站的房门，想问周士敏一件事。谁知道里面床上躺着一个不认识的人，穿着一件黄上衣，睡得正香。我心里纳闷，是谁睡到这儿来了？我悄悄地对宋淑贤说，这人真大方，认都不认识就睡到咱们联络站来了。等到快吃饭的时候，他出来了。周士敏给我们介绍说，这是电制43班的李志杰，以后也到我们联络站工作。看看他，我和宋淑贤都觉得好笑：他是典型的关中农村学生的打扮，方脸、分头、黄军装、兰粗布裤子，脚蹬千层底布鞋，站到马路上，要不看校徽，谁也不会看出他是个大学生（其实当时我们也都够土的，放到现在，谁也够不上大学生的派头。当时讲究的就是知识分子劳动化）。几天过去，我和宋淑贤才知道他是岐山人，原来在陕棉九厂劳动，这次是到宝鸡联络站取材料听“指示”的，谁知道他一来便不走了。这也怪不了谁，当时的学生自由极了，如果不凭自觉性，谁想一直呆在家里也没人管。
      人常说，有缘千里来相会。可能我和他有缘分。不久站里便派我和他到十里铺的永红起重机器厂去了解一件事情。
      永红的厂名带着浓浓的文革色彩。其实它的前身就是解放前的申新机器厂。当地人都知道它是抗战时期武汉的一个资本家给女儿的陪嫁。为了一改过去的资本家气息，解放后改名为新秦机器厂，文革中又改名为永红机器厂。
      永红厂的招待所就在厂后的半山坡上。绿树环抱，尖顶红瓦，里面是打过蜡的木地板，漂亮极了，这座过去资本家的消闲别墅，今天我也可以自豪的以革命的姿态住进去了。住宿费当然是不掏的。住在这儿的还有宝鸡中学来下厂劳动的几个学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外号叫“白辣椒”的女孩，她的名字叫白兰皎，个儿高高的，挺漂亮，也挺开朗活泼，逗人喜爱。不过看到她与李志杰那份熟悉亲热劲（她们以前认识），对我这个高她几级的老校友反倒冷落，不由得我心中升起一种莫名的醋意，倒不是因为别的什么，仅仅是一种被冷落的妒意。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他已进入了我的心扉。

      在交大宝鸡联络站工作的日子是清闲而愉快的日子，没有任务，没有压力，更没有烦心事的困扰，生活过得优哉乐哉。在这里，我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宝鸡中学的尚满拴同学是个农村孩子，宝鸡县人，他有空总喜欢找我玩，我们是在宝鸡永红机器厂调查研究时认识的，那时他们几个宝鸡中学学生在永红机器厂下厂劳动，似乎由二群也在其中。尚满拴纯朴老实，我们很谈得来。交大这联络站撤回西安时，尚满拴还赠我一个小笔记本，上面写了几句励志的话。在陕棉九厂劳动的几位宝中女生，回宝鸡后还常到交大联络站来看我。在我回校之后，她们还给我写过一封信，表示怀念和友好。李宝英同高虹比较好，经常在一起。高虹是索寅生的表妹，索寅生他婆和他母亲对我非常好，称我“小李子”，我有时就住在索寅生家里。李宝英经常到索寅生家来找高虹玩，所以同寅生家里的人比较熟悉。寅生他妈对我说：“李宝英好像对你有意思，我给你介绍一下！”我说：“李宝英人不错，但我家成分高，人家可能不会同意！”寅生他妈向李宝英介绍了我的家庭情况，李宝英果然明确表示不愿意。我的感情很受刺激。鉴于这样的经历，后来在同喜爱谈恋爱时，我说明了家庭情况，喜爱毫不在乎地说：“这是咱们两个人的事，与家庭没关系，况且我家也不是什么红五类！”喜爱的一句话，使我永生永世保持了对她的忠贞和敬爱。
      宝鸡渭河工程管理处是我们宝鸡联络站来往较多的单位。有几位同志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和煜是河南人，说话总是笑嘻嘻的，经常来联络站玩，我们也经常到渭工处去，大家在一起主要是拉家常，很少谈文化大革命的事。还有一位姓李的老师傅是山东人，不知是江青的什么关系的哥哥。此人高个子，方脸庞，皮肤黑黑的，是个名副其实的山东大汉，但姓情却十分温和，说话声音也不大，和大家相处得很好。虽然他有江青这个妹妹，但并未沾上多少光，据说毛主席像章盛行时，老李到北京去，江青给了他一些毛主席像章。
      我在宝鸡联络站时，和宝鸡人民剧团的演职人员接触较多。人民剧团编剧张戈，和我们交大电机系辅导员景存斌是表兄弟。在宝鸡，张戈给我介绍了景存斌许多情况，回到学校，景存斌又给我介绍了张戈的情况，这是我爱到宝鸡剧团去的原因之一。有一次，我和张戈闲谈，他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红卫兵造反，他外甥给他的同学说：“我舅舅那里有许多四旧，咱们造反去。”外甥领了一群红卫兵，把我的许多书抄走了，实在可惜，真是娃娃家！说完哈哈一笑，显得很豁达。净角演员郑永民是永寿人，年龄不大但身体富态，嗓子很好。他演样板戏沙家浜中的胡传魁，其扮相与电影沙家浜中的胡传魁有一拼。有一次我到人民剧团看他演的《沙家浜》，散场之后，他在后台接待我，没有卸装就给我倒茶，说：“这个戏排得有点粗，没来得及精雕细刻。”我觉得他演得挺好，但自己还不满足，说明他对艺术是一个精益求精的好演员。后来的许多年，我每到宝鸡，总要去宝鸡人民剧团看看他。王来林是宝鸡人民剧团名女小生关玉琴的丈夫，他在乐队吹笛子，和我接触较多，他还送了我一本油印的《白毛女》戏剧乐谱。有一次我由宝鸡回西安，刚好同宝鸡人民剧团演员赵艺兵坐在一起，熟人同车行，真有好心情。赵艺兵拿出他买的烧鸡请我吃，我们谈笑风生，一起到达西安。
      宝鸡税务局一位叫舒宏庆的干部，同我们接触较多。他能画木刻形式的毛主席像。他创作了许多毛主席画像，经常叫我们观摩欣赏。在他的影响和启发下，高喜爱还创作了一幅毛主席像十字绣，毛主席像旁绣了《题庐山仙人洞》的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交大压缩机教研室的赵若茂老师和电机系的赵号民老师后来也参加了交大宝鸡联络站的工作，他俩看到我和高喜爱关系比较好，便经常开我俩的玩笑。玩笑开得多了，还真的促进了我俩关系的发展。
      我对喜爱的爱慕之情日益加深，但这只能藏在心里。在我看来，自己是农村娃，家庭成分又比较高，而高喜爱是城里娃，学习好，人又长的漂亮，我俩的条件实在相差太大，难以奢望与她谈恋爱。但内心的冲动迫使我忍不住向她流露出爱慕之情。有一次我俩都回到了学校，我在校园里碰到她，邀请她一起去临潼玩。我只是想试试看，没料想她竟立即答应了，真是喜出望外，立即去作第二天郊游的准备。
      我从陕西省卫生厅我姐夫高鸿斌那里借了两辆自行车，我们骑着向临潼进发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我的心情比孟郊中了状元还高兴。我们一路又说又笑，心情非常高兴。爬到骊山半山腰，我俩坐下休息，我忐忑不安的向高喜爱说：“我们认识时间不短了，我喜欢你，咱们恋爱吧！”高喜爱对这突如其来的问话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应，平静的说：“咱们还年轻，还是好好学习吧。”真的一瓢凉水浇在头上，我由期望的高峰一下子落到了谷底。我再也无话可说，只是默默地跟着她爬山、观景，但情致大减。喜爱倒无所谓，依旧是游兴不减，依然主动地同我攀谈，说笑。
      回到宝鸡联络站，焦急而渴求的心情时时折磨着我。而喜爱从外表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活泼地与同学们说笑打闹，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有一天，联络站几位老师和同学在房间里闲谈，我躺在床上休息。喜爱同宋淑贤等同学要上街去，她叫我一同去，我没有心情，借故不去。她过来拉住我的手往起拽，我仍赖着不起来，她边笑边往起拉我，还笑着说：“你像蚕一样，懒洋洋的！”我只好起来跟着她上街。走到她家附近，她叫我去她家，我有点不想去，最后还是硬着头皮进去了。到了她家，喜爱母亲热情招待我。不知怎的，我忽然产生了回到家的感觉。这几年来，由于社教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因素对我们家庭的冲击，我很少回家。尽管我经常思念父母，但家庭对我来说虽只有百十里之远，但却有万里之遥的感觉。这天受到喜爱母亲的关爱，我的心里热乎乎的。
      从平时交谈中，我逐渐对高喜爱的家庭情况有所了解。她们家是宝鸡市的老住户，祖上留有较多的房产和田地。到她父亲这一辈，土地当然同全国农民一样被收为国有了。祖上留下的房产还有好几处，解放时她家成分被定为房主。她家现在住的宝鸡市中山东路207号院子，就是她家的老宅。前院临街的国有茶叶店原先也是她家的房产。这个院子里解放前后陆续住进了几户河南籍居民。在中山东路207号对过的街道南边的市中医医院，原先也是她家的房产。城市私房改造后，被国家占去的房子本来还要给她家付一些费用，但迫于政治原因，她家大多时间都没能领到这些钱。
喜爱的父亲叫高选，生于1902年，是宝鸡市棉絮加工厂工人，1966年去世。母亲叫朱改花，生于1914年，娘家在宝鸡市龙泉巷北边的暴家庄，家庭妇女。为了供喜爱上学，有时给人家做些拆洗衣服和缝补的手工活。喜爱有个姐姐叫喜娥，大名高丽霞，生于1936年，共产党员，在宝鸡市工农服装厂工作，是本市著名的裁缝王鸿牛的徒弟。王鸿牛是位剪裁高手，1958年出席过全国群英会。喜娥生有二女二男。长女曹素琴，长子曹向东，次子曹永生，小女曹永琴，这四个孩子都很聪明可爱，只可惜遇到了文化大革命，错过了上大学的机会，无奈只好从小就上山下乡或参加了工作。但他们的工作很有成就，也很懂事，很受喜爱的疼爱。喜爱的哥哥叫新喜，1942年生，宝鸡市长寿中学毕业，因家庭生活困难，未能继续深造，在宝鸡市一建筑单位参加工作。这个单位去青海西宁施工，后来留在了西宁，因此新喜就有较长时间在西宁工作，后来才调到宝鸡市糖业烟酒公司。喜爱嫂子叫贾冬梅，宝鸡市北崖人，曾在眉县畜牧场工作，后调到了宝鸡市中医医院搞财务工作。新喜和冬梅育有二女一男，长女高英毕业于西安医学院，就职于宝鸡市渭滨医院，次女高朋，毕业于宝鸡市卫生学校，经过自学拿到了大学本科文凭，就职于宝鸡市中医医院。小儿子高峻，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后留在了北京工作。高峻性格谦和，聪明好学，高考以全省第13名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硕博连读，出类拔萃，为高家光耀了门第。
      有一天，我和宋淑贤同在高喜爱家玩，宋淑贤说：“小李子，你给高喜爱写封信吧！”我迟疑了一下，明白她是让我给喜爱写求爱信，就说：“这行吗？”宋淑贤说：“没问题，有我哩！”我在房间里屋就当即给喜爱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喜爱：
      在战火纷飞的文化大革命中，在硝烟弥漫激战场上——陕西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战场之一宝鸡，咱们并肩战斗了数月，在艰苦的斗争岁月中，我对你建立了浓厚的革命感情。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非常劳累的工作中，你以无形的力量给予了我巨大的支持，使我能够忘记疲劳，坚持工作和学习，为革命尽可能多的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革命的感情，是在战火中建立的感情，是人们最珍贵的最高尚的感情。过去咱们接触中的每一件事，都给我留下了幸福的回忆，留下了永不逝灭的深刻印象。
      你直爽耿忠的性格，坚韧的意志，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你灵活的脑筋，好学的精神，永远是激励我上进的动力。心里话，在我的心目中，你确实是一位优秀而可爱的人。
共同的革命目的——为共产主义贡献终身——把我和你连在了一起。一致的雄心壮志——为革命尽可能多的作出巨大贡献——更亲近了我和你的关系。
      为了终生共同为革命一起奋斗，互相批评，互相帮助，互相激励，团结一致，共同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我热望咱们结成革命的伴侣，特切切以求。
革命友情万岁！

                                李志杰
1967年9月17日

      我把信交给了宋淑贤，宋淑贤到厨房里去找高喜爱。过了不久，宋淑贤传来了高喜爱的信：
  

志杰：
平日相处，言谈不止，今日却不知从何说起。
信中所写，实在过奖，我本人距主席的要求相差十万八千里不止，在与你和同志们共同战斗中，自己也深感不足，比起你们，是天壤之别。
你我如今都只二十之余，正是为党和人民学习和工作的大好时光，毛主席把无限的希望寄托在我们青年人身上，每一个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都没有任何理由虚度自己的青春年华，今后，我们之间需要的更多的是帮助和勉励与批评。
我同意你的意见。录诗一首做为本文的结尾：
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握手
                                      高喜爱
                                      1967年9月17日晚

      我感到这是天意。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过去那些爱我的和我爱的女孩都无结果，因为上帝给我安排的才女高喜爱在前边等着我！多么幸福啊，我这个土里巴几的农村孩子！
      不能说我是有家不能归，但确实是有家不好归。宝鸡成了我的家，那一段时间我和喜爱主要来往于宝鸡——西安之间。有一次，我同喜爱由宝鸡回西安，顺路去眉县马场看望她嫂子贾冬梅。冬梅嫂子下乡后被招到眉县马场工作。我们从宝鸡坐火车到眉县火车站，然后步行过渭河去马场。渭河上是临时搭建的浮桥，比较窄狭，显得很不坚固，天又快黑了，喜爱抓住了我的手，我们一起小心翼翼的过河。这是我们确定恋爱关系以来的第一次牵手，给我留下了终生的记忆。
      在眉县马场，冬梅嫂子热情的接待了我们。我们参观了马场，冬梅嫂子姣小的身体梳弄高大的马匹，马竟十分温顺，给我以“美女宝马”的印象。晚上，冬梅嫂子安排我们分头住下。第二天，我俩一同回到学校。
      1968年3月28日，我在学校行政楼前去散步，看见几个学生驾着彭康校长从行政楼前的马路上向东走，听说是他们驾着彭校长到图书馆前的毛主席像前“请罪”，“请罪”之后，看到彭校长身体情况不好，驾着往交大一村方向去。我看见他们时，彭康校长瘦弱的身子已举步艰难了，看样子自己已无法站立了，完全由别人驾着走，两条腿无力的在地上交换着步子，耷拉着头，眼睛几乎没有睁。这群人走过去后，我就到别处散步了。事后听说，那是交大极左派组织“抗大战校”工企排的学生游斗彭康校长，年老体弱的彭康校长就在这次游斗后丧命了。
      彭康（1901——1968），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江西萍乡人，1919年至1927年间留学日本，修完了帝国大学哲学系的全部课程后毅然回国。回国后，即加入新文学团体——创造社，首译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和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总结》。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初担任中央文委书记，同年出版《前奏曲》论文集。1928年至1930年间，兼任上海艺术大学、上海群治大学教授。1930年初，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工作，为领导成员之一。1930年4月，在上海英租界被捕，在监狱和反省院中被囚禁了7年余，坚持与敌人进行斗争，始终保持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在反省院，敌人要他在事先拟好的“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声明上签字，他看了声明之后，坚持要把“拥护蒋委员长”后边的逗号去掉，成为“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否则绝不签字。1937年8月，彭康被释放后，先后担任安徽工委书记，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和秘书长，华中局宣传部长，华中党校副校长，建设大学校长，华东局宣传部长，山东分局宣传部长等职，1952年11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任命彭康为交通大学校长。任命通知书由毛泽东主席签署。
      彭康校长去世后，有一天我在校园散步，看见彭校长的爱人王琏从图书馆东边大道由南往北走，可能是要回交大一村的家里去，她步履蹒跚，吃力地一步一步往前挪，后来，实在走不动了，就在路旁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无助地四顾了一下，静静地坐在那里休息。我从她前边走过，心里顿生悲哀。她是交大图书馆馆长，是我国装甲兵司令陈士榘的妹妹，是一位革命老干部，如今丈夫去世，孤苦伶仃，实在令人悲伤。
      1968年8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连同1967年11月进驻学校的解放军干部组成了工、军宣队，领导学校的一切工作。
      学生们陆续回到学校。我们电机系电制专业的工宣队是来自兴平秦岭公司的工人师傅。秦岭公司是航空工业生产电机电器设备的大型军工企业。工宣队进校后，组织学生开展种类活动。他们带领学生学习毛主席著作，跳忠字舞，也安排学生的复课学习。我们电制专业的几位工宣队师傅绝大部分都不错，领头的叫张建钢，高个子，中等身材，说话做事还挺稳健。陈发理师傅比较热情，爱和同学一块交谈，说笑，很关心同学们的生活和学习。有个姓郭的师傅性情很温和，同人说话总喜欢用手捂住鼻子笑一阵，和大家关系很融洽。有个年轻的女工宣队员身材娇小，活泼开朗，经常带领同学跳忠字舞。她的一招一式婀娜优美，楚楚动人，据说我们班有的同学竟对她产生了好感。当然工人师傅中也有个别人确实水平不高，有一个个子不高，身材丰满的中年工宣队员，说话做事就显得简单毛糙，同人下棋争强好胜，竟采取偷匹悔招的手法，实在贻笑大方。喜爱母亲突患脑溢血，我向他请假，说明喜爱她哥在西宁工作，家中无人照顾老人家，我得去宝鸡看一看。谁知他不但不同意，还说出一句不通情理的话：“你女朋友的母亲病了，你去干啥？她家里没人，叫邻居们招呼一下就行了嘛！”我一下子来了气，年轻气盛的我这时候顾不了许多，立即和他吵起来：“如果你母亲病倒了，你让邻居招呼一下行不行？”呛得他无话可说，最后还是同意我回宝鸡去。
      复课闹革命期间，交大电器教研室的著名教授“三王一张”都和我们班同学接触较多。王季梅教授是电器学领域的权威，给我们讲课时总是循循善诱，反复询问我们哪些地方没有听懂，在课堂上注意与学生互动。我想这一方面可能是他的教学特点，另一方面可能他考虑到文化大革命耽误了我们许多功课，怕我们听不懂，所以讲一会儿，就询问我们听懂了没有。有同学提问，他就不厌其烦的反复讲解，并且总是面带笑容，可敬可亲。王季梅老师是一个动手能力很强的学者，他在学生时代就研制新工艺制肥皂的方法，他的家庭电器厂生产的电器设备是优秀品牌，很受用户欢迎，他研究出独特的热处理工艺，生产的工业电阻器性能优良，价廉物美。我在交大上学时，交大实验室还在使用着他家工厂许多年前生产的普通电阻器。王季梅老师治学严谨，处事原则性很强。据我们班同学陈仲升讲，文化革命中，学校实验室的工人开他的批判会，有个工人揭发说，王老师说过一句当时被认为有问题的话，一向和霭谦恭的王老师义正辞严的反驳他：“这话明明是你说的，怎么赖到别人头上？”由于王老师讲的是事实，这个工人无言以对，批判会也就不了了之。
      我参加工作后，有一次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召开全省会员代表大会，我作为代表出席会议。在西安止园饭店会场上，我见到王季梅老师。十多年没见面，偶然相遇，王老师亲切的问我毕业后的工作情况，其关怀爱护之情使我至今难以忘怀。
      王哲生老师给我上过电机实验课。我拜读过王其平老师的著作《电弧理论》。张汉扬老师也给我讲过专业课，他是一个老学究式的教授，讲课抑扬顿挫，不紧不慢，很有风度。工宣队组织老师跳忠字舞，他手脚动作不协调，一边看前边领舞的工宣队员，一边跟着学动作，人家动一下胳膊，他动一下胳膊，人家动一下腿，他动一下腿，笨拙之态令人酸楚。
      文化大革命中，大搞红海洋、红宝书、跳忠字舞，甚至组织“红恐队”，即“红色恐怖队”。所谓红海洋，就是到处刷红标语，有的甚至把外墙全刷成红颜色。所谓红宝书，就是红色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不离身。更为厉害的是全民大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不论是小脚老太太，还是刚懂事的小孩子，都要在早上和晚上跳用毛主席语录谱曲的歌颂毛主席的舞蹈，并且要面对毛主席像，怀抱《毛主席语录》向毛主席汇报思想，“狠斗私字一闪念”。有一次我从宝鸡回学校到校东方红调查组给钟泽章汇报工作，我正汇报着，钟泽章看了一下手表，突然站起来走到对面墙上贴的毛主席像前，深深地鞠了个躬，然后嘴里嘟嘟囔囔的念着：“要斗私批修，要斗私批修，要斗私批修！”然后不知小声念叨着什么。我坐在一旁十分不自然，也不敢对这种宗教式的行动发出笑声。他做完了他的一切过程，又悄然回来同我谈话。房间里仅我们两人，不知他一人的时候，是否也坚持按时进行这种仪式。
      工宣队和军宣队领导学校“斗、批、改”，“斗”是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是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改”是改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斗、批、改”中许多事情是搞错了，把革命老干部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把学生中的一些不当言论或甚至无不当的言论当“反动言论”来批，来斗，把多年来形成的符合教育规律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式当作错误的东西来批，来改，造成了极度的混乱和巨大的损失。我们电制43班比较平稳，没有对老师、对同学进行什么过激的行动，开会讨论也只是做些官样文章。电制44班同属电器专门化，所以有时在一起开展一些活动，同我们接触较多。电制44班的“斗批改”就搞得比较激烈。他们班的刘延鸿同学据说搞什么小集团，就被看管了起来，每天安排学生监管他的行动，晚上睡觉也安排学生睡在靠近宿舍门的地方，防止刘延鸿逃跑或自杀。对刘延鸿的批斗和处理，我们电制43班的同学都没有参加过，也不知道他究竟有什么问题。我们毕业分配时，刘延鸿被留在学校监督劳动改造，曾在校砖瓦窑内背砖瓦。我和刘延鸿比较熟悉，他家在宝鸡，和他住同一院子的刘润生是喜爱她哥新喜的同事和好朋友。刘润生经常给我介绍刘延鸿的一些情况，后来落实政策，刘延鸿的问题得到平反，被分配到宝鸡市科委工作。他努力搞技术革新，小有成效，后来干脆下海办企业，靠着艰苦的创业精神和非凡的苦干实干，终于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刘延鸿说，他刚下海创业时，为了省钱，从西安进设备配件，都是自己亲自肩扛手提往宝鸡运。有一次他扛了一百多斤的配件坐火车，车站验重收费，过磅员惊奇的说：“这人怎么能扛动这么重的东西！”刘延鸿说：“为了创业，我也不知道当时哪来的那么大力气。”刘延鸿曾邀我到他的工厂里去参观过，那是他在宝鸡十里铺附近收购的一家国有破产企业，厂房、设备都还不错，是一个中小型企业。刘延鸿在西安高新开发区太白小区有一个研究所，他曾在西安西影路为他聘用的高级技术人员购买了十套住房，但因那些技术人员不愿去住，他托我找关系将其中的九套卖掉，我找了我的老朋友王天昌帮刘延鸿处理这件事。王天昌时任陕西省国防工办秦军监理所所长，他曾先后担任过蔡家坡前进机械厂和武功渭源机械厂厂长，这两个厂都是国防工办下属的军工厂。王天昌接手处理刘延鸿在西影路的房产后，我就再没过问此事，听说此事办得还比较顺利。
      刘延鸿喜欢书法。我因退休后主要编辑书画类刊物，所以同刘延鸿来往较多，他每来国防工办看我，总要给我送点烟之类的礼物。他曾任宝鸡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交大校庆时还给母校捐过款。他给我讲过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迫害。他说，其他同学毕业分配后，他们那些所谓有问题的学生被留校劳改，在砖瓦场劳动，经常冒着高温从窑里往外背砖头，累得半死不活。他说，他刚平反时，曾到西安微电机厂门口去等过他们班当时文革小组长牛双强，要揍牛双强，只是久等不遇，只好作罢。我劝他，这是当时的政治形势造成的，不能全怨牛双强，当时咱们都是学生，受政治形势影响，说一些不适当的话，做一些不适当的事不足为奇，事情过去了，就不要计较了，“相逢一笑泯恩仇”。可惜刘延鸿身患糖尿病，后来不久便去世了。

      1968年的夏天，我们班去徐杨公社参加夏收劳动。我住在一个家庭成分为富农的青年农民家里。徐杨公社是当时很有名的农村先进公社，我们在这里劳动，觉得这个村的农民挺好的，似乎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太紧，大家和平相处，共同劳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样的环境还是不太多的。我们的房东小伙虽然家庭成分高，但在村子里并未受歧视，在村里业余剧团排演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时，他扮演了英雄人物杨志荣，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小伙子劳动之余还常和我们闲谈。有一次，他给我说：“我们这里的包谷糁最好喝，这是因为这里水带碱性，熬出来的包谷糁味道同其他地方不一样。”我一住进这个村，就觉得这里的包谷糁特别好喝，但不知什么原因，经他一说，才知道是水土的原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里虽是乡下农村，但独特的包谷糁是城里人喝不到的。这个村也搞文化大革命，但不轰轰烈烈，十分平淡。只是每天早晨上工时，一个瘦高个的中年农民，胸前戴着一枚毛主席像章，领大家朗读几段毛主席语录就完事了。我们学生的生活更显得松散。有一天，我还同我班同学刘淑茶一起骑自行车到闫良镇上玩了一回。
      我们电制四三班陕西籍同学有4个，刘淑茶是户县人，张睿是乾县人，姬竹莲是米脂人。平时我们几位关中道上的老乡就来往多一些，我和刘淑茶的来往更多一点，这里有一点同病相怜的原因。文化大革命中，刘淑茶的父亲被查出有任伪警长的历史问题，这件事本来学校里不知道，有一次刘淑茶家里给刘淑茶写来一封信，告知家里变故。刘淑茶与姬竹莲关系非常好，姬竹莲看了这封信后，就随手扔在宿舍桌子上，后来刘淑茶父亲的历史问题就在同学中传开了。不过这件事并未对刘淑茶本人带来什么麻烦，但刘淑茶自己免不了有些政治压力。我的家庭变故同学们一点都不知道，但自己心中明白，思想负担总是有的。这样一来，我就同刘淑茶比较多的进行一些交流，以排遣内心的压力。张睿家庭是贫农出身，同我很谈得来，经常在一起谈笑玩耍。我们后来在秦岭公司劳动实习时，张睿还带我到他们乾县老家去过，那时他已结了婚。他媳妇在农村，能演戏，在农村业余剧团演出的《红灯记》中演铁梅。张睿毕业后分配到兴平408厂，也就是现在国家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当时工作过的那个厂。郭伯雄就是从408厂参的军。
      在徐扬公社劳动时，有一次，我同谢纪福、李香明、裴凤玲、刘淑茶等在地里干活。休息的时候，李香明拿出身上背的行军水壶让裴凤玲喝水，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李香明与裴凤玲两相好了。谢纪福一把夺过水壶，仰头就喝，嘴里还说：“咱不管婆娘娃娃……”说得裴凤玲有点不好意思，我只是跟着打哈哈热闹一番。
      李香明和裴凤玲毕业时一起分配到新疆，二人结为夫妻。李香明后来在新疆广播电视局当总工程师，后任新疆侨联党组书记。
      刘淑茶是个很稳重的女同学，平时不爱多说话，说话也声音低低的，很少见她有生气发脾气的情况。因为是陕西同乡，又能谈得来，所以她有些心里话愿意对我讲，也乐意听听我的意见。她的一个男同学叫张德玉，和她从初中就同学，关系很好，早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她考上交大，张德玉考上了030军校，这是二炮的一所军事院校，两人关系一直很好。文化大革命中，刘淑茶她父亲的历史问题被提出来，030军校对张德玉进行家庭政审，认为他同刘淑茶的婚姻问题不符合政治要求。刘淑茶很苦恼，向我倾诉这一情况。我建议她与张德玉好好谈谈，看有没有办法能保持他们长达十多年的关系。刘淑茶同张德玉沟通后，张德玉向学校提出，毕业后宁肯分配到地方工作，也要保持同刘淑茶的关系。组织上看到张德玉态度坚决，又对刘淑茶的家庭问题进行了审查，认为张德玉可以同刘淑茶结婚。刘淑茶把这一情况告诉我，我鼓动她赶快去030部队同张德玉结婚，免得夜长梦多。刘淑茶听从了我的建议，到030部队去呆了一个星期左右。回校后，我问刘淑茶结婚了没有。刘淑茶笑着给我说，她去030部队后，部队的领导告诉她，既然政审合格了，大家离毕业不远了，毕业时结婚也不迟。我听了这话，心里总觉得不踏实。果然到我们毕业分配时，030部队领导再次进行政审，又不同意张德玉同刘淑茶结婚，也不同意张德玉转地方工作。张德玉一气之下，同老家农村一位姑娘结了婚。一对相爱十多年的恋人，最终被政治大棒打散了鸳鸯。刘淑茶后来在毕业离校前同我们交大的同学高锡厚结婚，一起分到宁夏银川去工作。刘淑茶后任银川市政工程管理处的领导。高锡厚成为市经委的一个处长，可惜未到退休年龄便因病英年早逝了。
      1969年夏天的一天，我们电制43班的几位同学相约去爬华山，我约喜爱一起去。大家下午坐火车到孟塬车站下车，然后步行走到华山脚下。这时天已经半夜了，大家摸黑上山。我已多次爬过华山，对上山的路略记得一些，其他同学中也有几位过去爬过华山，大家边走边探路，又说又笑的向山顶攀登。经过一夜的攀登，我们赶天亮到达了北峰，然后马不停蹄地游览各个景点。郭宗信、刘淑茶等同学热情的互相帮助，一路上玩得十分开心。我和喜爱在华山上拍了不少照片。喜爱在华山北峰拍的照片非常好，给我们留下了永恒的记忆。我们当天下山后就返回了西安。
      学校里的“斗批改”实在没有多少事情可干。69级的学生等着毕业，但中央一直没有下文件，学校里又安排学生下乡、下厂进行社会实践了。我们班于1969年9月来到了秦岭公司劳动实习。我被分配到一个绕电机线圈的班组劳动。这个班的班长是个复员军人，中等个子，白里透红的方形脸庞，说话办事稳当干练。班组里有一位师傅唱歌声音很好，他说他父亲在陕西省木偶剧团当演员，他的嗓子条件好，父亲叫他到剧团唱戏，他不愿干那一行，所以进工厂当了工人。我来到这个班组时，班组里师傅正在参与一项新任务，那是我国打下了美国U-2型无人侦察机后，把其零件分解仿制，秦岭公司接受了测绘仿制U-2型飞机上的电机的任务。我看了放在班组地上的电机，觉得很一般，没有什么高级精密的地方。我只管参加劳动，用模具绕线圈，至于测绘研制的事没有过多参与。
      和工人在一起是十分快乐的，那位会唱戏的工人师傅性格开朗，说话诙谐幽默，他给我讲了许多工厂里的故事和笑话。他说：“秦岭公司有许多顺口溜：上班跟散步一样，下班跟赛跑一样，开会跟静坐一样，吃饭跟打架一样，炊事员胖得像猪一样，领导说话跟放屁一样……”工人们在工间说话取笑，完全是寻开心，并不是对厂里有多大的意见，当然也反映出了他们有不满情绪。
      陈发礼师傅是我们班的工宣队，我们到他们厂来劳动，他自然对我们非常热情，给我们介绍兴平地区的历史，兴平的文物景点，哪里是“十里铁板桥”，杨贵妃墓在哪里，“兴平杏核凉眼药”的故事等等，使我们感到十分亲切可敬。
      我在秦岭公司劳动的时候，喜爱正同他们班同学在留坝县两河口公社石门子大队吊坝子小队劳动。我们无法见面，只有靠书信传达感情。关于她这一阶段的生活情况，她发表在交大《校友之声》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大山里的回忆》有生动的描写。

大山里的回忆
      1969年的秋日，我们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机制51班一行几十人，因为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被派到秦岭山中的留坝县两河口公社去。
      从西安坐了十个多小时的火车，早上从凤县火车站下了车坐上汽车，便开始在山路上穿行。白色棉絮般的云朵在山腰浮动，置身于此，仿佛进入人间仙境。汽车一直在山间行驶，离开了国道后，山路仍然很好，我们都不解，为何已是大山深处，仍有如此高水平公路？带路的公社干部告诉我们，因为这儿有国家三线工厂，专门为它修的这条路。汽车走了几个小时，直到中午才到了公社。偏僻的公社小院，一下子来了几十个大学生，变得人满为患。没地方坐，我们便满院子站着。回顾着一路上的感受，新鲜劲让我们兴奋。公社领导也很高兴，安排炊事员为我们做饭。饭很简单，每人两个大馍，一小碟菜，白水粉条萝卜。趁我们吃饭的空隙，公社干部向我们表示了欢迎之辞，简单介绍了公社的情况，并希望我们将“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带到山里，希望我们与贫下中农好好结合，学习他们的好品质等。
      吃过饭，分配了各个小组所去的地点，我们班的同学分几个方向又随汽车出发了。我们这辆车一路走一路播种似的陆续下人，最后到了石门子大队的吊坝子小队，只剩下了我们男女生共六个人，有史先修、焦洪德、戴呈祥、张克谦、杨玉梅和我。小队部所在地是一个学校场院，两边两排房子，一排是小学校，对面一排有的房子住着机砖厂的人，有的空着，让我们两个女生住一间，四个男生住一间。场院里农民正在打谷子，看见我们来，热情的招呼我们放下背包，指点着说，对面山上毛栗子多，你们山外人稀罕那东西，去山上边玩边捡栗子吧。我们很高兴，每人拿了个军用书包，涉过一条小河便上山了。
      山连着山，但都不高。栗子成熟后都炸开了，落在草丛里。我们东一颗西一颗的拾着，大约总共只拾了一书包，天已擦黑了，我们差点迷了路，幸喜小队院子有灯光，才不致于回不了住地。后来与农民混熟了，才从他们口里听说，在我们到来之前他们听说西安交大的学生见人就打，非常可怕，所以一来就让我们上山拣毛栗子了（这也算是一种贿赂吧）。
      在吊坝子的两个月，非常让人留恋。以后的岁月里，我也时常回忆起那段岁月。
      我和杨玉梅两个女生，在学校时也算不上亲密无间的好朋友，可到了那儿，人生地不熟，我们两个不仅非常要好，而且简直形影不离，互相照顾。她比我大几岁，象个大姐姐一样关心我，照顾我。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商量事，我发现我的皮带头坏了，想拆开重装一下，找不到工具，便用割草的镰刀头撬了一下，谁知道用力不当，一下子把大姆指割破了，顿时鲜血直流，我疼得乱叫。还是她有经验，撕开棉袄，揪下一团棉花，让男生用火柴烧成灰给我按在伤口上，用布缠住，才勉强止住了血。下午，我没有去地里干活，手指疼得突突跳，好不容易才盼到他们收工。至今我的左手拇指上还留着一条伤疤。
      我们到山里，似乎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撒播“文化革命”的火种，但是这个任务却被我们抛到了脑后。我只记得当时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劳动。我虽然当时只有20岁，正是女孩花季的岁月，却也象当地山民一样，头上包一块方巾，腰里缠一条葛麻藤，背上背个背篓，到十几里外的地方去收苞谷。
      有一次我背了苞谷穗往回走，听见后面汽车喇叭响，我仍只顾自己走。我本来走在路边，也就没再躲，谁知司机嫌路不好走，嫌我碍路，一个劲按喇叭。我回头看了一眼，只好违心地走下了路边。就这样那个司机过去后还把头伸出驾驶室骂了我一句：“你是个聋子！”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心想，如果在西安市你敢这么凶？还不是在山沟里显你会开个车！
      还有一次去背苞谷，山坡地的苞谷长得不好，一个穗子只有一小拃长，还有许多穗尖被鸟雀啄去了籽粒，好长时间也摘不满一背兜。中午休息时，我们在附近的小河里洗手，戏耍。男生就翻石头想逮螃蟹。突然听见焦洪德“唉哟”了一声，我们几个过去问：“怎么了？”他说，被什么咬了一下手。到底是男生，够勇敢的，他戴上手套，又去河里原处摸，这回让他抓住了，一看，是只青色的鱼，一尺来长，还有四只小手，我在动物园里见过，“是娃娃鱼！”“真是娃娃鱼！”大家齐声喊了起来。怎么办呢？距收工还有一段时间，于是我们想了个办法，用葛麻藤拴住它，然后把藤压在石头下。等收工时去看，果然鱼还在那里，我们象打了胜仗似的，高高兴兴拥着焦洪德回到了驻地。我们几经商量，才决定吃了它。因为是去接受再教育，吃的是派饭，自己没有锅灶，给生产队的周副小队长说了一下，借他的锅用，还从河对面的大队书记家要了点调料、葱之类，用水一煮，放点盐、葱等就行了。锅很大，足有半米多直径，一条小鱼煮在里面，很是可笑。鱼不一会儿就被煮熟了，史先修用小刀划开，我们六个人一人吃了一点便没了。说实在话，一点儿不好吃。可惜那时没有保护珍稀野生动物的意识，一条娃娃鱼就这样被我们给吃了。现在有的人鸡鸭鱼肉吃腻了，想着吃生猛海鲜，飞禽走兽，珍稀动物。经常有报纸报道抓获贩卖娃娃鱼的人（现在娃娃鱼属国家保护动物），查获餐馆里有烹调娃娃鱼的消息，我真想对这些人说一句，别吃了，一点不好吃，真的。
      我们白天劳动，晚上有时候也去剥苞谷，可以边剥边听山民唱山歌，唱的什么词，我没听懂，便跟着一位女社员学唱，还没学会，就被史先修训了一句“没羞，唱那些歌！”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想，可能民歌都是情歌吧，不唱算了。
      我们几个人中，张克谦是最学识渊博的。有一次收工路上，他给我们猜谜语，我至今还记得，是“黄绢、少妇、外孙、舌辛”，打一四字用语。我怎么也猜不出，他卖关子，让我们继续猜。谁也没猜出，他才说是“绝妙好辞”。从那以后，我对猜谜便开始有了兴趣。直到现在，看到谜语，我总想猜一猜。
      秦岭山里因为医疗条件不好，许多人患大骨节病、大脖子病，孩子也缺，有的人家里没有孩子，所以上学的人也少。小队唯一的一所小学就与我们为邻。十几个学生，几个年级在一个教室里上课，一个女老师（可惜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分时间给各年级学生上课。学生有的在听课，有的在做练习，挺听话的，要是放在城里，早乱套了。学生穿得不好，有的学生棉袄外面还套一个破布衫，意思是怕弄脏了棉袄。吊坝子小队几十户人家，只有几个中学生，年轻人里，有个叫张艺芳的女孩，与我年龄相仿，才上个中学，便是很有学问的了，上工在女孩子中拿工分最高，每天八分工。有几个妇女向我和杨玉梅打听张克谦的情况，想把张艺芳介绍给张克谦。这事我们听了只觉得好笑，并没有当回事，谁知他们竟然真的说给了张克谦。不管事情成不成，但过后我想，山民们真挚的心，是想找一个大学生给他们当女婿的呀。
      最让我想不通的是，留坝虽然属汉中地区，但离关中并不远，可做饭的锅灶，做饭的水平，相差的却很远。在吊坝子，每家有两只大锅相连，一个煮饭，一个煮猪食。烧的是树干（每家有十亩自留山，被他们称为枒枒柴的树枝是不烧的），不用风箱，火不旺了通上竹管用嘴吹，一生火满屋烟，熏得人直流泪，好多人害眼病。我问他们为什么不用风箱，这么多烟为什么不想办法改造一下。他们说，烟可以熏楼上的粮食，不受潮，不出虫。这倒是真的，秦岭山里雨多，气候潮湿，家家户户粮食都放在楼上。可是因为这个原因，人反倒受委屈，真不划算，不知道现在他们的环境改善了没有。
      我们住的地方还算比较先进，有一个机砖厂，所以有电灯。有一次我们还好奇的去参观了机砖厂的生产流程。虽然我们是学机械制造的，但当时尚未学到多少专业知识就“文化革命”了，年龄又小，对机器挺感兴趣，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现在回想起来，那些设备真是既简单又落后，有许多地方应该加以改进。正因为有了这个机砖厂，山区邮递员才能间隔两三天就来一次。我们给家里，给同学，包括我给后来的丈夫，当时的好友李志杰，杨玉梅给男朋友姚芒库的信，都是我们直接交给邮递员发出的。当时我在吊坝子学农，李志杰在兴平县的秦岭公司学工，隔山隔水相望，只有通过鸿雁传书似的书信保持一种心际间的联系。每次收到他的来信，我都反反复复地看数遍。后来听他说，他在地图上找到了江口，以为就是两河口，其实江口离我们还有几十公里呢。
      山里的风景很美，一架山连一架山。我们去时正是秋天，山上自然林一片一片分得清清楚楚，山坡上一片红叶子的是耳树林，耳树就是用来种木耳的一种树，当柴也好烧。有的山坡是青冈树林，有的是板栗树林等，绝不混交，这大概就是自然繁殖的结果。
      从小长在宝鸡，又在西安上了几年学，也没觉得馍有什么好吃，可是到了山里，整天吃的是一种粗细合一当地人称末糁的苞谷糁子饭，偶尔吃一顿米饭，我们六个人个个都馋馒头。有一天，我和杨玉梅与张艺芳相邀，利用一天空闲，去枣木栏镇赶集。早上天亮就出发，翻过一座山，山坡上竹林一片，虽是晚秋仍翠绿翠绿，不时有鸟儿被我们惊起。整整走了一上午，大约中午12点多才到目的地，也就是一个镇子，镇子上只有一条街。约好了见面地点，张艺芳便去买东西了，我们俩找见一家食堂，里面卖馒头、面条，高兴极了，美美吃了一顿，还买了好几个大馒头（一个足有半斤）带回住地给其他几个同学吃。在学校时笑话南方同学不吃米饭不算吃饭，可到了这儿，那馋馒头的劲儿，一点不亚于南方人馋米饭。
      我们在山里劳动了两个多月，到了11月底，天气已经很冷了，下了一场雪，地上结着厚厚的冰。接到通知，我们要回学校上课了。先一天晚上，我们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第二天中午时分，接我们的汽车来到了吊坝子边的公路上，我们上了汽车，吊坝子的农民几乎全都来送我们，有几个妇女哭得呜呜的。至今我还记得，那个小队会计的媳妇，哭得最厉害。她边哭边说，你们这么好，可在这儿什么好东西也没吃到，真是对不住，以后有机会回来看看，我们一定好好招待你们。还有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几个年轻人，也非常舍不得我们，一再对我们说，回西安后一定要给他们去信。
      回到西安，紧张的学习生活开始了，但我们仍然忘不了那些善良淳朴的山里乡亲。我们六人相约到西安最好的照相馆——钟楼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让文笔最好的张克谦执笔给吊坝子小队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我们的合影，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怀念。后来他们也回了信，好几大页纸，看来还是专门请人写的，文采及字体好极了。
      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可那一段日子却最使我难忘。我经常把那里的情形回忆着说给家人听，他们也都觉得生动有趣。在城里呆的时间长了，真希望有朝一日再重返留坝，去吊坝子看看那儿的青山、绿水、翠竹，还有那些淳朴的山民，会唱歌的小狗，还有那满山遍野拾也拾不完的毛栗子。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1969、1970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的通知”。规定毕业生从7月份开始分配，月底前分配完毕。
      这是一个令人十分高兴的好消息。尤其对于我来说，更是天助我也。1969级和1970级毕业生一起分配，这给我创造了同高喜爱分配到一起的机会。那时毕业分配，完全是工宣队说了算。我向工宣队师傅说明了我和高喜爱的关系，希望将两人分配到一块儿。过了几天，工宣队告诉我，准备把我分配到汉中某个厂。那时候毕业分配方案完全保密，一般不提前告诉分配方案，虽然征求学生意见，但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完全两可，一旦方案公布，就得无条件走人。我对工宣队说：“你们看一看汉中有没有机切51班的分配名额。如果没有，我要求把我和高喜爱分配到一起，要求只照顾我俩的关系，不可虑照顾家庭，分远分近无所谓。”过了几天，工宣队告诉我：“把你和高喜爱分到一个单位了！”我问：“去的地方远近如何，交通便利不便利？”工宣队说：“不远也不近，交通便利！”我心里感到很高兴。
      公布分配方案时，工宣队告诉我：“把你们分配到甘肃省重工业厅了！”说话的口气表示这很不错，满足了你的要求。我一听这话，心里却并不很高兴。因为我的愿望是把我和高喜爱分配到一个确定的单位，单位远近好坏无所谓。把我们分配到甘肃省重工业厅机关，肯定还要再分配，谁知那时能不能把我们分配到一起。工宣队没有搞过毕业生分配，他们以为把我们分配到甘肃省重工业厅，就在重工业厅上班，其用心是好的，对于我们这样的条件，其方案应该说是不错的。但我明白，二次分配是个严重的问题，况且听说今年分配到甘肃的大学生统统要下农村锻炼，锻炼之后再重新分配工作。我想，我们分到甘肃后，若被分到两个地方，这对我俩的婚姻关系可能会造成影响，不如现在就结婚吧。我向喜爱说明我的意思，她欣然同意。我俩就去机械系办公室开了一张介绍信，到兴庆公园北边的挺进街“陕西省西安市向阳区革命委员会”领取了结婚证。
      这是一张小32开的普通纸印刷的结婚证。上边是毛主席语录：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下边紧接着是红色结婚证三个大字。下边是：
挺字第256号。
再下边是：               
李志杰  男  汉族  27岁
高喜爱  女  汉族  22岁
自愿结婚，经审查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的规定，发给此证。
陕西省西安市向阳区革命委员会（盖章）
一九七0年七月二十五日
      结婚证一式两份，另一份只是把高喜爱的名字写在了李志杰名字之上，其他完全一样。在李志杰名字在上边的结婚证背后，用钢笔写了“25/7供水果糖贰斤”的字样。
      没有请客，没人送礼，没有举行仪式，没有事先征求家人的意见，我们就这样正式结婚了。
现在，每当我看到大街上一对对情侣携手款款散步的时候；看到艳阳之下公园里一双双即将步入婚姻殿堂而拍摄婚纱照的时候；看到贴着大红喜字的长长的车队在马路上缓缓而行的时候；看见高朋满座，觥筹交错，庆祝一个新家庭诞生的时候；看到婚礼上新郎新娘互换结婚戒指，相拥喜饮交杯酒的时候，我的心里总会激起一波涟漪：我对我的白雪公主、宝鸡才女喜爱究竟作了些什么……
      为了早一点赶到兰州报到，争取二次分配时能分得好一点，我俩没有去岐山杨柳村，背起铺盖赶回宝鸡，在喜爱家呆了一天就登上了西去的火车。

      作者简介：李志杰，1943年生，1969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电机与电器制造专业，主任记者，共产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任《慈善书画》杂志副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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