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析:我出版《沧桑务川》的过程（不全）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8-10-25 18:23:36

王明析，男，汉族，贵州遵义人，1958年7月生，1975年7月参加工作，无党派人士，大专学历，现任务川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在共识网发表《真话不能承受之轻》，揭秘官场，震撼！

王明析：真话不能承受之轻
2015-06-26 09:54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作者:王明析7394次点击:我要评论

我在和这位校长聊天时，还特别诧异他的一个观点：“文革”已经过去了，现在再去说那些往事有什么意思?而持有类似观点的人，在一些“文革”亲历者那里似乎还不是个别;我在约稿和平时的一些闲聊中，既累见不鲜，也十分惘然。

　　原题：历史之痛与现实之殇

　　缘起一本书

　　2011年7月中旬的一天上午，为了获得我所主编的第五本地方文史图书《沧桑务川》的准印证，我走进贵州省新闻出版局大约是十六楼的某间办公室。处长是位女性，年龄与我相仿，后来得知她年长一岁，生于1957年。我刚自报家门，处长冲口就说：昨天在电话上说的就是你哟?我告诉你，你那本书就是不能出嘛!我没想到她一开口就是这样突兀和不留余地，而且口气十分生硬。想到这是来求人办事，我按捺了心头窜起的极度不悦之火，脸上的表情肯定是有些讨好的模样了。我尽量和颜悦色地作出一副小学生的样子，谦卑地向她讨教。我每说一句话都要尊称她“处长”，刚问书为什么不能出，她劈头就说：你看你这书里是些什么内容。她一边说，一边翻到市新闻出版局昨天传真给她的目录，像教训孙子一样申斥道：战争、反右、文革、三年自然灾害——你想在书中说什么?我很诧异她的理由。我也很快意识到，通过与她理论的方式获得准印证肯定很难，就开始继续谦卑地向她讨教。我努力平静地说，据我所知，公开出版的图书和各地政协编辑整理出版的文史资料，上述内容都是可以出书的……我的意思很明显，她听出了言外之意，遂颇为不悦地马上打断了我的话：那你可以去找出版社公开出版嘛，但你想在我们这里得准印证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没想到关系依然很僵，而且僵得出乎意料地厉害。

　　冷场了两分钟。我见她目光依然在那份目录上审视，突然直觉路并没有完全堵死，便开始采取迂回方式。当然，态度也更谦卑了。我对她说，这本书的内容全是当事人的亲笔回忆和原始档案材料，它们的作者有多半还是领导，文章的内容已经经过县党史办的审阅，有同意出书的审批意见，等等。

　　大约是见我不断被训斥又没有很直接的反驳，听到这里，她抬起头，有些不耐烦地说：把你们县党史办的意见拿给我看。

　　我赶紧把那张县党史办允许出版的批函递给她。看完后，她的态度似乎和缓了一些：你这书如果要出，有些地方必须得改，有的文章要删。

　　她连文章都没看，怎么就敢说这样的话呢?但不管怎样说，我还是从中看到了有望获得准印证的一线生机。我急忙把将近40万字的清样拿出来递给她，同时很谦虚地说，希望处长帮我们“把把关”。哪知她根本不愿看那厚厚一摞清样。她说：我没有时间!我见她还在看那份目录，就一直在旁边规规矩矩站着，始终像个小学生，随时准备聆听她的教诲。实际上，我想看的是，她要我删改的究竟是些什么内容。终于，她开始发表审查意见了：这篇必须删掉!

　　我一看，是一个老同志的回忆文章：《冤哉!右派分子》。

　　右派分子有什么冤的?她怒气冲冲地盯着我说。

　　这篇文章原文长达万字，我在修改它时，先父的这位好友心疼我的删改，最后让步的底线就是：无论如何，标题再不能改了。现在她竟要将它从书中删去，我只有先唯唯诺诺应承下来再说，至于得到准印证后，我删与不删她是没奈何的;标题倒是可以考虑修改。

　　但处长的动怒让我很费解，“右派分子”和她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呢?以她的年龄，不应该如此的啊?

　　我继续聆听她的教导。她要我把书中涉及“文革”的一些原始档案资料全部撤下来，尤其是我母校县一中前期“文革”时的十几份会议记录和一些档案资料。尽管我已经把这些当年差点被焚烧的资料全部做了技术处理，如一些人名全部用“□□”替代，她还是认为这些资料不能入书。她的理由是：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编在书中还有什么意思?这时，我见她办公桌上有一叠《炎黄春秋》，便小心和悦地对她说：其实，这些文章与资料和《炎黄春秋》比起来，根本算不了什么。熟料一听此话，她突然又冒火了，她用手将那叠《炎黄春秋》“啪”地一拍，怒气冲冲地瞪着我说：《炎黄春秋》是办给外国人看的，要是在贵州，根本就不会让它出版!你晓得不?

　　我吃了一惊。我很想说：谁告诉你它是办给外国人看的?(你们的内部明示吗?)它在北京都能出版，难道贵州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但我知道，如果这样反问，我再想从她这里得到准印证可能就是妄想了。

　　也许是我一直像小学生那样向她虚心求教，不断接受她的指令和意见，她终于答应，我按她的意见修改后，重新寄一份目录让她审查备案，她再将准印证给我。

　　这只是围绕《沧桑务川》发生的最后一段小插曲，之前在县党史办审查此书时，它就已经开始不断遭遇质疑。甚至连书名都不被有的县领导认可：建国六十多年了，务川的发展变化有目共睹，难道就只能用“沧桑”这样的字眼来作书名吗?政协文史委主任向我汇报这一情况时，我笑了。我说：领导可能想用“辉煌”“壮阔”这样的字眼吧?但我知道，我最用心编辑的最后这本书只能用“沧桑”这个词来做书名，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本“歌功颂德”的书。政协编辑出版文史资料并不以很主流的宣传报道为宗旨，而是着眼于“存史资政、团结育人”这一首要目的;而我在约稿和淘选资料编辑此书时，也特别强调民间记忆的打捞，它既是本书的编撰初衷，也是本书的要旨。民间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民间记忆的珍贵最能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真实影像，弥补“正史”有意无意的疏忽或者说屏蔽。我想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让年青一代的普通读者在《沧桑务川》中看到“民间记忆中的地方历史，私人著述中的人生世态”。但是，就连这样一种最基本的历史还原，有的领导也很小心谨慎。例如《催公粮》这样的纪实性回忆录，也建议要从书中删除，理由是文章中有些地方过多暴露了“我们做群众工作的一些基本方法”。该文作者是县四家班子主要领导之一，他问我怎么办?我说文章没有任何问题，我倒是敢用，就看你写的是不是事实。这个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干上来的领导说：肯定都是事实，过去搞农村工作，有时是要来些欺哄吓诈咯，不然你工作啷个推得走?说完这话，他有些自嘲道：可能是这些方法我们现在搞拆迁有的还在用吧……

　　其实，县党史办在审查这本书时是相当仔细的，大大小小的修改意见有几十条。这些修改意见有的我接受了，有的我始终坚持不改。例如我写的书序《往事难以如烟》，党史办负责人就要我删去下面这段文字：

正视历史在很多时候都需要一种勇气，不敢正视自己曾经的历史是可悲的。而真正的历史其构成一定有很深重的民间记忆刻痕，那些不太为正史所重视的最原始的民间档案，某种意义上其实最能毕现历史的真相和本质;也不乏深刻的现实意义。本书以“时代档案”和“民间语文”等栏目的方式推出的一组“文革”时期的传单、会议记录、各种通告与信函、检讨与交代等，都不是单纯孤立的文本;哪怕微小到只是一则请假条，都是一个时代的备忘录。从这些最原始的档案资料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普通人在特殊环境下是怎样幼稚或发疯，也可以看到冠冕堂皇的政治运动是怎样在系统地、体制性地剥夺人的尊严和最基本的生活权利。如果稍加思考，我们甚至可以发现：一些貌似正确崇高，实则虚伪可疑的东西至今仍广泛而顽固地或隐或显地笼罩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深深影响着我们很多人的价值取向和思维定势。所以，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的很多篇章都还远远不是“故纸堆”，或者一页页泛黄的历史文档资料。

（未完）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culture/wenyi/20150626126126.html 责任编辑：有之

《真话不能承受之轻》揭秘官场的震撼文字——母校县一中的校长，也是我的前任，当我请他写自己在文革中的亲历亲闻时，开始已经答应，但后来又未践约。他告诉我写不下去，因为那些事太惨了。我知道他们夫妻在“文革”中被整得很惨(曾被突然从牢中五花大绑拉上刑场，起先以为要被枪毙，后来才知道是去“陪杀场”。说起此事，时隔四十多年后，他脸上仍是一副凝重沉痛的表情)，但他不愿写，我也没办法。我只是非常遗憾：关于“文革”的真相，一方面是有形无形的封锁，一方面又是很多当事人的沉默和歪曲;一些没有“文革”经历的所谓专家学者甚至还在为“文革”大声叫好。

《真话不能承受之轻》揭秘官场的震撼文字——县党史办审查此书时，它就已经开始不断遭遇质疑。甚至连书名都不被有的县领导认可：建国六十多年了，务川的发展变化有目共睹，难道就只能用“沧桑”这样的字眼来作书名吗?

《真话不能承受之轻》揭秘官场的震撼文字——几年前，我曾听过一个在全市很有口碑的年轻县长对我讲过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令我至今依然感叹。事情发生在中央党校，他当时是全国县长培训班的一名普通学员。一次，听说中央领导要和他们这个班举行一次座谈，大家都异常兴奋激动，遂在座谈会召开前自觉讨论，最后一致决定要在座谈会上说真话，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向中央领导直接反映基层普遍存在的、有共性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他们的看法。他们决定由两个同学作重点发言，其余自由补充。但是，这想法很快就变成了泡影。具体安排这次座谈的中组部不但钦点了座谈会的具体发言人，而且还要求预先写好发言稿，内容必须获得认可，并要求发言时不能看稿子，要表现出是自然的“脱口而出”的座谈形式，并且还不能任意增减发言的内容。于是，两个同学的“自由发言”自然就成了一个“四平八稳的东西”。这个县长在谈到这件事时，最后非常感慨忧戚地说：我们好歹都是共*党的基层领导干部，想在这样的场所说一些真话竟都不被允许，中央要想了解基层工作的一些真实情况也实在是太难了!
　　我无法知晓中组部如此安排座谈发言的想法，但它让我在想一个问题：中央领导(或者中组部的人)难道就真的不想、或者说害怕听到他的基层领导干部讲真话吗?

《真话不能承受之轻》揭秘官场的震撼文字——2011年夏，我参加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会议。在自由发言时，我谈到研究会除了对遵义红色文化要给以足够关注外，也应该对遵义籍国*党官兵浴血抗日的史实进行必要的搜集整理工作。熟料我话音刚落，就听见座中有人不客气地高声插话道：国*党抗什么日!你在这里乱说些什么……我非常惊异这个声音，循声望去，见是一个面色黯黑头发有些蓬乱的老者，约长我十五、六岁。我当时不知道他什么身份，但我非常恼怒他的无知和缺乏教养;他以为自己年龄要比我大得多，或者知识也就多得多，就可以粗暴地打断我的发言吗?想起我父辈中不止一个人上过抗日前线，率领部队参加过台儿庄大战和血战松山，我说话自然就有些不客气了，以致会场出现了短暂的骚动。事后我知道，这老者竟然是本地一位“博学”的文史专家。可我至今也不清楚，他是真不知道抗战有“正面战场”这个事实呢，还是以为国*党军队那些年真是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八年抗战，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我们这代人在学校不就接受的是这种历史教育吗?可是早在(实际上是迟到)2005年，胡锦涛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的讲话上就已经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党和中国共*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我简直搞不懂我们这位本地著名的文史专家因何而“著名”。

《真话不能承受之轻》揭秘官场的震撼文字——2011年底我第一次直接参与县级人民政府换届选举时，一件“小事”还是让我忍不住对几个代表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们十个人有点儿过分了呢，自己提名吴局长做副县长候选人(我当然知道这是组织安排他们“自由提名”)，可最后吴局长竟然一票都没有?你们究竟是在出谁的丑啊?这些人有的是我的学生，有的曾是下级，知道我说话率性，便也答得随意。我那时就在想，副县长必须要有差额，但又没有自由差额的土壤，“选举”一开始就毫无悬念，难道这就是“中国特色”吗?我不能说这些代表没有独立思想自由意志，因为他们就是有，也难以抗衡强大而又无处不在的“组织意图”，不敢也不愿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去冒险;只要想到各级人大代表的构成是领导和党员占绝大多数，你就能理解，为什么老资格的高级领导干部都会感叹：如果党员代表都按照党的指示投票，也就不要开人代会了，因为会前早就定局，开会只是装样子，走过场，干脆开党代会通过决定国家大事，人大根本不需要，是个多余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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