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云：建国初期在川东工作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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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4月，我参加大军渡江后，又随西南服务团进军大西南，参加了川东彭水县的接管，建立红色政权，剿匪清霸，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一、发动学生参加西南服务团
    1949年，在全国解放前夕，我在华中大学（军校）校部担任秘书。4月20日凌晨，我军发动了渡江战役。我奉命率领华中大学全体师生，赶到江阴口对岸，被编入渡江部队的第七梯队。4月22日下午开始渡江，上岸后直奔无锡市荣巷驻营，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整，华中大学改名为苏南公学。它的使命是面向苏南新区，广招学生青年知识分子，培训为新干部，以满足我党迎接全国解放的形势需要。
    苏南公学是于六月份开始招生的，报考的人十分踊跃。我所负责的苏公第四大队，就接收了录取生470多人。他们来自上海、苏州、嘉兴、无锡、常熟、太仓、丹阳、常州、南京等京沪线一带，多系城乡中小资产阶级的子女，年龄在20岁上下。在他们中间，高中生居多数（约70%），也有少量大学生和初中生，还有一部分失业的教职员。他们都是在全国即将解放的胜利形势下，投身到革命队伍里来的。同时，他们把由于家庭影响和“鱼米之乡”社会环境中所养成的“骄”、“娇”二气也带进学校里来了。
    当年7月，学校教学生活尚未进入轨道，而新的任务就压到我们头上来了。苏南公学校长董希白同志命令我四大队，动员学员参加西南服务团，远征大西南。
    我们考虑到，要实现这个任务的难度很大，非经过一段艰苦的政治思想教育不可。其中包括用教育手段来提高认识；用忆苦和个别谈心来解决思想问题；以领导带头和典型示范来解决在组织上的榜样力量问题。为此，我们发动工作的第一步，是进行社会革命论的教育。比较系统地组织学员学习了7个大问题：（1）旧中国是什么样的社会？(2)中国人民为什么必须要革命？(3)革谁的命？（4）依靠谁和团结谁来革命？(5)中国革命分“两步走”；(6)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才能得胜利；(7)目前形势和中国青年的任务。
    经过一周的教学，学生的理论水平和革命觉悟大为提高。
    发动工作的第二步，是引导学生将学习的理论，联系到家庭和本人在旧社会的不幸遭遇进行忆苦。由个别带动全组，由典型组带动全中队，乃至推动全大队的忆苦大会。每人倒苦水，都是一件件具体的零星的辛酸事，但斗争矛盾都是指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通过具体诉苦，就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划清了界限。忆苦越充分，革命意志越坚决。学生们刚来校时所表现出来的“骄”、“娇”二气和其他私心杂念，全被忆苦运动的浪潮淹没下去了。他们以新的革命的姿态，强烈表示“决心跟着共产党干革命”，“革命需要我干啥就干啥”，“革命需要我到哪里，就到哪里”。
    经过学习，学生们的革命热情、英雄气概一下子爆发了出来。
    发动工作的第三步，是公布了组建西南服务团的任务，号召大家不要错过这个“参加和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后进军”的极好机会，提出了“大家行动起来，参加西南服务团”，“打到西南去，解放大西南人民”的响亮口号。这时，大队长和中队长在学生大会上带头报名，引发了全大队的学生基本上都报了名。后经过具体审核，批准了412名正式参加了西南服务团，归属三野苏南区团的第一大队，设立了大队部，由我任大队长，陈汉坤为组织员，张素澄为教务员，沈启华为行政管理员，巫萍为队医；还任命邵贵民、金士贵、朱牧流、梅展、何德润为一、二、三、四、五个中队的中队长。从此，在一个新的组织里，开始过解放军的生活。并按苏南区党委、苏南行署、苏南军区三家联合慰问信中规定，凡参加西南服务团的战士，称谓远征军军人；其家属一律享受远征军军属的优待。
    二、向大西南进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的历史使命，1949年6月11日二野前委明文规定：“西南服务团是为解放西南各省人民的，协助军队前进，开辟西南新区工作，接管西南所有城市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机关和铁路、矿山等国营企业；再一步为建设西南服务。”
    1949年8月，西南服务团各路到南京会师。其中来自上海、苏南、安徽、山东、北平、东北、南京等各地组建的西南服务团同时到达南京。总人数达17000人。其中成分：老区干部6000人，新区知识青年11000人。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的总团部。总团部。宋任穷同志担任总团长，邓小平同志兼任总团政治委员，曹狄秋同志为总团政治部主任，段君毅同志为总团后勤部部长。下设川东、重庆、川西、川南、贵州五个支队。这五个支队实际上是在中共西南局领导下的五个省区级的领导班子，以及各下属地专级和县市级领导班子。
    我们从无锡来的苏南区团一、二大队到达南京后，其领导关系由三野转到二野。我所负责的第一大队，改为川东支队第一大队。我们到达南京的第二天，就同川东支队举行了会师会议。川东支队长阎红彦和王近山以及川东支队政委谢富治、政治部主任魏思文等领导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主要讲到解放大西南的形势与任务，以及党的新区政策。这次会议是上下领导人的首次见面。
    194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国家给每个西南服务团战士发了两块钢洋以资奖励。当天，西南服务团从南京出发，在高唱国歌声中，随二野向大西南进军了。
    17000余名的干部大军，经历了千山万水的征程，千变万化的气候，千惊万险的环境。但是，难不到我们有千军万马的威风，千锤百炼的意志，千辛万苦的跋涉。凭着个人双腿的交换移动，在两个月的时间内，走完了7000里路的“小长征”。当每个队分别到达川东、重庆、川西、川南、贵州之后，各自留下来，以行使自己的革命使命。
    三、遵循邓小平政委指示，建立彭水县政权
    11月下旬，西南服务团到达常德，作为最后一次大集合，明确省区、地专、县市的建制，进行组织机构的大调整和对新老干部的大搭配。我所管带的那个大队，奉命移交给川南支队，而我本人则被留在川东，另行组建了一个59人的彭水中队。我为中队长（也是彭水县副县长兼党组书记），叶绳同志为中队指导员（也是县委书记兼县长）。又经过几天的行军，于12月2日到达了我们接管的涪陵专区彭水县。
    彭水县是个汉族、上家族、苗族杂居的山区，人口有36万。盛产玉米、稻谷、桐油、木材。土地和政权都集中在地主阶级手里。占总人口90％的农民，过着缺粮、缺衣、冬天无被子盖的贫苦生活。
    彭水县城设在汉霞镇，是川湘公路上的一个重镇。是由我二野三兵团于1949年11月16日打下来的。敌人在败退时，放火烧毁了大部分房屋，以伪县长张树君为首的政府要员大多数逃命去了。在全县资产中，除了不易带走的3000担盐巴仍留在盐库外，其余所有金银、布匹、粮食均被抢劫一空。这时，我彭水中队尚未到达彭水。多亏二野三兵团派三十一师民运部长张茂清同志，在此担任彭水县代理县长，主持了半个月的政务。
    12月2日，我彭水中队赶到彭水，立即同代理县长接上了头，第二天就开展了工作。以彭水中队50多人来接管具有36万口的乙等县，工作一开头，就出现了事多人少，顾此失彼的局面。深感人少事多，政令不通；秩序混乱，危机四伏；无粮供应过境大军，影响部队战斗力；新区政策亟待明示，地委专署无法联系……
    在这万难待策的情况下，12月13日，巧遇二野刘邓首长途经彭水，我和县委书记叶绳同志得悉后，联名致信求见邓小平政委。邓政委在信上批示：“可以明晨七点来。”
    第二天早上，我和叶绳书记按时到达刘邓首长的住处，向他们详细汇报了彭水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听完我们的汇报后，刘司令员让邓政委作指示，邓政委很有针对性地作了五点指示：
    1、关于粮食供应问题。他说：“几十万大军过境，粮食供应是一件头等大事，必须做好。目前，你县政令不通，所下达的借粮任务，得不到实现，这是个困难。你们不是接管了3000担盐巴吗？盐巴是国家统筹物资，你们有权接管而无权动用。盐巴在四川人的眼里是很珍贵的。俗语说，“二月不知咸，斗米换两盐”。我批准你们将3000担盐巴全部投放市场，用盐换粮，以解决过境大军和工作人员的吃粮问题。
    2、关于新区的阶级政策问题。他说：“革命是要依靠群众的，群众里头是分阶级的。我们开辟新区的方针是：笼络上层，团结教育中层，发动依靠基层。四川的上层分子，不象革命老区的上层分子那样开明，他们封建性大，不易统战；但要具体分析，有好的、有坏的，不能一概而论。我们所持的基本态度是，该打的，就要打得坚决；该拉的，就要拉得坚决。”
    3、国民党的主力部队打跑了，但当地的地主武装普遍存在。要高度注意敌情，警惕阶级敌人的反扑。
    4、关于庹平部（庹平冒充是我“地下党员”，与我们同志相称，同我新建的县大队并肩在县城里维持秩序）160多人的游击队如何对待的问题。他说：“初到新区，首先接近我们的，一般地说，不会是基本群众，而是社会勇敢分子或政治投机分子。庹平此人，很可能属于这一类人，你们要警惕，应采取果断措施（缴械），否则后患无穷。”
    5、关于干部问题。他讲了三层意思。他说：“事多人少，缺少干部，可能带有普遍性。你们本着自力更生的原则，举办青年知识分子训练班，来弥补干部数量之不足。”
    他又说：“对于逃散的各种旧职人员，争取他们回来，安排到原有单位，原职原薪，在工作中团结和改造他们。这不仅是政治问题，也是个社会问题。”
    他最后说：“西南服务团的同志，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是很艰苦的。请你们转告他们，要发扬革命精神；要向社会作调查研究，要认真学习党的新区政策，不要光凭老区经验来办事；只有把工作做好了，以后的条件会好起来的。艰苦奋斗和密切联系群众，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有了它，在任何情况下，就可以立足于不败之地。”
    邓小平政委的指示，成为我们接管彭水和开辟彭水的指导思想。在彭水两年的工作实践，足以证明了这一事实。
    （一）完成全县面上的接管。
    分成四个专业组来实现的，即：
    （1）行政小组接管了伪县政府的文书档案、民政、交通、邮电、文教等单位和有关人员；
    (2)治安小组接管了国民党、青年党、社会党三个县党部、司法局、警察局、警察中队、监狱、军事科、军械科、伪民众自卫总队等单位和有关人员；
    (3)财经小组接管了伪财政科、税务处、国税局、盐务局、银行、粮库、土特产公司等单位和有关人员；
    （4）配备了四个区的党、政领导班子，实现对四个行政区的接管，并开展地方工作。
    由于彭水是我军打下来的，各旧机构的旧人员的回归报到，有个过程，使整个接管工作显得零碎，拖的时间较长。但我们仍坚持严要求，彻底废除伪法统和一切反动的法律、法规；废除一切反动的规章制度；对于旧机构的旧人员，采取养起来的政策，留在原单位工作，原职原薪，并贯彻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使他们的立场转到人民方面来。凡仍坚持反动立场，与人民为敌的人，严惩不贷。
    （二）筹集军用粮草问题。
    我们遵照邓小平政委指示，专门组织筹集粮草的工作班子，向各乡借粮和以盐巴换粮，双管齐下，筹集了大批粮草，充分供应了当时的几十万过境大军。
    从此，我们牢记了一条真理，即在战争环境里，筹集军用粮草，永远是政府工作中的头等大事。它直接贯彻到1950年和1951年两年的秋征。在群众中大力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切实贯彻了合理负担政策。两年都超额完成了征粮、征草的光荣任务。
    同时，我们在秋征运动中，兼顾了普查户口、人口、土地面积、大众出产、几个民族的居住分布等状况。
    （二）地主武装的暴乱和我们的剿匪斗争。
    彭水县匪情的严重性，正如邓小平政委所预料的，占涪陵专区的七县之首。国民党残余部队同反动地主武装相互勾结，开始进行反革命的反扑。首先向我们四个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开火。在1950年1月22日至1月28日的8天里，全县多股土匪同时向我四个区公署进攻，使我们损失惨重：二区区委书记刘祝山和四区区委崔福堂等七人牺牲了；县大队的一个班计14人在战斗中牺牲了；三区干部原地打游击，但与县里夫去了联系；其他三个区的干部凡是活着的已经回了县城。这样，我们四个区的派出机关有三个已经不存在了。
    当时，我和叶绳书记肩负着党的重托和彭水人民的命运，沉着应付来犯之敌。采取了如下紧急措施：首先，通电川东区党委和川东军区领导，报急求援。其次，将县大队指战员和原彭水中队老战士以及知青训练班的毕业生集中起来，通报匪情。告诉他们，敌我斗争已发展到你死我活的绝境，正是考验我们革命坚决性的时候。号召大家同心同德，拿起武器，同来犯之敌血战到底。并将200多人实行新老搭配，兵干结合，布防守城力量。其三，遵照邓小平政委面示，将冒充“地下党”的庹平游击队解除了武装，以除城内隐患。
    我们有了充分准备，就不害怕土匪来攻打彭水县城。
    2月11日拂晓，真的“狼来了”。在伪专员庹贡廷的统率下，集中了大大小小的十来股武装土匪1000多人，还哄骗了近千群众（抢盐巴），声势浩大的围攻县城。我们有效地坚持着守卫阵地。土匪冲上来一批，被我们打倒一批。这样反复冲杀多次，敌我双方仍对峙状态。就在这个生死关头，由川东军区派来的107团赶到了彭水，立即投入战斗，对围城的土匪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使土匪的布阵全部乱了套。战斗到当天下午，将所有围城土匪全部击退。此役击毙土匪10O多人；生俘300多人（其中大部分受骗农民当即教育释放），缴获长短枪20O多支。这一战役，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暂告一阶段。在这战役中，我军牺牲连长、排长各一名，班长和战士各两名。
    对于我们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上级党组织及时派来援兵107团，使我们度过了生死难关；又保住了彭水的人民政权。
    2月15日，按上级指示，决定107团留驻彭水剿匪。指定由县长、县委书记、团长、团政委、团参谋长等5人组合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彭水剿匪指挥部，统一领导彭水的剿匪斗争。我以剿匪指挥长的身份，率领部队经常是翻山越岭，长途奔袭，大大小小几十股土匪均被我们一口一口地吃掉了。1950年7月18日，在桑拓围剿“川黔湘鄂边区救国军”，其头头是土匪司令陈铨之妻张笑凤（代司令）和谢建安副司令，有400余人。同他们打了七天七夜。在我们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下，他们终于爬出了山洞，缴械投降。
    这是我们八个月来所进行的歼灭股匪战斗中，最后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战役。
    7月下旬，伪专员庹贡廷被我们邻县酉阳县政府就地镇法。总之，通过八个月剿匪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是“你不打，他就不倒”的。同时，也体会到“枪杆子里边出政权”这一伟大真理。
    （四）开展清匪反霸和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
    在剿匪斗争取得基本胜利之后，又开展了清匪反霸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两大群众运动。在彭水县委领导下，我以彭水县人民法庭庭长的名义，依法审判了各类反革命分子计1500多名，实行了严厉制裁，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
    （五）开展减租退押运动。
    继清匪反霸运动之后，又开展了减租退押的运动。经过这一运动，农民阶级觉悟大为提高，农民的生活也有所改善。建立了保一乡一区一县的农协会组织。
    （六）大张旗鼓地抗美援朝。
    开辟彭水，不能脱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大形势。1951年1月，在彭水县成立了抗美援朝彭水分会，我担任会长。我们组织全县尽最大努力大张旗鼓地开展抗美援朝的宣传活动，动员了1200名青年参军，捐献战斗机一架（代金）。从人力和物力上支援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七）加强民主政权建设。
    1951年1月起，在各区乡开展了建政工作，各区乡产生了新政权和县级的人民代表。七月下旬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我在大会上总结了两个年度的政府工作，并对下半年“四秋”（秋收、秋征、秋耕、秋种）运动，进行了动员和部署；并产生了人大的常设机构。同时，我还被选为出席川东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担任彭水代表团团长。
    （八）在思想教育战线上，坚持了革命路线。
    1950年7月，集中了各级干部，进行整风学习，主要解决革命人生观问题。1950年8月和1951年8月，对彭水中学和12O多个乡村小学的教职员进行整风学习，贯彻党的教改政策，纯洁教师队伍，端正为人民服务的办学方向。
    （九）以会代训，培育上改骨干。
    按中共涪陵地委的工作步骤，于1952年1月，在涪陵专区的七个县，全面开展土改运动。为此，于9月1日至3日，召开了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先进分子的评比和表彰大会；10月办了两期农会积极分子（300多人）训练班，以培养上改运动的骨干分子。这两次集会与训练班，都是为迎接1952年开展土改运动所做的组织准备。
    1951年12月23日，接到涪陵地委的书面通知，调我去北京学习。我把工作移交给县农会主任吴秉均同志后，于1952年1月初到北京，到中央政法干校报到，参加干校第一期第一班（县市长班）。学习了1年零3个月，毕业后留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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