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读《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8-9-1 14:07:51

宋永毅：从另立中心到输出革命——读《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

〔《明镜月刊》编者按：本文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资深馆员宋永毅教授爲其主编的《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一书所写的序言，授权本刊全文刊登。该书由国史出版社出版。部分小标题为本刊编辑所加。〕

本书收录的79篇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和指示，大都是在文革中流行的由红卫兵编印的形形色色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中所没有的；即便在文革中的机密级的中央文件里，也大都没有包括、或没有全部包括这些毛泽东的讲话。之所以如此，我想大概是两个原因：其一是这些文件大都与中共的对外关系有关，似乎和一般的研究者感兴趣的类似反右、大饥荒和文革等政治运动关系不大，这样研究者们就没有下功夫去搜集；其二是这些文件其实涵盖了中共外交活动重要轨迹，而中共对其外事工作档案的的保密程度，一般都在其政治运动之上，这也就增加了资料搜集的难度。

最近，我们有幸从世界各地的顶尖大学图书馆的特藏部门找到这批珍贵的中共外事机密档案，便立即决定编撰出版，以飨广大读者。

在国际共运中另立中心的初心

在探索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文革的原因时，已经有不少学者指出：和苏联共产党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从而成为斯大林之后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是其潜藏的野心之一。这一点，在这些新发现的毛讲话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本书所收的1957年毛泽东两次会见波兰共产党领袖哥穆尔卡的谈话，就显示了毛在这方面的起步。

1957年11月2～21日，毛泽东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参加了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的一系列活动，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这两次会议统称为“莫斯科会议”）。因为苏联的某些不当做法，波兰共产党领袖哥穆尔卡等人对会议有极大的意见。而毛泽东借“做工作”为名，在私下表示同意哥穆尔卡的主张，从而也正泄露了毛另立中心的初心。

1960年代中苏两党正式分裂，在毛泽东组织的著名“九评”（苏共的修正主义路线）中，把分裂的起源归咎于苏共“提出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无理要求”。我们一直被中共官方的宣传告知，是赫鲁晓夫强行要求中国建立“联合舰队”来控制中国。但是在本书首次披露的毛泽东在1958年7-8月和赫鲁晓夫的四次秘密会见的记录中，我们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首先，赫鲁晓夫当面否认有任何建立“联合舰队”的企图，认定是不懂军事的苏联大使尤金的误传。另外，赫鲁晓夫又在谈话中明确指出：苏联的真实提议是帮助中国造潜艇，在战时联合作战。而这，又是为中苏军事同盟条约所涵盖的。其实，真正了解中苏交往史的人都知道，在苏联领导人中，赫鲁晓夫对华提供的援助最多，水平也最高。斯大林援华时提供的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用过的陈旧军火，赫鲁晓夫上台后提供的则是现役的各种常规武器的生产技术。共产中国刚建立起的军工企业，在苏联专家帮助指导下，用苏联提供的设备仿制生产出56式枪械、歼-5战斗机、带“5”字头的各种火炮、59式坦克等主要装备，这些都达到或接近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苏联对华的“两弹”（导弹、核弹）项目援助，主要是帮助中国建设了最早的原子反应堆、浓缩铀工厂、核燃料棒工厂、铀矿和核试验基地，提供了P-2型导弹样品。后因苏联怕毛泽东在核武器上冒险，于1960年7月中断了“两弹”方面的援助并撤走专家。不过中国在此前得到了一些核武器制造设备和许多技术援助，还是大大节省了研制时间。苏联撤退专家后留下的核工厂“半拉子工程”，毕竟比自己白手起家要好得多。中国能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完成“两弹一星”，苏联早期的帮助也有着重要作用。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在中苏两党之间，是谁更希望国际共运的分裂？如果我们读一下1965年2月12日苏联总理柯西金和毛泽东的绝密会见记录就水落石出了。柯西金当年之所以率团秘密访问中国，主要是想在赫鲁晓夫下台后重新建立中苏两党的关系，以利于援越反美。从谈话的记录来看，柯西金是有诚意的，他提议中苏两党先停止公开论战。但是毛泽东当时已经造成了国际共运的分裂，在全世界一百个左右的共产党中，中共已经成功地分裂出了三十多个拥护毛的所谓的“马列”政党派别。因此当时的毛正洋洋自得于他已经建立的另一个国际共运的新山寨中心，并沉浸于自己被奉为“世界革命伟大领袖”的春梦里。他一口回绝了柯西金的提议，说“要停止公开论战，我就不赞成。晓得哪一年才停止呀？我们跟罗马尼亚讲25年。因为有许多问题大概要用公开论战的方式来搞清楚。后来有人说不行，要停止公开论战，还不能支持所谓派别活动。我们就提高了价钱，我说，要一万年，看来少了不行”。为此，柯毛之间就有了面对面的交锋。哪怕是从这份中方的记录里也可以看出，柯西金彬彬有礼且言之有理，毛泽东等人却气急败坏且蛮横无理。比如，在谈到和平和战争问题，毛泽东等人攻击苏共的反对世界性战争的和平政策时，柯西金立刻引用了毛泽东自己反对世界大战的话进行了反驳：“在你的讲话中有这样一个矛盾：一个方面你说了十年、十五年不打仗就好了。”“在座的中国同志绝不会有一个人说他是拥护世界大战的。因此要尽一切力量避免战争。”

毛泽东“反修”的动机

再如，在回答毛泽东指责苏联对越南“对南越的支持太少”时，柯西金回答说：“我们给南越的援助是就我们的可能。如果我们有可能的话，我们给南越的援助可以超过现在的一百倍，现在没有这种可能。这些问题具体谈也谈不下去，不过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好比美国人现在轰炸，轰炸的不是南越，而是轰炸北越，我们现在在这个地区，并没有集中我们的军事力量，我们并没有空军，我们不能派我们的空军去轰炸南越，只有你们才有这种可能。可是你们没有这样做呀，因为你们是考虑到某种形势，才没有这样做呀。你们有可能，你们可以去炸越南嘛。但是你们并不认为有必要去进行这种打击嘛。为什么呢？这些原因，可能你们更清楚。而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到你们的这种想法，我们不能这样指责你们说，他们轰炸北越，你们为什么不去轰炸南越呀？我们不能这样指责你们。你们有空军，我们有导弹，你们有部队，你们有海军，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因为你们有些考虑，而我们认为这些考虑是正确的，我们尊重你们这些考虑。因为你们考虑到这些情况，这些情况你们的理解比我们好，我们不能指责你们在南越不跟帝国主义斗争，没有打击美帝国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柯西金当时带来了一个军事上的提议，要求中共允许苏联空军使用中越边境的机场来反击美国对北越的轰炸，但为毛泽东一口回绝了。因此，面对柯西金的反诘毛无言辩驳，只能扯开话题，说了句“南越人民他们自己会打仗，他们比我们打得好。南越人民他们自己会把帝国主义赶走的”空话。

在这份两万多字谈话记录里，还表现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联合国等国际事务缺乏扎实的了解，仅依靠流言来指责苏共。其一是周恩来指责苏联在联合国投票赞成出兵刚果，结果杀了卢蒙巴；二是周恩来说是中国出钱替阿尔及利亚买下了四架苏联飞机在支持刚果革命派。不料柯西金作为总理，正好都亲自处理过这两件事，便立刻澄清了事实。最后连毛泽东都不得不对柯西金说：“看来你总是打胜仗的，周恩来总是打败仗的。”

无论是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会见，还是和柯西金的会谈，这些档案都历来被列为“绝密”。恐怕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读者看了这五、六万字的记录，会对毛泽东等人所谓“反修”的动机产生莫大的疑问吧？！

向全世界输出革命的典范

如果毛泽东对国际共运的分裂仅仅停留在和苏共论战的嘴炮上，那他也就不会发动文革了，因为文革的终极目的之一便是“发动世界革命”，“打倒帝修反”。在毛泽东看来，世界革命的高潮正在到来，他既然在国际共运中已经成功地另立了一个毛主义的中心，下一步当然是要像列宁当年利用“第三国际”那样，向全世界输出革命。因为中共有限的国力和影响，这一输出革命的范围和恶果主要还是在和中国毗邻的一些亚洲和东南亚国家。

提到毛主义的输出革命的典范和灾难，首屈一指的当然是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柬共在中共巨额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下，在不到十年之内，由一支数十人的乌合之众壮大成有数十万兵马的正规军队，并在1975年4月17日占领首都金边，夺取了政权。波尔布特在毛泽东的赞许与鼓励下，在柬埔寨推行了一条比中国文化大革命更为极左的路线。他要在柬埔寨进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社会主义实践”。消灭富人，片面追求平均；消灭城市，迁出居民下乡务农；毁掉家具、电视、冰箱、汽车等等“奢侈”物品；以革命性的名称更改街名；解体家庭，成立男、女劳动队强制劳动；改造知识分子，如不能脱胎换骨，就从肉体上予以消灭。波尔布特为了实现“思想革命化”，还割断了文化的历史继承性，提出要破除一切旧思想，原有的学校都被取消。根据国际社会的一般估计，在红色高棉执政的三年八个月里，因为强制迁移、粮食饥荒、政治清算等原因，大约有200万柬埔寨人非正常死亡，占了当时柬埔寨总人口的1/3左右。1997年开始，柬埔寨政府成立了审判红色高棉委员会，该小组由300多人组成，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在法律及司法架构下，以战争罪、群体灭绝罪及反人类罪起诉及审判仍活着的红色高棉领导人。

有关中共和红色高棉的关系，本书第一次披露了“毛泽东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代表团乔森潘团长和英萨利副团长的谈话（1974年4月2日）”和“毛泽东主席会见柬埔寨共产党中央书记波尔布特谈话记录（1975年6月21日下午）”的档案全文。从这些绝密的文本中可以看到，红色高棉的革命实践完全是毛主义的结果，波尔布特明确地对毛泽东说：“我们很荣幸今天能到这里向毛主席致敬。我们一贯很尊敬毛主席，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你的著作指导了我们的革命，直至我们取得了全国的胜利。今天我们能在这里亲自会见毛主席，毛主席同我们谈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带战略性的问题。今后我们一定要遵照你的话去做。”而毛泽东也对他的学生红色高棉的血腥革命大为赞赏：“你们的作战、WAR（战争）、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统一战线，我不谈了。（指邓小平）我赞成他的。他说你们是正确的。……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由此可见，毛泽东及其输出革命的政策，是红色高棉所犯下的的战争罪、群体灭绝罪及反人类罪的幕后黑手。

援越是输出革命的另一典范

另一个毛主义的输出革命的典范，应当是上世纪中叶的越南战争（1955年－1975年）。越战的本质，为受美国等民主主义阵营国家支持的南越（越南共和国）对抗受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支持的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又称越共）的战争，发生在冷战时期的越南（主战场）、老挝、柬埔寨，是二战以后美国参战人数最多、影响最为深远的战争。毛泽东及中共是越共用武力统一南北越最大的支持者之一。中国共向越南提供的各种援助总额为203.6845亿元（人民币）。中共还直接派兵入越参与后勤保障和作战，至1968年3月止，先后入越的部队，计32万余人，最高年份为17万余人。在军事援助方面，优先保证越南的需要，中方可谓竭尽全力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军队的装备，很多大型武器，供应给越南的比补充给中国军队自己的还多，比如中国共向越南提供了122毫米榴弹炮280门，57毫米高射炮960门，各型迫击炮2.02万门。而1961-1972年的11年间，人民解放军以上几种装备仅分别增加了约200门、2000余门和1.7万门。再如，许多新型装备研制成功后中国军队没有配备使用，就优先大量向越南提供，比如1968年之前中国生产63式电台3000余部，其中绝大多数支援越南南方，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试用。本书中“毛泽东主席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0月5日）”、“毛泽东主席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谈话记录（1968年11月17日）”和“毛泽东主席接见越共第一书记黎笋谈话记录（1970年5月11日）”中，越共领导人一再提到中共援助的打美国坦克非常有效的“四〇火箭筒”，也属于优先装备越共的武器。

在整个越战中，大约两百万军人伤亡，其中包括美军5万多人，南越军人25万人左右，越共军队170万人左右。1976年7月2日，北越正式将南越吞并。之后100－250万南越公民被送进劳改营，估计有16.5万名犯人死亡，还有10万到20万南越公民被处决。据美国学者估计，在被赶到“新经济区”从事艰苦劳动的一百万南越公民中有五万人死于苦役。据联合国难民署数字，有20万到40万越南船民（其中大都为华裔）死于逃亡的海上。

出尔反尔的外交政策

毛泽东的输出革命的战略和政策当然不会止步于柬埔寨和越南两国，在本书的毛泽东外交会见和谈话的对象，有洋洋数十国之多的亲中的马列政党。其中不少，还是在最早承认中共政权的友好邻国中。但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毛泽东照样输出革命，在那里发动颠复合法政府的武装斗争。

缅甸政府于1950年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中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1954年周恩来访问缅甸时，同吴努总理一同发表的联合公报中首次宣布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强调不干涉他国内政时又明确说“革命是不能输出的”。但是从本书中“毛泽东主席接见缅共柯生（德钦巴登顶）等谈话记录（1967年11月26日）”和“毛泽东主席在发表缅共武装斗争20周年的声明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1968年3月29日）”等档案中可以看到，其实中共对自己对缅甸政府的承诺一直阳奉阴违。在中共的武器弹药、粮食人员的大力援助下，缅共武装曾一度建立了上万军队和上百万人的根据地。受文革的影响，缅共也在党内大搞路线斗争，成立“红卫兵执法队”,批斗并杀害不同派系的干部。毛泽东对缅共的极左路线大力支持，1967年还允许缅共第一副主席德钦巴登顶在北京的群众集会中亮相，《人民日报》还刊登了他的文章《缅甸的蒋介石—奈温军人政府必败！人民必胜！》。

因为承袭中共的种种文革政策，缅共不断分裂，最后败亡于内斗和叛变。而1971年以后毛泽东为了和缅甸奈温政府搞好关系，又对缅共出尔反尔，大大削减了对缅共的援助，结果使残存的缅共游击队以贩毒为生，真可谓“毒害无穷”。

应当指出的是：从为北京援助的红色游击队沦落为毒枭、或以绑架暗杀为生的恐怖组织，缅共并不是唯一的一家。为国际社会熟知的还有菲律宾的毛共“人民军”，哥伦比亚的人民解放军，秘鲁共产党的左派“光辉道路”等。“光辉道路”的头目古兹曼于1967、1968年左右在北京受训，除了学习使用炸药和使用武器，更重要的是领会毛泽东的武装斗争思想。

毒害无穷的武装斗争

除了缅共，在文革中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海外著名马列政党还有马来西亚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马共的遭遇也是另一个兴于中共、败于中共的典范。上世纪六十年代，马共原本已经计划放弃武装斗争，走和平斗争道路，但在中共劝说下重拾武装斗争。据时任马共总书记陈平回忆，1961年7月，毛泽东通过邓小平要他重启武装斗争。在中国大力输出革命之下，1968年6月1日，马共中央发表《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英勇前进》的指示，向国内外宣布重启武装斗争。1969年，“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在中共的帮助下在湖南建立开播，以汉语普通话、马来语、英语等宣传马共革命。同年，马共游击队发展到1600余人。1972年马共修改党章，将毛泽东思想列为指导思想，宣称坚持“乡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本书收集了“毛泽东主席在《关于马来西亚共产党中央委托我党将其有关国际共运的声明转交其他左派党的请示》上的批示（1965年3月10日）”，“毛泽东会见马共领导人洪韬（陈平）、裴文、文凯和外国专家柯弗兰、爱德乐、艾泼斯坦谈话记录（1965年3月19日）”，“毛泽东主席在《关于处理马共主席穆沙要求发表文章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1968年8月13日）”和“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谈话记录（1974年5月29日）”等档案文献，都可以见证毛泽东等人当年在马来西亚的输出革命。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共要搞经济开放，于是就停止了对马共的支持。1980年12月，还是同一个邓小平亲自与陈平会面，要求马共关闭中国境内的广播电台。1981年6月30日，位于中国湖南的马共“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关闭，大势已去、无力回天的马共，不久便如鸟兽散了。只是苦了马共的原书记陈平，马来西亚政府不准他回国，中共也不愿意收留，最后他只能客死他乡（泰国）。

在本书中还有一篇“毛泽东主席接见印共左派大吉岭县委第二批学习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3日）”。1967年4月,印度西孟加拉邦大吉岭县纳萨尔巴里地区爆发了一场农民武装运动，印度官方和媒体根据事发地点而将这种农村武装斗争的组织和派别统称为纳萨尔主义或纳萨尔派，也有的将其称为左派极端主义。纳萨尔巴里武装斗争爆发后很快就得到了各地的响应。其实，这场武装叛乱背后是有中共的大力支持的。文革中的中共公然培训那里的毛主义的极端分子对印度政府进行暴力颠复。在上述的档案文献中，毛泽东就承认他们“有计划地一批一批地”、至少培训了“三批”极端分子在北京“昌平军事学校”学习“爆破技术和制造手榴弹”，以及“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建立根据地”等。其结果是“过去不晓得怎么组织游击队，到了中国，在昌平学了两个月，学习怎么组织游击队。回去后，……正在开训练班。”1967年7月5日处于文革高潮中的《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印度的春雷》，公开支持大吉岭地区印共的武装叛乱。

在本书披露的另一份机密档案“毛泽东主席会见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侯赛因谈话记录（1968年8月5日）”里，毛泽东还承认中共向印度的叛乱分子提供了充足的军火，每一支枪配备了“二三百发子弹”。印共（马列）在那一地区的武装暴乱一直持续到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据学者统计，仅2004-2007年，他们就制造了6215起暴力事件，造成2617人丧生。这一组织被印度政府定性为“恐怖组织”。

本书密档只是冰山一角

从本书所公布的档案中可以看到：中共的“输出革命”的黑手还伸到了欧洲和大洋洲。对意大利、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波兰等国所谓的“马列主义政党”大举金援，以求实现世界一片红。毛泽东这一急于当“世界革命领袖”的欲望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发现，他们就选中了一个到过中国的名为彼德·贝维（Pieter Bouvé）的荷兰特工，让他来扮演毛派积极分子。1968年，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Partij Van Nederland）在荷兰成立，彼德·贝维化名为克里斯·彼得森（Chris Petersen），当了该党总书记，执行“愚型儿计划”，以此刺探中国的情报。于是，成就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世纪大骗局，让中共从头到尾蒙在鼓里。一直到了2004年，整个骗局才被揭露。彼德·贝维不费吹灰之力就获知不少当时共产国家尤其是中国高层内幕和人事变动，为BVD和CIA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一线情报。而另一方面，中共有关单位向彼德·贝维同志提供了很多“革命经费”。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非常非常贫乏，但为了世界革命，每次彼德·贝维访问中国时都不会让他空手而归。据资料他从中国总共拿走超过一百万英镑。在本书中有一份题名为“毛泽东主席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的批示（1970年12月6日）”的档案，就印证了毛泽东当年是如何急切地渴望集拢一批异邦小兄弟，寻找和培养国际共运的新战友的心态。毛在这个批示中说：

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

换句话说，这些“马列”党是否真的坚信马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国际朋友、战友们肯为“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背书捧场。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们，总是为这些国际小兄弟们不远万里前来朝拜而喜出望外，他们在拜谒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同时，都能收到为数不等的“革命支票”。这当然更激励来自全球各国真真假假的“马列”们。

毛主义及其输出革命的政策对世界和当今中国的影响都是一个有趣也有意义的课题。我相信，本书所披露的几十份机密档案，不过是冰山之一角。但是，它们已经有力地揭露了毛主义的残暴、虚伪和荒唐。我相信在未来随着更多的档案资料的披露，我们对其沉重的黑幕一定会有更详细和更清楚的了解和认识。

2018年6月6日　于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

—— 原载: 《明镜月刊》

http://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08187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8-9-1 14:13:35

有人为毛泽东辩解说，他对中共许多政治迫害并不知情，是受了野心家投机商蒙蔽，但本书白纸黑字，证明他是无可置疑的第一祸首，在对外宾介绍中国国情时，不仅对昔日政敌，而且对有大功于己的盟友部下，态度都十分狠毒——难怪这些讲话要高度保密

　　老高按：前篇转载宋永毅教授为《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一书所写的序言，应该附上该书的篇目，却忘了。今天补上。
　　这些篇目中，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柯西金、与朝鲜金日成、与越南多位领导人的谈话，信息量比较大，可供解读的内容较多；与尼克松的谈话，虽然事先声称要谈谈哲学，但实际上务虚务实两不见。通过毛与外宾的谈话，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毛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天下观和外交上合纵连横战略及运用手法，而且在这些谈话中，他要对外国人介绍和解释中国国内形势和任务——对与中国关系密切一点的，他也就介绍得详细、深入；与中国关系疏远一点的，他也就介绍得简略、敷衍了事。曾经有人为毛泽东辩解说，他对中共许多政治迫害并不知情，是受了一些野心家、投机商蒙蔽，但本书白纸黑字，证明他是无可置疑的第一祸首。在对外宾的介绍中，不仅对昔日的政敌（如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张国焘等人），而且对曾经有大功于己者（如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林彪、罗瑞卿等人），都用词十分狠毒。而毛提到众多所谓“民主人士”时口气之轻蔑、之毒辣，暴露出他狭隘的内心、狂妄的性格（也表明他们实际地位的卑贱屈辱）——难怪这些讲话要高度保密，绝不能泄露出去。
　　尽管毛泽东与众多外宾所谈的内容，早已成了明日黄花，但这些文字对于研究者来说，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我前天提到了一个对毛的印象：居然很有欲望对各国外宾表现自己对英语很不陌生！毛泽东令我吃惊的另一点是：常有人认为，毛泽东成天捧读线装书（《资治通鉴》他就看了十七遍），反复精读中国老祖宗厚黑学，这当然不假，但他的好奇求知的兴趣颇广，对时事并不隔膜，外国历史方面的知识面也还不算太窄——让我有点出乎意外！
　　有朋友询问此书的出版信息，拷贝如下。但此书一如过去明镜的电子书，编辑制作完毕后，是交给电子书发行公司发行，是否已经上市，我并不了解。

　　书名：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
　　主编：宋永毅
　　出版：国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高伐林
　　ISBN：978-1-63032-789-7

　　《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目录

　　毛泽东主席会见印度驻华大使尼赫鲁谈话记录（1955年12月8日）
　　毛泽东主席同长征、艾地在宴会上谈话纪要（1956年3月14日）
　　毛泽东接见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24日）
　　毛泽东主席同哥穆尔卡的谈话记录（1957年11月15日）
　　波兰代表团拜会毛主席谈话记录（1957年11月20日）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第一次谈话记录（1958年7月31日）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第二次谈话记录（1958年8月1日）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第三次谈话记录（1958年8月2日）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第四次谈话记录（1958年8月3日）
　　毛泽东主席在《关于公开发表福斯特同志来信的请示》上的批示和复信（1959年1月11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4年10月7日）
　　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等同过境我国的苏联总理柯西金谈话记录（1965年2月12日）
　　毛泽东主席在《关于马来西亚共产党中央委託我党将其有关国际共运的声明转交其他左派党的请示》上的批示（1965年3月10日）
　　毛泽东会见马共领导人洪韬、裴文、文凯和外国专家柯弗兰、爱德乐、艾泼斯坦谈话记录（1965年3月19日）
　　毛泽东接见法国事务部长马尔罗时的谈话（1965年8月3日）
　　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联合公报（草稿）》的修改（1966年3月）
　　毛泽东主席接见日共代表团宫本显治等第二次谈话记录（1966年3月29日）
　　毛泽东主席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6年5月5日）
　　毛泽东主席同胡志明主席谈话记录（1966年6月10日）
　　毛泽东主席接见波共杨力谈话记录（1966年12月21日）
　　毛泽东主席接见马共总书记陈平等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毛泽东主席接见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毛泽东主席在《桑穆加塔桑就发表主席内部谈话问题给李敦白的一封信》上的批示（1967年8月14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0月5日）
　　毛泽东在《关于同印共左派米斯拉联繫问题的请示》上的批示（1967年11月17日）
　　毛泽东主席接见缅共柯生（德钦巴登顶）等谈话记录（1967年11月26日）
　　毛泽东主席接见老挝人民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1月30日）
　　毛泽东主席对安斋库治等人关于日本革命道路问题的意见的批示（1967年12月1日）
　　毛泽东主席接见印共左派大吉岭县委第二批学习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3日）
　　毛泽东主席对我党中央就缅共武装斗争20周年给缅共中央的贺电草稿的修改（1968年3月26日）
　　毛泽东主席在发表缅共武装斗争20周年的声明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1968年3月29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几内亚、马里联合友好访华代表团谈话记录（1968年5月24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尼泊尔副首相比斯塔谈话记录（1966年5月28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谈话记录（1968年6月21日）
　　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澳共（马）主席希尔同志访华问题的请示》上的批示（1968年6月28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侯赛因谈话记录（1968年8月5日）
　　毛泽东主席在《关于处理马共主席穆沙要求发表文章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1968年8月13日）
　　毛主席接见意共（马列）代表团谈话记录（1968年8月13日）
　　毛泽东主席在康生就搜集资本主义国家国会选举的材料给主席的报告上的批示（1968年8月13日）
　　毛泽东主席同巴卢库谈话记录（1968年10月1日）
　　毛主席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8年10月5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谈话记录（1968年11月17日）
　　毛主席会见澳共（马列）希尔谈话记录（1968年11月28日）
　　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新共拟派代表团来华会谈问题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1968年12月19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几内亚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1969年2月28日）
　　毛泽东主席在巴拉圭共产党总书记克雷依特等给我党中央的三封信上的批示（1970年1月12日）
　　毛泽东主席接见越共第一书记黎笋谈话记录（1970年5月11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谈话记录（1970年6月27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凯山等谈话记录（1970年7月15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朝鲜军事代表团谈话记录（1970年7月29日）
　　毛泽东主席在《关于“苏共十九大拥护者”要求我发表该组织的两个信件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1970年9月22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日）
　　毛泽东主席接见伊朗左派革命组织代表的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日）
　　毛泽东主席第一次会见金日成首相的谈话（1970年10月8日）
　　毛泽东主席第二次会见金日成首相的谈话（1970年10月10日）
　　毛泽东主席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的批示（1970年12月6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齐奥塞斯库谈话记录节选（1971年6月3日）
　　毛泽东会见奈温谈话记录节选（1971年8月7日）
　　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谈话（1972年2月21日）
　　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谈话记录节选（1972年6月28日）
　　毛泽东会见法国外长舒曼谈话节选（1972年7月10日）
　　毛泽东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谈话记录节选（1972年9月27日）
　　毛泽东主席在《柯生同志同杨光、王仁谈话情况的报告》上的批示（1972年11月、12月）
　　毛泽东会见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谈话记录节选（1973年1月13日）
　　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博士的谈话（1973年2月17日）
　　毛泽东会见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的谈话（1973年4月20日）
　　毛泽东会见黎笋、范文同谈话记录节选（1973年6月5日）
　　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谈话（1973年6月22日）
　　毛泽东会见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恩古瓦比的谈话（1973年7月29日）
　　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谈话就节选（1973年9月12日）
　　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谈话记录节选（1973年11月2日）
　　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的谈话（1973年11月12日）
　　毛泽东会见贊比亚总统卡翁达和夫人的谈话（1974年2月22日）
　　毛泽东会见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谈话记录节选（1974年2月25日）
　　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谈话（1974年3月25日）
　　毛泽东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代表团乔森潘团长和英萨利副团长的谈话（1974年4月2日）
　　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谈话记录节选（1974年5月25日）
　　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谈话记录（1974年5月29日）
　　毛泽东会见李政道教授谈话记录节选（1974年5月30日）
　　毛泽东主席指示要点（1974年9-12月）
　　毛泽东同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的谈话（1974年10月20日）
　　毛泽东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威廉斯的谈话（1974年11月6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朝鲜劳动党部书记、共和国主席金日成谈话记录（1975年4月18日）
　　毛泽东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谈话（1975年5月3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柬埔寨共产党中央书记波尔布特谈话记录（1975年6月21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谈话记录（1976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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