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中国社科院『前身』学部文革简史 ——为『文革』爆发五十年而作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8-8-29 15:06:23

【说明】这一简史，只是在学部文革中从本人角度撰写的、不完整的历史。文中加上了我本人当时的感受，并不符合“历史记述”的规范，但也许有助于减少叙述的沉重。因为半个世纪过去了，还没有人写这一历史，取名《简史》，可以引发一些过去的同事，与我一样，奋笔疾书，共同拼凑出五十年前学部文革的历史。

学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于一九七七年，所谓『学部』，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简称。文革前，科学院有许多学部，除了哲学社会科学部外，还有数理化学部、地学部、生物学部等。哲学社会科学部下有许多研究所，如哲学所、历史所、近代史所、考古所、文学所、外国文学所、法学所、民族所、语言所、学术资料室、政治部、《新建设》杂志社等，全学部有一千七百人。当时，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所以，学部也设立了政治部。

早于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的起点可以追溯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这一天，汪东兴代替杨尚昆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然而在一九六六年的《五•一六通知》发出前，文革还只是在报刊上进行大批判，批《海瑞罢官》作者吴晗、批三家村，全国上下，还没有一个单位贴大字报批判本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谈起文化大革命第一张大字报，通常会想到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中说，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文化大革命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实际上，文革第一张大字报是在学部贴出的。一九六六年，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是郭沫若，学部党委书记是关山复，政治部主任是杨述。
    在聂元梓贴出大字报前二天，一九六六年的五月二十三日，在学部一号楼的走廊里，《哲学研究》编辑部的林聿时和吴传启在康生的授意下，贴出了批判杨述《青春漫语》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大字报。接着，学部大楼的走廊内外的墙上、学部大院许多地方贴出了数十、数百张批判杨述、关山复等学部党委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贴出聂元梓的大字报前，学部大楼墙内墙外已布满了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是从全国报刊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开始，接着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学部的文革就是从林聿时和吴传启批判杨述的《青春漫语》开始的。
    杨述是作家韦君宜的丈夫，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杨述出身于淮安县的商人兼地主，父亲早亡，他受三十年代革命文学的影响，很早参加了共产党，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在他影响下也都参加了革命。抗战初期，杨述的母亲『毁家纾难』，把家里带出来的细软变卖做了共产党的活动经费，开办了一个战时出版社，出版发行书刊。出版社楼上是活动据点——星芒社。母亲的家则是共产党的地下机关，四川省委扩大会议在那里召开，油印机密文件由他的哥哥亲自动手，母亲则担任站岗放哨的差事。母亲兄嫂全都入了党。哥哥后来被捕後被国民党活埋了。文革开始时，杨述是学部政治部主任，他的办公室就在一号楼后面的小红楼里。
    杨述是学部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青春漫语》就是他的『罪证』。到一九六六年六月，学部揪出来的『黑帮分子』，包括所谓『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就有上百人。这些人在大大小小会上受到多次批斗，对第一个揪出来的『黑帮分子』杨述的批斗尤其严重。韦君宜回忆说：『当他已经被造反派挂了黑牌，剃了阴阳头，弄得满头刀痕，被打得遍体鳞伤之后，他回到家来，见到了造他的反的十七岁女儿，还嘱咐道，‘我这次可能被乱棍打死，但是我实在不是反革命，搞革命总有牺牲。我就是死了，翻不过案来，你也一定要永远跟着党走。’』

哲学所文革的通宵会议

    在学部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时，我还在北京郊区农村『滚泥巴』。毛泽东，也可能是康生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到农村去滚一身泥巴』。一九六六年五月下旬，我们研究组（不叫『研究室』）的十多个人，就在北京郊区的通县徐辛庄人民公社『滚泥巴』。我们『滚泥巴』的具体做法是在徐辛庄公社里盖三间像大庆油田那样的『干打垒』房子。五月三十日，我们接到通知，要求我们全体『滚泥巴』的人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当天晚上，我们点亮了一千瓦的电灯，通宵达旦干活，油漆三间即将造好的房子的门窗。晚上油漆是看不清楚的，天亮後，我们发现，门窗上的油漆厚薄不均，十分难看。房子造好，没有住一天，我们就回到了北京。
    当时最早的文革，首先是揭发批判党内走资派，『革』本单位当权派的『命』。哲学所所长是潘梓年，陈冷是副所长。这个潘梓年就是潘汉年的哥哥。五月三十一日下午，我们就在哲学所参加了全所大会。会议从下午开到六月一日天亮。当时，哲学所的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是党支部书记陈冷。近二十小时的会议，主要是揭发陈冷如何不让大家贴大字报，这就被视为对抗文化大革命，为陈冷辩护的人，也受到了猛烈的攻击。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一位叫姓邹的研究人员揭发党小组长于良华紧跟陈冷，劝说人不要贴大字报。于良华对邹说了一些劝说的话，于良华不承认。邹就拿出了两人面对面谈话时手放在桌子下面的记录，这使于良华哑口无言。我从来不知道可以这样暗地里记录别人谈话、并作为证据，这使我非常震惊。整个晚上会议中，大家没有睡意，高潮迭起，到早晨，陈冷就被『斗』垮了，哲学所的全部权力落到了『第一张大字报』作者林聿时和吴传启手中。
    我之所以记住近五十年前的具体时间，主要是那天早晨七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陈冷也同大家一起听广播。陈冷在来哲学所前是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从六月一日起，陈冷与支持他的几个人在一起，都成了『牛鬼蛇神』，每天在大楼走廊和厕所打扫卫生。

吉祥剧院六四夺权大会

    在《人民日报》上大批邓拓的《燕山夜话》时，林聿时、吴传启第一张大字报的矛头，针对的是学部政治部主任杨述写的《青春漫语》。批杨述後，学部大权仍然掌握在党委书记关山复手里。从六月一日林聿时、吴传启夺取了哲学所大权後，他们的目标就是夺取全学部的大权。学部大院到处贴满了批判杨述的大字报。六月四日，学部在王府井吉祥剧院召开批判《青春漫语》大会，会议在几个人发言後,忽然有人冲上主席台抢夺话筒，当场指责坐在主席台上的关山复、刘导生对杨述是『假批判、真包庇』，台下高喊冲击会场者『滚下台』。在《人民日报》号召『反击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的影响下，支持关山复的人被视为『保皇派』。六四大会後几天下来，关山复、杨述和学部副主任刘导生、张友渔就成了『牛鬼蛇神』，被剥夺了全部权力。
    六月四日後，学部建立了文革小组，领导全学部的文化大革命。当时还没有什么红卫兵，学部还没有明显地分裂为两派。在六月、七月，其他研究所的一些年轻人开始起来按哲学所的模式造反，批斗当权派、批判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学部是聚集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专家权威，除了个别人如哲学所所长潘梓年、副所长金岳霖外，几乎都打成了牛鬼蛇神、黑帮。拿文学所来说，所领导何其芳、毛星、研究室主任唐弢、朱寨、余冠英、蔡仪、贾芝、《文学遗产》的陈翔鹤是走资派、三反分子。俞平伯、钱钟书、吴世昌、吴晓玲、孙楷第是反动学术权威。在文学所批斗大会上，何其芳、毛星的头上被套上了厕所里的字纸篓，在所里被批斗之后,这些人头上戴着纸帽子、胸前挂着的黑牌子，由所长何其芳带队在学部大院敲锣打鼓、游街示众。钱钟书戴的是古钱币式的纸帽子。学部大院有文学所、外国文学所、哲学所、历史所、《新建设》杂志社和学部机关等单位，到六月下旬，揪出来的牛鬼蛇神、黑帮分子有一百多人，他们多次站在一号楼後、戴着高帽子接受训话、批斗，我至今还保留着当时一张照片，照片上许多人还能认出。

戚本禹李讷来到了学部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陶铸，向学部派出了以国务院文办主任张际春为首的工作组，成员有中联部的王瑞祺、时代。这个工作组进驻学部后，即与林聿时、吴传启相结合，共同领导学部的运动。
    当时学部有四个研究历史的研究所，一是在学部大院的历史所、二是在东厂胡同的近代史所、三是在王府大街的考古所，还有一个世界历史所。当学部许多研究所的领导垮台後，历史所却没有变化。六月中旬，历史所两个年轻人王恩宇、付崇兰起来反对历史所负责党和行政的领导人郦家驹，这个郦家驹就是今天中国著名演员海青的舅舅。我曾经在一次食堂召开的历史所大会上发言表示支持王恩宇、付崇兰。因为历史所副所长尹达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恩宇、付崇兰被打成反革命，受到隔离审查。我在哲学所既没有受到批评，也没有人赞扬，因为我无足轻重。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关锋、戚本禹、康生的妻子曹轶欧、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到学部，与学部工作组长张际春一起研究传达陈伯达指示和为历史所造反派翻案的问题。关锋、戚本禹在历史所传达陈伯达指示。我到历史所礼堂参加历史所全体大会。我选择第一排边上就坐，看到礼堂讲台上挂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的巨幅画像。我在哲学所和其他地方都没有见过这么多人的像挂在一起，所以，我盯着林彪的像仔细看，我觉得文化大革命是林彪挑起的。对他歌颂毛泽东的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我格格不入。我想，要『造反』，就应当把林彪的像从讲台墙上摘下来，但我没有勇气。
   关锋、戚本禹在历史所礼堂讲话传达陈伯达指示说，历史所领导郦家驹立即停职反省，王恩宇、付崇兰获得释放，切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历史所副所长尹达与历史所的一切联系。自此，王恩宇、付崇兰与林聿时、吴传启一样，成了学部公认的革命左派。王恩宇成了学部文革和联队领导人。我一点也没有为王恩宇、付崇兰感到高兴，回到哲学所，我更加感到文化大革命不可理解了。

跨出反对第一张大字报作者的一步

    七月十八日，在外地巡视的毛泽东回到北京。七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下令撤销工作组，并指出派工作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此后，学部开始批判工作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工作组的结果，使林聿时、吴传启成了『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左派』，完全掌握了学部文革的领导大权。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文化革命的《十六条》公布。当天，《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彭定炎写大字报起来反对林聿时、吴传启，我终于跨出了大胆的一步，我加入了彭定炎的行列，成为最早反对『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作者』的八个人之一。从这一天开始，我发现，我获得了行动的充分自由，我不再参加哲学所文革小组和我所在的『研究组』召开的所有会议，也没有人对我发号施令了。
   我们八个人除了彭定炎和我外，还有赵忠良、郭官义、付乐安、李甦、李敏生、张林珠。我们成立了一个『红旗战斗小组』，作为哲学所的『少数派』，我们也有一间办公室。由于我们八个人，都没有当『头』的想法和能力，大家在一起，会开不起来，总是聊天，连学毛选一套都免除了。上班一会儿，有家的回家，我经常步行到东单、王府井闲逛。
   反吴传启震动了整个学部。学部政治部文革小组的宿炳辰、毕求自，法学研究所文革小组的叶维钧、高崇福，带动他们单位起来『造反』，把目标指向吴传启。历史所王恩宇、付崇兰此时已是学部文革『左派』，支持林聿时、吴传启。从此学部开始形成两大派。我们的『红旗战斗小组』也增加了几个人，其中有徐崇温、柳树滋、杨少春。
   八月中旬，在学部大院临时建起来的『大席蓬』。八月二十六日，在『大席蓬』有几百人参加的一次辩论大会上，我上台讲话，被哲学所的张浩揪着头发拉下台，并轻微受伤。我们一派的人，立即把我送到同仁医院，医生还开了证明，这成了『八·二六事件』。当时，哲学所几个人写了一张揭露我『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贴满了一号楼後面平房的一面墙。最重要的错误言论是，『怎么能说打乒乓赢了，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那输了怎么办？难道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失败？』
   就在我被打的第二天，在林、吴的支持下，学部成立了第一个造反派组织『学部红卫兵联队』，队长是邹永图。反吴派在宿炳辰、毕求自、叶维钧领导下，成立了『学部红卫兵总队』，队长是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戴念祖，文革中，他改名为戴念东。

陶铸的四点指示

   文革中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九六六年的九月十二日至十七日，在学部大院的『大席蓬』内召开了七天辩论大会，『联队』、『总队』两大派一对一发言。哲学所的徐崇温一天中作了八小时发言，就像吴传启列举杨述『三反』言论一样，把吴传启文章中的言论一一列举，说吴传启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大辩论造成了学部文革更大的分裂，两派如同仇敌。
   在文革前，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三人用“撒人兴”（即三人行）的笔名在《新建设》和《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有关哲学史的文章。在文革初期，关锋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反对吴传启当然要小心翼翼地不涉及关锋。『总队』从吴传启的文章中摘录了几百句话，抓住吴传启曾经说过『裤子都赔光了，还有什么政治』之类的话，断言吴传启是『三反分子』。『联队』则坚持认为，吴传启与关锋一样，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攻击吴传启，实质上『老保翻天』，打击文革中首先起来造反的『左派』。
   在辩论会进行的同时，吴传启、林聿时通过关锋，要求陶铸出面保吴传启。九月二十日，陶铸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发出了四点指示，中心内容是肯定吴是『革命左派』，『中央宣传部对他是信任和支持的』，但也指明，群众对吴传启的问题可以辩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抛出陶铸。最先得到内部消息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李冠英等人于十二月十九日贴出批判陶铸的大字报，指控他在文革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样得到内部消息的吴传启、林聿时，指使『红卫兵联队』到中宣部大院贴出『打倒陶铸』的大标语和大字报。而我们一派在宿炳辰、毕求自、叶维钧领导下，不辩文革风向，凭感觉办事，为了与『红卫兵联队』唱反调，到中宣部大院贴出『谁反对陶铸，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十二月二十三日，后来担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秘书长的哲学所周景芳联名五十余人贴出《陶铸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到底站在哪一边？》的大字报，同时动员学部其他研究所也贴出反对陶铸的大字报。在吴传启、林聿时策划下，学部红卫兵联队，与教育部延安公社、北师大井冈山兵团等联合成立了『首都批判陶铸联络委员会』。
   我们一派的人，远比『红卫兵联队』人少，大多数人是行政人员，不会写文章，写大字报也不容易。我学数学物理出身，当时也写不了文章。明明陶铸在九月二十日作出了保吴传启的四点指示，在我们一派贴了『谁反对陶铸，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大标语後，自认理亏，而『红卫兵联队』说，『四点指示』是『陶铸反革命两面派的阴谋』，因为四点指示中有一点是『群众对吴传启的问题可以辩论』，这表明，陶铸明里保吴传启，实际上『支持总队继续整吴传启的黑材料』。

伊林•涤西和联动的启示

   我在大学时代的专业是理论物理，专业下有『专门组』，我进入的『专门组』是基本粒子物理学。我之所以在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後，放弃数学物理，而报考哲学研究生，就是为了用科学来分析研究中国政治。我强烈的信念是，凡是不理解的事物，都可以理解，政治也不例外。看到文革中变动不停的政治，我完全看不清当时发生了什么。我并不关心学部的文化革命，我利用学部分裂为两大派出现的、无人管我是否上班的自由，几乎每天上街，从建国门步行到王府井、天安门、西单，到处搜集各种街头印刷品，包括传单、小报、油印资料。我在一份传单中看到北京十一学校举办联动展览，就跑到十一学校去参观。那次参观搜集到了当时全部联动资料，包括联动创作的许多讽刺江青的诗和顺口溜，以及揭露联动如何『反对中央文革』和打人情况的资料。联动在声明中说『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九六0年前的毛泽东思想』，使我十分惊讶，我从来没有想到毛泽东思想可以分为『六0年前』和『六0年後』两部分。我第一次看到批『专制主义』是在联动的《中央秘字00三号》文件中，该文件宣布『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两个主席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这是我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与专制制度相联系的起点。我自然科学出身，过去怎么会去注意什么『左倾右倾』和『专制制度』呢？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我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见到了一份署名伊林•涤西《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伊林•涤西引用了斯大林《论反对派》一书中许多托洛茨基的话，说林彪的许多言论与托洛茨基差不多。我这时开始知道，可以从历史现象来理解文化革命。第二天，我到王府井和西单新华书店买斯大林的《论反对派》，没有买到。几天後，在科技大学时常去的公主坟新华书店买到了这本书。我在大学时代是不会去读斯大林著作的，也不关心什么苏联历史。在这时，我认真地把《论反对派》一书中托洛茨基许多『极左言论』摘抄在卡片上，锁在『红旗战斗小组』办公室书桌中。当文学所的陈全荣、张大明记载有怀疑中央文革关锋、戚本禹的日记被抄出而遭受毒打时，就在北京开始风传陶铸要倒台的第二天，哲学所文革小组派人就查抄了我们『红旗战斗小组』办公室，我的桌子被人抬走。这一天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我心急如焚，担心我摘抄的『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极左的语录』一旦被人发现，就会成为『反革命』罪证。因为，斯大林批托洛茨基的那些话，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影射林彪。在哲学所同事的帮助下，我到林聿时办公室大吵大闹，终于要回了我的书桌。在文革中，从此就不再记任何笔记。
    随着陶铸垮台，我们一派一些人被看作是『反中央文革』，受到批判，『红旗战斗小组』和学部所有反吴传启的组织被勒令解散，『总队』土崩瓦解。

从北京到广州的大串联

    大串联是文革中的特有现象。就是全国各地的大、中学生在文革初期，离开自己的学校，在全国范围内到处流动的现象。最早的串联是北京学校校际交往，後来，愈来愈多的外地学生到北京串联，接着，北京学生到外地去串联，把北京的『革命火种』传播到外地，不是学生的人也四处串联，或者介入各地的文革，或者到处游逛、看热闹。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八月三十一日，第二次接见了红卫兵，人数有五十万人之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达了有关大串联的文件，自发性的大串联得到了正式肯定。学部不是学校，学部的人认为自己不是学生。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底，中央发出结束串联的通告，到这时学部还没有人离开北京到外地串联。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旬，我们一派因被指控为『反对中央文革』而被摧垮。这时我想到独自一人到广州串联。当时，乘火车已不要票，但有人告诉我，在北京站有学部另一派的人在守候，防止我们一派的人外逃。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傍晚，没有人可以告别，我从建国门外宿舍沿铁路步行到北京站附近，发现到车站附近就无法再沿铁路行走，有铁丝网和围墙隔开。在一处，围墙外地面垫得很高，许多人在翻越围墙，轻易就可以进入站内。我当机立断，跟着几个素不相识的人，进入了火车站。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翻越围墙的行动，我也记住了这一天的日期。
    在火车上，每节车厢超员二、三倍，走道上、茶几上、椅背上都坐满了人，椅子底下、行李架上都躺着人，上厕所只能从椅子靠背的木板上和人的肩膀上踩踏而过，上下火车只能穿越车窗，大家十分友好合作。当我来到广州时，才发现自己举目无亲，好容易找到广东哲学研究所住了下来。因为没有床，只能睡在铺有草垫的水泥地上。
    当我睡着时，有人叫醒了我。原来是我在北京哲学所同一研究组的同事陈一陞，他与我属于『敌对派系』。陈一陞正在广州筹建『首都批判陶铸委员会驻广东联络站』，因为是同事，他对我很客气，但要我明天回北京，接受审查，不能在广州停留。
    我在广州只到越秀公园看了看，就在街道上东逛西逛，搜集传单、小报和各种印刷品，就登上了回北京的火车。临到长沙，我突然决定下车。随便找到湖南省机械局大串联接待处住了下来。我没有地图，对长沙也没有概念，沿街步行，四处流浪。当我在公园里休息时，我拿出钱包数钱。回到湖南省机械局，发现钱包、工作证、粮票全都没有了。我向湖南省机械局接待处，讲明情况，借了钱和粮票，留下了借条，回到了北京。我的借条上留的是真实姓名。回到北京後不久，我就从邮局寄还了钱。
    到北京当天晚上，我被人从建国门外宿舍叫到哲学所办公室。到办公室，在明亮的日光灯下，坐着三、四十人，要我交代问题。在前排的是我原来同一派的几个同事，我记得有打字员杨少春，她对我做鬼脸。我就讲了如何翻越北京站的围墙、在广州遇见陈一陞、在长沙借钱的经历，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我也大笑不止。突然，司机季连亭拿了一瓶墨汁，用毛笔把我的脸全部涂黑。我一点也没有生气，不过停止了狂笑。当时我感到文化革命是一场幻觉，一切不可理解，我的目标就是要弄清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对这件事，我从来没有责怪过季连亭。我毫不计较的做法，使季连亭对我特别友好。多年前，听说他已去世，现在我把他的名字写下来，也算是纪念。
    我到过广州三次，第一次就是一九六七年的大串联。第二次是一九八六年前后，到广州开会，参加了广州市长朱森林的欢迎宴会，唯一留下的印象是，宴会厅的地毯比我见到的所有地毯都要厚，我在地毯上行走摇晃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第三次就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後经广州逃到香港。第一次大串联也是逃亡，时间不过十天，第三次的逃亡已历时二十七年，至今没有结束。

学部文革三大派的形成

    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到四月，反吴的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一次在东单邮局附近的青年艺术剧院召开的全学部批斗大会上，我们一派的头头宿炳辰、毕求自、叶维钧、高崇福等十多人登台接受批斗，我也是其中之一。由于学部文革只有一派，就是林聿时、吴传启和红卫兵联队。学部联队参与了许多北京和全国性的文革活动，『批陶』、『反击二月逆流』，创办了《进军报》。林聿时、吴传启推荐《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周景芳到北京市工作，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担任了革命委员会的秘书长，联队十多个人在周景芳手下分掌北京市的许多部门，包括掌管《北京日报》大权。
    一九六七年一至四月，当时总队已经垮了，学部成了联队的一统天下，但付崇兰开始另起炉灶，联合近代史所张德信、张海鹏，外国文学所吴元迈，经济所吴敬琏、黄范章，宗教所金宜九、黄心川以及其他所对吴传启、林聿时不满的部分人，成立了『革命大批判指挥部』（简称『大批部』），决心与林聿时、吴传启对着干。吴敬琏当年就是『革命大批判指挥部』的创建人之一和专案组组长。三十年後，『革命大批判指挥部』的这些创建人都成了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文学、宗教等领域的专家或权威。
    潘梓年是学部副主任、哲学所所长，他是潘汉年的哥哥。潘梓年当时已年迈，没有参加运动，由于他受到林聿时、吴传启保护，大批部为了与林聿时、吴传启划清界限，就竭力打击他，学部大院里贴满了《揪出反共老手潘梓年》之类的大字报。潘梓年是《新华日报》创建人，为共产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在文革学部三大派的斗争中，他在七十四岁的高龄，被送往江苏太湖的一个小岛上躲藏，结果被抓获，没有任何罪状就关进了监狱，一九七二年四月十日在狱中病逝。
   在我被批斗後，没有人管我，联队的人也不要我参加他们的会议和活动，成了名副其实的『逍遥派』。我仍然在北京市内到处搜集文革资料，向一位研究美学的、名叫郭拓的人不断借书看。郭拓有几百本内部发行的书，从这时开始，我才开始从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开始读《世界通史》、《第三帝国兴亡》、《新阶级》、《赫鲁晓夫言论集》和几十本『灰皮书』。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王力在外交部的讲话後，发生了火烧北京的英国代办处事件。毛泽东下令将王力、关锋逮捕监禁。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立即出来大骂王力、关锋是隐藏在中央文革内部的『小爬虫』和『变色龙』。由于王、关被端出来，学部与其有密切联系的以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为首的红卫兵联队一派就垮了台。吴传启、潘梓年、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等被北京卫戍区收监，联队在各所的头头全都被隔离审查。几天之内，学部形势大变，红卫兵总队复活了，在学部一号楼有了连通的大办公室。
   学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至今没有出版过一部《学部文革史》。当年在学部的人现在都进入老年，钱钟书夫人杨绛在外国文学所工作，现年一百0五岁。我写学部文革简史，学部几派与北京天派地派的联系，没有写入。学部一些研究所发生的大事，如民族所洪涛的『一·一五』统战部档案事件，近代史所沈元事件，潘梓年的所谓『叛徒』问题，清查五·一六的一些个人专案，当时道听途说，现在许多都模糊不清了。这里就没有写入，相反，这部《简史》中加进了我本人的一些经历和感受。严格地说，这一简史，只是在学部文革中从本人角度撰写的、不完整的历史。文中加上了我本人当时的感受，并不符合“历史记述”的规范，但也许有助于减少叙述的沉重。因为半个世纪过去了，还没有人写这一历史，取名《简史》，可以引发一些过去的同事，与我一样，奋笔疾书，共同拼凑出五十年前学部文革的历史。
   文化大革命中，学部一千七百人，除了『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逍遥派』外，分为三大派——联队、总队和『大批部』。除了这三大组织外，也有一些不被人重视的小组织，如李肇星的同学与好友、外国文学所郑土生，为了捍卫『红太阳』，成立了一个『卫三红』组织，当年我多次见到他拖着长长的大字报一人去张贴。他刚刚贴好大字报，就被人用红笔写上『畏三红』三个大字。郑土生充满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文革中他全心全意捍卫『红太阳』，说他『畏三红』，真是冤枉了他。
    林聿时、吴传启是学部、也是全中国文革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学部三大派在对林聿时、吴传启和中央文革成员关锋、戚本禹的态度上存在根本分歧。不过，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来看，这种分歧没有多大意义，每一派都是毛泽东操纵下、有局部自主性的傀儡，毛泽东还利用这种自主性，挑动群众斗群众，用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实行『群众专政』。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成了掌握无限权力的帝王，他的权力远超过秦始皇、朱元璋。
    学部红卫兵中没有学生，除了个别年轻的工人外，其余的都是中青年，最小的也有二十岁。大多数人并没有参加什么红卫兵，但按当时派别倾向来分，往往说自己属于红卫兵联队、总队或『大批部』。被打成黑帮、牛鬼蛇神的人，和一些不投入运动的人，不属于任何组织。像当年三十多岁的李泽厚，被人看不起，大多数时间属于逍遥派。
   一九六七年九月联队瓦解後，总队成了学部最大的组织，但戚本禹支持的大批部依然存在，许多联队成员加入了大批部。一九六八年二月，戚本禹倒台，学部革命大批判指挥部的头头傅崇兰也被关了起来，大批部随之土崩瓦解。红卫兵总队掌握了学部文革的领导权。
   陶铸的四点指示、陶铸的垮台、一九六七年九月关锋下台、一九六八年戚本禹下台，每一次大变化，都引起学部文革中一些人『站队』的变动。凡是紧跟『中央』走的人，总要不停地『站队』。陶铸的四点指示一下达，一些人就从『反吴』变为『保吴』。一九六七年一月，陶铸突然垮台。从『反吴』变为『保吴』的人不知如何使好。一些人今天站在这一派，明天站到另一派，后天发觉又错了。所以，学部文革初期流行一句话：『贴不完的大字报,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

文革历史资料的搜集

    『站不完的队，流不完的泪』只是学部文革中少数人的感觉，被打倒的『牛鬼蛇神』没有站队问题，对文革不闻不问的逍遥派，也不存在站队问题。我在文革中虽然明确『站』了『队』，但并不怎样关心发生在身边的学部文革，我关心的是怎样理解发生在整个中国的文革。文革初期，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刘长林告诉我，美国的一位记者约翰•里德，经历了俄国十月革命，写了一本《震撼世界的十天》书。当时把十月革命视为划时代事件。我至今也没有读过《震撼世界的十天》，但当我知道一个大事件的亲历者，可以写一本书时，在文革初期，我心中就种下了写一部有关文革这样大事件书的种子。
   要写一部《文革史》谈何容易。文革结束後不久，我与刘长林、李惠国、栾文华等人就合写了一本记述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书——《四五运动纪实》，一九七九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终于在一九八六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发行了一百万册以上，出版了英文、日文版，书的主要作者并不是我，而是社科院医务室医生高皋，她从一九七九年开始利用每天下班後时间写这本书，我参与了修改和增补资料工作，书的部分原始资料是我在文革中搜集起来的。高皋在写《文革十年史》时，我则在写《首脑论》一书。
我特别注意搜集反对文革的资料。当时如果自己在笔记本中摘抄别人反对或攻击文革的话，如果被同事发现，就会有麻烦。但如果是油印的或铅印的资料，其中附着反对或攻击文革的原文，一个人保存这些资料就没有任何危险。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开始，我搜集到《伊林•涤西致林彪的一封公开信》、有关李洪山、易振亚、北京航空学院批中央文革、中国科技大学“虎山行”的大字报、发言和讲话油印稿、谭力夫讲稿、遇罗克的《出身论》、《四一四思潮必胜》、湖南『省无联』组织的《中国向何处去》等资料。我搜集了许多遇罗克资料，但在一九七八年秋天，被《光明日报》的一位编辑借去，说是给遇罗克妹妹看，当时没有复印机，这些资料从此就借而拒还，遗憾的是，有关遇罗克的情况就没有更多写进《文革十年史》。

学部和其他单位油印的首长讲话和大字报选编，我也搜集了很多。一九六六年十月後，在王府井与长安街的交叉口，是小报、传单发行场所，北京许多单位在这里散发批判刘少奇的资料，有多种版本，只有少数很厚的《资料汇编》收几分至一毛钱。
   一九六六年到六七年，我在哲学所办公室住了很长时间，当时，很多材料、书籍堆在书架上。徐懋庸是哲学所研究员，平时见他很少说话，当我在办公室中读到《徐懋庸右派言论汇集》时，我大吃一惊，没有想到他的言论比所有文革中的所有黑帮还要厉害，我愈读愈觉得他说得对。这使我感到，不知道为什么人不能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我还读到许多内部发行的《赫鲁晓夫言论集》、《托洛茨基言论集》和考茨基、卢森堡著作。这使过去只懂自然科学的我大开眼界，使我决心为弄清文革和中国发生的变化而不断搜集资料、不断学习新的知识。


清查『五·一六』

   一九六七年九月後，随着王力、关锋垮台、红卫兵联队瓦解，红卫兵总队和大批判指挥部分掌学部文革大权。总队与北京市许多学校和单位互相交换资料，从十一月份开始，我与外国文学所邵明瑞在学部创办了一份《长城报》，半个月到一个月出版一期，主要发表总队的资料和报道总队的消息，《长城报》这时也收到许多外单位的交换资料，这样，我就不需要到街头上搜集文革资料了。我的编辑方针是，《长城报》集中批判王力、关锋和林聿时、吴传启，办到第四期，我担心这样下去，就有可能暴露我『反极左』的政治倾向而成为『反革命』，为此离开了《长城报》。《长城报》由邵明瑞主编，而我直接与外单位一些交换站的人联系，以取得文革资料。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经过毛泽东审阅的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文末有一段毛泽东所加但是与该文本身毫无关系的话：『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文章发表时，学部联队正在瓦解中，学部就开始进行清查五•一六运动。联队和后来的大批部的主要头头，差不多都受到了隔离审查和大小会的批斗。大批部成员孟祥才回忆说：『这期间，我多次在历史所全体工作人员的大会上接受批斗。还有一次，总队在教育部礼堂(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郑王府)召开全学部工作人员参加的大会，批斗我们这一派的头头。我与近代史所的张德信、张海鹏、曹振中及语言所的蔡富有等都上台亮相接受批斗。送给张海鹏和我的头衔是戚(本禹)二班坏头头、王关戚的黑笔杆子。我们站在台上，脱帽、低头、弯腰，倾听发言人声讨我们的所谓罪行。』学部实际上没有五•一六组织，这是一个冤假错案。文革结束後，胡耀邦翻了文革中的除了五•一六以外的所有『冤假错案』。现在，五•一六案仍然没有翻过来。
我对五·一六的了解比学部所有人的了解多得多。在一九六八年，在三里河国家经委大楼有一个文革资料交换站，我常去交换资料，认识了北京大学、北京医学院一些朋友。因为学部多派之间争夺不息，学部和哲学所没有任何人管我做什么。有一段时期，我独自一人住在哪里，帮助交换站工作，因此，我得到了很多资料。我还常到北京站附近农口一个单位的资料交换站去。正是在那里，我看到了几十份『首都红卫兵5•16兵团』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手抄件。其中有《揪出二月黑風的总后台》、《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将革命进行到底——纪念十六条发表一周年》，每一篇文章后面的署名『首都红卫兵5•16兵团』中的『1』字都画成一个『火炬』。在学部和全国大规模清查五•一六时，我确信，除了张建旗那个有『火炬』的『五•一六』外，学部和全国的五•一六组织根本就不存在。文革后期的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是毛泽东在实现了他清除刘少奇势力後，对文革初期按毛泽东指示投入文革的造反派的大规模的镇压和迫害。（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上册393-401页《清查所谓『五·一六』》，香港潮流出版社，1990年）
   一九六八年底，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部，我在文革高潮中的自由就结束了。所有人都集中住在学部办公室，每天听军号起床，每天都要学毛泽东著作、早请示晚汇报。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九大，五月初，我又想办法以取得摆脱开会的某种自由，我向军宣队提出编辑一本《马恩列斯毛论战争与革命》语录，因为我属于学部总队，我的提议很快就的到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批准，在外国文学所大楼里，宣传队专门为我领导的『战争与革命语录组』腾出了两间办公室，由我负责从各研究所挑人参加『战争与革命语录』的摘录和编辑，我挑选了五、六个人，其中有後来成为社科院副院长的汝信、历史所所长的林甘泉。我们办公室里有全套马恩列斯著作和毛选、世界史、战争史方面的多种著作。我如饥似渴地读世界史，当时，我读到马丁•路德在一五一七年在教堂门上贴的也是大字报时，我豁然开朗，觉得文革中的现象也是可以看清的。我把这一看法写进了《文革十年史》的前言中：『在宗教改革中，人们凭借《圣经》来反对教会，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凭借《语录》来攻击党政机构。』『宗教改革把历史推向前进，而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拉向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我的世界史知识正是在这时期开始积累起来的。
    一九六九年夏天，正是学部大规模清查五•一六的时候。我每天几次从我们语录组办公室到学部大院四处散步，除了休息时间外，学部大院的人都在学习毛选或批斗五•一六，看不到其他人在大院走动。在每天上班後不久的、宁静的学部大院中，我听到的是楼房办公室里传出的语录声、慷慨激昂的发言声和军宣队的训话声，我独自一人慢慢散步，庆幸自己有不受束缚的时光，因为，在全学部范围内，也许只有我领导的小小语录编辑组内没有学毛选等形式，也没有任何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语录编好後，汝信、林甘泉等人就回原单位了。我找来了学部《新建设》杂志的郝明和外国文学所邵明瑞等人，一起做语录联系印刷和发行工作，我们这时就更自由自在，游离于学部激烈的清查运动外，直到一九七0年夏天才下干校，才结束了这种自由自在的小环境。


信阳明港五七干校

    一九六八年底，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部，学部三大派独立活动的时代宣告结束，而大多数人仍然认同自己的派别。学部全体人员，除了金岳霖个别几个人外，所有老干部、老专家都集中在办公室里，睡在垫着草席的水泥地上。这时，研究室改编为连、排、班，每天听军号声而起身，集中出操，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吃忆苦思甜饭，进行大规模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学部文革初期的『造反派』成了清查的对象。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按照毛泽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最高指示，借林彪发布战备一号令之机,学部统统被赶到河南信阳地区五七干校。一同被驱赶下干校的,包括像俞平伯、钱钟书、何其芳、蔡仪、贺麟那样的老弱病残，随同干部一道前往的,还有他们的家属与小孩。杨绛的《干校六记》记述的就是学部在河南的五七干校。
    『人性并未泯灭，乌云镶着金边』，这是杨绛《干校六记》中的话。杨绛说的干校，就是学部在河南息县和信阳明港的五七干校。
   学部五七干校在河南息县的一片低洼的荒地中，开始时，我们住在农民腾出的空房中，少则五、六人，多则一、二十人住在一起，有的全家到干校的，一家住一户农民家。一个研究所的人分散在几个村庄中。晴天，我们步行七、八里路到地里劳动，下雨天，大家在床边学习毛选和开会。学部到干校的人很多，分散在息县大大小小许多村庄中，干校的总部设在东岳公社。
    河南农村的茅屋土房和一望无际的原野充满了中原地区的田园风光，然而，一到下雨，沿着池塘边的泥泞小道，还不得不走到食堂吃饭。杨绛在《干校六记》中写道：『在息县上过干校的，谁也忘不了息县的雨——灰梦蒙的雨，笼罩人间；满地泥浆，连屋里的地也潮湿得想变浆。尽管泥路上经太阳晒干的车辙象刀刃一样坚硬，害我们走得脚底起泡，一下雨就全化成烂泥，滑得站不住脚，走路拄着拐杖也难免滑倒。我们寄居各村老乡家，走到厨房吃饭，常有人滚成泥团子。吃完饭，还得踩着烂泥，一滑一跌到井边去洗腕。回村路上如果打破了热水瓶，更是无法弥补的祸事，因为当地买不到。』就是晴天，常常传出有一些老研究员傍晚从田间回家，漆黑一团，走错了路，跑到邻村去的事。文学所的红学家俞平伯全家到干校，从北京带了许多箱煤球，到集市买虾、买高粱秆，也成为当时干校的话题。俞平伯在集市上买青虾时，询问农民多少钱一只。当地孩子知道俞平伯是反动学术权威後，就跑到他家门前大喊『打倒反动学术权威』，俞平伯则拿北京带来的糖果解围。俞平伯从集市买的有甜味的高粱秆插在家门口做篱笆，也被附近小孩毫不留情地一一拔光吃光。
    在学部，许多闻名全国的专家，受到批斗，但在干校，多少还受到同事之间出于同情心的照顾，在菜园、厨房里工作就算比较轻松。哲学所的西方哲学史专家杨一之，受照顾让他养鸡，最後剩了一只，『杨一之』就成了『养一只』。而年轻人下地劳动，毫不轻松。不久，干校开始自己在一大片空地上盖房子。这样，所有年轻人就被分配做砖坯、烧石灰、做木工、瓦工等各种各样的工作。经过一年多时间，学部干校几百人就盖好了许多排平房，我们就从农民家搬进了自己盖的房子中居住。
    学部干校居住分散，需要从外单位调进几位医生。我妻子高皋在贵州毕节县清水铺医院当医生。我知道这一消息後，在一天从农田到住地的食堂来回走了四趟三十里路後，在傍晚又步行了十多里，来到设在东岳公社的干校总部，见到了军宣队的一位副政委李志民，向他要求调动我妻子来学部干校。当我从东岳公社回到村子时，已近深夜十二时了。而有幸的是，贵州省毕节县的一位领导人是文学所朱寨的哥哥。经过多次艰难曲折的努力。我妻子终于调到了学部干校。
    一九七一年早春，房子盖好不久，学部干校由息县迁往明港解放军的营房。原因是，在这之前，经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和《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在明港，不再劳动，而开始进行清查五•一六运动。解放军营房很大，每一栋连通的大房子可以住百余人。几乎天天开会，听解放军宣传队（军宣队）训话。不开会时，大家坐在床边的马扎上看书。规定要读毛选，但许多人在毛选下放一本其他书。李泽厚看康德著作，当时就被发现，幸而没有带来多大麻烦。我常常与一些老专家在营房外的马路上散步。温锡增是希腊哲学专家，他一次又一次与我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学部，大字报上揭发林聿时提倡『政治斗争三原则』——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要结成死党、要善于引导对方犯错误。一九六七年我编辑《长城报》时，请文学所刘士杰为这『三原则』写一篇评论文章，刊登在《长城报》第二期上。在明港干校，有一次，我与温锡增谈『政治斗争三原则』时，温锡增说，这种东西早就有了，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就有类似的说法。在当时正在清查五•一六的大环境中，我听温锡增讲话，感到万分惊讶。在这时，我还不知道马基雅维利，不知道政治还有『学说史』，不知道政治学还是一门学科。在干校与温锡增谈话，是我后来决心研究政治学的开端。
清查五•一六运动进行得非常激烈，明港干校因清查运动就有几个人自杀，自杀後草草埋葬，第二天一早，尸体的衣服就被当地老乡剥下拿走。语言研究所有一人说『学部没有五•一六』，就受到猛烈批判。
   与我同一研究所的周景芳因出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秘书长而被捕，他的妻子宣燕音也在哲学所。宣燕音独自一人在明港的池塘边想自杀被人发现。当我听到这样消息时，对政治的残酷感同身受。总的来说，在军宣队的压力下，学部知识分子只有少数人积极投入运动，许多人都是应付和消极的，对被整的人用各种细微的方式表示同情。杨绛在《干校六记》中说：『许多革命群众，甚至管教人员，虽然随着指挥棒也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挥拳怒吼，实际不过是一群披着狼皮的羊。』杨绛不是五•一六分子，但这话也适用于干校期间的运动。所以，杨绛说：『我从自己卑微屈辱的‘牛鬼’境遇出发，对外小心观察，细细体味，一句小声的问候，一个善意的‘鬼脸’，同情的眼神，宽松的管教，委婉的措辞，含蓄的批语，都是信号。我惊喜地发现：人性并未泯灭，乌云镶着金边。』
    在明港的清查运动进行了不到半年，因林彪九•一三事件而有所缓和。一九七一年九月下旬，老革命出身而研究美学的郭拓，对我说，中央出了很大的大事，不得了啊!他要我猜，我说，很大的大事只能是林彪出问题了。他并不感到我这么说有什么惊奇。郭拓的思想早就越出干校的清查运动，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范围。当听到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记要》说毛泽东是秦始皇时，我已确信，中国名为“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专制帝国。这进一步增强了我放弃哲学，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决心。
    一九七二年四月，学部干校撤销，全体人员回到了北京。在我们回到北京後不久，学部在息县建造的上百间房子，因为地势低洼，又无人居住，被周围的农民自发自动地全部拆光了。也许在一个被贫穷包围的大环境中，一个孤立的良好的建筑和设施，如果没有新的动力支撑它，世界上总是存在一种『均一化』力量，使它消失得无影无踪。
    五七干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的乌托邦空想。一九六六年时的毛泽东，头脑中经常还有种种改造人类社会的空想出现。他一个批示，就要求人民付出巨大代价去实现它。解放军总後勤部写了一篇《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看到这一报告後，大笔一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被称作五七指示。毛泽东在信中说:『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除了打仗外，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毛泽东要求工人、农民、学生都这样，不过，工人以工为主、农民以农为主、学生以学为主，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封信中用了『文化革命』四个字，九天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通过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接着，造反、夺权、红卫兵、红海洋、文斗、武斗遍及全国，毛泽东也不提自己的五七指示。各地各单位的两大派、三大派的斗争，使毛泽东觉得失去控制。为此，毛泽东用军管或派出解放军宣传队、工人宣传队的办法来稳住局面。五七干校通常由军宣队带领机关干部到农村办的名为学校的农场。仅中共中央、国务院系统所属的单位，就创办了一百0六所五七干校，把十四万名干部和小部分人的家属送到了农村。到五七干校在全国普遍推行的时候，毛泽东改造社会的空想就成了控制人民的一种手段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摧残文化的『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场个人崇拜、强化皇权和企图建立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大灾难。
    一九七二年春，全学部下放干校的人都回到了北京，这时已经搜集不到街头文革资料了，但有仍不断有复写的和油印资料在小范围流传，如一些手抄小说、批林批孔资料、李一哲大字报。到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爆发，又有大量的文革资料出现。我经常在晚上八、九点钟，凭着长安街上的灯光，在王府井口和东单邮局一带抄写大字报和诗词。《告别》那首诗，就是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晚上九点钟、在天安门清场前半个小时在纪念碑上抄下来的，写入了香港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下册第813页中。
    当学部所有人都从明港回到北京後，军宣队仍然控制着学部。在『批林批孔』运动前，各所还继续进行清查五·一六运动。回北京後，学部的活动都以各研究所为单位，没有文革初期那样的全学部事件了，在这一《简史》中，不再多谈，这里从简从略。这篇文章是在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四十周年的今天一天中，利用过去已写好的、分散的文字，加工而成的。写得太长了，读者也累了。


五十年来中国的变与不变

    文革爆发到现在已经有五十年了，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毛泽东认定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林彪『九·一三』事件，为了弥补文革初期的过激做法，毛泽东在文革后期重新让邓小平主政。毛泽东死後，华国锋逮捕了毛泽东的遗孀江青，结束了十年文革。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因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翻案，掌握了最高权力。接着，否定文革，在经济领域中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
   文革五十年後的中国，沿着邓小平的道路前进，中国已经成了不同于现代欧美国家的、受马克思谴责的『老资本主义』国家，两极分化程度比今天欧美国家严重，而在政治制度上，依然没有民主法治，民众的权利不受保障。为争夺最高权力，依然与文革时代一样残酷无情。毛泽东『九大』确定的『皇位继承人』林彪，居然在『九大』两年後就逃离中国、死于非命。而毛泽东的遗孀被判重刑，自杀身亡。邓小平上台，废除了两位他亲定的『继承人』。毛泽东晚年的『天安门事件』使邓小平重新掌权，而面对同样性质的第二次『天安门事件』，邓小平竟然采取了远比毛泽东晚年更残暴的镇压手段，动用机枪坦克屠杀和平抗议的学生和民众。胡锦涛登上皇位，大权旁落，江泽民像『太上皇』一样操纵朝廷。周永康、令计划的贪赃枉法超出和绅百倍。就是访民层出不穷，本身也是『王朝政治现象』，地方总管，也集中了行政司法大权，各霸一方。访民北京告状与层出不穷的街头抗议，不过是舒解民怨的两种不同方式。
   学部文革从吴传启等贴大字报反对杨述开始。后来。杨述也到了学部在河南的干校，我们从干校回到北京後的六年中，杨述成了一个真正的访民。韦君宜说：『他成天写申诉信、控告信，复写、重抄，到处去送，自己寄，托人送，还打听到门路，到国务院门口树林子里等信访处的人出来，送给这个组织那个组织，一切领导都告到了。但无论怎么申诉，都等于石沉大海，而他却总不死心，还是跑，还是打听。几时又开组织工作会议了，关于划敌我做结论的杠杠又有什么改变了，他便拿自己去和那些杠杠进行核对，然后再写信，说明自己够不上杠杠。所有这些，足足进行了六年！六年来，一次一次的失望，一次一次又重新点燃起希望，然后又摧毁。』就是这样的一个『忠于党』的杨述，到四人帮倒台後的一九七八年，那时，学部已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杨述已经得了脑血栓，社会科学院给他的结论是『维持原有结论。』（2016-4-5）

                                                              中国社科院『前身』学部文革简史全文完

                                                                                      （2018/02/06 发表）

             出处：博讯严家祺博客

http://zhanlve.org/?p=4431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8-8-29 15:46:12

中国社科院『前身』学部文革简史

——为『文革』爆发五十年而作

严家祺

【说明】这一简史，只是在学部文革中从本人角度撰写的、不完整的历史。文中加上了我本人当时的感受，并不符合“历史记述”的规范，但也许有助于减少叙述的沉重。因为半个世纪过去了，还没有人写这一历史，取名《简史》，可以引发一些过去的同事，与我一样，奋笔疾书，共同拼凑出五十年前学部文革的历史。

学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于一九七七年，所谓『学部』，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简称。文革前，科学院有许多学部，除了哲学社会科学部外，还有数理化学部、地学部、生物学部等。哲学社会科学部下有许多研究所，如哲学所、历史所、近代史所、考古所、文学所、外国文学所、法学所、民族所、语言所、学术资料室、政治部、《新建设》杂志社等，全学部有一千七百人。当时，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所以，学部也设立了政治部。

早于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的起点可以追溯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这一天，汪东兴代替杨尚昆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然而在一九六六年的《五•一六通知》发出前，文革还只是在报刊上进行大批判，批《海瑞罢官》作者吴晗、批三家村，全国上下，还没有一个单位贴大字报批判本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谈起文化大革命第一张大字报，通常会想到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中说，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文化大革命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实际上，文革第一张大字报是在学部贴出的。一九六六年，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是郭沫若，学部党委书记是关山复，政治部主任是杨述。
在聂元梓贴出大字报前二天，一九六六年的五月二十三日，在学部一号楼的走廊里，《哲学研究》编辑部的林聿时和吴传启在康生的授意下，贴出了批判杨述《青春漫语》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大字报。接着，学部大楼的走廊内外的墙上、学部大院许多地方贴出了数十、数百张批判杨述、关山复等学部党委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贴出聂元梓的大字报前，学部大楼墙内墙外已布满了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是从全国报刊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开始，接着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学部的文革就是从林聿时和吴传启批判杨述的《青春漫语》开始的。
杨述是作家韦君宜的丈夫，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杨述出身于淮安县的商人兼地主，父亲早亡，他受三十年代革命文学的影响，很早参加了共产党，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在他影响下也都参加了革命。抗战初期，杨述的母亲『毁家纾难』，把家里带出来的细软变卖做了共产党的活动经费，开办了一个战时出版社，出版发行书刊。出版社楼上是活动据点——星芒社。母亲的家则是共产党的地下机关，四川省委扩大会议在那里召开，油印机密文件由他的哥哥亲自动手，母亲则担任站岗放哨的差事。母亲兄嫂全都入了党。哥哥后来被捕後被国民党活埋了。文革开始时，杨述是学部政治部主任，他的办公室就在一号楼后面的小红楼里。
杨述是学部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青春漫语》就是他的『罪证』。到一九六六年六月，学部揪出来的『黑帮分子』，包括所谓『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就有上百人。这些人在大大小小会上受到多次批斗，对第一个揪出来的『黑帮分子』杨述的批斗尤其严重。韦君宜回忆说：『当他已经被造反派挂了黑牌，剃了阴阳头，弄得满头刀痕，被打得遍体鳞伤之后，他回到家来，见到了造他的反的十七岁女儿，还嘱咐道，‘我这次可能被乱棍打死，但是我实在不是反革命，搞革命总有牺牲。我就是死了，翻不过案来，你也一定要永远跟着党走。’』

哲学所文革的通宵会议

在学部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时，我还在北京郊区农村『滚泥巴』。毛泽东，也可能是康生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到农村去滚一身泥巴』。一九六六年五月下旬，我们研究组（不叫『研究室』）的十多个人，就在北京郊区的通县徐辛庄人民公社『滚泥巴』。我们『滚泥巴』的具体做法是在徐辛庄公社里盖三间像大庆油田那样的『干打垒』房子。五月三十日，我们接到通知，要求我们全体『滚泥巴』的人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当天晚上，我们点亮了一千瓦的电灯，通宵达旦干活，油漆三间即将造好的房子的门窗。晚上油漆是看不清楚的，天亮後，我们发现，门窗上的油漆厚薄不均，十分难看。房子造好，没有住一天，我们就回到了北京。
当时最早的文革，首先是揭发批判党内走资派，『革』本单位当权派的『命』。哲学所所长是潘梓年，陈冷是副所长。这个潘梓年就是潘汉年的哥哥。五月三十一日下午，我们就在哲学所参加了全所大会。会议从下午开到六月一日天亮。当时，哲学所的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是党支部书记陈冷。近二十小时的会议，主要是揭发陈冷如何不让大家贴大字报，这就被视为对抗文化大革命，为陈冷辩护的人，也受到了猛烈的攻击。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一位叫姓邹的研究人员揭发党小组长于良华紧跟陈冷，劝说人不要贴大字报。于良华对邹说了一些劝说的话，于良华不承认。邹就拿出了两人面对面谈话时手放在桌子下面的记录，这使于良华哑口无言。我从来不知道可以这样暗地里记录别人谈话、并作为证据，这使我非常震惊。整个晚上会议中，大家没有睡意，高潮迭起，到早晨，陈冷就被『斗』垮了，哲学所的全部权力落到了『第一张大字报』作者林聿时和吴传启手中。
我之所以记住近五十年前的具体时间，主要是那天早晨七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陈冷也同大家一起听广播。陈冷在来哲学所前是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从六月一日起，陈冷与支持他的几个人在一起，都成了『牛鬼蛇神』，每天在大楼走廊和厕所打扫卫生。

吉祥剧院六四夺权大会

在《人民日报》上大批邓拓的《燕山夜话》时，林聿时、吴传启第一张大字报的矛头，针对的是学部政治部主任杨述写的《青春漫语》。批杨述後，学部大权仍然掌握在党委书记关山复手里。从六月一日林聿时、吴传启夺取了哲学所大权後，他们的目标就是夺取全学部的大权。学部大院到处贴满了批判杨述的大字报。六月四日，学部在王府井吉祥剧院召开批判《青春漫语》大会，会议在几个人发言後,忽然有人冲上主席台抢夺话筒，当场指责坐在主席台上的关山复、刘导生对杨述是『假批判、真包庇』，台下高喊冲击会场者『滚下台』。在《人民日报》号召『反击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的影响下，支持关山复的人被视为『保皇派』。六四大会後几天下来，关山复、杨述和学部副主任刘导生、张友渔就成了『牛鬼蛇神』，被剥夺了全部权力。
六月四日後，学部建立了文革小组，领导全学部的文化大革命。当时还没有什么红卫兵，学部还没有明显地分裂为两派。在六月、七月，其他研究所的一些年轻人开始起来按哲学所的模式造反，批斗当权派、批判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学部是聚集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专家权威，除了个别人如哲学所所长潘梓年、副所长金岳霖外，几乎都打成了牛鬼蛇神、黑帮。拿文学所来说，所领导何其芳、毛星、研究室主任唐弢、朱寨、余冠英、蔡仪、贾芝、《文学遗产》的陈翔鹤是走资派、三反分子。俞平伯、钱钟书、吴世昌、吴晓玲、孙楷第是反动学术权威。在文学所批斗大会上，何其芳、毛星的头上被套上了厕所里的字纸篓，在所里被批斗之后,这些人头上戴着纸帽子、胸前挂着的黑牌子，由所长何其芳带队在学部大院敲锣打鼓、游街示众。钱钟书戴的是古钱币式的纸帽子。学部大院有文学所、外国文学所、哲学所、历史所、《新建设》杂志社和学部机关等单位，到六月下旬，揪出来的牛鬼蛇神、黑帮分子有一百多人，他们多次站在一号楼後、戴着高帽子接受训话、批斗，我至今还保留着当时一张照片，照片上许多人还能认出。

【图】1966年7月学部文化大革命

戚本禹李讷来到了学部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陶铸，向学部派出了以国务院文办主任张际春为首的工作组，成员有中联部的王瑞祺、时代。这个工作组进驻学部后，即与林聿时、吴传启相结合，共同领导学部的运动。
当时学部有四个研究历史的研究所，一是在学部大院的历史所、二是在东厂胡同的近代史所、三是在王府大街的考古所，还有一个世界历史所。当学部许多研究所的领导垮台後，历史所却没有变化。六月中旬，历史所两个年轻人王恩宇、付崇兰起来反对历史所负责党和行政的领导人郦家驹，这个郦家驹就是今天中国著名演员海青的舅舅。我曾经在一次食堂召开的历史所大会上发言表示支持王恩宇、付崇兰。因为历史所副所长尹达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恩宇、付崇兰被打成反革命，受到隔离审查。我在哲学所既没有受到批评，也没有人赞扬，因为我无足轻重。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关锋、戚本禹、康生的妻子曹轶欧、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到学部，与学部工作组长张际春一起研究传达陈伯达指示和为历史所造反派翻案的问题。关锋、戚本禹在历史所传达陈伯达指示。我到历史所礼堂参加历史所全体大会。我选择第一排边上就坐，看到礼堂讲台上挂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的巨幅画像。我在哲学所和其他地方都没有见过这么多人的像挂在一起，所以，我盯着林彪的像仔细看，我觉得文化大革命是林彪挑起的。对他歌颂毛泽东的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我格格不入。我想，要『造反』，就应当把林彪的像从讲台墙上摘下来，但我没有勇气。
关锋、戚本禹在历史所礼堂讲话传达陈伯达指示说，历史所领导郦家驹立即停职反省，王恩宇、付崇兰获得释放，切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历史所副所长尹达与历史所的一切联系。自此，王恩宇、付崇兰与林聿时、吴传启一样，成了学部公认的革命左派。王恩宇成了学部文革和联队领导人。我一点也没有为王恩宇、付崇兰感到高兴，回到哲学所，我更加感到文化大革命不可理解了。

跨出反对第一张大字报作者的一步

七月十八日，在外地巡视的毛泽东回到北京。七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下令撤销工作组，并指出派工作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此后，学部开始批判工作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工作组的结果，使林聿时、吴传启成了『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左派』，完全掌握了学部文革的领导大权。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文化革命的《十六条》公布。当天，《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彭定炎写大字报起来反对林聿时、吴传启，我终于跨出了大胆的一步，我加入了彭定炎的行列，成为最早反对『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作者』的八个人之一。从这一天开始，我发现，我获得了行动的充分自由，我不再参加哲学所文革小组和我所在的『研究组』召开的所有会议，也没有人对我发号施令了。
我们八个人除了彭定炎和我外，还有赵忠良、郭官义、付乐安、李甦、李敏生、张林珠。我们成立了一个『红旗战斗小组』，作为哲学所的『少数派』，我们也有一间办公室。由于我们八个人，都没有当『头』的想法和能力，大家在一起，会开不起来，总是聊天，连学毛选一套都免除了。上班一会儿，有家的回家，我经常步行到东单、王府井闲逛。
反吴传启震动了整个学部。学部政治部文革小组的宿炳辰、毕求自，法学研究所文革小组的叶维钧、高崇福，带动他们单位起来『造反』，把目标指向吴传启。历史所王恩宇、付崇兰此时已是学部文革『左派』，支持林聿时、吴传启。从此学部开始形成两大派。我们的『红旗战斗小组』也增加了几个人，其中有徐崇温、柳树滋、杨少春。
八月中旬，在学部大院临时建起来的『大席蓬』。八月二十六日，在『大席蓬』有几百人参加的一次辩论大会上，我上台讲话，被哲学所的张浩揪着头发拉下台，并轻微受伤。我们一派的人，立即把我送到同仁医院，医生还开了证明，这成了『八·二六事件』。当时，哲学所几个人写了一张揭露我『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贴满了一号楼後面平房的一面墙。最重要的错误言论是，『怎么能说打乒乓赢了，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那输了怎么办？难道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失败？』
就在我被打的第二天，在林、吴的支持下，学部成立了第一个造反派组织『学部红卫兵联队』，队长是邹永图。反吴派在宿炳辰、毕求自、叶维钧领导下，成立了『学部红卫兵总队』，队长是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戴念祖，文革中，他改名为戴念东。

陶铸的四点指示

文革中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九六六年的九月十二日至十七日，在学部大院的『大席蓬』内召开了七天辩论大会，『联队』、『总队』两大派一对一发言。哲学所的徐崇温一天中作了八小时发言，就像吴传启列举杨述『三反』言论一样，把吴传启文章中的言论一一列举，说吴传启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大辩论造成了学部文革更大的分裂，两派如同仇敌。
在文革前，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三人用“撒人兴”（即三人行）的笔名在《新建设》和《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有关哲学史的文章。在文革初期，关锋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反对吴传启当然要小心翼翼地不涉及关锋。『总队』从吴传启的文章中摘录了几百句话，抓住吴传启曾经说过『裤子都赔光了，还有什么政治』之类的话，断言吴传启是『三反分子』。『联队』则坚持认为，吴传启与关锋一样，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攻击吴传启，实质上『老保翻天』，打击文革中首先起来造反的『左派』。
在辩论会进行的同时，吴传启、林聿时通过关锋，要求陶铸出面保吴传启。九月二十日，陶铸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发出了四点指示，中心内容是肯定吴是『革命左派』，『中央宣传部对他是信任和支持的』，但也指明，群众对吴传启的问题可以辩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抛出陶铸。最先得到内部消息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李冠英等人于十二月十九日贴出批判陶铸的大字报，指控他在文革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样得到内部消息的吴传启、林聿时，指使『红卫兵联队』到中宣部大院贴出『打倒陶铸』的大标语和大字报。而我们一派在宿炳辰、毕求自、叶维钧领导下，不辩文革风向，凭感觉办事，为了与『红卫兵联队』唱反调，到中宣部大院贴出『谁反对陶铸，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十二月二十三日，后来担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秘书长的哲学所周景芳联名五十余人贴出《陶铸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到底站在哪一边？》的大字报，同时动员学部其他研究所也贴出反对陶铸的大字报。在吴传启、林聿时策划下，学部红卫兵联队，与教育部延安公社、北师大井冈山兵团等联合成立了『首都批判陶铸联络委员会』。
我们一派的人，远比『红卫兵联队』人少，大多数人是行政人员，不会写文章，写大字报也不容易。我学数学物理出身，当时也写不了文章。明明陶铸在九月二十日作出了保吴传启的四点指示，在我们一派贴了『谁反对陶铸，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大标语後，自认理亏，而『红卫兵联队』说，『四点指示』是『陶铸反革命两面派的阴谋』，因为四点指示中有一点是『群众对吴传启的问题可以辩论』，这表明，陶铸明里保吴传启，实际上『支持总队继续整吴传启的黑材料』。

伊林•涤西和联动的启示

我在大学时代的专业是理论物理，专业下有『专门组』，我进入的『专门组』是基本粒子物理学。我之所以在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後，放弃数学物理，而报考哲学研究生，就是为了用科学来分析研究中国政治。我强烈的信念是，凡是不理解的事物，都可以理解，政治也不例外。看到文革中变动不停的政治，我完全看不清当时发生了什么。我并不关心学部的文化革命，我利用学部分裂为两大派出现的、无人管我是否上班的自由，几乎每天上街，从建国门步行到王府井、天安门、西单，到处搜集各种街头印刷品，包括传单、小报、油印资料。我在一份传单中看到北京十一学校举办联动展览，就跑到十一学校去参观。那次参观搜集到了当时全部联动资料，包括联动创作的许多讽刺江青的诗和顺口溜，以及揭露联动如何『反对中央文革』和打人情况的资料。联动在声明中说『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九六0年前的毛泽东思想』，使我十分惊讶，我从来没有想到毛泽东思想可以分为『六0年前』和『六0年後』两部分。我第一次看到批『专制主义』是在联动的《中央秘字00三号》文件中，该文件宣布『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两个主席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这是我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与专制制度相联系的起点。我自然科学出身，过去怎么会去注意什么『左倾右倾』和『专制制度』呢？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我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见到了一份署名伊林•涤西《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伊林•涤西引用了斯大林《论反对派》一书中许多托洛茨基的话，说林彪的许多言论与托洛茨基差不多。我这时开始知道，可以从历史现象来理解文化革命。第二天，我到王府井和西单新华书店买斯大林的《论反对派》，没有买到。几天後，在科技大学时常去的公主坟新华书店买到了这本书。我在大学时代是不会去读斯大林著作的，也不关心什么苏联历史。在这时，我认真地把《论反对派》一书中托洛茨基许多『极左言论』摘抄在卡片上，锁在『红旗战斗小组』办公室书桌中。当文学所的陈全荣、张大明记载有怀疑中央文革关锋、戚本禹的日记被抄出而遭受毒打时，就在北京开始风传陶铸要倒台的第二天，哲学所文革小组派人就查抄了我们『红旗战斗小组』办公室，我的桌子被人抬走。这一天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我心急如焚，担心我摘抄的『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极左的语录』一旦被人发现，就会成为『反革命』罪证。因为，斯大林批托洛茨基的那些话，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影射林彪。在哲学所同事的帮助下，我到林聿时办公室大吵大闹，终于要回了我的书桌。在文革中，从此就不再记任何笔记。
随着陶铸垮台，我们一派一些人被看作是『反中央文革』，受到批判，『红旗战斗小组』和学部所有反吴传启的组织被勒令解散，『总队』土崩瓦解。

从北京到广州的大串联

大串联是文革中的特有现象。就是全国各地的大、中学生在文革初期，离开自己的学校，在全国范围内到处流动的现象。最早的串联是北京学校校际交往，後来，愈来愈多的外地学生到北京串联，接着，北京学生到外地去串联，把北京的『革命火种』传播到外地，不是学生的人也四处串联，或者介入各地的文革，或者到处游逛、看热闹。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八月三十一日，第二次接见了红卫兵，人数有五十万人之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达了有关大串联的文件，自发性的大串联得到了正式肯定。学部不是学校，学部的人认为自己不是学生。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底，中央发出结束串联的通告，到这时学部还没有人离开北京到外地串联。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旬，我们一派因被指控为『反对中央文革』而被摧垮。这时我想到独自一人到广州串联。当时，乘火车已不要票，但有人告诉我，在北京站有学部另一派的人在守候，防止我们一派的人外逃。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傍晚，没有人可以告别，我从建国门外宿舍沿铁路步行到北京站附近，发现到车站附近就无法再沿铁路行走，有铁丝网和围墙隔开。在一处，围墙外地面垫得很高，许多人在翻越围墙，轻易就可以进入站内。我当机立断，跟着几个素不相识的人，进入了火车站。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翻越围墙的行动，我也记住了这一天的日期。
在火车上，每节车厢超员二、三倍，走道上、茶几上、椅背上都坐满了人，椅子底下、行李架上都躺着人，上厕所只能从椅子靠背的木板上和人的肩膀上踩踏而过，上下火车只能穿越车窗，大家十分友好合作。当我来到广州时，才发现自己举目无亲，好容易找到广东哲学研究所住了下来。因为没有床，只能睡在铺有草垫的水泥地上。
当我睡着时，有人叫醒了我。原来是我在北京哲学所同一研究组的同事陈一陞，他与我属于『敌对派系』。陈一陞正在广州筹建『首都批判陶铸委员会驻广东联络站』，因为是同事，他对我很客气，但要我明天回北京，接受审查，不能在广州停留。

我在广州只到越秀公园看了看，就在街道上东逛西逛，搜集传单、小报和各种印刷品，就登上了回北京的火车。临到长沙，我突然决定下车。随便找到湖南省机械局大串联接待处住了下来。我没有地图，对长沙也没有概念，沿街步行，四处流浪。当我在公园里休息时，我拿出钱包数钱。回到湖南省机械局，发现钱包、工作证、粮票全都没有了。我向湖南省机械局接待处，讲明情况，借了钱和粮票，留下了借条，回到了北京。我的借条上留的是真实姓名。回到北京後不久，我就从邮局寄还了钱。
到北京当天晚上，我被人从建国门外宿舍叫到哲学所办公室。到办公室，在明亮的日光灯下，坐着三、四十人，要我交代问题。在前排的是我原来同一派的几个同事，我记得有打字员杨少春，她对我做鬼脸。我就讲了如何翻越北京站的围墙、在广州遇见陈一陞、在长沙借钱的经历，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我也大笑不止。突然，司机季连亭拿了一瓶墨汁，用毛笔把我的脸全部涂黑。我一点也没有生气，不过停止了狂笑。当时我感到文化革命是一场幻觉，一切不可理解，我的目标就是要弄清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对这件事，我从来没有责怪过季连亭。我毫不计较的做法，使季连亭对我特别友好。多年前，听说他已去世，现在我把他的名字写下来，也算是纪念。
我到过广州三次，第一次就是一九六七年的大串联。第二次是一九八六年前后，到广州开会，参加了广州市长朱森林的欢迎宴会，唯一留下的印象是，宴会厅的地毯比我见到的所有地毯都要厚，我在地毯上行走摇晃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第三次就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後经广州逃到香港。第一次大串联也是逃亡，时间不过十天，第三次的逃亡已历时二十七年，至今没有结束。

学部文革三大派的形成

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到四月，反吴的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一次在东单邮局附近的青年艺术剧院召开的全学部批斗大会上，我们一派的头头宿炳辰、毕求自、叶维钧、高崇福等十多人登台接受批斗，我也是其中之一。由于学部文革只有一派，就是林聿时、吴传启和红卫兵联队。学部联队参与了许多北京和全国性的文革活动，『批陶』、『反击二月逆流』，创办了《进军报》。林聿时、吴传启推荐《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周景芳到北京市工作，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担任了革命委员会的秘书长，联队十多个人在周景芳手下分掌北京市的许多部门，包括掌管《北京日报》大权。
一九六七年一至四月，当时总队已经垮了，学部成了联队的一统天下，但付崇兰开始另起炉灶，联合近代史所张德信、张海鹏，外国文学所吴元迈，经济所吴敬琏、黄范章，宗教所金宜九、黄心川以及其他所对吴传启、林聿时不满的部分人，成立了『革命大批判指挥部』（简称『大批部』），决心与林聿时、吴传启对着干。吴敬琏当年就是『革命大批判指挥部』的创建人之一和专案组组长。三十年後，『革命大批判指挥部』的这些创建人都成了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文学、宗教等领域的专家或权威。
潘梓年是学部副主任、哲学所所长，他是潘汉年的哥哥。潘梓年当时已年迈，没有参加运动，由于他受到林聿时、吴传启保护，大批部为了与林聿时、吴传启划清界限，就竭力打击他，学部大院里贴满了《揪出反共老手潘梓年》之类的大字报。潘梓年是《新华日报》创建人，为共产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在文革学部三大派的斗争中，他在七十四岁的高龄，被送往江苏太湖的一个小岛上躲藏，结果被抓获，没有任何罪状就关进了监狱，一九七二年四月十日在狱中病逝。
在我被批斗後，没有人管我，联队的人也不要我参加他们的会议和活动，成了名副其实的『逍遥派』。我仍然在北京市内到处搜集文革资料，向一位研究美学的、名叫郭拓的人不断借书看。郭拓有几百本内部发行的书，从这时开始，我才开始从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开始读《世界通史》、《第三帝国兴亡》、《新阶级》、《赫鲁晓夫言论集》和几十本『灰皮书』。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王力在外交部的讲话後，发生了火烧北京的英国代办处事件。毛泽东下令将王力、关锋逮捕监禁。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立即出来大骂王力、关锋是隐藏在中央文革内部的『小爬虫』和『变色龙』。由于王、关被端出来，学部与其有密切联系的以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为首的红卫兵联队一派就垮了台。吴传启、潘梓年、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等被北京卫戍区收监，联队在各所的头头全都被隔离审查。几天之内，学部形势大变，红卫兵总队复活了，在学部一号楼有了连通的大办公室。
学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至今没有出版过一部《学部文革史》。当年在学部的人现在都进入老年，钱钟书夫人杨绛在外国文学所工作，现年一百0五岁。我写学部文革简史，学部几派与北京天派地派的联系，没有写入。学部一些研究所发生的大事，如民族所洪涛的『一·一五』统战部档案事件，近代史所沈元事件，潘梓年的所谓『叛徒』问题，清查五·一六的一些个人专案，当时道听途说，现在许多都模糊不清了。这里就没有写入，相反，这部《简史》中加进了我本人的一些经历和感受。严格地说，这一简史，只是在学部文革中从本人角度撰写的、不完整的历史。文中加上了我本人当时的感受，并不符合“历史记述”的规范，但也许有助于减少叙述的沉重。因为半个世纪过去了，还没有人写这一历史，取名《简史》，可以引发一些过去的同事，与我一样，奋笔疾书，共同拼凑出五十年前学部文革的历史。
文化大革命中，学部一千七百人，除了『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逍遥派』外，分为三大派——联队、总队和『大批部』。除了这三大组织外，也有一些不被人重视的小组织，如李肇星的同学与好友、外国文学所郑土生，为了捍卫『红太阳』，成立了一个『卫三红』组织，当年我多次见到他拖着长长的大字报一人去张贴。他刚刚贴好大字报，就被人用红笔写上『畏三红』三个大字。郑土生充满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文革中他全心全意捍卫『红太阳』，说他『畏三红』，真是冤枉了他。
林聿时、吴传启是学部、也是全中国文革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学部三大派在对林聿时、吴传启和中央文革成员关锋、戚本禹的态度上存在根本分歧。不过，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来看，这种分歧没有多大意义，每一派都是毛泽东操纵下、有局部自主性的傀儡，毛泽东还利用这种自主性，挑动群众斗群众，用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实行『群众专政』。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成了掌握无限权力的帝王，他的权力远超过秦始皇、朱元璋。
学部红卫兵中没有学生，除了个别年轻的工人外，其余的都是中青年，最小的也有二十岁。大多数人并没有参加什么红卫兵，但按当时派别倾向来分，往往说自己属于红卫兵联队、总队或『大批部』。被打成黑帮、牛鬼蛇神的人，和一些不投入运动的人，不属于任何组织。像当年三十多岁的李泽厚，被人看不起，大多数时间属于逍遥派。
一九六七年九月联队瓦解後，总队成了学部最大的组织，但戚本禹支持的大批部依然存在，许多联队成员加入了大批部。一九六八年二月，戚本禹倒台，学部革命大批判指挥部的头头傅崇兰也被关了起来，大批部随之土崩瓦解。红卫兵总队掌握了学部文革的领导权。
陶铸的四点指示、陶铸的垮台、一九六七年九月关锋下台、一九六八年戚本禹下台，每一次大变化，都引起学部文革中一些人『站队』的变动。凡是紧跟『中央』走的人，总要不停地『站队』。陶铸的四点指示一下达，一些人就从『反吴』变为『保吴』。一九六七年一月，陶铸突然垮台。从『反吴』变为『保吴』的人不知如何使好。一些人今天站在这一派，明天站到另一派，后天发觉又错了。所以，学部文革初期流行一句话：『贴不完的大字报,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

文革历史资料的搜集

『站不完的队，流不完的泪』只是学部文革中少数人的感觉，被打倒的『牛鬼蛇神』没有站队问题，对文革不闻不问的逍遥派，也不存在站队问题。我在文革中虽然明确『站』了『队』，但并不怎样关心发生在身边的学部文革，我关心的是怎样理解发生在整个中国的文革。文革初期，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刘长林告诉我，美国的一位记者约翰•里德，经历了俄国十月革命，写了一本《震撼世界的十天》书。当时把十月革命视为划时代事件。我至今也没有读过《震撼世界的十天》，但当我知道一个大事件的亲历者，可以写一本书时，在文革初期，我心中就种下了写一部有关文革这样大事件书的种子。
要写一部《文革史》谈何容易。文革结束後不久，我与刘长林、李惠国、栾文华等人就合写了一本记述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书——《四五运动纪实》，一九七九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终于在一九八六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发行了一百万册以上，出版了英文、日文版，书的主要作者并不是我，而是社科院医务室医生高皋，她从一九七九年开始利用每天下班後时间写这本书，我参与了修改和增补资料工作，书的部分原始资料是我在文革中搜集起来的。高皋在写《文革十年史》时，我则在写《首脑论》一书。

【图】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十年史》，这是网路图片

【图】高皋严家祺《文革十年史》香港版、台湾版、英文版、日文版
我特别注意搜集反对文革的资料。当时如果自己在笔记本中摘抄别人反对或攻击文革的话，如果被同事发现，就会有麻烦。但如果是油印的或铅印的资料，其中附着反对或攻击文革的原文，一个人保存这些资料就没有任何危险。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开始，我搜集到《伊林•涤西致林彪的一封公开信》、有关李洪山、易振亚、北京航空学院批中央文革、中国科技大学“虎山行”的大字报、发言和讲话油印稿、谭力夫讲稿、遇罗克的《出身论》、《四一四思潮必胜》、湖南『省无联』组织的《中国向何处去》等资料。我搜集了许多遇罗克资料，但在一九七八年秋天，被《光明日报》的一位编辑借去，说是给遇罗克妹妹看，当时没有复印机，这些资料从此就借而拒还，遗憾的是，有关遇罗克的情况就没有更多写进《文革十年史》。

学部和其他单位油印的首长讲话和大字报选编，我也搜集了很多。一九六六年十月後，在王府井与长安街的交叉口，是小报、传单发行场所，北京许多单位在这里散发批判刘少奇的资料，有多种版本，只有少数很厚的《资料汇编》收几分至一毛钱。
一九六六年到六七年，我在哲学所办公室住了很长时间，当时，很多材料、书籍堆在书架上。徐懋庸是哲学所研究员，平时见他很少说话，当我在办公室中读到《徐懋庸右派言论汇集》时，我大吃一惊，没有想到他的言论比所有文革中的所有黑帮还要厉害，我愈读愈觉得他说得对。这使我感到，不知道为什么人不能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我还读到许多内部发行的《赫鲁晓夫言论集》、《托洛茨基言论集》和考茨基、卢森堡著作。这使过去只懂自然科学的我大开眼界，使我决心为弄清文革和中国发生的变化而不断搜集资料、不断学习新的知识。

清查『五·一六』

一九六七年九月後，随着王力、关锋垮台、红卫兵联队瓦解，红卫兵总队和大批判指挥部分掌学部文革大权。总队与北京市许多学校和单位互相交换资料，从十一月份开始，我与外国文学所邵明瑞在学部创办了一份《长城报》，半个月到一个月出版一期，主要发表总队的资料和报道总队的消息，《长城报》这时也收到许多外单位的交换资料，这样，我就不需要到街头上搜集文革资料了。我的编辑方针是，《长城报》集中批判王力、关锋和林聿时、吴传启，办到第四期，我担心这样下去，就有可能暴露我『反极左』的政治倾向而成为『反革命』，为此离开了《长城报》。《长城报》由邵明瑞主编，而我直接与外单位一些交换站的人联系，以取得文革资料。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经过毛泽东审阅的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文末有一段毛泽东所加但是与该文本身毫无关系的话：『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文章发表时，学部联队正在瓦解中，学部就开始进行清查五•一六运动。联队和后来的大批部的主要头头，差不多都受到了隔离审查和大小会的批斗。大批部成员孟祥才回忆说：『这期间，我多次在历史所全体工作人员的大会上接受批斗。还有一次，总队在教育部礼堂(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郑王府)召开全学部工作人员参加的大会，批斗我们这一派的头头。我与近代史所的张德信、张海鹏、曹振中及语言所的蔡富有等都上台亮相接受批斗。送给张海鹏和我的头衔是戚(本禹)二班坏头头、王关戚的黑笔杆子。我们站在台上，脱帽、低头、弯腰，倾听发言人声讨我们的所谓罪行。』学部实际上没有五•一六组织，这是一个冤假错案。文革结束後，胡耀邦翻了文革中的除了五•一六以外的所有『冤假错案』。现在，五•一六案仍然没有翻过来。

我对五·一六的了解比学部所有人的了解多得多。在一九六八年，在三里河国家经委大楼有一个文革资料交换站，我常去交换资料，认识了北京大学、北京医学院一些朋友。因为学部多派之间争夺不息，学部和哲学所没有任何人管我做什么。有一段时期，我独自一人住在哪里，帮助交换站工作，因此，我得到了很多资料。我还常到北京站附近农口一个单位的资料交换站去。正是在那里，我看到了几十份『首都红卫兵5•16兵团』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手抄件。其中有《揪出二月黑風的总后台》、《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将革命进行到底——纪念十六条发表一周年》，每一篇文章后面的署名『首都红卫兵5•16兵团』中的『1』字都画成一个『火炬』。在学部和全国大规模清查五•一六时，我确信，除了张建旗那个有『火炬』的『五•一六』外，学部和全国的五•一六组织根本就不存在。文革后期的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是毛泽东在实现了他清除刘少奇势力後，对文革初期按毛泽东指示投入文革的造反派的大规模的镇压和迫害。（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上册393-401页《清查所谓『五·一六』》，香港潮流出版社，1990年）
一九六八年底，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部，我在文革高潮中的自由就结束了。所有人都集中住在学部办公室，每天听军号起床，每天都要学毛泽东著作、早请示晚汇报。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九大，五月初，我又想办法以取得摆脱开会的某种自由，我向军宣队提出编辑一本《马恩列斯毛论战争与革命》语录，因为我属于学部总队，我的提议很快就的到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批准，在外国文学所大楼里，宣传队专门为我领导的『战争与革命语录组』腾出了两间办公室，由我负责从各研究所挑人参加『战争与革命语录』的摘录和编辑，我挑选了五、六个人，其中有後来成为社科院副院长的汝信、历史所所长的林甘泉。我们办公室里有全套马恩列斯著作和毛选、世界史、战争史方面的多种著作。我如饥似渴地读世界史，当时，我读到马丁•路德在一五一七年在教堂门上贴的也是大字报时，我豁然开朗，觉得文革中的现象也是可以看清的。我把这一看法写进了《文革十年史》的前言中：『在宗教改革中，人们凭借《圣经》来反对教会，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凭借《语录》来攻击党政机构。』『宗教改革把历史推向前进，而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拉向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我的世界史知识正是在这时期开始积累起来的。
一九六九年夏天，正是学部大规模清查五•一六的时候。我每天几次从我们语录组办公室到学部大院四处散步，除了休息时间外，学部大院的人都在学习毛选或批斗五•一六，看不到其他人在大院走动。在每天上班後不久的、宁静的学部大院中，我听到的是楼房办公室里传出的语录声、慷慨激昂的发言声和军宣队的训话声，我独自一人慢慢散步，庆幸自己有不受束缚的时光，因为，在全学部范围内，也许只有我领导的小小语录编辑组内没有学毛选等形式，也没有任何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语录编好後，汝信、林甘泉等人就回原单位了。我找来了学部《新建设》杂志的郝明和外国文学所邵明瑞等人，一起做语录联系印刷和发行工作，我们这时就更自由自在，游离于学部激烈的清查运动外，直到一九七0年夏天才下干校，才结束了这种自由自在的小环境。

信阳明港五七干校

一九六八年底，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部，学部三大派独立活动的时代宣告结束，而大多数人仍然认同自己的派别。学部全体人员，除了金岳霖个别几个人外，所有老干部、老专家都集中在办公室里，睡在垫着草席的水泥地上。这时，研究室改编为连、排、班，每天听军号声而起身，集中出操，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吃忆苦思甜饭，进行大规模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学部文革初期的『造反派』成了清查的对象。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按照毛泽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最高指示，借林彪发布战备一号令之机,学部统统被赶到河南信阳地区五七干校。一同被驱赶下干校的,包括像俞平伯、钱钟书、何其芳、蔡仪、贺麟那样的老弱病残，随同干部一道前往的,还有他们的家属与小孩。杨绛的《干校六记》记述的就是学部在河南的五七干校。
『人性并未泯灭，乌云镶着金边』，这是杨绛《干校六记》中的话。杨绛说的干校，就是学部在河南息县和信阳明港的五七干校。
学部五七干校在河南息县的一片低洼的荒地中，开始时，我们住在农民腾出的空房中，少则五、六人，多则一、二十人住在一起，有的全家到干校的，一家住一户农民家。一个研究所的人分散在几个村庄中。晴天，我们步行七、八里路到地里劳动，下雨天，大家在床边学习毛选和开会。学部到干校的人很多，分散在息县大大小小许多村庄中，干校的总部设在东岳公社。
河南农村的茅屋土房和一望无际的原野充满了中原地区的田园风光，然而，一到下雨，沿着池塘边的泥泞小道，还不得不走到食堂吃饭。杨绛在《干校六记》中写道：『在息县上过干校的，谁也忘不了息县的雨——灰梦蒙的雨，笼罩人间；满地泥浆，连屋里的地也潮湿得想变浆。尽管泥路上经太阳晒干的车辙象刀刃一样坚硬，害我们走得脚底起泡，一下雨就全化成烂泥，滑得站不住脚，走路拄着拐杖也难免滑倒。我们寄居各村老乡家，走到厨房吃饭，常有人滚成泥团子。吃完饭，还得踩着烂泥，一滑一跌到井边去洗腕。回村路上如果打破了热水瓶，更是无法弥补的祸事，因为当地买不到。』就是晴天，常常传出有一些老研究员傍晚从田间回家，漆黑一团，走错了路，跑到邻村去的事。文学所的红学家俞平伯全家到干校，从北京带了许多箱煤球，到集市买虾、买高粱秆，也成为当时干校的话题。俞平伯在集市上买青虾时，询问农民多少钱一只。当地孩子知道俞平伯是反动学术权威後，就跑到他家门前大喊『打倒反动学术权威』，俞平伯则拿北京带来的糖果解围。俞平伯从集市买的有甜味的高粱秆插在家门口做篱笆，也被附近小孩毫不留情地一一拔光吃光。
在学部，许多闻名全国的专家，受到批斗，但在干校，多少还受到同事之间出于同情心的照顾，在菜园、厨房里工作就算比较轻松。哲学所的西方哲学史专家杨一之，受照顾让他养鸡，最後剩了一只，『杨一之』就成了『养一只』。而年轻人下地劳动，毫不轻松。不久，干校开始自己在一大片空地上盖房子。这样，所有年轻人就被分配做砖坯、烧石灰、做木工、瓦工等各种各样的工作。经过一年多时间，学部干校几百人就盖好了许多排平房，我们就从农民家搬进了自己盖的房子中居住。
学部干校居住分散，需要从外单位调进几位医生。我妻子高皋在贵州毕节县清水铺医院当医生。我知道这一消息後，在一天从农田到住地的食堂来回走了四趟三十里路後，在傍晚又步行了十多里，来到设在东岳公社的干校总部，见到了军宣队的一位副政委李志民，向他要求调动我妻子来学部干校。当我从东岳公社回到村子时，已近深夜十二时了。而有幸的是，贵州省毕节县的一位领导人是文学所朱寨的哥哥。经过多次艰难曲折的努力。我妻子终于调到了学部干校。
一九七一年早春，房子盖好不久，学部干校由息县迁往明港解放军的营房。原因是，在这之前，经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和《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在明港，不再劳动，而开始进行清查五•一六运动。解放军营房很大，每一栋连通的大房子可以住百余人。几乎天天开会，听解放军宣传队（军宣队）训话。不开会时，大家坐在床边的马扎上看书。规定要读毛选，但许多人在毛选下放一本其他书。李泽厚看康德著作，当时就被发现，幸而没有带来多大麻烦。我常常与一些老专家在营房外的马路上散步。温锡增是希腊哲学专家，他一次又一次与我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学部，大字报上揭发林聿时提倡『政治斗争三原则』——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要结成死党、要善于引导对方犯错误。一九六七年我编辑《长城报》时，请文学所刘士杰为这『三原则』写一篇评论文章，刊登在《长城报》第二期上。在明港干校，有一次，我与温锡增谈『政治斗争三原则』时，温锡增说，这种东西早就有了，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就有类似的说法。在当时正在清查五•一六的大环境中，我听温锡增讲话，感到万分惊讶。在这时，我还不知道马基雅维利，不知道政治还有『学说史』，不知道政治学还是一门学科。在干校与温锡增谈话，是我后来决心研究政治学的开端。

清查五•一六运动进行得非常激烈，明港干校因清查运动就有几个人自杀，自杀後草草埋葬，第二天一早，尸体的衣服就被当地老乡剥下拿走。语言研究所有一人说『学部没有五•一六』，就受到猛烈批判。
与我同一研究所的周景芳因出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秘书长而被捕，他的妻子宣燕音也在哲学所。宣燕音独自一人在明港的池塘边想自杀被人发现。当我听到这样消息时，对政治的残酷感同身受。总的来说，在军宣队的压力下，学部知识分子只有少数人积极投入运动，许多人都是应付和消极的，对被整的人用各种细微的方式表示同情。杨绛在《干校六记》中说：『许多革命群众，甚至管教人员，虽然随着指挥棒也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挥拳怒吼，实际不过是一群披着狼皮的羊。』杨绛不是五•一六分子，但这话也适用于干校期间的运动。所以，杨绛说：『我从自己卑微屈辱的‘牛鬼’境遇出发，对外小心观察，细细体味，一句小声的问候，一个善意的‘鬼脸’，同情的眼神，宽松的管教，委婉的措辞，含蓄的批语，都是信号。我惊喜地发现：人性并未泯灭，乌云镶着金边。』
在明港的清查运动进行了不到半年，因林彪九•一三事件而有所缓和。一九七一年九月下旬，老革命出身而研究美学的郭拓，对我说，中央出了很大的大事，不得了啊!他要我猜，我说，很大的大事只能是林彪出问题了。他并不感到我这么说有什么惊奇。郭拓的思想早就越出干校的清查运动，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范围。当听到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记要》说毛泽东是秦始皇时，我已确信，中国名为“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专制帝国。这进一步增强了我放弃哲学，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决心。
一九七二年四月，学部干校撤销，全体人员回到了北京。在我们回到北京後不久，学部在息县建造的上百间房子，因为地势低洼，又无人居住，被周围的农民自发自动地全部拆光了。也许在一个被贫穷包围的大环境中，一个孤立的良好的建筑和设施，如果没有新的动力支撑它，世界上总是存在一种『均一化』力量，使它消失得无影无踪。
五七干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的乌托邦空想。一九六六年时的毛泽东，头脑中经常还有种种改造人类社会的空想出现。他一个批示，就要求人民付出巨大代价去实现它。解放军总後勤部写了一篇《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看到这一报告後，大笔一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被称作五七指示。毛泽东在信中说:『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除了打仗外，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毛泽东要求工人、农民、学生都这样，不过，工人以工为主、农民以农为主、学生以学为主，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封信中用了『文化革命』四个字，九天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通过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接着，造反、夺权、红卫兵、红海洋、文斗、武斗遍及全国，毛泽东也不提自己的五七指示。各地各单位的两大派、三大派的斗争，使毛泽东觉得失去控制。为此，毛泽东用军管或派出解放军宣传队、工人宣传队的办法来稳住局面。五七干校通常由军宣队带领机关干部到农村办的名为学校的农场。仅中共中央、国务院系统所属的单位，就创办了一百0六所五七干校，把十四万名干部和小部分人的家属送到了农村。到五七干校在全国普遍推行的时候，毛泽东改造社会的空想就成了控制人民的一种手段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摧残文化的『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场个人崇拜、强化皇权和企图建立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大灾难。
一九七二年春，全学部下放干校的人都回到了北京，这时已经搜集不到街头文革资料了，但有仍不断有复写的和油印资料在小范围流传，如一些手抄小说、批林批孔资料、李一哲大字报。到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爆发，又有大量的文革资料出现。我经常在晚上八、九点钟，凭着长安街上的灯光，在王府井口和东单邮局一带抄写大字报和诗词。《告别》那首诗，就是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晚上九点钟、在天安门清场前半个小时在纪念碑上抄下来的，写入了香港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下册第813页中。
当学部所有人都从明港回到北京後，军宣队仍然控制着学部。在『批林批孔』运动前，各所还继续进行清查五·一六运动。回北京後，学部的活动都以各研究所为单位，没有文革初期那样的全学部事件了，在这一《简史》中，不再多谈，这里从简从略。这篇文章是在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四十周年的今天一天中，利用过去已写好的、分散的文字，加工而成的。写得太长了，读者也累了。

五十年来中国的变与不变

文革爆发到现在已经有五十年了，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毛泽东认定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林彪『九·一三』事件，为了弥补文革初期的过激做法，毛泽东在文革后期重新让邓小平主政。毛泽东死後，华国锋逮捕了毛泽东的遗孀江青，结束了十年文革。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因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翻案，掌握了最高权力。接着，否定文革，在经济领域中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
文革五十年後的中国，沿着邓小平的道路前进，中国已经成了不同于现代欧美国家的、受马克思谴责的『老资本主义』国家，两极分化程度比今天欧美国家严重，而在政治制度上，依然没有民主法治，民众的权利不受保障。为争夺最高权力，依然与文革时代一样残酷无情。毛泽东『九大』确定的『皇位继承人』林彪，居然在『九大』两年後就逃离中国、死于非命。而毛泽东的遗孀被判重刑，自杀身亡。邓小平上台，废除了两位他亲定的『继承人』。毛泽东晚年的『天安门事件』使邓小平重新掌权，而面对同样性质的第二次『天安门事件』，邓小平竟然采取了远比毛泽东晚年更残暴的镇压手段，动用机枪坦克屠杀和平抗议的学生和民众。胡锦涛登上皇位，大权旁落，江泽民像『太上皇』一样操纵朝廷。周永康、令计划的贪赃枉法超出和绅百倍。就是访民层出不穷，本身也是『王朝政治现象』，地方总管，也集中了行政司法大权，各霸一方。访民北京告状与层出不穷的街头抗议，不过是舒解民怨的两种不同方式。
学部文革从吴传启等贴大字报反对杨述开始。后来。杨述也到了学部在河南的干校，我们从干校回到北京後的六年中，杨述成了一个真正的访民。韦君宜说：『他成天写申诉信、控告信，复写、重抄，到处去送，自己寄，托人送，还打听到门路，到国务院门口树林子里等信访处的人出来，送给这个组织那个组织，一切领导都告到了。但无论怎么申诉，都等于石沉大海，而他却总不死心，还是跑，还是打听。几时又开组织工作会议了，关于划敌我做结论的杠杠又有什么改变了，他便拿自己去和那些杠杠进行核对，然后再写信，说明自己够不上杠杠。所有这些，足足进行了六年！六年来，一次一次的失望，一次一次又重新点燃起希望，然后又摧毁。』就是这样的一个『忠于党』的杨述，到四人帮倒台後的一九七八年，那时，学部已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杨述已经得了脑血栓，社会科学院给他的结论是『维持原有结论。』（2016-4-5）

附：《文革十年史》的中文、英文、日文的12种版本

( 中国社科院『前身』学部文革简史全文完

https://blog.boxun.com/hero/201802/yanjiaqi99/1_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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