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报访谈林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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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很可能没听说过林道群，但是不会没听说过董桥、李欧梵、章诒和等等众多“牛津作者”的名字吧，在香港他们的著作正是通过林道群之手与读者见面的，散发着鲜明的牛津品味。


   林道群，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公司（下简称“牛津中国”）学术及普及出版部总编辑，18年来亲手编辑出版了上千本学术及普及类中文书，这些书籍不光水准颇高，质量稳定，而且大都是在华文世界里率先出版。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他负责的部门，竟然只有他一个人。这些年来，他一直在香港出版界默默地耕耘着，在香港这样的商业社会里坚守着自己的出版理念。


    3月29日，从不接受媒体专访的林道群接受了晶报深港书评的专访。虽然他坦言，他也不知道能坚持到什么时候，但是他仍然在坚持着。


    林道群简介


    资深出版人。1987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同年进入香港三联书店做编辑。1992年加入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公司，现为该公司学术及普及出版部总编辑。


    我们不是纯粹的香港出版社


    晶报：我注意到，今年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在香港成立公司50周年。这是一家怎样的出版社？


    林道群（下简称“林”）：牛津大学出版社是牛津大学的一个部门，按西方的传统大学里都有出版部门，牛津大学出版社迄今已有500年的历史，应该是全世界最老的出版社。最老不能代表什么，它还很强，在西方，在英语文化世界里，它的地位很稳固。作为一个大学出版社，它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发展很快。


    50年前，牛津大学出版社在香港设立了分社，名叫中国公司，有近300人，台湾、上海、北京等地都设有办公室，在上海有几十个人的大编辑部。牛津中国1993年才开始出版中文书，是从我个人来到牛津后开始做的，这跟当时整个中国内地的出版状况有关。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的学术出版处于低潮，很多学者希望在海外延续80年代学术出版的势头，所以我们决定做中文出版。我们是一个大学出版社，必须跟大学的理念一致，大学出版社在全世界的普遍做法是，强调学术性。


    晶报：请说说你负责的学术与普及出版部。


    林：香港是一个较商业化的城市，人口不是特别多，书的流通是封闭性的，不可能很大地流通到整个中国，牛津中国在香港做中文出版，光出很学术的书不易生存，所以我们做一些普及性的出版。我现在负责的这个部门叫学术与普及出版部，包括英国、纽约的大总部都是这么做的，这就是牛津大学出版社跟很多大学出版不一样的地方。除了做教材，除了做学术书，还做学术的普及性的书，特别是这十年左右，我们从偏向于学术已慢慢转移到普及性的学术出版。所谓的普及出版就是内地讲的文化思想类书籍的出版。


    我们的想法是，我们毕竟在香港，主要面对的还是香港读者，但是我们又希望，我们的出版物不仅为香港读者所喜欢，所以我们的取材、作者，希望能超出香港的范围，这是我们跟很多香港出版社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出很多内地和海外学者的书，而不仅是香港作者的书。当然，读者大多还是香港人，但是我们希望将我们的角色尽可能扩大，我们不是纯粹的香港出版社，我们是一个在整个中文语境里认真做事的出版社。


    晶报：这意味着，你们既要与牛津的理念保持一致，又要根据香港的特殊性做出一些灵活的调整。


    林：近20年来我们不断地调整做法，早年我们做的几乎都是国内背景的学者，比如甘阳主编的“社会与思想丛书”，当时的想法是出一套大的丛书，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做法，从1993年开始出，大概到1997年吧。这种书在香港的读者面较窄，但是得到的评价特别高，甚至有一些很重要的学术刊物认为，这是90年代最重要的一套书了。虽然我们在香港做，但是看牛津中国出版的书目，在中国整个的学术界或文化界来讲，很多一流学者的著作都是先在我们这边出，后来再在内地出版。


    任务就是把少数的好书保存下来


    晶报：牛津中国每年出版的人文社科及普及类图书数量有多少？


    林：我们集中出人文社科的书，这类书在香港出版物中的量一点都不少，每年会有50本新书。很多香港出版社一年出100种新书，但很多是实用性的书，人文类的书可能有十到二十本就不错了。


    晶报：你们不光数量不少，对书的质量也很讲究，你们在运作上有一套怎样的机制？


    林：就牛津风格来讲，必须要有品位，希望我们的书从装订、印刷到内容，让人家一看就知道这是牛津的书。怎么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最关键的是你出哪一类作者的书。有些作者已经很畅销了，我们不会打他们的主意，他们可能也不会考虑我们，但是，有一些未必畅销的作家，甚至是赔本的作家，他们的书肯定会在我们这里出。


    从内容上来讲，学术类的书我们会出，但我们尽可能出学术普及类的书，内地叫思想文化读物。这种书在香港这种商业化的社会里往往不被重视，为什么牛津会重视呢？这就是牛津的风格了。在庸俗和很大众化的社会里，不可能说大众化的东西是好的，甚至往往相反，讲的极端一点就是，好的东西往往是少数的东西，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出的大多数的书都不是畅销书，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很少数的好书保存下来，然后出版，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要延续下来更难，这么多年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香港很多文化界的朋友都认为我们是半边天，没有我们香港的出版是不一样的，我认为主要是指这一点。


    晶报：刚才说到你们有很多内地及海外的作者，那么对本地作者呢？


    林：我们有很多任务，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很有意图地去培养香港的年轻作者，就算他们的书不很成熟。


    晶报：你们推出的香港作者中，有些人的书在内地卖得不错，像陈冠中、迈克。


    林：有些书我们不谦虚，我们是有功劳的。举个例子，陈冠中以前的书不是没人出版，我们出版他的作品之前已经出了好几本，但他都不算是对大家有影响的作者，书不好卖。我们出了他的书以后，他的书几乎每本都是香港的畅销书，而且是影响很大的畅销书。包括迈克，我们出版他的书之前，他自己掏腰包出版，有些是他的朋友帮他出的。


    晶报：我很想知道，为什么经过你们的点化，他们就能受到市场的认可，除了装帧和整体的包装之外，你们还做了什么？


    林：从深层来讲，我们相信，只要认真做一本书的话，不会没有读者，能多到什么地步就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了，但也不会少得那么可怜，因为好书肯定会有它的一批读者，这样的所谓“一批”，在现在这个年代是可以令一本书不赔本，这是我的信念。一本好书肯定有让它足够生存的读者，以前很多香港出版社不太相信这一点，所以很多香港好的作者不一定能在香港系统地出版作品，他们第一本书可能在香港出，但真正有影响的时候往往不在香港，包括西西、董启章等等这样的作家，都在台北出版。包括董桥，他在香港出的前几本书卖得不好，等到我们为他出了一系列书之后，他变成香港很重要的一个作家，从商业上来讲也是很成功的作家。香港是有能力为自己的作家做得好的，但是以前有很多原因，香港很多出版社以为只能做一些很通俗的作家才能在市场上生存，所以很多作家把书全部交给台湾出版。我们希望香港的作家能在香港有系统地出版。


    我们已经形成一种牛津风格


    晶报：你们出版的书会赔钱吗？


    林：有些赔，特别学术性的东西很多都赔，我刚才举的例子都不赔，后来我发现，我们得到的更多，因为对我们出版社来讲，在这些作者的帮助之下我觉得已经形成一种牛津风格和品味出来。你去书店问，人家都会知道这是牛津的作者，我们希望有一种叫“牛津作者”这样的东西。


    晶报：“牛津作者”的队伍比较庞大了吧？


    林：比较庞大，李欧梵几乎所有的书都会先交给我们，董桥的书都是我们出的，还有迈克、林奕华等。上世纪90年代内地出版业很不景气，我们做得很好，现在的优势反而不如90年代。我们虽然心在中国，但毕竟身在香港，很难跟内地庞大的市场竞争，从牛津中国的风格来讲，我们不太想出二手的东西。


    我们得到的经营回报很少


    晶报：你曾说到，在坚持自己的出版理念时也有一些难处，是怎样的难处呢？


    林：难处很多，一方面是做出版总希望有一种回馈，回馈不仅是钱，还要求读者的回馈。我们希望在香港做一种以中国读者为对象的出版，而不是以香港读者为对象的出版。但是我们日常面对的是香港读者，所以得到的反应相对冷淡，因为我们没有接触到真正的读者。这也不是我们有能力改变的，我们的书不能在内地流通，这是我们最大的遗憾。虽然我们尽可能为一些作者出版，但是我们很难为他找到他应该有的读者。但是你说，可以将版权卖给别人，现在慢慢也做，这就不是我们牛津的书了。我们那么辛苦做出一本书，人家将你的书转一转手就变成他们的书了。另外，我们得到的经营回报很少。香港为什么很多出版社做不下去，因为香港种种成本都比内地城市贵，牛津在教材、词典方面做得很成功，可以补助、支持一下。


    晶报：你负责的学术与普及出版部有多少人？


   林：很惭愧，这个编辑部只有我一个人，从头到尾都只有我一个人，甚至连大多数的排版都是我在做，所以是很特殊的生存模式。虽然这是出版社很重要的部门，但在香港很难为这种出版养很多编辑，当然我们有印刷部门、市场部门，还有做推广的同事帮忙。


    晶报：那你的工作量很大，一天工作8小时能完成这么多工作吗？


    林：我们做书时，作者参与很多。审稿时，很多朋友都帮忙，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固定的社外人员，我们叫自由编辑，要赶书时让他们帮忙，校对也会外包出去。
   

这些书经过林道群的点化，都显得非常精致，让人爱不释手。

   香港阅读多元出版平稳


    晶报：据你所知，香港的阅读人口在整个人口中大概占到什么比例？香港的阅读有怎样的特点？


    林：如果从广东或者深圳来看，你就会发现香港很不容易，以目前的深圳跟香港比的话，文化还是相差很远，因为深圳的总人口都比香港多了。一个城市要真正有自己的文化，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香港的电影节、艺术节有30多届了，每年都有这么好的电影节、艺术节，很多场都是满满的，一个文化活动能得到这么大的支持很不容易。我们走向一个越来越庸俗的时代，要做我们讲的这种文化非常艰难。


    我一直都认为，很多的批评对香港不公平，香港阅读人口的比例不比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低。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同样一本书在北京的销量跟在香港的销量不会相差太远，甚至香港的销量更高，比如《80年代访谈录》在北京可能卖到5000本，在香港远远不止卖5000本。另外，香港是一个开放的城市，别人对它不开放，但它是完全开放的，香港很容易买到内地版书、台湾版书，英文书当然不要说了。


    香港的阅读是多元化的。香港有很多读者，有些人只看英文书，有人只看内地版书，文化青年就喜欢台版书，年轻人看本地书的较多。所以，如果光是以本地书的销量来看香港阅读，不能说明问题。


    晶报：香港出版业目前是怎样的状况？


    林：香港所谓的书的出版主要有两块，一是教材的出版，一是普及书的出版，教材占五分之四，普及书出版占五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都不到。我个人觉得，香港的出版，因为一起步时没有中国内地和台湾那么大的规模，所以它的动荡、起伏都比内地、比台湾小得多，看起来很平稳，没有大起大落。不像台湾，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么高峰的出版一直下滑，到现在还没真正爬起来。中国内地从上世纪80年代蓬勃、90年代低迷，到了现在很蓬勃，但是危机很大，现在退书量大得不得了，进入虚假的繁荣。另外，重复出版很多。


    深圳出版要有自己关心的事情


    晶报：你对深圳及广东的出版有什么评价？


    林：坦白地讲，我算是对国内地出版不陌生的人，我跟北京好多编辑和出版社有密切来往，但是你要问我深圳做了什么好书，有什么重要的出版社，重要的出版人，我不知道。我这样说不是说深圳没有人在做出版在做很好的事情，但是他们没有做起来，令我关注到他们。广东也没有真正重要的出版社，我不是说现在的广东人民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做得不好，但是放在整个中国的版图来讲，深圳、广东出版没有排上名次，这跟深圳的经济实力落差太大。


    在香港做出版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怎么突破地域的限制，树立本身的特色。深圳也应该有这样的考虑，到底怎么做出深圳的特色，当然你要有自己的作者，要有自己关心的事情，你总不能说，深圳没有作者，我们都去出别人的书，那不可能有深圳的特色。


   
   成就感要通过劳作来达成


    晶报：我想听听你的故事，听听你是怎么成为一个出色的出版人的。你什么时候进入出版界？


    林：我1987年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就做了出版，是在香港三联书店做的，做到1989年就离开了。我后来去了香港中文大学的《21世纪》杂志，我算是创办人之一。1992年我就转到牛津开始做中文出版，做了整整18年了，经我手的书超过1000本。


    晶报：你做出版人的过程中，可以分成怎样的阶段？


    林：入行那两三年很重要，我当时的老板是董秀玉女士，从内地调来香港三联书店，内地当时刚刚才开放，所以香港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很多国内的学者、作家路过香港时香港三联都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据点。比如萧乾、李泽厚、甘阳等人，都是以三联作为一个据点，我在两三年之内接触了很多这样的作家、学者，甚至于后来牛津的出版风格都是从当时跟这些人建立的友谊发展出来的。


    起步很重要，当然，牛津这样的出版社能让我做中文出版也很重要，香港任何出版社都希望做综合性出版社，认为要做一些画册，做一些儿童书，做一些流行读物，他们认为流行读物就能流行，但是，不是说你界定它流行它就流行；牛津一开始就是做思想文化、学术书，态度很明确，就是做好书，不以庸俗为目标，反而可以生存下来。因为读书的人不甘庸俗，我发现很多出版人在这一点上往往想不通，他要出很容易看的东西。


    晶报：牛津能接受你的理念，对你来说也是一件幸运的事？


    林：很幸运，但是很艰难，牛津毕竟是英国人的出版社，用中文出版是破天荒的。因为牛津几乎没有用英文以外的语言来出版，所以当时要走中文出版的路是很不容易的，经历过了一个不很长、但很费劲的说服过程，到目前还经常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要转换成英语向总部汇报，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阅读环境，我们说很重要，到了英国牛津总部，他们没有听说过，中国作家在西方人的阅读经验里头是很陌生的，所以要去告诉他们一本中文书很值得出版，还是相当费劲的事情，很费心思。


    晶报：你现在是不是把出版人作为你一生的追求？


    林：很难讲，因为每个人都会有想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但到目前为止我还在做。目前的出版跟以前很不一样，以前那种出版的满足感会很大，将作者写的手稿编成一本书，过程还是很满足的，因为作者写的东西远远还不是一种叫书的东西。但是，现在作者有时候交的稿纸都没有，都是E-mail来往，通过网络传来传去，跟传统手工业的体验不一样了。因为人还是需要一种成就感的，成就感是什么，有些东西是要通过劳作来达成的，为什么有些工业有那么悠久的历史，因为经历的人会得到强烈的满足。包括电子书，我很不喜欢的一种媒体，但是时代在发展，你总不能不理会时代的变化。我也会努力去做，但是你会相当地不喜欢这种东西。要把它作为一生的追求就不一样了，这个本身已经不是一回事了。


    在香港做出版没有成就感


    晶报：你在牛津做了18年，出了这么多好书，还是很有成就感吧。


    林：坦白地跟你讲，在香港的出版人，我相信没有几个人是有成就感的，我以前是不接受采访的，第一次给你做采访。在香港做的这些年，都是不断地做着，没有成就，香港没有几个人敢说他有成就感。虽然有些人做出版赚了大钱，但跟我讲的成就不一样。


    晶报：但是你做的很多书很棒，这总是值得欣慰的事，我买的牛津中国的第一本书是《超越西方霸权》，那本书我很喜欢。


    林：那本书卖了11年，才卖完2000本。没有哪个出版社能为一本书每年就卖那么几本坚持10年，真的不容易！这种叫挫折，一点都没有成就。


    晶报：可我从那本书起喜欢上牛津中国了。


    林：坦白地讲，出版越来越难了，特别是香港这种城市，你发现它真的很难，出版在整个社会里头是很微小的地位，不要说赚多少钱的问题，在香港社会出版变成一个没有人知道的行业，在深圳也一样，但在整个中国来讲，出版还算是一个行业，所以好的图书编辑在北京、上海是很有地位的，但在香港、深圳就没有什么地位。


    另外，当然有一些成功的书对读者有影响，但是还有很多书你认为应该有影响，你付出更多心血的书，给人家很冷淡地对待，而且状况越来越坏，不会越来越好。所以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如果对出版还有一种不合理、盲目的乐观的话，那你会受到很大的挫折。


    晶报：你是持谨慎的悲观态度？


    林：我真的是谨慎的悲观，资本主义必然这样，越来越庸俗。而且庸俗的社会里我们讲的好的东西肯定是精英的，是少数的，精英这个东西是不能普及的，这是很矛盾的事情。我们想将一些精英的东西普及化，简直是自找苦吃，这对出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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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道群　　晶报记者 庄向阳 摄


晶报记者 刘忆斯


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公司普及出版部总编辑林道群，是促成我们此次高伯雨纪念专题的主要推手，他不仅提出专题思路，居中策应，助我们联系采访，还无私地将高伯雨先生的稿件借给我们一用，条件只有一个：“在篇幅允许的情况下，请尽量多登一些高先生的文字”。“我认识高伯雨先生比较晚，和他相识时他已是晚年。”林道群的话里透着遗憾。


一份“迟到二十年的礼物”


1980年代末，才从香港中文大学校园走出的林道群，经香港作家、学者卢玮銮（小思）的介绍，与高伯雨先生相识。当时，高先生很想出一本“惬意的自选集”，在香港社会理论出版社任职的林道群就尽力玉成了此事，由社会理论出版社出版的《听雨楼随笔》单行本（也就是今日牛津大学出版社这套《听雨楼随笔》的第一卷）于1991年7月出版。


“这本书是高伯雨的子女为了让父亲高兴，背着他自己出钱来出版的。”林道群忆及往事，觉得香港出版界、香港文化界乃至整个香港以及时代，都对高伯雨有所亏欠。“他（高伯雨）慷慨地用他的一生记录着时代，然而他却并没有得到时代慷慨的回赠。”


《听雨楼随笔》的单行本出版后，高伯雨继续出书的想法变得更加迫切，但因为他的文章过于零散，缺乏必要的整理，而彼时香港图书出版界也不够专业，高伯雨著作的出版就因此搁浅。翌年初，高伯雨先生去世，他的千万字掌故文章，也就此被时代匆匆飞驰而扬起的尘土湮没了。不过，在林道群心里，一直牵挂着出高伯雨的书。


高伯雨一生所著超过千万字，“可现在香港的出版界发达了，搞研究的人也多起来了，大家却仍对高伯雨视而不见。”林道群一语道破个中原因：“就是因为高伯雨的文章很少写香港，他研究和撰写的是整个中国的近代史”。在高伯雨生前亦友亦徒的卢玮銮的力促下，以及在利希慎基金的赞助下，牛津大学出版社终于在今年初开始陆续出版高伯雨文集，这包括《听雨楼随笔》（九卷），以及高伯雨翻译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这套书在林道群看来，是献给高伯雨先生一份“迟到二十年的礼物”。


“随”“笔”二字是其一生写照


为什么时隔经年，牛津大学出版社这版高伯雨文集，仍要保留“听雨楼随笔”这个当年的老书名呢？林道群觉得“随”、“笔”二字正是代表了高伯雨一生写作的态度。“高伯雨在世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记录历史的重任。”林道群认为，高伯雨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他写作没有那么多目的，写文章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兴趣，“这一点，我们从他写作的全情投入就可以看出，有目的的人是不会像他那样投入的。”


如果说高伯雨是无意中记录历史，那么林道群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就是在有意抢救历史了。这套十卷本高伯雨文集整理、出版了高伯雨近两百万字的文章。不过，林道群依然坦言很遗憾，这次高伯雨文集的出版，准备得并不充分，出版编排的方式也不是很严谨，“我们可能会取材重复，造成文稿雷同，我们还可能漏掉了他很多好文章，另外，我们也没有时间去加一些注释，组织一些研究他的文章……”


虽然在没有人好好整理高伯雨先生所作的一切事功之前，牛津大学出版社便一口气出版十卷本文集，已属十分难得，但，林道群对自己“抢救历史”的说法，还是称“不敢愧领”，他觉得自己所做的，就是为了让高伯雨和他的文章能重新浮现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看到。林道群说，“希望我们这次出版的书，能引起香港乃至内地学者或有志趣于文史掌故的青年一辈注意，大家一起投入更多的精力，搜集、研究高伯雨。”


一生信奉“写的东西要好看”


说起高伯雨，林道群认为这位勤于笔耕六十载的掌故大家不只是“博”，“他写的文章也非常准确，不是道听途说的。”在林道群眼里，高伯雨绝不单单是一个在香港写掌故的作者，他是有自己的谱系和师承的。据林道群介绍，高伯雨是香港著名的元发行后人，可他从小就不喜欢做生意，只喜读书、写文章。高伯雨早年曾赴英国、日本求学，后来他北上上海、北京，认识了很多前清遗老和掌故名家，慢慢地迷上了写历史掌故。“高伯雨起初写文章是跟人家学的，包括郑逸梅、周作人。你看高伯雨的文章，很容易就能知道他的师傅是谁了。”林道群说。


从1950年代开始，高伯雨在香港就不停地办报纸，办杂志，这主要是因为他想帮助自己的老师和朋友们发表文章。在1950、60年代，郑逸梅、周作人等人的生活艰难时，都是把文章发给高伯雨，在高伯雨办的《大华》、《大人》等杂志上发表，以取得稿酬度日的。而香港的文化名人，如林行止、饶宗颐，也对高伯雨很照顾，他们付给高不菲稿费，一是高的文章确实值高价，二是朋友之间也有一种照顾的情分。


高伯雨写随笔，以广泛的兴趣见称，上知天文，下识地理，旁及巫医星相。于学无所不窥；从政治、经济、社会、教育以及各部门的文学，甚至金石书画，他都有浓厚的兴趣。文字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此外，高伯雨的文笔也极好，他一生都把“写的东西要好看”作为自己写作的宗旨，他的文章往往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在一些文章中，他像侦探小说家的笔法，也给一些逝去的历史事件增添了新鲜感与悬念感。


文章作为港大经济研究教材


在坊间有一种误解，就是高伯雨只会写小文。其实，高伯雨不仅写在报纸刊发的小文，他还写在杂志上刊发的长文，比如他的读小说札记，通常一篇都在两万字以上。就算是千字小文，高伯雨往往也能写得纵横捭阖、妙趣横生。在1960、70年代高伯雨创作最高峰时期，他在很多报刊上都有专栏，不少专栏是每天一篇连载的形式，他有时一写就是60多篇，不少篇幅都是首尾相连，所述同一个人物、同一个事件，所以把他的很多短文连接起来读，也是一篇长文。


在林道群眼里，高伯雨最难得的地方还不在于他是南方少有的掌故专家，也不在于身在香港的他并不仅仅写香港的掌故，还写整个中国的近代史，而是他的文章比北方很多掌故家都更准确。“高伯雨除了认真搜罗材料、研读史料外，他比北方很多掌故家还有一个长处，就是他的外语很好。”中国自晚清以降，与欧洲、美国、日本的来往很密切，有很多外国学者都记录了中国当时的情况，学贯中西的高伯雨利用他的语言优势，在很多材料中进行对照、比较和筛选，并加以使用，这也让他的文章有当时中国许多掌故家文章中所没有的东西。


新中国成立后，香港、广州的地方历史、民生情况、经济发展等方面就少有人记录了，而高伯雨文章中有不少对历史中香港、广州的故人、故地的记录，就显得弥足珍贵。林道群认为，“我们现在研究香港、广州的历史，很多东西要靠高伯雨来接上。”比如高伯雨写的《从元发行盛衰看南北行》等文章，里面就有种种对旧时香港商贸、金融活动的记录和比较，是典型的香港经济史，目前，这篇文章已经被香港大学作为经济研究的教材。“高伯雨去世的时候，香港的学术发展还没有成型，因此很少有人意识到高伯雨的重要性。”林道群说，“二十年过去了，希望我们不要再忽视高伯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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