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猫：怀念赵文滔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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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线


昨天正看赵文滔写的《八六杂谈》，112页“强势的“恶毒者”的开篇居然还写到了我，这真的让我感到有些意外。更意外的事，今天在转发来的邮件里，我无意中又看到了赵文滔去世的消息。这让我的心猛然又抽搐了一下，心也凉了一大半。夜里辗转反侧无法入睡，脑海中闪现着一年来发生一幕幕的事情。


我第一次与赵文滔叔叔接触还是看了他写的《伤害》之后，知道他原工作单位二机部“教育司”，而我父亲也曾在二机部“教育司”工作过。我便主动打电话过去，主要是想问一问他是否认识我父亲。我发去了照片和集体照，但他只认识父亲的好友谭兆武。这让我感到有些遗憾但还是很惊喜，因为我也正在找谭兆武，原因是我想了解一些关于父亲生前的情况。谭与父亲1958年一起被流放到北大荒老改，后父亲因饥饿死在了北大荒而谭侥幸活了下来。1978年国家落实政策改正错划的右派后，谭兆武到北京来过我家一次。现在一想起这事，我就感到十分的后悔，今生错过了唯一了解父亲真实死因的机会。那次我是回家取东西，看见谭叔正与母亲交谈。谭叔戴着眼镜一身旧知识分子的气质，看见我有点不好意思说：我是你爸爸的同事。（因母亲是单身）我当时诧异了一下，然后点头匆匆离开了。（父亲去世后，从未有与父亲有关系的人来过家里）知道谭兆武我还是从父亲的日记里知道的，我小的时候，他们夫妇常与我的父母带着孩子一起去动物园玩。自从我与文滔叔通信以后，他通过E—mail向我讲述二部 “教育司”、“劳资司”的一些情况（父亲后调到劳资司），一些领导、同事的名子等。


第二次与文滔叔联系还是因为谭兆武，文滔叔想通过我找人的同时，也帮助他再找几个朋友。因为我后来在父亲的原单位工作，老干部局有许多记录名单。再后来，我向文滔叔说，我准备放弃了不找了，文滔叔问我为什么？我说：我先生通过熟人在“公安网”查找，全国一共找到54名谭兆武，没有一个是31年出生的，学历也对不上。我还说：1992年我参加过“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那时户籍还没电子化，更谈不上互联网。所以，我想1992年以前的变故，根本查不到了。文滔叔还是一再鼓励我不要放弃。现在文滔叔已经走了，我的心就更彻底凉了！


第三次与文滔叔联系是因为聚会，那时与文滔叔书信快一年了。杨聪道叔叔来北京总是要组织几次右友聚会（我算右二代）。我与文滔叔说：昨天聚会我以为您也会去，一直都很想见见您。他说：我知道你们昨天聚会了，我们是前一天聚的，因为我不是北大荒的右派，所以没有参加你们的聚会，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聚吧！


第四次与文滔叔联系，他给我发了他写的“强势的‘恶毒者’”文章写的很长，摘录其中二段放在这里：


……


“1978年，落实“改正”政策时，那时候我在北京轻工进出口公司。政工科长张学录有一次对我说：


“当年二机部送你劳动教养还真费了劲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


“我看了你的档案了。”


“怎么费劲了？”我问他。


“第一次送你的材料，公安局看后不收人，说此人不够条件；第二次又报送，又不收，说理由不符合政策；第三次还报，才把材料收下。”这你档案里都有。


接收单位已经说“不符合政策”了，他们利用“搞运动”的特殊政治环境，明知不符合政策，也楞是要“送”。我们司划右17%的成绩在全部获得头名，由此也可看出他们是如何的“恶”。根本就不按政策和规定办事。他们就是利用运动中“乱”的机会来加害他们不满意的人，用以换取政治经济方面的好处。


来到这里，我才真正感到人事部门的工作对于人来说，非常重要。档案里一句错话往往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来了不久我就和杨贵星在一件事上发生了争执。他说“童子军”是国民党军，青年军的“后备军”，属于政治问题。我给他解释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人创始的。目的是让儿童在非常时期（战时）没有成年人照料时，能自我料理一些简单的生活问题，比如烧开水、煮食物、简单包扎等自我救助。是一种儿童、少年的自救活动。不是政治组织。他顽固地坚持是“国民党的政治组织”，他这样一来就会把许多人儿童时代的非政治历史问题，作为政治历史问题。我极力给他解释，他还认为我“政治立场有问题”。我说他什么也不懂，招致其记恨在心。……


我后来在外贸公司的同事，和我相处不错的GJH，就因为她在上海读小学时，上的是一个教会学校，参加过童子军活动。当时年龄小，没有社会常识，说不清楚，也碰上一个杨贵星式的人事干部，童子军居然成了“政治历史问题”。为此还调整了她的工作。改革开放以后，人事工作才对一些问题有了正确认识。后来她丈夫被任命为驻中东某国商务参赞，她作为“夫人”也随同前往，驻了两年。如果揪住不是问题的“童子军”不放，对工作和个人岂不是没有意义的自扰？


1956年，司长李承文调纺织机械研究院院长。谈到这里，我想起当时的司长李承文。五六年他就看透了这批人。他几次给我谈起这是一批人的问题。作为司长，手下搞了这麽一些人，特别是新调来一个什么也不行的副司长王万春，他无法工作。他无法调走一些人，最后他采取的办法是他自己“走人”，坚决调走，调到纺织部。临走时对我说：“我不能把那么多人调走，那我走。唉，中央有文件，（一般干部只能在本系统调动，不能调到系统外。司长调动属中组部，不受此限）你只好等机会。” 后来没料到，我等来的是“反右”，而且被划了“右派分子”。这都是后话了。……他的这些暗害人的勾当针对的是我，但又不直接针对我，都是害了我以外的亲属和朋友。这些人不但和他没有关系，而且他连见都没有见过。我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他要这样作？……”


我一直没有与赵文滔叔叔见过面，真没想到他走的这么快，这条线就这么断了，我也没送他最后一程。（我知道的太晚了）想想今后我们无法再通信了，心里感到十分的难受也很遗憾！他是2014年5月份走的，现在已是7月份了。想想2014年的7月，除了天上的飞机一架一架往地下掉以外，我还去了三次“八宝山”送人。这几年通过聚会、看书、互联网，我与许多老前辈有了联系，我的邮箱每天都会收到前辈们发来的文件，他们的年龄都在80多岁以上。想想今后我很难有机会与他们见面了，在这里我只能用文字的方式表达感谢！感谢他们留给我这么多值得留念的情与事！


最后祝赵文滔叔叔一路走好！我会永远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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